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2016案例
㈠ 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一款解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 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二審行政裁定書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書
(2017)京行終447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白某1,漢族,住北京市東城區。
上訴人(一審原告)白某2,漢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區。
上訴人(一審原告)白某3,漢族,住北京市東城區。
共同委託代理人劉某,漢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區。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東城區錢糧胡同**。
法定代表人金某,區長。
委託代理人陳某,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工作人員。
委託代理人吳某,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工作人員。
上訴人白某1、白某2、白某3(以下簡稱白某1等三人)因訴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東城區政府)公房承租人變更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一審法院)作出的(2016)京04行初2564號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白某1等三人及其委託代理人劉某;被上訴人東城區政府的委託代理人吳某、陳某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白某1等三人向一審法院訴稱,涉訴公房現承租人白某4有其他住房,且沒有與原承租人共同居住兩年,只有戶籍與原承租人同**籍。故請求法院撤銷東城區政府下屬的北京市東城區房屋土地經營管理一中心東直門分中心(以下簡稱東直門分中心)在2015年9月1日將豹某承租的北京市東城區新中西里12樓2單元502的涉案公房變更為白某4的承租合同。
東城區政府向一審法院辯稱,白某1等三人與東城區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原告主體資格不合格。白某1、白某2戶口不在訴爭房屋內。白某3被生效判決認定為不需要徵求意見的家庭成員。且東城區政府變更承租人為白某4的行為認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故請求法院判決駁回白某1等三人起訴。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北京市東城區新中西里12樓2單元502室為東城區政府下屬的東直門分中心直管公房,原承租人豹某於2010年去世。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14)東行初字第821號判決和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5)二中行終字第753號判決認定白某4在本市有其他住房。白某1、白某2在與一審法院談話中表示,她們的戶籍與原承租人豹某在死亡之前並非同**籍。
一審法院認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法定起訴條件。起訴不符合法定條件的,已經立案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根據《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賃合同》第七條之規定,租賃期限內,乙方外遷或死亡,乙方同一戶籍共同居住兩年又無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員願意繼續履行合同,其他家庭成員又無異議的,可以辦理更名手續。本案中,白某1、白某2與原承租人豹某並非同一戶籍,白某3經生效判決認定在本市有其他住房,三人均不屬於《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賃合同》第七條規定的家庭成員范圍,因此,白某1等三人不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故其向一審法院提起的訴訟不符合起訴條件,依法應予駁回。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駁回白某1等三人的起訴。
白某1等三人不服一審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訴,認為一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白某1等三人與本案具有利害關系,符合法律規定的原告主體資格,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裁定,開庭審理本案,並依法改判。
東城區政府堅持一審答辯意見,認為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本案中,鑒於白某1、白某2與原承租人豹某並非同一戶籍,白某3業經生效判決認定在本市有其他住房,故三人均不符合《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賃合同》第七條規定的公房承租人變更條件。白某1等三人與涉訴公房承租人變更行為之間不具有利害關系,所提本案之訴不符合法定起訴條件,依法應予駁回。
綜上,一審法院裁定駁回白某1等三人的起訴並無不當,本院應予維持。白某1等三人的上訴請求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㈡ 最高法行政訴訟案例指引：行政給付訴訟的適用范圍及訴訟規則
山西省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晉11行終46號案例中，王某連起訴某縣民政局行政給付案，體現了行政給付也稱行政物質幫助，指的是行政機關依法對特定相對人提供物質利益或權益的行為。行政機關在執行行政給付政策時，應嚴格遵循，確保政策准確實施，維護特殊群體權益。某縣民政局對漏報人員雖允許補報並確認身份，但在支付生活補助時拒絕支付之前補助，違反公平和合理行政原則。法院支持合理訴求，指出行政機關習慣做法不應減損相對人權益。
案例背景為民政部、財政部文件規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對符合條件的烈士子女發放定期生活補助。王某父親王乙在抗戰中犧牲，被認定為革命烈士，王某向縣民政局申請生活補助。縣民政局於2015年12月4日審核同意從2016年1月起發放。王某認為應補發2011年至2015年的補助，因民政局堅持按照申請獲批次月開始發放，王某決定通過法律途徑救濟。
王某的訴訟請求是縣民政局按規定補發2011年至2015年定期生活補助。法院一審認為縣民政局的主張不符合文件精神，判決縣民政局應按規定補發。縣民政局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上訴理由包括文件規定申報、審核流程及補助發放時間。二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般給付訴訟的概念及適用范圍包括履行法定職責和依法給付金錢財物，以及要求被告不作出一定行為。適用范圍涵蓋法律、法規、規章以及規范性文件規定的給付義務，如社會保險、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等。除常見的財產給付訴訟類型，還包括基於行政協議、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情形的給付義務。
