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不真正連帶責任
A. 合同法當中那些屬於霸王條款
這個條款應該是雙方協商後定下來的,不屬於霸王條款吧,但是理論上包工頭逃不掉連帶責任的。
B. 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款相關問題
1、可以是多種關系,如承攬
2、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不包括對他人造成侵權
3、看第三人與承攬人的關系而定,如是承攬關系,則由第三人承擔。無論如何,不由定作人承擔。
C. 請解釋一下合同法中的一般保證和連帶保證,以及適用范圍
一、關於一般保證
一般保證實際上也就是民法理論上講的補充責任保證。補充責任保證包括代為履行的保證和代為賠償損失的保證。代為履行的保證是指,當債務人不履行合同時,債權人應當首先要求債務人履行,如果債務人確實不能履行時,債權人才可要求保證人代替債務人履行合同義務。如果保證人沒有條件代替債務人按主合同標的履行,就需要以代為賠償損失來履行保證義務。代為賠償損失通常用金錢來進行,亦可由當事人協商選定以實物折價、財產權利轉讓等方式進行。我國擔保法第十七條對一般保證作出了明確規定。在這種保證中,保證人享有自己特有的抗辯權──先訴抗辯權(檢索抗辯權)。所謂的先訴抗辯權,系指債權人先就債務人的財產已為強制執行而得不到滿足時,才可請求保證人履行,否則保證人可拒絕履行。現代各國立法也都規定保證人享有此項權利,從而使保證人處於第二債務人的地位。一般來說,債權人向保證人請求履行,有四種方式:1、債權人必須證明已向主債務人實際執行而無效果,否則,保證人可行使抗辯權。舊中國的民法和瑞士的債務關系法均作了這樣的規定。2、債權人必須對主債務人進行訴訟上或訴訟外的催告,否則,保證人可以拒絕履行,如奧地利民法;日本民法還規定,債權人向保證人請求履行前必須先向主債務人催告,催告後若保證人證明主債務人可以履行前,債權人必須對主債務人強制執行,否則,仍可拒絕履行。3、債權人必須向保證人出具證明可以向主債務人提出請求的文件,並將擔保該請求的權利轉交給保證人,才能請求保證人履行,如前蘇聯民法典。4、一些國家法律又規定,如果保證人拋棄先訴抗辯權;保證合同成立後,主債務人住所、營業所或居所有變更,致使債權人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主債務人受破產宣告或根據情況推定對主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仍不足清償債務的,保證人不得提出先訴抗辯權,如德國民法典。我國擔保法第十七條第三款也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證人不得行使先訴抗辯權:⑴債務人住所變更,致使債權人要求其履行債務發生重大困難的;⑵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中止執行程序的;⑶保證人以書面形式放棄先訴抗辯權的。一般代為履行特定標的比如代為供貨、代為運輸、代為保管、代為供電等,在實踐中不多,也不太現實,歸納起來,還是以約定承擔代為履行金錢義務或承擔賠償損失責任的保證居多。這是因為,經濟合同多種多樣,要求保證人承擔合同規定的義務,不僅要求保證人有必要的財產實力,而且必須具備特定的履約能力,如履行運輸合同要有運輸能力,履行工程承包合同或加工承攬合同還要具備一定的技術、設備等條件。如果要求保證人必須承擔實際履行合同的責任,那麼,保證人只能在具有履行該合同能力的單位中選擇,這樣勢必將保證人限制在狹小的范圍內。這樣不僅不利於經濟交往的開展,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不現實。比如在購銷彩電合同中,保證人承諾供方向需方如約供應彩電,否則,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應當說這是典型的保證合同履行的擔保,擔保人將承擔的是代為履行責任,然而,如果保證人是彩電生產企業,那麼它的保證義務是能夠完成的,但如果它是銀行的話,銀行又沒有經營彩電的范圍,就恐不能盡到這一保證責任。這時,在作有利於債權人──需方解釋的前提下,就應當將保證人的保證責任解釋為代為償還金錢責任,或賠償經濟損失的責任,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此種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也正是針對這種情況,對債務人不能履行合同時,保證人如何承擔賠償責任作出了規定。不論是代為履行或是賠償損失的責任,均是一種補充責任,這是應當予以明確的。
二、關於連帶責任保證
