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維持交易安全原則

⑴ 試比較商法基本原則中的交易便捷原則與交易安全原則的關系

便捷與安全原則作為物權變動的基本原則是對立統一的。一方面，二者時常發生沖突，交易便捷要求法律盡量簡化交易形式，滿足交易主體多種交易方式的需要；而交易安全要求為了維護交易的秩序，物權的轉讓應該局限於每一種可以預見的法律既定的形式中，當事人轉讓物權的形式也只有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交易便捷與交易安全作為物權變動的基本原則又是統一的。盡管在整個交易秩序中，交易安全具有更高的價值，交易便捷應服從服務於交易安全的要求，也只有在交易安全的保護下，交易便捷才有存在的必要，離開了交易安全，交易便捷也就無從說起。

物權變動交易便捷與安全的對立統一對立法提出了雙重要求：一方面，不能只片面關注交易安全而忽視對交易便捷原則的維護，更不能為了維護交易安全的偏好而對不符合該制度價值的利益不給予保護。畢竟，經濟生活中的物權交易形式是多樣的，法律不能無視多樣的生活事實的存在而閹割生活事實。另一方面，也不能為顧及物權變動便捷的要求而忽視了交易安全的維護，規定物權變動僅僅依照當事人的意思而直接發生，規定物權的轉讓作為權利人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的一種表現。畢竟，生活不是法律，生活也代替不了法律，生活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屈從於法律這個規范的秩序，法律也應該與調節的生活保持一定高度。交易安全是立法者所持的一種價值取向。這也是物權的性質所決定的，物權具有支配、排它的特點，需要對第三人的利益進行保護。所以，即使規定了當事人意思即發生物權轉移的法國物權法，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場合規定了不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的內容，而在其它國家如德國，物權的轉讓還要求有更嚴格的如公證等程序。

⑵ 維護交易安全原則是什麼

(1)商事主體嚴格法定原則；
(2)維護交易公平原則；
(3)保障交易迅捷原則；
(4)保障交易確定性原則；
(5)維護交易安全原則。

⑶ 商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商法的基本原則是商法具體規則與抽象的商法價值的交匯點,是現代商法性質的集中體現。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我國商學界的學者們眾說紛紜，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目前在我國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二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玉泉、何紹軍；二是「三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黎燕；三是「四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覃有士；四是「五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董安生[1]。雖然他們對商法基本原則的概括層面不同，但是他們的學說都體現了商法的基本價值觀念、綜合反映了商法的宗旨和任務。尤其是他們在「維護交易安全」這一基本原則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說明了維護交易安全原則在商法基本原則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下面筆者就從其確立依據、要義和立法表現三個方面對它進行一番新的認識

⑷ 商法基本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民事主體在實施民事行為時，應版當講究權信用，嚴守諾言，不把自己利益的獲得建立在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基礎之上，應當在不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合同法）第6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不僅是中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將誠實信用這一道德基準進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將其稱為「帝王規則」。
1）誠實信用本質上是一個道德規范。只有在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都符合誠實信用標准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會有質的發展和飛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會有更大的發展。
2）正確理解和掌握《合同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的真正內涵，正確運用誠實信用原則去解釋合同，裁判案件，維護善意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⑸ 急求一篇關於《商法中的商事維護交易安全原則》的論文，最好是和別的不一樣的，謝謝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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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急急急！商法中交易便捷原則與維護交易安全原則的關系

交易便捷與安全原則的內涵及相互關系

在現代商品社會里,物權法應更側重於促進物的高效利用,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促使物的經濟價值的實現。交易便捷與安全原則正好適應了這些需要。

