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程

㈠ 急求 大學選修課 《宏觀經濟微觀企業與個人發展》的論文 要求2000字 謝謝各位了

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一樣，經濟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話」，而是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注1）作為法律家族的一個新成員，經濟法誕生於現代社會，其產生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發展的必然性，對此不少學者已做過各具特色的論證，本文不再贅述。（注2）而關於此一點我們的表述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從自由競爭時期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力不斷提高，令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激化，使復雜多變的經濟生活產生了市場機制難以調和的矛盾，要求國家機器結合價值規律作出職能調整，對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參與和協調。正是這種市場「無形之手」和國家「有形之手」的互動，推動了傳統法律體系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出現內部的分化和重組；同時法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等相關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為經濟法律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備，最終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導致經濟法作為一個嶄新部門法的產生。（注3）

（一）西方經濟法（資本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學界一般認為，經濟法產生於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式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注4）當時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實力在資本主義工業國家中名列前茅，一貫奉行自由放任經濟的美國雖然屬於英美法系，沒有劃分部門法的傳統，卻在之前制定了反壟斷性質的《謝爾曼法》，並在德國經濟法產生的同期對此類法律進行增補，促使它們得以真正施行，開創了從總體上由國家對經濟進行消極干預的先河；（注5）而屬於大陸法系的德國，一開始走的則是經濟統製法的路子，且在相關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經濟法」這個詞，並由以思維嚴謹著稱的德國法學家對這種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形式進行研究，提出了經濟法的概念，創立了經濟法學。（注6）雖然初期的經濟立法在不同國家形態內容各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的不同有著各自鮮明的特色，各國對經濟法的認知程度和范圍界定也有差別，但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共通的問題，亟需政府放棄「守夜人」的角色，通過更多強有力的手段（特別是社會化的法律調控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同時也引起了（大陸法系國家）職業法學家的關注和重視，則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了比較一致的現象。（注7）

經濟法真正轉入相對成熟期，成為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成員或者說是「後現代法」的起點，則應當是資本主義國家經過長期的市場經濟發展實踐，發現不但存在「市場失靈」，而且也存在「政府失靈」問題，遂開始放棄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的主流地位，有意識地以新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來協調市場自律和政府幹預的矛盾，並嘗試從法律上共同糾正來自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盡管西方國家在不同時期法律調整經濟的側重點都不盡相同，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並非完全一樣，但是經濟法社會本位法的屬性（或曰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卻在現代社會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和法律社會化運動的歷程中開始明晰起來，（注9）昭示了一種立足於現代社會之上的、與傳統截然不同的「時代精神」。（注10）

（二）東方經濟法（社會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道路可謂一波三折，經歷了辛亥革命所引發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國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當代中國社會產生並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法，遂成為由「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和「建設現代民主政治」匯合而成的改革與發展的時代主旋律的積極回響。（注12）

社會主義中國是東方經濟法的代表國家，中國經濟法的概念發端於黨和政府的理論家胡喬木同志根據其1978年7 月在國務院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成的長篇論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注13）其後一系列政府文件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經濟法律法規的言論中頻繁使用的「經濟法」字眼，使得相關的立法實踐和理論研究開始啟動。由於當時中國剛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之前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正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未來發展方向還不大明朗，學術研究中姓「社」還是姓「資」的敏感問題也令學者們不敢放開手腳，所以在蓬勃發展的各種經濟法理論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說多半跟政治、經濟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蘇聯經濟法學說「原樣照搬，如出一轍」。（注14）當然，這也算是一種學術上「省時省力」的權宜之計。

隨著1986年我國《民法通則》的頒布及權力機關一紙《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的出現，（注15）日益壯大的民商法獲得了其應有的地位，而經濟法的地位雖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認，但其界限卻被人為劃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經濟法基礎理論的各種學說觀點發生改變。學者們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達成了共識：經濟法只調整一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與民商法的調整范圍是有區別的。到了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和前蘇聯解體，以及我國決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多經濟法的理論結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調節機制再次隨勢而動，出現明顯的調整。但經濟法理論界對內於一些基本問題分歧仍然比較嚴重，對外則與行政法的研究領域發生了較大的摩擦。（注16）

在實踐中，我國到目前為止雖然在經濟法主體、市場規制、宏觀調控方面頒布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初步形成了一個經濟法律群落，卻仍然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立法層級不高並且體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出台單獨的《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隨著1999年《合同法》的頒布施行，以及原來的《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同時廢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對經濟法體系的排斥，也發出了一個初步的信號：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出現了脫節的跡象。（注17）而在法院進行機構改革的過程中，更是把原來的經濟審判庭撤銷改為民事審判庭，表明了司法機關在審判實踐中的一種極端不合理的狹隘的「小民事」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著不利於經濟法的方向行進，令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暫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頓境地。

我們必須承認，自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後，與在中國相對平穩發展的民商法理論和實踐相比，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可以用「峰迴路轉」這個詞來形容。這也從某種角度上說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穩定以及發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這些年形形色色經濟法理論的層出不窮和大多數理論的「短命」狀態，已經說明學者們在中國研究經濟法現象這個新生事物是多麼復雜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為經濟法理論的研究者，我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注19）我們不奢望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種研究經濟法的新體例，但卻希望能夠藉以拋磚引玉，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從陳舊的傳統思維和浮躁的學術風氣中喚醒，則幸莫大焉。