根據擔保法第十八條之規定,保證人與債務人分別就同一債務對債權人承擔全部清償義務的,為連帶責任保證。因合同關系產生的債務,債務人到期不履行時,債權人既可要求債務人清償,也可要求保證人清償。債務人和保證人對債權人履行債務並無順序和主次之分的限制。債權人可以不問債務人是否具有實際履行或賠償損失的能力。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加重了保證人的負擔,對債權人卻更加有利。就債務人的內部關系而言,各債務人可能依約定或依過錯按份承擔責任。就債務人的外部關系而言,各債務人對同一債務不分先後均負有全部清償的義務,也就是說,債權人既可以向全體債務人主張債權,也可以向某一個或某幾個債務人主張債權,各債務人不得以其內部另有約定對抗債權人。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屬同一順序的債務人,在具體承擔實體責任時不分先後,誰有償付能力誰先予償付。在審判實踐中應當注意的是,如果主債務履行期限尚未屆滿,或主債務人具有履約能力並已開始實際履行時,債權人不能向保證人主張債權。只有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且主債務人以種種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約定的償付金錢義務時,債權人才可向保證人主張債權,此時主債權人既可向主債務人主張權利,也可向保證人主張權利,還可同時向主債務人與保證人主張權利。比如甲公司為確保乙公司合同債權的實現,與乙公司簽訂一份擔保合同,約定合同到期如丙公司不依約履行償付義務,則由甲公司無條件償付,並可單獨訴訟。這種約定顯然是連帶責任保證,在合同到期丙公司不依約履行債務,或乙公司向丙公司主張債權,丙公司不予理睬或暫時無力歸還的情況下,乙公司可直接向甲公司主張債權,並可就保證責任糾紛單獨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三、一般保證與連帶責任保證的異同
保證人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是以放棄先訴抗辯權為前提的。因此,是否具有先訴抗辯權,是一般保證與連帶責任保證的最重要區別;保證人代被保證人承擔債務,則是兩種保證的相同之處。當一般保證人放棄抗辯權或不得行使抗辯權時,一般保證實際也就轉變成了連帶責任保證。我國擔保法第十九條還規定:「當事人對保證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實踐中,由於大量保證合同條款、內容籠統,保證承諾書過於簡單,加之出具保證的當事人法制觀念不強,難以做到文字嚴謹,所以出現保證責任約定不明確的相當多,比如有的僅在擔保單位欄內加蓋公章、只寫保證償還或寫承擔保證責任等,有的法院將其推斷為一般保證,有的法院則將其視為連帶責任保證,審判實踐中的掌握很不一致。根據擔保法規定和當前審判實踐中掌握的基本原則,對保證當出現理解不一致時,應當作對債權人有利的解釋,也就是說,當保證責任約定不明時,應當將這種模糊的保證認定為連帶責任保證,以更加有利於保障債權人合法權益的實現。
D. 新修正的《勞動合同法》中;連帶賠償責任問題。
是這個意思,如果是勞務派遣單位給被派遣勞動者造成損害的,用工單位專不應該去承擔連帶責任的屬。畢竟派遣職工與派遣單位存在勞動關系,與用人單位之間只是用工關系。不是用工單位造成的損失,不應該由用工單位承擔責任的。
E. 江平的民法學中關於民法基本原則的過錯責任原則
三言二語說不清,慢慢說吧
一、你說的是二個領域里的責任歸責原則。完全是二碼事。
你說的江老民法一書我沒看,老人家有沒有錯,我也不好評判。另外,歸責原則也不是民法的基本原則。它只是民法在適用上的一種規則。
一般而言,過錯責任原則是侵權領域的通用原則,即對於侵權行為的認定,應當是有過錯才承擔責任;而合同領域是特殊領域,其規定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即對於違反合同行為的認定,不需要你有過錯,只要你違反合同的約定,你就要承擔責任。這也叫嚴格責任原則或無過錯責任原則。
當然,在侵權、合同領域,都還有其他原則作為補充的。
二、下面,先說說侵權領域的責任歸責原則
(一)過錯責任原則:指任何人因自身的過錯(故意或過失)而侵害他人權益時,應就所造成的損害承擔侵權責任。換言之,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無過錯,則無責任。
《侵權責任法》 第六條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1、過錯責任原則。規定在《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一款。該款是侵權責任法的一般條款,作為一般條款,意味著:只要證明行為人的行為符合《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一款的要求,就足以令其承擔過錯侵權責任,除此以外,無須更多。
【例一】甲因出現重度中毒症狀住院,乙醫院對甲進行了當時醫療條件下所有可能的檢查和診斷,依然不能查明病因,甲不治而亡。三年後,乙醫院才得知,甲屬於鉈中毒,並且甲得病時,已有美國科學家發表科研論文,詳細介紹鉈中毒的診斷與治療,但不為中國醫療界所知。1、判斷醫務人員是否具有醫療過錯,應判斷醫務人員的醫療行為是否達到了當時醫療條件下一個合格的醫務人員應當達到的行為標准。2、乙醫院診斷和治療行為符合前述表述,雖不能妙手回春,但不具有過失,不承擔醫療過錯責任。
2、過錯推定。《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二款規定:「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款規定了過錯推定的歸責方式。
