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公民隱私權

① 在行政法里公民有要求政府機關公示公告的權力第幾條未幾定

行政公開，是指行政機關以民主、開放的精神從事行政管理，依法保障公民知政權、參政權和督政權的活動原則與方式。從本質與價值層面上看，行政公開具有保障民主政治、依法行政、廉潔行政和高效行政的作用。並且，行政公開又通過這些作用發揮著對公民（包括法人和其他組織，下同）權利的保障功能。
民主政治是行政公開最根本的政治基礎。行政公開則是民主政治的具體化和實現方式。現代民主政治是以人民的政治主體性和人民主權為基礎的代議制民主制。因此，從事公務活動的行政機關和公務員，應當奉行民主、公開的精神，代表民意，將自己的工作公諸於眾，向人民匯報，接受人民的監督，按照人民意志辦事，保障人民的利益。即是說，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公務活動應當向公民和社會公開。因此，行政公開是人民主權保障的具體形式，政治公開、行政公開的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標尺。行政公開的程度越高，政府機關民主決策、民主行政的程度就越高，公民知政權、參政權和督政權的保障程度也越高。
行政公開意味著依法對行政機關行政權的規范與限制。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行政公開是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的政治責任和法律義務。依法行政的實質在於行政權受到法律的約束和制約，按照民意行政。行政機關和公務員履行公開的責任與義務以及公民依法對行政活動的了解、參與和監督是行政法的重要內容。因此，行政公開也就成為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公開如同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行政公開能夠減少行政獨斷專行、暗箱操作、錢權交易的可能性。因此，行政公開是遏制權力腐敗的一種有效手段。同時，公開狀態下的行政機關和公務員，往往能夠減少官僚主義，提高行政效率。高效行政又能降低行政成本，最終有助於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
綜上所述，行政公開是公民權利保障的一種重要制度和方式。當然，通過行政公開所保障的是公民的政治權利。所謂政治權利是指憲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具體而言，「政治權利和自由，是指憲法和法律規定公民有參政議政和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權利，以及對國家重大問題享有表達個人見解和意願的自由而不受政府非法的限制。」{1}各國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政治權利主要有：平等權；自由權（包括言論、出版、通信、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參政權（包括選舉權、創制權、復決權和罷免權等）；請求平等審判權；請求國家賠償權。這是針對整個政治體系而言的公民政治權利。如果從政府行政公開而言，所保障的是公民的知政權、參政權和督政權，這具體反映在各國的法律制度和行政實踐中。
一、知政權保障
知政權是知情權的一種重要形式。知情權也稱了解權、知悉權。現在，我國學術界一般都是從知政權保障層面界定行政公開的。
一種觀點認為，「行政公開，簡單來講，就是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的過程中，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外，必須將其行政行為公開於行政相對方及社會，讓其知曉和了解。」{2}即是說，行政公開就是行政行為過程的公開。另一種觀點認為，「行政公開是指公民或社會組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和其他信息。對於公民來講是有知情權（了解權）」{3}。即認為行政公開是行政情報信息資料的公開，包括行政法規、規章公布和政府文件公示、查閱和請求公開以及會議列席旁觀。
在介紹國外行政公開制度時，我國學者一般也是從知情權保障的角度理解和分析行政公開的。{4}王名揚教授在其所著《美國行政法》的「行政公開（一）：情報自由法」一章中指出，「行政公開有不同的涵義，本章討論的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the right to Know）」，「公眾的了解權和對了解權的限制構成行政公開的主要內容」。{5}在論述中，王名揚教授則是從行政過程和情報信息資料公開兩個方面分析了解權的。
由於前兩種觀點對知政權保障的內容和范圍的理解都有片面性，因此，又有學者認為：「所謂行政知情權，就是公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獲取、知曉行政活動的宗旨、原則、依據、程序及其結果的權利。」{6}這對保障知情權的行政公開作了比較全面的界定。
不僅如此，有學者還認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活動及其背景資料也是行政公開的內容。因此，知政權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國家機關的活動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經選舉或任命產生的高級官員）的活動及背景資料的權利。」{7}
「政務公開」是我國現在的流行術語。在使用過程中，一種是將「政務公開」理解為政治公開化，包括黨務公開、行政公開、警務公開、司法公開、檢務公開以至村務公開和廠務公開等；{8}另一種是將「政務公開」理解為與「司法公開」、「檢務公開」相對而言的政府行政管理的公開即行政公開。{9}但不論怎樣，都是在知情權保障或者行政情報公開的層面上使用行政公開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行政公開所保障的知政權，是指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管理的過程中，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外，必須將其（包括工作人員）行政活動與結果及其有關材料公開於行政相對人及社會，讓其知曉和了解的權利。
知情權保障是行政公開的基礎條件和重要內容，是行政公開最基本的層面。但是，行政公開不只是行政情報信息或行政行為的公開，行政公開所保障的也不只是知政權。在現代各國的行政管理活動中，為了保障知政權，行政公開應當是全方位的，應該包括行政情報信息、行政行為和行政結果等各方面的內容。