一、經濟法的缺位問題

這里所說的經濟法缺位，主要指自經濟法於現代社會產生後在各個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經濟法應該具有的價值和功能在經濟生活中無法得到充分實現，有些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則在我國表現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會主義中國造成的某些問題已經引起了經濟法學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數問題我們還重視不夠或者沒有進行系統研究，這與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將主要從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社會本源、理論研究、法律實踐和價值體系五個方面來論述經濟法的缺位問題，但在展開論述之前，我們先來探討一個重要的關於如何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小問題：

（一）寫在缺位之前 - 一個邏輯前提的「缺位」

從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角度看，經濟法橫空出世的實質是經濟發展和法律發展互動的產物，即「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法律發展，法律發展又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經濟與法律是互動發展的辯證統一體」。（注21）進一步從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角度看：經濟法的產生、興盛和發展，就是要回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抑制現實經濟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經濟個體權利自由有害擴張和政府權力意志無限膨脹，平衡和協調國民經濟的運行。經濟法的功能就是法律對經濟關系能動性反作用的突出表現，是經濟與法律和諧統一的需要，這可以成為我們理解時下頗有人氣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市民社會－政治國家」）認知模式和「政府幹預－干預政府」調整模式局限性的一種重要途徑。

筆者認為，這些認知和調整模式都是建立在傳統的「市場（社會）－政府（國家）」二元理論框架下的，其基本特點是將政府和市場作為對等的非此即彼的兩個主體、兩方面的力量、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當市場出現缺陷時，需要政府權力適當介入和干預；而當政府對市場的調節失靈時，又需要對其行為加以限阻和規制。政府對市場的正確干預需要法律的確認和引導；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又需要法律的禁止和糾正。唯因市場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意志，只是一種經濟規律的體現，而致政府身兼「規律認識主體」和「意志執行主體」雙重角色，由此簡單邏輯可以或明或暗地推導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規范政府幹預之法」而不可能是其它。（注22）時下流行的國家（政府）xx論、經濟行政法論皆與該理論邏輯相聯系，只是在這個邏輯構造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不同的國外經濟學理論預設模式而已，敘述的角度和側重點自然就有較大差異了。（注23）

當然，此種理論分析框架本身並無大錯，它是經由總結西方各國經濟學和經濟法發展歷史得來的經驗產物，（注24）有其特殊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方便於對歷史上和當代的西方經濟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甚至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要在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套用這個「萬能公式」研究經濟法，我們恐怕就該費一番思量了。

該理論框架或者說邏輯構造強調了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必須永遠處於一種制衡狀態，它們是兩種獨立對抗之「力」；卻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良性互動的現實性及相互協調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理論框架是有潛在邏輯缺陷的，而它偏偏又是在總結西方經濟和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基礎上得來的。進一步說，所保留的市場和政府「對抗制衡」前提是與西方講求分權與制衡的憲政制度及文化傳統相聯系的，所以該邏輯前提無形中在西方倍受重視，也符合西方的思維習慣；而所忽略的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前提，則由於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質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西方學者相對認識不足，直至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沉痾積重難返，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全世界的提出才得以好轉。再從世界兩大法系來看：大陸法系「公私分野」的傳統，突出了大陸法系經濟法律調整框架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雖然「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進程淡化了「公」、「私」的界限；英美法系「民行不分」的做法，使得經濟法律調整框架中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轉為隱性，卻也同時緩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這或許可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大陸法系國家富有經濟法的理論卻致經濟法實踐不彰，而英美法系國家盛行經濟法的實踐卻不給經濟法正名的「難解之謎」。（注25）

我們認為，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這個邏輯前提的「缺位」，恰恰正是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制度構造缺位的集中表現，也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為什麼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存在真正經濟法的一條重要門徑。經濟法的五大缺位問題，從根源上講都是從這個邏輯前提「缺位」而來。

（二）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缺位

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開始，生產方式的改進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商品經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生產社會化與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為基石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並拓展到經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開始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壟斷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廣大民眾的經濟環境和生活狀況惡化，階級矛盾進一步升級。

一方面，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進行調控和規范，在一定限度內改良經濟基礎，以期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穩定政治統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集中表現就是國家主動通過法律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由於大陸法系嚴格「公私」分野的傳統，無法通過原有法律自身的修正突破私權至上的傳統民商法難以維護正常競爭秩序和對經濟宏觀調控不力的局限，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經濟法便作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產生了。（注26）資本主義經濟法在二戰後逐漸走向理性和成熟，擺脫了為應付戰爭需要和經濟危機的「隨機、被動的實用主義性質」（注27），把立法的重點放在了宏觀調控、社會福利和促進科技進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後，西方國家為了渡過難關，對市場和國家的關系認識更加趨於合理化，對運用法律等手段綜合調控經濟運行的技術和經驗也更加豐富，完全值得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加以大膽吸收和借鑒。

但是，資本主義國家自經濟法產生之初就側重於把經濟法當作一種執行經濟政策的工具，（注28）由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從理論上缺乏對經濟的法律調整本質的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也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天平始終是向私有制傾斜的，（注29）不論法的社會化浪潮如何來勢兇猛，也不論混合經濟如何興盛發展，這些表面現象背後的語言是：一旦國家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需要調整經濟政策，以代表社會全體成員面目出現的公權力觸角就會迅速轉向，堅決讓位於私權領域甚至幫助個別私權的擴張，與此種並非完全理性的經濟政策聯系緊密的經濟法自然要受到沖擊。（注30）例如日本是公認的經濟法比較發達的國家，其經濟法師承於有著濃厚學術傳統的德國而又根據本國經濟的特色有所創新，對於二戰後日本經濟奇跡的創造居功至偉，但處於核心地位的競爭政策法的發展意向卻是不穩定的，經歷了支持壟斷到反對壟斷數次反復，最終才在廣大民眾的強烈聲討下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對其本國經濟法理念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注31）而許多西方國家在「滯脹」後根據不斷興起又迅速衰落的各種新經濟學說，經濟政策的重心已經圍繞著市場和政府做了多次調整，並且步伐不甚統一，這種面對時好時壞的經濟狀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作風，在客觀上也加劇了經濟法統一理念形成的難度，使得經濟法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協調度和穩定性，很難同傳統法律有一個清晰的界限。（注32）

