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審查密度

Ⅰ 公務員依法行政 行政訴訟全面審查的范圍包括哪些

您好！本文所指的審查范圍是從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來加以界定的，包含三個層次：第一，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哪些獨立的行為進行審查，這實際上涉及審查對象問題。〔2〕行政訴訟雖以具體行政行為為審理重心， 但由於案件的復雜性，常常需要對與受審具體行政行為交織在一起的其他行為進行處理。第二，人民法院審理個案時，究竟對引起爭議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哪些方面進行審查，是進行外在意義的合法性審查還是既包含外在意義也包含內在意義的合法性審查，是全面審查還是僅限於法律審。第三，人民法院審理個案時，對具體行政行為的事實結論、法律解釋及適用等各部分審查的程度，是全面深入的審查還是比較膚淺的審查，這里需要確定一定的標准，即審理標准。行政訴訟審查范圍涉及的內容很多，本文只就幾個具體問題作些探討。
一、關於行政訴訟的合法性審查問題
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作為行政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是不容置疑的，問題在於如何理解和確定合法性審查的內涵，明確合法性審查與合理性審查的關系。關於合法性審查，有學者認為是指法院審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方式、內容、程序及許可權進行。〔3 〕也有的學者認為合法性審查主要是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違法的問題，對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權范圍和幅度內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適當，一般不予審查。〔4 〕上述觀點反映了學術界以及司法界對合法性審查的普通認識。筆者認為這一認識存在重大缺陷，即對合法性的理解過於狹窄，只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簡單地等同於形式合法，而不包含實質合法，這一認識是有待於修正的。
首先，從觀念上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豐富的內涵，包括兩層涵義：第一，行政行為應當符合法律的外在規定，即符合主體、許可權、內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規定，也就是形式合法;第二，行政行為應當符合法律規定的內在精神和要求，即符合法律的目的，考慮相關因素，符合公正法則等，也就是實質合法。
其次，從國外的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制度來看，無不是從外在合法和內在合法兩個方面來界定合法性的。 例如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206節第2款認為專橫、任性、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是不合法性， 審查法院應予撤銷。這里的專橫、任性、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就是一種內在違法。再如在英國，行政機關的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或者作出決定時進行了不相關的考慮，或者行政機關作出了不合理〔5 〕的決定都是越權行為，越權行為無效，應予撤銷。
再次，從行政法治的目的來看，僅要求行政機關的行為形式合法是明顯不夠的。在現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普遍存在，為確保其合理運用，要求其符合公平正義等法律理性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必須實質合法。
我國普遍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作狹義解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行政法的基礎理論薄弱。在行政法理論中，與行政行為合法性界定相關的有兩部分，一是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括，二是有關行政行為的分類。關於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絕大部分教科書都將其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與行政合理性原則，並認為這兩個原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適用范圍不同，這樣就人為地將兩個原則割裂開了，而從其大多數教科書表述的內容來看，行政合法性原則主要涉及形式合法部分，即外在合法，行政合理性原則主要涉及實質合法部分，即內在合法。因而在嚴格意義上，行政合理性原則是行政合法性原則的補充。行政法基本原則理論的簡單化使人們誤以為行政合法性審查與行政合理性審查可以完全分開，並使人們普遍從狹義上理解合法性審查。
行政法理論上的另一個誤點是將行政行為分為羈束的行政行為與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這種分類常使人們誤解為在羈束的行政行為中不存在任何自由裁量，因而不存在合理性問題，其合法只是從狹義加以理解。實際上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任何一個具體行政行為都可分為事實結論、對法律的解釋及適用結果三部分，在這里除了適用結果有羈束和自由裁量之分外，對事實結論的作出及法律的具體適用上的解釋都存在著自由裁量，因而，在行政機關的活動中，自由裁量權是普遍存在的，合理性問題普遍存在，並應成為合法性審查的一部分。
第二，我國的行政法治程度不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重視法治建設，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不可能一步到位，講法治，只追求外在的形式合法，而很少觸及更高層次的內在的法律精神，即滿足公平、公正等要求。因此，從狹義上理解合法性審查很容易取得共識，即：符合法律的外在規定就是合法，不符合就是違法。
第三，行政訴訟制度自身的影響。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歷史不長，對行政機關行為的監督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另一方面，我國不承認判例的效力，而行政機關行為內在的合法標准不藉助於判例是很難形成的，在具體的審理中更是難以操作，這也是對合法性審查采狹義解釋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行政合法性審查既包括形式合法的審理(或叫外在合法的審查)，又包括實質合法的審查(或叫內在合法的審查)。按照這一思路，那種認為「行政訴訟原則上只審查合法性問題，不審查合理性問題的觀點也需要修正。合理性審查包含兩個層次：一個是是否有失公正，或者在正常理智的人看來都不合理，這里實際上已涉及合法性，從這一角度看，合法性審查並不排除對合理性問題的審查;另一個層次是對行為是否明智、妥當的判斷，兩個理智正常的人對同一個事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這里，法院不能以自己的判斷去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因而與合法性審查無關。由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合法性審查並不完全排除合理性問題，但涉及明智、妥當性的判斷除外。
值得指出的是，合法性審查中雖隱含有合理性問題，但人民法院並沒有普遍的變更權，只有在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才能直接予以變更。
二、關於行政訴訟是否為法律審問題
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對引起爭議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進行全面審查(既包括法律審又包括事實審)還是僅限於法律審?普遍的觀點是行政訴訟實行的是全面審查原則，還有學者認為行政訴訟法規定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從法律上肯定了行政審判既是事實審，也是法律審。〔6〕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從嚴格的意義上說， 行政訴訟應當是一種法律審，這是由以下幾方面的原因所決定的。
第一，行政訴訟的任務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其中包含對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事實結論的審查、對法律的解釋及適用的審查以及對處理結果的審查等。這里對事實結論的審查與對事實問題重新作出結論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而後者就是事實審。嚴格地說，事實審就是對事實的客觀性、真實性作出認定，並在此基礎上對事實的性質作出判定;而對事實結論的審查是看事實結論有無主要的證據支持，事實結論的作出是否合乎理性。由此可見事實審與對事實結論的審查是相區別的，事實審不是行政訴訟的組成部分。
第二，具體行政行為雖然是行政機關根據一定的事實適用法律所作的決定，但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不完全取決於客觀事實，客觀事實對相對人不利，並不意味著具體行政行為合法。例如一公民違法經營，理應給予行政處罰，但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中由於缺乏主要證據，因而這一行政處罰決定也是違法的。法院在審查中應著眼行政機關認定該公民違法經營是否有主要證據，是否合乎理性，而不審查該公民是否確實存在違法經營的行為。由此可見，在行政訴訟中對引發具體行政行為的客觀事實重新進行認定判斷，即事實審不具實質意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事實審還將淡化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
第三，從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或者說從人民法院與行政機關的關系來看，一方面，司法權應當對行政權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司法權又應當尊重行政權，不能代替行政權。具體在事實問題的判定上，應由行政機關裁量，法院只審查行政機關的事實裁定是否合理，自己不進行判斷。在事實問題上，行政機關更有發言權，因為行政人員具有管理方面的專長和經驗，法院的判斷不比行政人員具有優勢，此外，法院如果對每個事實都重新作出決定，會妨礙行政效率。
第四，我國行政訴訟法雖然規定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訴訟原則，但並不必然推導出行政訴訟既是事實審又是法律審。在行政訴訟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具有特定的涵義，這里的事實不能理解成引發具體行政行為的客觀事實，而是指證明具體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事實存在的證據事實。進一步說，在以法律審為核心的行政訴訟中，以事實為根據的訴訟原則有無存在的必要是值得探討的。
第五，從國外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的情況來看，一般只限於法律審。例如在英國，法院不審理決定中的純粹事實問題，主要審查受審決定中的法律問題。〔7〕再如在美國，對於事實裁定， 法院一般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自己不作決定，重新審理屬於例外。〔8 〕在國外行政訴訟之所以採用法律審而不全面審查，主要也是考慮行政機關與法院權力的分工以及行政訴訟的性質。
關於法律審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部分：其一，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否具有法定職權。其二，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事實結論是否有主要證據支持。其三，行政機關對其所適用的法律的解釋是否正確。行政機關對法律適用的解釋有一般解釋和個案解釋。一般解釋不針對某一特定事件，具有抽象的意義，一般由法定的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作出，對這類解釋，法院無權審查;但對規章及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的解釋，法院有鑒別權，認為不適當的不予採用。個案解釋也就是法律在適用中針對特定的事實所作的解釋，是一個具體的解釋。對這類解釋，法院有權審查。其四，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處理結果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律理性。其五，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行政訴訟是法律審這一結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揭示了行政訴訟的審查重心，在以往的一些開庭審判中，之所以容易形成法院和被告共同審原告的情況，〔9 〕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把握住行政訴訟是法律審這一特點，對事實問題的全面重新審查必然導致對相對人行為的審查，這與行政訴訟的宗旨是不相吻合的，影響到行政訴訟的質量。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行政訴訟是法律審，並不排除在個別情況下進行事實審。如法院審理撫恤金案件時，在作出履行判決前，必須對原告人是否屬於撫恤對象等事實問題作出判定。
三、關於行政訴訟的審查標准問題
審查標准一詞，常用作評判或衡量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標准，與判決的條件相當。本文所說的審查標準是指另外一種意義，是就行政訴訟審查的程度而言的，為確定行政訴訟審查的深縱程度需要設定審查標准。行政訴訟法第5 條規定的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雖然在宏觀上對審查標準的設定具有指導意義，但就行政訴訟法的整個規定來看並沒有明確審查標准，例如對事實結論的審查究竟審查到什麼程度?對法律的解釋及適用能否審查，審查到哪一層次?這些問題不僅在理論上需要澄清，在實踐中尤其需要明確，因為它們直接關繫到法院的審理許可權。如前所述，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包括五個部分，對每部分審查的程度不盡相同，從而決定了應採用不同的審查標准，以下分別予以討論。
1.對行政機關許可權的審查標准
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包括管轄權和職權的大小兩部分。管轄權是指對某些事物的主管權，例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11條的規定，各級林業主管部門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利用、更新，實行管理和監督。職權的大小是指行政機關在其主管范圍內可以做出什麼決定和應當做出什麼決定。例如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縣級以上的公安機關(含縣級)可以對賭博或者為賭博提供條件者處15日以下拘留，可以單處或者並處3000元以下罰款，或者依照規定實行勞動教養。在我國，按照憲法第69條的規定，行政機關的主管權由國務院決定，因而，法院在審查管轄權問題時無權自由裁定。當法律對管轄權的規定不明確，或者行政機關之間對管轄權發生爭議時，法院須就管轄權問題送請國務院裁定。但對行政機關職權的大小以及職權的空間與時間范圍，法院有權依法獨立作出判斷，因為行政機關職權的大小是由法律規定的，行政機關不能最後自己決定，應由法院依法判定。
2.對具體行政行為事實結論的審查標准
如前所述，行政訴訟主要是一種法律審，對事實問題不進行全面審查，但並不意味著完全不審查。在具體行政行為中，事實結論是適用法律的基礎，事實結論的武斷、專橫將改變法律的意義和效果。例如不問證據如何，對不履行行政機關決定的一律強制執行，這就會有違設定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的初衷。關於事實結論的審查，行政訴訟法第54條有兩處提到，一是作為維持判決的條件之一，事實結論必須證據確鑿;二是只要主要證據不足，法院就可以作出撤銷判決。嚴格地說，證據確鑿和具有主要證據無論在字面上還是在實質意義都是不相同的，證據確鑿是指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事實依據確實、可靠;〔10〕具有主要證據是指行政機關佔有的證據可以證明其所作的事實結論，當然這些證據必須是確實的。
行政訴訟法對事實結論審查的兩種不一致的規定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具體行政行為在事實結論方面違法與否只能適用同一標准，符合標準的合法，不符合標準的違法。如果合法與違法採用不同的標准，那麼在這兩種標准之間的行為的性質就難以確定了。
筆者認為對事實結論的審查宜採用合理性標准，即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裁定要有合理的證據支持。這一標准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含義：首先，法院不代替行政機關對全部事實問題重新作出結論，這是法律審所要求的;其次，法院不審查行政機關所作的事實結論是否正確、妥當;最後，法院要審查的是事實結論有無合理的證據支持，事實結論的推斷是否合理，即能否為一般的具有理智的人所能接受。採用合理性審查標準是由行政訴訟的目的所決定的，當然也為法院與行政機關各自的分工所要求。事實問題由行政機關決定更為合理，但法院又不能完全不予審查，所以要採用合理性標准進行一定程度的審查。在國外，行政訴訟對事實結論的審查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審查標准上美國採用的是實質性證據標准，按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解釋，實質性證據是關於這樣的證據，即一個合理的人可能接受作為一個結論的正當的支持。〔11〕究其實質，實質性證據標准也就是合理性審查標准。
合理性審查標准與證據確鑿、具有主要證據不同，後者更著重於判決的條件，沒有揭示法院審查的深度。相比之下，合理性審查標准與具有主要證據稍微接近一點，但有根本區別，因為對主要證據也有全面審查和一定程度的審查之別，合理性審查只是一定程度的審查。
3.對法律解釋的審查標准
行政機關在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常常涉及到法律的解釋問題，對法律的解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律的一般解釋，具有普遍意義，通常是由法定機關來完成的;二是對法律在具體適用過程中的解釋，這通常是由執法的具體工作人員來完成的。對這兩種解釋的審查，法院的審查標准不同。我們首先分析一下審查一般解釋的標准。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並參照規章。這一規定意味著法院對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沒有審查權。同樣，與法律、法規效力相同的解釋，法院沒有審查權，除非這些解釋與憲法、法律相抵觸。至於對規章及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的解釋，法院有權審查，〔12〕審查標准法律沒有規定。筆者認為也應當採用合理性標准，既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又不完全任其自行其事。
關於在具體適用過程中的法律解釋，即具體解釋，例如某一法律的規定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的相對人，在這方面，法院應當採用更為嚴格的審查標准，法律的意義最終由法院決定，當然，這里不排除法院在做決定前聽取行政機關的意見。我們可以把這種審查標准叫作完全審查標准。採用這一標準是考慮到我國行政執法人員的整體素質不高，應加強監督，另外，法律問題的處理本是法官的長處，宜發揮這種長處。
4.對處理結果的審查標准
對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處理結果的審查也分兩種情況，一是對一般行為處理結果的審查;另一是對行政處罰行為結果的審查。按照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對一般具體行政行為處理結果的審查採用合理性標准，具體包含兩層內容：第一，處理結果是否超出行政機關的許可權，是否符合法律的外在規定;第二，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許可權內作出的決定是否符合法律的內在要求。採用合理性標准時，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斷，自己認為合理的決定來代替行政機關的決定，即使認為行政機關的決定不適當，但只要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認為違法。
對行政處罰的結果，法院採用完全審查標准，法院可以完全不顧行政機關的意見，用自己的判斷來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認為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
5.對具體行政行為製作程序的審查標准
在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中，程序審查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比較復雜，涉及到法律的規定、行政機關的行為，有時還與相對人的程序行為相關。因此對程序的審查要分解成各個獨立的要素，分別適用前面所討論的審查標准。總的來說，它主要採用完全審查標准，但對法律的一般解釋例外。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的審查標准有三種：第一種是尊重行政機關判斷的標准，主要適用行政機關管轄權和對法律的一般解釋，法院適用這一標准時，審查權非常有限;第二種為合理性審查標准，適用於對事實裁定的審查和對一般處理結果的審查，採用這一審查標准，法院將對有關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審查;第三種為完全審查標准，適用於對行政機關的職權的大小的審查和對法律適用的解釋以及對程序問題的審查，採用這一審查標准時法院的審查許可權較大。
總之，在行政訴訟的理論和實踐中，審查范圍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首先，它直接決定了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審查權的大小;其次，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的落實離不開對審查范圍的研究;第三，審查范圍影響到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工與制約;第四，審查范圍還將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標准及判決的條件產生深刻影響;最後，在很大程度上，審查范圍將決定行政訴訟的質量以及行政訴訟目的的實現。筆者相信，隨著對這一問題的逐步認識及討論的深入，會促進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謝謝閱讀！