對過錯推定應作如下理解:1、過錯推定不是獨立的歸責原則,它隸屬於過錯責任原則。2、過錯推定僅限於法律明文規定的情形。故:《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二款不能單獨作為起訴的依據。3、對過錯的證明採用舉證責任倒置,根據基礎事實,推定加害人具有過錯,由加害人對相反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加害人如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免責。4、加害人僅證明第三人具有過錯,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不能免責。
《侵權責任法》規定了以下過錯推定責任:
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教育機構遭受人身損害的,推定教育機構具有過錯(《侵權責任法》第38條)。
2、患者因下列情形之一遭受損害的,推定醫療機構具有過錯:(a)違法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b)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c)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侵權責任法》第58條)。
3、動物園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推定動物園具有過錯(《侵權責任法》第81條)。
4、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施及其擱置物、懸掛物發生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推定其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具有過錯(注意:建築物倒塌適用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86條)。
5、堆放的物品倒塌致人損害的,推定堆放人具有過錯(《侵權責任法》第88條)。
6、林木折斷致人損害的,推定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具有過錯(《侵權責任法》第90條)。
7、地面施工緻人損害的,推定施工人具有過錯(《侵權責任法》第91條)。
【例一】李某到電影院找人,在一樓找尋未果,來到二樓,見一門虛掩,內有稀鬆人聲,便貿然推門而入,不料此門為檢修影院大廳天花板的入口,李某不明就裡,踩破天花板,跌入影院,將觀眾張某砸成重傷。此例中:1、應類推適用《侵權責任法》第85條,由電影院承擔過錯推定責任。2、電影院即使證明李某具有過錯,也應承擔責任,因為電影院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
【例二】某野生動物公園為了安全起見,用高約8米的鐵柵欄設置了堅固的防護網。不料一精神病患者於發病期間從外面攀爬至防護網內,被老虎傷害致死。1、根據《侵權責任法》第81條,動物承擔過錯推定責任。2、動物園如能證明以上事實,則表明其沒有過錯,免責。
(二)無過錯責任,是指行為人損害他人民事權益,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承擔相應的責任。
《侵權責任法》規定了以下無過錯責任:
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的,監護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2條)。
2、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致人損害的,用人單位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4條)。
3、提供個人勞務一方因勞務致人損害的,接受勞務一方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5條)。
4、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生產者和銷售者承擔的不真正連帶責任,為無過錯責任。銷售者具有過錯的,承擔最終責任;銷售者無過錯的,生產者承擔最終責任(《侵權責任法》第41-43條)。
5、機動車與行人、非機動車駕駛人之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機動車一方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48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
6、因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污染者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65-68條)。
7、高度危險責任中,從事高度危險作業者,高度危險物品的經營者、佔有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69-77條)。
8、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但動物園承擔過錯推定責任)(《侵權責任法》第78-80條;第82-84條)。
