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立法性

『壹』 孝順父母非要立法嗎

他希望四川省能為孝立法，讓子女盡社會主義親情孝敬、奉養義務，要求國家、社會繼續弘揚愛老敬老的傳統美德，維護父母不受子女不敬、暴力行為的侵犯。根據這部《孝法》建議稿，對於謾罵、凍餓、凌辱、毆打、遺棄父母的，將終身不得錄用和晉升。已改正並表現優秀的，需父母推薦，方可予以考慮錄用、晉升，但不得優先錄用、晉升。 ［爭論］ ■中國青年報 「孝法」繞不過三陷阱 在日漸進入老齡化社會而經濟卻尚欠發達的我國現階段，討論這個問題——或乾脆說，延續或重振孝道——是極其急迫而現實的。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需要立法呢？筆者認為不妥。該設想即便有一定的道理，只怕也繞不過下面三個可能的誤區——甚至是陷阱。 首先，設立《孝法》可能導致法律的低質化。不難看出，當今「孝」的內容更多隻是屬於禮儀方面的內容。即便一些好的風俗習慣正在逝去，而正如孟德斯鳩所言：要改變風俗和習慣，不應當用法律去改變。而且，假如真的設立了「孝法」，由於孝與不孝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有言道「百行孝為先，論心不論事，論事自古無孝子」，「孝法」肯定會經常面臨難以判斷、無法表態的窘境。如此，或將使法律失卻其精準性，最終走向低質化。 其次會導致公民權利受損，甚至導致社會文明的退步。舊禮教之中將孝道與法律融為一體，因其操作性上的天然難度，實際上經常會混淆私權和公權的界限，不符合現代法治文明的精神。 再次，設立「孝法」，有可能掩蓋住真實的社會問題。總體上分析當前的「孝道」衰落問題，除了禮教影響日漸式微以外，毋庸諱言，也與經濟發展的模式、水平和分配製度等有一定關系———為「孝」立法，有可能掩蓋這些迴避不了的矛盾。 ■燕趙都市報不失為有益的探索 我國目前的法律中對「不孝」有一些規定，但往往只有性質特別惡劣的才構成犯罪，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實際上很難得到現有法律的有效保障，需要專門的法律進行強制保護。公務員的言行對公眾具有很強的影響作用，公務員錄用、晉升以「孝」為先，對保證公務員以及帶動社會恪守孝道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有鑒於當前子女不孝行為的增多，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老年人的合法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國家尚無統一的法律強制解決的情況下，建議為孝進行地方立法，並將重點放在公務員這樣特殊的職業，對弘揚愛老敬老的傳統美德，不但必要，而且可行，不失為一種非常有益的探索。 ■北京青年報 法律萬能的誤區 主張為孝道立法者過高地估計了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法律完全應該在孝道問題上管得更多、更嚴，或者退而求其次，哪怕只是把這些散見於多項法律的規定集中起來，他們也希望能「組成」一部新的法律，以顯示國家和社會對孝道的高度重視。 一遇到問題就條件反射似的想到要立法，要通過法律手段加以防範和懲罰，這是典型的法律萬能主義的邏輯。法治是一種進步的制度文明，但同時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本該由道德規范解決的問題，不宜動不動就用法律手段取而代之，那樣做往往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 ■解放日報 拿陳腐當新鮮 在筆者看來，這個為孝立法的「立法草案」，看似憂國憂民，實則會誤導民眾，看似新鮮，實則陳腐。因為以孝作為選拔官員的標准在我國古代就已經實行，如漢代的「舉孝廉」制度。但孝廉制並不能改變漢朝腐敗盛行的狀況。如今，又有人提議以孝為先來錄用公務員，顯然是不了解歷史，拿「新瓶」裝「舊葯」。 一個小家中的大孝子，未必會是一個大家中的好公僕，為斂聚在小家中「盡孝」的本錢而不惜損公肥私的，古今均大有人在。比如，狂貪國庫白銀九億兩的清朝大貪官和 在當時就是一個有名的「大孝子」。當今，大貪官胡長清在家裡也是一個大孝子；還有安徽省阜陽市原市長肖作新「口碑」也極好，是一個出名的「大孝子」。

『貳』 法院可以根據非立法性規范性文件判案嗎

可以根據規范性文件判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已於2009年7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70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9年11月4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為進一步規范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工作，提高裁判質量，確保司法統一，維護法律權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等法律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應當依法引用相關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作為裁判依據。引用時應當准確完整寫明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稱、條款序號，需要引用具體條文的，應當整條引用。
第二條 並列引用多個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順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或者單行條例、司法解釋。同時引用兩部以上法律的，應當先引用基本法律，後引用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實體法，後引用程序法。
第三條 刑事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判文書引用規范性法律文件，同時適用本規定第四條規定。
第四條 民事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對於應當適用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條 行政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行政法規或者司法解釋。對於應當適用的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公布的行政法規解釋或者行政規章，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條 對於本規定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規定之外的規范性文件，根據審理案件的需要，經審查認定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為裁判說理的依據。
第七條 人民法院製作裁判文書確需引用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之間存在沖突，根據立法法等有關法律規定無法選擇適用的，應當依法提請有決定權的機關做出裁決，不得自行在裁判文書中認定相關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
第八條 本院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准。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九條 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
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
第八十條 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
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於本行政區域內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第八十一條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依法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定。
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法規的規定。
第八十二條 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許可權范圍內施行。
第八十三條 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