Ⅱ 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有哪些

依據《行政法及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主要審查如下內容：
一、合法審查。回
合法的答具體行政行為必須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具備以上條件時，判決維持。
二、違法審查。
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⒈主要證據不足的;
⒉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
⒊違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職權的;
⒌濫用職權的。
三、不履行法定職責審查。
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

Ⅲ 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的內容有哪些

依據《行政法及行抄政訴訟襲法》的相關規定，主要審查如下內容：
一、合法審查。
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具備以上條件時，判決維持。
二、違法審查。
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⒈主要證據不足的;
⒉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
⒊違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職權的;
⒌濫用職權的。
三、不履行法定職責審查。
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

Ⅳ 行政法 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 要怎麼論述啊 老師

第一條：具體行政復行為制合法性審查原則的含義
第二條 ：內容 (一)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的主體是人民法院，具體由行政審判庭承辦;

(二)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的方式是開庭審理，包括公開開庭方式，和依法不公開的開庭方式;

(三)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的范圍或廣度：是具體行政行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為;

(四)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程度或層次是具體行政行為合法與否，不含合理與否。

(五)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的標准，是具體行政行為包含的幾大法律要素：

這個根據你們課本上怎麼說的怎麼答
第三條：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的意義

Ⅳ 什麼是 關聯性憲法

憲法規范原則性強、技術含量高，憲法問題非傳統法律分析法所能解決。當今憲法實施存在兩大技術方案：德國公式與美國公式。雖然兩大公式均具有一定的操作性、規范性，但也存在審查原則不完備、審查基準不周延、審查結果不確定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在整合德國公式與美國公式的基礎上，創立一個全新的統一公式。該公式的基本內涵為：（1）針對自由權、社會權與平等權，建構一個解決憲法問題的二元技術路徑，亦即自由權、社會權的保障路線圖與平等權的保障路線圖。（2）自由權、社會權的保障路線圖為三步驟分析法：權利保障范圍的釐清；基本權利侵害的確認；違憲阻卻事由的分析。（3）平等權的保障路線圖為兩步驟分析法：差別待遇的釐清；差別待遇的合憲性檢驗。（4）在美國的三重審查基準、德國的三層級審查密度的基礎上，創立一個更具有周延性的五重審查基準，亦即明顯性審查基準、合理性審查基準、中度審查基準、嚴格審查基準及絕對審查基準。

【關鍵詞】憲法實施 德國公式 美國公式 統一公式

一、憲法實施：傳統法律分析法的失靈

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都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除少數疑難案件外，通過「三段論」推理方式，大多數法律問題均可迎刃而解。如同「自動售貨機」一樣，只要在上面輸入「案件事實」和「法律條文」，下面就會自動輸出相應的「判決結果」。然而，憲法的實施路徑卻要復雜得多，在大多數情況下，面對案情清楚、條文明確的憲法案件，我們也往往陷入「一籌莫展」的困境。例如，我國現行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根據權威憲法學教材的解讀，勞動權是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有獲得勞動並按照勞動的數量、質量取得報酬的權利。如果僅從憲法條文的字面涵義而言，既然勞動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那麼，我國政府曾經推行的「下崗分流」政策豈不存在違憲的嫌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憲法還規定公民有勞動的義務，難道公民履行憲法義務不行嗎？[1]再如，為了培養學生文明衛生的生活習慣，某醫科大學決定自1996年起不再招收具有吸煙嗜好的考生，該決定是否侵犯了具有吸煙嗜好學生的受教育權？[2]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面對上述憲法問題，盡管大多數法科學生研習過憲法學，對我國憲法文本也較熟悉，但仍然無力解決。他們要麼「無處下手」，要麼籠統認為：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因此，國家可以基於正當理由對憲法權利進行限制。按照這種邏輯，只要打著「國家、社會、其他公民」的旗號，所有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措施均是合憲的。[3]然而，長此以往，憲法所具有的人權保障功能必將完全喪失，國家可以憑借所謂的公共利益任意限制公民的憲法權利，憲法將會從一部「權利法案」異化為「義務法案」。

憲法的實施路徑之所以如此復雜，其主要原因在於憲法條文抽象性與原則性的品格。憲法秩序是一種框架性秩序，但在抽象、原則的憲法條文背後，蘊藏的乃是一個豐富多彩的憲法世界。如果不經過系統學習，不透徹剖析豐富的憲法實踐，其個中內涵難以做到全然知解，更遑論具體憲法問題的解決。例如，很多國家憲法所規定的宗教自由只有如下寥寥數語——「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經過人類的憲法實施，其內涵已經擴展成為一個復雜的體系。根據憲法理論，宗教自由的內涵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主觀法層面的涵義。該層面的宗教自由是抵禦國家非法干涉人民內在信仰的主觀公法權利，它具體包括內在的信仰自由與外在的宗教行為自由。其中，內在的信仰自由包括宗教信仰選擇自由與宗教信仰申明自由，外在的宗教行為自由包括宗教表達自由與宗教活動自由。[4]二是客觀法層面的涵義。該層面的宗教自由是指經由宗教自由的基本精神向社會滲透並逐漸形成的一整套客觀價值秩序與制度性保障，其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宗教中立，二是宗教團體自治。前者指對於多元存在且具有競爭性的各種宗教，國家應保持中立態度；後者認為宗教團體能夠依據自己的教義，決定其組織架構、人事安排、教務推行、資金與事業的經營，國家對之不得干涉。

由此可見，在憲法實施中，傳統法律分析法難以為憲法問題的解決提供必要智力支持。面對憲法問題，我們必須另尋良策。為此，人類進行了艱辛而又卓有成效的探索，並逐漸形成兩套化解憲法難題的技術方案：德國公式與美國公式。

二、憲法實施的技術方案：德國公式與美國公式

德國公式是德國憲法法院創立並為許多大陸法系國家所援用的一套化解憲法難題的技術方案，其基本內容為「二元分析結構」+「三層級審查密度」。該公式首先將憲法問題分為形式問題與實質問題，並分別對之適用不同的憲法原則。具體而言，針對形式問題，德國憲法法院分別適用「法律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針對實質問題，德國憲法法院分別適用「比例原則」、「核心內容保障原則」。

