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政府在經濟法中的功能角色
A. 論經濟法的社會功能
經濟法是20世紀世界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在中國，經濟法作為法律部門的名稱，以及經濟法學作為法學學科的名稱，是在1978年下半年之後才開始形成的。改革開放逐步突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要求政府轉變職能、企業依法自主經營，要求適應時代發展、與國際經濟規則接軌；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國家始終把經濟立法放在整個立法工作的首位，並且加強了經濟執法，於是經濟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形態應運而生。早在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就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還需要有各種經濟法。」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現「經濟法」的專門術語。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把「經濟法」列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特別要指出的是，在2001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明確提出：「關於法律部門，法學界有不同的劃分方法，常委會根據立法工作的實際需要，初步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劃分為七個法律部門，即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以最高立法機關的名義對國家的法律體系予以劃分，表明中國立法的思路更為科學化、規范化了。
經濟法問題基於三個出發點：第一是國家(政府)與經濟的關系，第二是市場經濟與法的關系，第三是管理與法的關系。而這些因素，都必須擺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這種第二次革命，就不可能興起中國的經濟法。改革開放使傳統的法律形態得到創新。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制度創新。
2，經濟法規范國民經濟運行關系，體現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體的價值取向。
什麼是經濟法，或者說，經濟法是做什麼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指出：「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我國已經制定了一批有關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的法律，還制定了一批國家宏觀調控、經濟行業管理、促進對外開放、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等方面的法律」。中國經濟法的概念及范圍，大致如此。
經濟法的實質在於，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國家因素對市場經濟關系的影響。換言之，經濟法是國家(主要以政府名義出面)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之法，管理為手段，協調為目的。政府經濟管理是經濟法的現實基礎，經濟法是政府經濟管理的基本法律准則和手段，兩者之間相互依存，有著不解之緣。
經濟法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取向可以概括為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體：首先是發展權。「發展才是硬道理。」[1]講「發展」還應涵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即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其次是分配權。這里所用的「分配」一詞是廣義的，即社會資源的配置和社會收人的分配。它包括：公平競爭、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應合理安排，統籌兼顧。，再次是安全權。經濟安全包括宏觀的和微觀的，這是針對市場經濟的風險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所作出的必然選擇。發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權力(權利)，又反映利益，是權力(權利)和利益的統一。發展、公平、安全三者的有機結合，構成經濟法謀求的價值目標，這也就是政府經濟管理期待的社會效果。
經濟法價值的含義 經濟法價值是指以經濟法與人的關系為基礎的，經濟法對人所具有的意義，是經濟法對於人的需要的滿足，也是人關於經濟法的絕對超越指向。也就是說，經濟法價值在於經濟法對人所具有的意義，包括經濟法對於人的需要的滿足和人關於經濟法的絕對超越指向。
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 對於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首先，要明確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基於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是與以往私法領域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個人本位是有區別的。所謂個人本位是指個人權利本位，簡稱權利本位。其以利益、由、等三要素為立論基礎，主張把個體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這一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得到盛行，伴隨生產的社會化、民經濟體系化和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國際化，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失去了自律性的客觀態勢，法學理論開始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本位理論應運而生，所謂社會本位是指社會權本位，其把社會權概括為權利的首要含義，對私人權作出明確的限制，以追求、障社會整體的權利利益為核心。即在法的產生、施、行中，始終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旨在尋求私人權與社會權衡平的合理性尺度過程中去維護和保障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經濟法正是社會本位的法，即經濟法在其產生、實施、運行的過程中，始終是以追求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基點的，在對私人權的合理性限制中，實現了私人權和社會權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平衡，並最終使得社會權或社會利益得到維護和保障。那麼，經濟法價值也必然具有這一社會本位性。也就是說經濟法價值的考量應始終是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的，而不是以私人權為立足點。對此論述的意義在於要強調經濟法價值考量的這一立足點與經濟法價值之主體為人並不矛盾。為什麼呢？可以這么理解，經濟法價值之主體為人正是經濟法價值含義之一便在於經濟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是不是說經濟法價值的立足點一定要是人呢？當然並非如此。因為在社會個體聯系緊密之狀況達到一定程度之時，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更能夠充分實現實質的、長遠的「經濟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取決於前述的「一定的歷史社會」。
對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其次，還要關注經濟法價值與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的辨析。經濟法價值如前文所述。而經濟法功能是指經濟法的做功能力或者功用與效能，經濟法作用為經濟法對人的行為以及最終對社會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很明顯，第一，這三個概念屬不同范疇。經濟法價值是從人與經濟法兩個角度出發而對人與經濟法關系的研究，是基於人對經濟法的「厚望」而進行的理論闡述，而經濟法功能是從經濟法自身出發的對其內質本性的研究，是經濟法的功用和效能，是其質的一方面體現。又經濟法作用是從社會關系出發對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產生的影響的研究。第二，這三個概念屬不同層次。經濟法價值是絕對抽象的，對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理想化的主觀的理論提升。而經濟法功能為經濟法內在的質的屬性，是客觀的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存在是內在的、具體的、宏觀的。又經濟法作用為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外在具體的體現甚至錯誤反映，是外在的、具體的、微觀的。第三，這三個概念角度不同。經濟法價值是就人而言的，是針對人的需要基於法的功能而進行的闡述。而經濟法功能是就法自身而言的，是對法的內質本性的闡述。又經濟法作用是就社會關系而言的，是對法對社會的影響的闡述。當然，第四，這三個概念之間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經濟法價值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但其仍不失為人對法的一種追求，其只有依據經濟法功能來實現，也就是說經濟法功能是經濟法價值實現的客觀基礎，而經濟法作用又是經濟法功能實現的必然途徑及外在體現或反映，如果經濟法作用不能得到發揮，則經濟法功能也就不再成其為「功能」而將毫無意義，最終，經濟法價值追求也將沒有意義。如上論述，其意義在於要強調對經濟法價值的研究應當明確並注意經濟法價值絕不等同於經濟法功能或經濟法作用，尤其在對經濟法價值內容的論述中應當把握這三者之間的層次性。
B.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什麼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已使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密不可分。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變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項進展，都為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同時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動，從而也就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體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力量，不僅構成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革命力量，而且還在深層次上改變著中國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強烈要求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改變原有的管理調控行為和體制模式。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我國社會結構、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也要求政治體制從內容到形式發生新的變化。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不斷發展，中國人的文明文化素質、生存質量、生活方式也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人的活動空間和思維視野大大拓展，進一步提高了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及能力，因而也必然對政治體制的存在產生新的認識和評價，改革原有的政治體制已成為發自人民群眾內心的呼喚和自覺的要求與實踐。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所涉及的問題重大而又復雜，稍有不慎就可能釀成大錯，因此在認識上和實踐上必須慎之又慎。從我國當前的實際出發，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重視解決如下一些重大的認識問題和實踐問題。 (一)關於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現狀的評判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回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滯後的問題。無可否認，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趨於完善，也由於我國在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確實存在一些認識上的盲區和實踐中的失誤，在人民群眾中確實有一部分人存在著一些不滿情緒，他們比較多地看到了我國現實政治體制的弊端，認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邁得不大，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是滯後了。對於這種認識，我們既不能不加思考情緒化地加以贊同，也不能蠻橫地斷然否定，而必須有一個全面的分析，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 從哲學理論的層面來看，政治上層建築是由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決定的，生產力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的發展變化在時序上總是相對滯後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變化，這是一種歷史法則，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在社會有機體結構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關系、經濟基礎雖然相對保守，但卻直接承受著生產力變化的影響，而上層建築則最為保守，其發展變化的艱難，則是人所共知的。上層建築中的政治體製作為一種權力格局，和生產關系中的利益格局是直接對應的，它一旦形成便作為既得的利益、既得的權力構成一種客觀的現實，支配和規范著人的行為和觀念，並慢慢沿襲為一種習慣和傳統。 