② 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怎麼保護

一、公眾人物及其隱私權概述

（一）公眾人物的含義

公眾人物的概念源於1964年美國的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在該案中，布倫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員」(Public official)的概念，並樹立了「確有惡意」原則。三年後，在「足球教練訴退伍軍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眾人物的概念。首席大法官沃倫認為:「公眾人物是指其在關繫到公共問題和公共事件的觀點與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與政府官員對於相同問題和事件的態度和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當。」[1] 此案的判決顯示法院認為公眾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羅森布魯訴大都會新聞有限公司案」將「確有惡意原則」確立為適用於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對個人報道的場合，後成為新聞法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西方，公眾人物(Public Person)已成為一個專門的術語，指一定范圍內廣為人知的、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重要社會人物。根據學者史賓塞(Dale R .Spencer)的解釋，公眾人物包括政府官員、公職候選人、發明家、作家、運動員、藝術表演家、罪犯、被控訴的人以及其他易受注意的人物。

在我國公眾人物又稱社會知名人士，始見於2002年范志毅訴《東方體育時報》案，指的是因其特殊才能、成就、經歷或其它特殊原因而廣為公眾熟知，與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重要社會人物，包括黨政高級官員、著名科學家、藝術家、影視明星、體育明星、著名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勞動模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公眾人物。

理論上，以行為人的主觀意願為標准，可以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公眾人物和非自願性公眾人物。從公法的角度和以對公共官員的特殊要求為標准，又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美國聯邦法院還從時間屬性上將其劃分為完全公眾人物和有限的公眾人物。

（二）隱私權的含義及其特點

隱私，也稱個人生活秘密，是指公民個人生活中不願公開且不願為他人知悉的秘密。如個人日記、生活習慣、財產狀況。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是公民對自己個人生活和以個人生活自由為內容，從根本上排斥他人干涉的一種人身權利，是人格權的一種。

我國尚未確立隱私權制度，但有關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已有規定，如《憲法》39、40條和最高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明確將隱私權作為名譽權來進行保護。

與普通公民相比，公眾人物隱私權的特點是：

1、公眾興趣性。公眾人物因其特殊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其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和興趣。

2、與公共利益的相關性。由於公眾人物具有廣泛的社會知名度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所以公眾人物的工作、生活、言行舉止與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甚至構成了公共利益的重要內容。

3、法律保護的限制性。有權利就有義務，有權力就有限制。公眾人物作為社會的特殊群體，擁有更多的權力和地位，在權利的行使上同樣受到限制，在隱私權方面享有的法律保護范圍就要比普通公民小。當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法律的天平就要向公共利益傾斜。

4、與知情權的沖突性。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是指公民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和權利。按其內容劃分為知政權、社會知情權、公眾知情權和個人知情權。知政權指公民享有的知道國家事務、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及背景資料的權利；社會知情權是對一切社會公共權力機構、公眾團體的知情權；公眾知情權是指在對公眾人物的知情權；個人信息知情權是指公民了解與自己有關的他人的情況和資料的權利。隱私權重在保護個人信息，具有保守、封閉和自控的特點；知情權重在公眾了解社會各種信息，具有公開、開放和外向的特點，二者具有天然的對抗性。該沖突反映到公眾人物身上就更突出和尖銳。

