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紛爭

① 法律與道德沖突怎麼辦

法律和道德是不沖突的，法律是更好層次的道德，道德能上升到法律。你說的這種情況，駕車人不載步行人，是符合法律的，符合法律就是符合道德的。如果步行人認為你道德不好，說明他是沒有道德的。

② 如何解決道德與法律的沖突

法律能夠為社會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構架，為個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環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夠凈化人們的內心，讓人們激濁揚清、去惡存善。因此，雖然法律規則不等同於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發人們的道德良知。

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講規則，都按照法律規則處事，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壞的社會，雖然可能還不是一個美好的社會。而法律要深入人心、發揮作用，也必須符合社會的道德追求。換言之，法律規則要有道德性。這個道德性不是法律規則自身生長出來的，而是法律規則吸收了道德理念，從而彰顯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

與此同時，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們強化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弘揚社會公序良俗，自覺遵守法律。另外，實踐中被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

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分割或統合。使二者絕緣甚至截然對立起來肯定不行，但混同亂用的做法也行不通。應當明確，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義秩序，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的基礎。今天，我們既要贊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

法治社會從來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甚至過去傳統社會那種由自然情感演化的道義必須升華為經由理性熏陶才能擁有的社會責任感，才能與法治相輔相成，去彌合那些法律與現實之間的縫隙，去潤滑法律在人與人之間搭建起的冷冰冰的社會關系，從而大大降低一個社會良好運行所耗費的成本。

(2)社會與法紛爭擴展閱讀

法律與道德向來是相互合作的。我國古代儒學家就特別注重德的作用，強調禮法並治。孔子主張德治，「以政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一思想為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所採納，證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視「治政以法」，焚書坑儒，雖大統於一時，但終歸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歷史已經很明了地向主政者發出警示：在強調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德也同樣不能忽視。

法律與道德的碰撞並不意味著二者的相互排斥，卻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過程中的磨合和借鑒。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則二者之間的微妙關系有如和珅和紀曉嵐一樣：和珅再怎麼強勢有時候也需要紀曉嵐的不溫不火式微調和，紀曉嵐再怎麼足智多謀有時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強硬適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補充，才能真正描繪出社會治理的絕佳藍圖。

③ 什麼是法律沖突及其產生原因什麼是法律

您好，法律沖突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法律同時調整一個相同的法律關系而在這些法律之間產生矛盾的社會現象。
產生原因：
1、在主權平等的國際社會，各國立法權彼此獨立，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制定的法律在本質上必然不同，內容上的差異和相互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
2、法律除了受階級本質的約束以外，還受到一國經濟、文化、歷史、宗教、習慣等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的法律之間也會存在差異。
3、在一個國家內部，其立法權也有多個部門行使，因此，不同部門制定的法律也會發生沖突。
4、法律總是以一定的社會關系，加上立法者對社會關系發展變化的有限預測為依據而制定的，因此隨著社會關系的發展變化，在一定地區施行的法律也會隨之變化，這樣，新法與舊法也會存在差異，產生沖突。

④ 法律范疇內的「糾紛」與社會學中的「沖突」，怎麼理解

兩者是兩個學科中的專有術語。其實，兩者是有很多相同之處的（在很大層面上）。法律中的糾紛是行為主體之間權利義務方面出現了一定差別。而社會學中的沖突，則是兩主體之間在利益及其他方面產生了矛盾。個人之見