『叄』 規范性文件和規范性法律文件這兩個概念等不等同

規范性法律文件與非規范性法律文件相對，是訴訟法上的分類。如題，規范性文件專包括法律文件屬，規范性文件可以是通知/通報/批示/請示/計劃/調查表/簡訊等文書，規范性法律文件指判決書/裁決書/批准逮捕決定書等具有法律意義的文書。一樓回答有誤。。。

『肆』 非規范性法律文件是成文法嗎如果是，為何成文法的定義是「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依法定職權和程序制定的...

是成文法.成文法是經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制定 或認可 ，並以法律條文作為表現形式的法律的總稱。所以並不一定是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制定的.

『伍』 最早立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家是

當代，最早立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家是日本，被稱為「無形文化財」。
原因如下：

「國破家亡」與文化自覺

全世界最早立法保護「無形文化財」的日本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尊崇，給世人留有深刻印象，以致許多人誤認為日本「一貫如此」。其實日本和中國一樣，在近代與西方強勢文化的碰撞中淪為弱勢。學習西方，是當時中、日及許多亞洲國家的共識。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提出「脫亞入歐」、全面西化的國策，整個日本社會積極學習西方，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文部省學習西方教育制度建立學堂、頒布學制。明治六年，大相撲被以「裸體的野蠻游戲」為由遭到禁止。在建築領域，西式建築開始大量出現並引領建築潮流，開始改變日本的風貌。在演藝方面，不但大量移植西方歌劇和話劇（新劇），甚至連日本的國寶「歌舞伎」都曾經被按照西洋歌劇的形式來改造。當時日本的「演劇改良運動」，主張擯棄東方戲劇的抽象主義精髓，採用西方戲劇寫實主義理念，採用「具象」的舞檯布景和舞美設計，甚至主張拋棄「歌舞伎」傳統的音樂手段、歌唱方法和表演程式，採用西洋歌劇的音樂創作手法和「美聲唱法」。應該說，日本當時的「西化」程度遠比中國為甚，今天的日本成為在世界范圍內最早提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並最早把保護本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國家行為的國家，實際上有一個巨大的轉變。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日本經歷了一個從全面西化到重新肯定、高度重視日本傳統文化的社會心理變化，應該說，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經歷過核戰爭的國家在淪為戰敗國、被美軍佔領之後，整個民族文化面臨全面消失的危險之後的痛苦反思。日本民族終於認識到：作為一個亞洲國家、一個「現代化」較晚的國家，無論你「脫亞入歐」的決心有多大，西方國家仍然視你為「東方」；更重要的是，「國破家亡」的日本終於認識到：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政治、軍事、經濟的自主權，可以在「國家大事」上仰人鼻息，但是，只要日本的傳統文化還在，只要和服、茶道、柔道、壽司、榻榻米、歌舞伎、三味線……傳統風俗、禮儀、節日還在，日本就仍然是一個完整的、受人尊重的國家。文化獨立的意義，不是象徵性的，而是實質性的，是最本質的獨立。

『陸』 南非的立法首都

南非有三個首都

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

比勒陀利亞（PROTERIA）是南非行政首都，位於東北部高原的馬加萊斯堡山谷地，跨林波波河支流阿皮斯河兩岸。海拔1300米以上。年平均氣溫為17℃。建於1855年，以布爾人領袖比勒陀利烏斯名字命名，其子馬爾錫勞斯是比勒陀利亞城的創建者，市內立有他們父子的塑像。1860年，它是布爾人建立的德蘭士瓦共和國的首都。1900年，被英國佔領。1910年起，成為白人種族主義者統治的南非聯邦（1961年改為南非共和國）的行政首府。風光秀美，有」花園城」之稱，街道兩旁種植紫葳，又稱」紫葳城」。
市中心的教堂廣場上聳立著保羅•克魯格的雕像，他是德蘭士瓦（南非）共和國的首任總統，其舊居已改為國家紀念館。廣場一側的議會大廈，原為德蘭士瓦州議會，現為省政府所在地。著名的教堂大街全長18．64公里，為世界最長的街道之一，兩側摩天高樓林立。聯邦大廈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位於俯瞰全城的小山上。座落在保羅•克魯格大街上的德蘭士瓦博物館內收藏著自石器時代以來的各種地質、考古文物和標本，此外還有國立歷史文化博物館、露天博物館等。
市內公園眾多，面積共達1700公頃以上，其中以國家動物園和文寧公園最為有名。建於1949年，造價34萬英鎊的先驅者紀念碑聳立在南郊的小山上，這是為紀念南非歷史上著名的「牛車大行進」的民族大遷徙而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布爾人在英國殖民者排擠下，成群結隊，從南非南部的開普省一帶，向北轉移，來到這里，遷徒歷時3年之久。市郊的噴泉山谷、旺德布姆自然保護區和野生動物保護區也都是旅遊勝地。
比勒陀利亞為礦業城市，近郊為金剛石、白金、黃金、錫、鐵、鉻、煤等礦的開采中心。

