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訴與辯護公號婚姻法

『壹』 庭審時是公訴人先發問還是辯護人先發問

整個審判過程由審判長主持。一般由公訴方先發問，若由辯護方首先詢問更為適宜時，經辯護方提出後，也可以由辯護方首先詢問。

相關法律條款及司法解釋：

• 《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八十六條 公訴人在法庭上宣讀起訴書後，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訴書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公訴人可以訊問被告人。

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向被告人發問。

審判人員可以訊問被告人。

第一百八十九條 證人作證，審判人員應當告知他要如實地提供證言和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要負的法律責任。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對證人、鑒定人發問。審判長認為發問的內容與案件無關的時候，應當制止。

審判人員可以詢問證人、鑒定人。

•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查逮捕和公訴工作貫徹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

4、訊問被告人及詢問證人應注意的問題

（1）公訴人不應打斷或限制被告人針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完整陳述，應注意聽取被告人在陳述中暴露出的觀點，並在被告人作完整陳述之後，在審判長主持下，開始訊問被告人。

（2）對於共同犯罪的案件，訊問被告人和詢問證人應當分別進行。第一輪訊（詢）問完畢後，公訴人應表明「訊（詢）問暫時到此」。根據辯護人、當事人訴訟代理人發問的情況，公訴人可以對被告人、證人繼續訊（詢）問。

（3）要根據不同被告人、證人的特點，講究訊（詢）問的方式、方法，注意語言簡潔、明了、准確，避免影響被告人供述或者對證人進行誘導性詢問以及其他不當訊（詢）問。辯護人對被告人或者證人進行誘導性發問可能影響陳述或者證言的客觀性的，公訴人應當及時提出意見，提醒審判長予以制止或者合議庭予以注意，對於受誘導或者其他不當詢問而導致陳述或者證言不具有客觀性的，應當要求審判長對該項陳述或者證言不予採信。

（4）被告人在庭審中的陳述與在偵查、審查起訴中的陳述一致或不一致的內容不影響定罪量刑的，可以不宣讀被告人陳述筆錄。如果不一致的內容足以影響定罪量刑的，可以宣讀被告人陳述筆錄，並有針對性地訊問被告人，或者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起訴書指控的犯罪。

（5）詢問證人時，公訴人應當首先要求證人就其所了解的與案件有關的事實進行完整陳述。之後，根據需要，經審判長許可後，對證人進行發問。除證人表達能力不強，或者精神緊張無法連貫陳述的特殊情況外，公訴人一般不應直接發問。發問應採取一問一答形式，問題力求簡潔、清楚。詢問證人應當按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的順序，首先由公訴人進行。對於辯護方提出的證人，公訴人可以根據證人當庭陳述具體情況，認為由辯護方首先詢問更為適宜時，經辯護方提出後，也可以由辯護方首先詢問。

詢問證人，應針對證言中遺漏、矛盾、模糊不清和有爭議的內容，並圍繞與定罪量刑相關的事實進行。證人進行虛假陳述的，應當通過發問澄清事實，必要時宣讀證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提供的證言筆錄，或者宣讀、出示其他證據對證人進行詢問。

（6）詢問鑒定人可以參照詢問證人的方法進行。

『貳』 公訴人和辯護人有什麼區別

1、定義不同

公訴人是指不用當事人而是由國家司法機關來直接提起訴訟，在中國主要由人民檢察院的司法人員來擔任，也就是說，在人民檢察院擔任訴訟的人，就是公訴人。

辯護人是指接受被追訴一方委託或者受人民法院指定，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辯護權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人。

2、服務不同

公訴人是服務於法庭的。

辯護人是服務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3、它們的職責不同

公訴人的主要職責是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代表本院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訴，進一步闡述公訴機關的指控意見，並通過舉證、質證和辯論，使合議庭確認公訴機關對被告人的指控，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罪並處以相應的刑罰,公訴人還肩負著監督法庭審理案件有無違反法律規定的重要職責。

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叄』 開庭人員（法官，公訴人和辯護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出場順序

先是公訴人和辯護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到庭，接著書記員核查原被告人是否到庭，最後法官出場

『肆』 辯護人可不可以在開庭前看公訴書 我們在做一個模擬法庭，請問應該怎樣准備呢

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辯護人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就可以查看復印案卷材料了。至於公訴書，在起訴之前是可以向法院索要的。可根據公訴書、相應的公訴材料、案件事實等准備辯護詞。