經濟法這種定位飄忽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難以完全解決的，經濟法雖然為社會本位法，卻在私人所有權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私權警戒線」的困擾和局限，難以真正客觀穩定地居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基本點。（注33）或者說，雖然資本主義經濟法仍然在發展，其中的非經濟因素也在逐步減少，但它的「社會本位」中所摻入的異質並不能徹底清除，令其在法律體系中應有的地位未能完全顯現出來。

另一方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改良主義思潮」，在資本主義統治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無產階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注34）但是在初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後，這種「以單一公有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為本質特徵的」（注35）經濟基礎開始顯露出「後勁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對低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也是前蘇聯各界領導人不停地搞經濟體制改革以求振興國民經濟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處於不斷的改革和嘗試中）。前蘇聯雖然曾於70年代擬定過《蘇聯經濟法典》要點草案，但是由於國家根本不承認任何「私」的東西，（注36）理論界出現的也不過是對經濟關系幾乎無處不包無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經濟法」之爭，連社會主義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沒有了經濟法的合適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經濟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濟法典》，調整國民經濟領導和社會經濟組織活動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可以說是前蘇聯拉普捷夫縱橫統一的經濟法觀點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實踐。（注37）

「有一種觀點只承認西方國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干預而產生了經濟法，而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沒有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因為創設經濟制度而產生了經濟法。其實不然，創設經濟制度的不一定是經濟法（往往是憲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更多地採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規范經濟活動，即使有個別經濟法律規范，也只是經濟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義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注38）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進一步說，由於沒有客觀地分析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直接管理職能，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經濟的微觀領域甚至企業內部，成了企業的「管家婆」，同時對市場調節機制的性質認識不清，排斥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注39）而隨後國家進行的改革又沒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調節相配合，呈現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極端狀況，最終導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不甚成功。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各國的經濟改革也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徹底轉向，並讓社會和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僅從非嚴格意義上看，雖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兩國官方認可了經濟法，（注40）但總體來看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法是缺位的，性質更類似於經濟行政法，因為它所體現的這種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全面組織管理絕非通常意義所講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國家干預，經濟法沒有真正獨立的空間。（注41）

我國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黨和國家痛定思痛，決定將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將原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變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著對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入，最終於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提出了完善市場經濟法制環境的要求。（注42）而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又明確提出：「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後，正式開始了與世矚目而又任重道遠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建設。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下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如何理解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改革要「注重製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進而確立經濟法在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還是原來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經濟法」思維的一種延續？或者乾脆為這種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結合另闢蹊徑？經過我們剛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實前兩種經濟法模式都存在缺位問題，這是造成我國經濟法缺位的歷史根源。（注43）由於真正的經濟法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時間不長，我們要明確它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騎虎難下」的困境。相比較而言，資本主義經濟法的功能在80年代後更具有完整性，從經驗和技術上值得我們借鑒，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創新，忽視我國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的制度傳統和發展過程，以及政府在其中無以替代的導向作用。（注44）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性質的市場經濟以及分別在各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法將長期存在，互相取長補短，從形式上存在一種趨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義上的更能發揮其應有功能的經濟法，應當出現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中國，這絕對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必勝的信念和理性的預期。

（三）經濟法的社會本源缺位

學者們一般認為，經濟法為社會本位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注46）對此少有異議。但一個新的問題也產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應該有明確的承載主體，社會（公共）利益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那麼其承載主體或者說代表主體是誰呢？（注47）隨著國家和社會向現代化的演進，人們已經逐步認識到在實現個體利益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的實現也應當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於個體利益的偏狹性和經濟個體的逐利性，它們不可能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真正維護者，（注48）於是國家藉著其超越社會的形象代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干預人們的生活。可惜國家畢竟是一個抽象的主體，它也應當具體化為一些現實的政府部門或行政人員，這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集團利益、政黨利益對政府機構的滲透與干擾及我國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獨霸一隅提供了條件，反而令國家能夠切實公正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值得懷疑。（注49）事實上國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的經典論述。（注50）但政府畢竟不是萬能的，也有幹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現得完全不能讓人滿意，同時還需要法律限定其職權的過度擴張。（注51）所以僅憑政府這柄「雙刃劍」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會（公共）利益行使各種管理職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將大打折扣。（注52）

我們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會，西方在「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相向運動中，沖破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藩籬，雖然產生了一個既不是純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領域，（注53）但在社會層面上並未出現權力真空或者權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還有一個與政府和市場這兩種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種社會團體、民間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民間組織」之第三部門存在。這些組織具有組織性、志願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點，（注54）它們是協調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中堅力量。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在從事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中異軍突起，發揮了政府和市場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補了社會經濟發展領域上的一些空白，諸如環境保護，消除貧困和落後地區的教育等。雖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實證明，非政府組織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