南非立法首都開普敦

開普敦（Cape Town）是南非 立法首都，重要港口，好望角省首府。位於好望角北端的狹長地帶，瀕大西洋特布爾灣。始建於1652年，原為東印度公司供應站駐地，是西歐殖民者最早在南部非洲建立的據點，故有「南非諸城之母」之稱，長期是荷蘭、英國殖民者向非洲內陸擴張的基地。現為立法機關所在地。
城市背山面海迤邐展開，西郊瀕大西洋，南郊插入印度洋，居兩洋之會。市內多殖民時代的古老建築，位於大廣場附近，建於1666年的開普敦城堡是市內最古老的建築。當年其建築材料多來自荷蘭，後用作總督官邸和政府辦公處。

南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

南非的司法首都布隆方丹（Bloemfontein）是南非的司法首都，位於中部高原，為全國的地理中心，四周有小丘環繞，夏熱，冬寒有霜。它最初為一堡壘，1846年正式建城。現為重要交通樞紐。布隆方丹一詞，原意為「花之根源」。市內丘陵起伏，風景秀麗。

它是南非最高司法機關所在地，主要建築物有：市政廳、上訴法院、國家紀念館、體育場和大教堂等。國家博物館內有著名的恐龍化石。建於1848年的古堡是市內最古建築。1849年所建的舊省議會，只有一個房間，現在是全國性的紀念建築物。國家紀念碑是為紀念在第二次南非戰爭中死去的婦女和兒童而建，碑下為南非歷史著名人物埋葬地。市內有奧蘭治自由邦大學，建於1855年。

『柒』 如何評價中國政治中的非正式會議傳統

在西方的政治傳統中，立法始終是政治劇場中最尖刻、最有份量和挑戰性的角色。而此種意義上的立法對中國社會幾乎完全是異質的東西，近代以來、特別是清末新政以來的立法實踐尤添了諸多混亂。所有企圖模仿西方或另起爐灶的立法努力都無一例外地打上了當時統治者的各種烙印，並屈從於統治勢力的權威之下。1949年之後西方的現代法治理念和制度在大陸遭到拒斥[1]，同時依靠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和意識形態重建了一個「社會主義立法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慣用的表達是「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這種把黨說成法律乃至法制體系締造者的話語表明，在中共統治下立法不得不依賴執政黨的扶持、必然主動或被動地服從黨的權威。但在現實中，執政黨對立法的影響並不完全是由法律規定的，而是更大程度上依照長期形成的慣例以及黨的內部規則發生作用。換言之，黨對立法的影響一直處於正式的法律典章之外，因此當代中國的立法機制就具有一種特性——「非正式性」。從實證的角度考察黨與立法機構之間這種「非正式性」關系，有很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剖析中國立法過程的非正式性

伍德羅.威爾遜很早就考察過政府體制和立法過程在實際運作中形成的規則。他不是局限在憲法和《聯邦黨人文集》對美國政治原則的描述，而是具體關注美國的政體如何在實踐中背離了憲法所確立的精緻的平衡結構而演變為一個國會至上、乃至「國會常設委員會主席的政府」[2]。威爾遜指出，在檢視任何政府制度時應著力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政權的人和基本的權力結構，若僅僅依據權威性的憲法指南來解說政府制度是無法令人滿意的[3]。他開創了以實證方法研究現實政治中政府活動的過程與功能（或決策過程）的先河，這是對傳統政治學強調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府結構的一種挑戰。[4]正是在對行政行為和決策過程的研究中產生了「正式」范疇與「非正式」范疇的區分。前者意指政治組織的法定製度或法定結構，而後者則表示政治組織在實際運作和決策過程中的真實行為者及其所遵循的「游戲規則」。[5]對「正式性」的研究主要採取規范分析，而對「非正式性」的考察則偏重經或實證研究。

在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中「非正式因素」始終佔有一席之地。[6]盡管對其涵義有不同的理解[7]，但一般都承認「非正式性」的確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色。中國的政治體系距離制度化還很遠，其統治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約束，而且由於多數決策是秘密進行的，很難實施公眾監督。[8]即使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某些正式化（formalization）、制度化的做法，但也僅觸及到中下層官僚體制，而上層決策、尤其是最高層的決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9]

