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經濟法是一種社會本位之法

① 簡述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原則

社會本位原則又稱為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它是對經濟法干預經濟生活范圍的定位,或者說是對經濟法基本出發點的規定。

每一個法律部門在確定自己調整范圍時,都以維護哪方面利益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以什麼為本位。行政法強調國家本位,注重保護國家利益; 民法則強調個人本位，注重保護民事主體的利益。在市場經濟中,市場的缺陷已經表明個人利益只有與社會公共利益平衡發展才能得到實現。

因此，經濟法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即強調社會本位。它要求個人必須服從社會的需要，個人必須作出利益上的讓步,只要這種讓步合乎社會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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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本位的概述

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社會公共利益滿足程度是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個體的行為以及市場的運行和社會分配行為緊密聯系的。

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調整原則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產品質量控制、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要以社會利益為本位。

社會本位的好處

它不僅反映了經濟法調整范圍的根本要求，體現了經濟法的本質特性，還統率著經濟法的基本制度。同時也提供了經濟法的行為方向和模式，彌補立法疏漏,使之具有規范性、實限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經濟法社會本位原則是經濟所特有的本質性原則。

② 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的主要內容

經濟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具有其自身的價值，主要包括經濟秩序、社會公平、效率等。之所以認為經濟法的價值有這些內容，是從經濟法的外在價值來看的。「經濟法的外在價值，即社會公眾或研究者所認同或所期望的經濟法具有或者應當具有的價值，它是主體對經濟法本身應有功用或實際功用的一種評價和判斷。」這些價值正反映了社會本位的實質，經濟法的價值以及社會本位都是統一的。
經濟法秩序價值核心體現在最終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穩定狀態。經濟法調整下的經濟秩序就是在現代社會，人類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活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不同經濟主體間的一種平衡和諧有序的經濟關系。這種平衡和諧的經濟關系，一方面為社會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盡可能地實現不同經濟主體的利益最大化。平衡和諧的經濟秩序反映了經濟法治條件下不同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一種相互「妥協」，為了滿足每種經濟主體長遠的經濟發展目標，而在整體上達成一致，即可以放棄現有的經濟利益而換取未來更多的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利益的舍棄與獲得，上升到整個社會，就是社會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經濟秩序具體表現為一個良好的、安全的市場環境，在這個有著國家適度干預協調的市場機制下，可以有效地防止壟斷行為、傾銷行為和其他不正當經濟行為。按照可持續發展
理論，經濟法的調控、規制是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在總體上對國民經濟運行協調和控制，以及在具體方面對經濟活動進行規范、限制和引導的統一過程。
經濟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其法益目標，經濟法所維護的社會公共利益是以社會公平為核心的, 具體為經濟領域內的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條件下同等對待；又追求實質公平，即不同等條件下不同等對待，二者是統一的。經濟法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相統一於社會本位的基石之上，如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的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反壟斷法是這些國家經濟法的核心。而在我國目前，為增強經濟全球化中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發揮企業的規模效應，應鼓勵、支持建立大型企業集團，實現同我國企業間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
「經濟法採用普遍對待與區別對待相結合的方法來達到社會公平。
首先, 經濟法為每個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秩序, 將進入市場和競爭的機會給每一個市場主體, 而不論其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的高低, 同時保護每一個市場主體擁有基本的人權與自由, 在此基礎上參與公平競爭。其次, 經濟法對部分能力超強的市場主體施以合理的經濟負擔, 防止其獨占市場機會; 對部分先天條件不足的主體給予一定扶持, 提高其競爭能力, 使其不至於還未參與競爭就被淘汰出局。」經濟法通過維護社會公平，來實現保障社會公共利益這一法益的目的，這正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體現。