1.交易便捷原則

所謂交易的「便捷」,是指交易的簡便與快捷。市場的快速流轉要求物權的轉讓應該簡化交易形式,降低交易成本,也只有這樣,財產才能在流轉中實現價值的增值。為了達到快速流轉的要求,一方面,法律應盡量設計多種交易形式供交易主體選擇,滿足交易主體多種交易形式的需要。如果每一種交易均應遵循同一模式,不免會造成交易的阻塞,不利於交易的流轉。比如,我們通常稱動產交付所有權才發生轉移,但若嚴格遵循此原則,亦可能造成交易的損害。正是基於此,特殊交付方式如佔有改定、指示交付等才有存在的必要。並且,當事人可以約定直到買受人交付標的物全部價金前所有權才發生轉移。這種規定為當事人交易省卻了很多麻煩,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法律應該為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形式從事交易的主體提供合理的救濟途徑,以實現對他們利益的保護。特別是交易主體不能按照法定方式從事物權轉讓時,其合法權利應該得到合理的保障,而不能僵硬地固守法定的物權轉讓模式,無視其它利益的保護。

2.交易安全原則

法律秩序分靜的安全與動的安全。在物質資源極其豐富、物的流轉極度頻繁的商品社會,為充分實現物的最大價值,物權法定分止爭的功能應該著力於保護動的交易安全。因為物的最大價值的實現包括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實現,物的所有人自己利用物的使用價值畢竟是有限的,這時所有人可以為物設定用益物權增加物的使用價值或轉讓該物獲得物權的交換價值,這些應該成為現代物權立法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在物權轉讓場合,為了促進物的流轉,對動的安全即第三人的保護就成為必要。因為,在陌生人的交易環境中,當事人彼此的深入了解幾乎不可能,人們之間的交易主要建立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所以,只要具有一定的信賴基礎,法律就應該對這種信賴予以保護。這種信賴的保護在法律上表現為對第三人利益的合法保護。特別在若干交易鏈中,若其中的某個第三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保護,則整個交易鏈可能就會斷裂,交易秩序就會受到損害。所以,現代法律的制度價值應當盡量維護動的安全,保護第三人利益,維護整個交易秩序。物權變動安全原則要求法律為維護交易安全,盡量保護具有一定信賴基礎的第三人的利益。在具體制度設計中,要為第三人的信賴提供合理的制度基礎和保護。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動產交付制度、不動產登記制度、取得時效制度等都體現了維護交易安全、保護具有一定信賴基礎的第三人利益的價值取向和精神。

便捷與安全原則作為物權變動的基本原則是對立統一的。一方面,二者時常發生沖突,交易便捷要求法律盡量簡化交易形式,滿足交易主體多種交易方式的需要;而交易安全要求為了維護交易的秩序,物權的轉讓應該局限於每一種可以預見的法律既定的形式中,當事人轉讓物權的形式也只有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交易便捷與交易安全作為物權變動的基本原則又是統一的。盡管在整個交易秩序中,交易安全具有更高的價值,交易便捷應服從服務於交易安全的要求,也只有在交易安全的保護下,交易便捷才有存在的必要,離開了交易安全,交易便捷也就無從說起。

物權變動交易便捷與安全的對立統一對立法提出了雙重要求:一方面,不能只片面關注交易安全而忽視對交易便捷原則的維護,更不能為了維護交易安全的偏好而對不符合該制度價值的利益不給予保護。畢竟,經濟生活中的物權交易形式是多樣的,法律不能無視多樣的生活事實的存在而閹割生活事實。另一方面,也不能為顧及物權變動便捷的要求而忽視了交易安全的維護,規定物權變動僅僅依照當事人的意思而直接發生,規定物權的轉讓作為權利人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的一種表現。畢竟,生活不是法律,生活也代替不了法律,生活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屈從於法律這個規范的秩序,法律也應該與調節的生活保持一定高度。交易安全是立法者所持的一種價值取向。這也是物權的性質所決定的,物權具有支配、排它的特點,需要對第三人的利益進行保護。所以,即使規定了當事人意思即發生物權轉移的法國物權法,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場合規定了不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的內容,而在其它國家如德國,物權的轉讓還要求有更嚴格的如公證等程序。