而且「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日益證明，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領域越來越凸顯，它是與社會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並生發出政府與市場都無法有效解決的新需求。這一空白點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去填補。」（注56）特別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為市場經濟體制後，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正處於轉變和調試之中，新興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尚待進一步確認和伸張，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並存的現象，發展新興社會力量以填補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問題便顯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20年中，國家通過縮小控制范圍、改革控制方式、規范控制手段，逐步擴大了社會的自由活動的空間，促成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結構分化，尤其是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促進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形成。它表現在社會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提供發展和機會的源泉，個人對國家的依附性明顯降低，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逐步形成；民營企業以及較為獨立的企業家階層、個體戶階層以及知識階層，都有明顯的發展；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增強，工會、商會、保護消費者協會等一些中間組織已開始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注57）

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樂觀地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第三部門，經濟法等以社會為本位的法的制定和實施就此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注58）因為「與西方第三部門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相比，中國第三部門生存發展空間具有很大的不同。」（注59）

首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看，占統治地位的是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觀，缺乏西方社會自基督教興起以來所具有的教會集團生活特質和公益思想。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都與血緣關系密切，造就了中國人重人情，講關系的「熟人社會」傳統，一切養老恤幼等公共福利主要來自於家族內部，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少。而本來具有較強公益性質，可以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宗教則一直處於政權的重壓之下難以翻身，也沒有西方宗教曾經有過的與王權平起平坐的輝煌經歷，無法促成人們公益思想的形成。至於曾存在於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民間團體同樣活動范圍狹小、比較封閉，公益性不足，而且由於當權者視它們為異己力量，經常將這些團體置於非法狀態，它們也難以蓬勃發展。

㈡ 經濟法理論有哪些

一、經濟法學的研究對象

經濟法學，是以經濟法為研究對象，著重研究經濟法的產生、發展規律的法學學科。作為一門重要的新興學科，經濟法學在法學體系中居於重要地位，這與經濟法在現代國家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直接相關。

從一般意義上說，經濟法是調整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特定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是現代國家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規律的過程中，經濟法學得以產生和發展。

與各國法律體系中的傳統部門法相比，作為經濟法學研究對象的經濟法，其產生相對較晚。學界一般認為，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是在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以後才產生的，並體現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德國等國家制定的有關規范市場競爭行為的法律，如美國1890年的《謝爾曼法》、德國1896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產生的一些「戰時統製法」，如德國1919年的《煤炭經濟法》等，也體現了國家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協調。上述各類新型立法，引起了研究者的濃厚弊春高興趣，於是，德國學者開始稱之為「經濟法」，並提出了有關經濟法的多種觀點和理論，逐漸形成了新興的經濟法學。

其實，相對於上述各類立法，「經濟法」作為一個語詞的出現，要更早一些。例如，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和德薩米，就分別在其著作《自然法典》（1755年）和《公有法典》（1842年）中提及「經濟法」的概念，他們都認為經濟法是「分配法」；蒲魯東也曾在其著作中提到「經濟法」的概念；等等。但學界一般認為，他們所談到的經濟法，都不是現代法學意義上的經濟法。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德國法學界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才具有現代意義。因此，以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法學，產生要更為晚近，其較為全面的發端，是以20世紀20年代德國學者的研究為標志的。

基於德國當時的經濟和社會形勢、經濟政策與相關的史無前例的法律現象等客觀因素，以及德國學者長於理性思維，強調法律概念、體系的嚴謹與縝密等主觀因素，德國學術界率先展開了以「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法學研究，從而使德國成為經濟法學的發祥地。在租尺德國學者的帶動下，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經濟法研究在其他一些國家相繼展開，從而使經濟法學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二）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的基本方法

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需要從多個維度、運用多元的方法來展開思考和研討，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解決各類「復雜性問題」。

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的方法，可以有多種分類，從哲學與科學的二分法來看，可以將其分為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兩大類其中哲學方法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的方法論指導，科學方法又可分為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

1.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

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於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諸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原理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重要內容，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都離不開這些原理的指導。

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的學習和研究方法貫穿於本書的各個部分正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普遍聯系地、發展地看問題，全面揭示相關矛盾，對於認識經濟法的產生、發展規律，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例如，依循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分析方法我們應當「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看到事物內部對立的兩個方面，這樣看問題才能更為全面，防止片面。在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的過程中，要把握經濟法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發現經濟法領域存在的諸多具體矛盾，對各類矛盾展開具體分析，找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樣，才能對相關的理論和制度既有全面認識，又能夠把握其重點。

事實上，基於經濟法領域存在的諸多類型的矛盾，可以在經濟注學中提煉出多個層面的不同類型的「二元結構」，如經濟法調整對象、體系的「二元結構」，經濟法主體、行為、權利、義務、責任方面的「二元結構」，等等。這些「二元結構」作為經濟法領域諸多矛盾的體現，只要有效提煉、揭示和分析，就有助於把握經濟法和經濟法學的各類制度之間、制度與理論之間以及各類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有助於更好地把握整個經濟法體系和經濟法學體系，深化經濟法研究。又如，依據普遍聯系的原理，既要關注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普遍聯系，發揮整體法律體系的總體功效，又要關注經濟法內部各類制度之間的緊密聯系，從而更好地發揮經濟法整體的系統功能；既要看到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的普遍聯系，又要看到經濟法學的各類理論的緊密關聯；等等。因此，只看到經濟法的特殊性和重要地位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更大的系統中，關注各個層級系統的各類要素之間的普遍聯系，這對於解決經濟法領域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都非常有意義。