一般給付訴訟與履行法定職責訴訟的區別在於，前者要求被告履行具體給付義務，後者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職責，兩者都是實現行政法請求權的手段，但履行內容和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不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需限於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給付內容明確且金額確定，否則應先提起履行法定職責訴訟。
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審查是否被告依法負有給付義務，且審查被告是否合法履行給付義務，或拒絕履行是否有正當理由。法院根據審查結果判決被告履行給付義務，或駁回原告訴求。對於已履行給付義務但原告仍不撤訴的，法院僅作出確認違法判決。法院需重點審查被告是否依法負有給付義務，以及原告請求是否符合給付條件，被告拒絕履行的理由是否正當。
㈢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1.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2.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3.法律上保護的權益。
⑴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⑵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4.審理方式。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復議
審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
【當事人信息】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廣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人民中路33號。
法定代表人：黃戟，市長。
【訴訟記錄】
再審申請人劉廣明訴被申請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張家港市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蘇05行初59號行政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劉廣明不服提起上訴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蘇行終141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劉廣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耿寶建擔任審判長並主審、審判員白雅麗、汪軍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案件基本情況】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作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於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遊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於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該通知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並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於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並於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申請人提起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與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項目申報單位憑項目備案機關出具的項目備案通知書，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本案中，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後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並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並不具有利害關系，其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根據《實施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法和本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駁回行政復議申請。因此，張家港市政府作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
劉廣明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實與理由，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劉廣明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1.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並依法改判；2.一、二審訴訟費由張家港市政府承擔。其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為：823號通知具有行政審批效力。該通知是涉案地塊進入徵收程序的必備文件。唯有該通知通過，涉案項目才能啟動其他程序。因此，823號通知並非隻影響到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還直接對用地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產生影響。823號通知將再審申請人的土地納入項目選址范圍，對再審申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823號通知的作出，導致再審申請人的土地因涉案項目需被徵收的法律後果，且再審申請人作為相關地塊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人，仍未獲得合法補償，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故再審申請人與823號通知有重大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有權提起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理應受理並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二審法院並未就案件情況向再審申請人進行任何詢問即決定進行書面審理，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裁判分析過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就本案而言，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發展改革部門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行為和企業投資項目的核准和備案行為，主要是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判斷某一項目是否應予審批、核准或備案（以下統稱項目審批行為）。