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l歐洲合同法
1. pecl是什麼意思
PECL： 歐洲合同法原則；正射極耦合邏輯；耦合邏輯；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歐洲合同法原則
《歐洲合同法原則》（PECL）就是這一運動所取得的重要階段性成果。但作為財產法重要分支的物權法，其統一目標還遠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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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邏輯
射極耦合邏輯 (PECL) 是成幀器高速 I/O 的標准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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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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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極性射極耦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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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3. 應怎樣理解民法總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民法總則》7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此即民法的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要求人們從事民事活動應當秉持誠實，恪守承諾，善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按《布萊克法律詞典》解釋，誠實信用即是懷有善意、誠實、公開、忠誠沒有欺騙或欺詐，具有真實、實際，沒有假裝或偽裝的。誠實信用原則，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對待他人誠信不歁，二是對自己的承諾要信守不怠。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誠信原則之作用力，世罕其匹，為一般條項之首位」，因此，被稱為民法特別是債法的最高指導原則，甚至被稱為「帝王原則」。亞當·斯密說過，「與其說效用、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信用、誠信、正義是這種基礎……，而信用、誠信、正義則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支柱松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大廈就會頃刻間土崩瓦解。」早在羅馬法時期，誠實信用原則已經確立。根據羅馬法的誠信契約，債務人不僅要依據契約條件，而且要依據誠實觀念完成契約規定的給付;依裁判官法的規定，當事人因誤信有發生債的原因而承認債務，實際上該原因並不存在時，可以提起「詐欺之抗辯」，以拒絕履行。近代以來，由於19世紀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誠實信用原則逐步確立為民法契約的基本原則。1804年《法國民法典》1134條規定，「契約應依誠信方法履行。」1863年《薩克森民法典》第158條規定，「契約之履行，除依特約、法規，應遵守誠信，依誠實人之所應為者為之。」1900年施行的《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契約應斟酌交易上之習慣，遵從誠信以解釋之」。第242條規定，「債務人負有斟酌交易上之習慣，遵從信義，以為給付之義務。」19世紀末葉以後，法律從個人本位向團體本位發展，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適用范圍逐漸擴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條規定，「無論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信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將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由債權債務關系，擴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從契約的原則上升為整個民法的基本原則。隨之，日本民法典第1條第2款規定，「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148條第2款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美國統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則，第1-304條規定，「履行或執行本法范圍內的每一合同，應負誠實信用義務。」《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條規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與執行中負有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義務。國際法律文件如《國際商事合同通則》(PICC)第1.7條、《歐洲合同法通則》(PECL)第1:201條、《歐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編總則第1∶103條，受《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統一商法典》影響，將公平與誠實信用合稱為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義務，或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原則(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中國歷來強調誠信原則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律。新中國民法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首見於《民法通則》，其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1999年合同法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此後相關民事立法大多明確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特別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則地位已經確立下來。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在第13條增加規定，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擴展適用於民事訴訟法領域，成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則。
