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中小問題研究

A. 關於合同法的問題

1.第一條當事人對合同是否成立存在爭議,人民法院能夠確定當事人名稱或者姓版名、標權的和數量的...
2.第二條當事人未以書面形式或者口頭形式訂立合同,但從雙方從事的民事行為能夠推定雙方有訂立...
3.第三條懸賞人以公開方式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的人支付報酬,完成特定行為的人請求懸賞人支付報酬...
4.第四條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合同約定的簽訂地與實際簽字或者蓋章地點不符的,人民法院應當...

B. 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熱點、難點問題研究

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熱點、難點主要有未簽訂勞動合同的補償問題、經濟補償金和經濟賠償金的關系、勞動合同的解除條件等問題。

C. 法律論文求助《合同訂立中的法律問題研究》

電子商務中關於合同訂立問題的探討

摘要：本文圍繞電子商務合同訂立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如電子簽名、身份認證、要約與承諾、以及合同成立的時間地點等做了一些探討, 並對完善相關的法律規定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電子簽名; 身份認證; 要約; 承諾

隨著電子商務在我們經濟生活中的深入, 立法卻相對滯後,由此也產生了大量的法律問題: 如電子商務合同的訂立問題、效力問題、網路交易的安全問題等。這里我們專門探討一下電子商務合同訂立的相關問題。

一、合同訂立的主體如何確認
由於互聯網是個虛擬世界, 人們不能像傳統商務活動中那樣面對面進行交易, 因此很容易產生冒用他人名義進行商務活動、以及網站如何認定相對人是否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等系列法律問題。案例: 8 歲男孩在購物網站以其父親的身份證號注冊, 訂購一台小型列印機。當貨物送到家裡後, 小孩的家長拒絕接受。交易糾紛就此產生。解決此類有關合同的主體確認問題, 筆者認為在未來制定電子商務法時應考慮建立電子簽名和身份認證制度。

電子簽名是指用符號及代碼組成電子密碼進行「簽名」來代替書寫簽名或印章, 它採用規范化的程序和科學化的方法, 用於鑒定簽名人的身份以及對一項數據電文內容信息的認可。它還能驗證出文件的原文在傳輸過程中有無變動。簡單地說, 電子簽名就是通過密碼技術對電子文檔的電子形式的簽名, 並非是書面簽名的數字圖像化。它類似於手寫簽名或印章, 也可以說它就是電子印章。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指出:「從技術層面講, 電子簽名具有的真實性、完整性、不可抵賴性、不可篡改性這四大屬性決定了電子簽名在網路環境中的應用。」

我國《合同法》沒有對電子簽名問題作出規定, 其中第32條規定, 當事人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的, 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這里並未考慮到電子簽名的諸多特殊問題。但值得欣喜的是, 2004年3月2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草案) 》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並原則通過, 經進一步修改後,將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明確了電子簽名將與手寫簽名或蓋章有同等法律效力以及電子簽名的適用范圍, 除公用事業的通告、涉及人身關系和重大財產轉移的事項不能採用外,其他的民事活動都可以適用。這說明我國已經開始立法規范電子簽名的相關法律制度了。

身份認證(A uthent icat ion) 是與數字簽名相關的一項重要制度。傳統的簽名筆跡可以被模仿, 而電子簽名勢必然也會有被仿造的危險。所以, 需要權威機構來對數字簽名進行管理和認證, 這種機構被稱為CA (cert ificate autho rity ) 認證機構。其主要功能有: 簽發管理電子商務證書; 產生、管理使用者密鑰以及CA 密鑰管理等。網路交易人向認證機構申請證書時, 需提交本人的身份證或護照等, 經機構驗證後, 簽發證書。證書上包括持證人的名字,證書的有效期限以及他的公開密鑰等。在做交易時, 向對方提交證書證明自己的身份, 如對方無把握, 可要求認證機構進行驗證。雙方可相互驗證身份。很顯然, 認證機構在網路安全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對於認證機構的管理, 國際上有不同的模式。從國外的經驗來看, 設立專門、獨立和非營利性的認證機構是比較合適的作法。因為它是完全獨立的, 容易獲得交易雙方的信任; 其非營利性使之不與客戶的利益發生沖突; 其職業能力使之能有效地為客戶保守秘密, 保證網路交易的安全。新加坡1998 年《電子交易法》所設立的就是這樣的認證機構。有關人士認為, 鑒於國情, 我國的認證將由政府對認證機構的市場進入進行管制, 以減少認證中的風險。實際上中國電信集團與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早在2000 年以前就已共同組建了認證中心, 並在許多大城市設立了分支機構。我們期待在法律的規范下有更多更具規模的認證中心產生, 進一步繁榮我國的電子商務市場。