考察上述一系列規定，並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保護或者考量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人權益保障問題，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於劉廣明等個別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發展改革部門在作出項目審批行為時，也就無需審查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事宜，無需考慮項目用地范圍內單個土地、房屋等權利人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的保護問題。因此，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到本案中，張家港市發改委作出823號通知即使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以再審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為由，作出駁回其申請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一、二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再審申請人劉廣明如認為項目建設過程中行政機關的土地徵收與補償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應當通過其他法定途徑解決。
另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對於一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對於二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因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法律適用問題，二審法院未開庭審理而採用書面方式審理，系法院職權所在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再審申請人有關二審法院未經詢問即書面審理違法的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裁判結果】
駁回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
【文尾】
審 判 長 耿寶建
審 判 員 白雅麗
審 判 員 汪 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孫輝妮
書 記 員 周 萍
㈣ 法律上「一事不二訴」原則指的是什麼(具體點)
「一事不二訴」原則即「一事不再理」原則，就是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訴和審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規定，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判刑。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普遍應遵循的國際准則。
1、民事訴訟中，一事不再理原則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
第一，當事人不得就已經向法院起訴的案件重新起訴；
第二，一案在判決生效之後，產生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雙方爭議的法律關系，再行起訴。
從法院角度講，就是不得再受理。 所謂「一事」是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系，而為同一的訴訟請求。因為這個同一事件已在法院受理中或者已被法院裁判，當然就不得再起訴，法院也不應再受理，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也避免當事人糾纏不清，造成訟累。
法條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二百四十七條 當事人就已經提起訴訟的事項在訴訟過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後再次起訴，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構成重復起訴：
（一）後訴與前訴的當事人相同；
（二）後訴與前訴的訴訟標的相同；
（三）後訴與前訴的訴訟請求相同，或者後訴的訴訟請求實質上否定前訴裁判結果。
當事人重復起訴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但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2、刑事訴訟中: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
九、公訴案件第一審程序
第177條：在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理由，並作出是否准許的裁定。
第117條：（四）依照本解釋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人民檢察院撤訴的案件，沒有新的事實、證據，人民檢察院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十、自訴案件第一審程序
第188條： 對於自訴案件，人民法院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者裁定駁回起訴。（六）除因證據不足而撤訴的以外，自訴人撤訴後，就同一事實又告訴的；
上述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之所以會有如此不同的規定（民訴中一般受理，刑訴中一般不受理），其根本在於民訴中當事人有相當大的訴權處分權。
3、行政訴訟中: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
⑴ 第36條：人民法院裁定準許原告撤訴後，原告以同一事實和理由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准予撤訴的裁定確有錯誤，原告申請再審的，人民法院應當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原准予撤訴的裁定，重新對案件進行審理。
⑵ 第37條：原告未按規定的期限預交案件受理費,又不提出緩交、減交、免交申請,或者提出申請未經批準的,按自動撤訴處理.在按撤訴處理後,原告在法定期限內再次起訴,並依法解決訴訟費預交問題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
(4)行政訴訟法2016案例擴展閱讀
案例：