2.各類具體科學的方法

在各類具體科學的方法中，一般科學方法也很重要，主要包括邏輯方法、經驗方法、橫斷學科方法等。其中，邏輯方法包括比較方法、分類方法、類比方法、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的方法等。經驗方法包括調查方法、統計方法等橫斷學科的方法包括系統論的方法、博弈論的方法等。

上述各類方法作為「一般」科學方法，均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例如，邏輯方法中的比較方法、分類方法、歸納方法與演繹方法等，都是人們從事各類研究時經常會用到的基本方法。「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僅以比較方法為例，在經濟法領域，一方面，人們可以進行制度比較，包括對古今中外的經濟法制度進行比較，也包括對經濟法制度與其他部門法制度進行比較，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進行理論比較，包括對國內外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經濟法理論的比較，對經濟法理論與其他法學學科理論的比較，以及法學以外的其他相關學科理論的比較，等等。通過比較有助於更清晰地認識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特質。

專門科學方法，是由某些具體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所提供的方法，如經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會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語義分析方法，等等。這些專門科學方法對於解決經濟法領域的一些具體問題，往往具有重要價值。其中，法律經濟學方法、法律社會學方法等，已經在經濟法學研究中有了較多的應用。

例如，經濟分析方法中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中的權利一義務分析方法等，在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的過程中，都是非常基礎的方法。此外，社會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語義分析方法等，在學習相關的經濟法知識時，往往會具有特殊的意義。

上述方法的有機組合，可以構成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的方法體系。在上述方法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無論對於法學或其他社會科學，還是對於經濟法學或其他部門法學，都不可或缺，至為重要，因而應是方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一般科學方法中的邏輯方法、比較方法等也具有重要功用。另外，專門科學方法中的一些方法，應視其與經濟法學的聯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選擇。例如，經濟法作為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與經濟生活聯系至為密切，因此，經濟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至於其他學科的一些具體方法，應結合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學的具體需要而作出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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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經濟法的獨立地位

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其實就是經濟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明確經濟法的概念,證明其獨立性,並在理論和現實的基礎上對相關部門法加以區分.

一、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從其萌芽至今已走過了100多年風風雨雨的歷程，它的產生以至發展都伴隨著爭吵，目前學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作為理論思維的第一步就是給經濟法下定義，這也是經濟法研究學者的首要任務。前人在此已做了相當的工作，總的說來，對經濟法的定義可以分為兩類觀點：一是承認經濟法是一個法部門，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定義；二是不承認經濟法的獨立地位，認為經濟法是一個學科或是一種規范的綜合等等。

否定經濟法的普遍觀點認為「經濟法沒有統一的調整對象和方法，所以無論是單個的經濟法規或是這些法規的總合，都不能構成獨立的法律部門」（1） 。而肯定派則認為經濟法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和方法，堅持經濟法的獨立法律部門地位（2）。綜觀兩方的觀點其最大的分歧就在於經濟法是否有有別於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對象和方法，這也是傳統部門法的劃分標准。還有部分學者為求證經濟法的獨立地位對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准提出了質疑，認為法部門的劃分並非如此，現在不得不對這一傳統理論加以徹底的改造了（3）。當然還有提「法域說」和「法體制說」的。筆者以為我們沒有必要一廂情願的為建立一套理論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認的東西，否定這一點就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唐詩有言：「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句詩用來說明經濟法的發展極恰。經濟法的獨立地位應該得到肯定，如何去詮釋經濟法呢？首先還得從法談起，法律就是調整一定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那麼經濟法也是為調整一定的社會關系而存在，了解這一點給經濟法下定義就不是一件難事。從蘇聯改造過來的「縱橫統一說」在學界曾佔有相當的地位，此說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縱向的經濟管理關系和橫向的經濟協作關系（4）。這一觀點試圖使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更加明顯，但無意間卻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經濟協作關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這不應屬於經濟法調整的范疇，而是民法調整的范疇。經濟法主要是從公權力入手來調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間的交叉關系。現在特別是象中國這樣的日益發展的經濟民主社會，公權力應該在一定的地方適可而止，不應過多的涉入私權利。因此，經濟法應定義為是調整國民經濟的管理和協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這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經濟法調整的是縱向的經濟管理和協調關系，這區別於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其次，調整的主體其中重要一方是國家相關的經濟機關，這是為擺脫行政機關對經濟的盲目干預，確定一定的機關進行經濟的管理和協調工作。雖然，經濟法是以一定的強力為基礎的，但強力並不是直接調整手段而是作為經濟管理協調的堅實後盾。

二、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地位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經濟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的問題，而進一步研究其實重要的就是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這個問題是上個世紀以來法學界爭論的焦點，可以肯定的說經濟法是一個部門法。前面已對經濟法的概念進行了分析，下面具體就經濟法的獨立性進行研究。

判斷經濟法是否為部門法須確立一個明確的部門法劃分的標准，而不是不顧現實自封為部門法。部門法的劃分有對象說，對象加方法說，還有方法說，還有目的說等。按照多數的觀點認為特有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是劃分的標准。但方法相對於對象來說是次後的，特有的調整對象才是關鍵，任何法律部門都有其調整的對象，這是劃分部門的根本標志，它是指法律部門調整的特定社會關系（5）。雖然有人對這一傳統的劃分方法提出了質疑，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對經濟法的基本界定說還是應當立足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及其根本特徵，否則經濟法就成了無本之木，無異於空中樓閣，經濟法的科學性也就值得懷疑（6）。在前面的定義中已經闡述了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協調關系。這種關系的一方主體是國家經濟機關，另一方則是市場經營的主體，大到公司企業集團，小到「戶」（7） 這種經營的單位。從客觀上說，經濟法調整的的對象是一種社會關系，具體說有宏觀調控法（或者宏觀經濟法）、市場規製法、經濟組織法等方面。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財稅等，市場規製法包括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以及產品質量法等方面的內容，經濟組織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業法等方面的內容。