立法不僅是政治過程的關鍵環節，並且是上層乃至最高層的決策，立法的非正式性對真實政治的折射是頗具典型性的。然而，迄今為止有關中國立法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憲法》、《立法法》等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國務院等機構，囿於各級《組織法》和各種《議事規則》等成文法確立的正式規則，而忽視了法外的非正式規則對立法過程及法律內容的影響。這種法律——制度層面的規範式研究過於偏重對憲法文本和制度規定的考察，多半是從指導原則和法律文獻的規定性角度解釋和說明中國的立法過程「應當是怎樣的」。這就留下了一大塊空白：立法過程的非正式性實際上究竟有那些表現及特點，它倒底是如何影響立法結果的？通過搜集分析現實政治的經驗材料，可以總結、歸納出中國立法活動的權力結構及其配置，從而解答下列問題：誰是立法的真正參與者？誰在事實上掌握了最終的立法決策權？立法權是如何在這些參與者或行為主體之間分配的？他們又是如何分工和協調的？

在中國的立法過程中，事實上存在著背離憲法性規定的法定權力的移轉，這不僅發生在專門的立法主體內部（如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向其常委會或常設的專門委員會轉移，或國務院的立法權向下屬部委或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轉移），更可能發生在立法主體與其他政治、社會勢力之間，特別是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與行政機關、執政黨之間立法權的實際分布。因此本文所討論的立法過程是廣義的，不僅包括立法機構（議會或人大）內的作業和程序，而且涵蓋立法機構決策過程中內外諸勢力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的相互作用。

立法過程中的非正式性表現為兩種方式：一種立法機構立法活動過程中「內部」的非正式性，如議會對法案的非正式討論或重要的委員會主席對立法決策的影響，這可能影響到立法決策權在立法機關內各不同機構之間的分布，如所謂的「委員會辦公室支配立法會議廳」[10]；另一種與之相對應的是「外部」的非正式性，即在立法過程中立法機關與政黨、行政機關、利益集團之間發生的非法定聯系和非正式規則。威爾遜對美國政體的考察表明，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會對政治權力的實際分配產生巨大的、甚至遠遠背離憲法「書面原理」的影響。

在中國這個以成文法為主而立法過程又充斥「黨政法一體化」[11]等非正式因素的國家，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過去50年裡立法體系經歷了2次摧毀和重建：中共革命成功後宣布廢除舊法制，而後立法通過了《共同綱領》；但不久又通過一次次違反憲法、踐踏公民權的政治運動再次摧毀了法制，直到1978年《憲法》通過後才第2次重建立法體系。在中國的立法過程中真正的權力中心是執政黨，而不是《憲法》或《立法法》所確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如要考察立法過程中的外部非正式性，其要點就是分析中共、國務院與人大三者之間在立法過程中形成的非正式關系。這種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中共對立法的超憲法的領導地位；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對實際立法權在執政黨、人大和國務院之間的分布產生影響[12]。

執政黨的直接介入使中國的立法過程大大復雜化，憲法所規定的以全國人大為最高權威的立法體制被以黨中央為核心的立法格局所取代，並且由於執政黨一貫偏重行政機關，連依據憲法應受全國人大監督的國務院在立法中的地位也超過人大。這種立法權向執政黨的實際轉移是「超憲法」或「非憲法」的。憲法中提到要堅持中共的領導，但這種「領導」在法律層面卻很難立足，它的貫徹與實施只能依靠宣傳、動員和組織等非法律的政治手段。自80年代初彭真主持人大工作以來歷屆人大領導人都強調中共對立法的領導，其實質是什麼，通過何種途徑實現，與立法權的分布及現存立法格局有何關系，本文第二部份討論這些問題。

本文的第三部份主要分析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對立法過程的影響。在領導人個人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中，權力主要依附於人際關系，而不是取決於握有權力者在政治結構中的法定地位。[13]結果真實權力可能與法定權力脫節：有正式職務的人不一定具有充份行使其法定權力的地位；沒有正式職務的人未必沒有實際權力（如退休後的鄧小平名義上只是「全國橋牌協會」的名譽主席，實際上仍處於重大決策的中心）。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不斷增長，黨組織逐步放鬆了對具體立法事項的控制，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與領導人的個人因素而不是體制化因素。此外，最高領導人或黨內元老個人的「立法觀」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立法決策乃至某一項具體法案的內容。

本文的第四部份將分析中國立法中非正式性的成因。筆者認為，80年代以來立法在中共決策體系中地位的上升，意味著執政黨力圖通過立法這一具高度正式化意義的政治行為，使其政策「合法化」(legalization）甚至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但立法過程中無處不在的非正式性卻損害了這一努力。在中國的法定立法體系（人大及其常委會）缺乏充份自主性的情況下，立法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任何與此相關的改革都勢必觸及黨、政、立法三大部門之間的關系，而這決非人大本身可左右。近20年來中國立法所經歷的制度化、法律化改革仍是現存體制內由執政黨領導的施為；這條路究竟能走多遠、走到什麼程度，同樣也取決於執政黨的意圖和選擇。