⑤ 社會規范相互沖突的例子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浪潮，我國正式確認了「法治」的目標，高速完成了多層次法律體系的立法建設。然而，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法治的發展水平和法律體系的完備程度並不是一種和諧的正比例關系。相反，隨著大規模立法活動的開展，法律條文越來越多，社會秩序卻並不盡如人意。我們面臨著一個「法律越多而秩序越少」的困境。①其間，最直接、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面對不同等級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人們對法律效力產生前所未有的質疑，對整個社會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下降，各種越軌行為大量發生。因此，本文對當代中國多元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展開分析，進而對我國轉型期的社會控制進行一種法社會學探究。
一、社會規范的多元化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②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③這里，盧梭所說的束縛人們社會行為的「枷鎖」與荀子所言的指引人們慾望的「度量分界」就是社會規范。「規范」一詞，古希臘文為nomos，包含法律、倫理習慣、宗教禮儀等意義；拉丁文為norma，英文為norm，包含准則，標准、模範、模型、典型等意義。在古羅馬，「規范」還曾是丈量土地的工具的名稱。在漢語里，「規范」最初是指作為測量儀器的規矩，後引申為法、法度。④美國法學家羅斯科�9�9龐德認為，法律的目的是實現正義，它意味著一種制度，意味著那樣一種關系的調整和行為的安排。⑤在法社會學的視野中，調整社會秩序、規制社會行為的社會規范可以統稱為「法」。
在學界，關於法與法律的界分始終存在於法學家尤其是法哲學家的話題論爭之中，法律結構也從狹義與廣義兩個層面劃分為「一元論」和「二元論」兩種觀點：一元論認為，法即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性文件，在國家法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類型的法；二元論認為，法是調整社會的一切規范，而法律只是法的反映，在國家制定出法律之前，法就存在於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並以一種隱性的形式指導著人們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社會關系置身於不同的場域之中，具備固有屬性的各種社會規范從不同層面分配著人們的權利與義務，這不僅決定了人們所認可或必須遵守的規范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程序選擇是多元的，也使得法律結構的「二元論」在學理和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正如梁治平所言：「法社會學家們發現，即使在當代最發達的國家，國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謂的正式法律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非正式法律。」⑥因此，無論是社會秩序的多元互動還是社會控制的路徑選擇，法律多元理論（legal pluralism theory）都是一個有力的分析框架。
「法律多元」的概念源於法律人類學，是指「兩種或多種法律制度在同一社會中共存的一種狀況」⑦。「在每個社會都存在與群體多樣性相適應的法律結構的多樣性，它們是相互獨立的、相互依賴的、相互滲透的或者三者都存在。」⑧法律多元理論實際上是對「法律中心主義」「國家實證主義」的一種顛覆，它對法律的論述拋棄了法與階級性、國家強制力、統治者意識形態相聯系的觀點，直接或間接地承認了多元文化載體下社會規范的多元化與多樣性。國內學者對法律多元理論的研究通常是在「國家法」與「非國家法」的基礎上，運用「國家法」與「民間法」⑨的二元結構劃分展開研究。
波斯皮舍爾認為，「任何人類社會――都不具有單個一致的法律制度，有多少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便有多少種法律制度。反過來講，社會中每個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都以其特有的法律制度調整其成員的關系，在不同的從屬集團中，各自的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存在著必要的差異的」⑩。在中國傳統社會，社會成員高度同質性、社會空間高度封閉性等現實條件使得基於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產生的初級群體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儒家倫理教條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價值體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二元結構劃分也基本上符合我國傳統社會的法律現實。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快速轉型不但瓦解了舊有的禮法秩序和等級體系，也催生出一系列以科層制為基礎的，大型的、專業化的、非個人的次級組織（如單位、公司、學校、機關等），這些擺脫血緣、地緣因素限制的職業群體成為現代社會聯結國家與個人的中間環節。正如塗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指出的：「事實上，法人團體卻是我們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群眾組織里，如果不存在有任何一種行業制度，那麼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個真空，這是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的。」從這個角度講，在現代社會，職業日趨成為社會成員最重要的社會屬性，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已經形成。在這種社會背景中，從「上位法」與「下位法」的角度將「非國家法」單純定義為「民間法」而建立起來的概念框架不僅抹殺了我國現階段規范載體的多元現實，也有悖於「體系化」的理論預設，從而容易得出千篇一律的理論解釋。 因此，針對「國家法」與「民間法」二元結構劃分的理論偏頗，我們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和效力范圍兩個角度擴展法的概念范圍，將基於法人職業團體內部章程而建立的行業規范定義為「團體法」，進而將我國的多元社會規范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
二、多元社會規范的位階
在一個國家的法律結構中，多元社會規范因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上的差異呈現階梯狀，也即規范位階。從法理上講，規范位階首先表現為社會權力的等級性，各種社會權力因規制社會關系、調控社會秩序的差異呈現一種權力架構上的層級結構，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居於其許可權相稱的位置上；其次，規范位階表現為社會關系的包容性，處於高位階的社會規范對社會事實的容納量更大、抽象程度更高，低位階則相反；最後，規范位階表現為多元規范實效的交叉性，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同時調控一個社會事實，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中，規范位階與規范實效之間並不呈現實然的對應關系。基於此，我們對「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進行位階界定，進而對當前我國多元社會規范的內涵予以闡釋。
1.國家法
所謂國家法，一般可以理解為由特定國家機構制定、頒布、採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實施的法律。國家法是一種被稱作國家的政治體的官方法，它本身是國家公權力的政治產品。在昂格爾的話語體系裡，國家法就是官僚法或規則性法律，這種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實在性，由一個具有政府特徵的組織所確立和強制的公開規則組成，從而專屬於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和他們的專業助手的活動領域。因此，嚴格地說，國家法是由一個國家中央機關制定和認可、由國家權威作為強制力後盾推行、由具體機構負責普遍實施的一整套格式化概念，其表現為對一系列社會事實的明確表達和成文規范，更多地對社會結構、社會關系進行調整，並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修正。
從歷史典章來看，國家法與其說是對萬民的律令，不如說是對官吏的指南，其作用主要體現在鞏固政權、道德教化以及必要的社會管理上。從法律實效性上講，在我國傳統社會，「國家律例」的直接統治止於州縣，用馬克斯�9�9韋伯的話說，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史乃是一部「皇權試圖將其統轄勢力不斷擴展到城外地區的歷史」，國家法「出了城牆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推延至今，伴隨著現代化的浪潮，我國的國家法更多地來自西方法律的移植，其正當性最強、法律位階最高，也在總體上滿足了社會一般正義的要求。但是，國家法作為公權力外部強加的、程序嚴密的社會規范對人們來說缺少一種親情上的聯系，從而影響了其效力實施的范圍，也直接造成了民眾對國家法的質疑與抗拒。