二、要約和承諾
1. 要約和要約邀請。我國1999 年新的《合同法》第一次明確區分了要約和要約邀請。該法第14 條規定: 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那麼在通過網路所進行的交易中, 商家登載於互聯網上的廣告到底應視為要約, 還是應視為要約邀請?這是一個十分重要但一直都存有爭議的問題。有人主張應都視為要約邀請,因為這些信息都是向不特定的多數人發出; 也有人主張應都按要約處理, 因為這些廣告所包含的信息比較完整, 涵蓋了合同的主要內容。另外, 還有人傾向於根據不同情形分別解決, 根據按照交易的性質, 他們將網上交易分為三類: 銷售實物、銷售軟體、網上服務。這種觀點主張: 在第一種交易中, 廣告一般應視為要約邀請;而在後兩種交易中, 廣告一般應視為要約。

筆者認為分析網路廣告性質仍然得遵循合同法規定的基本原則: 商業廣告一般視為要約邀請, 但內容符合要約規定時, 視為要約。若網路廣告發布者在網路廣告特別聲明:「不得就其提議作出承諾」, 或「此廣告和信息的發布不承擔合同責任」, 或「廣告和信息僅供參考」等, 則只能視為要約邀請, 如果公開表明, 發布人願意受廣告約束, 則視為要約。而在沒有上述聲明的情形下, 就應該對應要約的構成要件,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第一, 如果網上登載的廣告明確規定了價格、數量, 尤其是客戶可以將之放入廣告發布者指示的購物菜單中, 單擊購買即可成交, 說明發布人已經具有明確的訂約意圖。則廣告在性質上就不再是要約邀請, 而轉化為一種要約。

第二, 如果廣告發布者在主頁上刊載的信息, 僅供客戶瀏覽,以提供商業信息, 一般可以認為該廣告是要約邀請。如果只是在網站上宣傳某種產品, 沒有指出其價格、數量等, 只是做為某個企業的形象宣傳, 或者提供某個產品的信息。這種情況不僅不屬於要約, 甚至不構成要約邀請。

第三, 網上廣告發布者直接向其社區會員提供某項產品信息, 且規定價格、數量, 從其內容中能夠確定發布者具有明確的訂約意圖, 要約受到擬訂立的合同的約束。在此情況下, 發布人不僅是向特定人發出希望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而且具有擬訂立合同的主要條款和訂約意圖, 應該構成要約。

第四, 廣告發布者在網上刊登廣告時, 明確規定在客戶用滑鼠單擊購買後, 必須有網頁擁有人的確認, 此廣告只能視為要約邀請。

第五, 網上廣告發布者在廣告中嵌入電子郵件, 允許客戶通過用滑鼠單擊該郵件附件, 按照廣告發布者的要求填寫相關內容,並作為擬訂立合同的主要條款, 客戶將該信息通過電子郵件反饋給廣告發布者, 不須經過發布者進一步確認就可使合同成立, 則廣告發布者的這中嵌入附帶郵件形式的廣告, 也構成要約。

2. 意思表示的撤回和撤銷。意思表示的撤回是指在意思表示到達對方之前與之到達對方的同時, 表意人又向其發出通知以否認前一意思表示效力的行為。在合同法中, 意思表示的撤回包括要約的撤回和承諾的撤回。兩大法系對要約及承諾的撤回均是認可的。我國《合同法》也是明確承認了這一制度的, 該法第17 條規定: 要約可以撤回。撤回要約的通知應當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前或與要約同時到達受要約人。第27 條規定: 承諾可以撤回。撤回承諾的通知應當在承諾到達要約人之前或與承諾同時到達要約人。意思表示的撤銷, 是指意思表示到達對方之後、對方作出答復之前, 表意人又向其發出通知以否認前一意思表示效力的行為。在合同法中, 它僅指要約的撤銷; 承諾沒有撤銷問題, 因為承諾根本不存在要求對方給予答復的問題。對於要約的撤銷, 大多數國家原則上是允許的, 但一般都規定有些要約是不可以撤銷的。我國《合同法》第18 條規定: 要約可以撤銷。撤銷要約的通知應當在受要約人發出承諾通知之前到達受要約人。

