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法一般的說在農業社會

① 為什麼說羅馬法是古代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制度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答：羅馬法是指羅馬奴隸制國家的全部法律，存在於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整個歷史時期。
具體表現在：
1、羅馬法是建立在簡單商品生產的基礎之上的最完備的法律體系，它對簡單商品生產的一切重要關系如買賣、借貸等契約以及其財產關系都有非常詳細和明確的規定，「以致一切後來的法律都不能對它做任何實質性的修改」，成為後世立法的基礎。
2、羅馬法的內容和立法技術遠比其他奴隸制和封建製法更為詳盡，它所確定的概念和原則具有措辭確切、嚴格、簡明和結論清晰的特點，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圍內形式上平等、契約以當事人之合意為生效的主要條件和財產無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則，都是適合於資產階級採用的現成的准則。
3、羅馬法中體現的理性原則、衡平觀念等，也非常適合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摧毀專制黑暗的封建法制、克服諸侯割據和政治分裂局面以及建立統一的資產階級法制的重要武器。
4、羅馬法首創了公、私法的劃分，前者包括宗教祭祀活動和國家機關活動的規范，後者包括所有權、債權、家庭以及繼承關系等方面的法律規范。羅馬法還明確規定了公、私法的不同原則和效力。
5、羅馬法擁有許多具體制度和原則，如法人制度、物權制度、契約制度、陪審制度、律師制度、私人權利平等原則、遺囑自由原則、「不告不理」原則，等等。
6、羅馬法定義了許多概念、術語如法律行為、民事責任、代理、佔有、不當得利、無因管理、債、私犯等。
7、羅馬法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有法學家對其的作用，表現為：解答法律問題；指導訴訟；撰寫契據；注釋、整理和編輯羅馬法的各種淵源，並著書立說。
8、羅馬法經過了系統的大規模的法典編纂，公元6世紀，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進行了系統的、大規模的法典編纂。

② 近代法律所需要的因素在古羅馬法中並不具備

在古典時期，羅馬法尚缺乏體系性，贈與既不是債也不是合同，而僅僅是財產取得的方式。在早期的羅馬法中，贈與並不具備基於贈與人的同意或者某種特定形式獲得強制執行的效力，它既無法被視為是一種合同，也根本不是羅馬法上的債。

③ 為什麼說羅馬法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

對高一歷史很熟悉的人請進
羅馬法指公元前6世紀末至公元7世紀古代羅馬制定和實施的全部羅馬法律,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它對維系羅馬帝國的統...原因是經濟原因,恩格斯曾說:"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的社會的生產條件及其沖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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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國古代法律和羅馬法律的比較.

中國古代法律與古羅馬法律比較，主要有以下不同：

1. 法律性質不同，中國古代法律包括奴隸制及封建制兩種性質，古羅馬法律只有奴隸制的性質

2. 法律結構不同。中國古代法律民刑不分以刑為主，而古羅馬法律則私法發達公法不發達。

3. 法律內容不同。古羅馬法律有最早的法人制度和人格權制度，中國則沒有。

4. 法學家的地位。古羅馬法學家地位高，部分法學家其法律學說有官方效力，中國古代法律則完全以官方為主導。

5. 歷史影響不同。中國古代法律只要影響了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東南亞國家，從而形成了中華法系，而古羅馬法律積極影響了中世紀歐洲許多國家，也對近代以來法律和法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⑤ 羅馬法對近代社會產生了哪些影響