調整的對象基本上就決定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和特殊性，在經濟的管理協調過程中會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調整手段，這並不會影響經濟法的獨立地位，現實的情況非常復雜，使得國家必須用多方面的手段進行調整。另外經濟法也不是沒有自己的調整手段和方法，如「經濟不名譽」處罰等。

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經濟法有明確的調整對象並輔以一定的調整方法，它就具有作為一個法部門的獨立性，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四、經濟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

若要進一步明確其部門法的地位，須與相鄰的部門法加以比較，不能區別就難說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涉及公私權利的問題，一方面它與民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方面它的主體是行政機關，與行政聯系緊密，所以准確的區分經濟法與民法和行政法的關系才能說明經濟法的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較而言，其他部門法就沒有什麼可比較的必要，本文由於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與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門法相比較。

與民法相比較，雙方調整關系的主體明顯是不一樣的，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經濟法則是調整的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管理協調關系，與人身關系無關。明確的區分經濟法和民法是為了讓公權利不幹預私權，讓市場經濟按價值規律發揮最大的作用。經濟法與民法並不是對立的，經濟法是民法的重要補充，可以說民法是經濟法的基礎，經濟法是民法的保障。

眾所周知狹義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後來才出現的特別民法。盡管有民商分離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屬於廣義的民法是沒有異議的，其基本的價值理念與民法是相同的，調整的對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脫離這點商法就不成其為民法。一般認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等，但這些同時又被納入經濟法的范疇，如何具體的區分商法和經濟法呢？有的學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考證了商法的來源，認為商法本來就是一個不十分規范的叫法，也就是說沒有商法，建議把調整平等主體的部分劃入民法中，而餘下的劃歸經濟法（8）。筆者以為這完全沒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現有提法已是共識，所以屬於商法的相關法中可以有經濟法規范，只是雙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從主體資格、權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規定和研究，而經濟法則從經濟組織、競爭規范等方面進行規定和研究。商法與經濟法並不矛盾，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其區分關鍵在調整的主體不同。

與行政法相比較，二者主體方面存在相似之處，行政機關有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也就是說國家一方面是統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組織者，在某些時候還是經營活動的參與者。其行使行政職能的由行政法調整，行使經濟職能的由經濟法加以調整。傳統的行政法內容龐雜，不利於提高行政機關的效率並規范行政行為，一些原來行政領域的東西應分離出來納入新的法律部門如經濟法來調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沒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統的法規繼續留在行政法中，最終行政法調整餘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應該是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和職權，並規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機關侵害時的行政救濟（9）。因此區分經濟法和行政法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首先從調整對象上看，行政法只調整發生在行政活動中的行政關系，如公安管理關系，人事行政關系等，經濟法調整的是經濟活動中的管理協調關系，包括產業政策管理關系，工商管理關系等。再是從調整的方法上看，經濟法更廣，不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還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上更多的是採用間接調控方式。最後，經濟法規范專業性更強，更復雜。