9、建築物倒塌致人損害的,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86條)
10、醫療機構違反告知義務,給患者造成損害的,醫療機構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55條)。
11、因醫療產品致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與產品提供者承擔不真正連帶責任的,為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59條)。
12、在道路上傾倒、堆放、遺撒妨礙通行物的,行為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89條)。
(三)法定補償義務,即公平責任原則。
《侵權責任法》 第二十四條 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
(一)公平責任的構成要件:
1、當事人對損害的發生均無過錯。
2、不屬於法律規定的無過錯責任。
3、加害行為與損害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4、不適用公平責任將導致顯失公平的後果。
(二)公平責任的承擔:
1、結合雙方的財產狀況以及受害人遭受損害的嚴重程度,由雙方合理分擔損害。
2、可以部分補償,也可以全部補償。
(三)《侵權責任法》規定了三種適用公平責任的法定情形:
1、因見義勇為遭受損害(《侵權責任法》第23條)。
2、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陷入無意識或不受控制致人損害(《侵權責任法》第33條)。
3、高空拋物致人損害且加害人不明(《侵權責任法》第87條)。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三條 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權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責任。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責任,被侵權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例一】甲下夜班回家途中,發現有人搶劫工友乙,甲對乙暗戀已久,上前制止,搶劫未遂,搶劫者於逃竄前將甲刺成重傷。①甲遭受的損害由加害人承擔責任,如果加害人的賠償能力充足,無公平責任的適用。②僅在加害人不能確定或者無力賠償的情況下,才適用公平責任,由受益人(乙)對受害人(甲)的損害適當補償。③見義勇為失敗的,公平責任不因此受影響。
《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三條 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自己的行為暫時沒有意識或者失去控製造成他人損害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沒有過錯的,根據行為人的經濟狀況對受害人適當補償。
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因醉酒、濫用麻醉葯品或者精神葯品對自己的行為暫時沒有意識或者失去控製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例二】小S患有夢游症,但自己並不知情,某夜,小S在夢游中侵入鄰居大S家中,將大S打傷。此例中:①小S在給大S造成損害時無意識,無過錯,小S不承擔侵權責任;②應適用公平責任,由小S對大S適當補償。
《侵權責任法》第八十七條 從建築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築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予補償。
【例四】某日,李某行走於北京市國稅局樓下時,被某辦公室扔下的一個煙灰缸砸傷,難以確定煙灰缸從那個辦公室扔出。①《侵權責任法》第87條的適用有兩個前提:第一,形成區分所有;第二,難以確定加害人。②此例中加害人能夠確定(稅務局擁有整棟樓房),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第85條,稅務局承擔過錯推定責任。
三、下面是合同領域的歸責原則
合同領域主要適用嚴格責任原則,所謂嚴格責任原則,也稱無過錯責任原則或客觀責任原則,是指違反合同當事人無論在主觀上是否有過錯,都要承擔合同責任的歸責原則。
(一)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
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合同法的總則中予以明確規定,因而是合同責任的主要歸責原則,它在合同法中的適用具有普遍意義。
但我國合同責任實際上並非奉行單一的歸責原則而是採用了多元化的歸責原則,因而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尚有例外,在下列情形下不能適用嚴格責任原則:
1、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場合。
