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代表人推選法律規定

㈠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的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是指多少人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的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是指十人以上內。

《<中華人容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七十五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和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的人數眾多，一般指十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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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

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或者當事人雙方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不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

再審程序是法院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有重大瑕疵的判決進行再次審理的一種非常途徑。其「非常程序」屬性，是就其與普通救濟程序的區別而言的，因為再審程序只能用於例外情況的救濟，而不能像普通救濟程序那樣被頻繁啟用。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

網路——再審 （對案件重新進行的審理）

㈡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民事舉證一般實行「什麼，什麼」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民事舉證一般實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內。

《中容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是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1991年4月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已於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36次會議通過，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㈢ 有關民事訴訟法的！

代表人訴訟是指一方或者雙方人數眾多時，有眾多的當事人推選出代表人代表版本方當事人進行訴訟，維護本權方當事人的利益，代表人所謂訴訟行為對本方全體當事人發生效力的訴訟制度，屬於群體性訴訟的一種形式。在多數人訴訟中，訴訟代表人的許可權相當於未被授予處分實體權利的訴訟代理人。具體來講，訴訟代表人的訴訟行為，對其所代表的當事人發生法律效力。但在處分涉及被代表人的實體權利時，如變更、放棄訴訟請求或者承認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和解等，必須經被代表的當事人同意，應該全部人同意。

㈣ 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應由誰來承擔

一般情抄況下，舉證責任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主張某事實的當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雙方）為自己的事實主張提交用以證明的相關證據；
但在部分特殊侵權責任糾紛中，如環境污染、醫療糾紛、高度危險作業致損、飼養動物致損、建築物或其附屬物致損等，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將「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做特殊化處理，變為「誰主張，對方舉證」。其立法目的是因為在這些特殊侵權糾紛中的受損人往往在舉證中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為了保護受損人的利益，將舉證責任倒置給訴訟對方，如受損人的對方不能舉證證明自己對受損人的損失不應承擔法律責任，則由受損人的訴訟對方對受損事實承擔賠償等民事責任。舉證責任的倒置情形由法律明文規定，不得作隨意解釋。

訴訟實踐中，由於往往多是原告提出事實及訴訟主張，因此在一般的情況下多由原告為其主張舉證；但並不排除被告方為自己的事實主張或反訴主張舉證的責任。而在責任倒置的特殊情形下，受損人多為原告，則舉證責任多倒置給被告；這里同樣不能完全排除受損人的舉證責任，受損人應承擔為證明自己的受損事實而舉證的責任。

㈤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哪些人有資格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回的當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答表人進行訴訟。其他組織由其主要負責人進行訴訟。
第四十九條當事人有權委託代理人，提出迴避申請，收集、提供證據，進行辯論，請求調解，提起上訴，申請執行。
當事人可以查閱本案有關材料，並可以復制本案有關材料和法律文書。查閱、復制本案有關材料的范圍和辦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規定。
當事人必須依法行使訴訟權利，遵守訴訟秩序，履行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和調解書。

㈥ 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的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

1.證據包括：當事人的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勘驗筆錄。

2.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

3.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4.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

5.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製品、照片、副本、節錄本。提交外文書證，必須附有中文譯本。

6.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7.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

因情況緊急，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利害關系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證據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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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

1.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2.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3.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4.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2.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3.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並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4.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5.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6.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