同時，政治體制又是人的主體性創造，積淀著以往和當時人的智慧、經驗，打上了民族的、歷史的深重烙印，滲透著當時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因此，政治上層建築的任何變革，都意味著權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會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意味著價值觀念的變革和思想觀念的解放，必然面臨著重重阻力，需要時間，需要等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體制的改革滯後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變化，在理念上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從政治體制本身的構成來看，政治體制的構成可分為兩大部分，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具體的政治體制、運行機制。我國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國體而言是人民民主專政，就政體而言是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客觀要求，也是中國人民長期選擇的結果。如果從時序上講，它的建立在事實上早於經濟基礎。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建立與以往私有制社會的建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母胎里成熟，只有首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築，然後再憑借這種新的上層建築自覺地建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建立過程中這種與一般社會形態更替不同的順序上的變化，並沒有違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客觀規律。這是因為新建立起來的政治上層建築並不是人為的構思，在本質上是反映了和體現著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社會經濟基礎也是依據生產力的發展由政治上層建築自覺構成的。因此，這種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適應不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能發揮其維護、促進經濟基礎的功能，體現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時至今日，我國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的政治體制當然也要與此相適應，在內容和形式上均應有所變化、更新。但是，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仍然是基本相適應的這一根本性關系並沒有發生變化。因此，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改革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只能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依據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生的新變化實行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自我完善。 至於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圍繞和服從基本政治體制的總原則、總目標，在政治實踐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具有可操作性。它的建立、完善則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並且應該隨著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建國以來，為了落實和完成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我們相應地建立了一系列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些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保護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鞏固和捍衛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方面確實起過重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它們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繼續發揮作用。因此，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原有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全盤否定和簡單處置。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社會主義社會本身還在實踐中，對於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政治實踐中的作用，我們在認識上是不充分、不到位的，缺乏建設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明確目標和具體規劃，因而時至今日我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功能上還是不完備的，在結構上也不夠嚴謹。同時，由於受到封建主義、戰爭年代形成的一套思維定勢、價值觀念的嚴重影響，再加之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盲目地囿於蘇聯模式的經驗，並在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偏差，因而產生了權力過度集中，個人崇拜、家長作風、長官意志、推崇人治、以權謀私等嚴重弊端。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使我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與基本政治制度相脫節，而且在一些方面相矛盾，從而嚴重影響基本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發揮，有損於社會主義的威信和形象，並且日益引起人民的嚴重不滿，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如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承認中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確實是滯後的。因此，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跟蹤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內在節奏，消除原有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弊端，使之更為有效地服務於基本政治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乃是我國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 中國政治體制一開始就貫穿著鮮明的科學理性原則，明確宣布要在"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領導，積極而又穩妥地進行"，採取的是一種漸進性的改革方式。這也許正是有些人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顯得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實踐已經證明，無論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採取這種漸進性的改革方法，是穩當的，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大凡所有的制度變化，都體現了漸進性特徵。任何一種新的制度的建設，都存在一個孕育、萌芽、成熟、變化和再度創新的過程，不會如同打碎一個舊制度那樣，可以通過急風暴雨式的革命短時期內便可奏效。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前無古人，沒有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展開的。也就是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體，在改革之初，缺乏充足的知識籌備，對改革發展中各種可能出現的變數及其曲折過程，缺乏充分的信息和明晰的判斷，因而無法提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一步到位，快速推進。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和國家的統籌安排、精心組織下，堅持從實際出發，從解決業已成熟的問題著手，由點到面逐步展開，逐步闖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改革新路，取得了為世人矚目的績效。 (二)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特色問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一般意義上，自然是應該遵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鐵的法則，始終處理好民主與專政、民主與法制、民主與集中和民主與紀律的關系，始終保持與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從於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根本目的，盡可能地避免主觀任意和人為的干擾，有效地防止各種可能出現的"左"的或右的傾向。但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又是在當代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場宏偉的、深刻的政治革命，無論是其內容和形式，還是其發展的進程與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徵。當代中國還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既是我們思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又是我們實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起點。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始終紮根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礎，來不得半點的虛浮和急躁。同時，當代中國又是過去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作為過去，不僅影響著現在，而且還作為現在的一部分，繼續影響著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應該尊重這種歷史與文化，不得有絲毫的僭越和褻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在中國社會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嶄新的背景中來進行的，既要服從市場經濟的法則和規定，又要遵循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則和框架，在其建構中必須體現市場經濟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完善統一。 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全新的、最具朝氣的社會經濟、文化現象，它給整個中國社會注入了青春與活力，極大地調動和激活了中國人實踐地改造自然與社會的主體力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激活了中國的經濟，促進了資金、人才、技術、設備的合理配置與使用，有效地發掘、拓展了中國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即從物質層面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動力和保障，而且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作為一種新的革命力量，促進了整個社會"制度"層面的變革，創造了新的觀念、新的知識與文化、新的社會精神生活方式，從而拓展了社會生活日益多向度的空間，培育了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主體，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條件、新的生長點和新的力量。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服務和滿足市場經濟建設的內在要求，服從和適應於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確保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在政治體制改革中，黨是堅強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通過改革和改善黨的領導來增強黨的政治領導，是中國特殊國情賦予體制改革一項重要內容。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而不能動搖的基礎，只有堅持和完善這個基本政治制度，對於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才能得以健康展開。社會主義道路是政治體制改革健康發展的方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則是指導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忘記或偏離四項基本原則，都要反映和概括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在規定，也即遵循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規律。 這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全面考慮和滿足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雙重要求，實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築的最佳結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困難就在這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和輝煌也應該是在這里。