㈣ 李昌麒的學術觀點

李昌麒教授鑒於任何一門法學學科的獨立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理論觀點為其基石的，經濟法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整個教學和科研活動中，始終是把對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的研究作為其主要研究方向，力圖構建一個適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經濟法基本理論體系。
把握現代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軌跡
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總是在不斷尋求一種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或能夠走出某種經濟困境的理論支點。這個支點一旦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經濟學主張，往往就要為這個國家掌握政權的統治者作為政策目標而加以採納，進而通過立法把這種政策上升為普遍的規則，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立法實際上就是其經濟政策的法律化，與此相適應，法學家們也總是沿著某種經濟學說而確立的經濟政策目標及其相應的經濟立法來闡明自己的法學主張。因此，在他的論證體系中，也總是沿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中影響資本主義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們的主張，來闡述經濟法理論及其立法實踐，從而才能從深層次上把握經濟法產生的客觀必然性，進而加強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
把科學社會主義引入經濟學研究領域
法律思想本來是屬於法律史學研究的范疇，但是考慮到歷史上傑出人物的法律思想對法學理論乃至立法都要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縱觀我國和外國的法律史，往往又忽略了對經濟法律思想的研究，因此他認為，無論是從教學還是科研角度來講，都有必要把經濟法律思想納入經濟法基本理論的研究范疇。於是他沿著最早提出經濟法概念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法律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經濟法律思想，鄧小平建立法治社會的法律思想的邏輯順序，對它們的經濟法律思想進行了概括。這種概括不僅有利於拓展人們的知識領域，也有助於豐富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研究。
多學科多維度闡明經濟作為獨立部門法的依據
經濟法為什麼應當成為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門，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這種狀況的存在不利於樹立人們對經濟法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的認識，為此，他提出了公私法兼容論、對象論、專業化分工論、優化調整論、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等「五論」作為確立經濟法是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論基礎和客觀依據。「公私法兼容論」表明經濟法既不是純粹的公法，也不是純粹的私法，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法域」。「對象論」表明凡是體現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它是民法和行政法的調整對象所不能包容的。「專業化分工論」表明不是所有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同類社會關系都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進行調整，而應當按照法律專業化的分工原則，分別由不同的法律部門進行調整，即組織行政關系由行政法調整，經濟行政關系由經濟法調整。「優化調整論」表明現代部門法的調整不應是一種一般過得去的調整體制，而應當是一種能夠達到最優化調整目標的體制，只有把現實生活中那些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從行政法和民法調整體制中劃分出來，由一個新的經濟法部門調整，才能達到最優調整的目的。「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表明不要對行政法、民法、經濟法和社會法作「一刀切」的劃分，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交叉，不要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否定另一個法律部門的獨立存在，而應當按照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主導方面來確定其部門法歸屬。
把經濟法定位於需要國家干預經濟之法
政府之所以要干預經濟，是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它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和局限性，集中地表現為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是以調整行政隸屬關系和平等關系為己任的行政法和民法所難以克服的，因此只能由經濟法調整。為此，他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定義方法，即把經濟法的功能與經濟的調整對象和范圍結合起來的辦法，將經濟法定義為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對此，人們將其稱為「需要國家干預論」。「需要國家干預論」與一般的干預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使用了准確的切入點即市場缺陷理論，並以「需要」兩字加以配合，因而顯得獨樹一幟。「需要干預論」表面上使用了「需要」這樣一個不確定且模糊的詞語，但是事實上它包含了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的干預以及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等理念，從而有助於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採取相應的經濟法干預措施。
正確處理國家權力與發展市場經濟的關系
他在對國家權力促進和阻礙經濟發展的「二重性」進行分析以及對過去社會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放任進行批評之後，提出我國的經濟法的任務是要從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和放棄干預這兩個極端中走出來，建立一個既不是放棄干預又不是一味干預、而是一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權力運行機制。為了更好地揭示經濟法的歷史作用，他運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方法，比較系統地闡明了國家運用法律特別是經濟法的方法干預社會經濟關系的全部歷程，進而把經濟法劃分為傳統經濟法和現代經濟法。認為傳統經濟法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它是從全面干預出發構築經濟法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的，這時的經濟法表現為強烈的擴權趨勢，其特徵是經濟控制權的高度集中；而現代經濟法則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主張政府只應適度地干預經濟，這時的經濟法表現出追求授權和限權相結合的趨勢，其價值目標是經濟民主和經濟公平。
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概括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在過去經濟法學界，由於對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因而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概括就顯得較為混亂。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後，他一方面對過去在經濟法基本原則研究中的缺陷進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又按照他所理解的經濟法的基本屬性把資源優化配置、社會本位、經濟民主、經濟公平、經濟效率和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同時它又是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干預經濟的基本價值取向。
概括經濟法的調整方法
根據他對經濟法基本屬性的認識，他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概括為指令性的調整方法、指導性的調整方法、國家直接介入經濟的調整方法以及激勵與懲罰相結合的調整方法。同時，認為這四種方法又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調整方法的簡單的分別實用，而是經濟法獨有的調整方法。
把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調整范圍
鑒於國家已經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控和推進分配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環節而統一考慮，因而，他把經濟法的具體調整對象歸結為市場主體調控關系、市場運行調控關系、宏觀經濟調控關系和社會分配調控關系。把市場主體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認識；把市場運行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家權力在形成市場秩序中起著其他法律部門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把宏觀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政府責任的考慮；把社會分配調控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意志，因此對社會分配領域，國家不能不進行適度干預。
樹立屬於經濟法自己的法律關系范疇
認為經濟法律關系仍然是由主體、內容和客體所構成，所不同的是他把經濟法的主體分類為經濟決策主體、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實施主體，這既可以與民法和行政法主體相區別，又能體現經濟法自己的特性，從而有助於構築經濟法自己的主體制度；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概括經濟許可權，即經濟職權和經濟職責、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總和，從而構築了經濟法自己的許可權結構體系；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歸納為經濟調控行為、與國家調控因素有直接關系的物、科學技術成果和經濟信息，從而構築經濟法自己的客體范圍。
法律部門的劃分應以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
他認為我國法學界在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法和社會法等「四法」的劃分上卻出現了教條化的傾向，突出地表現為：（1）固守法律部門劃分的傳統標准，忽視了法律部門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交叉與融合；（2）部門法的本位主義傾向比較明顯，不適當地誇大了某個法律部門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輕視其他法律部門；（3）過分注重法律部門的劃分，忽視了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關系，甚至出現了「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徑。這是對「四法」各自的調整對象難以達成共識的一個重大障礙。為了克服這種障礙，他在對「四法」特有的本質屬性及其功能進行分析之後，認為在研究「四法」關系的時候，不能把思維僅僅局限於研究它們的區別，同時還要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進而提出了在我國整個法律體系框架內，建立各個部門法互動機制的命題。他認為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是法治有效運行的基本環境，法律部門的劃分本身應當是以法律部門的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的，如果過多地、孤立地強調法律部門的絕對劃分，而看不到它們的互動作用，這不僅可能造成人們對「四法」認識上的隔閡，而且也有悖法律部門劃分的最終目標，同時還可能影響科學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構思了我國經濟法律法規體系的框架
他認為，研究經濟法的最終目的是要落腳於在我國應當建立起什麼樣的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法體系。對此，他作了兩方面的思考：一是從經濟法的等級層次出發，可以將它劃分為統帥性的基本經濟法、領域性的基本經濟法以及行政性和地方性經濟法三個層次。同時，認為我國制定一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經濟法》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應當逐步推進它的出台。二是從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出發，認為我國經濟法體系應當由市場主體規製法、市場秩序維護法、宏觀經濟調控法和社會分配法所構成。鑒於分配關系的經濟法調整一直未能引起經濟法學界的廣泛注意，因此早在1994年在他主編的司法部規劃教材《經濟法學》中，就將社會分配法作為整個經濟法體系中的一個子部門加以論述，之後他又鑒於我國過去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通常只是籠統地把效益與公平兼顧作為一項分配原則，但並未清晰地指出應當怎樣兼顧，於是他在2002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編並撰稿的法學主幹課程教材《經濟法學》中的「社會分配法概述」時，提出了應在不同分配層次上適用不同的分配原則的主張，即初次分配堅持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再分配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益的原則，從而達到效益與公平在整體分配過程中的有機統一。這一認識與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和「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一致的。
構築了經濟法的實施保障體系
首先，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體系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的形勢下，經濟法制建設的重點或者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和沖突，應放在經濟法的實施上，已經制定的法律不能實施的負效作用要比無法可依的負效作用大得多。為此，他在建立經濟法實施保障體系的時候作了五個方面的強調：一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的新課題即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認為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的任何偏差，不僅影響政府職能的正確發揮，同時還會影響政府的形象和與群眾的聯系。二是強調了排除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大障礙即經濟審判工作的地方保護主義。早在1988年3月5日，他就在 《經濟參考》上發表了反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文章，並對經濟審判工作中地方保護主義的形式、根源、危害和克服對策作了深層次的論述。這之後，最高人民法院又把克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作為法院審判工作一項重要任務而提了出來。三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的直接形式是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四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一個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即經濟法實施中國內經濟法的沖突問題，並對這些沖突的種種表現及克服對策提出了見解。五是強調了解決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後一道難題即執行難，並對造成執法難的當事人原因、社會原因以及法院原因進行了中肯的揭示。

