立法的經驗

① 簡述我國的立法原則

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鼓勵做什麼、允許做什麼、應當做什麼、禁止做什麼，保護什麼、懲罰什麼，令行禁止，全社會都要一體遵照執行。

要把立法的杠杠劃得准，既很重要，又不容易，是很嚴肅的事情。嚴肅立法是嚴肅執法的前提。

搞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關鍵在於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

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

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

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

(1)立法的經驗擴展閱讀：

我國的立法體制

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又很不平衡。與這一國情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了使我們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的需要，在實踐中能行得通；

憲法和立法法根據憲法確定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確立了我國的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1、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2、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3、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

4、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還可以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5、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還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6、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這種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又是怎樣體現和保證法制統一的呢？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明確不同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不得同法律相抵觸。

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規相抵觸。另一方面，實行立法監督制度。

行政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地方性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規章要向國務院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規章。

② 1、我國旅遊立法進程經歷了哪些階段

我國的旅遊立法應該是在1949年之後，在改革開放之後形成高峰期。

③ 如何讓立法真正體現民意

所謂「開門立法」，即在立法過程中堅持走群眾路線，讓群眾積極參與，實現立法版民主化。具體而言，就是采權用公開徵求立法建議、立法聽證等方式，使民主立法延伸到最起始階段，讓民眾的意志從立法的最初就得到體現，從而提高立法的透明度，拓寬人民群眾參與立法的渠道，使立法更好地集中民智、體現民意、符合民心。

④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經歷了從什麼到什麼都轉變

【新區別於從前的條例】從1995年施行的《食品衛生法》到今年頒布的《食品安全法》，由「衛生」到「安全」，兩個字的改變，折射的是我國食品安全從立法觀念到監管模式的全方位巨大轉變。這部與每一個人生命健康息息相關的民生法律有哪些亮點，有關專家對這部法律進行了解讀。 消費者可索10倍賠償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10倍的賠償金。 專家解讀：各類食品問題層出不窮，關鍵就是食品企業的違法成本很低。新《食品安全法》將賠償標准大大提高，這種既有人身損害賠償，又有懲罰性賠償，加大了經營者的違法成本，對其起到震懾作用。 明星代言要擔責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在虛假廣告中向消費者推薦食品，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與食品生產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 專家解讀：當前食品安全問題的始作俑者是食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但明星的虛假代言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明星對虛假廣告給消費者造成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於理公平，也有必要，對目前愈演愈烈的虛假廣告起到遏製作用。 統一食品安全國家標准 《食品安全法》第三章共九條明確了統一制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原則。要求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對現行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准、食品衛生標准、食品質量標准等予以整合，統一公布為食品安全國家標准。 專家解讀：目前我國食品標准散、亂、差，衛生標准、質量標准、國家標准等重復交叉、層次不清，部分標准老化，缺乏前瞻性。《食品安全法》從四個角度嚴格食品安全標准，即統一發布，動態調整，以人為本，鼓勵企業制定嚴於、高於國家、地方標準的企業標准。 「問題食品」要召回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國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產者發現其生產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准，應當立即停止生產，召回已經上市銷售的食品，通知相關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並記錄召回和通知情況。 專家解讀：實行食品召回制度，不僅要靠企業自覺，還要強調政府的責任，在企業不主動召回的情況下，政府要責令企業召回不合格食品。縣級以上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葯品監督管理部門可以責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經營。 食品免檢成歷史名詞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條規定，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對食品不得實施免檢。縣級以上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葯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對食品進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樣檢驗。進行抽樣檢驗，應當購買抽取的樣品，不收取檢驗費和其他任何費用。 專家解讀：現在出現安全問題的食品不少都是免檢產品，「三鹿奶粉事件」表明免檢並不等於安全。為此，新法明確規定食品不得實施免檢，將此前國務院廢除免檢的措施法制化。 目錄以外的任何添加劑都不能用 《食品安全法》從第四十三到第四十八條規范了食品添加劑的生產和應用，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許使用的范圍；不得在食品生產中使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和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專家解讀：食品添加劑就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改善食品品質、延長食品保存期、便於食品加工和增加食品營養成分，同時也可能帶來危害。新法規定添加了食品添加劑目錄以外的物質，哪怕是對人體無害，也是違法行為，這為「蒙牛」特侖蘇事件作了註解。 安全評價由「事後」提至「事前」 《食品安全法》第二章共七條規定了國家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制度，要求對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進行監測；對食品、食品添加劑中生物性、物理性和化學性危害進行風險評估。 專家解讀：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與評估制度是確保我國食品安全的基礎性工程，意味著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重點由外在表面現象為主，深入到食品內在的安全因素，由被動的、亡羊補牢、事後處理的舊思路轉變為主動的、源頭治理、預防為主的新思路。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⑤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經歷了從什麼到什麼都轉變