而在電子商務環境中, 由於數據電文的傳輸速度極快, 從而使得對其的撤回與撤銷在事實上變得不可能。因此筆者認為電子商務立法可取消意思表示的撤回, 但應根據不同的電子傳遞方式對意思表示的撤銷作出靈活的規定, 以適應電子商務發展的需要。如果當事人採用電子自動交易系統從事電子商務, 承諾的作出是即刻的, 要約人沒有機會撤銷要約。如要約人以電子郵件方式發出一份可撤銷要約, 則在受要約人承諾之前應可撤銷。另外目前網上購物(特別是零售) 的實踐在某些情況允許顧客對承諾撤銷。這些情況通常是顧客對訂單最終確認並約定採用匯款支付後, 在匯款之前又翻悔。筆者認為電子商務畢竟有異於傳統商務的一面, 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規定承諾的撤銷權。如上述網上零售中, 顧客無法及時對產品質量進行檢查和驗收, 處於弱勢地位, 應該給予他們承諾的撤銷權。當然也不能在電子商務活動中全面規定承諾的撤銷, 如僅是通過INTERNET 為媒介進行協商的電子商務活動就不能給予此權利, 否則會導致交易秩序大亂。

三、電子合同的成立時間
我國《合同法》第26 條規定:「承諾通知到達要約人時生效??採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的, 承諾到達的時間適用本法第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第16 條第2 款規定:「採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 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統接收數據電文的, 該數據電文進入該特定系統的時間, 視為到達時間; 未指定特定系統的, 該數據電文進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統的首次時間, 視為到達時間」。可以看出, 我國《合同法》堅持了「到達主義」的傳統。與之不同的是, 英美法系採取所謂「發送主義」, 即以承諾發出的時間與地點作為合同成立的時間與地點。筆者認為我國在採取傳統的「到達主義」的同時, 可以為電子商務合同再確立一個確立收訖規則。這樣可以避免當事人發出要約或承諾後, 是否到達、何時到達對於發信人來說不能立刻判定而產生的風險因素。所謂確認收訖是指接收人收到發送的信息時, 由其本人或者指定的代理人或通過自動交易系統向發送人發出表明已收到的通知。

當然, 作為利用電子手段進行的商務活動, 電子商務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問題不僅僅是合同的簽訂問題其核心是交易, 圍繞著交易活動, 還有廣告宣傳、合同談判、合同的效力認定、合同的履行、稅收的交納等一系列問題。目前許多國際組織都從不同角度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所面臨的法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有的還正針對電子商務進行一定程度的立法。因此我希望我國也能積極開展對電子商務的法律問題的研究和探討, 並在此基礎上加快電子商務立法進程。

參考文獻:
[1] 高富平, 張楚. 電子商務法[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 王利明, 崔建遠. 合同法[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4] 於靜. 電子合同中若干法律問題初探[J].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D. 關於合同法的一些基本問題

答案為ABC

依據《合同法》
第六十二條當事人就有關合同內容約定不明確，依版照本法第六權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適用下列規定：
（一）質量要求不明確的，按照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履行；沒有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按照通常標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標准履行。
（二）價款或者報酬不明確的，按照訂立合同時履行地的市場價格履行；依法應當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按照規定履行。
（三）履行地點不明確，給付貨幣的，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動產的，在不動產所在地履行；其他標的，在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履行，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履行，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准備時間。
（五）履行方式不明確的，按照有利於實現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費用的負擔不明確的，由履行義務一方負擔。