2.團體法
法律社會學家指出：「在每個社會中都有一些組成該社會的次群體，如宗教、社區和政治聯盟等這樣一些社會單元。每一次群體都有其類法律秩序，盡管許多類法律制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它們卻常常模仿國家法律的機構和符號形式，還有些法律形式的規範式慣例。」較之於國家法，團體法的出現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在初級群體解體、社會組織高度發育、社會成員高度分化的條件下，團體法衍生於社會次級群體內部，並作為「非國家法」的一種規范類型豐富著我國的法律多元理論。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初級關系的建立主要以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為緣由，從而衍生出一些基於業緣（基於成員之職業聯系而形成）和趣緣（基於成員之間共同的興趣、愛好而形成）的次級關系，初級群體及相應的次級群體就成為這種社會規范的載體與合成。基於此，我國傳統社會也產生了一些類似「團體法」的社會規范，如「行會法」「幫會法」「會社法」等等。然而，我國的傳統社會遠未能形成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這些具有「團體法」雛形的社會規范只是民間法、習慣法的一種成文類型而缺乏獨立施效的空間。
當代中國，多元的社會分工形成了多元的職業分類，社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涌現，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出於良性運行的需要對組織內部成員進行約束、調解和指導。「實際上，經濟體制總是在不斷運行，各種人員都會通過相互協作來促進這種運作。對每一個職業來說，都要制定一系列規范，來確定所需要的工作量，對各種人員所付的適當報酬，他對共同體應負的責任，以及彼此應負的責任等等。」因此，針對某個職業、某個群體、某個次級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也就形成了現代社會多元的團體法類型。其中，既包括與國家法關系密切、血統接近的國企內部的「單位規章」，也包括與民間法更為接近的「團體法令」，更涵蓋了私營、外資等各種企業內部的「職業規范」。從性質上講，團體法作為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獨立的、特殊的規范分類，其正當性基礎、法律位階也處於兩者之間，在具體的行業領域內，團體法的實效性往往最為直接，但效力范圍卻最小。
3.民間法
在中國話語體系中，與「官府」相對的就是「民間」，「民間法」也就成為「國家法」之外最重要的概念范疇。從廣義上講，民間法的產生與國家的產生相分離，是在「官方制定法」之外、未經過國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權」而廣泛存在的一切社會規則的統稱。從狹義上講，民間法是在長期歷史實踐過程中，經由風俗習慣、價值信念、倫理道德和文化傳統演變而來的一套行為規范。因此，國內很多學者將「民間法」等同於「習慣法」，對「民間法」的研究也更多地從「實踐性規范來源」「自發性權威基礎」「模糊性規范形式」「地方性知識體系」等角度進行。我們認為，民間法的產生源於人們的社會需要，它是人們適應自然環境、維持生存的文化模式，欠缺成文法規，無完整明確的條文體系。民間法產生後，主要通過口頭、行為、心理進行傳播和繼承，不像國家法那樣有嚴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現形式。
在傳統社會中，面對「無訟」「抑訟」「和為貴」「皇權不下縣」等法律現實，民間法作為指導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基礎性規范，扮演著最重要的社會控制角色。正如埃爾曼所說：「習慣是一種不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淵源：它規定了因為經常的遵守而成為『習慣性』的行為，並宣布對背離行為的制裁。」同時，民間法的產生往往基於地緣、血緣等初級社會關系，同一種民間法規可能限於一村一地，也可能及於一省數省，即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其中尤以少數民族習慣法最為典型。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對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分化的加劇，民間法保留了其核心構成但卻被視為一種過時、落後的規范，它的正當性最弱、法律位階最低。與此同時，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人們更多地將民間法作為一種最常用的生活實踐規范，「對普通人的行為方式的規定和人際關系的調整仍延續了大傳統，傳統的民間規范依舊以一種模糊的方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這也賦予了民間法最廣泛的實效性與穩定性。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多孔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的時代，一個迫使我們不斷地轉變和滲入的法律秩序的多重網路時代。我們的法律生活是由不同的法律秩序相互交叉即法制間（interlegarity）而建構的，法制間是法律多元主義的現象對應物。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更多地呈現出相互交叉的特點。同時，基於以上三種法律規范在效力范圍上的差異，我們以圖形將它們區別，如圖1所示。
圖1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示意圖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社會規范作為一種應然的「規定性命題」，其核心意義在於，作為行為的指針和判准，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指引作用，並在行動符合/未符合其設定的標准時發生相應的積極/消極效果。但是，社會規范並不會對一個社會中全部的社會事實進行調節，在社會規范之外，總會有一些「真空區域」，這些「真空區域」中的行為已不再屬於社會行為而完全成為個體行為（如個人的家庭陳設、睡覺姿勢、飲食習慣、閱讀愛好，等等）。如果將圖1的圓形空間理解為社會全部的行為空間A的話，那麼圖中「國家法」B、「團體法」C、「民間法」D表示各自的效力范圍，三者之外的空間就屬於「規范之外」的「自由」領域。同時，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人類行為的種類和范圍在不斷擴張，「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各自的效力范圍也在不斷外延，因此，圖1隻是一個靜態的宏觀表達。
三、多元社會規范的沖突與互動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明確指出：「法有各種不同的體系，人類理想所謂偉大崇高，在於它能夠很好地認識到法律所要規定的事物應該和哪一個體系發生主要的關系，而不致攪亂了那些應該支配人類的原則。」國家法作為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強制性的法律形式，不僅體現了國家公權力的內涵，也滿足了最廣泛的社會利益訴求；團體法作為並列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則體系，成為現代社會締結國家與個人、公共權威與個人權利的重要紐帶；民間法作為一種傳承、積淀、整合了數千年法律文化的規范類型，它代表和滿足了一定區域、一定關系網路中社會成員的需要。在法律多元的理論架構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分屬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各自的規范領域中承載不同的目的和價值取向，從而在調整具體的社會關繫上存在「分工與合作」的關系。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不相一致甚至相悖時，它們之間表現出規范的沖突與對立；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相一致時，它們之間則呈現出規范的互動與融合。從宏觀的角度講，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是觀念與實踐的沖突與互動，是現代與傳統的沖突與互動，更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因此，我們將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
我國傳統的民間法主要集中在「戶婚田土錢債」一類事務，按照現代法律的歸類，這些都屬於民法的范疇。在現代社會，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沖突，也集中表現在民事范圍內。例如，在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民間法以罰物、肉刑、當眾遊街等方式執行規范程序，從而表現出損害名譽、人身傷害、累及無辜等特點，與國家制定法的處罰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直接表現為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沖突。