誠然，要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實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內在要求的整合，是一項極富有開拓性的政治實踐，沒有現成的經驗，需要反復探索。但是，從理論層面來分析，我們還是可以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思路。 第一，中國政治體制必須為主體的自由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又建立相應的機制，規范、引導、整合主體的自由發展，真正確立主體之間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平等關系。而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理想目標。自由是人之本質所在，也是社會生存與發展的生命力表現。但是，自由又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主觀的臆想，而是和社會歷史的進程緊密關聯、相互生成的。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斷地為人的自由提供物質條件，構成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和限定，而人的自由的發展又不斷為社會歷史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構成社會歷史進化的標尺。但是，人的自由發展又必須通過社會整合才能避免盲目和混亂，從自發、零散、相互沖撞而走向自覺、有序、相互補充成為社會的現實力量。社會對自由的整合，一是藉助於社會本身的法則即所謂"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是一種客觀的、自發的、帶有外在強制性的調節；二是藉助於制度建構的作用，以對社會及人的發展階段、程序、實際狀況的合理認識與把握為依據而實現的自覺調控，在本質上這是對人的自由的保護、調動和激發。因此，這種調控本身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現和確證。市場經濟在深層次上的不可磨滅的但至今還未能為人們所高度認同和理解的一個偉大歷史功績，是在全社會普遍地促進了人自身的發展和文明建設，使中國超越了自然經濟和群體社會基礎上形成的長期束縛人的自由意志的人身依附關系和觀念，培育和激發了人的主體意識，導致了中華民族思想的大解放，觀念的大革新。中華民族從來也未能像現在這樣雄姿煥發，充滿活力地去面向和創造新的生活。但是，市場經濟同時也調動了一些人隱埋於內心中的惡的慾念，對自由的錯誤庸俗化理解和打著"自由"旗號製造犯罪、恐怖、邪惡的現象屢見不鮮，物慾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對權力、金錢、美色和技術的盲目崇拜，滋生著種種腐敗，製造著人的新一輪的異化，對社會的發展構成了深層次的威脅和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從人的文明進化的當代視野，去反思由市場經濟造成的人的自由發展的兩極化進程，從保證人的自由全面、健康發展的高度去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從而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建構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自覺。 第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既要保護吸納社會內在的積極社會因素，激發社會活力，又要極力避免社會發展中可能出現的騷動、混亂，減少社會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妥善地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在發展中保障社會活力的持續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活力是在一定自然、歷史條件下，特定的社會形態或社會發展某一階段由自身內部矛盾運動所造成的發展、演化能力。社會活力本質上是人的主體能動性的社會實現，是特定社會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發展前途的重要尺度。市場經濟打破了僵化的經濟體制的束縛，培育和發揮了競爭性激勵機制的作用，釋放和增強了經濟社會的活力，並且推動了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社會公共生活的全面改革與發展。創新與發展成為當代中國的主題。但是，社會發展從來不可能是單向的，社會每往前邁出一步，都可能引發出新的、更為復雜的矛盾，出現人們無法預測的新的制約因素，產生新的危機，這就有可能使社會喪失活力而趨於停滯。這就要求社會下功夫探尋、選擇和建構新的激勵與整合機制，不斷保護、培育、增強社會活力。市場經濟使當代中國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活力，但也導致了由於社會結構、制度變革過程中難免出現的無序和動盪，導致了社會價值觀念的缺失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貧乏，而政治層面分立原則的淡化、消解，社會權力體系的異化和既得利益者對特權的維護與謀求，則進一步推波助瀾，使種種反社會、反政府的負面消極因素獲得了發展空間。由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通過自身權力體系和機構職能的改革，凸顯社會主義的價值規范和公正原則，加大反腐敗力度，增強自身整合與調控能力，在堅持改革、發展，為社會不斷注入活力的同時，又為活力的增強提供支持和保證，即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制度環境，保證改革發展的有序性、漸進性、協調性和度的選擇的合理性。 第三，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動搖，又要妥善處理政府的對內、對外關系，合理界定政府的權力，促使政府由集權的萬能的人治型體制向民主的有限權力的法治型體制轉換。中國政治體制的內在局限，在本質上根源於中國自然經濟的局限。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直接聯系，以小生產為主的生產方式，不僅造成了人的經濟交往和社會交往的狹隘性和封閉性，而且導致了個人缺乏自主性。在這種基礎上，社會生產和經濟運行缺乏獨立性，只能絕對地服從於統治階級的意志和權力，個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運託付於統治者乞求他們陽光雨露的哺育。這正是中國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的建立和公民主權意識的缺乏的內在依據。而市場經濟則以普遍的商品交往為依據，經濟上的自主發展不僅要求擺脫政治權力支配，而且要求政府權力退出社會公共生活的領域和擴大個人自主活動的空間，使人民上升為社會和政治的主人。因此，適應市場經濟和新的具有自身內在結構和運行機制的經濟體制的建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三個方面的任務。其一是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使經濟活動不再屈從於權力和政治體制的硬性約束，使個人培育起參政議政的現代公民意識，這既是經濟生活的解放，也是政治生活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二，是以經濟發展和人的主體地位確立為前提，改變政治體制的運作方式，實現法治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同步發展，使政治體制和民主生活日趨民主化、法治化。其三，是促使社會公共制度建設和政治權力體制的分離，實現社會公共生活從政府支配走向自我管理的轉變，確保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不斷增強社會的生機與活力。 (三)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問題。政治體製作為社會政治權力與機構的運行機制，總是和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系統內的其它要素發生密切的關系。因此，如何使政治體制改革保持和社會其它各要素的協調發展，成為推進社會向前發展的積極力量，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追求的外部目標。政治體製作為一個有自己內在結構和運作方式的相對獨立的體系，要實現對社會歷程的積極推進作用，必須始終保持和社會系統及其規律的密切關聯，排除各種外在於社會發展的認識誤區和人為偏見，不斷實現內部的自我調整，以保持自身的活力，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外部目標來審視，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要滿足社會三個方面的要求。即第一，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就是指國家和社會安定團結。黨和國家與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社會各界關系協調和諧，民族關系親密無間。國家經濟建設穩步發展，社會各階層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人民共同富俗、安居樂業。黨政機關清廉、公正，社會腐敗遭到有力懲處，犯罪活動及時受到嚴懲，社會治安環境日趨改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保障。社會穩定既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直接關涉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第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國家、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綜合國力體現著一個國家、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總體水平，是一個國家民族是否興旺發達，是否有能力居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標志。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善於處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利益矛盾，善於駕馭各種復雜的、突發的社會事件的強有力的政府，始終著眼於政府的團結和國家的穩定，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掃清路障，開辟道路。第三，提高人民的社會生活質量，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社會生活既包括物質生活、經濟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公共生活，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說到底就是要從經濟、政治、文化、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提升人的生活質量。政治體制改革所要貫徹的價值目標，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全方位地確立為社會服務的信念和運作體系，始終自覺地充當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保護神。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內部目標來審視，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改革後的政治是否滿足四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政府能否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勤政廉政，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主人，一切權力應該屬於人民，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級政府，是人民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推選出來的。政府作為人民委託的公共權力機構，是代理人民具體行使權力的主體，向人民負責又同時接受人民的監督。政府必須加強國家公務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職業道德建設，使他們廉潔奉公、樂於奉獻、忠於職守、勤奮工作。政府既不神秘，也不神聖，它沒有任何可以凌駕於社會和人民之上的特殊權利。政府及其各級官吏，在本質上都是人民的公僕，人民的服務員，政府的行為在本質上都是服務性行為。政府行為的績效主要集中體現在它為公民提供服務的水平、效率和效果上。因此，只有正確認識政府行為的服務性質以及服務的主要內容和范圍，才能找准重塑政府形象的價值尺度。 第二，政府是否具有能力，也即能否提供高效化的政治服務，確立自身的政治權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傳統計劃經濟的取代，對規范的經濟行為、政策行為和正常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的要求，都需求助於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政府本身的權威。政府工作必須講求效率，力求以比較少的時間和政治投入，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政府機構設置合理。政府應該採取切實有效措施，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辦事講究實效，嚴格按照程序，做到既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又周密細致，務實求真。二是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地位與形象。政府只有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反腐倡廉，不斷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增強自身行政行為的效率和組織、管理社會的效率，才能確立起自身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的權威，使得政令通行、令行禁止，反過來又能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化。 第三，政府能否做到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始終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在這里，公平主要是指政府確認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事務面前一律平等的主體地位，不承認有任何特權的存在，平等地對待任何一個公民和團體。