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法的社會職能

㈠ 法與國家的關系

（一）國家是法存在的基礎

沒有國家，就沒有法律。這是因為：（1）國家是法產生和存在的前提；（2）法律的實施離不開國家的強制力；（3）法律的性質直接取決於國家的性質；（4）法律的發展、變化受國家的發展、變化的影響和制約；（5）法律的特徵、表現形式和內容也還受國家的特徵、形式、傳統、職能等方面的影響。

（二）法保障國家職能的實現

國家也離不開法，沒有法不成其為國家。這有幾方面的原因：（1）法是確認國家權力的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2）法是執行國家職能的有效工具；（3）法是完善國家制度所必需的手段；（4）法是確定國家形式、組織國家機構的章程。如要組織起復雜的、能夠相互協調、有效運轉的國家機構，就必須有法來規范各種國家機關的設置、職責、許可權、組織形式、活動原則和相互關系等。

㈡ 國家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的相互關系是什麼啊

依據國家活動的性質和方式，國家的內部職能可以相對地劃分為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兩種。

一、國家的政治職能

國家的政治職能即國家的階級統治職能，是國家運用暴力、法制等特殊的強制力，控制被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及一切破壞現存的政治法律秩序，社會秩序的分子的反抗的政治管理職能。由於這種職能主要是通過階級的統治和鎮壓來實現，所以，有時又叫鎮壓職能。國家的政治職能是國家的性質決定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二、國家的社會職能

國家的社會職能即統治階級運用國家權力執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社會管理職能。國家的社會職能是國家本質的一個方面的體現，它執行國家意志即統治階級的意志，受根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約，同樣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國家的社會職能也具有政治性質。

三、國家的政治職能和國家的社會職能的關系

從理論上說，社會管理職能存在的前提是社會的存在，而政治統治職能存在的前提則是國家的存在。這意味著，社會管理職能對人類社會而言，具有共生性，與人類社會相始終。而政治統治職能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只是歷史的產物，並非永恆存在，它隨國家的出現而出現，隨國家的消亡而消亡。
國家的政治職能與社會職能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在階級社會，從根本上講，社會管理職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同時，這種職能的執行和實現，必須依靠國家權力，所以它又與政治統治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講，政治職能是社會職能的前提；另一個方面，政治職能又必須以社會職能為基礎，因為，國家只有有效地實現了社會管理職能，政治統治才能夠得以持續。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職能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本質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的總體要求。其社會職能上升為主要職能，表現為組織經濟與文化建設。而政治職能，由於剝削階級已被消滅，已不佔主要地位了，因此主要表現為民主與法制建設，保證社會政治穩定，同時打擊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分子。

㈢ 法律與國家的關系是什麼

（一）法與國家的關系解析

一.法治國家的概念解析
(一)法與國家的關系解析

對法治國家進行理論研究，必須首先理清法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人們已經在國家法律現實的條件下生活了幾千年，他們成為特定國家的公民（或臣民），服從於國家權力，使自己的行為與法律規定和要求相協調。當然，很久以前他們就開始思考關於國家與法產生的原因和方式，並創立了許多完全不同的理論，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不同的回答。」 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一直是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眾多社會科學所探討的重要課題。法學界對於法與國家的關系的研究一向是積極而熱情的。蘇聯的法學家們在蘇維埃法學創建之初即把法與國家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其法學理論學科的名稱就是《國家與法的理論》或者《國家與法權理論》。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等國的法學界依然保留了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學術傳統，近年又推出了一些命名為「國家與法」的學術著作和教科書。俄羅斯自然科學研究院院士B.B.拉扎列夫就組織一批俄羅斯著名學者，編寫了《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被俄羅斯國家高等教育委員會推薦為大學教材。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學界，法與國家也被聯系起來研究。原籍奧地利後加入美國國籍的著名法學家凱爾森就於194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第一編為「法論」，第二編即為「國家論」。對於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理論，學術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學術成果。「法要依賴國家」與「國家要依賴法」等理論命題得到了普遍的認同，然而也存在各種不同的見解。在這里，我謹從本法治國家研究課題所涉及的有關問題——法與國家的一元論與二元論，法與國家的優先問題著眼，從法學角度進行一些思考，為本課題的研究確立一些最基本的法與國家關系的觀念。

