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行政法典

㈠ 中國最早的行政法典是什麼

《唐六典》全稱《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質的法典。是我國現內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容。 唐玄宗時官修，舊題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實為張說、張九齡等人編纂，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會典，所載官制源流自唐初至開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禮，原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後世設六部即本於此。

㈡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

法律分析：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

第三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適用本法。發生或者即將發生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或者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行政機關採取應急措施或者臨時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行政機關採取金融業審慎監管措施、進出境貨物強制性技術監控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第四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范圍、條件和程序。

第五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適當。採用非強制手段可以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

㈢ 中國最早出現的法典是在什麼朝代

最早的成文法典：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是雲夢睡虎地秦簡。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11號墓中，出土了大批秦簡，包括《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鍾》、《為吏之首》、《日書》等。簡文內容反映了戰國到秦始皇這一中國從諸侯割據轉向中央集權制時期政治、經濟，尤其是法律方面的內容。這些法律文書向人們展示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的法律狀況，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其價值在中國乃至世界法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最早最完整的：
《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國封建製法律的典型代表。唐高宗時期，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已發展到鼎盛階段。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長孫無忌等人以《貞觀律》為藍本，稍加修改，制定出了《永徽律》12篇，500條。同時，鑒於當時中央和地方的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時也缺乏統一標準的情況，高宗又下令對《永徽律》逐條逐句的進行統一而詳細的解釋，闡明《永徽律》的精神實質，重要原則制度的源流演變和立法意圖，並設問答，解決法律適用中的疑難問題。這些內容稱為「律疏」，附於律文之下，經皇帝批准，於永徽四年頒行天下，律文與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這部法典當時稱為《永徽律疏》，元代以後稱之為《唐律疏議》。

《永徽律疏》是我國迄今為止完整保存下來的一部最早、最完備、影響最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總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立法和注律的經驗，繼承了漢代以來德主刑輔的思想和禮律結合的傳統，使中國封建法律至此發展到最成熟、最完備的階段，標志著中國封建立法技術達到最高水平。《永徽律疏》以其豐富的內容、高超的技術和鮮明的特色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並對當時周圍其他亞洲國家和後世各王朝的封建立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永徽律疏》在整個中國法律制度發展史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

㈣ 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比較完整的行政法典是

唐代
《唐六典》
《唐六典》是記載唐代封建國家職官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獻。唐玄宗於開元十年（公元772年）命令大臣以當時的國家行政體制為基礎，仿照西周〈周官〉一書依官職分類的體例編纂《唐六典》，至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完成，其內容主要記載了唐朝國家機構的設置、官員的編制、品級及職責、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監督、獎懲、俸祿、退休等制度和規定。[1]關於《唐六典》的編纂體例，尤其是《唐六典》的性質即《唐六典》是一部什麼樣的書，歷來為學者所爭議。律、令是中國古代傳統法制中的兩種基本文本，自戰國時代開始，歷經演變，至唐漸趨定製，成為唐代的主要法律文件。

㈤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節宋代法律制度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

㈥ 宋朝的基本法典 是什麼

宋朝的《宋刑統》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條，沿用了唐末《大中刑律統類》和後周《顯德刑統》的編纂體例。這是宋開國以來的第一部法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朝廷刊版印行、發行全國的封建法典。

㈦ 總結高中歷史中的中國古代歷代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周禮》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內容。《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元《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㈧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宋代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㈨ 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什麼