公正則是指政府在處理政治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堅持一碗水端平，不講親疏關系，不帶利益與情感偏見，一視同仁，實事求是。而公開則是要求政府打破自我封閉，增加政務活動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重大機密，就應該通過各種途徑曉諭民眾。重大問題要讓人民及時了解，參與討論。公共政策的制訂要產生於人民大眾廣泛、充分而自由的討論與醞釀之中。政府要通過制度創新、權力規范、權力運作公開等一系列的改革，加強與人民的溝通與對話，多渠道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與制約，有效、有力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公正地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防止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利益大調整所可能導致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盪，從而確保社會公平的真正實現。 第四，政府能否堅持科學理性原則，堅持以法治國，堅持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現代化社會比之以前的社會更需要理性。政府在不斷地克服自身認識、實踐能力局限，排除狹隘經驗和自我利益的遮蔽從自發行政走向自覺行政，為人民群眾提供更高質量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過程中，必須藉助於科學理性。依法行政將政府行為納入法治軌道，是現代政府的顯著特徵，也是政府行為理性化的重要表現。政府行為不僅要依靠擁有的合法權力和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體制的力量、法制的保證。政府只有堅持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遏制權力腐敗，保障人民合法權益，高效率地開展各項政務工作。政府行為理性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使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不再是一種道德要求和正義沖動，而是政府行為過程中的一種制度和可操作的運作機制，從而確保政府的重大決策能夠集中群眾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
C. 政府在經濟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談到經濟法主體的范疇，一般認為十分廣泛，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企業、其他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非經濟組織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幹預經濟之法」⑴，「是以國家對經濟干預之法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這種觀點，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中必定有一方為國家（如未另做說明，本文所指「國家」乃是狹義的具有經濟管理職能的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是說經濟法律關系必須由國家為一方主體構成。誠然，國家成為經濟法的主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須由國家作為一方主體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呢？一、區分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陸法系國家將法律區分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這種劃分始於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他的劃分標準是：「規定國家公務的為公法，如有關政府的組織、公共財產的管理、宗教的祭儀和官吏選任等法規；規定個人利益的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權、債權、債務和繼承關系等的法規。」⑶這是一種以利益的差別作為劃分標準的學說，遭到後世很多學者的批判，後來資產階級學者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與羅馬法比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標准有主體說、性質說、目的說等，而最普通的學說就是「主體說」。這種學說認為「公法所規律的法主體，最少有一方是國家或是由國家予以國家的公權者，反之，私法所規律的法主體，直接地都是個人或非『國家公權的主體』的團體，國家只當第二次的（換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規律的法主體再沒有維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關系者的保護請求時）才受到其規律。區別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標准，即在於此。」⑷由此可見，如果肯定了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經濟法本質的公法屬性。因此，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的地位就與明確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等同起來，那麼區分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堅決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區別，他認為公法和私法都是國家法，依據這些法律，無論是人民之間，還是國家和人民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必要區分。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則指出凱爾森在方法論上的問題：過於強調法律的觀念性，而忽視了實在的世界，他認為「公法和私法的區別，實可稱為現代國法的基本原則。國法的一切規律，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而不同其意義」。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屬於國家法（美濃部達吉在這里所說的「國家法」有特定的含義，他在其《法之本質》一書中談到：法的觀念或本質，和國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社會就跟著有法，在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的法，沒有區別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區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關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那社會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那社會的力量不足以資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去當其適用維持之任的緣故。不錯，廣義地說來私法亦是國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國家法，在這點，是應當和公法區別的。」⑹ 在我國，公法與私法劃分必要性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平息。過去我國法學理論由於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認為公法、私法的劃分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不作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公法，沒有私法。隨後，在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人們對於公私法的劃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產生了另一種片面認識，認為搞市場經濟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無，從而導致一個時期人們重私法、輕公法的現象。毫無疑問，這兩種觀點都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都是沒有正確地理解區分公法與私法必要性的表現。事實上，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為現行法律體制的一個基本假設。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律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於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籍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並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於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但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現實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為司法的技術操作提供指導，更重要的是促進一種理性的制度建設，為社會生活提供尺度，它將與個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生根本的關聯。由此可見，當前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以對經濟法而言，只有通過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確定其本質，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二、國家在經濟法的不同分部門中主體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體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公法和私法，那麼經濟法本質應該屬於公法還是私法呢？根據主體說的區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國家必須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那麼經濟法顯然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筆者認為將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必然的一方主體，亦即將經濟法歸為公法，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不妥之處。經濟法學界一般將經濟法分為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或稱規制）法兩大部分。這種劃分方法是以經濟學上所說的國家干預理論以及相關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市場失靈理論主要是有關市場調節無法解決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及其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這一總量失衡問題的理論；而政府失敗理論，只要是有關政府運用經濟政策調節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問題方面出現的調控失敗及官僚主義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理論。⑺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就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分別以間接的經濟政策與直接的經濟管理手段來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關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國家的確必然作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所以宏觀調控法應該屬於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贅述。但是有關市場管理法的理論卻頗受爭議，按照上述標准對經濟法進行劃分所得出的市場管理法，它的調整對象與傳統行政法調節的經濟法律關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筆者認為，由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不應該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疇，正是因為沒有將二者區分開來，導致了市場管理法理論體系的混亂。經濟法應該分為宏觀經濟法與微觀經濟法，宏觀經濟法就是通常所說的宏觀調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是國家為合理配置市場資源，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而採取調控措施進行利益再分配的經濟法律關系。由此不難看出，宏觀經濟法具有社會公共經濟管理的性質，因此國家必然作為宏觀經濟法調整對象中的一方主體，這是經濟法作為一種公法屬性的重要體現。至於微觀經濟法則與目前所說的市場規製法有很大差別，它的調整對象並非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與市場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而應該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調整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正如美濃部達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個人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個人的力量不足以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通過司法手段去解決。