《食品安全法》草案幾易其稿，最大范圍吸納了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以高度負責的態度調整過法律名稱、范圍和立法節奏。內容方面的食品安全風險檢測評估制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食品添加劑許可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設滿足甚至超出了民眾的期待；而立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的三種改變，更為這部與所有人都息息相關的重要法律打上了審慎、民主、務實、負責的注腳。
五年磨一劍 法律名稱更改始末
如果從頭追溯的話，《食品安全法》的制定發軔於2004年7月召開的國務院第59次常務會議，那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的決定》，並做出了修訂《食品衛生法》的決定。國務院法制辦隨後著手修訂工作，那之後的三年多時間里，立法的最基礎工作鋪展開來，立法機關不斷聽取各方意見、多方調研、充實完善相關內容。
實施於1995年的《食品衛生法》，雖堪稱成果卓著，但由於食品安全日益成為全球性問題，中國也逐漸暴露出食品標准不統一、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不夠、食品檢驗機構不規范等制度上的瑕疵。而隨著修訂起草工作的展開，風險評估、食品標准統一制定、食品的標簽管理等制度都將引入，這大大超越了「食品衛生」所代表的食品清潔范疇。
因此，到底是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法》還是修訂已有的《食品衛生法》？這一爭論三年未休。
而從國際立法趨勢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英國、俄羅斯、日本等國相繼制定出台的食品質量領域基本法也都是以《食品安全法》命名的。
最終，「站在成果的基礎上重建」取代了僅僅是對漏洞和不足的「修修補補」。法律名稱和法律規范范圍果斷改變的背後，是國家食品監管理念的提升。
在最終的表決稿里，曾經游離於監管范疇之外的保健產品經過反復衡量終於被納入了法律規范的范疇，而「損一賠十」的原則、名人做食品廣告要承擔連帶責任等內容也一一入法。
以民意為本，法律內容多處修改。