中國在經歷了漫長的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以後，在滿州貴族打破山海關進入中原以後迎來了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清前期的統治者勵精圖治，創造出了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乾隆皇帝死去後，清王朝經過了白蓮教起義等一系列農民起義的打擊後，國力衰退，又逆歷史時代潮流而動，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終於，從一個主權國家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反思中領導了救國圖存的運動，從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拳）運動，到戊戌變法均告失敗，清王朝更加搖搖欲墜，辛丑之亂後，慈禧太後終於明白了「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罔法之治法。大抵法久則弊，法弊則更」，[9]清王朝統治集團中的精英分子，在痛苦中思考如何救國圖強，得出欲救國必先變法，欲圖強必須變法，他們幻想著通過引進西方先進的法律制度來挽救清王朝的統治，於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學家沈家本，伍庭芳等從1906年籌備到1911年在吸收了羅馬法的精神，參考了《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後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簡稱《民律一草》，這部法律雖然最後沒有真正的實行，但是仍然對中國近代的法制建設，尤其是民法的建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3．1 羅馬法打破了中國傳統的人治思維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歷史傳統的封建農業大國，從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而古代中國的法律幾乎沒有離開唐律的範本，沒有羅馬法一般完整的訴訟程序和民法制度，古代中國習慣於行政和司法不分家，一個地區最高的行政長官也掌握著最高的司法權力，而中國封建王朝的法律從本質上來說也就是封建統治階級為了統治人民所使用的一個工具，皇帝擁有赦免權，皇帝所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皇帝的意志的文字的表現形式被稱為聖旨，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國家機關實際上是皇帝意志的體現，中國古代的法律在事實上沒有作到「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些精神與現代法制精神是相違背的。反觀羅馬法，與中國不同，羅馬帝國是奴隸制最發達的國家，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羅馬法更加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在工業革命之後被新興的資產階級國家廣泛應用，而從法制精神來說，羅馬法更注重私權，更強調權利觀念。這些精神在清末隨著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被帶入了中國，從思想上改變了中國人的觀念。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等重要的法律文書，從形式上看是引用了德國民法典的內容，在實際上，清末的變法雖然沒有得到頒布實行，但是卻吸取了西方法律的精髓，從本質上來看，是對羅馬法精髓的繼承。[9]第一次系統的從思想上解放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中國打破數千年來封建意識形態枷鎖的有力武器。

⑥ 羅馬法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價值

羅馬法的分類
羅馬法學家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標准將羅馬法劃分為下列四類：
1、公法和私法；
2、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3、市民法長官法（裁判官法）。
4、萬民法和自然法；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羅馬法頗為人們所稱道，其理由不僅在於羅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為現代民法的模範文本的事實，更在於從羅馬法中體現出來的統帥整個羅馬法律制度的靈魂性內核——羅馬法精神。

大體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觀念，[1]是指支配法律現象和法律文化體系的價值信念系統，[2]是時代精神在社會法律領域的貫徹，是時代法律文化的內在精神特質，是對法律制度運行和發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價值基礎，是一個民族法律價值的靈魂。[3]依上述界定，羅馬法精神乃指適應羅馬社會商品經濟交易要求、反映羅馬時代文化特質與政治結構的抽象的觀念性原則，這些觀念性原則統帥、指導著羅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並且它們——盡管曾被歷史塵封——能夠被現代的人們從歷史的故紙堆中發現，它們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 自然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說羅馬法蘊含了豐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說教會法充滿了上帝的意志—樣不會令人懷疑。梅因說：「我找不出任何理由，為什麼羅馬法律會優於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論給了它一種與眾不同的優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問羅馬法如何就體現了自然法精神，則需頗費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現為一種哲學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亞里土多德處略見端倪。其後，它被斯多葛派學者所繼承，並與法律發生密切的聯系，在此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靈魂人物當推西塞羅。西塞羅教導我們說：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與自然相符合的正當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並且是不變雨永恆的。羅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並不會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會不同，這是因為有的只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候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它；再者，人類也只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和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一法律的制定者、頒布者和執行者」。[5]

西塞羅及其學說成為當時羅馬社會的流行話語，此影響了羅馬法學家。在公元6世紀的《法學階梯》中我們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這些法學家嵌入羅馬法中的效果。在《法學階梯》第一、二卷里，羅馬法被明確地區分為三部分；自然法、萬民祛和市民法。自然法被界定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給——切動物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不是人類所特有，而是—切動物都具有的，不問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動物。由自然法產生了男女的結合，我們把它叫做婚姻：從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養。的確我們看到，除人而外，其它一切動物都視為同樣知道這種法則。[6]

在羅馬法文本中，這種直接賦予自然法以顯明的力量的情形並不多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得出羅馬法受自然法精神的浸潤的結論。因為羅馬法學家把自然法哲學注入法律決不是採取機械的、教條的方式進行的。「如果我們只計算那些肯定歸屬於斯多葛派教條的法律條文的數目來衡量斯多葛派對於羅馬法發生的影響，這將是一個嚴重雖然是報普通的錯誤」。[7]斯多葛派對於羅馬法的貢獻，「並不在於它們提供給羅馬法的特殊論點的數量，在於它們給予它的單一的基本假設」。[8]這個基本假設被後人冠以「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人是生面平等的，每個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財產和幸福的自然權利——法律的—切規定都必須以此為最高原則。