微觀經濟法正是這種「第二次」的法，筆者認同「經濟法是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⑻的觀點，而增量利益關系的產生就在於增量利益的協作生產、競爭、消費（分享）、再協作生產、……這種循環不息的過程之中，而微觀經濟法就是直接調整協作生產、競爭、消費這三個環節中的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調整對象的不同微觀經濟法主要分為企業法、競爭法、消費法三個部分。在這些法律領域中，應當由國家通過法律明確賦予市場主體平等的生產、競爭、消費增量利益的權利。在這些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市場主體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決，只有在私權利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才「第二次」地去尋求國家司法機關的保護，正是一種私法本質的體現。由此可見宏觀經濟法屬於公法，微觀經濟法屬於私法，但是經濟法與傳統公法和私法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正如前文所說區分法律的標准有主體說和性質說、目的說等，美濃部達吉認為應該將各種不同的標准結合起來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那麼按照主體標准劃分，經濟法確實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個部分；而按照性質說和目的說，卻體現了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的區別所在：按照調整對象來區分，經濟法調整的是增量利益關系，這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才出現的新型經濟關系，是傳統法律所沒有考慮也很難以「現代化」的；按照規定利益來區分，由於現代社會大都採取協作生產的方式，經濟法所要保護的利益已不是像過去小商品生產時代那樣簡單——非國家利益則個人利益，而是與公益相關的私益——即通過社會整體利益為媒介而最終獲得的個人利益。所以說經濟法的本質既非傳統的公法也非傳統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與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傳統公法或者私法所無法取代的。三、國家不應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如前所述，在微觀經濟法中所調整的對象應該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國家不應當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我國目前實在寥寥無幾：企業法中，雖然我國與企業相關的法律可謂名目繁多，但是要麼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麼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調整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協作生產關系，保證個人不因協作生產而損失其應該獲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卻幾乎沒有；競爭法中，我國現在有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是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條款與行政法條款的簡單拼湊，其中並無實體的經濟法權利義務也沒有獨立的經濟法責任，國家在競爭法主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對於不正當競爭行為往往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之間追究，予以行政處罰，市場主體在競爭法中只是處於被動的受控狀態，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而消費法中，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也處於和競爭法同樣的尷尬境地。本文試圖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切入分析，論證國家應當退出微觀經濟法主體，同時應當盡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體系。（一）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繫到底應當是市場競爭主體之間的，還是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的？為了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由國家直接採取措施對不正當競爭者主動追究法律責任，某種程度上固然可以達到目的，但是這種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讓國家退出這個法律領域，而改由法律賦予每個競爭者平等的權利，當他們被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了利益時可以直接向行為者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筆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主體應當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國家不應該過多的直接干預，而應退出這個領域，原因如下：第一，從性質上來看，市場競爭指的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不正當競爭也應當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屬於一種市場行為。而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組織者、管理者，如果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體，顯然會使該法名不副實。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要保護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將國家與經營者之間帶有隸屬性質的不平等關系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二，從成本上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而國家一般不直接參與市場競爭活動，所以對單個市場競爭行為的具體信息並無從了解，也沒有必要了解。而出於自身利益的驅動，處於市場競爭活動中的經營者卻對相互之間的行動時刻密切關注，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最大化的利潤。所以一旦有不法經營者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先發現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競爭者，其敏銳程度要大大高於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因此，國家如果要及時地發現和追查市場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就需要組織專門的力量對市場進行監控，這必然造成反不正當競爭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賦予競爭者相應的權利義務，一旦市場中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被侵害利益的競爭者肯定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直接向不正當競爭者發難，其成本顯然要低出很多。第三，從效果上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目的，而由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追究法律責任，往往既不能懲罰不正當競爭者也不能補償利益受損的競爭者，根本無法很好地限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根據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規定，追究不正當競爭者的法律責任，其往往簡單地處以罰款或採取其他行政措施進行處罰，而利益受損的競爭者並未得到補償，這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則的。而且，實踐證明，在執行中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不正當競爭者被處以罰款之後，繼續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甚至變本加厲，要將罰款的損失補回來。而在一次罰款之後，面對不正當競爭者的行為，國家機關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種微妙的「默契」。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國家經濟管理機關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不但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反而通過罰款，雙方處於一種「雙盈」的局面：通過罰款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獲得了利益，而不正當競爭者所承擔的責任可能遠遠低於獲得的非法利潤。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獲得的利益，恰好卻是那些合法競爭者的！如果能夠由法律賦予競爭者平等的權利，讓競爭者之間自行調節經濟關系，則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為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活動就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天然對立的。只要一方被發現實施了不正當競爭的違法行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絕不會手下留情，肯定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在實質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情況類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調整的對象應當是經營者與消費者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我國目前該法所調整的對象卻主要是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人，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干預結果往往是一罰了事，而至於罰款的數目是否令經營者受到了處罰，又或消費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補償就不是經濟管理職能范圍之內的事了。實際上，為什麼我國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愈演愈烈？因為很多情況下，一方面侵害消費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還是有利可圖；另一方面被侵害權益的消費者即使提起訴訟卻得不償失。此消彼長之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又如何能夠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與競爭法中所述理由相似，無論從性質、成本還是效果上來說，國家都不應該充當消費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但是由於消費者相對與經營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勢地位，所以要求國家以特殊的形式作為消費法律關系主體出現。由於經營者通常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目標；而消費者則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兩類市場主體之間在追求的目標上是存在沖突的。經營者為了營利，極可能置誠實信用等商業道德於不顧，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去侵害消費者的利益。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向消費者隱瞞有關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價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從而會導致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出現「信息偏在」或稱「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於這種問題的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雖然在形式上處於平等地位，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消費者始終處於弱勢。一旦國家退出調節這種法律關系之後，僅僅依靠國家制訂消費者保護政策和立法是遠遠無法改變消費者這種弱勢狀態的。那麼是否有一種新的經濟法主體的出現來幫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費者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對抗經營者呢？有學者提出經濟法主體中應當包含一種名為「社會中間層」的組織，即一種社會中介性質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一部分的國家經濟管理職能。在我國，消費者協會應該屬於這種組織，但是現在的消費者協會，基本上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對於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這顯然不符合現今消費者權益受損嚴重的狀況。同時，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組織——「打假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打假服務，這應該也可以成為「社會中間層」，但是這種新興的組織顯然還缺乏規范，難以達到與經營者對抗的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將消費者協會與打假公司相結合，官方組織與民間團體取長補短，形成一種專業化、商業化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正是由於它的專業化和商業化，保證了這種中介組織有能力去收集市場信息，幫助消費者擺脫「信息偏在」的狀態，使消費者和經營者達到一種平等的地位。相較於國家和個體消費者，這種「社會中間層」應該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D. 簡述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主要作用