③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本位性（急求答案）

樓主學什麼專業的。呵呵。
我暈倒，樓主學音樂專業的竟然要選修經濟法，這兩樣八稈子打不著啊。辛苦辛苦了。

④ 為什麼說宏觀調控法是一種社會本位法

宏觀調控法的立法特點

宏觀調控法是經濟法體系三個基本構成之一。現代國家調節社會經濟的基本方式有三種，宏觀調控是其中一種。對宏觀調控予以規范的法律，便是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是調整在國家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是個新型的部門法，具有許多鮮明的時代特徵。宏觀調控法在立法上更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立法內容上的多樣性和變動性

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控涉及面廣，體系龐大，調控措施和活動種類繁多。宏觀調控立法從內容上看，必然覆蓋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宏觀調控及其立法體系的軸線，首先，現代國家的計劃涵蓋范圍越來越廣，不僅全面涉及社會經濟領域，還要規劃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經濟計劃如今發展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其次，國家的經濟政策包括國民經濟各產業、行業和部門的政策，及國民經濟各職能方面（如財政、稅收、貨幣、信貸、外匯、外貿、價格等）的政策。此外，各種經濟杠桿、政策工具和手段的運用也各有特點。可以說，宏觀調控立法內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特點，不僅較之其他部門法（如刑法、民法等）顯著不同，即在經濟法體系內部，其他如競爭法、國家投資經營法，也遠為遜色。

宏觀調控內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給立法帶來難度，即立法難以覆蓋其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國家宏觀調控活動和措施密切關繫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關繫到廣大民眾的利益關系，它應當由立法加以規范。宏觀調控是國家權力的行使，權力應當受到法律規制。在法治條件下，國家的全部公共權力都必須有法律依據，有法律授權，不應當存在「法外權力」。否則，就會如我國有的學者所說是一種「權力缺席」和「權力失約」（註：謝暉：《權力缺席與權力失約-當代中國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濟》，《求是學刊》2001年第1期。）。有鑒於此，宏觀調控立法應當注意：第一，宏觀調控中的各種國家權力及其基本行使方式，都應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法律加以明確規定。有些內容在法律中可以採取概括加列舉方式，盡可能明確、具體和擴大覆蓋面，避免大的遺漏。第二，政府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在國家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和范圍內，對宏觀調控的具體做法可作出詳細規定，但不得同國家法律相抵觸，更不得超出法律范圍設置新的權力。宏觀調控的對象是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運行，是各種經濟總量。宏觀經濟結構和運行及各種經濟總量，是由全社會各主體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微觀領域的眾多經濟個量組成的。它們都在不停地運動和變化著。國家的宏觀調控措施也必須適應社會經濟變化而調整、改變。宏觀調控立法應當將這作為一條原則性要求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和宏觀調控措施的多變性也給立法的穩定性帶來困難。應當承認，一般說來，宏觀調控法的穩定性較之其他法律稍差。這也是它在立法上的一個明顯特點。但法律都應當具有一定穩定性，宏觀調控立法也不例外，不能只強調它的變動性便否認它的穩定性。宏觀調控不能朝令夕改。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宏觀調控目標是具有確定性的，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法律制度也是確定的，這些決定著宏觀調控立法具有相對穩定性。特別是關於宏觀調控總的或各個基本領域的綜合性法律，其穩定性更強。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動性，在法律之外還需要頒布許多行政法規和規章，或者制定一些暫行或試行辦法。這些法律文件的穩定性稍差，便於適時修改、調整，但制定和頒布時也應考慮到具有相對穩定性，總不能過於頻繁地變動。