二、非正式性之一：中共的超憲法領導

黨與全國人大：誰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

中國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果按照這一規定來理解，全國人大就是一切政府權力的唯一來源和歸宿，國家主席、國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央軍委等一切政府機構的權力，都只能由人大派生出來並必須服從於人大的領導與監督；據此可以認為，全國人大除了擁有最高立法權和建立立法制度的權力之外，還可通過立法活動建立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並制定一切它認為必要的公共政策，同時具有監督上述所有行政部門及其負責人的權力。然而，憲法同時還規定了中共對整個國家的領導地位，並由此生發出領導各級人大和國務院的「默示權力」。在現實政治中當局用文字上的巧妙解釋掩蓋了憲法規定上的這個邏輯矛盾：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黨必須遵循人大制定的憲法和法律，人大有權追究政黨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14]而在實際政治體制中人大必須接受黨的領導[15]。

雖然依照憲法的文字表達來看，表面上存在著「雙重」的立法最高權威，但現實中上述關於人大與黨的關系的辯說之前半部份不具實際意義；並不存在任何能有效監督和約束執政黨的法律或政治機制，所謂的執政黨「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之「必須」也無法體現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憲法性義務。在現實中只有執政黨才是真正的最高權威；從憲法法理的角度看，黨對立法的領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憲法外的」或「超憲法的」。近年來人大領導人在談到黨和人大或立法的關系時總是強調要「自覺地接受黨的領導」。[16]「自覺」一詞一方面體現了人大在現實中的弱勢地位，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重視與支持」，人大就很難開展工作；另一方面又顯現出在法理上難以將憲法明確賦予最高權威地位的全國人大必須「自覺地服從」黨的領導之現狀自圓其說的微妙處境。

長期以來中國政治生活中對法律與政策的關系是這樣解釋的：「法律是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定型化的表現，是把實踐證明比較成熟的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17]由於事實上所有「國家」的政策都是由黨來決定的，不存在非黨決策的政策，所以這種說法實際上揭示了黨的政策與國家法律之間的關系：法律服從於、跟隨於政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政策的「影子」，黨擁有對立法的最高權威。但「文革」後黨的文件、指示、決定和命令形式上不再是政策的唯一形式，「黨的政策要經過國家的形式而成為國家的政策」[18]，即通過立法這種公共決策的最高形式來表現，這就使立法和法律的地位逐漸得到提升。1980年代中期以後黨的「決策」（policy making）與國家的「立法」（law making）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立法」成為「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19]；而越來越多的重要法律或法規的內容實際上是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形成過程中才得以明確。正因為立法與決策在形式和內容上交織在一起，所以必須進一步研究立法的決策過程。[20]

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在立法過程中的權力分布與角色分工

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的立法過程已形成一套十分復雜的程序，它是一個「多階段、多舞台」的過程。每一部法律都要經過大約5個不同的階段：議程確定；部門間審查；最高領導人同意；全國人大辯論與通過；對作為政策的法律之說明、實施或裁斷。這些階段又分別在3個不同的「舞台」——中共中央、國務院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21]上實現。[22]整個立法過程包括政策建議的提出、從政策到法律草案的擬訂和法律的通過以及一系列相關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出台；而在此背景下的法律制定只是立法過程中一個並不重要的部份[23]。重大立法始於黨中央，終於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多數立法始於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經過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又由國務院負責提出實施細節；真正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單獨決策的立法為數很少。

以1985年司法部部長鄒瑜在第6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上對「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草案）」所做說明為例，可以清楚地描繪出這個政策及其推動的第一個5年全民普法運動的出台經過：首先是提出建議，「幾年來，胡耀邦、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講話強調這個問題」；其次是設定議程，「今年初，中共中央書記處批轉了陳丕顯同志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確提出爭取用5年左右的時間，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然後是各部門協調（鄒瑜的表述是「提高認識」、「統一思想」），「今年6月，根據彭真委員長的倡議，中央宣傳部和司法部聯合召開了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接著是政策執行，「11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中央宣傳部和司法部擬定的《關於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5年規劃》並要求各地各部門結合實際，具體安排，認真組織實施黨中央這一重要號召」；下一步才是國務院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24]其實，還有司法部長未曾提及的最後一環，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務院的議案作出「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

上述過程充份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在立法中錯綜復雜的關系和各自的功能。黨的作用貫徹始終：黨的領導人（可能以個人身份、也可能代表黨中央）先提出建議；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定決策過程的議程；黨中央的有關部門（在此案中是宣傳部）再參與部門間的協調和政策（《5年規劃》）的擬訂。國務院則在決策提出後負責部門間協調、《規劃》的擬訂、組織實施以及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人大常委會既非決策的提出單位，也非政策的擬定、實施單位，它只是到決策的最後階段才介入，對結果的影響也最小。這幅圖景雖有其特殊之處，但與一般的實際立法過程相去不遠。它表明現實的立法過程與憲法的規定相反：居於立法過程權力中心的並非《憲法》與《立法法》所確立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而是中共中央；行政部門——國務院掌握次要的立法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整個立法過程中處於決策圈子的最外緣。