⑥ 行政強製法為什麼經歷了那麼長的立法過程

需要廣泛徵求民意，需要充分考慮我國國情。我國人口多，地域廣，當然要深思熟慮，所以經歷一定時間是必須的。

⑦ 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機制變化歷程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權組織形式，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由人民革命直接創造產生，反映了我國國家的性質，代表了我國國家生活的全面，決定國家的其他制度，是我國國家力量的源泉。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至今已經五十年。人大制度萌芽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經過艱苦奮斗，長期探索，終於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極大地推進和保障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一、從一切權力歸農會到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我國人民的偉大創造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據我國人民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的長期經驗和建國後五年的經驗，並參照前蘇聯和一些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建立的。在我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產生了農民協會、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大大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發展。毛澤東當時指出：「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惟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如海員罷工……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的地位的重要」。這時產生的組織形式可說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萌芽。
在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曾指出，根據地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應當使代表會或代表大會發揮作用。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4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修正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其下設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這可說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在革命斗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形勢的變化，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各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政權，它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又有區別。它的組織形式是各級參議會，根據《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的規定，「邊區各級參議會，為邊區各級之人民代表機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發表了演說，指出「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一政權組織形式促進了根據地的建設和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解放區出現了人民代表會議，毛澤東指出這「是一項極可寶貴的經驗……這樣的人民代表會議一經建立，就應當成為當地的人民的權力機關」。這種政權組織形式在進行土地改革和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仂商會議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從1949年到1954年我國經過各項社會改革、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抗美援朝的勝利，各地先後進行了選舉，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全國人大會議的條件已成熟。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正式確定在全國實行，成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可見，它是在我國長期革命和建設中產生的，是來之不易的，是我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二。1982年憲法加強和完善國家權力機關及其他國家機關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的新階段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建立以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不久由於「左」的錯誤思想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基本停開。粉碎「四人幫」以後，各級人大陸續召開，特別是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頒布了現行憲法，1982年憲法總結了1954年以來的經驗教訓，系統全面地加強和完善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建設，使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一制度的加強和完善主要表現在：（一）適當擴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大舉措和有效辦法。我國地廣人多，全國人大代表人數不宜太少，但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開展工作。所以1982年憲法將原來屬於全國人大的一部分職權，交由它的常委會行使，這樣就有力地加強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也加強了全國人大。如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預算在執行過程中必須作的部分調整方案，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二）加強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組織，使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經常性工作，能得到更好處理。如增設了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領導下，研究、審議和擬定有關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組成委員長會議，這就能及時地處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要日常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還設有工作機構，各司其職。
（三）恢復建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設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國家領導人員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取消了領導職務終身制。規定了共產黨須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規定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等內容。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加完善。
（四）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加強了地方政權的建設，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省、直轄市的人大和它的常委會有權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實行首長負責制，設立鄉政權。
三。憲法增寫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等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注入新的活力1982年憲法頒布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日益發展，幾次黨的代表大會提出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和重大的方針政策，1982年憲法也經歷了幾次部分修改，增寫了許多新的內容，使現行憲法更加完善，也為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活動注人了新的活力，促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蓬勃發展。
（一）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寫入憲法，就規定了它在國家中的法律地位，說明它是國家的指導思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大機關都要以這一理論為指針，這就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活動方向更加明確，更加符合改革開放的精神。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監督、決定重大問題和任命等各項工作也更加符合這一指針。所以鄧小平理論寫入憲法，對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增寫實行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同志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就從根本上解除了人們長期將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特徵和優點的問題的思想束縛，使思想上獲得一次大解放。1993年修改憲法時，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1999年修改憲法時又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序言。使憲法更為完善，憲法在這里為人民代表大會的活動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任務，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要鼓勵、支持和引導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等。為了實現這些任務，人民代表大會必須加強經濟立法，特別是有關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為不斷解放生產力和擴大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證。
（三）增寫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容。總結建國後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國現行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法制原則，規定憲法「是我國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由於憲法的規定，我國的法治得到加強，無法可依的情況基本改變。由於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1999年修改憲法，在第五條增加了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使我國的法治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這就要求人民代表大會進一步加強立法工作、監督工作，各級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要依法審判，保持司法公正。憲法頒布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大量法律，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大批地方性法規，還加強了執法檢查和幹部述職、評議工作。現在我國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各級人大的工作十分活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到蓬勃發展。
四、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提出重要的指針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起來。」這是我國近年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經驗，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和根本體現，它正是以上述經驗和要求作為自己工作的重要指針，因而得到蓬勃的發展。
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也是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保證。要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也只有接受黨的政治思想和方針政策的領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依照法定程序將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任免國家機關負責人員，在工作中緊密依靠黨的領導，才能使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沿著黨指引的方向不斷前進，才能使它的工作符合實際，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的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民代表大會的任務首先是制定法律、法規，將黨和人民的意志變成國家的意志，監督各級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貫徹、執行，使全國人民都能遵守它。其次，人民代表大會要嚴格依法對各項重要問題和事項作出決定和決議，才能保證這些決定和決議的正確性和可行性。所以這些年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又是和堅持依法治國分不開的。