需強調的是,交易安全只有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才有意義。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情形下,物權的轉讓僅僅在當事人之間發生,並沒有涉及第三人利益。物權轉讓便捷原則要求當事人可以任意選擇轉讓的方式,物權轉讓的方式是當事人之間的私事,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法律不能為維護交易安全的要求而過多地阻礙當事人自主交易的需求,為了滿足當事人交易方式的選擇需要,法律應該設計多種方式供當事人選擇,應盡可能地為當事人發揮聰明才智留下選擇的餘地。當然,在涉及第三人利益場合,如果當事人沒有按法律的要求選擇交易的模式,只能讓當事人承擔其不利的後果。所以,無論在物權變動根據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直接發生效果的法國法,物權的變動要經交付或登記的瑞士法,還是物權變動立法采物權行為理論的德國法,物權的變動模式並不是要求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循某種單一的模式,違反這種模式,當事人的行為就歸於無效,而是規定在某種既定的模式下,容許有多種例外。如嚴格貫徹物權行為理論的德國,如果「在登記前,雙方當事人僅在對意思表示進行公證人公證時,或者向土地登記局呈遞意思表示時,或者權利人已將符合《土地登記簿法》規定的登記許可證交付於相對人,始受協議的約束。」[4](P215)根據該規定,當事人即使沒有登記,仍可以取得物的所有權。

三、交易便捷與安全原則與我國現行物權立法的檢討

我國現行沒有統一的物權立法,物權變動的立法模式主要散見於《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等民事法律以及相關司法解釋中。綜觀我國現行物權立法規定,可以發現,現行立法並沒有很好地處理物權變動的便捷與安全原則這一矛盾。表現在:

(1) 過於側重對交易安全原則的維護而忽視了當事人交易便捷的保護。如《擔保法》第41條規定:抵押合同必須登記,抵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在現實生活中,出於眾多利益的考慮,如為逃避捐稅、不願為他人知道以及對法律規定了解的欠缺甚至由於登記部門的原因等情形的存在,客觀上並不是所有的抵押合同進行了登記, 這種沒有登記僅交付不動產權利證書的抵押合同由於沒有經登記而陷於無效。由於我國立法未區分物權合同與債權合同,不承認物權合同的存在,所以,盡管當事人一方持有該不動產的權利證書,盡管有抵押合同書面形式的存在,盡管該權利並沒有涉及第三人利益,由於抵押合同的未經登記,該抵押權人並不能行使該抵押權, 並且由於抵押合同未經登記而無效,持有權利證書的一方並不能追究另一方的違約責任。無疑,客觀上導致許多不公平的現象發生。這是我國立法過分追求交易安全而忽視交易便捷的典型例子之一。

(2)過於側重保護交易便捷而忽視了交易安全。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2條規定:「債務人或者第三人向第三人提供抵押物時,應當訂立書面合同或者在書面合同中寫明。沒有書面合同, 但有其他證據證明抵押物或者其他權利證書已交給抵押權人的,可以認定抵押關系成立。」[1]在當時該條的規定與上述內容恰恰相反,顯然過多地注重了交易的便捷,而不能為交易安全提供合理保護。物權是一種支配權,物權的發生、變更、消滅與當事人、與其他人的利益密切相關,如果僅僅依據登記權利證書的移轉而使所有權發生移轉,就不可避免地將損害第三人的利益。因為房產權利登記證書僅僅是權利的一種表象,其與登記的權利具有時間上的區別。按照我國現行的登記制度,房地產登記是權利歸屬的法定公示方法,在以房屋等為標的物的物權取得、設定、變動等,須經登記始發生物權法上的效力。所以,所有權歸屬的確認須以登記簿上的記載為准。房產證作為一種證書,雖然可以證明房屋所有權歸屬於誰的法律事實,但其證明力的依據是其上記載與登記簿上的記載具有一致性。如果登記簿上未作變更,房產證自身任何單獨的變更均不產生物權法上的效力。[5]如轉讓人轉讓權利證書而沒有進行權利登記,則其可以對其權利進行再次轉讓,無疑這也會損害交易安全。