（三）公眾人物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表現

1、知政權與政府官員隱私權的沖突。知政權賦予了公民進行民主參政，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政府官員接受全體公民的委託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其權力行使的基礎是全體公民的認可。因此，公共官員不希望可能降低其威信的私人信息為公眾所知。公民的年齡、學歷、健康狀況、財產來源、社會關系等屬於普通公民的個人私人信息，但對於政府官員來說，還是其能否恰當行使權力履行職責的必要條件，關繫到公民選舉、罷免的權利問題。

2、公眾知情權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沖突。公眾人物主要是通過傳媒而廣為人知並獲利的，他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采訪報道的目標，他們自身及其言行等都具有新聞價值，其遭受侵犯的概率遠遠高於普通公民。普通公民熱衷於知道被傳媒采訪報道的公眾人物。為了吸引和滿足公眾知情權的要求，傳媒就會更加廣泛報道公眾人物的信息，稍不注意就會侵犯到公眾人物的隱私權。2002年范志毅狀告《東方體育時報》案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公眾知情權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沖突。

二、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侵權認定

（一）范圍界定：

司法實踐中對公眾人物隱私的公開程度應限於與其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相關的私人信息的了解和評價。除此之外的其他私人信息，若非公眾人物地位、職位、身份之需，且非公眾的合理興趣范圍內的情況下，不違背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和商業利益，就應屬於隱私權的范圍。

1、對純粹私人信息的侵犯。例如身體的隱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秘、最敏感的領域，屬於私人信息，擅自暴露他人的身體隱私，披露他人的裸體照片，則會損害他人的名譽、貶低他人的人格。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私權觀念日益強烈，但新聞從業人員出於不同的動機，越來越過分地侵犯到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從「台灣藝人白冰冰之女遭綁匪殘害事件」、「香港藝人劉嘉玲早年裸照遭《東周刊》刊登風波」可窺一斑。

2、侵犯私人空間。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間場所，無論是有形的，還是虛擬的，都屬於個人隱私的范疇。空間隱私除個人合法佔有的房屋之外，還包括私人合法支配的空間，如更衣室、電話廳等，公眾人物對這些私人空間也享有隱私權，任何人未經其許可不得擅自闖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佔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間，也不得非法採用紅外線掃描、高倍望遠鏡探測、長焦距拍照等手段窺視個人空間。

3、惡意侵害私人生活私事，嚴重貶損他人人格尊嚴的行為。該行為已經超出了公眾利益的界限，屬於基於個人目的的惡意加害行為，故應當由行為人承擔責任。

可見，公眾人物隱私權的客體包括個人信息、個人私人活動和個人隱秘空間。個人信息包括不願為外人公開的居住條件、身體上生理或心理狀況、社會關系等信息。個人的私人活動是指與所從事的職業完全有關的活動。個人的隱秘空間包括自己的住宅、休息室等個人物質領域及其個人日記、往事等精神領域的空間。雖然公眾人物在以下方面的隱私應該受到保護：（1）某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騷擾；（2）私生活不受監視；（3）通信秘密；（4）夫妻兩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擾或調查；（5）與社會政治和公共利益及其行使職務行為完全無關的私人事務。但是，國家為防止個別政治性公眾人物在無人監督管理的情況下，放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干出影響國家機關或政府形象甚至是違法亂紀的事，從而採取有效措施，對其「八小時以外」監督建立機關、家庭、社會全方位互動監督網路。如果公眾對這些公眾人物的在八小時之外的違法亂紀行為（如賭博、嫖娼）對其進行以披露、批評等方式予以監督則是對公眾人物這一特殊主體在特殊場合予以隱私權保護的例外要求。雖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現代法制的基本原則，但這並不排斥在某些特殊條件下社會主體放棄該權利（或被推定放棄）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謹慎地迫使部分主體放棄該權利。法院在劃定隱私權界線時應考慮到隱私權與其他權利在沖突時必要的協調，協調時兩項權利相互做出合適讓步。這是減少社會碰撞，引導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