請採納！！！

E. 關於合同法的小論文

一、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

從立法指導思想入手，然後分析這部法律，對我們每一個法官、律師、學校教員來說，掌握這部法律可能更深入。立法指導思想是在立法方案中明文規定的。這部合同法的制定與別的法律制定不一樣。新中國歷史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基本上都是這樣的：由一個行政部門牽頭，組織一個班子，大家一來就列提綱、設計章節、擬條文，反反覆覆地修改。而這部合同法的制定卻是首先設計立法方案，而立法方案的設計委託給八位專家來完成。八位專家中有兩位法官，一位是最高院的李凡（音）副庭長和北京高院的何新，當時是研究室主任，現在是告申庭的庭長，兩位庭長都是四十歲剛出頭。其他六位同志，年齡最大的是江平教授，他當時六十多歲。其次就是我，當時五十歲剛出頭。接下來就是三、四十歲的，如人民大學的王利明教授〔最年輕的，大概三十多歲〕；吉林大學的崔建遠教授；煙台大學的郭明瑞教授；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法學研究》副主編張廣新研究員。我們不是一開始設計合同法的章節，而是大家先來漫談合同法發展的情況，即務虛。大家討論本世紀以來合同法有哪些發展趨勢，其精神實質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些什麼新的制度。在大陸法國家的德國、法國、日本，英美法國家的英國、美國等的合同法中以及在國際公約中比如聯合國的國際貨物銷售公約中有些什麼新的制度、新的創新、新的原則。討論後先擬定製定本法的指導思想。共五個指導思想。

1.制定本法要從中國實際出發。

什麼是中國的實際，經大家討論斟酌，最後定下來四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改革開放；第二個要點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三個要點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第四個要點是與國際市場接軌。只有這四點是中國的實際，其他任何的特徵都不是中國的實際。

確定了中國實際以後，緊接著是要總結我們的合同立法和合同司法的經驗。這就是要總結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制定的《民法通則》、三個合同法以及各個合同條例和一系列實施條例中的經驗和不足。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法院的經驗，尤其表現在最高法院關於《民法通則》的意見、關於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涉外合同法的意見，最高法院平時的解答、批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最高法院公報，公報自1985年創刊以來，陸續刊登了一些判決，這些判決當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典型的意義，創設了一些新的規則。這些都要進行斟酌、分析，凡是成功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符合法理的，我們都要採納。

然後還要廣泛地參考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的立法經驗和判例、學說，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戰後以來在立法上通過修改法律、修訂法律、制定法律創立了很多新的東西以及很多新的經驗，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如《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在戰後都有一些修訂，還有一些單行立法和他們的法院、法官創設的規則，都需要斟酌借鑒。戰後以來發達國家法院同樣面臨著社會關系極度動盪、極度復雜，社會環境極度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新的案件、奇怪的案件在戰前沒有，在法律上沒有相應的規定。而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法官面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案件創設了一些新的規則，新的制度，我們都要盡可能地採納、吸收。

除了國外先進的立法和司法經驗外，不能忽略我國的台灣。台灣的法律是我們國家在1929—1931年制定的，他們的民法典是我們中國當時的民法典，雖然現在叫台灣民法典，但它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並且台灣後來的經濟生活有極大的發展，當我們在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動亂時，台灣抓住這個機會發展其經濟。經濟一發展，就產生很多新的問題，因此它的法院和法官也創設了很多新的規則，這些我們當然都要參考借鑒。

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先進的合同立法和司法經驗，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使我們的合同法成為反映現代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這是在第一個指導思想當中就提出來的目的。我們的法律不能夠關起門來，不能只是由我們的學者、立法者、法官看得懂，外國人看不懂。我們的市場需要和國際溝通，我們的法律不僅要我們自己能夠理解、能夠掌握，也要使國外的企業、企業家、法官、律師能夠掌握。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我們採納共同規則才能做到。我們平常說的和國際接軌，它的前提是要法律規則接軌，法律規則不接軌，經濟無法接軌。所以在第一個指導思想上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盡量採納反映現代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協調一致。這里沒有說和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完全一致，說的是協調一致。就是說我們並不是照搬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因為我們國家對一些國際公約有保留條款，還有些慣例不見得和我們合適。所以我們提的是協調一致。這是第一個立法指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2.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保障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法不過就是兩個獨立、平等、自由的當事人在一起共同協商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兩個當事人應該是獨立的、自由的、平等的，如果他們不平等，一個人隸屬於另一個人，合同內容無法決定，如果他們沒有自由，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動，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簽訂合同。所以說合同自由是現代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求，沒有合同自由就沒有市場經濟，這一點非常重要。試想一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是不是平等的、獨立的、自由的？不是，我們的企業是處在一個對層次的上下隸屬關系當中，從中央經濟主管部門，比如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一直到七機部、八機部，然後到省一級經濟管理部門，比如機械廳，再到地區一級的經濟管理部門，比如機械局，還有縣、市區的工業局、機械局，等等，都是行政主管機關，最下面一級才是企業。這樣企業處在由上到下的行政隸屬關系的最下一個環節，它上面全是一級一級的行政主管機關，我們叫做多層次的行政管理環節、行政層次或行政機關，企業成為這樣一個行政關系中的最低層。這時，它已經不成其為企業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們曾經用一些教材、著作介紹蘇聯的法學，蘇聯的經濟法把企業叫做經濟機關，正是針對這種層層行政管理體系而言的，有一定的道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不再是獨立的生產者，而是一個垂直關系中的一個環節，它的全部活動是嚴格按照從上到下的指令性計劃，還包括上級機關的字條、電話、批示等等，來安排它的生產、交換。