物權變動本質上是一種財產權的轉移方式,常言道「有恆產者有恆心」。物權移轉制度設計的優劣,將直接決定和影響到物權立法的質量。根據上文的論述,我們認為,物權變動無論採取何種立法模式,都應遵循下列基本規則:

(1)若不動產的轉讓未經登記,但合同已得到部分履行,如果該交易並沒有涉及第三人利益場合,取得人具有證據證明該權利存在的,這種物權變動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應該得到法律承認。[2]

(2) 若不動產物權變動沒有登記涉及第三人利益場合,只要第三人取得房產證等權利證書是真實的,同時也不是故意或過失而導致其不知情的,這種第三人的利益應該得到保護。反之,如果第三人與出賣人惡意串通損害買受人利益的,其利益就不受法律保護,不過,第三人應為該買受行為負舉證責任。這時應視具體情況,由買受人追究出賣人的違約責任或侵權責任。當然,如果第三人取得房產證等有關權利證書是偽造的,即使取得人為善意,其也不能取得該不動產的所有權[3]。

(3)若不動產轉讓合同已經由當事人達成一致意見,轉讓人故意不給予登記造成受讓人不能取得該權利的,這時,法律應該規定轉讓人承擔相關的責任,該種責任或規定為違約責任,或規定為損害賠償責任。[4]

四、交易便捷與安全原則與我國物權立法相關制度的設計[5]

物權變動的便捷與安全原則在我國制定物權法甚至民法典中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和價值。如前所述,物權變動是影響物權立法甚至民法典的關鍵性內容,物權法的財產法屬性以及物權的支配性特徵決定了物權立法應堅持交易便捷與安全原則。但是,在我國2002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中的 「物權編」立法(以下簡稱草案物權編)並沒有充分地貫徹該原則。特別是關於不動產物權變動的立法設計,仍然存在較多的問題。

該草案「物權編」第15條、第252條對物權變動的效力作出了一般規定,同時也對抵押合同的效力作出了具體的規定[6]。然而這些規定涉及物權變動效力的內容非常簡單,並沒有考慮到豐富多樣的生活事實,也沒有貫徹物權變動交易便捷與安全的原則。而且,對生效的效力也沒有作出科學的規定。依該規定,不動產在記載於不動產登記簿時生效,那麼,如果沒有登記,由於該規定的效力並沒有指出物權合同的效力還是債權合同的效力,所以,造成法律適用的困難。如果指的是物權合同的效力,根據物權行為理論,該合同的效力當然是指物權合同的效力,根據區分原則與物權行為理論的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理論,顯然,債權合同有效,當事人根據他們之間有效的債權合同,可以追究一方的違約責任,如果該不動產沒有被第三人登記,權利方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賦有登記義務人登記的義務。但是,如果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那麼,顯然該合同指的是不分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債權合同。根據合同法的一般理論,由於合同無效,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也即是說,即使一方有悖於合同的規定,由於欠缺合同生效的要素,另一方可以背信棄義而不承擔違約責任。或許有人會說,可以追究背信棄義一方的締約過失責任。但是,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只限於存在法定的惡意磋商、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的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定情形。[7]的確,背信棄義的一方應該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但是,如果是因為另一方基於某種因素的考慮如故意長時間不予以登記等情形,這時,追究轉讓的另一方的締約過失責任顯然在法律上很難得到支持。即使得到支持,由於締約過失責任是一種恢復到締約前原初利益的填補責任,對另一方的期待利益的損失不予以賠償,這對信守合同的一方是不公平的。同時,在合同沒有涉及第三方利益而僅涉及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場合,若一概認定為無效,並不能保護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特別是在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後當事人一方已實際佔有、使用該不動產已經達到很長年限,基於合同無效的自始性、絕對性,該當事人取得的該不動產將因該合同的無效而陷於無權或無根據的境地,這必然會導致極不公平的法律後果。

