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中的禮與法

⑴ 有關禮與法關系的名言，最好是古文

中國古代的「禮」與「法」
觀點1：「禮」與「法」的現代詮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現代詮釋是我們討論中國古代「禮」「法」關系的基礎.所謂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現代詮釋其實質就是用現代的西方的「法」的 「理論體系」或者說「話語體系」去界定中國古代「禮」與「法」的性質.在我們現代人的「法」的觀點中,中國古代的「禮」與「法」到底是什麼?
然而,由於在中西文化的語言體系中並不存在一一對應的語意表達,因而這項工作本身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明顯的十分不「科學」.這種困難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開始就存在,例如嚴復就明確地提出過：「西方『法』字,於中文有理、禮、法、制四者之異譯」.
觀點2：「禮」是一種行為規范的體系,它融宗教規范、道德規范、倫理規范、行政規范、法律規范於一體.
中國古代的「禮」的范疇遠大於今天的「法」,它的內容包羅萬象,廣泛地調整著人們的行為與社會生活.「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因而,我們今天說禮是自然法、神權法、習慣法、民法、憲法等等都有一定道理.但「禮」就是「禮」.
觀點3：在中國的古代,禮是今天的「法」體系的核心內容,但今天的「法」體系又不僅僅包括禮,而且律、令、格、式、例、敕以及民間的家族村落法也屬於今天的「法」的體系.
觀點4：中國古代的「法」是與「禮」並存,且主要是在「禮樂崩壞」之後建立的另一種行為規范體系.其核心內容是「刑」與「政」,即「刑律」與「政令」. 譬如,古文中的「法」字,本身就取「灋」型,對此,《說文》解釋到：,「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法」與今天的「法」的定義有更多的相似性,但古代的「法」更多是今天的「法制」,而「法理」部分則要到「禮」「義」中去尋找.
先秦時期的「禮」「法」之爭
觀點1：（禮法之爭的歷史背景）「法」「刑」作為一種獨立於「禮」的行為規范很早就存在,刑起於兵,《尚書》中的「誓」「誥」「五刑」都是「法」的原型.但法的真正興起,作為一個系統是在「禮樂崩壞」之後,傳統的「禮」已經無法調整社會生活,尤其是社會政治生活,思想家們走向了兩條完全不同的救世之路：法家拋棄「 過時」的禮樂秩序,企求「重建」「刑」「政」的秩序體系,而儒家試圖對「禮」進行革新,在禮的范圍內「復古」社會秩序.
觀點2：（禮法之爭的政治焦點）「禮」的重要特點是「別」「分」,維護「宗法」體系中傳統血緣政治貴族的等級特權.「法」「律」的重要特徵是普遍適應性,《說文》解釋道：「律,均布也」.即「壹刑」,刑無等級.「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屍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其 「變法」的重要政治取向是剝奪貴族的特權,建立君主集權的「郡縣制」.
觀點3：（禮法之爭的價值焦點）「禮」之規范體系以「德」為基礎,以「教化」「修身」為手段,以「和諧」「中庸」「平衡」為目的,以「仁愛」為規范的價值追求.而「法」之規范體系以「政」為基礎,以「刑殺」為手段,以「耕戰」「富國強兵」為目的,以「功利」為價值取向.
中國古代的「禮」「法」合流
觀點1：「禮法」合流的目的是為「法」提供一個「仁愛」的「善、良」標准,以「禮」之「德」為「法」的基礎,為法條的合理性提供「禮」的依據.
觀點2：「禮法」的影響是相互的,其結果不僅改造了「法」,而且改造了「禮」.「禮」的特權不僅僅賦予皇室貴族,而且賦予官僚貴族,又同時受到君主集權的極大限制.
觀點3：「禮」的「差等」性與「法」的「普適」性的矛盾與沖突一直存在,貴族特權在法律中的體現在魏晉時走向高峰,不僅是「八議」「請」「減」 等刑罰制度的確立,而且「九品中正制」將「家世」作為首要的任官標准.而到唐朝禮法結合幾近完美,但「科舉制」的推行證明了政治家對「禮」的特權開始進行反思,但最終沒有嚴格執行,唐朝因而也沒有罷脫「藩鎮割據」進而滅亡的悲慘命運.而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重典治吏」都可以發現「禮法」之間的這種矛盾的蹤影