一個消費者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是不是自由呢？不是。我們每一個消費者吃的糧食、穿的布匹、用的東西甚至生活用品，都是按照指令性計劃安排的。我們有購糧本、糧票、布票、糖票、雞蛋票、肉票等等票證，消費生活也完全是按照指令性計劃安排的。

我們廣大農村的農民是不是自由的呢？也不是。農村的生產我們叫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生產隊這樣三級上下隸屬關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是合一的，生產和行政管理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見了，那誰是生產單位呢？生產隊作為一個生產的組織、基層單位，就象我們的企業一樣，按照行政指令性計劃來進行的生產。農民去勞動的時候，就象工廠的工人一樣，是按照生產隊的安排去的，上工聽鍾聲、下工聽哨聲，每天做什麼工，全聽生產隊長指示。

在這種行政隸屬關系條件下，就沒有獨立平等的自由的個人，從工業到農業的經濟生活全部按照指令性計劃進行，按照指令來運轉，有沒有合同的地位呢？沒有。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是截然相反的經濟形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盡量砍斷這樣的隸屬關系，要造就獨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市場參加者。我們的擴權讓利，我們企業體制的改革不就是最終使企業從行政隸屬關系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個人嗎？成為獨立的主體參加市場進行生產、交易嗎？我們的農村改革中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歸根到底就是讓農民擺脫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成為獨立的生產者，能夠自己獨立決定自己的勞動。這樣看來，我們的改革一開始就是面向市場，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是有了這些獨立的、平等的、自由的市場主體。

這些獨立、平等、自由的市場主體怎麼進行活動呢？在市場經濟下，已經沒有嚴格的國家計劃、行政指令把全國的生產、某個行業的生產能夠嚴格來安排，事實上已經做不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是沒有計劃的，是靠市場規律在起作用，物價上升大家就生產這個東西，物價下跌大家就生產別的，靠市場機制來指揮運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能靠猜測這個市場，要靠簽訂合同來組織自己的生產、交換，只有簽訂了合同以後，才能放心地投產，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銷售出去。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同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可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關系都要表現為合同關系，唯有合同關系才是市場經濟特徵的反映。

獨立、平等、自由的當事人們自己協商安排其權利義務關系，這樣的關系在法律形式上就叫做合同。因此合同中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由，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最基本的表現。改革開放以來，企業的自由、農民的自由越來越大，但現存的三個合同法上合同自由不夠，限制特別多。舉例來說，1981年頒布的經濟合同法上，專門規定了合同管理機關，而合同管理機關管理合同有各種手段，特別利害的一招是，合同管理機關可以主動確認合同無效。這些制度嚴格說是計劃經濟的反映，限制當事人的合同自由是和市場經濟直接抵觸的。1993年修改經濟合同法已經把它刪掉了。

我們現在制定新的合同法，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法律能夠體現合同自由這個原則，如果作不到這一點，我們的法律就不可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第二個指導思想就是要充分體現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只要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要保障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不受行政機關和其它組織的干涉。

當然，合同自由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一點限制都沒有，在合同自由的原則下，合同當事人應當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個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二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可以對當事人的合同自由作某種限制。後種限制中的特殊情況是說一定要有正當的理由，至於正當的理由是什麼，當時作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正當理由包括：為了保護消費者，為了保護勞動者，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只有出於正當的理由，才能在立法條文上限制合同當事人的自由，實質上也是在限制濫用合同自由。