為了使上述憲法原則更具有可操作性與規范性，自1979年「勞工企業參與權案」以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便通過一系列憲法判例逐漸發展出一套寬嚴不同的審查密度：「明顯性審查」、「可支持性審查」、「強烈內容審查」。「明顯性審查」是指憲法法院在審查涉及經濟、外交、社會政策之立法行為時，只有當立法決定明顯抵觸憲法時，憲法法院才始得加以非難。也就是說，只有當系爭法律規范「一望即知地」、「任何人均可辨認地」、「顯而易見地」或者「明顯地」違反憲法時，憲法法院才宣告其違憲無效。「可支持性審查」是指憲法法院在審查不涉及人身的其他基本權利（例如財產權、結社權等）時，系爭的法律條文內容必須「合乎事理」，並為一定程度上的立法事實所支持，亦即立法者在「事實論斷」與「預測決定」所做出的決定必須具備一定的資訊依據，達到聯邦憲法法院所能理解並加以支持的合理性程度。「強烈內容審查」是指憲法法院在審查涉及人身的基本權利（例如生命權、人身自由等）以及民主自由制度的法律時，立法者必須在立法事實的認定、預測與評估等方面達到「充分的真實性」或「相當的可靠性」的程度，如果立法決定所依據的事實存在合理懷疑與不確定情形，那麼就會面臨被宣布違憲的危險。[5]

美國公式是美國聯邦法院創立並為許多英美法系國家所援用的一套化解憲法難題的技術方案，其主要內容為「二元分析結構」+「三重審查基準」。與德國公式一樣，美國公式首先也將憲法問題分為形式問題與實質問題。對於形式問題，法院適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實質性問題，則有「平等保護原則」與「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供法院選擇。如果系爭的法律只是侵害了一部分人的權利，從而在公民權利享有與義務履行上造成了差別待遇，那麼法院則對之適用「平等保護原則」。相反，如果系爭的法律不是針對一部分人而言的，而是針對所有人而言的，那麼法院則對之適用「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以強制節育為例，如果政府通過法案強迫所有男女必須實行節育，那麼法院就應適用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如果政府通過法案只是強迫犯有謀殺、搶劫、販毒、強奸等罪行的公民實行節育，那麼法院則應適用平等保護原則[6]。

為了使上述憲法原則更具有可操作性與規范性，自1938年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cts Co．案以來，美國聯邦法院通過一系列憲法判例逐漸發展出一套寬嚴不同的審查基準：「合理性審查基準」、「中度審查基準」與「嚴格審查基準」。（1）「嚴格審查基準」。嚴格審查基準是最嚴格的違憲審查標准。在此標准下，法院首先審查法律所追求之目的是否為相當急迫及非常重要的政府利益。其次則審查立法目的和立法手段是否存在緊密關聯性，且立法手段必須符合最小侵害原則。（2）「中度審查基準」。在中度審查基準下，法院首先審查的是法律所追求之目的是否為實質或重要的政府利益。其次則審查立法目的和立法手段是否存在實質關聯性。（3）「合理性審查基準」。在合理性審查基準下，法院並不要求法律所追求之立法目的為重要的或迫切的政府利益，而僅僅要求政府利益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在立法手段上，法院並不要求其是經過謹慎限縮而未超過必需范圍，或是選擇了對公民權利侵害最小的立法手段，其只要求立法目的和立法手段之間具有「合理的關聯性」。[7]

上述兩大公式雖然內容復雜、龐大，但尚只是為憲法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大體的分析框架，欲要解決具體的憲法問題，還需對上述公式進一步細化。例如，在美國，假如國會通過了一項限制公民言論自由的法律，那麼法院就應按照如下步驟對之進行審查：首先，審查系爭法律是否符合「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其次，在「平等保護原則」、「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選擇其一，對系爭法律進行實體審查。該系爭法律如若符合「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且又是針對所有人而言的，法院就應適用「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檢驗法律內容是否具有實質正當性。對此，美國聯邦法院創立出「雙階理論」與「雙軌理論」作為判斷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是否具有「實質正當性」的標准。

所謂雙階理論是指不同類型言論的價值不同，其所受法律保障的力度也應有所差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言論分為高價值言論和低價值言論兩類。低價值言論是指社會價值不高，對人們追求真理作用不大的言論，如商業性言論、淫穢性言論、猥褻性言論、粗俗性言論、挑釁性言論、仇恨性言論、誹謗性言論等。而高價值言論則是指社會價值較大，特別是對人們追求政治真理作用較大的言論，如政治性言論等。顯然，憲法對高價值言論的保障力度要大於低價值言論[8]。所謂雙軌理論是指法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方式不同，憲法對之採取的審查基準也會存在差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措施分為兩類：「基於內容的限制」和「內容中立的限制」。「基於內容的限制」是指法律直接對某一言論的發表加以限制，例如法律規定不得發表有損領導形象的言論。「內容中立的限制」是指法律只是對言論發表的時間、地點、方式等加以限制，而不限制某一思想或者議題的討論或發表[9]。如果採取「基於內容的限制」，立法者之目的乃在於壓制其不贊成的言論，這顯然與憲法規定言論自由的旨意相悖，因此，該類限制措施應受到較為嚴格的司法審查。而「內容中立的限制」並不針對特定的言論類型，其立法目的僅僅在於為言論發表提供一個適當環境，這種限制與其說是「限制」，不若說是「保護」，法院對「內容中立的措施」一般是適用比較寬松的審查標准。

根據上述兩種理論，如果法律禁止或限制公民發表高價值言論，法院則對之適用嚴格審查基準，其就會被判決違憲無效；如果法律只是針對低價值言論採取「內容中立」的限制措施，法院對之就會適用合理性審查基準，其就會通過合憲性檢驗。如果法律對高價值言論採取「內容中立」的限制措施或對低價值言論採取「基於內容」的限制措施，法院對之就會適用中度審查基準，在此類案件中，具體衡量各種因素，作出法律合憲抑或違憲的判決。

德國公式與美國公式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在憲法實施中發揮了巨大的規范作用，但毋庸諱言，兩者也存在如下不能迴避的缺陷：

1．審查原則的不完備性

美國是典型普通法系國家，其法治建設側重於追求「程序正義」，雖然該國憲法在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外，也規定了「平等保護原則」，但是作為一項實體憲法原則，平等保護原則的適用范圍是有界限的。也就是說，該原則只能在差別待遇的案件中發揮作用，如果法律不只是針對一部分人而言的，而是針對所有人而言，該原則就鞭長莫及。這充分暴露了美國公式缺乏實體審查原則的缺陷。為了彌補這一缺陷，美國聯邦法院強行在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中注入實質正當的內涵，認為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但要求程序正當，而且要求法律內容具有正當性。「按下葫蘆浮起瓢」，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的引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公式缺乏實體憲法原則的缺陷，但該原則也為法院通過憲法判例從事「價值走私」，將自己的主觀判斷凌駕於民意之上打開了方便之門，從而在上個世紀導致了以「洛克納判例」為主軸的司法專制——洛克納式專制[10]。

德國的情形則剛好相反，作為一個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德國的法治建設側重於追求實體公正，而忽視程序正義。德國憲法沒有規定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這在行政權「一權獨大」的當下社會，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為了彌補這一憲政缺陷，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從基本權利的「程序與組織」功能出發，導出了一種所謂的程序基本權。在1979年「核電廠執照核發程序」案中，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示：「原子能法規定的公眾參與程序，並非僅在於提供行政機關之資訊，而是立法者為了履行受潛在影響之第三人的基本權之保護義務，所設置的程序規范，如果國家機關予以忽視，即構成基本權之侵害。換言之，將基本權的保護前移至許可做成前之程序，使基本權之效力亦及於程序法，或謂基本權於行政程序已有『先發效力」』。[11]雖然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解釋，正當程序原則也因此逐漸融入了德國法治，但與英美國家相較而言，德國只是在特定領域承認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尚遠未成為一個普遍適用的基本原則。

2．審查基準的不周延性

經過長期探索，美國聯邦法院、德國憲法法院分別建構起「三重審查基準」、「三層級審查密度」。[12]雖然上述審查基準具有細化憲法原則的功效，但其所固有的不周延性一直為理論界所批判。首先，就美國的三重審查基準而言，其「從理論上而言，是不夠嚴密的，從實踐上而言，是存在漏洞的」，具體表現為：一是法院不加區分地將所有社會、經濟立法納入合理性審查基準的范疇。這種做法，顯然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因為在有關社會權領域中，有些案例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權利，應適用較為嚴格的審查基準。正如大法官Stewart在Lynch v．Household Finance Corp一案中所指出的那樣：「將個人自由與財產權作區分根本就是一個錯誤。財產本身沒有權利，人才有權利可言。人有權利享有財產而避免來自政府的非法侵奪，不論該財產的形式是福利金支票、一棟房子、抑或是銀行存款賬戶，其與言論自由同屬於一項個人的權利。事實上，自由權與財產權之間存在一種基本的互相依存關系，缺欠其一，另一方便失去其存在的意義。」[13]二是不問法律分類的性質，對所有嫌疑分類均適用嚴格審查標准，從而使得許多肯定性行為被宣布為違憲無效。美國法院之所以將肯定性行為納入「嚴格審查基準」的適用范疇，其原因在於：在三重審查基準體系中，缺乏一個適合於肯定性行為的審查基準，這個適當基準應該介於嚴格審查基準與中度審查基準之間，比嚴格審查基準寬松，比中度審查基準嚴格。

相較於美國的三重審查基準，德國的三層級審查密度更是「紕漏百出」。對此，學者Gerd·Roellecke認為，三層級審查密度「只具有描述性意義，就算其可以被規范性運用，也只不過是一種空洞的公式而已」。學者Klaus·Schlaich也認為，三層級審查密度基本上是根據以往的判決歸納出來的描述性見解，對以後的判決僅僅具有某種程度的調節功能，並非是一個具有規范拘束力的法律原則。此外，這三階層的密度區分是否適當，能否滿足各種案件類型的需要，不得而知[14]。

3．審查結果的不確定性

上述審查密度、審查基準看似客觀、嚴密，規范性強，但在憲法實施中，由於其具體內涵伸縮性大，審查結果可能會因人而異。例如，德國公式的內核為比例原則，而比例原則的重要內容為「最小侵害原則」。雖然「最小侵害」的涵義看似明確無誤，可以避免違憲審查主觀化的風險[15]，但在復雜的憲法實施中，上述憲法原則被解讀得讓人無異於「霧里看花」。首先，違憲審查機關從「最小侵害」標准析出「LRA基準」[16]與「相同有效性」兩項要件。根據這兩項要件，如果存在「相同有效」，且對公民基本權利限制更小的其他措施，政府能夠採取而沒有採取，系爭法律則違憲無效。至於何謂「相同有效」，違憲審查機關又發展出諸多判斷基準：「完全相同有效」、「接近有效」、「相當有效」等，上述判斷基準的內容存在較大差異。另外，僅僅根據比例原則，我們無法知曉「相同有效」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在憲法實施中，如果違憲審查機關將舉證責任配置給立法者，系爭法律違憲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將之配置給挑戰者，則系爭法律就能輕松過關。

三、憲法實施的統一公式：二元技術路徑的展開

美國公式由於缺乏比例原則等實體原則，不得已只好將實質正義的內容融入「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德國公式則剛好相反，由於缺乏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得已只好利用基本權利的「組織與程序功能」之曲筆，來對系爭法律進行正當法律程序審查。如此可見，兩大公式各有優劣，可互為補充。因此，針對兩大公式所存在的審查原則不完備、審查基準不周延、審查結果不確定等方面的缺陷，在整合兩大公式的基礎上，創立一個較為完善的統一公式是確實可行的。該公式的基本內涵為：（1）針對自由權、社會權與平等權，建構一個解決憲法問題的二元技術路徑[17]，亦即自由權、社會權的保障路線圖與平等權的保障路線圖。（2）自由權、社會權的保障路線圖為三步驟分析法：權利保障范圍的釐清；基本權利侵害的確認；違憲阻卻事由的分析。（3）平等權的保障路線圖為兩步驟分析法：差別待遇的釐清；差別待遇的合憲性檢驗。（4）在美國的三重審查基準、德國的三層級審查密度的基礎上，創立一個更具有周延性的五重審查基準，亦即明顯性審查基準、合理性審查基準、中度審查基準、嚴格審查基準與絕對審查基準。