我國合同法中的過錯責任原則主要發生在以下情形:
(1)無償合同的場合。 由於在無償合同中不發生對待給付的問題,因而對無利益一方的要求應該低一些,合同法對此類合同均採用了過錯責任原則以平衡二者利益。合同法第189條、第374條、第406 條對贈與合同、無償保管合同、無償委託合同都作了如是之規定。
(2)手段債務的場合。 所謂手段債務即債務人對債權人僅允諾將自己所具有的手段向債權人提供,而並不保證一定能達到某種結果,如醫療服務合同、委託合同等。由於其不能以債務人是否達到某種結果來衡量其是否履約,因而債務人應僅承擔以合理注意和技能處理問題的義務,如果債務人的行為達不到一個正常而謹慎從事的人應做到的標准,則有過失並應承擔責任。如《合同法》第406條規定, 「有償的委託合同,因受委託人的過錯給委託人造成損失的,委託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
2.適用絕對責任原則(即嚴格責任、無過錯責任)的場合。
我國合同法上的絕對責任主要發生在以下場合:
(1)金錢債務。一般認為, 當事人的履約能力不足並不能成為免責的事由,因而,在金錢債務未能及時履行時,無論其是因何種原因引起,債務人均應負違約責任。我國合同法對此雖未明確規定,但司法實踐早已確認了該原則,在合同法的解釋上應以此解釋為宜。
(2)種類物之債。如果種類物即使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的原因,而在交付買受人之前造成毀損滅失,也應對其不能給付負擔責任。我國合同法雖對此未予以規定,但從法理分析,應認可該規則。
(3)安全保證債務。 即合同當事人負有使對方避免遭受損害的義務。其中最典型的是旅客運輸合同中承運人的責任。在該種合同中,承運人不僅應負責將旅客運送到約定地點,而且應負責旅客的途中安全,這是承運人必須承擔的義務,並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免責。如《合同法》第301條規定, 「承運人應當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傷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運人證明傷亡是旅客故意、重大過失造成的除外。」
(4)遲延履行後的責任。我國合同法也明確了此項原則,該法第17條規定:「……當事人遲延履行後發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責任。」
(5)違反擔保義務的合同責任。所謂擔保義務, 是指在有償合同中,債務人對其所提出的給付應擔保其權利的完整和標的物質量合格,如果債務人違反此項擔保義務,無論該瑕疵系由何種原因造成,均應承擔合同責任。這在大陸法系國家被稱為瑕疵擔保責任,其又分為權利的瑕疵擔保與物的瑕疵擔保,我國合同法僅規定了前者(見《合同法》第150條),對後者則是作為不適當履行合同的行為來對待的。但1993 年的《產品質量法》對生產者和銷售者的質量擔保義務作了明確規定,既然規定了擔保義務,自然無須證明其違反者因何種原因而違反義務,故應屬絕對責任。
(二)嚴格責任原則下的免責事由。
嚴格責任有別於過錯責任,過錯是一種積極的觀念,它告訴我們歸責的必要條件。嚴格責任是一種消極的觀念,它告訴我們責任可以在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存在,並通過法律承認的免責事由而免除其責任,因而,何種情形可以成為免責事由就成為嚴格責任原則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嚴格責任下的免責事由應限為以下幾項:
1、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作為法定的免責事由,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通常包括自然災害、戰爭、國家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職能等。此種情形雖導致損害後果的發生,但由於債務人的行為與損害之發生不存在任何因果關系,因而不承擔違約責任。但發生不可抗力並非完全絕對地免責,根據《合同法》的規定,當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並應在合理期限內提供證明。
2、債權人的原因。如果債務人違約是由於債權人的原因引起的,則債務人應當可以被免除或減輕責任。在奉行過錯責任原則的大陸法系國家,對此採用的是過失相抵原則,即在債權人對違約也有過錯時,減輕或全部免除債務人的合同責任由於我國合同法採取的是嚴格責任,因而過失相抵原則在此沒有適用的餘地。但是《合同法》第120條規定, 「當事人雙方都違反合同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該條是對過失相抵原則的變通適用。但由於「同時履行抗辯權」和「先履行抗辯權」的引入,「雙方違約」目前即成為一個存有相當爭議的問題。退一步講,即使承認雙方違約,該條的規定顯然將因債權人的原因而免責的事由限定在一個相當狹窄的范圍。因而在解釋上應理解為如果債權人自己的行為助成了對方當事人違約,不管該行為本身是否構成了違約,均可減輕或免除對方當事人的責任。