3.合同法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

本法制定、實施的時代特點是：在二十世紀末制定，在1999年通過，主要在二十一世紀生效、實施。我們的法律就應該做到有必要的超前性，我們是要面向二十一世紀不能夠只看見眼前的轉軌時期。也就是說，新合同法應當能夠適應我國建成市場經濟後對法律調整的要求，估計到2025年、2030年中國的轉軌時期已經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基本建成，那個時候我們的市場經濟和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沒有什麼差別，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合同法照樣能夠管用。但這不是說一點也不要修改，或者說不必要制定什麼新的單行法、某種合同專門制定規則，而是說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基本規則到那個時候能夠管用，能夠符合社會生活的要求。這一點在合同法制定過程中也有爭論，有這樣一種傾向認為我們應該著重考慮目前轉軌時期的一些特點。在討論立法方案時，針對這個問題，大家進行了認真討論研究，最後認為，我們確實要面向二十一世紀，但同時也要兼顧轉軌時期的一些特殊問題。

轉軌時期有哪些特殊問題呢？由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行政干預還非常嚴重，侵害當事人利益的行為十分多，還有轉軌時期的經濟生活有很多混亂，什麼三角債、賴帳、建設工程合同中收回扣、送紅包，造成建設工程質量低劣，造成橋倒屋蹋，造成嚴重的人身、財產損害。對這些嚴重問題我們在制定合同法時不能夠置之不顧，一定要有充分的注意，要制定出相當的對策。

這是第三個指導思想，即面向二十一世紀和怎麼樣兼顧轉軌時期的一些特殊問題。還提出一點對轉軌時期的那些落後現象我們不能遷就，比如說紅包、回扣在轉軌時期非常普遍，但我們不能通過立法把它變成合法化的東西。

4.新合同法的價值取向應該是經濟效率和社會正義。

法律的價值取向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標。我們的合同法應當既追求經濟效率，又追求社會正義。所謂經濟效率，拿我們習慣的話說就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有利於企業的賺錢；所謂社會公正，是在整個社會不同的階層、人群之間要大體上做到平衡，在一個合同關系當中當事人之間的利害關系要大體平衡。

法律是調整整個社會的，整個社會要有一個基本上的利益平衡。有些人群比如說消費者、勞動者，他們是分散的、弱小的，他們沒有辦法和企業家、大企業、大公司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只講形式上的公正，我們說合同自由吧，你們只要自由協商簽訂的合同就有效，就給以保護，這里的合同自由就僅僅是形式上的自由。實際上，消費者、勞動者他怎麼能夠對抗大企業？試想一個山區出來的男孩子、女孩子進到城裡來打工，當他身無分文，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時候。他看見了一個招工的廣告，他趕緊去求職，這時，他怎麼敢和企業主討價還價，怎麼敢去爭取自己的什麼權利、法律上規定的什麼衛生條件、安全條件、文明生產的勞動條件、最低工資條件等。也就是說，他們的實力在實際上是弱小的，無法和企業抗衡。這時，法律要起什麼作用呢？法律就要支持這些弱小的消費者、勞動者，法律這時不能僅滿足於形式上的自由、公正，還要追求實質上的公正。所謂實質上的公正，就是等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實質上處於不平等狀態時，比如當一方是企業而另一方是勞動者的時候，法律規則首先要考慮保護勞動者、消費者，不能夠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

整個立法過程中對這一點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不是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率。如果是片面追求經濟效率，凡是有利於提高生產力、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企業賺錢的，就合法、就保護、就鼓勵、就支持的話，那麼假冒偽劣也是可以發展生產的。眾所周知，有些地方的快速度發展最初就是靠假冒偽劣；有些人的暴發以致於後來成為大企業家，也是靠搞假冒偽劣商品或服務。難道我們的法律上也要承認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嗎？不行。我們不能丟掉社會的正義，社會的正義與公平是法律追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沒有社會正義、公平，就不叫法律，就變成了純粹的技術規則。

任何國家的法律都牢牢抓住社會正義，我們這樣的國家更不用說。我們現在正在建設和發展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所謂社會主義體現在哪裡呢？就體現在我們的法律更加註重社會正義、更加保護勞動者、保護弱者，因此在這個指導思想上提出兼顧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如果當經濟效率和社會正義發生沖突，難以兼顧時，哪一個優先呢？當然是社會正義優先。貫徹這個指導思想就要求在擬定法律規則時既要注重有利於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又要注重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護消費者、勞動者、維護市場道德秩序，決不允許靠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損害消費者、勞動者發財致富。