1．法與國家的一元論與二元論

在我國社會科學學術界的各種理論學說中，法與國家，幾乎無可爭論地被當作兩個各自獨立而相互聯系的事物。法與國家自然而然地被視作二元存在物。很少有疑問者。其實，放眼世界學術領域，法與國家是一元的還是二元的，並無一致的看法。甚至有人十分明確地批評法與國家的二元論是一種神話，是錯誤的，進而主張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元論。也有學者認為將國家與法混為一談的一元論是沒有意義的。

一元論的觀點認為，「法律與國家是同一個事物，國家只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法律秩序，即規范境內居民行為的集中化的法律秩序，或者說是由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員和其他作為國家機器組成部分行動的人所執行的法律規則、法令的總和。」 在一元論的主張者中凱爾森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凱爾森在其《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寫到：

「有時人們以國傢具有或就是『權力』（power）為理由，將它說成是一個政治組織。國家被描繪為在法律背後的權力，實施法律的權力。」 「法律和國家的二元論是我們認識對象的一個多餘的重復或雙重化；是我們先加以人格化然後又加以實體化的那種傾向的一個結果。我們在對自然的萬物有靈論的解釋里找到了這種傾向的一個典型例證，即原始人的這種觀念，認為自然是有靈的，認為在每個東西的背後都有這個東西的一個靈魂、一個精神、一個神、一株樹的背後有一個森林女神；一條河的背後有一個寧芙女神；月亮的背後有一個月神；太陽的背後有一個日神。這樣一來，我們想像在法律的背後有它的被實體化了的人格化，即國家、法律之神。法律和國家的二元論是一種萬物有靈論的迷信。」 與之相應地認為，「國家的權力是由實在法組織起來的權力，是法律的權力；也就是實在法的實效。」 「一個『國家的機關』，就等於一個『法律的機關』。」

凱爾森的認識有著他自己的論據。在他看來，國家與法是同一個規范性秩序，「既然我們沒有理由假定有兩個不同的規范性秩序——國家的秩序與國家的法律秩序，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稱為『國家』那個共同體就是『它的』法律秩序。」 「從甚至連社會學家也將國家的特徵說成是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這一事實來看，國家和法律秩序的同一性也是顯然的。既然社會（作為一個單位）是由組織構成的，那麼將國家界說為『政治組織』就更加正確。組織就是秩序。但這一秩序的『政治的』性質是在哪一點上呢？就在於它是一個強制性秩序這一事實。國家之所以是一個政治組織，是因為它是一個調整如何使用強力的秩序，是因為它壟斷了對強力的使用。然而，正如我們所已了解的，這是法律的主要性質之一。國家是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強制性秩序構成的共同體，而這個強制性秩序便是法律。」

粗略看來，凱爾森的見解是有失偏頗的，我也不贊成這種一元論。他把法與國家的關系簡單歸結為一個「東西」與這個東西後面的「神」的關系，進而將「法與國家二元論」比之為「萬物有靈論」加以批評，而證明其一元論的科學性。我認為這個證明過程本身就有問題。法與國家之間遠不是月亮與月亮神，太陽與太陽神之間的關系。法與國家是同時產生，相互聯系，協同發展，共存互動的兩種社會上層建築。但這並不意味著凱爾森的一元論毫無意義。他所堅持的法與國家的一元論，強調了法與國家的同一性，對於倡導法治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法與國家或者國家與法既然是同一的，國家當然就必須服從法律，實行法治。在國家實行法治的問題上就沒有任何障礙。國家與法之間的統一就不會成為問題。也就是說，法與國家的一元論主張並非全無道理，至少在肯定法與國家之間的同步形成與內在聯繫上是有意義的，在尋求法與國家的同一性從而為法治尋找根據的目標期求上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法與國家的區別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將法與國家混為一談顯然是不科學的。

法與國家關系的二元論主張者，人多勢眾，盡管他們不一定以二元論自居，但其二元論的主張都十分清晰。蘇聯乃至現代俄羅斯的法學家們，以及中國的法學家們多持二元論的觀點。

俄羅斯的一些法學家聲稱，「沒有意義去研究那些從國家與法產生方式和實質的不可知性出發的觀點，以及那些將國家與社會混為一談的理論。」 他們一再論述的是法與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中包括法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和國家相對於法的獨立性。在前述拉扎列夫主編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的教科書中，專門設置了《國家與法的相對獨立性》一章，論述了國家與法各自以及相互的獨立性問題。

我國的任何一部法學理論著作幾乎都肯定了法與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系，論證了法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沒有一部著作將法與國家視為同一事物。它們都在強調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時強化了二者各自的獨立性。也就是說，我國所有法學理論著作實際上都不主張國家與法的一元論，都是國家與法的二元論的主張者。