（1）政府收入分配職能。指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工具，參與一定時期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實現收入在全社會各部門、各地區、各單位，以及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合理分割，縮小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
（2）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指通過干預、調節國民經濟運行，達到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
（3）政府資源配置職能。指通過政府經濟活動，引導人力、物力、財力等社會資源流動，形成一定的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等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4)論政府在經濟法中的功能角色擴展閱讀
市場無形之手，即價格，價格決定了資源分配，供需影響價格，市場參與者決定了供需，參與者是大多數人，因此自由市場由多數人做決策；市場有形之手，即政府或壟斷企業，是少數人做決策。市場經濟就是左右手互博，此消彼長，缺一不可。
誰擁有話語權和定價權，誰就掌控了市場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製造了公平的不平等，壟斷企業製造了不公平的不平等，政府要製造公平的平等。
因此市場經濟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打壓壟斷，保護市場無形之手，並彌補它的缺陷。價格政策、利率政策、稅收政策以及補貼政策是政府的通常手段。
E. 西方經濟理論中關於政府在經濟周期波動中的作用有哪些觀點
按照凱恩斯的分析，這三大心理規律的存在，使宏觀經濟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無法得到平衡，其結果就會出現經濟危機。要解決經濟危機，就需要政府出面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增加全社會的有效需求，抵消三大心理規律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另外，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對人們的心理與投資的關系作了大量論述，歸納起來有兩個短期投機理論，一個長期投資理論。在股票投資操作中，凱恩斯將經濟學放在了次要地位，而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心理學和行為學。他認為股票市場的運動不是基於價值，而是基於群體心理。凱恩斯用餐家報紙選美比賽的比喻通俗地表明了股票投資中分析和把握群體心理的重要性。他把選股比做報紙上的選美比賽：「報紙上刊出一百幀相片，有讀者從中選出幾名大家認為最漂亮的美女；誰的選擇接果若與其他參加競猜者之平均愛好接近，誰就得獎；在這種情形下，每名競猜者都不選他自己認為最漂亮的人，而選其他人認為最美麗的人。每個競猜者都持此想法，於是都不選他們本身認為最美麗者，亦不選選一般人認為最美麗者，而是運用智力，推測參與競猜者認為最漂亮者」這樣的選美結果是，選出了「大眾情人」，選出了大多數參賽者都會喜歡的臉蛋。這種理論用於選股，就是研究大眾的投資行為，從中獲利。其精髓在於「他人願支付乃一物之價值也」。馬爾基爾（Malkiel)把凱恩斯的這一看法歸納為博傻理論。比如說，我傻，用高價買入高出其真實價值的股票，但我預計，還有人比我更傻，他願意用更高的價格買下我手中剛買入的股票，以此類推。凱恩斯認為，股票價格是虛擬經濟的表現，股票價格並不是由其內在價值決定的，而是有投資者心理決定的，故此理論被稱為空中樓閣理論，以示其虛幻的一面。他認為，股票價格雖然在理論上取決於其未來的收益，但由於長期預期相當困難和不準確，故大眾投資應把長期預測劃分為一連串的短期預測。大眾通過對一連串的短期預測，修改判斷，變換投資，以獲得短期內的相對安全，這些短期投資造成了股票價格的波動。空中樓閣理論完全拋棄股票的內在價值，強調心裡構造出來的空中樓閣。凱恩斯認為，與其花精力估算並不可靠的「內在價值」，不如信心分析大眾投資未來可能的投資行為，搶先在大眾之前，買進或賣出。如果說「選美理論、空中樓閣理論」是短期投機的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凱恩斯的「長期友好理論」則是長期投資的理論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後，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所開創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在宏觀經濟學中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這一理論豐富和發展了經濟周期理論，並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主要在經濟周期的性質、經濟周期的原因及如何減少經濟周期穩定經濟這些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此外對經濟學的未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2004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卡基梅隆大學和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芬尼·基德蘭德教授和亞利桑那大學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教授。兩人獲獎的重要原因是他們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方面作出的開創性的貢獻。這一理論豐富和發展了經濟周期理論，並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產生了很大的沖擊，本文在對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作簡要介紹的基礎上，重點突出其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的異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RealBusinessCycleTheory)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屬於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多年來在經濟學中一直風頭很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等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他們的理論之所以稱為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主要源於他們認為經濟周期主要根源於經濟體系之外的真實因素的沖擊。近二十多年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發展，它不僅改變了人們對經濟周期根源和性質的看法，還極大地影響了當代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方向，為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許多重要而且持久的貢獻。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導致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是以技術沖擊為代表的真實因素，經濟波動是理性預期經濟主體對技術沖擊所引起的變動做出最佳反應來調整勞動供給和消費的帕累托最優調整結果，經濟周期的任何時期都處於均衡經濟狀態，政府沒有必要干預經濟，而且干預反而會造成人們福利水平的降低。具體來說，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以技術沖擊為代表的真實因素沖擊是經濟周期的根源。按照他們的分析,經濟周期源於經濟體系之外的供給面上的一些無法估計的外部沖擊,如技術沖擊等。沖擊導致了技術進步率大幅度地隨機波動,改變了全要素生產率和工資及利率等經濟變數的相對價格,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也呈現出隨機的跳躍性。市場機制本身無法預測這些因素的變動與出現,因而經濟中發生周期性波動。第二，波動的核心傳播機制是勞動供給的跨時替代。當技術沖擊引起全要素生產率波動時,理性預期經濟主體會根據相對價格的變動來調整勞動供給和消費,從而會產生一個大的供給反應,導致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在跨時勞動替代的作用下,一次性技術沖擊能夠引起實際產量的持續波動。由於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聯系,發生於某一個部門的技術沖擊也會引起整個宏觀經濟的波動。第三，經濟波動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基本趨勢本身的波動,而不是實際經濟圍繞基本趨勢波動,不是對均衡的偏離,而是均衡本身暫時在波動。經濟波動不應被視為對經濟增長長期趨勢的暫時偏離,經濟的短期波動和長期增長趨勢是統一的。這就把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整合在了一起,否定了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的說法。第四，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政府沒有干預經濟的必要。產出和就業的波動是理性經濟主體對沖擊的最優反應,市場機制本身可以自發地使經濟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而作為外生力量的經濟政策則難以與實際周期達到時間一致,並且還會減少人們的福利水平。基於這些認識,「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者將政策及其失誤作為一種不利的外部沖擊,主張政府不應試圖用穩定政策來消除波動。第五，貨幣中性。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貨幣供給是內生的,貨幣數量的變化對經濟沒有真實影響。在經濟擴張期間對貨幣的需求會擴張並誘導貨幣供給的調整反應,貨幣政策不會影響實際變數,只有資本勞動和生產技術等真實變數的變動才是經濟周期的根源。不應當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產出,貨幣政策只能以穩定物價作為單一目標。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各派和主張自由放任的各派分歧的關鍵是短期中市場機制的調節是否完善，需不需要國家用宏觀經濟政策調節經濟。他們爭議的中心問題之一是經濟周期問題，即經濟中繁榮與衰退交替的經濟波動。在這一問題上他們的爭議圍繞三個問題：經濟周期的性質是什麼？經濟周期的原因是什麼？以及如何減少經濟周期穩定經濟？正是在這些問題上，以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為代表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向凱恩斯主義各派發起全面挑戰，並取得了開創性成果。1、經濟周期的性質凱恩斯主義各派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他們認為，在長期中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是長期總供給，即長期中的生產能力，長期總供給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制度、資源和技術，長期中的經濟增長是一個穩定的趨勢，稱為潛在的國內生產總值或充分就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短期中的經濟狀況取決於總需求，經濟周期是短期經濟圍繞這種長期趨勢的變動，或者說短期經濟與長期趨勢的背離。如果把各年的經濟狀況用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長期的趨勢用潛在的或充分就業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經濟周期就是這兩種國內生產總值的背離。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否定了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的說法，他們認為，在長期和短期中決定經濟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總供給又有總需求。因此，人為地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是無意義的。由此出發，經濟周期並不是短期經濟與長期趨勢的背離，即不是實際國內生產總值與潛在的或充分就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背離，經濟周期本身就是經濟趨勢或者潛在的或充分就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並不存在與長期趨勢不同的短期經濟背離。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有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周期理論之分，前者研究長期問題，後者研究短期問題，但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是一個問題。所以，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實際上並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理論，它本身就是完整的宏觀經濟理論。2、經濟周期的原因經濟周期的原因一直是經濟學家研究的中心，到現在為止已有幾十種理論之多。這些理論大體可分為內生論和外生論。內生論認為，經濟周期產生於經濟體系內的原因。外生論認為，經濟周期產生於經濟體系外的原因。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屬於內生論，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屬於外生論。凱恩斯主義各派盡管對經濟周期原因的解釋並不完全相同，但都認為經濟周期表明市場調節的不完善性。這就是說，在短期中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調節，出現周期性波動就是必然的。