（二）違法行為的界定

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一般為作為的方式。隱私權是公民的人格權，其性質為絕對權，任何其他人都負有不可侵害的義務。該種法定義務是不作為義務，違反該法定義務而作為，即為作為的違法行為。對於私人信息的刺探，私人活動的騷擾，私人領域的侵入，以及對私生活秘密的泄露等等，均為作為的行為方式。在實際生活中，不法侵害隱私權的現象綜合起來可以概括為三大類。即（1）非法收集、傳播、利用個人信息、資訊；（2）干涉、追查、跟蹤、拍照、攝影等非法攪擾私人活動；（3）偷看、宣揚個人日記、身體缺陷、通信，非法搜查他人住宅、行李、書包、身體，擅自闖入公民住宅、卧室，安裝竊聽、監視裝置等侵害私人領域。

（三）損害事實的認定

隱私的損害，表現為個人信息、個人空間、個人私事活動被刺探、被監視、被窺視、被侵入、被搜查、被干擾、被披露、被公開、被宣揚，這是隱私損害的基本狀態。隱私損害的基本形態，是一種事實狀態，一般不具有有形損害的客觀外在表現形態，在這一點上與名譽損害的事實有相似之處即不必表現為實在的損害結果。只要隱私被損害的事實存在，即具備侵害隱私的損害事實。隱私侵害事實具多重損害的特點。表現在隱私損害而支出的財產損失，這些也是隱私侵害事實。但這些損害事實不是侵害隱私權的損害事實的基本形態，它的有無影響侵害事實不是侵害隱私權的，而隻影響侵害程度的輕重和損害范圍的大小。作為構成侵害隱私權民事責任的事實要件，以具備其基本形態即隱私被損害的事實以足夠。

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備主觀過錯，其主觀過錯的形式有故意和過失，主要是故意。以下行為可以不認定為故意：

（1）為了行使憲法規定的監督權利而正當地新聞等媒體曝光。

（2）為了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而正當申訴、控告；

（3）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維護社會正當秩序而對社會不正之風進行批評；

（4）為了行使自己的參政權、管理權、對員工的錄用權從而了解、調查其一定的個人信息。

（四）認定的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優先原則。「公眾人物的事業不僅是他們自己的，也是社會的、公眾的，公眾有權了解他們的事業及他們事業有關的個人情況」 [3]。國外所謂的「高官無隱私」就是基於這一原因。一般西方國家都要求高級公務人員必須公布家庭財產和個人收入情況，存入公共檔案，保證公眾隨時監督。我國刑法也規定了兩條罪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和隱瞞境外財產罪。

2、公序良俗與利益權衡原則。個體信息根據公序良俗原則是不應該為社會知曉的，他們是隱私權保護的對象。

從利益分析的角度，公眾人物已經從社會得到了普通人無可比擬的物質和精神利益，犧牲或讓渡部分隱私方面的利益以取得利益平衡和社會公平，滿足公眾的興趣，保存公眾的利益。公眾人物藉助於媒體的報道獲得了日漸提高的聲望, 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而且有更多機會保護自己, 當媒體上出現不利己的信息時，可隨時發表聲明澄清, 而其對有關公共事務的信息作貢獻的方式也是被動的——只要求他們比常人更能容忍媒體對他們的報道和監督。因此應當允許新聞媒體在其隱私領域有限度地擴展中來滿足公眾興趣。因此，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與公眾的知情權相比,後者更具有合理性。

3、滿足公眾合理興趣原則。當多數人對某個人或某件事產生了知情的願望時，即產生了公眾興趣。許多公眾人物的利益往往來源於公眾的關注，他們藉助於媒體揚名，享有更多的社會資源。既然受益於公眾的關注、媒體的宣傳，為了滿足公眾合理興趣，公眾人物的某一些相關信息也就失去了保護意義。

4、公眾人物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原則。人格尊嚴是一項憲法權利。公眾人物作為公民，同樣享有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權利。在行使公眾知情權時涉及公眾人物隱私權，不得以傷害其人格尊嚴為目的。