到此為止，我已經初步闡述了自然法滲透入羅馬法這—事實。與此同時，有關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內涵還未及說明，而這二者對於把握自然法精神是頗有助益的。

前已述及優氏《法學階梯》對自然法的界定，但這僅僅是諸多版本中之一種而已。實際上，人們對自然法的理解從來就投有取得過共識；他們把它或者理解為某種物質、行為或概念的性格和品質；或者認為是宇宙的天然秩序及其體現的特徵；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特定關系的天然緣由，例如血緣關系；或者是人類的善良感情和普遍的道德意識；或者是理性。[9]透過這紛紛擾擾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的東西。

首先，自然法不是為體現立法者意志而產生的，並且同公正和正義永遠相符合。因此，自然法總是正義的衡量標准和保護傘。在現實中，某件事物或行為是否公正、正義，不局限於拿它和實定法相比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於自然。與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義的。此明顯區別於實定法。一般而言，實定法「表現至少部分表現為立法者的任意創制的法」，[10]因而它是否公正、正義則是有待進—步確證——一般的說法是，它並不總是如此。

其次，與上述相聯系，由於自然法的正義化身的形象以及自然普遍存在的理論，導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結論。從空間效力、對人效力而言，實定法只局限於特定的地區和特定的人，如羅馬市民法只適用於共和國境內的羅馬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不分種族、性別、財富、智力而適用於所有人，不拘是貴族抑或平民，自由人亦或奴隸，也不僅是現在如此，將來亦如是。在自然法慈祥的目光下，現實中的種種差異都已被自然法所過濾，剩下的都是同樣赤裸的平等靈魂。

再次，由於自然法並不體現立法者的意志，人們可能會問：它是如何產生的？對這個問題照例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認為自然法產生於自然，有人認為其來源於上帝，亦有人認為其源自於人之本性，不一而足。但不管歧義是如何之大，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來源上的先驗性。先驗性賦予自然法以神秘性，而神秘性又往往與神聖性有著莫名其妙的關聯。

歷史地看，自然法觀念雖歷經數千年，其間命運多舛，但迄今仍有著重要意義。

首要的意義在於它為人們批評社會安排提供了參考坐標。

現代社會愈來愈趨向於認為實定法是唯一的法的淵源，從而導致法律淪為肆意統治的合法根據。這與羅馬法是相違背的。在羅馬法中，自然法與市民法二者是不一樣的，市民法只是自然法抽象指令的具體化。自然法高於市民法，市民法必須以自然法為坐標和准繩。「法學家顯明地把『自然法』想像為一種應該逐漸吸收各種民事法律的制度」，[11]因為自然法是正義的化身。

自然法描繪的公正、正義的美麗圖景，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燈塔。在它的指引下，人類穿越歷史的驚濤駭浪從野蠻走向文明。自然法是一種理想，一個座標，雖然並不能夠（很快）實現，但它「能夠提供一種用於評價國家法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普遍性的准則」[12]；並且，「幸虧由於自然法觀念的發明，對社會安排進行激烈批評才第—次了可能」。[13]所以梅因說：「這個概念的所以有其價值和作用，是因為它能使人在想像中出現一個完美法律的典型，它並且能夠鼓舞起一種要無限接近於它的希望。」[14]

其次，自然法有助於確立法律信仰精神。

伯爾曼有言曰，「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僵化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為狂信」。[15]這樣的聲音現在聽起來仍震聾發饋。一個人沒有信仰會導致狂妄，一個社會沒有信仰會導致混亂。非法治國家自不待言，因為那裡從來就沒有法律信仰。法律只不過是治理的工具，必要時用一用，但不用也無妨。所以在那裡，法律總是淪為人們的笑柄。即使是在法治國家，受各種現代思潮以及行政權力擴張的事實影響，法律信仰也正遭受嚴重的危機。因此，當前的形勢與未來的目標要求我們確立法律信仰的精神，而自然法恰有志於此。