（二）關於立法體制和法律表現形式

宏觀調控立法內容的多樣性和時間上的變動性，決定它在立法體制和法律表現形式上相應地也有著明顯特點。

一般說，國家的立法權需要集中統一，它只屬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如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但自20世紀初以來，由於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日益多樣化和發展變革頻率加快，立法需要及時適應變化，所以各國先後實行授權立法制度。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在首開以憲法確立「社會化」原則和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原則的先例的同時，還規定政府可以採取對經濟干預的法律措施。以後，1949年的聯邦憲法即《基本法》承襲了《魏瑪憲法》的作法，雖然它放棄「社會憲法」的提法，卻在許多條款中明確地體現了「社會國家」思想。（註：德國學者多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社會國家原則就是社會憲法的代名詞。」「《基本法》第一次把社會國家思想提高到憲法原則的地位上。」[德]羅爾夫？斯特博：《德國經濟行政法》，蘇穎霞、陳少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又如法國1958年憲法規定，「政府為執行其施政綱領，可以要求議會授權自己在一定期限內以法令方式採取通常屬於法律范圍內的措施」（第38條）。我國學者對「授權立法」一般都作狹義理解。按照現代各國所實行的立法體制，政府（行政機關）一般都有權依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如中國憲法第89條之第1項規定）。學者們認為，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或規章時，如果是依據憲法和國家機關組織法的明確規定，屬於行政機關正常許可權范圍，不算為「授權立法」。只是認為，最高國家權力（立法）機關對於應由自己制定而尚未制定為法律的某些事項，根據需要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規（暫行規定和條例），這才稱作授權立法。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與范圍，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目的和范圍行使該項權力。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該項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註：我國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第9—11條。）

授權立法是經濟法，特別是宏觀調控法立法的一個顯著特點。其他部門法立法也有授權立法情形，但總的來說並不太多。只是隨著高科技迅速發展，如電子網路技術、生物基因技術等，使得即使如民法、商法等部門法也越來越多地採用授權立法。（註：漆多俊：《轉變中的法律-經濟法的時代精神》，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4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同多級立法體制和授權立法相適應，在法律表現形式上，宏觀調控立法除包含一些綜合性、較穩定的法律之外，還存在大量的行政法規和各種規章，以及一些暫行或試行規定。而在法律中，也多為關於各個經濟部門、各基本領域的規定，許多國家並未制定統一的關於宏觀調控的總的法律，即所謂的「宏觀調控基本法」或「宏觀調控法」。

（三）宏觀調控立法的法律要素

法律要素是指構成法律系統的各種基本元素。國內外法學家大致都認為法律規則（規范、律令）是法最主要的要素，但並非唯一的要素。當前中國學者一般認為法要素主要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等。這種情況當然適用於各種部門法。只是對經濟法，尤其是宏觀調控法而言，由於它所規制的對象具有較大變動性和多樣性，許多問題難以用明確、具體的規則加以表述，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原則顯得特別重要。法律原則包括公理性原則和政策性原則。宏觀調控法中的政策性原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法律原則雖也是法的要素之一，但它不同於規則。規則是具體的行為規范，它規定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而原則卻只是某個領域、范圍諸多法律規則精神實質的概括和抽象，不是具體、個別的行為範式。原則雖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它能夠指示人們某類行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模式，畢竟有一定可操作性。在一個法律系統中，當規則不能涵蓋全體時，原則彌補了不足。即使規則體系較完備，也需要原則對各種具體、個別規則進行指導和協調。

在法律規則方面，宏觀調控法乃至整個經濟法同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門法比較，也有其自身特點。其中最顯著的是大量的規則屬於指導性的，是一種「提倡性規范」（註：漆多俊：《論經濟法調整方法》，《法律科學》1991年第5期。）。這種規則不同於強行性或任意性規范，它不是禁止、命令或一般允許，而是提倡、鼓勵人們為或不為某種行為。宏觀調控法和整個經濟法都採取強行性規則、任意性規則和提倡性規則相結合的法律規范方式和法律調整方法。（註：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0—189頁。）

此外，由於宏觀調控法的規則體系不可能十分明確和周全，法律需要賦予宏觀調控主體乃至司法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實踐中，各國的宏觀調控主體一直有著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中國，過去由於法治觀念、傳統和制度上的原因，這種權力更大，並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控制，常常導致權力濫用、擴張，並為各種腐敗提供溫床和借口。而要控制這種權力的濫用，恰當行使自由裁量權，最重要的是嚴格地依法調控。當有關法律中有明確的規則可依時，依規則；當無明確、具體法律規則時，依法律原則，有時還需要深入領會和貫徹立法的目的和法的精神。