⑧ 破產的立法過程

從1994年開始，企業破產法就列入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之中。這部法律起草經歷了三屆中國人大任期，費時十二年之久，期間幾次擱淺。1994年3月， 根據八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要求，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開始組織有關部門和研究單位成立起草組，開始研究起草破產法草案。為了廣泛聽取意見，起草組組織若干調研組到各地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同時委託遼寧、四川兩省人大財經委分別起草出一份草稿。並就《企業破產法(試行)》和《民事訴訟法》第十九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及國務院有關規定的實施經驗進行了總結。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起草組經過深入研究論證，廣泛徵求意見，擬訂出破產法草案初稿，經向有關部門、地方和國內外專家多次徵求意見，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草案)》，經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後，於1995年提交中國人大常委會。但是，由於對本法的出台時機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見，以及社會保險制度及其立法一時難以配套等原因，草案當時未能進入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程序。
九屆中國人大期間，起草組繼續進行這一工作，一方面對當時企業改革與破產現狀進行總結研究，同時著手繼續修改破產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組召開會議，就草案的修改問題進行了研究。大家認為，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將草案提交常委會審議的時機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內容經過反復修改，廣泛徵求意見，已基本可行，起草組應當抓緊工作，爭取早日提交常委會審議，會議還就草案修改的原則提出了具體意見，原擬於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報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後因個別地方出現了企業不穩定現象並引起人們對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分歧意見，這一工作又暫告一段落。
十屆中國人大成立後，企業破產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規劃，確定繼續由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負責組織起草。財經委員會於2003年8月調整起草機構，再次啟動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組根據中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的指示和立法指導思想，總結以往工作，結合中國國情和實踐經驗，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多次召開立法座談論證會，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不斷修改完善草案，並於2003年11月將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關部門徵求意見。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採取登門拜訪的形式，與有關方面多次進行協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見。2004年5月，起草組再次召開大規模座談會，徵求人民法院、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企業、職工和破產清算從業人員的意見，就一些重要問題進一步達成共識。5月28日，草案經中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正式徵求國務院意見。隨後，起草組逐條研究國務院等各方面反饋的意見，再次對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經中國人大財經委全體會議審議通過後，於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進行初審。
此後，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2004年10月對草案進行了第二次審議。本來是再經過一次修改審議以後，就可以通過了，但恰恰在這一關鍵時刻，在破產清算、債務清償順序問題上出現了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到底勞動債權優先，還是擔保債權優先？這一爭就是兩年。
兩個優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時到底把哪個放在優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難題，處在兩難之間，難以取捨。在中國人大和國務院領導的關注下，中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以及許多專家學者進行廣泛調研，做了大量工作，終於找到了結合點與突破點，提出了這一「新老劃斷」的方案。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決了歷史遺留難題，也和立法的指導思想統一起來，掃除了障礙，同時也凸顯出這部法律的中國特色。這一處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廣泛認同，在這次常委會審議修改之後，以157票贊成，2票反對，2票棄權獲得通過。
起草過程中爭議較大的問題
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在適用范圍、破產原因、重整制度、破產企業職工權益保護、金融機構的破產等問題上都曾有過爭論： 早先的草案對於企業破產原因規定為：「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清理債務」。這樣規定，簡單明了、易於操作。在徵求意見和審議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種擔心，即僅以這樣一個原因即允許債權人或債務人申請破產，會不會引發大量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破產呢？會不會給一些惡意申請者以借口？也有意見認為，如今有一些國有企業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問題，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種原因作為破產原因也不利於這類國企的脫困。根據這一情況，立法機關將破產原因修改為，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
第三個問題，關於金融機構的破產。依據本法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破產從大的方面應適用本法。但由於這類企業比較特殊，對於這類企業的破產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過程中，曾有人建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破產不適用本法。但後來考慮到如不適用本法，就這類企業的破產專門制定破產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經濟性原則，而且本法規定的相關程序對這些企業也是適用的。故在最後通過的法律中，對金融機構的破產做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同時規定由國務院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製定實施辦法，即對這類企業破產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國務院依據企業破產法和商業銀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規制定的實施辦法來辦理。

⑨ 婚姻法的立法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先後頒布了兩部婚姻法，即通常所說的1950年婚姻法和專1980年婚屬姻法。雖然它們都以「婚姻法」命名，卻是我國調整一定范圍內親屬關系（主要是婚姻家庭關系）的基本准則。新中國成立後，宣布廢除舊法統。在親屬立法方面，基於革命根據地時期形成的立法傳統，和受前蘇聯立法體例的影響，將調整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領域內平等主體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親屬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作為了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在立法指導思想和理論上，均認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家庭已喪失其經濟職能，與社會經濟生活無關，婚姻家庭關系不是商品關系，不能劃歸民法的調整范疇，從而將作為民法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的親屬法人為地從民法范疇中割裂開來， 並改稱婚姻法。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是在這種理論和立法思想指導下，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基本法形式存在的。中國婚姻家庭立法由此也就經歷了一個特殊的發展軌跡。

⑩ 西漢立法思想經歷了哪些發展變化

經過西漢初期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是，漢初分封的諸王他們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各地民眾的反抗也此起彼伏。繼續推行以前的「無為而治」、「約法省刑」已經難以奏效，統治者不得不轉變立法思想。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確立儒學的獨尊地位，以「德主刑輔」作為官方正統法制思想。其主要內容包括：治理國家要把德和刑結合起來，但以德為主，以刑為 輔；德刑在施用順序上，要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施刑罰。德主刑輔的儒家法律思想成為漢武帝以後漢王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西漢時期實現了從「以法為本，專任刑罰」的法家思想到「外道內法」的黃老思想，再從黃老思想到「德主刑輔，禮法並用」儒家正統思想的歷史轉變。
（1）西漢初期，統治者總結秦朝覆亡的教訓，改變了秦朝專任法治、嚴刑峻罰的立法思想，確立了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的立法指導思想。
黃 老思想以「無為而治」為核心，具體表現為「約法省刑」、「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立法方針。漢高祖首先廢除秦朝繁苛的法律，制定《九章律》，奠定西漢法制的 基礎；實行十五稅一，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文帝、景帝繼續減輕賦稅，並推行刑制改革，廢除某些肉刑。黃老思想與西漢初期的社會需要相符合，促進了社會生產 的恢復和發展。
（2）自漢武帝開始，確立了以儒家為主導的封建正統立法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禮法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