5.新的合同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我們的教科書都說，法律就是行為規則。合同法首先是當事人簽訂合同、履行合同的行為規則。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律是裁判規則，亦即法官裁判合同案件時的裁判規則。這就要求這個裁判規則要有可操作性，要求每一個規則、每一個條文要盡可能的有具體的構成要件、法律效果、適用范圍，這樣法官在裁判時才有所遵循，最終能夠保障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法院裁判同樣的案件能夠得到同樣的判決結果，維護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現行的三個合同法可操作性不是很強。有些條文看起來不錯，真的要用來裁判案件的時候就感到模稜兩可，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好些條文象口號一樣。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且不說有什麼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預的影響，就是一個完全公正、正直的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會造成很大的差距，不能保證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F. 合同法中的小疑問

單務合同

G. 當前勞動合同法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

《勞動合同法》實施將近兩年來，雖然全面穩步推進，勞動關系總體穩定，但各方面凸顯出來的問題不少，貫徹實施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較多。當前勞動合同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律本身存有缺陷。就《勞動合同法》本身而言，有些條款過於原則、不夠明確，有些條款存有缺陷或漏洞。譬如，多數企業反映，《勞動合同法》只注重保護了勞動者的權利，而忽視了企業的權利和勞動者的義務。有些勞動者雖然與企業簽訂了勞動合同，但由於受工資待遇等影響，他們說走就走，而對此種情況，《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沒有約束性和懲罰規定，企業對此沒有應對手段。又如，《勞動合同法》第十二條規定，勞動合同分為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訂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對於前兩種合同，《勞動合同法》給予了全面而有力的保護，而對於「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法律保護不足。《勞動合同法》並沒有明確「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的適用范圍和標准，這樣在實踐中就很有可能導致這種合同形式被濫用，成為用人單位規避經濟補償的避風港。用人單位如果與勞動者訂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不僅合同終止時無需支付經濟補償，而且不用擔心勞動者提出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要求，從而可以大大降低用工成本。再如，《勞動合同法》中關於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款也備受爭議。《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且勞動者沒有本法第三十九條和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情形，續訂勞動合同的，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根據這一規定，勞動者在遵紀守法、努力工作並能夠勝任的情況下，已經連續兩次簽訂了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如果希望與用人單位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必須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但該規定在實踐中恰恰起到了反作用，用人單位一般都極不願意與普通勞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在法律剛性約束的前提下，就千方百計想辦法進行規避，盡量減少第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使該條款構不成條件，從而導致勞動合同的更加短期化。
(二)部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對法律認識不足。從企業角度看，部分企業存在規避《勞動合同法》的情況。一些管理本不規范的企業一直把原來沒有全面履行的社會保險等違法成本等同於企業新增生產成本，認為《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實施增加了企業成本，因此對該法的貫徹持消極、規避態度;一些企業對無固定期限合同反映強烈，認為無固定期限合同的簽訂等於給了職工「鐵飯碗」，將勞工保障的代價轉移給了企業，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限制了企業的用工自主權，因此一些地方發生了「華為門」、「沃爾瑪辭工」等「裁員」或「再競崗」事件;一些企業即使與職工簽訂了勞動合同也不夠規范，合同條款內容比較簡單、空洞，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如勞動時間、加班工資、福利待遇等沒有列入或表述不夠具體。從勞動者角度看，一些勞動者對《勞動合同法》態度也比較冷漠。一般認為，《勞動合同法》試圖通過保護勞動者來實現穩定的勞動關系。但在施行中並沒有帶來一些勞動者的積極響應。一些勞動者不願意簽訂勞動合同，認為簽訂勞動合同將影響自由流動，「捆住」了手腳。特別是一些中高層管理人員和高技術人員，認為簽訂勞動合同(尤其是長期合同)將影響其向更高層次發展，不利於自由擇業。而在相當數量的農民工群體中，多數務工人員認為自己農閑上班、農忙務農，如果簽訂了勞動合同就不能來去自由了。
(三)部分行業勞動合同簽訂、履行率低。據在溫嶺市調查，一些行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中的中小型和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低，這些企業大多數規模比較小、用工靈活，在企業用工管理和政府監管方面均存在薄弱環節，習慣於傳統用工方式，簽訂勞動合同的意識淡薄。很多中小型企業沒有專門從事勞動用工管理的機構和人員，勞動規章制度缺乏，有的企業是邊建設邊生產，勞動者流動性大，導致勞動合同難以簽訂和履行。一些特殊行業、特殊群體如代辦員、促銷員，非全日制用工、多重勞動關系等多種用工形式並存，造成用工主體不清、關系不明，也影響了勞動合同的簽訂。筆者還注意到，餐飲、娛樂、旅遊等服務業和建築業由於人員流動性太大，很多人在同一單位工作不到一個月就離開，勞動合同簽訂也難以規范。
(四)勞動監察執法力量不足、力度不夠。隨著《勞動合同法》的貫徹實施，勞動者依法維權意識增強，勞動爭議案件也在大量攀升。這種形勢下，勞動監察部門承擔的職責越來越重要，這也是《勞動合同法》真正執行到位的重要保障。但從目前各級勞動監察部門看，監察網路不夠健全，執法力量普遍不足。據在溫嶺市調查，市、鎮(街道)兩級平均每個監察人員監察企業要在千個以上，監察人員服務職工的比例更達數萬以上，無論是機構還是人員，都無法滿足工作需要，難以實施有效監管。由於監察力量的不足，直接導致監察的力度軟化，帶來較為普遍的現象是，用人單位不給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沒有人去查處;違法用工等損害勞動者權益問題，沒有相關部門去問津;不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也沒有人按《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險條例》給予處罰。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這部法律在實際執行中大打折扣，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五)相關配套制度仍不夠完善。譬如在社會保險方面，《勞動合同法》雖進一步強化了社會保險制度，但由於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不夠完善，不能跨地區自由轉移接續，勞動者跨地區流動時，只能帶走個人承擔部分，而不能帶走用人單位繳納部分，這樣就影響勞動者參保積極性，也使《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意圖落不到實處。又如，勞動保護、年休假等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影響勞動合同的簽定和履行。去年國務院出台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雖然對一些條款進行了明確，但仍有一些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再如，《勞動合同法》與《工會法》需要進一步銜接，實際操作中，基層工會組織難以有效組織和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對話，一些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中的工會由於工會領導受雇於企業老闆，很少能真正發揮作用，致使部分企業違法用工等損害勞動者權益問題得不到糾正。
(六)當前金融危機對《勞動合同法》實施帶來新的挑戰。去年10月份以來，金融危機在全球快速蔓延並深入影響我國，導致國內各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經營困難加劇，虧損企業和虧損行業增多，關閉企業數大幅增加;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下降，一些企業裁員增加，有的企業雖不裁員，但提前或長期放假，農民工下崗和返鄉迴流增多，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突出，使得《勞動合同法》實施第一年就面臨嚴峻挑戰。就企業而言，受經營困難影響，企業欠薪情況增多，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難度加大，有的地方還發生企業主欠薪逃匿事件。就勞動者而言，受就業崗位減少影響，使得崗位競爭更加激烈，許多員工明知企業老闆存在違反《勞動合同法》的行為也只能忍氣吞聲，怕失去工作，生活難以維系。這是當前貫徹實施《勞動合同法》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