同時，在傳統社會中，在國家法不屑、同時事實上又無力規范的范圍里，民間法不僅對封閉的鄉土社會起到定紛止爭、權利分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著國家法的規范理念，這種「援禮入法，融法於俗，渾然無外，包羅萬有」的禮法結構同樣延續到現代社會之中。比如，不久前，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完成修訂，將「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並強調子女對老人的「精神慰藉」，隨即引發了關於親情回歸的民間討論。此間，國家法與弘揚倫理道德、維護禮儀綱常的民間法之間實現了契合。
2.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社會規范實際上是社會權力的一種表徵，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衍生出不同的社會權力關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社會規范類型與規范實施效果。邁克爾�9�9曼（Michael Mann）曾將權力劃分為「權威型權力」與「彌散型權力」兩種類型，以此來對應封閉固化的集權社會和自由多元的現代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團體法，也正是在「彌散型權力」成為主導社會權力關系的情況下才得以形成的，其更多地表現為以工具理性為指導的、具有多元利益訴求的規范體系。同時，團體法作為一種成文規范，其與國家法的沖突也是基於規范價值取向的差異而存在。比如，國家制定的《勞動法》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加班待遇乃至產假都給予了嚴格規定，但面臨市場化的日益發展，現代性的競爭關系使得團體法與國家法在具體的規范要求上產生嚴重的沖突。
同時，團體法作為職業法團內部的社會規范，在涉及國家基本政策、社會根本秩序的問題上，團體法趨近於國家法的社會控制功能，也更加體現出兩者之間的互動。比如，在國家新近出台的「單獨二孩」政策（即夫妻雙方中的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以及關乎國家主權的領土問題上，團體法與國家法表現出高度一致。在當代中國，最能體現國家法與團體法契合的莫過於既充分體現國家主義、又彰顯現代法團概念的「單位規章」了，它甚至被視為一種「實施細則」在單位內部推行，完善著國家法。
3.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從規范來源上講，團體法在現代社會趨近於國家法，但在傳統社會卻寄生於民間法，同時，現代社會多元的社會關系表現為多元的團體類型，有些甚至就是民間組織的法團表徵。在這種背景下，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也就更為自然。
就兩者的沖突而言，在具體的社會規范場域中，民間法捍衛著傳統的法則，而團體法則推行現代倫理，兩者之間表現出傳統與現代、實踐與觀念之間的矛盾。比如，在資源豐富的林地、礦山、牧場的開發中，團體法基於自身利益往往強勢地將人們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一套規制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民間法視為陋習甚至流弊。特別是在文化資源豐富的民族地區，團體法堅持商業化的運營機制，卻遭到民間法的強烈抵制，以致各種群體性抗爭事件層出不窮。又如，一些職業法團內部關於休假的規定往往與我國清明、端午乃至春節等傳統節日相沖突，甚至刻意迴避民間法對傳統文化的規定，從而加劇了兩者之間的沖突。 就兩者的互動而言，在多元的社團類型中，有很多非政府的團體實際上就是基於血緣、業緣、趣緣關系建立起來的現代意義的「行會」「會社」「幫會」，甚或是具有公益性質的非營利性團體。在這種組織類型上產生的團體法，往往與民間法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我國著名的晉商、徽商、閩商通過公眾募捐、各省公立起來的行幫組織仍舊沿用流傳上百年的內部約法，以保證自身團體的穩定與發展。再如，為了傳承經典文藝資源而流行於各地的票友俱樂部，其內部規范仍舊以民間方式推行。在這些社團組織內部，團體法與民間法之間呈現一種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傳遞與交融。
4.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的沖突與互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社會形態下的規范制定都旨在穩定社會關系，但是社會關系本身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規范的沖突實際上反映了法律穩定與社會變遷之間的沖突。如果說以上列舉出來的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兩兩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存在交互類型偏頗的話，那麼，在時間、空間和邏輯上體現位階差異的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在圖1中體現為B、C、D三個區域的交集），即同一個社會事實、同一類社會關系被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共同指涉，三種規范的法效果不同且互不兼容、甚或三者法效果一致且彼此相襯的情形，才真正體現出多元規范在社會變遷中的現實意義。
首先，在我國社會結構變遷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均不能獨立、有效地完成社會秩序的維持與社會行為的規制，這種現象就是「規范真空」。實際上，「真空」狀態並不是沒有規范，而是社會沒有為其成員提供清晰的規范，多種規范雜然並存，而且互相沖突。人們在「真空」狀態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規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規范，還可以遵循自己創造的規范，而無論遵循哪一種規范，其結果都會受到其他規范的排斥甚至制裁。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規范盲區往往以社會規范之間隱性沖突的方式普遍存在。以我國民間借貸為例，國家法規定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超出則視為高利貸，且對借貸時間、書面合同等都有嚴格規定；然而，從事借貸的團體往往以超額的回報利率進行融資與放貸，交易多數發生在基於血緣、地緣、業緣構成的熟人關系網路中；同時，民間法對債權關系的界定建立在傳統互助的基礎之上，且以私力救濟的方式規定了事後保護的細則。在這種規范沖突的環境中，民間借貸亂象頻頻發生，人們在面對糾紛時無法真正通過任何一種方式有效地完成利益訴求。因此，在社會轉型期，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沖突使得游離於三種規范之外的「潛規則」大行其道，人們以社會未認可的規范來實現自身認可的利益，從而出現「越軌泛化」的亂象。
其次，就三者之間的契合而言，諸如殺人、搶劫、吸毒、性關系混亂等違背社會根本正義原則的社會行為會同時受到國家法、民間法和團體法的制約。並且，由於它們的規范空間和施效領域存在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實際上面臨來自國家強制制裁、民間輿論懲罰及單位規章的三重壓力。所以，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繫上方向一致的時候，往往是社會控制效果最佳的規范環境，也最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四、小結與討論
從我國轉型期多元規范的研究視野出發，我們運用「法律多元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與效力范圍兩個維度拓展「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傳統概念劃分，將我國現階段社會規范的多元化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其中，「團體法」是本文的一個創新點，表現為現代社會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獨立的規范類型。
在借鑒「位階」與「效力」的法學概念分析方法的基礎之上，我們依據社會規范的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確定「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概念內涵與規范位階：作為公權力政治產品的國家法位階最高，形成於現代職業法團內部的團體法位階次之，彰顯「小傳統」精神內核的民間法位階最低。同時，按照「法制間」（interlegarity）的觀點，我們用圖1顯示了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關系。
從規制社會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方向與方式的角度，我們結合具體案例，系統探討和分析了三種社會規范的四種互構關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以及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之間的沖突與互動。