法與國家的二元論主張顯然是比較科學的，它本身並無什麼錯誤可言，但是它可能導致將法與國家相分離的錯誤。往往會導致過分強調法的地位與作用或過分強調國家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將法置於國家之上，雖然有抑制國家權力的重要意義，但是也有可能出現忽視國家在法的創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將國家置於法之上，過分誇大法對國家的依賴，使法律的地位被低貶，形成法治倡導與發展上的障礙，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歷史上的類似教訓實在太多，我們需要牢牢記取。當然，法與國家的二元論也不必然導致強調國家否定法的後果。對於法與國家二元論中的優先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會使問題更加明晰。這是下一部分所要論及的主題。

2．法與國家的優先問題

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元論主張者既已把二者視為一元，一般地說，顯然不再有誰優先於誰的問題。其實並非如此。法與國家的一元論中有把國家歸結到法的法律優先的一元論，或將法歸結到國家上去的國家優先的一元論。凱爾森主張的是法律優先的一元論。凱爾森的一元論中包含著法律優先的觀點。他認為：「我們從純粹法學觀點出發來研究國家時，情況就顯得比較簡單了。那時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法律現象，作為一個法人即一個社團來加以考慮。因而它的性質在原則上取決於我們以前對社團所下的定義。唯一剩下的問題是國家如何不同於其他社團。其區別一定在於構成國家社團的那個規范性秩序。國家是由國內的（不同於國際的）法律秩序創造的共同體。國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體的國內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從法學觀點來看，國家問題因而就是國內法律秩序的問題。」 在凱爾森的眼中，國家是一種法律現象，國家理論也是法律理論的一個部門。「作為實在法經驗體現的規范體系具有什麼特殊性質，以及它們是怎樣分界和怎樣相互聯系的。這就是國家作為法律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同時也是作為法律理論的一個部門的國家理論負有任務要解決的問題。」

法與國家誰優先的問題，更存在於二元論之中。在二元論主張者中法與國家之間一直有著誰優先的爭論，根據學術界的不同認識，我將其稱為國家優先論、法律優先論和法與國家互從論。

關於國家優先論。俄羅斯學者在其著作中總結到：「對於法與國家的相互關系問題，學術界在傳統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基於國家優先於法的論點，依據這一觀點，法被視為國家活動的產物和國家的結果。這一觀點在我國的法學著作中流傳甚廣。舉例來說，法被認為從屬於國家。傾向於把法看作國家附屬物的政治實踐成為這一觀點的事實條件，而將法視為由國家制定的規范總和的形式教條主義則成為其理論前提。」 英國學者也注意到了國家優先論，並且還傾向於國家優先論，「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是國家的構成要素之一。它規定各種法律機構的權利和職責，確認其存在，維持社會秩序，提供維護公民之間利益和要求沖突的准則。法律制度的這種作用正是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 「在一國境內發生效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通常主要是由國家制定的，同時立法機關不斷地對之進行修改和變更。而對於效力較低的一般法律的修改和變更，則通過行政機關受權立法以及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和判例等途徑。由此可見，國家是法律規則和原則的直接的實際的淵源。」

中國學術界對於法與國家關系的認識普遍地既有互從論的觀點，也有國家優先論的觀點。先來看看國家優先論的表現，我國幾乎所有的法學教科書在定義法或法律時，其他不相乾的成分我們不必引證，與國家相關的表述都是，「法或法律是國家制定認可的，表現為國家意志的，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的總和。」這種對於法的認識貫穿了所有法學著作的始終，似乎成為了我國法學界對於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個基本的共同認知。

關於法律優先論。俄羅斯學者說，法律優先論的觀點「則是按自然法觀念確立的。這一被稱為自然法學派的擁護者從社會契約中得出國家概念，他們從國家受制於法的觀點出發，認為來自於自然法的不可違背性和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之上的個人主體公共權力的不可轉讓性。從這一觀點的立場來看，法與國家相比具有絕對的優先地位。法產生於國家形成之前，它早於國家，任何國家和政權都不是法的最初來源。」 《牛津法律大辭典》也注意到了這種觀點的客觀存在，它說，「一種觀點認為法律高於國家，國家從其產生之日起即受到法律約束。這種觀點接近於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自然法學派認為，國家雖然可以制定實在法，但它必須受自然法的約束。一些現代思想家否定國家創造法律的觀點，認為法律的淵源另有所在，例如公眾權利的主觀意識、社會休戚相關的事實等。」