H. <合同法>有關問題及案例分析

1中國對此採取折衷主義，合同法80條，通知對債務人產生效力
2買賣合同，其他三種的標的具有不可返還性。
3可以
4應付款，風險隨所有權而轉移，物已經特定化。

I.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J. 有關合同法的幾個小問題。

1.a
因為合同法中保障的是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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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相信你也知道
3 ade
合同是要在不違反法律法規的情況下才有效
4 acde
無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銷的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
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該合同自始就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換言之，無效合同自起成立時就是無效的，從來沒發生過法律效力，而不是從其被確認無效之日起沒有約束力；被撤銷的合同自其被撤銷之日起，追溯至其成立時起無效。因此，合同被確認無效或者被撤銷的最終結果是一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獨立存在的有關解決爭議方法的條款的效力。
5 abce
法定抵消應當具備四個條件：一是債權關系的雙方當事人必須互負債務；二是雙方互負的債務必須是屬於同一種類的債務；三是雙方所負的債務是可以抵消的債務；四是雙方債務都已到履行期。上述四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法定抵消才能產生。
清償期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應該履行自己的權利義務的期限，一般是兩年。
6 acd
《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條建設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設計、施工合同
7 bd
法條中有規定，包括材料和工程設備

希望對你有幫助，學習愉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