⑵ 中國傳統法律思想中「禮」和「法」的關系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抄，禮與法就如一對孿生姊妹共同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傳統文化中的禮與法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其區別表現在地位上、起源上、價值取向上；其聯系主要表現在性質上的互通、內容上的互融、功能上的互補。

⑶ 禮與法````

禮和法的定義建議網路，
禮與法的關系

禮是儒學的經典論調
而法是法家的堅持
禮學最初的作用是維護統治的合理性
而法學則是另一種極端：用強權來達到統一
強權的好處在於效果的明顯
但是中華民族的內斂性註定了以柔克剛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在一層柔和而模糊的外表下，再殘酷得統治都會被冠以冠冕堂皇的名字：仁政
因而在春秋百家爭鳴的情況下，在戰亂的社會環境中
柔和的禮必然打敗法

⑷ 中國傳統中禮與法的關系

禮大於法

⑸ 禮與法的關系

儒家教育的宗旨是為了改變世界，為此要培養「氣與理一」的聖人，而為「盡為人之道」則必須開發出內心的善，經過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達到修齊治平，最後「超凡入聖」。因為聖人是宇宙的樞紐，聖人心正，天地隨之而正。「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正是完善聖人人格的美育「三段式」。其中「興於詩」重在「仁」（社會意識），「立於禮」重在「和」（規范意識），「成於樂」重在「善」（宗教意識）。

1、興於詩

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2]又說「興於詩」，意在以「詩」（經）來完成對人的教化。因為，「詩」有興、觀、群、怨的教化功能（《論語·陽貨》）。「興」旨在激發人的正義感。正義感是人判斷善與惡時，而引發的一種內心體驗，只有愛憎分明，才有可能作出合乎道義的行動，也就是說，正義感是行為的內在驅動力。而光靠「興」還不能產生正義的行為，還需要提高思想認識：「觀」。即從「詩」中大量具體的情景里，抽象出概念。觀也是人類判斷是非曲直的理性思考能力。有了「興」和「觀」，才會「群」和「怨」。後兩者同屬正義行為，是規范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仁」的踐履。其中「群」是主體自身的行為，「怨」則是其對主體行為的評價。

按照西方古典人文主義者的寓意性解釋，詩是偽裝成故事的真理，詩給予人生以知識與啟迪，「娛樂伴以效用，使人賞心悅目。」（賀拉斯）或是以悲劇的形式，使遭世塵污染的人類感情得到凈化（亞里士多德）。德國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詩是人類返回「本真」的途徑。[3]孔子認為「詩言志」、「文載道」。學詩的目的不在於愉悅自己和取悅他人，而在於抒發情感、陶冶情操，進而尋覽詩文中所載之「道」，詩既「言志」且「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一語雙關。一方面強調「詩」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指出學習主體應取的態度。而後者當為前者之邏輯必然。孔子雖然主張「有教無類」但卻不認為和任何人都能夠談詩。「賜也，始可為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可見，只有具備觸類旁通和舉一反三的「悟性」的人，才配學習《詩經》。學習《詩經》不僅應從義理方面，更應從聲歌方面去領悟。這是因為，《詩經》的產生本與音樂舞蹈十分密切。古代有人甚至就將《詩經》當作《樂經》。因為，《詩經》篇篇可以入樂，而且大多是因樂而為詩的。[4]事實上，在古代西方樂和詩的關系也大抵如此：「希臘人的詩不但高聲宣讀，並且在樂器的伴奏聲中朗誦和歌唱，並且用手勢和舞蹈來表演。[5]很多詩人本身又是音樂家。正是出於對音樂的熱愛，孔子才著手整理《詩經》的。