自然法是正義的法、理性的法，是與人的本性、自然本性相協調的法，因而自然法是神聖的法。在自然法面前，單個人是卑微的但是平等的。人們對正義的追求、對自身的認同產生了對自然法的信仰，歷史上相繼出現的古典自然法學派、復興自然法學派的興起即為明證。自然法與實定法之間雖有區別，但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兩者皆為正義的繩索而捆綁——畢竟實定法是自然法抽象原則的具體化。因此，人們對自然法的信仰移情為對法律的信仰；信仰實定法是因為其中蘊涵的自然的正義，是對正義的頂禮膜拜。

再次，自然法為法律全球化提供了理論上的一個腳注。

當前法律發展的—個顯明特徵乃是法律的全球化運動。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立法過程中相互借鑒與吸收對方成功的範例，兩大法系之間也逐漸開始了其相互融合的實踐。此種現象的成因或許很復雜，自然法也許能成為其中的一個腳注。

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宣稱：凡依靠法律和習慣統治的國家……，部分地運用了為整個人類共有的法律……。而自然理性在整個人類中確立的東西則是為全人類平等遵守的，它被稱之為萬民法（jus gentium），因為它是萬國適用的法律。[16]在蓋斯看來：由於萬民法是一個普遍的或者極為普遍的規則體系，所以萬民法就是自然法（jus natural）。

既然自然法為整個人類所共有、為全人類所遵守，因而全球各個國家之間的法律趨同現象也就並不令人驚訝了。事實上，自然取得中的先佔原則、男女關系中的自然婚姻以及貿易制度中的讓與、買賣等，各國法律規定皆大同小異。因為它們都是與自然相—致的。相反，那些各國法律規定大不相同的原則是否都與「自然」相一致倒是值得認真探究的。

二、私法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討論羅馬法的私法精神，也許應從公、私法的劃分開始。《法學階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與私法。公法涉及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涉及個人利益。在羅馬法文本中，《法學階梯》只論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媒介性主題；《學說匯纂》也是如此，但在第1卷不成系系統地論了一些官員的職責；《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後三卷涉及公法。[17]因此，僅從數量而言，羅馬法大量篇幅皆為有關私法之規定。「事實上，僅僅私法才是許多世紀以來人們認真注意的對象，公法彷彿是個徒有其名的、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對象。羅馬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憲法或行政法。刑法也只是在私法周圍發展，因而它基本上似乎是有關私人（犯法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屬）的事務，刑法實際上從未成為公法部分，從未達到私法那樣的發展程度。」[18]

私法條文的多寡只是從側面說明了羅馬人對個人利益的重視，還不能必然推論出羅馬人已經具有了現代人的私權意識。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羅馬人做到了這一點，其私法精神迄今仍為學者津津樂道。那麼什麼是私法精神呢？承認個人有獨立的人格，承認個人為法的主體，承認個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預的，即使國家在未經個人許可時也不得干預個人生活的這一部分。[19]此即為私法精神的真義。私法精神主要表現為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20]

體現羅馬私法精神的第—個理念為平等。假如說羅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麼這個結淪幾乎不需要論證，因為羅馬法規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隸」，階級差別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最大的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們緣何說羅馬私法精神體現了平等觀念、原則呢？因為盡管羅馬社會是奴隸社會，但羅馬法的制度安排卻蘊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蘊含了對平等的樸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應該掩蓋平等的光輝。

羅馬法首先是調整平等市民之間的法律制度。在羅馬法中，「一切權利均因人而設」，但並非一切人均為羅馬社會的權利主體。除了是人以外，還需具備其它基本條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關系而言，還應當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個條件的就可以成為羅馬法上的平等主體。奴隸，一般不是權利主體而是權利客體，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後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變成為自由人和羅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嬰兒，也處於同新生兒完全同等的地位。[21]所以保羅說：「當涉及胎兒的利益時，母體中的胎兒象活人一樣被看待，盡管在它出生以前這對他人毫無裨益」。[22]

從行為能力而言，在羅馬法中，精神病人和幼兒沒有行為能力，未適婚人包括「近幼兒」只有限制行為能力，他們未經監護人准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財產減少的行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佐。被禁治產的浪費人被等同於未適婚人。奴隸雖然沒有權利能力，但他擁有為主人的利益並以其名義履行適法行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實或適法行為而取得或喪失財產。並且在此財產流轉過程中，他們的地位始終是平等的，因為在羅馬法中，「在作為其核心的債務法裡面基本上從當事人平等情況出發，不大考慮不平等人之間的合同」。[23]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礙性錯誤、詐欺、脅迫、非法行為等有違平等原則的行為都為法律所否棄。