三、完善法律保護的建議

「立法者不是可預見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據此為人們行為方案的超人,盡管他竭盡全力,仍會在法律中留下星羅棋布的缺漏和盲區,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法律都是千瘡百孔的。」[4]毫不例外，我國的法律在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保護與限制方面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給這類案件的審理帶來很多不便，因此有必要完善。

1、把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予以保護。我國《民法通則》沒有把隱私權確立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只是藉助司法解釋並通過保護名譽權的方式對公民的隱私權實行間接保護。這種方法缺乏獨立性，當公民隱私權受到侵犯，尚不構成名譽權侵害時，法律就無能為力了。同時，我國法律對隱私權只作了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在憲法、民法典中確認隱私權為公民獨立的人格權，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應形成以憲法為核心，以民法典為重點，以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規為輔助的直接保護。

2、設立公民隱私權保護的例外。對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保護和限制另行立法規定，是有憲法依據的。憲法規定了公民對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權和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無具體的操作細則，為此，應在立法上加以完善，設置保護和限制規則。

3、加快新聞立法步伐。我國的新聞法醞釀已久，但一直沒有出台。隨著法治進程的加快和中國「入世」，必然要求健全新聞立法。將新聞輿論監督權的保護，公民知情權的實現，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保護與限制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這是新聞事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國際通行慣例。

4、加快信息公開法的立法步伐。為更好解決知政權與政府官員隱私權的沖突，國外有40多個國家頒布了統一完整的信息公開法，例如美國1966 年的《信息自由法》、 1982年加拿大的《信息公開法》、1996 年韓國的《公共機關信息公開法》等。 而我國僅僅在廣州、深圳、上海和成都等地先後頒布了相關的信息公開法，還沒有出台正式的政府信息公開立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草案尚在醞釀中。為此，我們應借鑒學習國外立法經驗,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信息公開法》。

5、設立重要官員個人財產和個人重大事項申報公示制度。為確保黨政官員的公務廉潔、高效及所選拔的幹部具有較高群眾威信就要對各級黨政主要官員的個人學識、工作經歷、財產和家庭成員等有關情況進行任前公示，聽取公眾反饋意見，再予綜合考慮。這種公示制度將促進黨政官員依法、廉潔從政的監督機制的形成。

6、建立公眾人物隱私的曝光特許制度。對公眾人物的犯罪、違法、違紀、違反道德等不良行為實行曝光特許，大眾傳媒可以公開披露。公眾人物無論公務活動還是私人生活都會影響到社會公共利益，特別是其不良行為會構成對社會公序良俗的更嚴重危害，新聞輿論有責任加以披露，以對社會道德示範和價值趨向的導引以及警示和教育。

③ 法律中有關於隱私權的說明嗎

我國的隱私權保護現狀

考察我國現行立法，有關隱私權的法律規定還比較少，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這顯然不利於對公民隱私權全面、充分的保護。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歷史上我們一向對隱私權的保護比較忽視，傳統道德觀念中也有反對隱私權保護的傾向，加之公民權利意識淡薄，社會上隱私權問題還不十分突出，因而難在立法中加以體現；二是因為隱私權理論研究起步較晚，許多問題尚待解決，還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隱私權保護理論體系。保護公民隱私權的思想主要在一些全國性、地方性以及專項法規中有所體現。我國立法中關於隱私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憲法和民法有關人生權和財產權的規定中，刑法中也有相關規定。

1、憲法對隱私權的保護。我國憲法沒有隱私權或私生活權利這一概念，涉及隱私權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項：

憲法規定了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原則，而隱私權正是人格權的一種。國家保護公民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以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對公民進行侮辱、毀謗和誣告、陷害；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2、民法對隱私權的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對公民人身權、財產權提供保護。關於財產權，第5條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利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第75條規定：「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生活用品、文物、圖書資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以及其他合法財產。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侵佔、哄搶、破壞或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對公民的知識產權提供保護。關於人身權，《通則》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毀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等。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採取變通的方法，規定對侵害他人隱私權，造成名譽權損害的，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追究民事責任。應當說，這是一個對隱私權保護的司法解釋，但是，依據這個司法解釋，在對隱私權的保護上，適用了以名譽權的保護方式進行保護，這就是所謂的間接保護方式。事實上，隱私權與名譽權一樣是一項獨立的權利，採用間接保護的方式保護隱私權，是不完備、不周密的保護。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人格利益構成侵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將包括隱私在內的合法人格利益納入了直接的司法保護中。正在制定的民法典草案有了更為明確的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禁止竊取、竊聽、偷錄、偷拍他人隱私，非經本人同意，不得披露或利用他人私生活秘密或實施其他損害個人隱私的行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樣，法律將以直接保護的方式保護公民的隱私權。