在古希臘，價值與文化意識尚未分化，樂教同時又是知識教育、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雅典的所謂「繆斯教育」即：智育和美育。柏拉圖贊同這樣的分類，並將音樂稱之為，對靈魂實施的教育。事實上，歐洲古典教育家都將兒童的音樂教育與法律的啟蒙聯系在一起：柏拉圖由於「哲學王」通常被認為主人治，其晚年寫下的《法律篇》又被當作向法治轉變的明證。其實，柏拉圖的「理想國」主要是靠教育來實現的。柏拉圖建構教育體系的靈感主要來自斯巴達和雅典的教育實踐。音樂教育在和法律有關的紀律教育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他認為音樂是用來陶冶靈魂的。斯巴達的音樂教育旨在培養勇氣和紀律，而雅典的孩子則可以通過音樂養成自製和擯除一切過失的習慣。[6]在古代中國的商周時期，已經逐步形成了完備的音樂教育制度，禮樂最終構成國家政治權力形式的一部分。[7]孔子美育的全部內容也包括詩教、禮教、樂教三個方面[8]。詩是禮樂不可或缺的基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中庸·二十八章》）詩雖可以完成啟蒙，卻不能完善人格。盡管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抒情詩甚至類似於標題音樂，[9]然而，模仿自然音的詩只注重主體感性意欲的直觀，是一種較為低級的情緒展現，而只有樂才是「生命意志真正完美的客體化」（叔本華）。所以，實現靈魂超升，以達關乎個人的良心，必須納入社會倫理的大框架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而詩所激發的情，也需要禮的規范（「發乎情，止乎禮義」）。

2、立於禮

禮究竟是什麼呢？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論語·中庸），可知禮和法的「一源雙流」（楊向奎）。「禮」是一種典章制度和外在的，主要加於封建貴族的約束。禮原由殷之祭祖而起，降自周代，成為一部包羅萬象的法典[10]。也就是說，「克己復禮」（論語·顏淵）的孔子，一生效力恢復的周禮，正是禮的「法源」。突顯的禮經過內化成為一種德，但禮首先具有法的特徵。孔子強調禮的教化作用，正是對當時野蠻殘暴刑罰的一種「矯枉過正」，以使法制回復「中庸」。到了戰國時代，儒家就已將禮視為「刑政」的同類：「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記·樂本）。

孟德斯鳩（1689—1755）洞見到：中國的禮教集宗教、法律、風俗和禮儀之大成，又是道德的箴規。禮教得以嚴格的遵守，國家就會得到治理。一個人喪失了道德就會犯法。因此要樹立道德，而這卻是刑罰力所不能及的。因為刑固然可能防範邪惡，卻不能鏟除其本身。[11]

「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是以人的尊榮為本，突出的是一個「敬」字（參見朱熹《論語集注》），塑造和諧的人品，實現以「中庸」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建立符合天道的人際關系，毫無疑問，「禮」產生於「仁德」之後，禮教也是以詩教為基礎的（《論語·八佾》）。如果說「詩」的取向在於語言美的話（「不學詩，無以言」），那麼「禮」則關乎行為美（「不學禮，無以立」）。前者使人溫柔敦厚，後者使人剛毅木訥。不過，禮的意義決非「形式」，故孔子曰：「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論語·陽化》）儒家「反求諸己」（孟子），存心養性的修身之道，正是要「允厥執中」《尚書·大禹謨一》）。「中」即中庸之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實現中庸的途徑是要以「以禮制心」，用返身向內的「克己」功夫，「致中和」（《中庸·一章》）。而以理性控制七情六慾的前提則是「誠」。儒家所講的「誠」並非外在的義務，而是發自內心的虔信。「誠」具有形而上的宗教色彩：「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盡管，禮以誠為本，但畢竟容易流於表面。這一點就連孔子的弟子也認識到了：「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所以，主外的禮，必須用主內的樂來配合。因此，上段有個別解：「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12]孔子確實常將禮樂相提並論。不僅因為禮樂同源，還因為兩者在實際生活中的不可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但「禮崩樂壞」應看作兩個並列的事實，而非前因後果。因為「樂」決非如一些學者言，為「禮」的工具！在體現和諧的人品、醇化人的情感、啟迪人的心智方面，禮樂處於同等緊要的地位；「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禮記·仲尼燕居》），所以，應該「禮樂皆得」（ 《禮記·樂記》）。如果說禮是以理性約束人的行為的話，那麼樂則是以感性提升人的精神。