基於物權變動的交易便捷與安全原則的要求,我們設計了下列條文供立法機關參考:

第N條:「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自不動產登記簿記載之時發生效力。未經登記的,但一方已經取得該不動產登記證書的,可以認定債權人對該財產有優先受償權,但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

第N+1條:「當事人之間為了達到物權的設定、變更、轉讓等目的而發生法律關系的,該項物權的變動由於未經登記而不能完成,合同本身在當事人之間仍具有法律效力。」[8]

第N+2條:「以不動產抵押的,抵押權自記載於登記簿之時起生效。未經登記的,但一方已經取得該不動產登記權利證書的,可以認定債權人對該財產有優先受償權。但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⑺ 請根據自己所學的商法原則總結保障安全交易的主賈表現有哪些

安全與效益：商法之核心價值
漢語中的「效率」，相當於英語中的對應詞「efficiency」或「efficient」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言之「經濟效益」，「辦事效益」，「生產效益」，「學習效率」 等。所有這些詞無外乎體現了一種經濟學上的觀念：以較小的成本生產出等量的產品，抑或以相同的成本獲得較多的產品。倫理學家們常常將效率視為功利，而經濟學家們卻說此乃「以價值極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資源」。而在法律的視野中，效率被解釋為通過對某些行為的規制，限制一些自由，從而擴大更大的自由，使法律關系和法律行為流轉快速化，以實現最大價值的目標追求。當然，效率固然重要，但法律之價值同時也在於維持一種安全的態勢。正如台灣學者張國鍵稱：「商事交易，固貴敏捷，尤須注意安全，如果只圖敏捷，而不求安全，則今日所為之交易，明日即可能發生問題，甚至於遭受意外之損害」。11商法對維護交易安全之各種形式已在上段論述中以干預主義原則、公示主義原則、外觀主義原則、嚴格責任主義原則加以闡明，故在此不作具體闡述。
作為商法核心價值，筆者認為其自身的存在與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商法價值之二元性與自然性特徵。所謂二元性，即效率與安全之矛盾性。商法作為一個營利性，技術性，操作性較強的法律部門，其核心價值體現為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和促進交易效率。但是，自古以來，法學者們對於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實質公平與程序公平誰更優先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這是因為對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的產生出各種不安全的因素，因為效率與公平往往處於深沉的張力之中。12 沒有效率的安全使無價值的，沒有安全的效率也將時刻使法益處於危險的狀態。所謂自然性，是指商法即以對商人或商行為的規范的角色，自誕生以來，其安全與效率價值就一直蘊藏於商法價值之中，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易言之，安全與效率價值是商法的靈魂，是其存在之基石，是推動其發展的內在原動力。可以說安全與效率對商法來說完全是一種純自然價值的體現。沒有安全與效率，就沒有商法。