1．自由權、社會權的保障路線圖：三步驟分析法

如果國家行為涉及對自由權、社會權的限制與剝奪，違憲審查機關可採取所謂的三步驟分析法對之進行合憲性檢驗。首先，釐清相關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其次，確認該基本權利是否受到侵害。最後，如果基本權利確實受到侵害，則應進一步確認該侵害行為是否存在阻卻違憲的事由。

步驟一：基本權利保障范圍的釐清。

系爭法律侵害了公民的某項利益，該項利益是否屬於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這是違憲審查首先應該釐清的問題。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而人民權利來自於普通民眾的生活需求。因此，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與人民的生活領域是一一對應的，人民的生活領域是什麼，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就應是什麼。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應涵蓋人民生活的所有領域。在憲法的視野下，沒有不受憲法保障的生活領域。當然，人民的生活領域經常處於「與時俱進」狀態，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如在當今社會，同性婚姻尚未成為人民的生活方式，尚不能納入婚姻自由的保障范圍。如若時過境遷，在將來特定時期，同性婚姻一旦成為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那麼就應將其納入憲法保障的范圍。由此可見，憲法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某一事項欲想進入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就必須首先為普通民眾所接受，並日漸成為普通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憲法實施中，確認某一事項是否構成普通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就顯得相當重要。

步驟二：基本權利侵害的確認。

所謂基本權利的侵害是指基本權利受到公權力的限制或剝奪。依據傳統觀點，基本權利的侵害具有如下四個特徵：（1）目的性。即國家在主觀上「知悉」且「意欲」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2）直接性。即人民基本權利受到的損害必須是國家行為的直接結果，而非間接或附隨結果。（3）法效性。基本權利的侵害必須是由國家的法律行為產生，國家通過事實行為而對基本權利造成的影響，不屬於基本權利侵害的范疇。（4）強制性。基本權利的侵害必須是由具有強制性的國家行為所致。如果只是靠指引、契約才能發揮作用的行為，即使對基本權利造成影響，也不構成對基本權利的侵害。@在當今社會里，上述有關基本權利侵害的界定顯然已不合時宜了。因為在許多情形下，不具有強制性的影響性、資訊性行為對基本權利所造成的損害有時遠勝於具有強制性的侵害行為。如衛生管理部門發布公告指出某種商標的食品不合格，並呼籲民眾不要購買食用之，該行為雖然只是一個資訊性的事實行為，但其可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一個業績良好的企業陷入破產邊緣。基於上述考量，國家經由事實行為、以不具強制力的方式、間接地或不具目的性所引發的基本權利影響，均應被納入基本權利侵害的范疇。理論界將此種新型的基本權利侵害稱為「事實上的基本權利影響」。

步驟三：阻卻違憲的事由分析。

當系爭法律措施構成對基本權利的侵害，就必須進一步檢驗其是否存在阻卻違憲的事由，立法者必須為侵害行為提出「阻卻違憲的事由」，否則，系爭法律就違憲無效。阻卻違憲的事由可分為「形式阻卻違憲事由」與「實質阻卻違憲事由」。

（1）形式阻卻違憲事由。所謂形式阻卻違憲事由是指限制基本權利的法律必須在「形式上」具備合憲性。整合美國公式與德國公式的實踐經驗，違憲審查機關應該運用「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程序原則」[19]判定系爭法律是否在形式上具有合憲性事由。

首先，檢驗立法者是否遵守了法律保留原則。根據重要性理論，法律保留原則已經發展為絕對法律保留、相對法律保留與行政保留三個層級。絕對法律保留原則是指對於一些最重要的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親自製定法律進行規范，其不得將之授權給行政機關；相對法律保留原則是指某些重要性事項本屬於立法機關的許可權范圍，基於某種考慮，立法機關可以將其授權給行政機關行使，不過立法機關必須在「立法目的、立法內容、立法范圍」三個方面給行政機關以明確指示；行政保留原則是指某些在技術性、操作性層面上的不重要性事項屬於行政機關立法許可權范圍，國會不得對之進行篡奪。[20]

其次，檢驗系爭法律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所謂法律明確性原則是指法律的內容必須明確，具有可了解性、可預見性。其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法律本身的明確性，二是法律授權的明確性。由於法律措施所涉及的基本權利位階、法律措施對基本權利的干預力度、法律所面臨的事務領域性質等方面不同，憲法對法律明確性的要求存在很大差異。總之，所涉及基本權利的位階越高、法律措施對基本權利的干預力度越大、法律面臨的事項越簡單，法律的明確性要求就越高。

Ⅵ 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的內容有哪些

依據《行政法來及行政訴訟法》的相源關規定，主要審查如下內容：
一、合法審查。
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具備以上條件時，判決維持。
二、違法審查。
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⒈主要證據不足的;
⒉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
⒊違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職權的;
⒌濫用職權的。
三、不履行法定職責審查。
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