⑥ 法律和社會道德之間的矛盾

法治從人類的理想成為實體的制度，道德是功不可沒的。法治，源於道德和政治上的假設，源自對法律的「善」、人性和權力的「惡」的思索，源自「去惡求善」這一原始訴求構成的法治的正當依據。法治的價值告訴我們，法治追求「善治」，而這正是人類追求了千年的夢想。法治以道德為基礎。而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之過程，實質上也是推進人和社會的道德意識，對人和社會進行具體、生動的道德教育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同受制於物質生活條件的社會主體道德與法律應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協調性。時至今日，市場經濟如火如荼，對這所謂的內部一致性和協調性削弱和破壞，已不言自明。「傳統」的道德觀與當代中國法律的矛盾沖突不斷凸現出來，這將對我們現在的法治建設造成諸多不利影響，並進而影響社會生活的優良順序。因此，毫無疑問，對「傳統」道德觀與當代法律之矛盾沖突，以及如何協調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的研究分析和探討就有其必要性了。

一、「傳統」道德觀與當代法律之間的矛盾

任何社會的變革，往往在思想領域會有深刻的反應。舊體制的瓦解，新體制的建立，不能不使得人們的思想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於是很自然，一系列的矛盾就出現了，尤其是「傳統」的道德觀與當代法律之間的矛盾，且日益突出，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和深思。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中，為了確保改革的順利實行，樹立了平等競爭的法律觀念。然而道德觀念的轉變卻比較遲緩，計劃經濟的「鐵飯碗」和平均觀念仍深深地紮根於人們的頭腦中，於是產生了許多法、理、情的觀念沖突。

在我國「傳統」的道德觀中，歷來是重義輕利的，片面地強調精神而輕視物質利益。並且把義與利的選擇作為衡量和評價一個人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於是大量的歌頌「捨生取義」，痛斥「見利忘義」的論調出現了。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利益的最大化是經濟活動的目的和宗旨。法治國家的法律保護的正是（合義）求利的原則。因此（合義）求利的法律觀與「重義輕利」道德觀之間的矛盾也就顯現了，在法治國家的法制環境下，本來贏利的觀念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在道德領域它卻遭到了排斥。傳統的道德觀在處理經濟利益糾紛中顯得無力，於是人們開始認為是整個社會道德滑坡了，進而，面對所謂義與利的選擇，人們陷入了種種矛盾當中。