但目前，我國誠信建設的任務依然艱巨。契約精神不足、合同欺詐、電信詐騙、金融詐騙、假冒偽劣食品葯品、過期疫苗、股市虛假信息、虛假廣告、山寨產品、仿冒知識產權、老鼠倉、上市文件造假、虛假訴訟、逃避債務執行等等不誠信、嚴重失信的問題很多，現象較為普遍。在國家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發布失信被執行人信息689萬例，限制628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229萬人次乘坐高鐵。依法懲治拒不執行裁判行為，司法拘留1.6萬人，追究刑事責任2167人，讓司法裁判真正成為懲治違法失信的利劍。因此，民法總則規定誠實信用原則，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認同。
當然，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則。從私法到公法的擴張誠實信用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也是一項以道德為內核而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范。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也始終處於變動的發展之中，不僅從道德上升為法律，而且從最初僅作為債之履行規則，擴展至私法上一切權利義務履行之規則，從僅僅規制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原則，擴展至調整當事人與整個社會利益的平衡，現在已經延伸到公法領域。我國古代荀子從誠實信用對國家強弱的影響角度，強調了誠實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國帝國法院在一項判決中明確宣稱「誠實信用的原則，對於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內，皆得適用之。」公法學者拉邦德也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一如其在私法之領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領域。苟無誠實與善意，立憲制度似難實行。誠實與善意，為行使一切行政權之准則，同時亦為其界限。」
4. 論合同責任的歸責原則
違約責任，又稱為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所應承擔的採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民事責任。違約責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合同當事人的意志之所以能夠產生法律拘束力是以違約責任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正是因為有違約責任的強制性作為保障，當事人的合意才能夠象一把「法鎖」一樣拘束他們自己。①本文擬就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等問題作簡要的分析和論述。
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概述
違約責任中的歸責是指合同當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債務的行為發生以後，應依何種根據使其承擔責任。此種根據具體體現了法律的價值判斷。例如，針對已經發生的行為，法律是以當事人的過錯，還是以已經發生的違約後果作為判斷標准，明確認定違約當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該種明確責任的過程，即責任的判斷過程，就是違約責任的歸責過程。在歸責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正確認定責任的一定的法律原則，即是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因此，所謂歸責原則，乃是確定違約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的法律原則。②各國立法對合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
合同法中的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的義務，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時，以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作為確定責任的要件和確定責任范圍的依據。過錯責任原則最初產生於羅馬法。公元前287年，羅馬平民會議通過了保民官阿奎利烏斯提交的一項法案，即《阿奎利亞法》。這部法典中，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的內容，確定了「對偶然事件誰也不負責任」和「無過錯則不受處罰」等原則。此後，在《阿奎利亞法》規定的基礎上，通過法學家的學術解釋和裁判官的判例，羅馬法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備的主觀歸責體系。③大陸法系國家較多採用過錯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如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規定「債務人如無其他規定，應就其故意或過失的行為負責任」。
合同法中的嚴格責任原則，是指違約發生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不考慮當事人有無過錯，即不考慮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或過失，而是只考慮違約後果是否因當事人的行為造成的一種歸責原則，其特點在於不考慮違約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只要當事人的違約行為與違約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違約責任即告成立。嚴格責任原則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規定，「如果合同的履行義務已經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構成違約」。
實踐中，不同的歸責原則的確定，對違約責任制度的內容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直接決定著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根據過錯責任原則，當事人主觀上的過錯是違約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嚴格責任原則則一般不以當事人的主觀有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盡管在某些情形下過錯並不是在違約責任的歸責中絕對不能考慮的因素。