因此，經濟周期是市場經濟本來所固有的，依靠市場機制不可能消除或減緩，或者說，經濟周期源於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長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發地使經濟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經濟周期源於經濟體系之外的一些真實因素的沖擊，這種沖擊稱為外部沖擊，引起這種沖擊的是一些實實在在的真實因素，因此這種理論稱為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市場經濟無法預測這些因素的變動與出現，也無法自發地迅速作出反應，因而經濟中發生周期性波動，這些沖擊經濟的因素不產生於經濟體系之內,與市場機制無關。所以，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是典型的外因論。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把引起經濟周期的外部沖擊分為引起總供給變動的「供給沖擊」和引起總需求變動的「需求沖擊」。這兩種沖擊又有引起有利作用、刺激經濟繁榮的「正沖擊」,又有引起不利作用、導致經濟衰退的「負沖擊」。有利的沖擊比如技術進步，這種沖擊刺激了投資需求；不利的沖擊比如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對供給有不利影響。國內外發生的各種事件都可以成為對經濟大大小小的外部沖擊。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在引起經濟波動的外部沖擊中，技術進步佔2/3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把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也作為引起經濟波動的外部沖擊之一。外部沖擊如何引起經濟周期呢？我們以技術進步來說明，假定一個經濟處於正常的運行之中，這時出現了重大的技術突破，如網路的出現，這種技術突破引起對新技術的投資迅速增加，這就帶動了整個經濟迅速發展，引起經濟繁榮，技術是決定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這種繁榮並不是對經濟長期趨勢的背離，而是經濟能力本身的提高。但新技術突破不會一個接一個，當這次新技術突破引起的投資熱過去之後，經濟又趨於平靜，這種平靜也不是低於長期趨勢，而是一種新的長期趨勢。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繁榮與以後的衰退證明了這種理論。經濟中這種大大小小作用不同的外部沖擊無時不有，所以，經濟的波動也是正常的，並非由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3、穩定經濟的政策對經濟周期原因的不同理論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穩定經濟政策，凱恩斯主義各派在政策上也不無分歧，但都堅持短期宏觀經濟需要穩定，也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實現穩定。所以，他們都主張國家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國家干預是他們的基本特點。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既然經濟周期並不是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的，就無須用國家的政策去干預市場機制，只要依靠市場機制經濟就可以自發地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它們說明了由外部沖擊引起的周期性波動不可能由政府政策來穩定，而要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來穩定。只有市場機制才會對經濟波動作出自發而迅速的反應，使經濟恢復均衡。比如，技術突破引起的投資熱帶動了整個經濟繁榮，這時資源緊張會引起價格上升，價格上升就可以抑制過熱的經濟，使之恢復正常狀態。市場機制的這種調節是反時的，經濟不會大起大落。相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是滯後的，由於政府不可能作出正確的經濟預測，政策本身的作用有滯後性，加之政府政策難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決策者信息不充分，對經濟運行的了解有限，政策不可能像決策者所預期的那樣起到穩定作用。宏觀政策的失誤往往作為一種不利的外部沖擊而加劇了經濟的不穩定性。而且,政策限制了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用政府幹預代替市場機制的結果，是破壞了經濟穩定和經濟本身自發調節的功能。通貨膨脹作為貨幣供應量過剩的結果對於經濟，特別是成長率具有重大影響。為了說明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的關系，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失業率(包括官方失業率U1數據和根據就業率計算出來的真實失業率U2)的歷史數據將作為分析的對象。數據系列將涵蓋繁榮的1920年代、大蕭條的19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經濟擴張期、滯脹的1970年代以及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成長期。由於經濟本身具有周期性，一個足夠長的數據系列是避免系統性偏差的唯一有效方法，也是為什麼要採用美國歷史數據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美國歷史數據的相對可靠性。再者，美國在西方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使其免受外來因子的干擾。在所有這些方面，其他國家的數據是難以匹敵的。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美國經濟在擴張與收縮之間大幅度振動(圖1)。到了下半葉，振幅明顯減小，而通貨膨脹則成為經常性的特徵，並在各種線性與非線性回歸分析中表現出來。與此同時，U2則自從1947年的勞工部開始統計以來呈現持續的下降趨勢。為了系統地分析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的關系，通貨膨脹率系列與GDP增長率系列在不同的對應位置作線性回歸並得出斜率與回歸系數(R)的平方，這兩個數據被用於對時間作圖(圖2A)。總的來說，線性相關性較弱，但可以看出兩者在-3至-1年之間的正相關性(-3年的α≈0.05)和在1-4年區間的負相關性。也就是說，GDP上升領先於通貨膨脹三年，而後者領先於GDP下降一年。如果在分析中使用GNP代替GDP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果。上述結果可以與以下兩種可能性相容：(1)高增長-高通貨膨脹-低增長；(2)低增長-低通貨膨脹-高增長。為了對於上述兩種可能性進行驗證，必須對於通貨膨脹時期和通貨緊縮區別對待。因此，分別對於兩個時期的歷史數據作回歸分析。首先，是1927-1940年間的通貨緊縮和蕭條時期(圖2B)。1920年代早期的通貨緊縮時期沒有被包括進去是為了防止1910年代的通貨膨脹的任何潛在的滯後影響干擾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在-1至+1年間顯示顯著的正相關性(α0.05)。顯然，經濟衰退與通貨緊縮並存，兩者領先於成長3-4年。這一結果支持低增長-低通貨膨脹-高增長的推理。其次，是1941-1999年間的成長與通貨膨脹時期(圖2C)，兩種的速率都比較低。在-1至+1年間，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性(α50%)，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亞；其餘16個屬於中、低通貨膨脹率組，包括德國、埃及、西班牙、法國、伊朗、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荷蘭、沙烏地阿拉伯、南非、瑞典、瑞士、土耳其、美國。在這里，標準是選擇各個大陸具有代表性的經濟體。某些大經濟體由於缺乏可靠的數據而被排除在外。對於這兩組數據做線性回歸得到不同的結果(圖2D,2E)。中、低通貨膨脹率組顯示通貨膨脹率與GDP成長率自0年開始的負相關性，其峰值在1年(α0.05)。由此可見，U2下降領先於通貨膨脹，後者領先於U1的增加2-3年和7年，而U1增加之後1-2年都會有U2的下降。這里能夠導出的一般推理是「失業率持續下降-通貨膨脹-U1增加-U2減少」。如果從上述推理要作出因果關系的假設，首先可以認為失業率持續下降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其次，通貨膨脹可能造成中下階層的經濟困難，迫使的人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來，從而增加失業率U1。應該注意的是U1的增加是有滯後的，所以與GDP下降的即時效應不是同時的。換句話說，U1增加不是發生在衰退早期，而是發生在衰退之後的復甦時期。當U1下降到正常范圍的時候，U2就降低了，說明全社會的就業率提高了。所以，通貨膨脹本身並不刺激就業，而是通過增加生活費用來迫使非就業人口在衰退之後的復甦時期參與市場。第一部分未能解釋如何從經濟增長過渡到通貨膨脹，而這一環節恰好可以通過失業率持續下降引發通貨膨脹而得到解釋。從經濟衰退過渡到通貨膨脹降低存在兩種途經，即失業率增加和工資下降。對於U2的分析表明衰退早期的失業率只是略有上升，沒有顯著意義，說明工資下降可能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貨膨脹時期的一個經濟周期可以被假設為以下事件系列：(1)經濟增長使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U1增加)；(2)的人就業導致失業率U2持續下降；(3)U2持續下降最終引發通貨膨脹率上升；(4)通貨膨脹率上升在短時間內引發經濟衰退；(5)經濟衰退減低工資以及就業率；(6)低工資以及低就業率減低通貨膨脹率；(7)低通貨膨脹率有利於經濟增長。在這一系列事件中，通貨膨脹率的改變與經濟增長率的改變是緊密相連的兩個事件。可見通貨膨脹在經濟周期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對於通貨緊縮時期，GDP數據上述假設相容，但由於就業數據的缺乏，目前尚無法驗證上述假設是否適用。在各種與通貨膨脹相關的現象中，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是關系最為密切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釋通貨膨脹帶來經濟衰退？首先，通貨膨脹減少了可用於再生產的資本存量，其結果要麼是減少生產，要麼是增加借貸以維持再生產水平。在宏觀水平上，兩種效應必然同時存在。後者將增加對於金錢的需求和價格，使利率上升。其次，通貨膨脹減少儲蓄的本金和實際利率，從而減少儲蓄的慾望。盡管利率隨著通貨膨脹而增加，但往往不足以彌補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美國1970年代的情況便是如此。通貨膨脹也同樣影響到股東的增值與紅利。在通貨膨脹期間，小投資者的回報在扣除稅收之後往往成為負數。在這種環境中，超前消費變成一種時尚，銀行的壞帳會增加。這是一種中長期的現象。由於國內資本形成途徑受阻，通貨膨脹必然增加對於外國資本的依賴性。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很可能觸發貨幣貶值，造成資本外流、資金短缺，促使利率進一步上升。當利率上升和銀行壞帳的增加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衰退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上述分析預期利率上升與兩個因子相關聯：(1)短期資本存量的減少；(2)中長期儲蓄的減少以及資本外流。於是，通貨膨脹造成的利率上升是短期現象與中長期現象的加成。這一預期已經為美國通貨膨脹率與貸款利率在-1至8年的正相關性(α<0.01)所證實(圖4A)。顯然，在0-1年的峰值反映了短期效應，而其後的長尾反映了中長期效應。此外，美國通貨膨脹率與一年期國債利率也具有類似的正相關性。利率改變對於GDP增長率具有即時的影響，正如預期的那樣。美國貸款利率與GDP增長率的負相關性顯示於在0年(α<0.01)和1年(α<0.05)，正相關性顯示於3-4年(α<0.05)(圖4B)。美國一年期國債利率與GDP增長率也顯示類似的關系。以上定量分析充分證明了本文對於通貨膨脹在經濟周期中的兩種作用機制的理論推理。有人以為通貨膨脹可以鼓勵消費而達到刺激經濟的作用。其實，這種刺激是通過減少儲蓄率而達到的。應該認識到儲蓄並不意味著資本停止循環，而是減少消費以擴大再生產(包括基本建設、教育、研發的費用)，資本始終沒有停止流動。減少儲蓄絲毫不會增加社會的總需求量，而僅僅改變其消費方式。當然，儲蓄率不是越高越好，但美國社會長期依賴日本和中國的儲蓄來填補其預算赤字，其自身儲蓄率過低則是毫無疑問的。通貨膨脹可以減輕政府和企業的債務負擔倒是一點不假。但這種好處是短期的。隨著儲蓄的減少和利率的上升，長期經濟增長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國，這種負面影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雖然已經相當明顯，但問題尚不十分嚴重。這是因為美元最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和美國最為世界經濟體系中心的地位決定了資本向美國集中的傾向，抑制了利率的上升，其它國家決不可能效仿美國的榜樣。最後應該指出的是通貨膨脹必然改變整個社會的消費模式。長期來看，通貨膨脹必然減少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減少對於消費品的需求和儲蓄。某些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不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力，因為工資是與物價指數掛鉤的。然而，掛鉤不是普遍的，況且銀行儲蓄的下降無論如何不可能掛鉤，兩者對於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均有影響。通貨膨脹說到底是財富從民間向政府的再分配過程，相當於一種稅收。既然是稅收，就不可能不影響民間的購買力和需求。除此之外，通貨膨脹也可以被僱主用於抵消工資的增長，是一種劫貧濟富的方式。這里的所謂貧者主要不是指赤貧者，而是廣大中下階層。所以，通貨膨脹必然使消費品市場特別是基本消費品市場疲軟。但是社會總需求量確實可以不受影響，民間的購買力減低可以被政府購買力的增加所抵消，社會中下層的購買力減低可以被上層購買力的增加所抵消，盡管這是一種不同的需求。美國的通貨膨脹在世界上具有特別的意義。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以美元代替黃金作為儲備，所以這個體系可以稱之為美元標准。這種情況與十九世紀英鎊的統治地位相類似，但又有所差別：美元與過去的強勢貨幣不同，它已經無法按固定牌價轉換為黃金。美元僅僅是一種法定貨幣，其幣值很容易在貨幣市場上被高估，而且這種情況早已發生。說美元被高估有兩條證據。首先，聯合國公布的PPP比例顯示美元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被高估。其次，美元大量持續地流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國這一事實無疑是Gresham定理無處不在的體現。美元在邊緣國比在中心國身價更高，所以流向邊緣國。這種單向流動不會因為達到平衡點而終止，因為紙幣的供應量可以無限增大，同時又完全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美國以印刷的紙張換取其它國家的產品和服務，而其它國家接受這種交換因為他們以為美元是一種保值的手段。當然，這一過程不可能永遠地延續下去。英鎊在四個世紀之內貶值了三個半數量級，從而沿著通貨膨脹的路子完成了自我毀滅。美元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也已經貶值了一個半數量級。如果美元要避免英鎊的厄運，美國必須採取負責任的財經政策，放棄那種以通貨膨脹來消滅債務和增加稅收的如意算盤。不過，在國債利息佔用財政支出一半的時代，採取負責任的財經政策對於白宮的主人來說是個難以想像的挑戰。某些美國經濟學家宣稱只要國債與GDP的比值不增加，國債不會成為問題。這種思維的背謬在於它一旦被各主要經濟體所接受，整個體系就會進入赤字預算年代，到那時就沒有人能夠出來填補赤字，最終導致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通貨膨脹一直在統治世界經濟。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都樂於以凱恩斯療法對付經濟衰退，盡管凱恩斯主義在理論界早已風光不在。這種情況大概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膨脹的誘惑力可以從幾個方面得到解釋。一是通貨膨脹增加財政收入而不必增稅。二是通貨膨脹減輕債務負擔，西方各國政府往往是國內最大的債務人。三是通貨膨脹對於富人有利，因為在西方國家富人總是超前消費的主力軍，也是主要的債務人群體。最後一點是因為採用大量注入資金的方式挽救危機中的大銀行和資本市場，加重通貨膨脹。不久前美國及西方各國對次級房屋貸款危機的處理就是沿用了這個老法。這種注資雖然可以暫時緩解危機，但卻造成長期的停滯，因為經濟錯位無法得到矯正。總之，只要權宜之計仍然成為治國的方略，通貨膨脹就會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而美元的下滑軌跡也不會改變。