如果說執政黨在立法中位居人大之上尚可被理解為「超憲法」，那麼國務院在立法中的優先地位則幾乎完全是「非憲法」的。國務院立法功能的膨脹不僅源於管理國家的需要，更發端於長期以來執政黨對行政系統的偏重和對立法機構的輕忽，只有行政系統才擁有大批能擬定法律法規、掌握實際情況的工作機構和人員。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中絕大多數仍由國務院提出立法建議、起草立法法案；由國務院提出、批準的行政性法規也遠多於人大通過的法律數量[25]；人大通過的法律頒布後往往還需要由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制定一系列實施細則；這些機構出於部門主義的考慮，擬定實施細則時常僭越其職能許可權，甚至直接修改乃至違背已頒布法律的規定[26]，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即使頒布了一項法律也並不意味著立法過程的結束，該法律的內容很可能在實施和解釋過程中遇到實質性修改[27]。看起來國務院或其下屬部門更象事實上真正的「立法者」。

黨對立法的介入和領導

中共直接介入立法過程並承擔立法功能，大大改變了立法過程中的權力分布格局，使原本就許可權劃分不清、關系界定不明的立法系統更為復雜。由於憲法對立法機構最高權威的規定與現實運作狀況不一致，中共在立法過程中的實際地位是曖昧的，這暴露出中國政治制度的缺陷所在。這里至少有3個問題值得探討：執政黨的領導如何突破「原則性領導」的約束而成為一種實質性權力？這種非正式的實質性權力通過什麼方式或途徑行使？如何維系這一方式或途徑的合法性？

1.從「原則性領導」轉變為實質性介入

中共「十三大」明確提出，中共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這一規定比憲法當然具體得多了，但仍缺乏可操作性。新近制定的專門規范立法活動的《立法法》也未對黨領導立法的范圍和方式作任何具體規定。其實並不存在正式的規范中共對立法過程主導方式的法規，黨對立法的領導實際上主要是依照非正式慣例。黨中央並沒有專門領導和協調立法的實體機構，中央政法委員會對立法的干預也在減弱[28]。長期以來黨直接或間接領導立法的唯一根據就是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凡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帶有重大原則性質的法律時事先需報黨中央批准；黨中央就法案的指導思想和重大原則問題把關，不具體過問每一條文。

『捌』 中國的立法機構是什麼

中國的立法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立法機關是國家機關的內重要組成部分。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機關，即有權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的機關。

在古代，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大多數實行君主專制制度，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最高權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沒有獨立的立法機關，即使有修訂、編纂法律的機關也是從屬於君主的。

現代立法機關是代議政治的產物，其性質的最明顯的特徵，在於它的代議性，即由人民選舉代表或議員，組成立法機關，以統一制定法律和監督行政。立法機關的性質的特徵是代議性，但它具體地、直接地代表誰，以及代表與被代表的關系應當如何理解，各國學者在理論上是頗有爭議的。

(8)非立法性擴展閱讀：

在我國，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包括：

1、國家權力機關系統（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會，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

2、國家行政機關系統（政府及政府下設機構）的：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央行、審計署、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國務院直屬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其他國家機關都不享有立法權。