第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決定著舉證責任的負擔和內容。通常情況下，採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中，以違約當事人有過錯為責任要件，即所謂有過錯即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但在訴訟中，為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減輕其過錯舉證負擔，一般都採用過錯推定的方式，即不要求非違約方舉證證明違約方有過錯，而是在查明違約事實時，即推定違約方有過錯，使其承擔違約責任。同時，允許違約方就自己無過錯舉證，如果違約方能夠證明自己對於違約沒有過錯，即可獲得免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法中，由於不以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違約方則無必要證明自己沒有過錯。
如上所述，一般認為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分別採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但是，實踐中，該兩類原則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並非是相互排斥的。隨著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交易關系的日益多樣，造成違約發生的原因及違約所致的後果日益復雜，違約責任歸責原則已呈現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以能夠更好地體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經濟秩序。
二、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歸責原則的有關規定
根據《合同法》第107條規定，即「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我國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有著一定的發展過程。
眾所周知，最早制定的《經濟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即「由於當事人一方的過錯，造成經濟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後來制定的《民法通則》、《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對此有所發展，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如《民法通則》第111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採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也都是這樣規定的。鑒於此，新《合同法》為統一立法和實踐的不同理解和做法明確規定違約責任的歸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理由如下：
第一，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違約責任的構成僅以當事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為要件，違約方免責的可能性在於證明有免責事由的存在。因此，在訴訟中，非違約方只須證明違約方未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違約方如無證據證明有免責事由，則應依法承擔違約責任，由於不履行和免責事由均屬於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存在與否的證明與判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因此可以方便裁判，有利於訴訟。
第二，嚴格責任原則之下，有違約行為就有違約責任，有利於促使當事人嚴肅對待合同，維護合同的嚴肅性，並防止在過錯責任原則下違約方尋求無過錯以逃脫責任的現象，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
第三，嚴格責任原則更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的發生有著顯著的區別。侵權責任一般發生在不存在直接聯系的當事人之間，法律上要求侵權行為人承擔責任就不應僅以損害發生為前提，在損害事實之外還應該另有理由，即可歸責性。過錯就是侵權責任的可歸責性，只有對造成的損害按照過錯責任原則追究責任，才不至於不適當限制人們的行為，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與侵權責任不同的是，違約責任是由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本質上是出於當事人雙方約定，這本身就使違約責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說服力。因此，合同責任理應嚴格。④
第四，符合國際上合同法發展的趨勢。英美法系國家一向以嚴格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如德國也從過錯責任向嚴格責任原則發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對違約責任同樣採用嚴格責任原則，作為參加國，該公約已對我國生效。最近幾年公布的由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法學家共同參與擬訂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和《歐洲合同法原則》也都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因此，我國《合同法》採用嚴格責任原則，既與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接軌，也符合國際合同立法的要求。
應當注意的是，《合同法》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原則上適用嚴格責任，但在《合同法》的分則中對某些特殊的情況則規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如《合同法》第189條、第191條、第222條、第265條、第303條、第320條、第374條、第394條、第406條關於贈與合同、租賃合同、承攬合同、運輸合同、保管合同、倉儲合同、委託合同等的規定。上述例外並未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我國《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已經形成了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過錯責任原則為輔的多元化的科學歸責體系，既符合國際合立法的發展趨勢，也更好地適應了保護合同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立法目的。
三、違約責任的免責事由