『伍』 新婚姻法對服刑期間的服刑人員主動提出離婚，如何處理

請認真閱讀第11條。（一方被依法判處長期徒刑，或其違法、犯罪行為嚴重傷害夫妻感情的。）
判斷夫妻感情是否確已破裂，應當從婚姻基礎、婚後感情、離婚原因、夫妻關系的現狀和有無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綜合分析。

根據婚姻法的有關規定和審判實踐經驗，凡屬下列情形之一的，視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經調解無效，可依法判決准予離婚。
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結婚疾病的，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發生性行為，且難以治癒的。
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結婚，婚後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難以共同生活的。
3．婚前隱瞞了精神病，婚後經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對方患有精神病而與其結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間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
4．一方欺騙對方，或者在結婚登記時弄虛作假，騙取《結婚證》的。
5．雙方辦理結婚登記後，未同居生活，無和好可能的。
6．包辦、買賣婚姻、婚後一方隨即提出離婚，或者雖共同生活多年，但確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
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滿2年，確無和好可能的，或者經人民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後又分居滿1年，互不履行夫妻義務的。
8．一方與他人通姦、與他人同居，經教育仍無悔改表現，無過錯一方起訴離婚，或者過錯方起訴離婚，對方不同意離婚，經批評教育，處分，或在人民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後，過錯方又起訴離婚，確無和好可能的。
9．一方重婚，對方提出離婚的。
10．一方好逸惡勞、有吸毒、賭博等惡習，不履行家庭義務、屢教不改，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的。
11．一方被依法判處長期徒刑，或其違法、犯罪行為嚴重傷害夫妻感情的。
12．一方下落不明滿二年，對方起訴離婚，經公告查找確無下落的。
13．受對方的虐待、遺棄，或者受對方親屬虐待，或虐待對方親屬，經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諒解的。
14．一方有家庭暴力行為的。
15．因其他原因導致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