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㈩ 簡述宋朝法制的嚴厲化及調節

（一）《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淵（公元618---626年）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為《武德律》，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條。唐太宗即位以後，鑒於《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當時的需要，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稱為《貞觀律》。《貞觀律》仍為12篇500條。《貞觀律》的修改。如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貞觀律》的修訂，基本上確定了唐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後來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2、《永徽律疏》的頒行。《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並作鄭重說明：「舊律雲言理切害，今改為情理切害者，蓋欲原其本情，廣思慎罰故也。」最終，奏上新撰律12卷，是為《永徽律》。鑒於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情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師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條義疏奏以聞」，繼承漢晉以來，特別是晉代張斐、杜預注釋律文的已有成果，歷時1年，撰《律疏》30卷奏上，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日」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議的作用至重，學者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中認為，「這部永徽律全得疏議才流傳至今」。《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書》的完成，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作為中國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幾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因此前的《貞觀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為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二）十惡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所謂「十惡」是隋唐以後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書儀即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2唐律中十惡的具體內容：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一為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唐律將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並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了最嚴厲的刑罰，而且，唐律規定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語所謂「十惡不赦」的淵源。這些特別規定充分體現了唐律的本質重點在於維護皇權、特權、傳統的倫理綱常及倫理關系。（三）六殺、六贓與保辜1、六殺。《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即所謂的「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唐律的「謀殺」指預謀殺人；「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斗殺」指在斗毆中因為激憤失手而把人殺死的殺人犯罪；「誤殺」指由於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於過失殺人；「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基於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謀殺人，一般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於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出罰。戲殺則減斗罪二等處罰。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2、六贓。六贓指《唐律》規定的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牟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唐律中均規定了較常人犯財產罪更重的刑罰。六贓具體包括以下罪名：一是「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枉法裁判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凡官吏受財枉法，贓滿15匹處絞。二是「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即使不枉法，贓滿30匹也處僅於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處接受禮物，主動索取或強要財物的，加重處罰。監臨主守官盜取自己所監臨財物或被監臨人財物的，比竊盜加二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甚至規定，不得向被監臨人借用財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屬人員或利用職權經商牟利；否則依情節分別處以笞杖或徒刑。唐律還規定，官吏應約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監臨人的財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減等治罪。如監守自盜的比一般盜罪加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四是「強盜」，指以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唐律》賊盜篇規定強盜處罰更嚴，雖不得財，也要處罰徒刑2年。持凶器是財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五是「竊盜」，指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唐律》賊盜篇對一般竊盜罪也嚴格規定，不得財者笞五十，得財者至五十匹處加役流刑。六是「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授受財物的行為。《唐律》雜律篇規定，官吏因事授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坐贓」，同時禁止監臨主守官在轄區內役使百姓，借貸財物，違者以坐贓論處。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後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3、保辜。指對傷人罪的後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四）五刑與刑罰原則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都是流三千里，但到流放地後要在當地服役三年；（5）死刑，分斬、絞二等。2、唐律中的刑罰原則。（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2）自首原則。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後果危害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因為這些的後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規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贓猶征如法」，即贓物必須按法律規定如數償還，以防止自首者非法獲財。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死罪。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3）類推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4）化外人原則。《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主權，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1、「禮法合一」的特點。2、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一）《宋刑統》與編敕1、《宋刑統》。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卿竇儀等人的奏請下，開始修訂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詔「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頒行天下」，成為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全稱《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是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刑統》的編纂體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時頒行的《大中刑律統類》。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統》，便是《刑統》體例在五代時發展的結果。《刑統》在具體編纂上，仍以傳統的刑律為主，同時將有關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縣常科等條文，都分類編附於後，使其成為一部具有統括性和綜合性的法典。《宋刑統》和《唐律疏議》相比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兩者的篇目、內容大體相同。《宋刑統》也是30卷，12篇502條。二是《宋刑統》在12篇的502條中又分為213門，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的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三是《宋刑統》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四是《宋刑統》刪去《唐律疏議》每篇前的歷史淵源部分，因避諱對個別字也有改動，如將「大不敬」的「敬」字改為「恭」等。2、編敕。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誡。南北朝以後成為皇帝詔令的一種。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於律，成為斷案的依據。依宋代成法，皇帝的這種臨時命令須經過中書省「制論」和門下省「封駁」，才被賦予通行全國的「敕」的法律效力。編敕，是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式的一種立法過程。編敕是宋代一項重要和頻繁的立法活動，神宗時還設有專門編敕的機構「編敕所」。從太祖時的《建隆編敕》開始，大凡新皇帝登極或改元，均要進行編敕。編敕的特點是：（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並行」，編敕一般依律的體例分類，但獨立於《宋刑統》之外。（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載者，一斷於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3）敕主要是關於犯罪與刑罰方面的規定，所謂「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二）刑罰的變化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帳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處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後釋放。流行折換成脊杖，杖後就地配役。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最的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單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2、配役。