F. 請論述政府在管理社會經濟中的主要作用。
①宏觀調控職能。即政府通過制定和運用財政稅收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進行間接的、宏觀的調控。 ②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職能。政府通過政府管理、制定產業政策、計劃指導、就業規劃等方式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間接控制；同時，還要發揮社會中介組織和企業的力量，與政府一道共同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任務。 ③市場監管職能。即政府為確保市場運行暢通、保證公平競爭和公平交易、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而對企業和市場所進行的管理和監督。
G. 政府機關作為經濟法主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哪些方面
作為經濟襲法主體的國家機關,主要是指國家經濟管理機關。
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權利主要是經濟管理權，它是指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依法對經濟活動進行計劃、組織、調節和監督的權利經濟管理權的權利主體，只能是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經濟管理權是國家權利的一部分，是國家權利在經濟領域中的運用所產生出的一種特殊的權利；經濟管理權是具有命令與服從性質的，僅憑單方意思表示即能實現的權利；經濟管理權是與職位相對應的權利。
經濟管理權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計劃權
這是指經濟管理機關依法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戰略、目標和行動方案的權利
二．組織權
這一權利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指經濟管理機關對市場領域內微觀單位的組建和存續進行組織和管理的權利；二是指經濟管理機關對市場領域內微觀單位的重大經濟活動進行組織、管理和 領導的權利；三是指經濟管理機關對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組織和部署的權利
三．調節權
這是指經濟管理機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平衡與協調，調節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和各 企業之間 經濟關系的權利
四．監督權
H. 請問經濟法的作用是什麼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內規范的總稱。在不同的國家容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但無論廣義還是狹義，經濟法都是國家干預和管理經濟的重要工具和特殊手段。因此，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一個獨立的重要部門。
I. 經濟法中財政的職能有哪些
財政的三大職能
1.資源配置職能
（1）資源配置職能的含義。人類的生產活動離不開資源的使用。隨著社會經濟年復一年的發展，人們對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而資源是有限的，在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資源卻日益顯得匱乏甚至稀缺，因而優化資源配置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所謂優化資源配置，就是指通過資源的優化組合，使有限的資源能形成最佳的資產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經濟結構和地區結構。換句話說，就是通過某種經濟手段或組織方式，使資源能夠達到充分利用。
資源配置的方式有多種，如計劃配置、市場配置、財政配置等。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起主導作用的配置機制是不同的。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起主導作用的是計劃配置。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配置起基礎作用，但必須以完全競爭為條件。然而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想，由於投機、壟斷、信息失真等現象的作用，現實中普遍存在的是不完全的市場機制。此外，一部分非生產領域也消耗資源，而市場配置對這部分領域是失效的。例如，公共物品和勞務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不能通過市場提供的。因此，無論是計劃配置還是市場配置都不是完美的，不能單獨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需要有其他配置方式的協調和補充。在政府的經濟職能日益增強的今天，由政府運用財政手段進行資源分配就成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有效補充方式。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就是通過財政的收支活動，安排或調整一部分社會資源的分配狀況，彌補市場的缺陷，最終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市場經濟中，財政不僅是一部分社會資源的直接分配者，而且是全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者。
（2）資源配置職能的范圍。財政配置資源的范圍取決於政府職能的范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發揮基礎性資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對經濟活動主要是參與、調節、引導、補充，因而財政配置的范圍，一是市場配置失效而社會又需要的公共產品方面，如外交、國防、治安、行政管理、教育、衛生、科技、環保、大型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以及對公共資源的管理；二是對外部效應的干預，如控制和治理廢水、廢氣、廢料等環境污染，實施森林保護、城市綠化等；三是介入自然壟斷行業，如城市供水、供電、供氣、公共交通等；四是對短缺資源進行保護或調配。
（3）資源配置職能的手段。一切財政分配都是通過收支活動來進行的，資源配置也不例外。財政實現資源配置職能的手段主要包括：①通過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的調整，調節社會資源在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之間的配置；②通過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搞好政府部門內部的資源配置，滿足各種社會公共需要，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③通過財政資金的分配及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調節非政府部門的資源配置，特別是按照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規劃，引導非政府部門的資金投向，鼓勵和支持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的建設；④通過財政體制的確立和調整，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既要盡量滿足地方發展經濟的資金需求，更要保證中央為進行宏觀調控所必須掌握的財力，使資源的總體配置與區域配置相互銜接與協調。
2.收入分配職能
（1）收入分配職能的含義。收入分配是財政被賦予的基本功能，是財政本質的集中體現。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對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即集中組織收入，這是一般意義上的分配；二是指對已經完成的各種分配的結果所出現的偏差進行糾正、調整或再分配，以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般來說，經濟活動中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取決於生產要素的投入以及這些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要素投入與要素收入應相對稱。但是在市場經濟下，由於每個分配主體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的數量不同，質量有異，所擁有的資源的稀缺程度不同，市場價格可能有偏差，加上各種非競爭性因素的干擾，使得各分配主體獲得的收入可能與其要素投入不相對稱，甚至差距較大。如果這種收入差距超出社會各階層的接受程度，則不僅導致經濟上的波動，還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此，需要政府對收入進行調整和再分配，這就是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可以說，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懸殊，是各國財政所普遍具有的一項職能。
（2）收入分配職能的范圍。財政在執行收入分配職能時，首先要劃分市場分配與財政分配的界限，各司其職。具體說，①凡是屬於市場分配的范圍，如企業職工工資、企業利潤、租金收入、紅利收入、股息收入等，應由市場來進行，財政不宜直接介入，更不應替代；②凡是屬於財政分配的范圍，財政則應盡力做到公平分配。就目前而言，一是要規范工資制度，對於公務員以及由預算撥款的事業單位職工，應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狀況並參照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來確定其工資標准，並將各種工資性收入都納入工資總額，取消各種明貼和暗補，提高工資的透明度，實現個人消費品的商品化，取消變相的實物工資；二是對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資金，財政應履行集中分配的職責，通過各種轉移支付形式，使每個社會成員能夠享受同等的待遇。
（3）實現收入分配的手段。財政實現收入分配的手段主要有稅收、轉移支付和公共支出。①稅收是對全社會各種收入進行強制性調節的分配形式，是財政實現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的最常用的手段，特別是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贈與稅，可以調節個人的收入和財產，把收入與財產的差距縮小到社會所能接受的范圍；②轉移支付，包括專項撥款、各種補貼、補助和社會保障支出，是將資金直接分配給特定的地區、單位和個人，有明確的受益對象和范圍，是一種直接的收入分配方式。它主要是通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來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③公共支出是通過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滿足共同需求，其受益對象范圍廣泛，通過改善人們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可以間接提高社會整體的收入水平。
3、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
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是指通過干預、調節國民經濟運行，達到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政府穩定經濟職能，還意味著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目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屬不同的概念，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可用經濟增長率或增長額來表示。而經濟發展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經濟運行和人民生活質量得到改善，包括產業結構優化、貧富差距縮小，生產生活環境改善、人們醫療教育文化生活質量得到提高等。即經濟的增長，最終要有利於人民福利水平的改善，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重要職能。為實現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政府需要運用相應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主要有：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工具，保證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基本平衡；運用財政制度的自動調節功能，實現經濟穩定與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