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道德的主體精神之一是公的觀念，在人們的道德觀中，公的利益是絕對地高於私的利益。私的利益要絕對無條件地服從公的利益。這種道德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遇到挑戰。市場經濟中，法律以調整經濟利益關系為根本，不僅保護「公」的利益，同時也要保護私人的合法權益，這必然就動搖了人們道德觀念中公的利益的絕對性，從而造成了重公益而輕私利的道德觀與公私並重的法律觀之間的矛盾。特別在現在的這個情況下，私有經濟如火如荼的發展，而國有企業改革困難重重，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到底要不要優先保護公有制資產，要不要實現對民營和公有企業的平等保護，焦點很突出，爭論也很激烈。道德的「重公輕私觀」與法律的「公、私並重觀」之間的矛盾並不緩和。

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權利與義務早已密不可分，但是「傳統」的道德觀中人們常常把義務與責任的履行作為評價一個人的基本標准。道德的內容側重個人對社會、對他人履行的義務，即應當做或不應當做什麼，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意味著他享有相應的權利，也不以義務的履行者取得一定權利為條件。而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利本位的法律觀則是在不拋開義務的前提下大力弘揚權利精神，提倡人的個性解放和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追求。市場經濟是以商品交換為前提的，商品交換的實質是利益和權利的交換，交換的主體平等、交換自由。 所以「權利本位」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基礎和客觀要求。離開了權利本位，市場經濟就會失去動力和活力。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看到「義務本位」的道德觀與「權利本位」的法律觀相碰撞的現象發生。因此，面對傳統道德觀與當代法律觀的矛盾沖突，一些人的人生觀、倫理觀、法律觀、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有的人開始推崇個人主義、一切向錢看，有的人則是焦慮不安，對改革缺乏承受力、應變力，甚至滋生了逆反心理，最終導致部分社會主體追求的物慾化傾向、個體行為的無責任化傾向、社會風氣的虛假化傾向、人際關系的冷漠化傾向現象的出現。

面對這種種的矛盾，我們應當有何作為以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呢？我們知道，道德價值的等級體系中第一類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第二類包括極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增進入與人之間緊密聯系的原則。法律本質上是一種規范，強調的是秩序,當然也應該體現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與道德價值等級體系中的第一類是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隨著時代、觀念和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邊緣地帶總是隨之而上下浮動。有時表現為部分道德歸化為法律，有時又表現為部分法律回歸於道德。因此我們可以：

二、樹立新型的道德觀，與當代法律觀念協調發展

任何現象，都不會沒有緣由的發生，一定有其原因，「傳統」的道德觀與當代法律觀的矛盾沖突自然也是有其客觀原因的。一般來說，社會道德轉型相對法律而言較為滯後，法律規范的轉型可以更直接地依賴社會現實，由國家通過立、廢、改的形式確立。而道德規范的轉型則需要人們在現實社會中重新創建、逐漸積累、認可新的道德規范而完成，所需時間較長。同時道德在轉型過程中，由於導向不明、價值取向混亂、缺乏國家強制力 推動等，盲點較多，也就容易出現道德過渡性失衡。但是，任何一種社會秩序的產生與鞏固都離不開道德與法律兩個因素的優化組合和協調發展，因此，促進法律與道德的協調發展對我國法治建設，從人治走向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樹立新的道德觀念是有其重要的現實性的。

馬克思說：「觀念的東西無非是傳入人們頭腦並在人們頭腦中改造物質的東西而已。」 「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傳統」的道德觀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必須也要與時俱進。我們在繼承傳統優秀的道德觀念基礎上，以當代法律觀為參照，融合時代精神，樹立新的道德觀念。

第一，重塑平等、競爭觀。利益是競爭的根源，市場經濟通過競爭的手段來劃分利益的數量和確定利益的歸屬。優勝劣汰決定了市場的主體必須打破平均主義的道德觀，樹立平等競爭的道德觀。

第二，重塑公正、效率觀。傳統的道德觀把社會公正放在首位，輕視效率，片面追求一種不講效率的公正。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必須樹立重效率兼顧公平的觀念，以追求高效率為目標，以公正、公平原則為社會平衡的杠桿。

第三，重塑「公私觀」。傳統的「公私觀」是重公輕私，把二者對立起來，這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樹立公私兼顧的觀念，要同等對待。

第四，重塑「義利觀」。義與利的選擇歷來是衡量人們道德水平的標尺之一，中國古代，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義利觀對後人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今天，仍有借鑒意義，但我們必須賦予它新的內容，要義利並舉，義利有機地統一。一方面以利扶義，使義有物質依託，不至於成為空洞的說教。另一方面是以義取利，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基礎上，追求正當的利。君子愛財，取之 有道。