Ⅶ 試述我國現行國家權力結構設計對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功能發揮的影響

現行《行政訴訟法》已遠不能適應現實需要，其修改勢在必行。《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是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實現人權公約的承諾、滿足入世的要求及擴充行政訴訟的功能。在具體制度上，應從訴訟類型、受案范圍、審級制度、當事人制度、審理程序、庭審方式、審理標准、證據規則至判決制度等方面進行全面修改。此外，對《行政訴訟法》的修訂還需要關注制度的外圍環境和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
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制定是我國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行政訴訟制度並非源自我國本土文化，而是對西方制度的移植，因此在《行政訴訟法》實施的十多年中，遭遇了比其他法律更為嚴重的問題。這里既有《行政訴訟法》條文之外的制度、文化原因；也有《行政訴訟法》自身規定的不足。隨著我國的入世，《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欠缺愈加突出，因此，對《行政訴訟法》的修訂已勢在必行。《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是一龐大工程，需要全方位的研究論證。本文將從《行政訴訟法》修訂的目標、行政訴訟具體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訴訟法》修訂要注意的問題等方面進行探討。
一、《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
按照什麼思路來修訂《行政訴訟法》，直接影響到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既不能過於理想，也不能太遷就現實。目標過高，難於實現；目標太低，將失去修訂的意義。我們認為，《行政訴訟法》的修訂至少要實現以下四個目標：
1.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現行《行政訴訟法》存在許多問題。如受案范圍方面，不僅受案范圍過窄，而且法律規定不清晰。《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可訴性，但究竟何為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界定。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拓展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但仍有許多模糊地方，如事實行為是否可訴，證明行為是否可訴，純程序性的行為是否可訴等，都不十分清楚。實踐中，由於法律規定的局限，導致大量行政爭議案件無法進入行政訴訟程序，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再如行政訴訟中的原告資格，審查標准，裁判制度等都有許多不足。另外，現行的行政訴訟僅限於對國家行政的監督，而將其他的公共行政（註：公共行政是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國家行政只是公共行政的基礎部分，此外，在我國還有大量的公共機構承擔公共管理的職能，如國立大學、行政組織、社區組織等。在我國，由於公共行政不發達，人們常把公共行政等同於國家行政，是對公共行政的片面理解。）排除在監督之外，這一范圍的局限也值得人們檢討。
修訂《行政訴訟法》，就是要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不僅源於法律規定的不完善，還有許多法律條文之外的原因。但凡是通過立法能解決的，要盡可能在修訂法律條文時解決。
2.實現人權公約的承諾
中國簽署的兩個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註：中國於1997年10月27日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98年10月5日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締約國應保障個人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遷徙選擇住所權、自決權、工作權、受教育權等。而我國現行行政訴訟主要限於對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保護，行政訴訟對其他權利的保護有很大局限。有權利必有救濟，中國保障人權的措施應在司法救濟途徑中體現，凡是法律法規和簽署的國際公約中規定的權利，都屬於行政訴訟的保護范圍。因此，《行政訴訟法》的修訂要盡可能符合人權公約的承諾。
3.滿足入世的要求
《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對司法審查制度的承諾與《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直接相關。其承諾主要包括以下幾項：第一，受到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是指執行涉及WTO事項的法律、法規、有普遍約束力的司法判決和行政決定的全部行政行為；第二，受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種類包括進出口許可證、審批和配額的獲得和發放，以及任何在WTO協定范圍內的其他措施；第三，執行知識產權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行政行為也屬於司法審查的范圍；第四，審查程序應當包括給予當事人最後上訴至司法機構的機會，即司法最終原則；第五，受到被復審的任何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者企業有權提起上訴；第六，審查機構獨立於行政機關，且成員國可以通過其本國政府直接在WTO爭端解決機構尋求救濟。（註：參見《中國入世議定書》及於安《行政法是中國履行WTO義務的核心法律機制》，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1期。）
我國政府承諾的以上六項內容，影響行政訴訟以下幾方面具體制度的修正：第一，受案范圍。我國承諾的受案范圍包括部分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政行為和貿易保護行為等。我國目前司法審查范圍遠遠小於承諾范圍。一些單行法律法規已相應作出擴大司法審查范圍的修改，（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補貼條例》第52條規定，對終裁；是否徵收反補貼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徵收的決定；復審決定不服可以提起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第53條規定，對終裁；是否徵收反傾銷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徵收、退稅、對新出口經營者征稅的決定；復審不服，可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貨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第71條規定，對行政機關發放配額、關稅配額、許可證或自動許可證明的決定；對確定國營貿易企業或指定經營企業資格的決定；或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可提起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第53條規定，對國務院外經貿主管部門作出的有關技術進出口的批准、許可、登記或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可提起復議或訴訟。）《行政訴訟法》也應擴大受案范圍。第二，原告資格。中國承諾的原告資格包括受到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企業。我國現行法律關於原告資格的規定是法律上有利害關系，包括行政行為指向的對象，以及通過《若干解釋》列舉了行政行為可能影響相對人權益的幾種情形。此種規定小於承諾的范圍，對此《行政訴訟法》應作出放寬原告資格的修改。第三，審查標准。WTO規則將司法審查稱為「上訴」或「復審」，意味著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不同於民事訴訟的初審[1]。法院在審查時要尊重行政機關的初次判斷，主要是法律審，事實問題的審查針對的是證據事實。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審查標准，實踐中法院照搬民事訴訟全面審查標准，既不能實現行政訴訟的功能，又不符合WTO規則。《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應當根據司法審查作為「上訴」審的性質，並結合我國現實國情規定審查標准。此外，為適應WTO規則的統一要求，一系列配套制度也要相應改革，如審判機關獨立原則就要求改革現行的審判組織，擺脫司法地方化的困境。
4.擴充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
行政訴訟制度不僅是保障相對人權利的救濟手段，還承擔著維護公法秩序的重要功能。通常情況下，當行政機關的行為侵犯特定相對人的利益時，受影響的相對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在有些情況下，行政機關的行為並不造成對特定相對人利益的損害，而是對一國的公法秩序和公共利益有不利影響。傳統的行政訴訟功能單一性把訴權僅賦予了受影響的特定相對人，使公共利益受損時缺少啟動主體，造成公共利益受損時無從救濟的局面。我國現行行政訴訟制度功能單一不僅表現在公益訴訟、監督訴訟沒有確立，執行訴訟（註：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完整意義上的執行訴訟，對生效行政行為的執行是通過非訴的方式完成的。）也極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將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從保障公民權利的單一性，擴充至不僅對相對人權利提供救濟，也維護公共利益，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而且，從法治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將涉及公共利益納入司法的保護范圍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修訂《行政訴訟法》，要在可行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擴充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
二、《行政訴訟法》具體制度的完善
在行政訴訟中，有許多方面需要完善與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拓展行政訴訟類型
我國現行行政訴訟的類型單一，限於對相對人的救濟。雖有撤銷、變更、履行、確認、賠償訴訟和非訴執行等種類的劃分，但主要是以判決種類為依據，並沒有超出對相對人救濟的范疇。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類型應以行政訴訟兩大功能為標准，除個人救濟訴訟外，還應增加公法秩序訴訟。
1.個人救濟訴訟
個人救濟訴訟是為個人及其延伸組織合法權益提供救濟的訴訟類型，其根據行政爭議的性質、訴訟標的、法院的審理規則和方式等又可分為以下兩類：
(1)行政行為訴訟。這里僅指對行政行為（註：我國目前對行政行為的認識很不一致，這里的行政行為從狹義理解，僅指行政機關或公法機構單方面作出的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有法律效果的行為。不包括事實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也不包括行政合同行為。）不服引起的訴訟。其訴訟標的僅僅是單方行政行為，不包括民事權益或行政合同權益。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要嚴格遵循行政訴訟的特殊審理規則，舉證責任一般由被告承擔，且法院的司法權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根據訴訟請求的不同，行政行為訴訟可作如下細分：
第一，撤銷之訴。撤銷之訴指原告認為行政行為違法訴請法院撤銷的訴訟。撤銷之訴的標的應限定在直接對相對人權益進行處理的行為，不包括行政裁決等行為。
第二，變更之訴。變更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對行政行為予以變更的訴訟。變更之訴中，法院行使完全的審判權，可以直接改變原行政行為。我國的變更之訴應從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擴展至一切影響公民人身自由權及重大財產權的行為。
第三，履行之訴。履行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責令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的訴訟。我國履行之訴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其履行判決的明確程度，是僅要求履行義務還是明確如何履行義務。從保護相對人及節約司法資源考慮，法院應根據行政機關或其他公共機構在具體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權的大小，規定履行的具體要求。
第四，確認之訴。確認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確認行為違法或無效的訴訟。確認之訴僅存在於行政行為無效，或行政行為違法但不可撤銷或撤銷已無意義的情況。
第五，禁止令之訴。禁止令之訴是英國行政法中普通救濟訴訟中的令狀請求之一，主要用來阻止、禁止或停止行政機關某種違法的命令，也可用來阻止行政機關擬將越權的行為[2](P.237)。從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的角度考慮，有必要增加禁止令之訴。
(2)非行政行為訴訟
非行政行為訴訟相對於行政行為訴訟而言，其訴訟標的並不在於行政行為，而是行政行為影響的民事權益或其他權益。法院在審理非行政行為訴訟時不必完全拘泥於行政訴訟特殊的審理規則，可部分適用行政訴訟的規則，部分適用民事訴訟的規則。非行政行為訴訟主要存在以下四類：
第一，當事人訴訟。當事人訴訟是日本行政訴訟中特有的訴訟類型，指關於確認或形成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處分或裁決的訴訟，是以該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作被告以及有關公法上法律關系的訴訟。[3](P.255)日本的當事人訴訟對我國解決行政裁決案件有借鑒意義。我國應增設當事人訴訟，以民事法律關系的另一方當事人為被告，裁決主體作為特殊身份的人參加訴訟。法院既要解決民事爭議，適用民事訴訟程序，也要一並解決裁決行為的合法性問題。
第二，行政合同訴訟。法院在審理行政合同案件時，對行政合同中公權力部分的審查要適用行政訴訟的特殊規則，如行政合同締結程序的合法性，行政機關單方面中止合同的理由等，但合同的履行等方面應適用民事訴訟的程序和規則。
第三，事實行為訴訟。事實行為雖然不直接改變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對當事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事實行為違法也會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對事實行為的合法性，也可納入法院的監督范圍。對事實行為，主要適用確認判決。
第四，行政賠償訴訟。行政賠償訴訟的特點是適用對象廣泛，不僅包括行政行為侵權，還包括事實行為侵權。（註：我國《國家賠償法》第3條已規定行政賠償的范圍包括部分事實行為。）行政賠償訴訟作為非行政行為訴訟的一種，在涉及賠償問題時也適用類似民事訴訟的程序。
2.公法秩序訴訟
這類訴訟的功能是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在我國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1)公益訴訟
公益訴訟的增設是維護公共利益和公法秩序的必然要求。考慮到我國公民訴權意識薄弱，公民個人不具有與行政機關抗衡的實力，公益訴訟的啟動主體應由檢察院代表國家提起行政公訴，在檢察院不作為的情形下，可由普通公民提起民眾訴訟。（註：民眾訴訟是日本行政訴訟的類型之一，指以選舉人資格或其他與自己無法律上利益關系資格提起，請求糾正國家或公共團體機關的違法行為的訴訟。）至於行業組織、利益團體能否成為公益訴訟的原告，需要進一步研究。
(2)執行訴訟
我國的強制執行權由法院和行政機關分享，且以申請法院執行為原則，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例外，在實踐中存在大量的非訴執行案件——行政機關對生效具體行政行為申請法院執行。筆者認為應設立執行訴訟，作為獨立的訴訟類型，專門受理行政機關申請執行生效行政行為的案件，法院對執行訴訟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這既可避免法院地位不中立之嫌，又能很好地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二）擴大受案范圍
受案范圍過窄是《行政訴訟法》最為突出的問題，也是學者們討論的重心。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需要擴大，這在學界和實務界已達成共識，問題在於作多大程度的擴展。從理想的角度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越寬，越有利於對相對人權利的保護，但受案范圍的設定必須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如法院的能力，包括法院的地位、法官的素質和權力，社會對法院的認可程度等；行政訴訟外其他救濟渠道的發達與否；公民的權利意識和社會的需求；入世的承諾；判例法的作用和違憲審查制度的完備程度等。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可擴展到部分抽象行政行為、部分內部行政行為、事實行為、證明行為、部分純程序性的行為、公共機構的行為以及入世承諾中有關國際貿易方面的行為等。在規定方式上，可採用概括加排除的做法。除了應排除的行為不可訴外，原則上所有的行政行為都具有可訴性。
（三）改革審級制度
我國的審級和審判組織設置不科學，一是一審法院級別過低，二是二審終審不盡合理，難以擺脫地方干預。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三審終審，幾乎所有的案件都能上訴至最高法院。我國兩審終審在實踐中造成審判質量不高，再審案件比例大，是對司法權威的一種破壞。再者，行政案件涉及一國法律法規的統一適用，不宜由中級法院終審。因此，我國行政訴訟也應採用三審終審制，並且第三審為法律審。
（四）完善當事人制度
1.放寬原告資格
放寬原告資格已經成為學者們的共識。對個人救濟訴訟而言，原告資格應從「法定權利之訴」發展到「利益之訴」，凡是受行政機關行為不利影響的人都賦予其原告資格。對公法秩序訴訟，其公益訴訟的原告可為檢察院以及有監督利益的公民、行業組織或利益團體等。
關於原告的確認規則主要涉及當一個組織或該組織部分成員受行政機關行為侵害時，原告如何確定。在該組織的法定代表人不願代表部分成員起訴時，應賦予受害成員自身原告資格。
2.簡化被告制度
國外行政訴訟被告制度多是出於訴訟便利，存在大量的形式被告，一般由作出行為的機關或官員作被告，無法確定時由行政主體作被告。（註：如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704節規定司法審查的訴訟可對美國、對機關以機關的名稱、或者對有關的官員提起。）
我國行政訴訟被告與行政機關對應，被告制度過於煩瑣，不利於相對人訴權的行使。筆者建議，我國的被告確認制度也可採取形式被告的作法，讓原告選擇由作出行為的機關或機構作被告，或由同級政府作被告；在被告無法確定的情況下，由同級政府作被告。這樣就可以避免在訴訟中確定被告的困難和無被告局面的出現，而且行政機關行為的責任歸屬於同級政府，也便於強化政府對下設部門的監督。
（五）改革審理程序
行政案件不分復雜程度一律適用普通程序的做法，往往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並無法給予當事人及時迅速的救濟。因此，增設行政訴訟簡易程序十分必要。《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應當對不同案件的程序進行分流處理，對案情簡單、標的較小的行政訴訟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審理過程不必完全遵循普通程序的步驟，審限也應縮短。
在普通程序中，法院不分法律與事實、是否屬於訴訟請求范圍一律全面審查的做法也需要檢討。司法權作為消極中立的權力，不應主動審理訴訟請求之外的內容；且訴訟的基本功能在於解決爭議，只要案件審理到可以裁判的程度即完成審理任務，不必將案件所有問題都由法院審查清楚。（註：如撤銷判決，只需滿足一個條件即可撤銷，不必將所有條件都審理清楚。）再者，為了便於法院集中、有效率的解決爭議，可以借鑒英美國家審前會議的做法，對案情簡單的案件可直接進入開庭審理，比較復雜、爭議較大的案件，在開庭前交換並固定證據，形成爭點，雙方無爭議的事實法院不再審查，以便開庭時圍繞爭點集中審查。
和審理程序相關的是受理程序。行政案件在進入行政審判庭審理之前，須通過法院立案庭的審查，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法院才予受理。立案庭的審查直接涉及原告訴權的行使。由於實踐中起訴條件的規定模糊，許多概念在理論界仍爭論不休，難以判斷，（註：如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行為、事實行為等概念，關系著現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界限，但在理論和實踐中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標准。）將如此復雜困難的問題交由法官自行判斷，難以確保判斷的公正。因此，增設簡易審理程序來審查起訴是十分必要的。原被告可以在法庭上就該案是否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等進行陳述和辯論，法院在充分聽取雙方意見和理由的基礎上判斷其是否應當受理，以便更公正的保護行政訴權的行使。
（六）轉變庭審方式
我國行政訴訟庭審職權主義色彩濃重，庭前進行實質審查，開庭只是形式，這樣既加重法院負擔，又不利於突出被告對其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的特點，容易造成法院與被告一同審原告的局面。在原告、被告和法院三方關系中，法院應當是中立的第三方，根據原被告各自的舉證來判斷案件的勝負。因此，轉變庭審方式的方向應當是淡化職權主義色彩，向當事人主義發展。但鑒於行政訴訟原被告實力的不平等，法院可以在保障相對人權益方面採取一些職權主義的做法。
（七）明確審查標准
審查標准即法院審查行政案件的程度或深度。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對審查標准沒有明確規定，從而給法官的審查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從確保行政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和合理架構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系來看，需要通過立法明確審查標准。
確定審查標准，要考慮以下因素：首先，要區分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對不同部分採用不同審查標准。因為每部分問題的性質不同，決定了法院的不同審查程度。區分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並對其適用密度不同的審查標准，在西方國家已成為一種慣例。其次，根據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大小確定不同的標准。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可分為低度自由裁量權，中度自由裁量權和高度（或政策性、高度人性化判斷）自由裁量權。法院相應對其審查也適用嚴格、合理到尊重（明顯違法）的不同標准。再次，根據不同的訴訟類型確定。在不同的訴訟類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審判權。完全審判權的基礎來自對事實問題的全面認定。因此，對行政行為訴訟中的變更之訴、履行之訴和非行政行為訴訟適用完全審查標准；其餘行政案件一般適用合理性標准。最後，應考慮到我國行政行為實施的具體情況，行政程序和案卷制度的缺乏使我國不能完全照搬美國尊重行政機關決定的標准，而應更多地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
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應確立如下審查標准：
1.事實結論
事實部分根據訴訟類型及行政自由裁量權大小可以確立三個不同的標准。
(1)合理性標准：適用於一般的行政案件。合理性標準是審查事實裁定的一般標准，即只要行政機關作出事實裁定有合理的證據支持，法院就應尊重行政機關的事實結論。
(2)明顯違法標准：適用於高度專業性及人性化判斷等事項。在這類案件中，如環境污染指數評定、考試成績評定等。法院的審查受到專業技術性的影響，只進行明顯違法審查，即不審查事實決定內容的合理性，除非其決定明顯違法。法院在此類案件中可轉向程序審查，審查行政機關作出判斷的過程是否合法。
(3)完全審查標准：適用於行政行為訴訟中的變更之訴、履行之訴和非行政行為訴訟。完全審查標准即法院可以不顧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認定，以自己的判斷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完全審查標準的採用源於法院在此類案件中享有完全的審判權。
2.法律適用
法官是法律問題的專家，對行政機關適用法律是否正確有最終的發言權。因此，法律適用原則上應採用完全審查標准，但對技術性、專業性的法律問題，要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
3.處理結果
處理結果部分包含以事實裁定為依據並適用法律作出處理結果的過程，是事實與法律的混合問題。處理結果應適用與事實結論同樣的審查標准。
（八）完善證據制度
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對證據問題的規定簡略，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於2002年6月4日通過了單獨的證據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但仍需要在修訂《行政訴訟法》時對證據規則作全面規定。除了司法解釋的規定外，證據制度還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舉證責任的進一步細化。不同類型的行政訴訟，應確立不同的舉證規則。如行政行為訴訟，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從行政行為與證據的關系來看，被告應在行政程序中完成舉證義務，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符合行政訴訟的救濟本質。而對非行政行為訴訟，則應原則上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非行政行為訴訟與民事案件類似，適用民事訴訟的舉證規則。
二是明確證明標准。證明標準是為了實現法定證明任務，法律規定在每一個案件中訴訟證明必須達到的程度[4](P.167)。我國三大訴訟法都規定了統一的證明標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統一嚴格的證明標准抹煞了三大訴訟的差別，難以滿足行政訴訟的實際需要。最高法院關於證據規則的司法解釋並未提及證明標准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缺失。筆者認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和多樣性不能僅為其設定證明標准，還可以根據訴訟類型的不同，分別適用不同的證明標准。
(1)明顯優勢標准：適用於一般行政案件。一般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的行為對相對人權利的影響介於民事、刑事案件之間，因此應適用介於二者之間的證明標准。
(2)排除合理懷疑標准：適用於限制人身自由、責令停產停業、吊銷執照等嚴重影響相對人權利的行為，以及經過聽證程序作出的行為。限制人身自由等嚴重影響相對人權利的行為，基於其影響相對人權利的深度，應適用與刑事訴訟相同的證明標准。經過聽證程序的案件，在爭議進入訴訟前已經過辯論、質證等准訴訟程序，其證明標准也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3)證據優勢標准：適用於非行政行為訴訟。非行政行為訴訟類似於民事訴訟，訴訟標的主要是民事權益，適用民事訴訟的審理規則，因而其證明標准也採用民事訴訟的證據優勢標准。
（九）重構行政判決制度
我國現行行政判決種類有維持、撤銷（包括撤銷後重作）、履行、變更、確認、賠償判決和駁回訴訟請求判決等。總的來說，我國的行政判決種類設置不科學，如有些行政判決與訴訟請求相脫節，違反不告不理原則，禁止令判決欠缺等。現行的行政判決制度無法為當事人提供完整的救濟，因此，有必要重構行政判決制度。
在指導思想上，行政判決制度的重構要考慮原告的訴訟請求，不同訴訟類型的實體處理要求，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以及合理解決糾紛和完善救濟的需要。具體地說，我國行政判決種類應重構如下：
1.主體判決
主體判決根據原告訴訟請求設置，不同的訴訟請求適用不同的判決。主體判決根據訴訟請求可分以下六類：第一，撤銷判決。適用於行政行為已完成時，法院通過撤銷判決使違法的行為自始無效。第二，履行判決。適用於行政機關不履行義務時，出於保護相對人權益及訴訟經濟考慮，法院可以根據自由裁量權的大小，規定履行的具體條件。在自由裁量權縮減為零時，（註：即行政機關在具體案件中選擇餘地可能壓縮到一種處理方式，只有這一種處理方式沒有裁量暇疵。參見〔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德國行政法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法院可以明確規定行政主體應如何履行。第三，禁止令判決。用於禁止行政機關實施一定的行為。該判決主要適用於前文所述之禁止令之訴，對正在進行的違法行為起到阻止作用，防止違法行為完成後適用撤銷等判決救濟的滯後。第四，確認判決。即判斷某種法律關系是否存在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法。一般而言，只有在行政行為不可撤銷或撤銷已無意義，或履行判決也無意義時才適用。確認判決的適用范圍較廣，包括部分事實行為，其往往是賠償的前提。第五，變更判決。適用於需要法院直接改變當事人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變更判決不僅適用於變更之訴，在非行政行為訴訟中都存在適用變更判決的空間。第六，賠償判決。賠償判決是對違法行為造成損害進行救濟的判決方式，一般以確認或撤銷判決為前提，且其適用范圍廣泛，包括部分事實行為。