關於法與國家互從論。法與國家相互從屬的理論，沒有人給它命名過，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不妨將一元論和二元論之外的第三種觀點稱之為「法與國家的互從論」。有著作認為這種界於一元論與二元論之間的互從論觀點，作為「第三種觀點，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綜合上述觀點擁護者的看法，並且同時避免對法與國家相互關系評價的偏激性。」 「依第三種觀點，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並不具有如此一致的因果關系（國家產生法或者從法產生國家）。這一關系顯然更加復雜，並且帶有雙向的相互從屬性：國家與法彼此不能單獨存在，即它們之間存在職能性關系。」 我國的法學著作在具有國家優先論的表象之外，還具有法與國家互從論的特徵。我國的每一部法學著作都在肯定法對於國家的依賴的同時，也會四平八穩地論述國家對於法的依賴。或者強調二元並存中的國家優先，或者強調法與國家的二元互從。是選擇國家優先或是二元互從，學者似乎並不特別在意。

就國家優先論來說，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理論。前蘇聯和目前一部分俄羅斯學者，中國的部分法學家都持有類似的觀點。這種觀點充分強調了國家的意義。在強調國家至上，忽視或否定法律作用的時代是很有響應者的。它對於法要從屬於國家的片面強調顯然是有失偏頗的。持有類似觀點的學者，甚至以主張國家比法先產生來證明國家要優先於法，這是沒有根據的。恰恰是這種片面強調國家意義的理論，為專制者無視法律、否定法律奠定了認識基礎和理論基礎。它本身的不科學性和它所產生的惡劣後果都要求我們必須將其拋棄。

就法律優先論來說，與前者是同樣傳統的理論，西方以自然法學為代表的法學家們多持有類似的觀點。持有類似觀點的學者常常以法比國家先產生作為論據。這一觀點對於強調法，推行法治，有著不可置疑的優勢，它「是在政治實踐中確立法的統治地位思想的哲學綱領」 。這一觀點的追求目標是好的，但是這一觀點的主張者常常以自然法先於國家，法比國家先產生作為論據，我以為同樣是不妥當的。

就法與國家互從論來說，是在前兩者基礎上提出的比較中庸，而為目前許多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實際採用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避免在法與國家關繫上的片面認識，使我們更清楚地把握法與國家相互之間的影響與互動。更清楚地把握法對國家的作用與國家對法的作用。這種表面上的公允，也有實際上的問題。法與國家並存而相互作用，看似客觀，其實其忽略了法與國家的不同性質所決定的應然關系配置，會導致主張者意想不到的後果發生。

在我看來，法與國家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漸變形成的，二者之間沒有誰先產生誰後產生的問題。法與國家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間各自萌芽的因素是相互促進、彼此互動、互為因果的。一定要去確定某一時刻國家產生了或者某一時刻法產生了，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如果您不任意地改變法與國家的概念，我就可以肯定地說，法與國家自始至終都會緊緊相伴，不離須臾。但由於二者的特性不同，法是一種普遍而公開的行為規則，國家是一種具有強力的又不能不為特定的少數人管理或運作的公共組織，因此，在法與國家共存的歷史期間，運用法律規制國家，將是永恆的課題。否則，組成國家的民眾的意志就無法受到尊重，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在這個意義上，我是贊成並主張法律優先論的，只是我的理由不是基於自然法，也不是基於法比國家先產生，而是基於法與國家的不同性質，基於保障人民權利的價值期求的目標。狄驥主張國家必須合法，而且國家的目的也在於實現法。他說，「國家建立在強力的基礎上，但這種強力當其行使得合法時才是合法的。」 「國家追求的目的有三項：（1）維持本身的存在；（2）執行法律；（3）促進文化，即發展公共福利、精神與道德的文明。 ……我們如果深入事物的實質，則國家指定的這三個目的可以歸結為實現法的惟一目的。」

㈣ 簡述法律的社會作用

法律的社會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1.法律的指引作用

指引作用是指法(主要是法律規范)對本人行為起到導向、引路的作用。其對象是每個人自己的行為。法律的指引是一種規范指引，它不同於個別指引。

2.法律的評價作用

評價作用是指法律作為人們對他人行為的評價標准所起的作用。其作用對象是他人的行為。任何社會規范(如道德、政治紀律)都具有判斷、衡量他人行為的作用。

3.法律的預測作用

預測作用是指人們根據法律可以預先估計人們相互間將怎樣行為以及行為的後果等，從而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合理的安排。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的相互行為。