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過程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過程中，在整個社會的從傳統向現代的融合過渡過程中，所謂傳統的道德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必定會失效，新的道德規范卻尚未確立，這些會致使道德領域出現了一些空白和失范現象，這就急需我們建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第一，吸收各方面精華，體現開放的時代精神。魯迅先生說「拿來主義」正適合於我們此時的法制和道德建設。我們應當立足於現實，對古今中外的道德元素，吸收其精華，革除其糟粕。倡導符合時代的正義公平的社會精神。第二，注重道德標準的現實性和理想性的結合。傳統的道德觀標准多以道德純朴、民風淳厚、君子人格、仁義精神、利他主義等理性主義為核心，追求的是一種務虛而不務實的浪漫主義道德境界，結果往往是與現實生活相脫離，導致道德標准理想化，使人們可望而不可及。人們喪失了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信心而產生了懷疑主義。因此，構建新的道德體系時一定要注重國情，創建一些切實可行的道德規范。第三，法制和道德體系應體現多元化和層次性的特點。所謂道德規范的多元化和層次性是指，根據社會和行為特徵的不同、道德對象的不同，有針對性地建立不同的道德規范，從而改變過去道德規范的籠統、抽象的狀況。法治社會是符合現代社會精神的目標性社會，法治社會又是富有創造和效率的社會。如果一個社會僅僅以法律作為其控制和調節自身的唯一方法，那麼就必然會喪失自我協調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會生活的活力就會減退，這也正是目前西方（後現代）社會中顯露出來的一個缺陷，彌補這一缺陷，有賴於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重新定位。欲治癒道德與法制之間的矛盾，則法律和道德的建設必須要同步協調發展，同時這也是建設法治社會進而使社會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的有機結合和和諧發展，才能使合理、合情、合法的和諧社會的建立成為可能。

⑦ 為什麼在社會生活中我們經常遇到道德與法律之間的沖突出現合法不合道德或合道

法律是道理該變而來，道是道德，理是情理，法律條文要符合道德情理，一個人盡管沒有學法，但只要遵循道德情理，就不會做違法的事。道德與法律相沖突是常見的事.情，看是合法的事情其實與道德相違背，比如自衛時把別人打成了殘疾，就要負法律責任，從道德上來講，你打我，我還擊是應當的，把你打殘是自找的。但是這確超越了法律的界線。法律和道德有聯系但不是同一個概念。

⑧ 急求幾個關於法律和道德沖突的案例 最好有結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講述了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舉世聞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險人受困山洞，水盡糧絕，無法在短期內獲救。

為了維生以待救援，大家約定抽簽吃掉其中一人，犧牲他以救活其餘四人。威特摩爾是這一方案的最初提議人，但在抽簽前又收回了意見。

其他四人仍執意抽簽，並恰好選中了威特摩爾做犧牲者。獲救後，這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並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

這是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假想公案，富勒還進一步虛構了最高法院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對此案的判決書。

作者編出這個案件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以一些更為聳人聽聞的真實案例為基礎的。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國訴霍爾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

這兩個案件都是極端環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難之後發生了殺人和追訴。在霍爾姆斯案中，殺人是為了讓嚴重超載的救生艇減輕負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殺人是為了給行將餓死的倖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樓區某小學被一名不符合入學報名條件的新生之家長以返還原物為由告上法庭。
根據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規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適齡入學新生按照所劃片區學校入學時必須提供戶口本、房產證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且戶口本與房產證所記載的住址必須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長持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到鼓樓區一小學為其女兒報名上一年級，學校開具了一張收條給該家長。經過學校工作人員審查，發現該學生家長提交的證件中缺少報名必備的房屋產權證，於是當面告知該家長因證件不齊全不符合入學條件。

該家長當即表示要回去開具證明，並於當天上午持兩張小區物業證明到學校要求讓其女兒報名，並稱其家庭住址與戶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學校工作人員當場告訴該學生家長證明不能代替房屋產權證，並當場將兩張證明退給家長。

8月20日當天晚上，學校工作人員按照該家長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門家訪核實，發現該家長並不住在其向學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實上其實際家庭住址是在晉安區，其女兒小學劃片也應在晉安區）。

學校於8月22日通知該學生家長到學校領回證件，並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無法接受其女兒的入學報名。該學生家長22日到學校領取證件，學校工作人員要求其交回收條，該學生家長稱來時匆忙忘記把收條帶來，答應過一兩天帶來。

學校老師考慮到學生報名在即需要證件，就答應了家長先把證件退還給家長，收條沒有當場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該學生家長作為學生的法定監護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學校告上法庭，要求學校返還原物即返還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

其證據是學校的為其開具的證件收條一張。作為被告的學校進行了答辯，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並提供了證據。

本案件經過法院三度開庭，並由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本案還在審理過程當中。

3、高樓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著火，1401的某先生及時發現了火勢，並且作為一個素質公民，某先生報火警並且去找物業，由於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員暫時趕不過來，物業先派人來滅火，但是無法正面進入1301，於是決定從14樓滅火。

但是14樓的住戶都不願意讓物業進入他們家裡作為滅火通道，這個時候某先生主動要求物業通過他們家來滅火，這時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樓，過了半個小時火勢被控制，物業得知消防員快到了，於是陸續從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發現樓道內水漫金山，往上看發現都是從他家裡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攔住，說火勢還沒有完全撲滅。這時某先生抓住一個物業人員詢問他是否關閉了消防龍頭，那人說忘記了。10分鍾後消防員來了，成功撲滅火勢，又10分鍾後消防員撤出。

這時某先生回家發現自己的木質地板已經完全濕透，室內有20cm的積水，半年之後完全腐爛，家裡電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節滿屋子的蟲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條蟲子，無法住人，於是將物業告上法庭，但是物業以住戶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們所為，也可能是消防員所為，最終一審判決原告某先生敗訴。

4、2006年4月21日，廣州青年許霆與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許取出17.5萬元，郭取出1.8萬元。事發後，郭主動自首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而許霆潛逃一年落網。