㈦ 試述代表人訴訟的審理程序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產生和完善都有其時代背景。群體性糾紛大量出現，傳統的單一的一對一的訴訟結構已不能滿足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訴訟主體的群體性，群體性訴訟（註：描述人數眾多的訴訟時，人們常常使用群體性訴訟、集體訴訟、多數人訴訟、代表人訴訟和集團訴訟的說法。為了便於敘述各國不同的群體性訴訟制度，盡可能將不同國家之間各有特點的群體性訴訟制度以不同的稱謂加以區分。盡管各國群體性訴訟有著某些共同的特徵，但在區分時盡可能依照多數人的習慣、母語的含義。因此，筆者將美國的class action制度稱為集團訴訟。英國和我國的類似制度稱為代表人訴訟制度。日本和德國有法定和比較固定的稱謂，即選定當事人制度和團體訴訟制度。）制度隨之產生。我國代表人訴訟是在借鑒國外群體性訴訟制度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司法實踐經驗建立起來的有我國自己特色的群體性訴訟形式。由於我國的代表人訴訟審判經驗並不多，在立法上和理論上還缺乏較為系統的研究，並且我國又處於一個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都激烈變化並且日趨復雜的時期，作為一項訴訟法律制度，面對著變化的社會生活和審判實踐，還有許多方面亟待完善。
一、我國代表人訴訟制度之反思
（一）代表人訴訟立法現狀批判與思考
我國最早、最典型的群體糾紛解決案例是1569戶農民訴安岳縣種子公司水稻制種合同案。 [1]此案引起了深刻的社會反響，在總結司法實踐的基礎上，我國民事訴訟立法吸收和借鑒了美國集團訴訟和日本選定當事人制度的立法經驗，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4、55條中確立了群體性訴訟制度，即代表人訴訟制度。
1.「人數是否確定論」立法缺陷之批判
我國民事訴訟理論對代表人訴訟的類型的劃分通常以《民事訴訟法》第54、55條為根據，把代表人訴訟分為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和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代表人訴訟以「起訴時人數眾多一方當事人的人數是否確定」為標准，確立了我國代表人訴訟的立法體系。以靜止的眼光審視「人數是否確定論」的立法技術，很難發現立法上的缺陷，至少《民事訴訟法》第54條和第55條在邏輯上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將其放在動態的訴訟運行過程中，就會發現其不足，而這種不足恰恰根植於立法的缺陷。
在具體的訴訟運行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問題：在民事訴訟中適用代表人訴訟的案件逐年遞增， [2]但絕大數案件是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4條（即「起訴時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來解決的。而與之相對照的是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5條（即「起訴時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解決的案件極少，與之相配套的公告程序、權利人登記程序乃至判決效力的擴張幾乎形同虛設。產生這樣問題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所謂的起訴時人數不確定的案件很少，而是立法技術的不合理，是把「人數是否確定」作為代表人訴訟分類標準的不合理在訴訟實踐中的反映。我國的代表人訴訟從立法伊始就是作為共同訴訟的延伸而設計的。其目的有兩個：一是為了解決共同訴訟中人數眾多不便審理的問題；二是希望能夠吸收集團訴訟有益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節約訴訟資源，防止做出互相矛盾的判決。由此設計出兩種代表人訴訟類型，以「起訴時人數是否確定」為判斷標准來適用兩種不同程序。此可謂「用心良苦」。從共同訴訟理論上講，可分為必要共同訴訟和普通共同訴訟，必要共同訴訟是不可分之訴，審理范圍確定，當事人范圍相對確定。而普通共同訴訟是可分之訴，合並審理范圍依案件具體情況而定，合並或分離對一個審理程序涉及的當事人人數有決定性的影響。基於普通共同訴訟的可分性，其當事人的人數也具有可分性。所以，在普通共同訴訟實踐中，我們可以按起訴時已確定的當事人進行審理，也可以合並其他案件共同進行審理。因此在邏輯上，普通共同訴訟的當事人是確定的，也是不確定的。至於在時間上控制在「起訴時」這個點上已沒有意義。有的學者雖然在對代表人訴訟劃分的標准上擯棄了「人數是否確定論」的錯誤，卻又走入了適用該標准劃分普通共同訴訟的另一個誤區。 [3]可見「人數是否確定論」立法標准對民事訴訟法學界的影響至深，以至在理論研究中始終無法沖破注釋性法學的藩籬。由於普通共同訴訟無法以「人數是否確定」為標准來進行判斷分類，從而在司法實踐中，以此標准判斷的結果既可以被認為是人數確定的情況，也可以被認為是人數不確定的情況。於是結果導致代表人訴訟案件往往是按照人數確定的情況來進行審理（這不僅由立法技術缺陷引起，和司法實踐也有關。），而《民事訴訟法》用來規范「人數不確定代表人訴訟」的第55條備受冷落，形同虛設，與立法者初衷背道而馳，立法效果大打折扣。這種立法技術在具體實踐中顯現出的固有缺陷已被司法機關所認識，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採用的判斷依據不再是人數確定與否，而是當事人與訴訟標的的關系。（註：參見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意見》第60條。）雙重標準的產生實質上宣告了「人數是否確定論」的破產。