羅馬人對平等的追求發展到後來逐步侵蝕了奴隸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隸在羅馬帝國後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羅馬的已婚婦女在帝國時期實際上己獨立於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離婚。家子也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如軍功特有產；甚至帝國後期還規定了父親在撫養子女方面的義務。[24]總體而言，羅馬法體現了樸素的平等精神。如果要追究這一現狀的原因，那可能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因為歷史上的每一發展都是由許多同時發生的相互影響的因素決定的，而且要衡量其中某個具體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困難的。

羅馬私法精神的第二個體現為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意味著法律主體能夠依己的意志獨立地作為或不作為，不受外部其它人的干涉。但這種作為或不作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羅馬法的原則「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所變通」、「私人協議不變通公法」[25]即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約的表現之一。所以在《法學階梯》中，自由的定義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權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強力阻礙為限。[26]

在羅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較為廣泛。例如，脅迫行為往往會導致其在法律上的無效、主體擁有一定程度上的遺囑自由等。但能夠較為成功地說明羅馬法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有關債的轉移、變更以及契約制度。在羅馬法中，最初債權同債務一樣也向繼承人轉移，而且產生於私犯的債最可能也是可向繼承人轉移的。但是，它們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間相互轉移，這是羅馬法的原則。但這一原則在羅馬法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貿易的需要作出讓步。既然債具有財產制度的明顯特點，就不可能遲遲地不變為貿易的手段。因此後來，「任何債權均可轉讓，無論產生於契約、私犯或其它債因。」[27]

債可以轉讓的同時，也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變更。無論是為了減少、增加，還是為了根據各種原因改變其初始的效力，或者是為了在主債上附加配有自己的訴權但仍具有附屬性的債。當事人可以通過「無形式簡約」或要式口約按照自己的意願對債加以變更。[28]更能體現意思自治原則的也許是契約。在羅馬法中，當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來創設權利義務關系。如在口頭契約中的誓約、嫁資口約中，只要當事人作出允諾後，債即產生。在更為普遍採用的要式口約中，未來債權人獨立地提出問題，未來的債務人自主地對應回答。比如：「你給嗎？」「我給」：「你答應嗎？」「我答應」：「你承保嗎？」「我承保」：「你擔保嗎？」「我擔保」：「你做嗎？」「我做」。只要這些公式般的問答相互完全吻合，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約、實物契約、簡約和協議中，無處不能發現當事人獨立自主地設權行為。

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作為私法精神的體現，一直以來就沒有被人們所遺忘。相反，在當代社會尤其是當代中國，重提私法精神還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首先，被歷代學者所傳唱的私法精神的彰顯隱含了—個共識性的前提，即對把法律兩分為公法與私法表示認同，而這種法律的劃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對法律進行分類是學者們樂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劃分引導人們在法律學習、法律研究中對復雜的法律現象有較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時，它還揭示出法律有著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國家，其二指向「私」即個體，這種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益於人們認識法律。

羅馬法高揚的私法精神還造就了這樣一種信念；私權不應為國家公權任意粗暴干涉。某種意義上此限制了國家公權力的誤用與濫用。雖然在羅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違反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但同樣國家強制力也不應蠻橫地干涉公民之間的合意以及隸屬於公民自身的基本權利。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洛克、孟德斯鳩到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皆對政府權力的擴張性、侵略性表示了懷疑和擔心，並分別從理論上和制度上給予了切實地制約。現代社會全球性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國家廣泛運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規制和調節社會生活，司法管轄權的法律體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單獨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規取代，法與政治的關系日益密切，私權在強大的國家面前更顯弱不禁風。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當代社會尤顯必要。

不惟如是，羅馬私法精神的全球傳播也激發了社會主體的獨立意識，為主體擺脫各種形式的依賴關系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平等原則的深入人心不但影響了羅馬法律制度，在當代社會也激勵著人們為達到這一目標而努力，它是人類擺脫依附的前提與基礎；意思自治原則給予了主體自我行為的自由，主體有權利選擇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如何做、和誰做等，此為主體擺脫依附性創造了現實可能性或提供了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一句話，私法精神不會因時間而褪色。相反，在文明過程中它愈來愈為人們所珍重。