8歲中年婦女賴某因在市場檔鋪與鄰居鄭某發生口角，被鄭某的兒子踢了屁股一腳，賴某在一年半時間內3次起訴鄭某，要求鄭某賠償醫療費、營養費、精神損失費等費用。記者昨日從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獲悉，該院第一次判決支持了賴某醫療費損失1078.4元後，第二次、第三次均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2014年11月26日，在東莞市塘廈鎮某市場，48歲中年婦女賴某與鄰居47歲的鄭某是相鄰檔鋪，當天雙方發生了爭執，賴某對鄭某罵個不停，鄭某兒子實在忍不住，用腳踢了賴某屁股一下，賴某撲倒在地，鄭某老公送賴某到醫院做了X光檢查，並支付150元檢查費，檢查結果顯示問題不大。但其後，賴某越想越生氣，向當地派出所報警，雙方在民警主持下達成調解，由鄭某支付給賴某500元，雙方以後互不追究。
雖然賠了錢，但賴某依然怒氣難消，分別於2015年1月7日、2015年10月28日、2016年4月19日起訴鄭某，第一次起訴要求鄭某賠償誤工費、伙食費、營養費、醫療費等9000元，第二次起訴要求被告鄭某賠償醫葯費2451元，第三次起訴要求被告鄭某賠償醫療費、誤工費、伙食費、營養費、精神損失費，共計9374.36元。
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法院已於2015年3月30日作出第一次判決，支持了原告賴某醫療費損失1078.4元。賴某不服提起上訴，東莞中院依法維持原判。由於賴某第二、三次起訴，均無法證明提交的醫療費用票據與其受傷的關聯性。法院作出的第二、三次判決均駁回了賴某的訴訟請求。
來自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的主審法官表示，賴某在第三次起訴時，法院明確告知其訴請的部分醫療費已經在前兩次生效判決處理過，起訴人再次起訴不符合受理條件。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法院對已處理過的醫療費票據不予受理，僅對新提供的票據予以立案，後法院認為該票據和原告受傷沒有關聯性予以駁回。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一事不再理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屁股被踢一腳起訴3次 法院「一事不再理」
㈤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事、行政訴訟中司法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6)
第一條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訴訟過程中，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先予執行措施，或者對判決、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錯誤，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的，賠償請求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賠償。第二條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對沒有實施妨害訴訟行為的人採取罰款或者拘留措施的；
（二）超過法律規定金額採取罰款措施的；
（三）超過法律規定期限採取拘留措施的；
（四）對同一妨害訴訟的行為重復採取罰款、拘留措施的；
（五）其他違法情形。第三條違法採取保全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依法不應當採取保全措施而採取的；
（二）依法不應當解除保全措施而解除，或者依法應當解除保全措施而不解除的；
（三）明顯超出訴訟請求的范圍採取保全措施的，但保全財產為不可分割物且被保全人無其他財產或者其他財產不足以擔保債權實現的除外；
（四）在給付特定物之訴中，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採取保全措施的；
（五）違法保全案外人財產的；
（六）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不履行監管職責，造成被保全財產毀損、滅失的；
（七）對季節性商品或者鮮活、易腐爛變質以及其他不宜長期保存的物品採取保全措施，未及時處理或者違法處理，造成物品毀損或者嚴重貶值的；
（八）對不動產或者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等特定動產採取保全措施，未依法通知有關登記機構不予辦理該保全財產的變更登記，造成該保全財產所有權被轉移的；
（九）違法採取行為保全措施的；
（十）其他違法情形。第四條違法採取先予執行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違反法律規定的條件和范圍先予執行的；
（二）超出訴訟請求的范圍先予執行的；
（三）其他違法情形。第五條對判決、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錯誤，包括以下情形：
（一）執行未生效法律文書的；
（二）超出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數額和范圍執行的；
（三）對已經發現的被執行人的財產，故意拖延執行或者不執行，導致被執行財產流失的；
（四）應當恢復執行而不恢復，導致被執行財產流失的；
（五）違法執行案外人財產的；
（六）違法將案件執行款物執行給其他當事人或者案外人的；
（七）違法對抵押物、質物或者留置物採取執行措施，致使抵押權人、質權人或者留置權人的優先受償權無法實現的；
（八）對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不履行監管職責，造成財產毀損、滅失的；
（九）對季節性商品或者鮮活、易腐爛變質以及其他不宜長期保存的物品採取執行措施，未及時處理或者違法處理，造成物品毀損或者嚴重貶值的；
（十）對執行財產應當拍賣而未依法拍賣的，或者應當由資產評估機構評估而未依法評估，違法變賣或者以物抵債的；
（十一）其他錯誤情形。第六條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在民事、行政訴訟過程中，有毆打、虐待或者唆使、放縱他人毆打、虐待等行為，以及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五項的規定予以賠償。第七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屬於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七條第二款和第二百三十三條規定情形的；
（二）申請執行人提供執行標的物錯誤的，但人民法院明知該標的物錯誤仍予以執行的除外；
（三）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違法動用、隱匿、毀損、轉移或者變賣的；
（四）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五）因不可抗力、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造成損害後果的；
（六）依法不應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其他情形。第八條因多種原因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損害的，應當根據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的行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或者擴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賠償金額。第九條受害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或者擴大也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對損害結果的發生或者擴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依法減輕國家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