現代社會，無論屬於哪種法系的國家，司法和行政執法中一定的裁量權都是必需和不可缺少的，但自由裁量權必須嚴格控制。許多國家的司法審查權將自由裁量權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以期修正權力的不良運作。鑒於通過司法審查權對自由裁量權的運用進行法律控制還僅是一種事後的補救，人們發現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可以起到事先控制的作用，可以使自由裁量權的運用結果趨向於合理性。因此，我們在制定宏觀調控法時，應對宏觀調控權的行使程序作出明確規定。只有這樣，才能使調控方的自由裁量權不至被濫用，使其符合宏觀調控法的目的和精神。

（四）宏觀調控法的實施保障和法律責任

凡法均需要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其實施的後盾。經濟法及宏觀調控法也如此。由於經濟法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國家應當代表社會實施調節，因而一般地說，這些法律符合社會公眾的利益和要求，民眾都能自覺遵守。另一方面，要對社會經濟進行有效調節，也必須依靠企業和民眾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正因為如此，所以經濟法採用了大量提倡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提倡性和任意性規范的實施一般不需要直接的國家強制。特別是提倡性規范，如果人們模範地、成績顯著地遵守法律，還往往規定給予獎勵。在法律後果上，經濟法採取了制裁與獎勵相結合的作法。

經濟法和宏觀調控法在責任制度上也有自身特點。經濟法責任是指人們違反經濟法規定的義務所應當付出的代價。經濟法義務是各種經濟法主體-包括國家調節主體和被調節主體-在國家調節中應當依法正確實施調節管理，以服從和執行調節管理。違反這些義務，即給國家、社會或具體的組織與個人的利益造成危害。經濟法所規定的法律責任，便是彌補對這些主體的損害，消除不良影響。其責任形式，對企事業等被調節主體而言，包括：經濟（財產）制裁、經濟行為制裁（如強制整頓、停業、吊銷許可證、吊銷營業執照、強制解散等）、經濟信譽制裁（如通報批評、撤銷榮譽稱號、取消或限制從業資格等）；對國家調節主體而言，應主要是經濟管理行為制裁，如責令調整原所下達的經濟任務或指標，責令減免被調節管理主體原來規定須上交的利潤和收費，撤銷攤派，停止、糾正或撤銷錯誤或不當干預、管理行為，限制或剝奪從事經濟管理的資格或職權等等。對於給國家、社會公眾或具體的組織和個人造成損害的，需要給予經濟（財產）制裁。這里主要是指國家賠償。應由國家機關負責人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個人負責的，該個人也應承擔賠償責任。但由於這些個人的財產和經濟能力有限，僅承擔經濟賠償責任，往往不足以抵償所造成的損害，所以應當主要是使他們承擔經濟管理行為責任，包括撤銷其從事管理的資格（撤銷職務）或給予其他相應的行政制裁。

由於國家宏觀調控的總體性直接作用對象多為一些經濟總量指標，適用對象具有普遍性，被調控方往往涉及某些行業、地區的群體或集體。當由於調控方的責任造成這些群體或集體受到損害時，這些群體或集體中的成員都應得到相應補償。在責任追究方式上，法律應當允許該群體或集體中的成員代表或任何成員有權提起訴訟。在國家經濟調節，特別是實施宏觀調控活動中，建立和健全法律責任制度，特別是國家調節管理主體的法律責任十分重要。在法治傳統和法治意識較差的國家，在宏觀調控不是嚴格依法進行的同時，法律責任制度尤其是個薄弱環節。相對地說，對於宏觀調控對象的責任尚較重視和嚴格，而對調控方的責任往往無規定或很少規定，或規定得非常原則性，無法操作。實際上，一個宏觀調控措施的決策和實施的失誤，給社會造成的損害往往遠遠大於盜竊案或縱火案。對某些調控主體的責任如不依法追究，使其依舊呆在原來負責崗位發號施令，或甚至繼續升遷，這是極不公平合理的，也不利於警戒其他國家工作人員慎用其手中權力。