Ⅷ 關於我國行政訴訟的問題！

【內容提要】現行《行政訴訟法》已遠不能適應現實需要，其修改勢在必行。《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是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實現人權公約的承諾、滿足入世的要求及擴充行政訴訟的功能。在具體制度上，應從訴訟類型、受案范圍、審級制度、當事人制度、審理程序、庭審方式、審理標准、證據規則至判決制度等方面進行全面修改。此外，對《行政訴訟法》的修訂還需要關注制度的外圍環境和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
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制定是我國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行政訴訟制度並非源自我國本土文化，而是對西方制度的移植，因此在《行政訴訟法》實施的十多年中，遭遇了比其他法律更為嚴重的問題。這里既有《行政訴訟法》條文之外的制度、文化原因；也有《行政訴訟法》自身規定的不足。隨著我國的入世，《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欠缺愈加突出，因此，對《行政訴訟法》的修訂已勢在必行。《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是一龐大工程，需要全方位的研究論證。本文將從《行政訴訟法》修訂的目標、行政訴訟具體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訴訟法》修訂要注意的問題等方面進行探討。
一、《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
按照什麼思路來修訂《行政訴訟法》，直接影響到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既不能過於理想，也不能太遷就現實。目標過高，難於實現；目標太低，將失去修訂的意義。我們認為，《行政訴訟法》的修訂至少要實現以下四個目標：
1.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現行《行政訴訟法》存在許多問題。如受案范圍方面，不僅受案范圍過窄，而且法律規定不清晰。《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可訴性，但究竟何為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界定。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拓展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但仍有許多模糊地方，如事實行為是否可訴，證明行為是否可訴，純程序性的行為是否可訴等，都不十分清楚。實踐中，由於法律規定的局限，導致大量行政爭議案件無法進入行政訴訟程序，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再如行政訴訟中的原告資格，審查標准，裁判制度等都有許多不足。另外，現行的行政訴訟僅限於對國家行政的監督，而將其他的公共行政（註：公共行政是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國家行政只是公共行政的基礎部分，此外，在我國還有大量的公共機構承擔公共管理的職能，如國立大學、行政組織、社區組織等。在我國，由於公共行政不發達，人們常把公共行政等同於國家行政，是對公共行政的片面理解。）排除在監督之外，這一范圍的局限也值得人們檢討。
修訂《行政訴訟法》，就是要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不僅源於法律規定的不完善，還有許多法律條文之外的原因。但凡是通過立法能解決的，要盡可能在修訂法律條文時解決。
2.實現人權公約的承諾
中國簽署的兩個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註：中國於1997年10月27日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98年10月5日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締約國應保障個人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遷徙選擇住所權、自決權、工作權、受教育權等。而我國現行行政訴訟主要限於對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保護，行政訴訟對其他權利的保護有很大局限。有權利必有救濟，中國保障人權的措施應在司法救濟途徑中體現，凡是法律法規和簽署的國際公約中規定的權利，都屬於行政訴訟的保護范圍。因此，《行政訴訟法》的修訂要盡可能符合人權公約的承諾。
3.滿足入世的要求
《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對司法審查制度的承諾與《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直接相關。其承諾主要包括以下幾項：第一，受到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是指執行涉及WTO事項的法律、法規、有普遍約束力的司法判決和行政決定的全部行政行為；第二，受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種類包括進出口許可證、審批和配額的獲得和發放，以及任何在WTO協定范圍內的其他措施；第三，執行知識產權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行政行為也屬於司法審查的范圍；第四，審查程序應當包括給予當事人最後上訴至司法機構的機會，即司法最終原則；第五，受到被復審的任何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者企業有權提起上訴；第六，審查機構獨立於行政機關，且成員國可以通過其本國政府直接在WTO爭端解決機構尋求救濟。（註：參見《中國入世議定書》及於安《行政法是中國履行WTO義務的核心法律機制》，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1期。）
我國政府承諾的以上六項內容，影響行政訴訟以下幾方面具體制度的修正：第一，受案范圍。我國承諾的受案范圍包括部分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政行為和貿易保護行為等。我國目前司法審查范圍遠遠小於承諾范圍。一些單行法律法規已相應作出擴大司法審查范圍的修改，（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補貼條例》第52條規定，對終裁；是否徵收反補貼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徵收的決定；復審決定不服可以提起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第53條規定，對終裁；是否徵收反傾銷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徵收、退稅、對新出口經營者征稅的決定；復審不服，可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貨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第71條規定，對行政機關發放配額、關稅配額、許可證或自動許可證明的決定；對確定國營貿易企業或指定經營企業資格的決定；或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可提起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第53條規定，對國務院外經貿主管部門作出的有關技術進出口的批准、許可、登記或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可提起復議或訴訟。）《行政訴訟法》也應擴大受案范圍。第二，原告資格。中國承諾的原告資格包括受到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企業。我國現行法律關於原告資格的規定是法律上有利害關系，包括行政行為指向的對象，以及通過《若干解釋》列舉了行政行為可能影響相對人權益的幾種情形。此種規定小於承諾的范圍，對此《行政訴訟法》應作出放寬原告資格的修改。第三，審查標准。WTO規則將司法審查稱為「上訴」或「復審」，意味著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不同於民事訴訟的初審[1]。法院在審查時要尊重行政機關的初次判斷，主要是法律審，事實問題的審查針對的是證據事實。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審查標准，實踐中法院照搬民事訴訟全面審查標准，既不能實現行政訴訟的功能，又不符合WTO規則。《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應當根據司法審查作為「上訴」審的性質，並結合我國現實國情規定審查標准。此外，為適應WTO規則的統一要求，一系列配套制度也要相應改革，如審判機關獨立原則就要求改革現行的審判組織，擺脫司法地方化的困境。
4.擴充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
行政訴訟制度不僅是保障相對人權利的救濟手段，還承擔著維護公法秩序的重要功能。通常情況下，當行政機關的行為侵犯特定相對人的利益時，受影響的相對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在有些情況下，行政機關的行為並不造成對特定相對人利益的損害，而是對一國的公法秩序和公共利益有不利影響。傳統的行政訴訟功能單一性把訴權僅賦予了受影響的特定相對人，使公共利益受損時缺少啟動主體，造成公共利益受損時無從救濟的局面。我國現行行政訴訟制度功能單一不僅表現在公益訴訟、監督訴訟沒有確立，執行訴訟（註：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完整意義上的執行訴訟，對生效行政行為的執行是通過非訴的方式完成的。）也極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將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從保障公民權利的單一性，擴充至不僅對相對人權利提供救濟，也維護公共利益，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而且，從法治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將涉及公共利益納入司法的保護范圍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修訂《行政訴訟法》，要在可行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擴充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
二、《行政訴訟法》具體制度的完善
在行政訴訟中，有許多方面需要完善與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拓展行政訴訟類型
我國現行行政訴訟的類型單一，限於對相對人的救濟。雖有撤銷、變更、履行、確認、賠償訴訟和非訴執行等種類的劃分，但主要是以判決種類為依據，並沒有超出對相對人救濟的范疇。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類型應以行政訴訟兩大功能為標准，除個人救濟訴訟外，還應增加公法秩序訴訟。
1.個人救濟訴訟
個人救濟訴訟是為個人及其延伸組織合法權益提供救濟的訴訟類型，其根據行政爭議的性質、訴訟標的、法院的審理規則和方式等又可分為以下兩類：
(1)行政行為訴訟。這里僅指對行政行為（註：我國目前對行政行為的認識很不一致，這里的行政行為從狹義理解，僅指行政機關或公法機構單方面作出的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有法律效果的行為。不包括事實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也不包括行政合同行為。）不服引起的訴訟。其訴訟標的僅僅是單方行政行為，不包括民事權益或行政合同權益。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要嚴格遵循行政訴訟的特殊審理規則，舉證責任一般由被告承擔，且法院的司法權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根據訴訟請求的不同，行政行為訴訟可作如下細分：
第一，撤銷之訴。撤銷之訴指原告認為行政行為違法訴請法院撤銷的訴訟。撤銷之訴的標的應限定在直接對相對人權益進行處理的行為，不包括行政裁決等行為。
第二，變更之訴。變更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對行政行為予以變更的訴訟。變更之訴中，法院行使完全的審判權，可以直接改變原行政行為。我國的變更之訴應從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擴展至一切影響公民人身自由權及重大財產權的行為。
第三，履行之訴。履行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責令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的訴訟。我國履行之訴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其履行判決的明確程度，是僅要求履行義務還是明確如何履行義務。從保護相對人及節約司法資源考慮，法院應根據行政機關或其他公共機構在具體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權的大小，規定履行的具體要求。
第四，確認之訴。確認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確認行為違法或無效的訴訟。確認之訴僅存在於行政行為無效，或行政行為違法但不可撤銷或撤銷已無意義的情況。
第五，禁止令之訴。禁止令之訴是英國行政法中普通救濟訴訟中的令狀請求之一，主要用來阻止、禁止或停止行政機關某種違法的命令，也可用來阻止行政機關擬將越權的行為[2](P.237)。從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的角度考慮，有必要增加禁止令之訴。
(2)非行政行為訴訟
非行政行為訴訟相對於行政行為訴訟而言，其訴訟標的並不在於行政行為，而是行政行為影響的民事權益或其他權益。法院在審理非行政行為訴訟時不必完全拘泥於行政訴訟特殊的審理規則，可部分適用行政訴訟的規則，部分適用民事訴訟的規則。非行政行為訴訟主要存在以下四類：
第一，當事人訴訟。當事人訴訟是日本行政訴訟中特有的訴訟類型，指關於確認或形成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處分或裁決的訴訟，是以該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作被告以及有關公法上法律關系的訴訟。[3](P.255)日本的當事人訴訟對我國解決行政裁決案件有借鑒意義。我國應增設當事人訴訟，以民事法律關系的另一方當事人為被告，裁決主體作為特殊身份的人參加訴訟。法院既要解決民事爭議，適用民事訴訟程序，也要一並解決裁決行為的合法性問題。
第二，行政合同訴訟。法院在審理行政合同案件時，對行政合同中公權力部分的審查要適用行政訴訟的特殊規則，如行政合同締結程序的合法性，行政機關單方面中止合同的理由等，但合同的履行等方面應適用民事訴訟的程序和規則。
第三，事實行為訴訟。事實行為雖然不直接改變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對當事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事實行為違法也會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對事實行為的合法性，也可納入法院的監督范圍。對事實行為，主要適用確認判決。