3、刑法對隱私權的保護。我國刑法中盡管沒有直接使用隱私或隱私權的概念，也沒有規定侵犯隱私權之類的罪名，但其中有部分條款可以理解為包含著對隱私權的保護。這就是新刑法第125條規定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第252條規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

我國刑法中設立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侵犯通信自由罪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通過懲罰侵犯公民個人生活安寧權和私人信息保密權的行為，加強了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這些規定和民法、訴訟法以及行政法中有關隱私權保護的規定一道強有力的保障著公民的人格利益和人格尊嚴不受非法侵犯，對於提高公民權利意識，建立文明、健康向上的社會道德風尚，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④ 行政法的法律關系

行政法律關系，是指受行政法律規范調控的因行政活動（權利活動和非權利活動）而形成或產生（引發）的各種權利義務關系。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指參加行政法律關系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當事人。
行政法律關系的客體指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
這種關系既應包括在行政活動過程中所形成的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也應包括因行政活動產生或引發的救濟或監督關系。

⑤ 行政法中規定行政相對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聽政

一、行政聽證，是指行政機關作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利益的重大事項或者重大決定之前，充分聽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意見的活動。聽證制度是促進權力機關、行政機關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維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一項重要制度。聽證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和現代行政程序的重要支柱性制度，是現代制度所追求的公正性與民主性的集中表現。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於2011年6月30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該法第十四條規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規草案，擬設定行政強制的，起草單位應當採取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聽取意見，並向制定機關說明設定該行政強制的必要性、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聽取和採納意見的情況。
三、行政處罰法
1996年通過的《行政處罰法》第五章「行政處罰的決定」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對行政處罰聽證的范圍、程序、要求等作出了具體的規定。這是我國最早提出聽證制度的一部法律。

四、立法法
2000年通過的《立法法》規定，法律、法規、規章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審核行政法規、規章送審稿時，凡送審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的，審核的法制機構可以舉行聽證會，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

五、行政許可法
2003年通過的《行政許可法》第四章「行政許可的實施程序」中第四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第46條至48條，共三條，對行政許可聽證的范圍、程序、要求等作出了具體的規定。

六、價格法
《價格法》第23條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徵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⑥ 公民衛生健康信息在行政法中的體現

現有行政法對個人信息的保護：
1.個人信息保護的行政立法
我國眾多法典中有眾多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但分布過於鬆散，規定不夠明確統一，很多條款都無法確定范圍並且缺乏實施性，即使法律條款眾多也不能起到保護作用。
將部分法規根據效用與規定內容進行劃分，可分為四類。第一類主要進行事前預防，內容為個人信息的內容和收集范圍，主要的法規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全國人口普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等。第二類也是進行事前預防，但內容為信息處理者接收個人信息應承擔保密義務，主要條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第三類主要進行事中監管，規定內容為信息使用者申請使用時的審核和查詢程序，主要法規為《徵信管理條例》。第四類主要進行事後監督和救濟，規定內容為公民個人信息受到行政主體侵害時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主要法規有《行政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2.個人信息保護的行政執法
個人信息泄露往往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其中一種就是行政機關管理不到位引起。我國對於個人信息的保護沒有切實可靠的規章制度，行政機關通過互聯網收集公民個人信息的途中或是存儲等環節都有可能發生資料泄露的情況。在我國的相關法規中，雖然事前、事中、事後都做到了相應規定，但是這些法規都只屬於理論層次，操作性不強，並且分散於不同法規，缺乏針對性，無法真正做到保護個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