所謂免責事由，是指免除違反合同的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的原則和理由。免責事由總是與一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聯系在一起，它以既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為前提。由於免責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據責任構成要件所作出的責任成立的判斷，所以，它實際上是對歸責事由和責任構成要件適用的否定。⑤因此，對免責事由的限定是違約責任歸責過程中一個主要的問題。
一般來說，免責事由可分為法定的免責事由和約定的免責事由。法定的免責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規定，不需要當事人約定即可援用的免責情形，包括一般的法定免責事由和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前者是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不可抗力，即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後者是指法律特別規定的其他免責事由。關於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我國《合同法》的主要規定有：第311條規定，「承運人對運輸過程中貨物有毀損、滅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承運人證明貨物的毀損、滅失是因不可抗力、貨物本身的自然性質或者合理損耗以及托運人、收貨人的過錯造成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394條第2款規定，「因倉儲物的性質，包裝不符合約定或者超過有效儲存期造成倉儲物變質、損壞的，保管人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119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約定的免責事由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免除責任的情形，這種約定稱為免責條款。原則上說，雙方當事人的約定不存在無效事由時，應承認其效力。但是，免責條款不得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否則無效。我國《合同法》第53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第40條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權利的免責條款無效。
應該說，我國《合同法》對免責事由的規定已形成體系，但並不能說完善，典型的如沒有規定合同目的落空的免責事由⑥，這些都有待於在今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加以探索和研究。
5. 有誰知道「歐洲合同法委員會」英文全稱或英文簡稱，以及其網址
好的
6. 合同法哪本書寫得好
司法考試選擇鍾秀勇的，主編《民法》系列教材，著有《三校名師講義》等司考培訓教材
一般的學問選擇：王澤鑒、王利明、王軼都是著名的民法學家的書
7. 根本違約的詳細解釋
根本違約是區分違約嚴重程度之做法的近現代樣板，通過區分違約不同的嚴重程度，相應地賦予不同的法律效果，這是違約責任法領域中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做法，有必要作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根本違約是發端於英國普通法的一個分析范疇，根本違約之判斷最初是根本違約人所違反的合同條款的類型。在19世紀的英國，法院開始將合同條款依其重要程度之輕重區分為「條件」（condition ）和「擔保」（warranty），相應地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條件可定義為一種對事實的陳述， 或者一個允諾， 它構成了合同的基本條款（an essential term of the contract）；如果此一對事實的陳述被證明為不真實，或者該允諾未經履行，則無辜方可將此種違反作為毀約，並使他從合同的繼續履行中解脫出來。」〔1〕（P115—116）換言之，違反條件被作為根本違約，非違約方可以因此而解除合同。而擔保作為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屬性的條款，當它被違反時，並不能夠使無辜方以毀約待之，不能夠解除合同而只能夠請求損害賠償。
不過，對於上述產生於19世紀的英國普通法上的合同條款分類方法，在近些年有了新的發展，英國的法官們通過發展出一類稱為中間條款（intermediate terms, or innominate terms）的合同條款新類型， 對非違約方的合同解除權加以了限制。從此，打破了19世紀的過分強調條款之性質的「條件」和「擔保」之分類，開辟出了一個更富於彈性的基於違約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的檢驗方式。如果合同不履行並非違反條件，而是違反中間條款，非違反方當事人將自己從繼續履行中解脫出來的權利將取決於違約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2〕（P123）。 英國法院近年來不斷擴大中間條款的范圍，除了法律或合同明文規定了為條件或擔保的條款，幾乎所有條款都可以被視為中間條款。總的說來，英國普通法上在判斷是否構成根本違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從以所違反的合同條款的性質為依據到以違約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為依據的過程，目前英國法已主要是根據違約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判斷根本違約是否構成了。
英國普通法上對合同條款所作的「條件」與「擔保」之分類，對美國合同法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美國法沒有使用「根本違約」之概念，通常使用的是「重大違約」（marterial breach）或「實質不履行」（substantial non—performance）。當一方當事人構成重大違約時，另一方有權解除合同。盡管「重大違約」與「違反條件」在法律後果上相似，但實際上卻代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法。「條件」是對合同條款性質的表述，判斷某一條款是否屬於「條件」，必須考察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是否把它當作合同的要素（essence）， 因而是主觀性的；「重大」違約則是對違約後果的描述，判斷違約是否重大，必須考察違約給對方所造成的實際損害的大小，因而是客觀的〔3〕（P172）。