對禮法作用的估計和區分歷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儒家和法家法治觀的基本分野。儒家文化是隆禮輕法的，這特別導致了民法中人格權的缺失。李澤厚就認為，禮「實際上即是一種未成文的習慣法」，在孔子那裡禮的價值高於仁。孔子原本意圖用仁去釋禮，但由於對仁談得過多，誤導了後人。[13]老一代的學者如楊榮國則認為，從禮到法是一個演進的過程。荀子對禮的內容作了新的規定，旨在從經濟上限制種族奴隸主。[14]按照這一觀點，荀子可視為禮法融合會通的中介。韓非揚棄了荀子禮的思想，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主張建立客觀的法以調整社會關系、維護國家秩序和規范經濟活動，反對韓非以統治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賞罰論」。盡管申不害的「法制」遠非以民主為前提，但其法的客觀主義立場相對於商鞅的「絕對君權論」（「權制獨斷於君則威」[15]）應是不小的歷史進步。慎到繼續了申不害對「人治」的批判，並試圖從個人主義的立場去說明「法」的創制原則。按照慎到的法學理論，法律包含成文法和習慣法兩部分。[16]法家的整個學說建立在「人性惡」的基本判斷之上，國家的作用在於定紛止爭、鉗制人的恣意。這一點與霍布斯十分相似。與他不同的是，霍布斯認為，國家是契約的產物，國家行為的合法性在於臣民之前的權利讓渡；而法家與其他學派一樣，並不認得「委託授權」的契約[17]。不過，另一方面，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管仲，其政治立場雖無疑是國家本位的，但其本人卻非制度的信奉者，而是主張與時俱進：「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管子·正世），並認為：「政之所行，在順民心」（管子·牧民）。管仲法治思想首要的一條就是：法是君民共同遵守的行為准則。[18]在這里，法的地位有超然於國家之上的意味。更為可貴的是，管子本人同時又是自己法治思想的躬身實踐者。

儒家的修齊治平的社會理想和教育模式，盡管有一個良好的塑造個人人格的開端，但個人價值的實現最終還是要歸入社會的總目標。西方有的學者認為，儒家文化蘊育的一種「社會依賴性情感」。個體雖也積極地追求著自身的目標，但「將行動的發端留待於自我之外的種種力量。」[19]

法的超越性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於中國是否具有原始人權思想的一個長久的「爭點」。如果說，「專制主義的國家說」在早期的中西學術研究中長久成為基本共識的話，晚近的文獻資料顯示，雙方對這一立場已有相當的松動。德國前總統、聯邦憲法法院前院長、國家學說教授羅曼·赫爾佐克就認為，中國古代法家加強國家權力的目的在於建立和平與秩序，這一點與歐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並不相同。[20]在中國傳統法文化裡面，君（主）權的相對性正是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時常顯現。稍有政治頭腦的君主都明白「禮以順天，天之道」[21]的道理，因為，「違天不祥」[22]。有學者指出：「禮以順天」就是「禮以行義」[23]。事實上，古代帝王將尊崇形而上的天道的絕對命令，置換為恪守形而下的政治倫理規范，即便不能說無一例外，也是極為普遍。在法律資源本土化的學術嘗試中，筆者贊同通過對儒家的「禮」予以新的詮釋，解決法的超越性問題，進而開啟自然法的研究新理路。