2007年12月一審，許霆被廣州中院判處無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發回廣州中院重審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被告人許霆來到天河區黃埔大道某銀行的ATM取款機取款。結果取出1000元後，他驚訝地發現銀行卡賬戶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許霆連續取款5.4萬元。當晚，許霆回到住處，將此事告訴了同伴郭安山。

兩人隨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後反復操作多次。後經警方查實，許霆先後取款171筆，合計17.5萬元；郭安山則取款1.8萬元。事後，二人各攜贓款潛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並全額退還贓款1.8萬元。經天河區法院審理後，法院認定其構成盜竊罪，但考慮到其自首並主動退贓，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並處罰金1000元。

而潛逃一年的許霆，17.5萬元贓款因投資失敗而揮霍一空，今年5月在陝西寶雞火車站被警方抓獲。日前，廣州市中院審理後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佔為目的，夥同同案人採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許霆隨後提出上訴，2008年3月，廣州中院認定許霆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許霆再度上訴，2008年5月，廣東省高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5、「辱母殺人案」一經曝光，就引發熱議，一是被刺殺者杜志浩的極端侮辱於歡母親的行為引起公憤，二是對當地警方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引起質疑，三是當事人於歡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的結果引起公眾不滿。

「辱母案」從一開始可能就註定了悲劇，首先於歡為周轉資金而借款高利貸，後因欠款未能即使還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過市長熱線110卻無人幫助，就在實發當天，警察還介入過此事，但只是說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後於歡看到母親被羞辱後，情緒崩潰，拿刀捅傷了三個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剋死亡，其他兩位一重傷一輕傷。

法院予以判處於歡無期徒刑的判決，一部分人認為法律即是法律無關於同情，一部分人認為，法律是為人而定，應該符合人性。歸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間的沖突。

於法，法院認為，於歡拿刀捅傷他人不在正當防衛范疇，屬於故意傷人，並造成一死兩傷，又鑒於暴力催款行為惡劣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於德，人性上，如果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無助的情況下，人的情緒會處於崩潰狀態，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後，出於防止母親再受到非人的侮辱，當事人只能動起殺人的念頭，也可以說是預防性殺人。

(8)社會與法紛爭擴展閱讀：

法與道德的聯系

社會主義法與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設方面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科學理論，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體主義思想，為人民服務的獻身精神和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等等。概括起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紀律。

⑨ 如何解決鄉土社會和現代法治的沖突

首先，鄉土社會的秩序往往基於儒家所指出的(而非其主張的)人類普遍存在的"愛有差等"的自然情感，"愛有差等"是主張"兼愛"的墨家對其對手儒家觀點的一種既確當又不確當的概括。確當，是因為儒家看到了並承認人的自然情感是愛有差等的，社會秩序不能違背人的自然情感，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現實主義者;而墨家主張的"愛無差等"是違背人情的，是一種必定落入空想的理想(墨家為歷史所湮滅因此是個必然)。不確當，是因為儒家僅僅是承認現實，而不是要將之作為一種理想。儒家的理想，如孟子所言，是在承認愛有差等的現實的基礎之上"推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梁惠王上》);正是人在感情上有這種差別推恩才可能。關於"愛有差等"的自然情感的分析，又請看休謨的分析，《人性論》，下卷，關文運譯，鄭之驤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卷3，章2和章3，頁645.
這種秩序發生在因血緣和地緣而形成的關系緊密的小型熟人社會，具有很高的同質性，也往往具有很大的狹隘性，說好聽的就是"愛你的鄰人" (《聖經》)
，而另一說法就是"胳膊肘向里拐". 參見，埃里克森,
前注7，特別是第10章的分析。它優先關注和滿足內部人的利益(這其實也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因為這里的關系有更多的互惠)，一旦內部人與外來的陌生人發生沖突和糾紛，往往會以犧牲外來者的利益為代價來維護社區的利益。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盜亦有道",
在其群體內有道，但對於群體之外的人則無道。而由於這一特點，又往往加劇這種社會的封閉性。

其次，由於建立在熟人社會上，由於這種封閉性，鄉土社會的秩序必然無法形成一種哈耶克所說的"擴展的秩序"，無法以此作為一個地域遼闊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組織構架，參看休謨的分析論證，人的自然道德不足以構成"廣大的社會"的秩序，甚至會與這種秩序相抵觸，廣大社會的秩序是人們在必要的社會交往中形成的既是"人為"的也是自然的措施和協議。同前注19.
盡管可以成為一個大國的社會秩序的基礎。因此，我們也許可以理解，為什麼近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西方的所謂"國家"的形式(帝國除外，帝國是以軍事力量強制聯結為"一個"國家的)往往一直是邦國，並且常常圍繞商貿中心出現。即使近代早期出現了絕對主義"國家"，地域管轄擴展了，而各地的法律秩序仍然是不一致的，以至於啟蒙時期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就曾嘲笑當時法國的法律，說，他旅行時所經過的不同法域比他更替旅行用的乘馬還頻繁。

⑩ 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怎麼辦 為什麼

1、窮盡法律規則，方得適用法律原則。法律是法律中最具有硬度的部分，最大程度的實現法律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有助於保持法律的安定性和權威性，避免司法者濫用自由裁量權，保證法治的最起碼要求得到實現。2、除非為了實現個案正義，否則不得舍棄法律規則而直接適用法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