2.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
我國1991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典，確立了我國的代表人訴訟制度。即《民事訴訟法》第54條和第55條，僅有兩個條文，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中關於代表人訴訟的條文也只有6條，即從第59條至第64條。法律規定與司法解釋均很單薄粗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訴訟代表人的產生。訴訟代表人的產生是否應基於全體當事人同意？由不同性質的共同訴訟產生代表人的規則是否相同？當事人經推選或協商無法產生訴訟代表人時應如何處理？法院在訴訟代表人的產生過程中起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問題都有待立法精細化，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據。
(2)訴訟代表人與其他當事人的關系。訴訟代表人產生後，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代表的當事人仍是案件的當事人，可以不退出訴訟，並對訴訟代表人進行監督等等。如在實踐中，有的被代表的當事人如果不退出訴訟，他們與訴訟代表人的訴訟行為的效力關系應是什麼樣的狀態？監督訴訟代表人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旁聽或事後監督？訴訟代表人與被代表當事人的關系相當混亂。在具體操作上因法院而異，實踐中不統一。
(3)法院在代表人訴訟中的作用。法院對起訴審查的標准應是形式上的還是實質上的？對訴訟代表人的產生、訴訟行為、實體權利的處分的監督、干預應如何進行？以及關於判決方式的選擇、判決的執行以及執行財產分配等問題，立法上仍存在空白。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的行為性質不確定，一方面會對訴訟過分干預，濫用職權；另一方面又可能對訴訟放之任之，無所作為。
由於代表人訴訟在立法時可利用的訴訟實踐經驗不多，隨著適用該訴訟解決大規模糾紛的案件增多，在理論與實踐互動的基礎上，代表人訴訟制度立法細化會有相當豐富的法律理論和實踐資源。
（二）代表人訴訟司法實踐的分析與思考
按照實踐邏輯，任何立法上的後果，無論是消極還是積極的，通常都是由司法直接承受的。 [4]立法的缺陷必然會在司法運行過程中體現出來。當然除了立法的問題，司法實踐運行主體的相關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如上文所述，普通共同訴訟是可分之訴，不能以起訴時人數是否確定進行判斷分類，考慮立法的影響，從概率上說，法院有可能按照「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來進行審理，也有可能按照「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來進行審理。但法院大多數選擇以「人數確定」之代表人訴訟來進行審理。實踐中出現這種「一邊倒」的傾向使人反思。
1.以法院為視角的分析
法院作為制度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人」，並不是絕對中立無私的。在司法活動的結構以及具體訴訟程序中，既有自己的政治功利，亦有自己的經濟功利，還有其社會聲譽等方面的獨立性功利。法院的功利與當事人或者社會其他功利目標有重合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沖突的一面。在解決群體性糾紛中，如果眾多糾紛在一個訴訟空間內得以解決，不僅節省訴訟資源，更會避免相互矛盾的判決，盡快盡可能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整體上對當事人和社會利益都是有利的。而具體對法院而言，第一，如果在訴訟空間中無限擴大容納訴訟主體的數量，將會產生大量復雜的技術性規則和難題，使案件的審理變得困難；第二，就整體而言，代表人訴訟是經濟的，但是具體到每一個法院，訴訟案件的合並審理（尤其是公告程序的適用使合並范圍擴大化）會使程序更復雜，法院付出的經濟成本更高，如果適用「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將比適用「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更經濟、方便（因為「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程序更繁瑣）。第三，適用「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將可能使隱藏的、來起訴的人更多地參與訴訟，形成有相當規模的群體糾紛，有些地方法院基於安定團結的地方形象的考慮，而認為大規模的群體性訴訟易引起社會不穩定，甚至動盪（這和我國法院承擔的政治功能有關）。因此分析上述三個方面的原因，加之立法缺陷造成的事實上的無法可依，法院有相當隨意的選擇性，導致實踐中對「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的冷落。有學者也意識到上述弊端，認為是適用公告程序的選擇性造成適用公告程序的情況較少，應使公告程序的適用標准確定化，促使法院適用該程序。 [5]該觀點只看到程序運行中的表現，沒有認識到問題的關鍵是「人數是否確定論」的立法缺陷所致。該問題從更深層次來講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民事糾紛可訴性的缺乏。要麼表現為當事人提起訴訟不被受理；要麼表現為當事人因為訴訟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不願起訴。二是司法解決糾紛的實際能力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兩方面共同表現為訴訟機制功能的低下。