⑤ 為什麼說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因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特定的范圍，它只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而且其調整對象同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對象是可以分開的。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概念在中國出現得較晚。1979年6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二次會議的官方文件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需要制定各種經濟法」。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經濟法確立為中國法律體系中七大法律部門之一，與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商法、行政法、社會法、刑法和訴訟與非訴訟法（程序法）並列。中國經濟法概念受大陸法系國家德國，日本以及蘇聯的影響，一直以來也沒有統一定論。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條 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

⑥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

⑦ 經濟法社會利益本位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指它在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中立足於社會整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為重,社會本位要求經濟法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最高准則,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必須對社會負責,亦即都必須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效益負責,在對社會共同盡責的基礎上處理和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系。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調整原則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產品質量控制、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要以社會利益為本位。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宗旨的具體體現，是經濟法的規范和法律文件所應貫徹的指導性准則。
1、平衡協調原則
所謂平衡協調原則，是指經濟法的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
2、維護公平競爭原則
這是經濟法反映社會經濟之內在要求和理念的一項核心的、基礎的原則。
3、責權利相統一原則
責權利相統一原則是指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個主管主體和公有制主題所承受的權利、利益、義務和職責 必須相一致，不應當有脫節、錯位、不平衡等現象存在。

⑧ 如何理解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指它在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中立足於社會整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為重。 社會本位要求經濟法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最高准則。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必須對社會負責，亦即都必須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效益負責，在對社會共同盡責的基礎上處理和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系。在整體上，國家代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但在具體經濟過程和經濟關系中，它是以具體國家機關或者某種經過授權的組織，作為特定的物質利益實體和社會組織的身份、地位出現的。在具體經濟關系中，國家必須依法行使權力和權利，對社會負責，不得以不當或過度的行政權力和長官意志，妨礙或損害市場主體及非國有主體依法行使權利，不能非法損害和侵吞其他主體的物質利益。企業和個人等經濟主體也要對社會負責，不能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不得片面強調自身局部利益，置社會利益於不顧，借口對抗行政干預而損害他人或社會整體利益。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不是不講權利，只講責任。相反，它強調並全面貫徹權利（力）、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它主張要正確把握權利（力）、義務設置的出發點和基礎，理解權利（力）的來源和獲取、行使的條件。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企業、個人等，都要首先對社會負責，在對社會盡責的基礎上享有權利（力）、獲得利益。因此，社會本位不是義務本位，更不是企業或個體義務本位。社會本位的思想是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反映社會進步的要求的。

⑨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原則

法律分析：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原則又稱為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它是對經濟法干預經濟生活范圍的定位,或者說是對經濟法基本出發點的規定。在市場經濟中,市場的缺陷已經表明個人利益只有與社會公共利益平衡發展才能得到實現。因此，經濟法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即強調社會本位。它要求個人必須服從社會的需要，個人必須作出利益上的讓步,只要這種讓步合乎社會的正義。它在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中立足於社會整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為重,社會本位要求經濟法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最高准則,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必須對社會負責,亦即都必須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效益負責,在對社會共同盡責的基礎上處理和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系。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調整原則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產品質量控制、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要以社會利益為本位。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 第一條 為了建設高水平的中國特色海南自由貿易港，推動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

⑩ 經濟法中社會本位原則的理解

經濟法以社會本位為價值取向，屬於社會法，是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正義、交易公平、宏觀效率和公共福利。現代經濟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要求上至國家機關，下至社會組織和個人，都要對社會負責，即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負責。經濟法正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通過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利益的協調，來達到發展社會的目的。
所以，經濟法固有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本位，側重於從社會整體角度來協調和處理個體和社會的關系，注重社會總體的經濟公平；在效率問題上同時注意個體、團體、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長遠乃至子孫後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問題上同時兼顧個體自由、權利與他人的自由、權利，以及與社會的正常運行發展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