『陸』 辯護人與公訴人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辯，是針對「訴」的一種本能反應，從其自然屬性上來說，是人在受到外界侵犯時的一種本能的反抗行為。沒有辯護，就沒有刑事司法公正。「可以做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刑事司法公正是一座大廈的話，支撐這座大廈的就是控訴、辯護和審判三根支柱，三根支柱缺少或削弱任何一根，司法公正的大廈就將傾覆，或遭受嚴重損壞。」①可以說沒有完善的辯護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刑事訴訟制度。目前，眾多學者對辯護制度的研究已經非常透徹，但是對於辯護的概念這一基本問題的概括卻有不妥之處。因此，本人願對此問題發表一些看法。
《刑事法學詞典》：辯護與控告相對，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根據法律和事實，針對控告進行申辯或者反駁、論證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事處罰的行為。
《刑事訴訟法》（程榮賦主編）：辯護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針對控訴方的指控而進行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應當減輕或者免除刑罰，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訴訟活動。
《刑事訴訟法新論》（張仲麟主編）：刑事訴訟中的辯護，是指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為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從事實和法律方面的反駁控訴，提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證據和理由，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訴訟活動。
從以上幾個概念可以看出其有以下三個問題：
1.在辯護的概念中使用了「論證」、「證明」等詞，與證明責任相混淆。
2.辯護的內容是關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即指實體辯護，而沒有涉及程序性辯護。
3.辯護是針對控訴提出的，沒有控訴就沒有辯護。這樣就排除了偵查階段的辯護。
筆者對以上三個問題提出質疑。
（一）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辯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項訴訟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只有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中，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但此條只是例外規定。在一般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不承擔證明責任。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可見我國法律一方面規定證明責任由控方承擔，另一方面又把辯護人的責任規定為證明責任；一方面把辯護規定為一種訴訟權利，另一方面又把行使辯護權的行為規定為證明行為。法律作如此規定，實際上是把控辯雙方的結構關系變成了一種平衡結構關系，即公訴方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辯護方證明其無罪，你證你的，我證我的。其結果是如果辯方不能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則其就有可能是有罪的，這就必然導致有罪推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的功能只能是與證明相對應的反駁，而不是證明。當然這種反駁可以在技術上和思維上使用證明方法，針鋒相對地提出證據，反駁控方主張，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在上面的論述中，反駁其實都是積極地行使辯護權的方式，但如果被控訴人不能提出證據反駁控方主張，是否就一定會敗訴呢？這里就涉及到辯護的第二種形態，即雖然被控訴人不能提出有力證據反駁控方主張，但可以通過對控方證據提出質疑，指出控方證據中存在的問題，使其達不到證明標准所要求的程度，不攻自破，進而使控方敗訴，維護被追訴人的利益。這是由於證明的成立和反駁的成立的要求是不同的，證明的成立不僅要求有真實充分的證據，而且其論證的過程必須符合邏輯規律，反駁則與之不同，反駁既可以通過積極提出與控方針鋒相對的證據來完成，也可以不積極提出證據，只需控方證明過程中的疑點和不合邏輯性，即可完成反駁。有學者將這種辯護方式稱之為「證據辯護」。
傳統概念用「論證」、「證明」等詞語，把辯護同承擔證明責任相混淆，所以應用反駁、質疑等詞來取代舊概念中的證明、論證等詞。
（二）關於第二個問題。隨著現代人權觀念的發達，憲政制度的完善，人們逐漸認識到，辯護還存在著一種有別於實體辯護的獨立辯護形態——程序性辯護。
程序性辯護，是指辯護方針對檢控方的程序違法行為，以及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行為所進行的辯護、聲請。有學者將程序性辯護直接定義為 「辯護方在程序性裁判過程中所實施的防禦活動」。②可見，程序性辯護的直接目標不是促使法院做出無罪或罪輕判決，而是通過程序性申請，來行使其某一訴訟權利或實現某種訴訟行為。用美國著名律師德肖微茨的話說，程序性辯護是最好的辯護，因為這種辯護通過「指控」警察、檢察官、法官的程序性違法行為，來促使法庭對這些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正因為如此，程序性辯護又成為一種「反守為攻」的辯護形態。
程序性辯護是針對檢控方的程序違法行為提出的，程序性違法行為是指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公共權力機關違反了法定訴訟程序規則的行為。由於我國偵查階段採用行政治罪模式，缺乏必要的司法審查機制，所以大多數程序性違法行為發生在偵查階段，又多為警察所實施，針對程序性違法行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有權提出程序性辯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5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委託的律師對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可見，我國法律已規定了一些有關程序性辯護的條款，但只簡單地規定這些條文是不夠的，要想真正把程序性辯護落到實處，還需要辯護律師更廣泛的程序參與權，通過律師富有意義的參與來對裁判的結果發揮有效的影響和作用。
程序性辯護是與權利救濟理論緊密相聯的，它本質上是為公民提供一個權利救濟途徑。「無救濟則無權利」、「救濟先於權利」。因為某一權利受到侵犯後，如果被侵犯者連自己都不能提出，自己的要求不能到達裁判者，他將無法獲得司法救濟，該權利的存在也就毫無意義。而針對那些憲法性權利的救濟則更為重要，程序性辯護主要就是針對憲法性權利受到侵犯而進行的救濟，這種救濟途徑是不可缺少的，也必須是強有力的。