第四，行政賠償訴訟。行政賠償訴訟的特點是適用對象廣泛，不僅包括行政行為侵權，還包括事實行為侵權。（註：我國《國家賠償法》第3條已規定行政賠償的范圍包括部分事實行為。）行政賠償訴訟作為非行政行為訴訟的一種，在涉及賠償問題時也適用類似民事訴訟的程序。
2.公法秩序訴訟
這類訴訟的功能是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在我國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1)公益訴訟
公益訴訟的增設是維護公共利益和公法秩序的必然要求。考慮到我國公民訴權意識薄弱，公民個人不具有與行政機關抗衡的實力，公益訴訟的啟動主體應由檢察院代表國家提起行政公訴，在檢察院不作為的情形下，可由普通公民提起民眾訴訟。（註：民眾訴訟是日本行政訴訟的類型之一，指以選舉人資格或其他與自己無法律上利益關系資格提起，請求糾正國家或公共團體機關的違法行為的訴訟。）至於行業組織、利益團體能否成為公益訴訟的原告，需要進一步研究。
(2)執行訴訟
我國的強制執行權由法院和行政機關分享，且以申請法院執行為原則，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例外，在實踐中存在大量的非訴執行案件——行政機關對生效具體行政行為申請法院執行。筆者認為應設立執行訴訟，作為獨立的訴訟類型，專門受理行政機關申請執行生效行政行為的案件，法院對執行訴訟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這既可避免法院地位不中立之嫌，又能很好地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二）擴大受案范圍
受案范圍過窄是《行政訴訟法》最為突出的問題，也是學者們討論的重心。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需要擴大，這在學界和實務界已達成共識，問題在於作多大程度的擴展。從理想的角度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越寬，越有利於對相對人權利的保護，但受案范圍的設定必須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如法院的能力，包括法院的地位、法官的素質和權力，社會對法院的認可程度等；行政訴訟外其他救濟渠道的發達與否；公民的權利意識和社會的需求；入世的承諾；判例法的作用和違憲審查制度的完備程度等。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可擴展到部分抽象行政行為、部分內部行政行為、事實行為、證明行為、部分純程序性的行為、公共機構的行為以及入世承諾中有關國際貿易方面的行為等。在規定方式上，可採用概括加排除的做法。除了應排除的行為不可訴外，原則上所有的行政行為都具有可訴性。
（三）改革審級制度
我國的審級和審判組織設置不科學，一是一審法院級別過低，二是二審終審不盡合理，難以擺脫地方干預。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三審終審，幾乎所有的案件都能上訴至最高法院。我國兩審終審在實踐中造成審判質量不高，再審案件比例大，是對司法權威的一種破壞。再者，行政案件涉及一國法律法規的統一適用，不宜由中級法院終審。因此，我國行政訴訟也應採用三審終審制，並且第三審為法律審。
（四）完善當事人制度
1.放寬原告資格
放寬原告資格已經成為學者們的共識。對個人救濟訴訟而言，原告資格應從「法定權利之訴」發展到「利益之訴」，凡是受行政機關行為不利影響的人都賦予其原告資格。對公法秩序訴訟，其公益訴訟的原告可為檢察院以及有監督利益的公民、行業組織或利益團體等。
關於原告的確認規則主要涉及當一個組織或該組織部分成員受行政機關行為侵害時，原告如何確定。在該組織的法定代表人不願代表部分成員起訴時，應賦予受害成員自身原告資格。
2.簡化被告制度
國外行政訴訟被告制度多是出於訴訟便利，存在大量的形式被告，一般由作出行為的機關或官員作被告，無法確定時由行政主體作被告。（註：如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704節規定司法審查的訴訟可對美國、對機關以機關的名稱、或者對有關的官員提起。）
我國行政訴訟被告與行政機關對應，被告制度過於煩瑣，不利於相對人訴權的行使。筆者建議，我國的被告確認制度也可採取形式被告的作法，讓原告選擇由作出行為的機關或機構作被告，或由同級政府作被告；在被告無法確定的情況下，由同級政府作被告。這樣就可以避免在訴訟中確定被告的困難和無被告局面的出現，而且行政機關行為的責任歸屬於同級政府，也便於強化政府對下設部門的監督。
（五）改革審理程序
行政案件不分復雜程度一律適用普通程序的做法，往往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並無法給予當事人及時迅速的救濟。因此，增設行政訴訟簡易程序十分必要。《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應當對不同案件的程序進行分流處理，對案情簡單、標的較小的行政訴訟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審理過程不必完全遵循普通程序的步驟，審限也應縮短。
在普通程序中，法院不分法律與事實、是否屬於訴訟請求范圍一律全面審查的做法也需要檢討。司法權作為消極中立的權力，不應主動審理訴訟請求之外的內容；且訴訟的基本功能在於解決爭議，只要案件審理到可以裁判的程度即完成審理任務，不必將案件所有問題都由法院審查清楚。（註：如撤銷判決，只需滿足一個條件即可撤銷，不必將所有條件都審理清楚。）再者，為了便於法院集中、有效率的解決爭議，可以借鑒英美國家審前會議的做法，對案情簡單的案件可直接進入開庭審理，比較復雜、爭議較大的案件，在開庭前交換並固定證據，形成爭點，雙方無爭議的事實法院不再審查，以便開庭時圍繞爭點集中審查。
和審理程序相關的是受理程序。行政案件在進入行政審判庭審理之前，須通過法院立案庭的審查，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法院才予受理。立案庭的審查直接涉及原告訴權的行使。由於實踐中起訴條件的規定模糊，許多概念在理論界仍爭論不休，難以判斷，（註：如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行為、事實行為等概念，關系著現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界限，但在理論和實踐中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標准。）將如此復雜困難的問題交由法官自行判斷，難以確保判斷的公正。因此，增設簡易審理程序來審查起訴是十分必要的。原被告可以在法庭上就該案是否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等進行陳述和辯論，法院在充分聽取雙方意見和理由的基礎上判斷其是否應當受理，以便更公正的保護行政訴權的行使。
（六）轉變庭審方式
我國行政訴訟庭審職權主義色彩濃重，庭前進行實質審查，開庭只是形式，這樣既加重法院負擔，又不利於突出被告對其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的特點，容易造成法院與被告一同審原告的局面。在原告、被告和法院三方關系中，法院應當是中立的第三方，根據原被告各自的舉證來判斷案件的勝負。因此，轉變庭審方式的方向應當是淡化職權主義色彩，向當事人主義發展。但鑒於行政訴訟原被告實力的不平等，法院可以在保障相對人權益方面採取一些職權主義的做法。
（七）明確審查標准
審查標准即法院審查行政案件的程度或深度。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對審查標准沒有明確規定，從而給法官的審查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從確保行政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和合理架構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系來看，需要通過立法明確審查標准。
確定審查標准，要考慮以下因素：首先，要區分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對不同部分採用不同審查標准。因為每部分問題的性質不同，決定了法院的不同審查程度。區分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並對其適用密度不同的審查標准，在西方國家已成為一種慣例。其次，根據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大小確定不同的標准。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可分為低度自由裁量權，中度自由裁量權和高度（或政策性、高度人性化判斷）自由裁量權。法院相應對其審查也適用嚴格、合理到尊重（明顯違法）的不同標准。再次，根據不同的訴訟類型確定。在不同的訴訟類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審判權。完全審判權的基礎來自對事實問題的全面認定。因此，對行政行為訴訟中的變更之訴、履行之訴和非行政行為訴訟適用完全審查標准；其餘行政案件一般適用合理性標准。最後，應考慮到我國行政行為實施的具體情況，行政程序和案卷制度的缺乏使我國不能完全照搬美國尊重行政機關決定的標准，而應更多地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
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應確立如下審查標准：
1.事實結論
事實部分根據訴訟類型及行政自由裁量權大小可以確立三個不同的標准。
(1)合理性標准：適用於一般的行政案件。合理性標準是審查事實裁定的一般標准，即只要行政機關作出事實裁定有合理的證據支持，法院就應尊重行政機關的事實結論。
(2)明顯違法標准：適用於高度專業性及人性化判斷等事項。在這類案件中，如環境污染指數評定、考試成績評定等。法院的審查受到專業技術性的影響，只進行明顯違法審查，即不審查事實決定內容的合理性，除非其決定明顯違法。法院在此類案件中可轉向程序審查，審查行政機關作出判斷的過程是否合法。
(3)完全審查標准：適用於行政行為訴訟中的變更之訴、履行之訴和非行政行為訴訟。完全審查標准即法院可以不顧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認定，以自己的判斷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完全審查標準的採用源於法院在此類案件中享有完全的審判權。
2.法律適用
法官是法律問題的專家，對行政機關適用法律是否正確有最終的發言權。因此，法律適用原則上應採用完全審查標准，但對技術性、專業性的法律問題，要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
3.處理結果
處理結果部分包含以事實裁定為依據並適用法律作出處理結果的過程，是事實與法律的混合問題。處理結果應適用與事實結論同樣的審查標准。
（八）完善證據制度
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對證據問題的規定簡略，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於2002年6月4日通過了單獨的證據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但仍需要在修訂《行政訴訟法》時對證據規則作全面規定。除了司法解釋的規定外，證據制度還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舉證責任的進一步細化。不同類型的行政訴訟，應確立不同的舉證規則。如行政行為訴訟，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從行政行為與證據的關系來看，被告應在行政程序中完成舉證義務，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符合行政訴訟的救濟本質。而對非行政行為訴訟，則應原則上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非行政行為訴訟與民事案件類似，適用民事訴訟的舉證規則。
二是明確證明標准。證明標準是為了實現法定證明任務，法律規定在每一個案件中訴訟證明必須達到的程度[4](P.167)。我國三大訴訟法都規定了統一的證明標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統一嚴格的證明標准抹煞了三大訴訟的差別，難以滿足行政訴訟的實際需要。最高法院關於證據規則的司法解釋並未提及證明標准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缺失。筆者認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和多樣性不能僅為其設定證明標准，還可以根據訴訟類型的不同，分別適用不同的證明標准。
(1)明顯優勢標准：適用於一般行政案件。一般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的行為對相對人權利的影響介於民事、刑事案件之間，因此應適用介於二者之間的證明標准。
(2)排除合理懷疑標准：適用於限制人身自由、責令停產停業、吊銷執照等嚴重影響相對人權利的行為，以及經過聽證程序作出的行為。限制人身自由等嚴重影響相對人權利的行為，基於其影響相對人權利的深度，應適用與刑事訴訟相同的證明標准。經過聽證程序的案件，在爭議進入訴訟前已經過辯論、質證等准訴訟程序，其證明標准也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3)證據優勢標准：適用於非行政行為訴訟。非行政行為訴訟類似於民事訴訟，訴訟標的主要是民事權益，適用民事訴訟的審理規則，因而其證明標准也採用民事訴訟的證據優勢標准。
（九）重構行政判決制度
我國現行行政判決種類有維持、撤銷（包括撤銷後重作）、履行、變更、確認、賠償判決和駁回訴訟請求判決等。總的來說，我國的行政判決種類設置不科學，如有些行政判決與訴訟請求相脫節，違反不告不理原則，禁止令判決欠缺等。現行的行政判決制度無法為當事人提供完整的救濟，因此，有必要重構行政判決制度。
在指導思想上，行政判決制度的重構要考慮原告的訴訟請求，不同訴訟類型的實體處理要求，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以及合理解決糾紛和完善救濟的需要。具體地說，我國行政判決種類應重構如下：
1.主體判決
主體判決根據原告訴訟請求設置，不同的訴訟請求適用不同的判決。主體判決根據訴訟請求可分以下六類：第一，撤銷判決。適用於行政行為已完成時，法院通過撤銷判決使違法的行為自始無效。第二，履行判決。適用於行政機關不履行義務時，出於保護相對人權益及訴訟經濟考慮，法院可以根據自由裁量權的大小，規定履行的具體條件。在自由裁量權縮減為零時，（註：即行政機關在具體案件中選擇餘地可能壓縮到一種處理方式，只有這一種處理方式沒有裁量暇疵。參見〔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德國行政法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法院可以明確規定行政主體應如何履行。第三，禁止令判決。用於禁止行政機關實施一定的行為。該判決主要適用於前文所述之禁止令之訴，對正在進行的違法行為起到阻止作用，防止違法行為完成後適用撤銷等判決救濟的滯後。第四，確認判決。即判斷某種法律關系是否存在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法。一般而言，只有在行政行為不可撤銷或撤銷已無意義，或履行判決也無意義時才適用。確認判決的適用范圍較廣，包括部分事實行為，其往往是賠償的前提。第五，變更判決。適用於需要法院直接改變當事人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變更判決不僅適用於變更之訴，在非行政行為訴訟中都存在適用變更判決的空間。第六，賠償判決。賠償判決是對違法行為造成損害進行救濟的判決方式，一般以確認或撤銷判決為前提，且其適用范圍廣泛，包括部分事實行為。
2.輔助判