參考資料：網路-立法機關

『玖』 我國現階段非正式用工的現狀存在問題及立法完善

第一，蜜罐里被嬌慣壞了的老闆們
十幾年前，無數人南下廣東打工，當然也有個別做生意發財的，那時候的工廠招工是什麼樣的呢？別急，看看招工條件就知道，1、25歲以下，女性優先。這在當時的製造業，是大部分人事寫招工啟事的默認內容和一個不是規則的規則，大部分勞動密集性的電子廠，玩具廠，服裝廠在招工的時候都要25歲以下的女工，在這些企業里70%以上的員工也是女性，而這個苛刻的條件在當時是那麼的理所當然，理所當然的那麼荒唐，我們國家60歲退休，企業招工要求25歲以下，那35歲的呢？45歲和55歲的呢？他（她）們怎麼辦？他們沒有就業的權利嗎？而招回去的員工85%以上都是在生產流水線上天復一天的干那簡單固定的手工作業，無任何技術含量，35歲，45歲，55歲的怎麼不能幹？
為了管理容易，招工都優先招聘女性，25歲以下的女性，在當時很多人都習以為常的要求，今天想想，很多人找老婆都找不到25歲以下的，能找個25歲以下五官端正的都激動不已，而一些老吊絲更是要求小，28歲，30歲只要嫁不要彩禮房子少花錢那都當撿了寶似的，可在那個年代，勞動密集性工廠的招供條件比大部分搬磚吊絲找老婆的要求高多了。
25歲以下，女性優先就完了嗎？那你錯了，下面還有，要健康證明，不能攜帶乙肝等疾病，視力達到XX以上，有些還要求身高1.55/1.65以上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徵兵都達不到這條件,都在一再的放寬要求,比如美國很早就允許近視眼當兵，比如傳說中的日本把徵兵條件放寬到1.4米以上,而在當時的製造業,這些苛刻的招工要求遠遠超過了如今很多國家的徵兵條件，而當時的工廠30天幾乎無休，無險無金（個別工廠有也是不全），每天上12個小時的班也是常態。
在面對這個25歲以下的荒唐條件要求下，無數人默認了，那是很多農民和窮人的無奈，也是這個國家的無奈，國家還窮，就業崗位少，基礎建設還落後，能建立完善工業體系的地方還不多，本土的生產技術水平還低下，不得不依靠外資來干，容忍默認了人家的苛刻要求，那時的老闆真是爽啊，那簡直成了上帝。
二、高高在上的感覺無視員工的人格
十幾年，那時候的廣東等地製造業工廠管理太容易了，隨便一個老粗，只要和狗一樣聽話忠誠會咬人會罵人就可以了，幹活慢了點，張口就是「他媽的」等國罵上來，那時候企業總經理有句經典的名言：不幹就滾蛋，四條腿的青蛙不好找，兩條腿的人到處都是。
而員工只能接受默認這種漫罵和侮辱，那時候發生了韓國某主管羞辱內地員工的事件，那時候無數台干隨意的辱罵大陸員工，在那些老闆們眼裡，員工是什麼？是個工具嗎？那你錯了，因為工具很貴重。下面給你具體說說：
每當定單少或者排程沒銜接上稍微有幾個小時空閑的時候，員工都被幾人一組的安排在車間里，一遍又一遍的用酒精擦拭地板，機台和工具箱等，一遍遍的擦，擦到一塵不染，那些機器設備都是寶貝，甚至連簡單的工具箱，產品周轉箱都是寶貝，因為很多都靠外國進口的，員工嘛那就無所謂了，遍地都是啊！
曾經幾次親眼見到，台干為了立威，無事生非或者小提大做的找茬，現場開除了公司保安和產線員工，那個被開除的保安道歉又道歉，而保安所犯錯誤幾乎就不是錯誤（僅僅因為早晨做廣播體操他喊操喊的太快了），可保安那無助的眼神終究敵不過台巴子處長那果斷堅決的叼拽酷，當場摘了廠牌，立刻結工資走人，下面幾百個員工列隊默默的看著，90%的人都清楚，這不過是沒事找事，殺雞給雞看而已。
三，企業是個有社會責任的法人
混跡江湖多年了，以前每次聽見某些小老闆說出一堆長篇大論，什麼員工要求加工資啦，今年又不好乾啦，很辛苦啦等等，完了來一句，中國經濟要崩潰，政府欺負我們開公司的，中小企業無法活了。
仔細找找，發現這些人很多都是投資100萬左右，自己本身無行業的長期專業技術積累，也無高級別的知識水平，更無先進的生產工藝經驗等等，大都是很普通的一個人，賺了幾十萬塊，找親戚湊點，貸點款，弄個百來萬，就要開始當老闆，就希望和想像中的老闆一樣發號施令坐享受其成，干一點活就上來抱怨，沒法混了，自己干比的員工還多，員工是爺爺自己是孫子雲雲，何其荒唐啊？
當老闆容易嗎？當然不容易，你想分享別人的勞動剩餘價值，做在「剝削」的位置上，當然很難，如果很容易，那10幾億人有幾億都去當老闆了？類似很多投資百來萬成天在嚎叫的那幾個無才無知識的老闆，有時候覺得他們和小丑一樣，如果融資百來萬就可以輕松的當上老闆，輕松的賺錢，而且還不用帶頭去勞累，那我三天之內就可以融100萬，我可一當老闆了嗎？而我身邊的同學朋友具備如此能力的多如牛毛，他們都可以去當老闆了嗎？
充其量就是個開小面館的水平，沒有行業先進的技術水平，沒有高級別的知識儲備，想創業開公司，想搞企業，就必然要帶頭幹活，必然要吃的最差，起的最早，睡的最晚，否則誰給你賣命啊？因為就算成功了你是那一將功成，你那幾個工人只是打包默默回家的萬骨枯而已。
而往往就是這類人天天左感嘆，右悲哀，說這個工人是爺，那個工人是爺，其實員工從來都不是爺，是爺還會去打工嗎？他們只是想做回有正常人格的人，不再繼續當孫子了而已。
四，用工荒了嗎？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會缺人？
上面簡單的列舉了幾點常見的現象，我想30歲以上，出門在企業工作過的同胞很多會有體會和感同身受，因為中國的很多老闆們企業們經歷過那個上帝般的黃金歲月，如今那個歲月不再了，經過一年又一年的努力，開始建立基本福利保障，提高收入生活水平，增加農民的收入，幾億民工和他們的子女們開始活的有尊嚴，在解決溫飽之餘，逐步希望自己活的有點樣子，工作做不好你可以批評指導，但你不能在「他媽的」的罵我了，你可以解僱我，但不能再無所忌憚的嚎叫四條腿的青蛙不好找了。
國家規定60退休，60歲以內的正常人都是正常合格的勞動者，每個守法國民都享受同等的權利，老闆們憑什麼可以理直氣壯的要求工人必須是25歲以下（現在放鬆到35歲），招工條件比招兵和相親還苛刻多倍，而很多人都認為正常？