3、合同中約定的免責條款。雖然合同責任同其他民事責任一樣具有國家強制性,但其所具有的財產性、補償性體現了其作為一種私法上的責任更具有「私人性」,因而對其的規定並非強制性規范而是任意性規范,當事人自願協議免除合同責任的,法律自無強行干涉的必要。因而各國大都允許當事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得以協議免除合同責任,我國《合同法》顯然對此也予以了肯定。但免責條款如果適用不當,則會對債權人造成極大的不公,進而危害社會正義的實現,這在標准合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方面,《合同法》也同其他國家一樣對免責條款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第一,免責條款不得排斥法律的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如關於民事法律行為的生效要件的規定等,否則該免責條款無效。
第二,免責條款不得排除給對方造成人身傷害的民事責任;
第三,免責條款不得排除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責任。
四、在合同領域為什麼要適用嚴格責任原則?
首先為合同的履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是符合合同嚴守原則的。其優點在於,原告只需證明被告未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事實即可,不需要證明違約方有過錯,也無需違約方證明自己沒有過錯。
違約方免責的可能性在於免責事由的存在,而免責事由也屬於客觀事實,證明起來相對容易。所以實行嚴格責任原則有利於方便裁判,及時解決糾紛。尤其是在嚴格責任原則下,違約責任與違約行為直接相聯,兩者直接的因果關系極為明確,十分有利於督促當事人履行合同義務,維護合同的權威性、嚴肅性。誠然,嚴格責任原則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方面,在很多情況下不利於准確認定責任,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必須根據當事人的過錯來確定責任,而且,嚴格責任原則也不利於在一些清況下分清雙方的責任,根據雙方的過錯來確定責任。另一方面,不利於懲罰有過錯的行為,實現合同正義。
總之,責任歸責原則,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每種原則的適用,都有其適用的環境,如過錯責任原則應當是通用的普遍的歸責原則,但這種通用原則也必然意味著在一些特定領域或特殊情形下又是不能適用的,在合同領域有其特殊性,所以規定的是嚴格責任原則,也就是無過錯責任原則。
F. 您對合同法83條的解釋很通俗易懂,問你一下,承擔連帶債務和連帶共享債權,和連帶責任一個意思嗎謝謝
你提到的「連帶債務」、「連帶共享債權」和「連帶責任」中的「連帶」含義是相類似的,關於「債務」、「債權」、「責任」當然含義不同,相當於「義務」、「權利」、以及不履行義務或怠於行使權利後將承擔的「責任」。
G. 民法66與合同法48條,出現了矛盾,請高手分析下謝謝
答:選C。民法通則第66條與合同法第48條並不矛盾。分析如下:《民法通則》版第66條:沒有代理權、權超越代理權或代理權終止後的行為,只有經過被代理人的追認,被代理人才承擔民事責任,未經追認的行為,由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同意。《合同法》第48條: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代理權終止後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的合同,未經被代理人追認,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由行為人承擔責任。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個月內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合同被追認之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通過上述條文,可知乙由開始的無權代理經丙的未予否認,視為有權代理。因為當甲託人向丙核實時,此時的丙已知有人以他的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且了解相應的內容,這時再怠於否認,是在損害甲的利益,因而要視為丙同意。此時甲行使的不是催告權,因甲催告時,丙並不知道催告的內容,所以為保護本人的即丙的利益,就有了《合同法》第48條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個月內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
H. 合同法問題
是的,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其實您可以先在12315先投訴他。
I. 合同法問題
由abc承擔連帶責任。
三方協議的效力對內有效,不能對抗對外第三人。
採納謝謝
J.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