3、成於樂

對音樂之於人的影響力，孔子是有切身體驗的：「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他延遲不是一位頗有造詣的音樂家。歷史上有許多有關他音樂活動的記載或傳說。如「擊磬」、「學琴」、「正樂」、「歌唱」、「作曲」和「解題」等等[24]。然而，孔子認為音樂的目的並非僅僅在於娛樂性：「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也就意味著，音樂中有比旋律和樂音更多的東西（帕斯卡爾）。那麼這個所謂「更多的東西」是什麼呢？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孔子強調音樂的「精神性」，與古希臘哲人關於音樂的「倫理道德說」不謀而合。畢達哥拉斯就認為，音樂不是現實訴諸感性的藝術，而是世界法則象徵性的學問，這一點眾所周知。畢達哥拉斯學派將音樂的和諧原則運用與宇宙學的研究，形成「諸天音樂」、「宇宙和諧」。[25]可見，音樂在西方早期文明中就是道統的顯現，而道統又是法統的基礎。叔本華也給予音樂極高的評價：靈魂的直接音符，情感的最深秘密，普遍程度最高的語言。這個德國兩百年前的思想家可能不會想到，他的論斷早已被兩千年前的中國音樂家所證實：伯牙，春秋時人，善鼓琴。有鍾子期者，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舍琴而嘆曰：「善哉，予之聽，夫志想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痛世無知音者[26]。在中國文化中，樂講的是境界。

傳統的中國音樂多是歌舞樂三位一體的綜合藝術，起源於先民的祀神活動。指涉早期神職人員的「巫」字就代表手持旌羽的舞者的形象：「以舞降神者」。[27]孔子之所以對商周的音樂推崇備至，除了其復古的政治傾向外，大抵更由於古樂祭天、尊祖、宣民，而獲得「形而上」的內涵。[28]孔子正是意識到音樂的此種「彼岸性」，將「樂」作為其審美教育的最高階段。「成於樂」就是要人在音樂的冥想中，去接近「善」。樂與善同，「本於太一」（《呂氏春秋·大樂》）還要回歸「太一」。「成於樂」還要使『生於人心「（《禮記·樂記》）的音樂從感情中解脫出來，而受精神的支配，這也是「樂」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成於樂」當然指那些能夠凈化靈魂的「雅樂」。那麼，什麼是判別雅樂的原則呢？子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音樂要舒展純正，悠揚悅耳；節奏鮮明，庄嚴肅穆；連綿不斷，餘音繚繞。誠然，孔子並不提倡「純音樂」，也不否認具體的音樂能夠反映政治並為其服務。他對鄭聲乃至武樂的貶抑除了其個人的美學態度外，還確有明顯的政治傾向（詳見《論語·八佾》；《論語·衛靈公》；《論語·季氏》）。但這些都不能說明孔子把音樂當作政治的「婢女」。音樂自有自身的獨立性，並不依附政治而存在。這一點就連御用學者也不否認：「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董仲舒對策·一》）音樂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更高的啟示（貝多芬），從本質上看，它的最終目的既不是為了「修身」，也不是為了「齊家」，更不是為了「治國」，但卻是為了「平天下」。這個「平天下」，就是要使天下太平：「平生於公，公生於道。故懂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大樂》）。[29]

這可以說就是孔子美育思想的「真諦」，也是他一生不得志，以及歷代統治者為何只會拿「儒學」來裝潢門面，卻從來不準備真正實行之的原因所在！http://www.fatianxia.com/history/list.asp?id=19790

⑹ 中國古代的禮指什麼禮與法的關系是什麼

禮定貴賤尊卑，禮在中國古代是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古人認為，禮既是中國古代法律的淵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典章制度，禮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上層建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

中國古代法制歷程，統治階級對禮和法的態度還是比較明確的。

幾乎每朝每代都不遺餘力地修訂法律，各種法律典章可謂汗牛充棟。法律不斷豐富發展，禮則更趨穩定，二者「一硬一軟」相得益彰。

而禮與法之間亦沒有明確的鴻溝，「出禮入刑」「引禮入法」「禮法合一」，既豐富了國家的治理方式，又緩和了階級矛盾。

在封建時代，禮維持社會、政治秩序，鞏固等級制度，調整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和權利義務的規范和准則。