因為你們經歷過那個老闆黃金期，所以希望社會永遠停留在那個時代，可是這個國家，政府，人民一代一代的努力，就是為了讓他們的國民子女擺脫十幾年前的心酸無奈，要讓大家都有尊嚴的活著，是個人，是個勞動者不錯，但不是個連工具都不如的「工具」。
很多老闆們在嚎叫招工難，在叫員工是爺，那隻是矯情而已，那簡單的流水線作業，你要求25歲以下女工，我的大爺啊，我找老婆都找不到25歲以下的女工啊！有錢了你們不提升工藝，投入研發，更換設備，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比賓士，比寶馬，比別墅，比誰的2奶漂亮，當這些你們享受完過後，你們終於厭煩了，開始比玩小明星，幾十萬過一夜。
五，員工工資所佔幾何？
由於在公司也是核心重點員工之一，所以成天接觸產品成本分析，經常接觸財務報表以及會計所的審計報告等，很多勞動密集性製造業工廠，員工工資所佔產品成本25%不到，員工工資漲了20%，25%的5分之1，占產品成本的5個點而已，而一個公司的經營成本包含了很多亂七八糟內容，更包括了一些隱藏的拿不出桌面卻存在的內容。提高一個點的效率，降低一個點的不良率，產生的價值以及附加價值都很多（產品不良導致的間接損失也挺大），可沒幾個人願意用心專注在這上面。
老闆們的黃金時代過去後，很是懷念，偶爾罵罵 ，常常抱怨。好比你曾經上街在路上撿了一塊金子，後來上街再沒有金子可撿，你就不爽了，你就開罵了？這合理嗎？
十幾年前，前總理上任，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幫民工要工資，荒唐不啊？老闆們連工資都可以不發，那還不賺錢啊？連工資都可以不發這老闆也太好當了，老闆們只能當那個不發工資的年代的老闆，而不能當一個正常社會的老闆，那就接受淘汰吧，因為不是一個正常的老闆，更負不起一個企業法人的社會責任。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十幾億人，怎麼會缺勞動力呢？缺的是老闆們心裡想像的那種勞動力，或者說是曾經他們使用過的那種勞動力而已。
最後總結一下，隨著社會的進步，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每個人的生活保障越來越健全，人們有尊嚴的活著，這是政府的奮斗目標，這些實現了。那些招工要求25歲以下女工，周末不休，一天12小時的所謂「用工荒」就會越來明顯，國家和人民的奮斗目標就是讓他們的子女不再30天12小時無保險的工作，而是可以5天8小時，甚至4天8小時，這是中國人吃苦受辱要換來的結果和奮斗目標， 如果不能實現這些，你告訴我他們流血流汗流淚又是為何？就為了老闆自己發財買賓士而已？他們欠你得了？
如果有一天，一個58歲的叔叔去你們企業去應聘操作工，企業的人事不要驚訝，很平常的登記面試安排崗位，這時候依然沒人幹活你再來談論民工荒吧。
時代給過不同的人輝煌，時代也讓不同的人擔當過，老闆的賓士一年的過路費，油費，保養費，換輪胎費等要花30萬，如果讓他給一個分廠的工程部撥個30萬研發費用，那簡直比死了親爹還難受，這樣的境況，如果有一天你的企業生存不下去了，你有何可漫罵抱怨的？
抱怨政府，抱怨員工，就剩下自己永遠是對的？政府盤剝了企業家們？可每個人知道越有錢納稅的比例越低，而且硬是把富豪榜上的名單一年一年提升。
中國的光棍都有幾千萬，25歲的聽話能吃苦會幹活的女工肯定會永遠荒下去的，也許非洲女工還多，印度女工還多，可他們沒受過基礎教育，沒受過中專大學教育，老闆們也看不上，可中國的父母和國家培養了這些優秀的兒女，不能只成為老闆們理想的私人財富，她們也是家庭和國家的財富。
健全你的保險，兌現國家的勞動制度，尊重員工的人格，你的公司永遠不會有用工荒，而這也是社會歷史進步的趨勢，浩浩盪盪，逆之者亡。

『拾』 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是屬於規范性文件嗎

是的。規范性文件，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以及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專務職能的組屬織，在法定職權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發布的針對不特定的多數人和特定事項，涉及或者影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在法定區域或其管理范圍內具有普遍約束力，能夠反復適用的立法性文件或非立法性文件的總和。《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准》這是最高檢與公安部聯合發布的，性質上屬於司法解釋。

通常對於規范性文件的理解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情況

一、廣義的規范性文件

一般是指屬於法律范疇（即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立法性文件，以及由國家機關和其他團體、組織制定的具有約束力的非立法性文件的總和。

二、狹義的規范性文件

一般是指法律范疇以外的，其他具有約束力的非立法性文件。

當前這類非立法性文件的制定主體非常之多，例如各級黨組織、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工作部門，人民團體、社團組織、企事業單位、法院、檢察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