㈤ 德國為什麼稱為經濟法之母

因為經濟法最早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而資本主義國家學家關於經濟法的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中。1896 年，德國以《法國民法典》為藍本，制定了《德國民法典》，該法典以後為一些國家所仿效，故大陸法系又稱為羅馬一德意志法系。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

(5)試述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程擴展閱讀：

經濟法的特點：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與傳統的相鄰法律部門相比，其主要特點有：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2、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3、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4、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5、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

㈥ 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經濟法」一詞最早見於法國空想主義者摩萊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盛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對本國經濟給予扶助,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以打擊?排擠外國的同業競爭者?這一時期,經濟法缺乏產生的現實基礎?自18世紀到19世紀末,資本主義處於自由市場階段,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崇尚亞當·斯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和理性主義國家職能說?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統治成為國家的中心職能?國家雖然也要對一些社會經濟進行管理,但從屬於國家的政治統治[1]?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發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發展沒有為國家干預意義上的經濟法留下多少餘地?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特別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使不少國家遭到重創?各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紛紛打破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絕對界限而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時期主流經濟學是國家干預主義說,代表人物為凱恩斯?他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觀點和政策主張?可見,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要,要解決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只能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由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劃分界限,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單純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需要一個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就是經濟法?20世紀70年代後,國家干預主義遭到質疑,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卷土重來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被新經濟自由主義所取代?供給學派不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但堅決反對國家過多和全面的干預?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市場直接的自我調節為主,國家間接的宏觀調節為輔?
(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概況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之前,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市場秩序規制立法,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強調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與監督,著手制訂各種不同的計劃,試圖在「無形之手」和「國家之手」之間找到一個最佳點[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競爭自由與政府調控權威相得益彰?德國經濟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一戰前),這時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國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的第一部法律——《保護商標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斗爭法》?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的經濟法有《一般授權法》?《關於限制契約的最高價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一方面廢除了戰時經濟統製法,另一方面又沿襲戰時經濟法的立法原則,先後頒布了《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鉀鹽經濟法》?《防止濫用經濟權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從而開創了把經濟法這個概念明確用於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實行社會市場體制?戰後初期,根據佔領軍的指令,實行《反卡特爾法》?1966—1967年德國發生了經濟危機,為了保障經濟持續增長,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該法是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藉助經濟法通過兩種方式介入市場,亦即經濟法通過兩種方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其一,維持競爭秩序,發揮市場機能;其二,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及市場運行予以規制,發揮政府調控作用[4]?日本經濟法產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初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和壯大?日本的卡特爾在明治中期已產生,最初,日本對卡特爾採取保護與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頒布《出口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產組織法》,它們屬於規制未加入卡特爾的組織使之從屬於卡特爾的強制卡特爾法,1931年《重要產業統製法》和1932年《工業組合法》也是促進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日本統治者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經濟手段調整和管理經濟,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法?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財閥復活壟斷資本,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還頒布了《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進入20年高速發展期,這時期的重要立法有《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圍繞擺脫危機?振興經濟?通過立法活動不斷完善原有的各種經濟法,這一時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機防止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石油供應適度化法》?《關於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業破產互助法》?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產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了對自由競爭產生極大妨礙的壟斷,引起了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美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出面干預,頒布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反限制競爭的法律?主要經濟立法有:1890年國會通過了《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後又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二階段(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羅斯福上任後,通過頒布經濟立法全面干預經濟生活?這期間,美國頒布了70多部經濟法令,如《緊急銀行條例》?《金融改革法案》?《產業復興法案》?《土壤保護法》?《新農業法》?《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等[6]?第三階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6gt;,二戰後,美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自覺用經濟立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常性和必然性手段?這時期的主要經濟立法有1981年《經濟復興稅法》?《經濟復興法》和1986年《稅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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