2.以當事人為視角的分析
對於現代型訴訟背景下的群體性訴訟，涉及的利益不僅是私人利益，更多帶有公共利益的色彩。如上文所述，當事人作為「經濟人」有其自身的功利目的（或利益），其與社會公共利益在現代型訴訟中有重合一致之處。具體到我國代表人訴訟實踐中，針對《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而言，當事人缺乏適用該法規進行救濟的傾向，積極性不高。其原因正如美國學者諾思指出的那樣：「如果私人成本超過了私人收益，個人通常不會願意去從事活動，雖然對社會來說可能有利。」 [6]如果當事人提起訴訟，適用「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程序規則，就會有公告程序、權利人登記程序等一系列程序要完成，而導致訴訟周期延長，自己的民事權利得不到及時保護，耗費自己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後讓那些沒有起訴的人「搭了便車」。雖然這樣做有利於公共利益的實現，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有利的，可他們也會排斥這種做法。從訴訟經濟效益和訴訟行為心理來講這是合理的。基於這些考慮，當事人缺乏主動要求進行公告、權利人登記等程序的主觀願望。事實上，大多數「小額多數」的受害者，甚至都不會起訴。最終使立法者想通過動員個人的利益動機來實現一定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的想法成為一廂情願（這恰恰是美國集團訴訟的優點）。正如美國學者巴澤爾所說，當人們相信某種行為的收益將超過成本的時候，他們就會運用權利；相反，當認為擁有產權的收益並不足以彌補成本時，他們永不會去運用權利，從而使這種產權置於公共領域內。 [7]在傳統型訴訟中，為實現自己的私人利益進行訴訟不必採取特別的措施，例如獎勵等。而在現代型訴訟中，為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私人訴訟就應該重視起訴者的訴訟成本及正當利益。盡管德國法學者魯道夫·馮·耶林曾提出，被非法侵犯的人們，僅僅根據個人性費用與利益的分析來決定是否求助法律救濟是不充分的，他認為這種人應有提出訴訟的義務。 [8]這只是說明了私人訴訟的公益性，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去考慮他們的費用與利益。在設計權利實現的程序時，不能以權利意識強、具有殉教者精神的人為對象，而應以平凡的市民為對象，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去實現自己的權利。因為僅僅依靠權利者的法律意識是危險的，而應該對法律制度方面的權利實現機制進行科學、實用的研究設計。
二、我國代表人訴訟制度之重構
（一）代表人訴訟重構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按照傳統的看法，一般把民事訴訟理解為圍繞私人利益而發生的民事糾紛解決程序。實踐中，私人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訴訟近年來卻不斷增加。作為近幾年訴訟法學研究的熱點——公益訴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現狀的反映。當然，「傳統的訴訟和公共利益訴訟之間的差別，從某種意義上說，本身可能是一種錯覺」。 [9](P65)一切訴訟無不以公益的保護為目的，公益訴訟不過是傳統私益訴訟對公益保護的深化，兩者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正是基於這種原因，只要提起傳統意義上的民事訴訟，也可以維護公共利益。因為公益與私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兩者有時甚至是交織在一起的。德國學者魯道夫·馮·耶林早在1872年就指出：「公共利益在由個人接近權利實現的情形下，就不再僅僅是法律主張其自身的權威、威嚴這樣一個單純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時也是一種誰都能感受得到，誰都理解得到的非常現實、極為實際的利益……即一種能夠保證和維持各人所關注的交易性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 [9](P67)我們通過對個人利益的尊重與實現就能達到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代表人訴訟立法初衷包含有動員社會成員維護個人利益來促進公共利益實現的目的，是可取的。只是某些程序設計的不切實際造成訴訟運行效果不理想，這可以通過對其進行重構和完善來適應現代型訴訟的要求，沒有必要擯棄我們已有的訴訟制度和訴訟經驗。筆者認為對代表人訴訟制度的重構完善是可行的。

㈧ 關於法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被告住任丘市，按照民訴法第21條一般地域管轄，原告就被告。況且你這個情況和22條沒關系。
民訴法第28條關於侵權行為規定了可以由侵權行為地人民法院管轄。
所以，應該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