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和折杖後的諸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3凌遲。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三）契約與婚姻法規（一）《大明律》與《明大誥》。（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於洪武三十年完成並頒布天下的法典，共計7篇30卷460條。它一改傳統刑律體例，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適應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簡於唐律，精神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明律的制定經過了四個階段：①吳天年《大明律》。鑒於元末法制敗壞的教訓，朱元璋曾說：「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吳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頒行之」。這是最早擬定頒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捨編訂，依《元典章》體例按六部順序編定。為以後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礎。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68年）冬又詳定《大明律》，次年二月書成，其「篇目一準之於唐┅┅┅分為三十卷」。仿唐律12篇體例，名例律置於最後，內容繁於唐律。經朱元璋「親加裁酌」後頒布。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後又因條例「增損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0年）廢中書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後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編纂體例，按六部改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條。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襲800年的法典結構至此一變。基本條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輕其輕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術上較唐更為精細，體例也更趨完備和科學。以後又將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誥》，選出147條附於律後。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從初創到定型，歷時三十多年，表明立法的積極與慎重態度。（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間，手訂四編《大誥》，共236條，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誥》集中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誥是明初的一種特別刑事法規。大誥之名來自儒家經典《尚書·大誥》，原為周公東征殷民時對臣民的訓誡。明太祖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加以整理匯編，並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頒布天下。大誥對於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大誥的另一特點是濫用法外之刑，四編大誥中開列的刑罰如族誅、瘃首、斷手、斬趾等等，都是漢律以來久不載於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誥的又一特點，其中大多數條文專為懲治貪官污吏而定，以此強化統治效能。大誥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每戶人家必須有一本大誥，科舉考試中也列入大誥的內容。明太祖死後，大誥被束之高閣，不具法律效力。（三）明清會典。（1）《大明法典》。明英宗時開始編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編成，但未及頒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補。《大明會典》基本依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關職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職之下，先載律令，次載事例。故《大明會典》就其內容、性質與作用來看，仍屬行政法典，起著調整國家行政法律關系的作用。（2）《大清會典》與清代行政法。為了規范國家機關的組織、活動，加強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統治效能，自康煦朝開始，清廷仿效《明會典》編定《清會典》，記述各朝主要國家機關的職掌、事例、活動規則與有關制度。計有康煦、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部會典，合稱「五朝會典」，統稱《大清會典》。自乾隆二十七年編纂《乾隆會典開始，《清會典》的編纂一直遵循「以典為綱，以則例為目」的原則，典、例分別編輯遂成固定體例。「會典」所載，一般為國家基本體制，少有變動。具體的變更，則在增修「則例」中完成。（一）司法機關1、唐宋時期的司法機關。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審判職權。（1）大理寺。（2）刑部與審刑院。（3）御史台。（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5）地方司法機關，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一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宋代地方州縣仍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之制。但從太宗時起加強地方司法監督，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獄司，作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機構。提點刑獄司定期巡視州縣，監督審判，詳錄囚徒。凡地方官吏審判違法，輕者，提點刑獄司可以立即處斷；重者，上報皇帝裁決。2、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體系。（1）明代刑部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審機關，為六部之一，執掌全國「法律刑名」事務，下設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師和各省審判事務，還設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秋審的秋審處、專掌律例修訂的修訂法法律館。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機構，在處理全國法律事務方面一直起主導作用，主要負責：一是審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審核地方上報的重案（死刑應交大理寺復核）；四是處理地方上訴案及秋審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與律例修訂事宜。（2）明代大理寺掌復核駁正，發現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並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奏請皇帝裁決。依清律規定，大理寺的主要職責是復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獄，同時參與秋審、熱審等會審，如發現刑部定罪量刑有誤，可提出封駁。（3）明代都查院掌糾察。主要是糾察百司，司法活動僅限於會審及審理官吏犯罪案件，並無監督法律執行的原則。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察百官風紀、糾彈不法，同時負有監督刑部、大理寺之責，如刑部、大理寺發生嚴重錯誤，可提出糾彈。亦可參與重大案件的會審。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機關統稱「三法司」。對重大疑難案件三法司共同會審，稱「三司會審」。（4）地方司法機關。3、管轄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轄上，繼承了唐律「以輕就重，以少就多，以後就先」的原則，同時又規定：「若詞訟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反映出明朝實行被告原則，減少推諉的立法意圖。此外，明朝實行軍民分訴轄制，凡軍官、軍人有犯，「與民不相干者」，一律「從本管軍職衙門自行追問」。「在外軍民詞訟」有涉「叛逆機密重事」者，可允許「鎮守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受理」。若軍案衙門與當地官府，「一體約問」。從中反映出明代軍事審判程序的健全與管轄制度的完善。4、延杖與廠衛。（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對法制實施造成惡劣影響。（2）「廠」、「衛」特務司法機關。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廠」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衛」是指皇帝任命親信「提督」明末曾下令盡毀錦衣衛刑具，不許再用。到明後期，廠衛特務多達十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二）訴訟制度三，清末司法體制的變化（一）司法體制的變革與四級三審制清政府對舊的訴工提和審判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僅流於形式。表現在：1．清末司法的變化。改刑部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刑政事務；改大理寺為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實行審檢合署。2．實行四級三審制。確立一系列近代意義上的訴工制度，實習感四級三審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訴制度.證據.保釋制度；審判制度社會實行公開.迴避等制度。初步規定了法官及檢察官考試任用制度；改良監獄及獄政管理制度。（二）領事裁判權與審判和會審公廨1．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主要內容。又稱「治外法權」，是外國侵略者在強迫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一種司法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只由該國的領事或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其本國法律裁判。確立於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稅則》及隨後簽定的《虎門條約》，並在其後簽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得以擴充。（1）內容。中國人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間的訴公依被告原則；相同領事裁判權國家公民之間的訴訟由所屬國審理；不同國家的僑民之間的訴公適用被告主義原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與非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之間的爭公前者是被告則適用於悲哀高主義原則，後者是被告，則由中國法院管轄。（2）審理機構。一審由在華領事法院或法庭審理；二審上訴案件有3各國建立的上訴法院審理；終審案件，則由本國最高審判機關受理。（3）後果。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同時也是外國侵略者進行各種犯罪的護身符和鎮壓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工具。2．觀審制度。西方列強取得在華領事裁判權後確立的強行干預中國審判的制度即外國人是韻告的案件，其所屬國領事官員也有權前往觀審，如認為審判.判決有不妥之處，可以提出新證據等。這種制度是原有領事裁判權擴充，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踐踏。3．會審公廨。1864年清廷與英、美、法三國駐上海領事協議在租界內設立的特殊審判機關。凡涉及外國人案件，必須有領事官員參加會審；筏中國人內與外國人訴公案，由本國領事裁判或陪審，甚至租界內純屬中國人之間的訴工也由外國領事審判並操縱判決。它的確立，是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擴充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