4.法律的教育作用

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通過法律的實施，使法律對一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這種作用的對象是一般人的行為。

5.法律的強製作用

法律的強製作用是指法律可以用來制裁、強制、約束違法犯罪行為。這種作用的對象是違法犯罪者的行為。

(4)國家與法的社會職能擴展閱讀：

法律除了有社會作用之外，還有對國家的作用如下：

1，保障、引導和推進國家經濟發展，在一系列的法律約束下。國家的經濟才會有一個快速穩定的上升空間。

2，保障、引導和推進國家民主政治。法律還能推動國家民主建設，法本來就是為人民服務用法於人。建法於人。

3，保障、引導和推進國家精神文化。法律還能讓國家的精神文化層次有一個質的飛躍，人們學習法律，不斷的提高各方面素質。

參考資料網路：法的作用

㈤ 簡述國家的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的內容

一、國家的政治職能
國家的政治職能即國家的階級統治職能，是國家運用暴力、法制等特殊的強制力，控制被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及一切破壞現存的政治法律秩序，社會秩序的分子的反抗的政治管理職能。由於這種職能主要是通過階級的統治和鎮壓來實現，所以，有時又叫鎮壓職能。國家的政治職能是國家的性質決定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二、國家的社會職能
國家的社會職能即統治階級運用國家權力執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社會管理職能。國家的社會職能是國家本質的一個方面的體現，它執行國家意志即統治階級的意志，受根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約，同樣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國家的社會職能也具有政治性質。

㈥ 法與國家有什麼關系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工具。法是提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意志，也是為實現階級統治服務的工具。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國家必須有法，法又是統治階級實現國家權力不可缺少的工具，主要表現在：
①法為組織國家機構所必需。統治階級要用法來建立國家機關體系，具體規定國家管理形式和結構形式，確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法律地位，明確其任務，劃分其職權和活動范圍，調整各國家機關間的相互關系等等。沒有法，國家機構就不能很好地組織和有效地運轉，也就不能充分發揮階級統治工具的作用。
②法為實現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整體利益所必需。任何階級掌握國家政權，都是為了使國家按照本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行事，並進而把本階級的意志表現為法，從而獲得普遍遵行的效力。所以，法只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不體現被統治階級的意志，而且要強迫被統治階級服從統治階級的意志。法只體現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整體利益，不體現統治階級內部任何個人的意志和利益，而且要防範他們任性行事，破壞整個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統治階級內部個別成員犯法，也會受到國法的制裁，這樣做不是違背而恰恰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整體利益。
③法為實現國家職能所必需。國家為了實現其對內與對外職能，貫徹執行統治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方針政策，就必須制定各種法律規范，用以保護人民、維護社會治安；鎮壓敵對階級的反抗，打擊各種刑事犯罪活動；解決各種民事糾紛；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維護交通秩序，保護環境衛生，保證各行各業的生產正常進行；發展對外貿易，促進國際交往，加強國防建設，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法。它服從於一個共同的目的，即確認、維護和發展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以鞏固它的統治地位。

㈦ 法的制定是國家實現其（）和社會管理職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d.

㈧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相互關系是：建設法治國家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建設法治國家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基礎，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條件；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社會的保障，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

要在同一時空同一語境解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涵義，可能要循以下三個步驟進行：首先探討國家、政府、社會的不同內涵和外延。

其次，研究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中法治的共同要件；最後，分析法治分別與國家、政府、社會組合後法治涵義重心的差別，法治與國家、政府、社會組合後形成的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個概念的異同。

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三根支柱。法治國家是目標，法治政府是主體，法治社會是基礎，三者本質一致、目標一體、成效相關，缺少任何一個方面，法治中國建設都難以有效推進。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更加凸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三個一體建設」。

㈨ 法的社會作用和職能與法的規范作用和職能的區別是什麼

法的社會作用側重於法律懲處違法犯罪,而規范則多指法律在預防違法犯罪方面的作用

㈩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問題。這里所說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指在一定社會制度下，國家政權的社會治理與社會自治的關系。

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類型與模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從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體制發展為日益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體制。

(10)國家與法的社會職能擴展閱讀：

要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並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工人階級必須組成與有產階級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

工人政黨要有一個新的科學世界觀作為理論基礎，比其餘無產階級群眾更善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始終代表著整個運動的利益，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共產黨在為實現自己綱領的斗爭中要實行正確的戰略策略，要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要善於爭取各種同盟者，善於同其他政黨採取種種共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