傳統的辯護概念中只注意到實體性辯護，而忽略了程序性辯護，我們應該在辯護中注入程序性辯護因素。
（三）關於第三個問題。「只有當某人被指控有罪的情況下，他才需要辯護」。③據此，自然推論出了在偵查階段不存在辯護的空間，辯護最早也只能從審查起訴階段開始，但律師充分參與偵查階段為犯罪嫌疑人辯護是世界各國刑訴法發展的趨勢，「在訴訟發展史上，伴隨著刑事訴訟活動向審判前的伸展，各國辯護權均經歷了一個從審判階段向前審程序延伸的坎坷歷程」。④因此，我們有必要把辯護提前到偵查階段。
就司法實踐而言，起訴和審判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偵查的結果， 99%以上的有罪判決率事實上是靠強有力的偵查來維系的。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真正決定中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運的程序不是審判，而是偵查。⑤偵查的結果對法官來說有一種預見性，法官做出判決主要是依據偵查的結果來的。既然偵查程序對被追訴人命運的影響如此之大，如果被追訴人在偵查階段不能進行充分有效的辯護，偵查後，各個階段的辯護的有效性將大大削弱，整個刑事司法程序也就沒有公正性可言了。更何況，我國的偵查模式是一種秘密的、不透明的行政治罪模式，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司法審查機制，偵查機關權力之大，可謂各國少有。根據現行各法律規定，公安機關除了逮捕必須經過檢察院批准之外，其他所有偵查措施和搜查、扣押、查封、監聽等，一律由公安機關自行決定而不需要檢察機關批准。在檢察機關偵查貪污賄賂等案件時，享有與公安機關同樣大的偵查權，但誰來監督監督者呢？偵查機關權力如此之大，且缺乏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約束，如果再沒有充分的律師辯護，控辯雙方的地位、力量將會嚴重不平衡，進而影響整個刑事司法體制。
辯護律師的參與為國家官員和個人兩方組合的刑事訴訟格局注入了獨立的——不僅獨立於國家機關，而且還獨立於當事人的——社會力量。⑥相對於追訴機關，辯護律師的參與體現了一種監督和制衡，強化了作為弱者的被指控人的地位，並通過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維護了程序的公正。「辯護律師參與訴訟的時間越早，參與的范圍越廣泛，被告人獲得的法律幫助也就越及時有效，並在對抗能力上與控訴方形成『勢均力敵』的均衡狀態。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參與辯護活動，可以使被告人進行充分的防禦准備，調查和收集到充分的辯護證據，從而在庭審過程中提出有力的辯護主張，對法官製作裁判形成有效影響」。⑦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行使辯護權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並且已被國際公約所確認。聯合國1990年通過的《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就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階段范圍規定了一些最低限度的標准，該公約第1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請求由其選擇的一名律師協助保護和確立其權利，並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為其辯護。」第7條規定：「還應確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論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應迅速得到機會與一名律師聯系，不論在何種情況下至遲不得超過自逮捕或拘留之時起的48小時。」可見律師全面介入偵查程序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與國際接軌的需要。為了符合國際通行做法，我國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活動的時間從審判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這些規定說明，律師在案件的偵查階段有權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託介入訴訟。但這里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一是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有權聘請律師，但此時介入訴訟的律師的地位如何？在法律用語上並未被稱為「辯護人」，其訴訟權利也非常有限，其作用僅限於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介入訴訟的，才稱為「辯護人」，享有完全意義上的辯護人的權利。
由於用語的不一致，也引發了學術界關於律師在偵查階段訴訟地位的大爭論，然而對此問題作深入分析便不難發現，這是對辯護概念理解不全面的結果。在偵查階段，大量的辯護是程序性辯護，而程序性辯護是不以正式的控訴為前提的，所以應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的訴訟地位，如果仍局限於針對控訴的辯護，則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訴訟地位永遠會不倫不類。
二是對辯護律師的參與作了較大的限制，這些限制主要是出於對偵查效果的考慮，這說明偵查機關對辯護律師的積極作用仍存在一定的疑慮。其實，從維護法律尊嚴的大局看，律師參與偵查程序是必要的，因為偵查程序是秘密的，不透明的，如果沒有律師監督制約，怎能讓人相信偵查程序是合法的，又怎能讓人相信這裡面沒有刑訊逼供存在？其結果只能導致社會公眾對法律的懷疑和不信任。並且由於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難以證明，導致大量的被告人屢次以偵查行為違法為由而當庭翻供，使檢控方陷入被動，降低了訴訟效率，也不利於訴訟目的的實現。
由此上述論述可以看出，傳統的辯護概念僅局限於與控訴相對立的辯護而沒有涉及偵查階段的辯護，這已不符合當今社會發展的要求，我們應把辯護擴展至偵查階段，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司法公正。
上面分析了傳統辯護概念中的不足之處，並逐一進行了說明論證。由此可得出辯護的概念是：辯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偵查、起訴、審判過程中，針對偵控方的控訴以及程序違法行為，從實體上和程序上提出辯駁、質疑、聲請，以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訴訟行為

『柒』 公訴案件嫌疑人的妻子可以委託親友做辯護人嗎

在公訴案件中，可以委託親友作為辯護人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無論是否屬於公訴，需要親友迴避的是只有審理人員。辯護人僅僅是作為當事人的代理人，並不屬於審理人員。因此不需要迴避。

『捌』 公訴人與辯護人在法庭上的關系

沒有什麼關系，辯護人他只負責為所屬的那一方進行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