(6)在社會中的禮與法擴展閱讀：

「禮」原來並沒有等級制度的倫理道德方面意義，在階級社會出現後，人類開始有等級之分，宗教祭祀也隨之出現了身份的限制和區分。

作為宗教祭祀儀態的「禮」便開始具有了社會身份區分的內容。逐漸轉化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一種身份制度。

作為倫理道德的「禮」的具體內容，包括孝、慈、恭、順、敬、和等。

以禮入法，是中國法律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發生了重大的深遠的變化。

禮成為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為禮教所支配的局面。

⑺ 傳統社會中「禮」的屬性包括什麼

禮是中國傳統社會道德規范的體現，同時也是古代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作為道德規范，它是人一切行為的准則。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禮、殷禮、周禮，照孔子的理解，「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夏、殷、周三代之禮,因革相沿,到周公時代的周禮，已比較完善。《莊子》曰：
「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楂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故上古之禮不定常，首重其是否合乎需求。
孔子又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作為觀念形態的禮，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是同「仁」分不開的，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他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封建制度的形成，奴隸社會的禮已逐漸廢除。孟子把仁、義、禮、智作為基本的道德規范，禮為「辭讓之心」，成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為重視「禮」,他著有《禮論》,論證了「禮」的起源和社會作用。他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他認為禮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封建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禮記》中說：「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准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修養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特別是在封建社會的後期，它越來越成為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繩索，影響了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
儒家認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為規范，便「禮達而分定」，達到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的理想社會秩序便可維持了，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了。反之，棄禮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為規范,便將如周內史過所說的:「禮不行則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會和倫常便無法維持了，國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極端重視禮在治理國家上的作用，提出禮治的口號。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記》雲：「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見禮是封建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重要工具。「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儒家認為推行禮治即是為政。師服雲：「禮以體政」；孔子說：「為國以禮」；晏嬰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左傳》引君子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女叔齊雲：「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荀子雲：「國之命在禮」。從這些話里可以充分看出禮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國之治亂系於禮之興廢。所以荀子說：「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禮記》雲:治國以禮則「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治國無禮則「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結論是：「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顯而易見，放棄禮和禮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會便無法建立和維持了。
儒家主張禮治，以差別性的行為規范即禮作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工具,同法家主張法治,以同一性的行為規范即法作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工具，原是對立的。在先秦百家爭鳴的時代，儒、法兩家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抨擊對方的學說，互不相讓。秦、漢法律都是法家擬訂的。商鞅的秦法淵源於魏李悝的《法經》,蕭何定漢律又承秦制，為法家一脈相承的正統,完全代表法家精神，為儒家所不能接受。漢武帝標榜儒術，法家逐漸失勢，儒家抬頭後，開始以儒家思想改變法律的面貌。漢儒在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現在撰寫法律章句來解釋法律和以經義決獄兩件事上。據《晉書·刑法志》，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斷罪所當由用者合26272條，7732200餘言。以經義決獄者有兒寬、董仲舒、應劭等人，將儒家經典作為判罪量刑的標准，說明儒家思想在司法上發揮了實際作用，意義重大。自魏以後，儒家參與制訂法律，他們更有機會將體現儒家中心思想的禮糅雜在法律條文里，使法律發生了重大變化,影響深遠。商鞅定異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與「父母在，不有私財」的禮背道而馳，為儒家人物賈誼等所深惡痛絕。魏時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周禮》有八議之說，魏始以八議入律。自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直至隋、唐、宋、明，皆載於律，到了清代才不復引用。《禮記·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儒家自來主張親親,重視尊卑、長幼、親疏之別。晉律「竣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開後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北魏定犯罪留養祖父母、父母之條。為了體現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又有以官爵當刑的規定。留養之法為歷代所遵行,官當亦為隋、唐、宋所沿用。《周禮》不孝為鄉八刑之一。《孝經》雲：「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北齊列不孝為重罪十條之一，犯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隋採用，並置十惡條，自唐迄清皆沿用。北周完全模仿《周禮》，法律全盤禮化。但因《周禮》不合實情，不能適應當時環境，所以隋承襲北齊律,兼采魏、晉刑典,而不採用北周之制。翻閱因襲隋律而修訂的唐律，更可完整地看出有關禮的內容。除八議、官當、十惡、不孝、留養、按服制定罪等條外，還有不少條文是來源於禮的。禮，子當孝事父母，於是子孫違犯教令、供養有缺成為專條,徒二年;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父母老疾無侍、委親之官徒一年，並免所居官。禮，父母之喪三年，於是匿不舉哀、釋服從吉、冒哀求仕、居喪生子、嫁娶、兄弟別籍異財皆有罪。《大戴禮》有七出、三不去（見封建婚姻制度）之文，於是成為法定的離婚條件，應去應留皆以禮為根據。儒家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於是律許容隱，不要求子孫作證，更不許告祖父母、父母，告者絞。荀子雲：「禮者養也」，《禮記》雲：「禮節民心」。慾望的滿足，物質的享受，都區別貴賤而有所制約，詳細規定於禮書中。唐律於是規定營造舍宅、車服、器物及墳塋石獸之屬於令有違者杖一百，並令改正。以上種種規定，都足以說明禮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唐律一準乎禮。」以禮入法的過程亦即法的儒家化過程。始自魏、晉，歷南北朝至隋、唐而集其大成。《宋刑統》沿用唐律，明、清律亦深受唐律影響，除官當外，上述有關禮的規定大體保留在法典中，只是處分有所不同而已。