三、理性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羅馬法包含豐富的理性，這是中世紀與現代人的共識。人們總是在不同的場合提醒我們羅馬法是理性化身。蓋伊。柯克雉爾認為：

羅馬法不是我們的普通法，在法國不具有強制力，但它因被看成是理性。……「求助於羅馬法」，我們這個意思是說，求助於羅馬法的靈活性和羅馬法的性，而不是我們迫於無可奈何。……德。杜則認為法蘭西習慣法和成文法才是我們的普同法，他把羅馬法僅僅看成是寫下來的理性。[29]

這樣一種理性的羅馬法給予後人的並不僅僅是一些可資參考和憑吊殘章段句，相反，「羅馬法的敕令和解答，無論是單個的或整體的，都構成了在羅馬法學家自己心目中絕沒有構成的一種書面自然法，一種書面理性，他們將羅馬法連同《聖經》、教父著述以及教會的法律—起視為神聖的典籍。」[30]

羅馬法的理性主要表現為：法律推理與研究的方法、模範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類模式和法典化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盡管羅馬法學家在他們對法律的探索過程中是極其講究實際的，他們將規則僅僅視為是「對事情的簡要陳述」。但是，他們在公元2世紀和1世紀引進了希臘辯證推理方法，[31]同時對一般的法律制度進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導致的結果是——正象馬克思在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所說——「其實是羅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財產的權利，抽象的權利，抽象的人格權利。」「羅馬入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

模範的法律制度是羅馬人值得驕傲的一面。羅馬法中債的制度、物權制度、人格權制度歷經二千年依然顛撲不破，為後人所親睞。確實，羅馬法為後世提供了基本的術語體系，這從當代民法學的經典文本與古羅馬經典文本之間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大量的證據。另一「方面，羅馬法有關法律體系的分類也浸淫了理性的光輝。首要的並且對後世影響極大的分類方法乃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次要的則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分類模式。人們很難想像這種觀點，即認為這種分類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結果。

也許最為突顯的理性的表現為法典化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體現」[32].事實上，羅馬法開始於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結束於一部法典（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來源於對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統性的追求的沖動，這種追求的成功實現的前提在於人們承認人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性，依據它人類能夠認識、解決法律中的問題，從而最終獲致法律的完美狀態。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發出程度不等的理性氣息，羅馬法文本亦如是——近現代以來的法典編纂逃不脫優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實即為此—觀點的例證。

當然，古典時代羅馬人的理性觀念是古樸的——和現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屬於一種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則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辯理性。盡管如此，羅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鑒意義。

盡管在今天看來，羅馬人事實上還是比較關注對實際問題的探討，但這一事實並不能抹殺羅馬人非凡的抽象思維與邏輯能力。理性的力量盡管並不是無窮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在法律創制過程中，是以理性為先導還是以經驗為先導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著石頭過河」或「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預見性，有可能導致法律體系的互相矛盾、混亂並且可能產生立法嚴重滯後的狀況，這對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而言頗為不利。

重視理性的作用，在某程度上亦有助於法律專業化的目標實現。羅馬時代法學家的作用空前高漲，他們的言論和觀點被寫進教科書和法典中。一般而言，法學家和法律職業者所受的訓練足以使他們擺脫各種偶然性的支配，他們更多時候是依賴於他們所受訓練，運用分析推理、辯證推理的方法來運作法律；並且，高瞻遠矚是他們區別於非法學家職業群體的標志之一。他們也重視經驗，但他們不是用直覺去體驗，而是理性地去分析、歸納、推理這些經驗。總之，盡管他們的理性有限，但他們會最大程度地運用理性並且其結果總是大多符合於理性。