就大陸法系的情況而言，在法國，法院在判斷是否允許非違約方解除合同時，違約的嚴重程度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惟法國法就違約嚴重程度之判斷並未形成任何統一的明確的標准和概念。德國對於違約的嚴重程度雖然沒有給出一個統一的標准，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因一方的原因致部分給付不能、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時，如果「合同的履行對於對方無利益」，對方得解除合同。此處所謂「無利益」，是指受害方已無法獲得訂立合同所期待獲得的利益〔4〕（P355）。 學說上認為德國法此一概念與英美法中的「根本違約」或「重大違約」頗為相似，惟其內容及適用要窄一些。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1980）第25條規定：「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的結果，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以至於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反合同，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從公約的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來，它已經轉向了違約所致損害的程度：它是否實際上剝奪了非違約方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了呢？通過公約第25條的規定，便能夠對雖為對合同的稍微的偏離卻致生嚴重結果的情形加以規制了。公約對根本違約的構成要求了兩個要件：違約後果的嚴重程度與違約後果的可預見性。一旦構成根本違約，非違約方便可以根據第49條、72條或73條等的規定宣告合同無效（實即解除合同）。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1994年《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也有關於根本違約的規定，只不過其所使用的概念是「根本不履行」，此即第7·3·1 條（終止合同的權利）：「1.合同一方當事人可終止合同， 如另一方當事人未履行其合同義務構成對合同的根本不履行。2.在確定不履行義務是否構成根本不履行時，應特別考慮到以下情況：（A ）不履行是否實質性地剝奪了受損害方當事人根據合同有權期待的利益；（B ）對未履行義務的嚴格遵守是否為合同項下的實質內容；（C ）不履行是否有意所致還是疏忽所致；（D）若合同終止， 不履行方當事人是否將因已准備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稱的損失。3.在延遲履行的情況下，只要另一方當事人未在第7·1·5條允許的額外期限屆滿前履行合同，受損害方當事人亦可終止合同。」
歐洲合同法委員會1998年《歐洲合同法原則》第8：103條規定了「根本性不履行」，即「如有下列情形，不履行即為根本性的：1.嚴格符合債務要求是合同的核心；或2.不履行實質上剝奪了受害方依合同有權期待的東西，除非另一方當事人沒有預見到而且也不能夠合理地預見到該結果；或3.不履行是故意的，並且使受害方有理由認為它不能再信賴對方當事人未來的履行。」另外，根據第9：301條第一款的規定：「如果對方當事人的不履行是根本性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在我國統一合同法之前，《涉外經濟合同法》雖然沒有使用根本違約的概念，但第29條卻採納了它的實質內容。在新《合同法》中，根本違約系作為非違約方當事人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一加以規定的，第94條第（3） 項規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嚴重影響訂立合同所期望的經濟利益的，對方可以不經催告解除合同。」
8. 根本違約是不是必須給對方兩個寬限期
第一，都根本違約了還要給寬限期做什麼？顯然不用了，因為這是合同本身內根本就無法履行了容；
第二，對補充問題的回答：93條第2款是說合同可以附解除條件；我不知道樓主為什麼判斷說就沒有意義了？93條第2款是約定的解除權，而根本違約是法定的解除權，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9. 周忠海的主要著作
《國際法學述評》，法律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法律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國際海洋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歐洲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電子商務法導論》，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0年；《中華法學大詞書（國際法卷）》，中國人民檢察出版社1993年。等。編著
《中國大網路全書》第二版（國際法卷）主編；《周鯁生國際法文選》，《法律辭海》，《英美民商事訴訟文書範本》，《中國商法》(Business Law in China,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英文版，《中華法學大辭書·國際法卷》，《中國法學大詞典》(國際法卷)，《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實務大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常用法律疑難條文釋義》，《WTO諸邊協議釋義》等21部。
（三）譯著
《合同法概論》，《英漢辭海》，《法律教學新方法》，《歐洲合同法》，《國際公法規則之沖突》等8部。
（四）學術論文
「國際法及其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中國入世後的若干法律問題思考」，「粗暴踐踏國際法已構成犯罪」，「進一步推動國際法在中國的研究和發展」，「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和有關的國際法問題」，「國際經濟法在中國的研究與發展」，「WTO規則與國際法」，「海洋法中的剩餘權利」，「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全球通緝經濟犯罪的難題」，「海外投資的外交保護」，「論武裝沖突中的習慣國際人道法」，「武裝沖突法」， 「海洋法與國家海洋安全」，「生物科技相關法律問題與《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論現代國際海洋法中的海盜」等150餘篇。
法學專著
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國際法/周忠海,2006-9-1版
國際法(新紀元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周忠海,2004-9-1版
電子商務法導論/周忠海,2000-8-1版
國際法學述評/周忠海,2001-7-1版
2001年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歷屆有效試題自測題庫/周忠海,2001-4-1版
皮諾切特案析/周忠海,1999-3-1版
引文索引關於電子簽名和認證的法律問題研究 /謝波
論澳門的締約前過失 – 德國法學的貢獻 /范劍虹
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在環境問題上的新思考——從責任主體與求償主體的角度分析 /楊瑞英
10. 有什麼關於合同法的書推薦
我國的：王利明老師：合同法研究一二卷，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他的著作對於普及法律版知識和打基礎的話權很是不錯的江平老師：合同法精解韓世遠老師：合同法總論，違約責任研究還有陳小君老師，李永軍老師的也不錯國外民法比較全面，可以看一下歐洲合同法，我國法學專家的觀點好多都是借鑒外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