以禮入法，是中國法律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發生了重大的深遠的變化，禮成為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為禮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謂「明刑弼教」，實質上即以法律制載的力量來維持禮，加強禮的合法性和強制性。禮認為對的,就是法認為合法的;禮所不容許的，也就是法所禁為、所制載的。誠如東漢廷尉陳寵疏中所雲：「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裡者也」；明丘濬《大學衍義補》雲：「人心違於禮義,然後入於刑法」。禮與法的關系極為密切,這是中國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徵和基本精神。

「禮」原是宗教祭祀儀式上的一種儀態，《說文解字》就說：「禮，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可知，「禮」原來並沒有等級制度的倫理道德方面意義，在階級社會出現後，人類開始有等級之分，宗教祭祀也隨之出現了身份的限制和區分，於是，作為宗教祭祀儀態的「禮」便開始具有了社會身份區分的內容。逐漸轉化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一種身份制度。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禮就產生了，它是現實生活的緣飾化，用外之物以飾內情，它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禮物，就是行禮所用的宮室、衣服、器皿及其他物質的東西。二、禮儀。就是使用禮物的儀容動作。三、禮意。它是由禮物和禮儀所表達的實實在在、明明白白的內容、旨趣或目的。這就要求禮物和禮儀必須適當，在逐漸完善的禮曲實踐中證明為無過不及、恰到好處。

「禮」具有社會身份制度方面的意義，最遲在殷商時代已經存在；但是，作為一種較為嚴格的社會制度，則是周朝初年的事情。周朝初年，周武王伐紂滅殷，為著鞏固自己的統治，周公便在殷禮的基礎上，重新制訂禮樂，將作為社會身份意義的「禮」制度化，系統化。

我們說的封建禮數的「禮」有著作為政治的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兩個方面的屬性，作為等級制度的「禮」，強調的是「名位」。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作為倫理道德的「禮」的具體內容，包括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等。

在「禮」兩個方面的屬性中，等級制度為「禮」的本質。而倫理道德方面的屬性則為等級制度的外在顯現。封建禮數實際上是通過向人們灌注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把這些外在於人的倫理道德觀念變為人的內在需求，去束縛人們的思想，限制人們的行為，把人們變為統治階梯的忠實奴僕，以達到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目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封建社會的歷代統治者都把封建禮教作為維護其統治的不二法門。