結 語

⑦ 羅馬法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怎樣的社會影響

中國在經歷了漫長的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以後，在滿州貴族打破山海關進入中原以後迎來了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清前期的統治者勵精圖治，創造出了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乾隆皇帝死去後，清王朝經過了白蓮教起義等一系列農民起義的打擊後，國力衰退，又逆歷史時代潮流而動，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終於，從一個主權國家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反思中領導了救國圖存的運動，從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拳）運動，到戊戌變法均告失敗，清王朝更加搖搖欲墜，辛丑之亂後，慈禧太後終於明白了「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罔法之治法。大抵法久則弊，法弊則更」，[9]清王朝統治集團中的精英分子，在痛苦中思考如何救國圖強，得出欲救國必先變法，欲圖強必須變法，他們幻想著通過引進西方先進的法律制度來挽救清王朝的統治，於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學家沈家本，伍庭芳等從1906年籌備到1911年在吸收了羅馬法的精神，參考了《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後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簡稱《民律一草》，這部法律雖然最後沒有真正的實行，但是仍然對中國近代的法制建設，尤其是民法的建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3．1 羅馬法打破了中國傳統的人治思維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歷史傳統的封建農業大國，從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而古代中國的法律幾乎沒有離開唐律的範本，沒有羅馬法一般完整的訴訟程序和民法制度，古代中國習慣於行政和司法不分家，一個地區最高的行政長官也掌握著最高的司法權力，而中國封建王朝的法律從本質上來說也就是封建統治階級為了統治人民所使用的一個工具，皇帝擁有赦免權，皇帝所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皇帝的意志的文字的表現形式被稱為聖旨，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國家機關實際上是皇帝意志的體現，中國古代的法律在事實上沒有作到「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些精神與現代法制精神是相違背的。反觀羅馬法，與中國不同，羅馬帝國是奴隸制最發達的國家，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羅馬法更加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在工業革命之後被新興的資產階級國家廣泛應用，而從法制精神來說，羅馬法更注重私權，更強調權利觀念。這些精神在清末隨著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被帶入了中國，從思想上改變了中國人的觀念。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等重要的法律文書，從形式上看是引用了德國民法典的內容，在實際上，清末的變法雖然沒有得到頒布實行，但是卻吸取了西方法律的精髓，從本質上來看，是對羅馬法精髓的繼承。[9]第一次系統的從思想上解放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中國打破數千年來封建意識形態枷鎖的有力武器。

⑧ 從《十二銅表法》到《民法大全》羅馬法對世界有什麼樣的影響

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說：「羅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許是其中最為和平、最為持久的征服。」這句話是對羅馬法影響的高度贊揚。當今大部分國家的法律和法律制度都借鑒了羅馬法，羅馬的法典、法律制度、司法制度都成為了世界的淵源和典範。

前6世紀，羅馬進入了共和國時代（前509～前 27年）。共和國時代，貴族藉助特權不斷欺壓平民。政治上，貴族掌握了國家大權；經濟上，貴族兼並了大量的土地，並通過高利貸，將大量的平民淪為了債務奴隸；在法制方面，貴族壟斷立法和司法大權。當時羅馬只有習慣法，所謂的習慣法就是從氏族部落時代遺傳下來的習俗和規矩。由於沒有成文法，貴族可以隨意解釋法律，平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護。

在這種的背景下，貴族和平民的斗爭也日趨激烈起來。前5世紀前期，羅馬經常和周邊的伊達拉里亞人、高盧人、埃魁人、沃爾斯奇人等戰爭，羅馬平民則利用外敵進攻羅馬城的時候離開羅馬，讓貴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這種斗爭方面被稱為「撤離運動」。通過「撤離運動」，羅馬的貴族不得不向平民妥協。羅馬平民在撤離運動中爭取到了許多法律方面的權益，如表所示。

在東方國家，古代出現了中華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但是這些法系基本都是重視刑法建設，忽視了民法建設。隨著西方文明的擴張，羅馬的民法被帶到了全世界，這就是葉林說的「羅馬法征服了世界」。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對羅馬法的研究風行一時。此後，羅馬法的研究又從日本傳入了中國。民國時期頒布的一系列法律都參考了羅馬法和歐美各國的法律。新中國成立後頒布的《民法通則》《繼承法》《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羅馬法原則的影響。

2020年的今天，中國已經開始了《民法典》的實施，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進步。中國《民法典》的實施表明了羅馬法在世界上具有著深刻的影響力，同時也證明了中國文化具有兼容並蓄的特點。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在發展歷史上都必須要吸收他國的先進文明成就，避免閉門造車、坐井觀天，如此，才能在世界發展的濤濤大浪中永葆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