Ⅸ 行政法中的什麼情況需要一般許可與特別許可

行政許可以許可的范圍為標准，分為一般許可和特殊許可。行政法中的一下情況需要一般許可與特別許可：

一般許可是指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直接發放許可證，無特殊限制的許可，如申請駕駛執照的許可。

特殊許可是指除符合一般許可的條件外，對申請人還規定有特別限制的許可，又稱特許。

特許是行政機關代表國家向被許可人授予某種權力或者對有限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管理方式。主要適用於有限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有限公共資源的配置、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壟斷性企業的市場准入。如計程車經營許可、排污許可等。

特許有二個主要特徵：一是相對人取得特許後，一般應依法支付一定的費用，所取得的特許可以轉讓、繼承；二是特許一般有數量限制，往往通過公開招標、拍賣等公開、公平的方式決定是否授予特許。

(9)行政法審查密度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中有關內容的規定

第三十四條 行政機關應當對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進行審查。

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機關能夠當場作出決定的，應當當場作出書面的行政許可決定。

根據法定條件和程序，需要對申請材料的實質內容進行核實的，行政機關應當指派兩名以上工作人員進行核查。

第三十五條 依法應當先經下級行政機關審查後報上級行政機關決定的行政許可，下級行政機關應當在法定期限內將初步審查意見和全部申請材料直接報送上級行政機關。上級行政機關不得要求申請人重復提供申請材料。

第三十六條 行政機關對行政許可申請進行審查時，發現行政許可事項直接關系他人重大利益的，應當告知該利害關系人。申請人、利害關系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應當聽取申請人、利害關系人的意見。

第三十七條 行政機關對行政許可申請進行審查後，除當場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外，應當在法定期限內按照規定程序作出行政許可決定。

第三十八條 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

行政機關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的，應當說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Ⅹ 法國最高行政法院的審查范圍

一、法國行政法院制度概況作為法國行政法制度的一部分，法國行政法院制度也體現著法國行政法的精神，正如已故的J.D.B.米切爾教授所說：這個問題，坦率地說，即我們是否需要在政府中恢復法律的位置。這種恢復要求一個可被接受的法以及一個可被接受的實施該法律的主體，同時該主體也要認識到政府的真正需求和個人的價值。這就是隱藏於技術背後的行政法的樣子，也是最高行政法院試圖成為的東西。①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國行政法體現出的人文精神，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闡述的那樣，政府所擁有的權力是人們讓渡出來的，是人們和社會政府之間所達成的一種契約，當政府行為違反公眾意志的時候，人民就有權推翻它，它強調在保護個人利益的前提下控制國家權力，在這里政府是一個服務機構，而非專制機器。政府是充分尊重個人意志和價值的。這和長期處於封建專制，忽視和抹殺個人，強調整體的中國有著根本上的不同！法官的存在和預先設立的司法控制促使行政服從於法律，在這里法國人認為法官必須是專門的法官，法律也必須是專門的法律。在法國，行政的司法控制被賦予了一個在專門法院裡面的由專家組成的法官群體。這些法院現在形成了以巴黎的最高行政法院為首的三級體制，有七個地區上訴行政法院，27個位於法國各大都市的行政法庭。在法國的海外省及領地，也有四個行政法庭。這些行政法院除了一般的管轄權外，在許多專門的領域和其他的行政管轄權方面行使著司法職能，當然這些專門行政管轄權是要受到監督的，但是並不是由普通法院來監督，而是由最高行政法院作為最高級別的行政法院來進行的。行政法院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大革命前法國相應制度的延續和繼承，以最高行政法院為例，其就是由大革命前的「國王參事院」演變而來，作為一個曾經在它自己的權力范圍內被建立起來的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在進行各類的行政侵害救濟，比如決定，合同的違反，侵權責任，稅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世紀行政領域的擴大增加了行政法院的重要性，同時也增加了它的訴訟負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建立能夠處理大量常規訴訟的中下級行政法院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大革命前，處理針對國王行政訴願的地方法院就已經存在，由總督來管理，它們是後來的地方行政司法體系的模版，省參事院與國家參事院一樣，由拿破崙在1799年建立。1926年，86個省參事院為26個內部部門會議所替代，每一個會議的管轄權覆蓋了好幾個省。此後每個會議都任命了一格法院的全職人員作為主席，會議的成員成為獨立的具有較高職務的公務員。會議在1934，1938年擴大了管轄權，許多種類的事務都被移交給它們，他們自此也就成為最高行政法院專有管轄權的一部分。 最高行政法院經過1953，1987年的改革，目前主要保留了三項管轄權：一，對一審和終審的管轄權。二，最高行政法院繼續保有的針對那些沒有在1987年的改革中轉移給行政上訴法院的對行政法庭的上訴。三，撤銷之訴。行政法院為了適應自身不斷的發展需要，在1953年進行了行政司法體系的整合，行政法庭②被賦予了更高的地位，提高了服務的條件，薪水，增加了晉升機會，並規定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些人員可從行政法庭中招聘。我們看到無論是最高行政法院和行政法庭或是行政上訴法庭，他們的成員都大部分來自國立行政學院（在最高行政法院中，成員還保留著部分的行政職務）。總體而言，法國的改革者通過對官僚機構作出的行政決定的過程，進行規制來尋求公共行政的發展，制定法律或者命令需要與相關的人進行討論或咨詢，並獲得信息，這樣的預先控制經常比其後向法院或法庭申訴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