自從民國以來，我國的禮儀制度在不斷變得簡單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鑒的模式。「禮」，只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已經脫離了原先為封建時期森嚴的等級制度服務的本質，而是維系社會良好風氣的道德規范。但這並不是意味著我們就可以不再受到「禮」的約束，甚至把儒家文化等一味地看成是陳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無缺的。實際上，我們所鄙棄的只是「禮」中的糟粕，對於儒家文化中占據相當分量的高尚的東西，我們還是要繼承並發揚；而在另一個方面，西方的文明也不見得完全像我們所見所聞的那樣人性。隨著中國的一步步發展，「禮」無與倫比的魅力必將會再度大放異彩，使世界眼中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開放的民族，而中國當然就是一個文明、開放的國度。可以說，中國的形象，將會因為「禮」而更加亮麗，清新。

⑻ 中國法治史中禮與法的關系，簡述

中國古代的權利構成：

為民定製，為制立禁，為禁立官，為官立君。回

民——制——禁—答—官——君構成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文明基本構架。

相同點：禮與法都屬於禁，是為制而服務的，而其行使分支都是官和君，沒有制就沒有禁。

不同點：1、維護的制不一樣，禮維護的是井田制，法維護的是自由農經濟。
2、人性基礎不一樣，禮施行的人性基礎是「厚以朴」，法施行的人性基礎是「巧以偽」

⑼ 中國法制歷史中禮與法的關系

中國古代的權利構成：

為民定製，為制立禁，為禁立官，為官立君。

民——制—專—禁——官屬——君構成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文明基本構架。

相同點：禮與法都屬於禁，是為制而服務的，而其行使分支都是官和君，沒有制就沒有禁。

不同點：1、維護的制不一樣，禮維護的是井田制，法維護的是自由農經濟。
2、人性基礎不一樣，禮施行的人性基礎是「厚以朴」，法施行的人性基礎是「巧以偽」

⑽ 中國古代禮法結合常式

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

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中國古代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的思想為我們今天採用德法並治之治國模式提供了一種可行性的歷史考證。
筆者試圖通過對禮與法關系之歷史考察，尋求道德與法律協調之合理內核，進而就當今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矛盾略陳解決之管見。

關 鍵 詞：禮；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
〔1〕 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

〔2〕 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3〕 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
〔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禮，引禮入法 周公制禮就是對夏殷之禮進行整理補充、厘訂，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5〕「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6〕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7〕 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與尊尊的一致性，表現了族權與王權的統一。「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
〔8〕 禮與刑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但是禮與刑的適用對象各有所側重。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獨尊儒術，德主刑輔 漢儒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為德主刑輔的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之理，來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減其刑」，
〔9〕即「德主刑輔」。 漢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現為把符合儒家原則的通過法律表現出來，另一方面表現為董仲舒的春秋絕獄，即在司法中引經絕獄。董仲舒對春秋絕獄的解釋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著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由此可見，「春秋絕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無惡念者從輕處理。此絕獄固然是要解決法律使用過程中的問題，但如果從一個更大的層面上看，就是他同時在重建古代法的倫理結構。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10〕 案例二：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11〕 通過春秋絕獄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親親、尊尊等總的原則上與漢律是相同而且互補的，也就是說經義與律令絕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漢朝法律即使體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家思想，但內中也有許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
3、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體現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主要評價。具體說來，第一，禮指導著法律的制訂。如貞觀修律時根據「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
〔12〕儒家教條，調整了謀反大罪應誅連父子、祖孫、兄弟的血親范圍。第二，禮的基本規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子孫違反教令，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第四，禮法由互補，發展為統一的體用關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請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三：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吳千乙兄弟與之摺合，並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給李三九為妻，……阿吳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著。萬一生產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跡，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廳，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產，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免於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

〔13〕 這篇判詞絕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解決了一起糾紛，更在於它注重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以避免日後再因此事起糾紛。執法者著意由道德上立論，使案件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則支配，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放，謝以女歸之。

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其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雲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大負我楚季革，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耳，其諏吉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