⑻ 商法中商事交易迅捷安全原則中效率與安全的關系是什麼

安全與效益：商法之核心價值
漢語中的「效率」，相當於英語中的對應詞「efficiency」或「efficient」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言之「經濟效益」，「辦事效益」，「生產效益」，「學習效率」 等。所有這些詞無外乎體現了一種經濟學上的觀念：以較小的成本生產出等量的產品，抑或以相同的成本獲得較多的產品。倫理學家們常常將效率視為功利，而經濟學家們卻說此乃「以價值極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資源」。而在法律的視野中，效率被解釋為通過對某些行為的規制，限制一些自由，從而擴大更大的自由，使法律關系和法律行為流轉快速化，以實現最大價值的目標追求。當然，效率固然重要，但法律之價值同時也在於維持一種安全的態勢。正如台灣學者張國鍵稱：「商事交易，固貴敏捷，尤須注意安全，如果只圖敏捷，而不求安全，則今日所為之交易，明日即可能發生問題，甚至於遭受意外之損害」。11商法對維護交易安全之各種形式已在上段論述中以干預主義原則、公示主義原則、外觀主義原則、嚴格責任主義原則加以闡明，故在此不作具體闡述。
作為商法核心價值，筆者認為其自身的存在與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商法價值之二元性與自然性特徵。所謂二元性，即效率與安全之矛盾性。商法作為一個營利性，技術性，操作性較強的法律部門，其核心價值體現為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和促進交易效率。但是，自古以來，法學者們對於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實質公平與程序公平誰更優先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這是因為對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的產生出各種不安全的因素，因為效率與公平往往處於深沉的張力之中。12 沒有效率的安全使無價值的，沒有安全的效率也將時刻使法益處於危險的狀態。所謂自然性，是指商法即以對商人或商行為的規范的角色，自誕生以來，其安全與效率價值就一直蘊藏於商法價值之中，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易言之，安全與效率價值是商法的靈魂，是其存在之基石，是推動其發展的內在原動力。可以說安全與效率對商法來說完全是一種純自然價值的體現。沒有安全與效率，就沒有商法。
從我國現行立法和具體制度看，安全與效率的矛盾沖突是十分突出的，大體上表現為過分注重安全價值的保障，而對效率價值重視不足，這也使我國商事法律不成熟的一種表現。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於自治、風險、自由的認識是不充分的，相反統一、大和、團體、託付等觀念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國家是人民的保姆，政府是人民的公僕。因此，人們往往都習慣於被國家公權統治，依附於國家的管理，而國家也將百姓生產、交易之瑣事囊於自身保護范圍之中。此種民族之性格並非中國一國存在，包括我國台灣地區，東南亞眾國，日本等在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存在著這一現象。國家積極介入私法領域的商事活動，為交易人擔當風險迴避責任，保障其財產安全固然重要，但與此同時，商事主體交易自由，商事交易的敏捷高效就必將受到限制。僅以我國企業法人設立的最低資本注冊金制度，就可見一斑。當新技術還未轉化為資本的時候，最低資本注冊金制度往往限制了新技術的快速傳播，進而轉化為資本的效率與可能性。在已成立的企業法人中，固定資產和法人設立最低資本保證金制度，往往限制了法人財產轉化為資本的過程，減緩了民事商事活動流轉過程。依照私法領域意思自治立法原則的內容，從事商事活動的交易風險自負，對於交易相對方的商業信息應自行查找，政府應盡量減少對司法領域交易活動的干預。
但是進一步思考，東方十界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人倫傳統和邏輯結構，而現代商法又起源於歐洲，並在西方社會的邏輯體系中成長壯大。如今我們站在東方黃色文明的土地上，將藍色文明的制度原則毫無保留地抑或完全不考慮法律資源本土化地移植過來是否妥當，還值得商榷。
基於我們現階段還處於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發展時期，宏觀經濟市場與微觀經濟市場發育尚未成熟，商事交易的不確定性風險因素還有很多，商事主體自身內部體系還有待健全，因此筆者認為，目前在商事法律中適當的偏重於對商事交易安全之保護還是有其現實的意義與價值的。但是，隨著商業市場的逐步健全，商法價值的總趨向，還是應逐漸向效率價值方向傾斜。因此，在一個較完整的法制體系中，安全價值並非商法所特有，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也要極力的保護法益的安全。商法中的安全價值往往通過憲法、民法等基本法已經加以了較寬泛地保護，而唯有交易之效率價值，才是真正體現商法根本特性的價值，因而也就成為商法中最優位的價值。13
筆者認為，中國未來商法價值的發展應該以保障效率價值優先於保障安全價值。這並不是一種刻意地追求，更非「××政策」和「××口號」所能動搖。這種發展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一種制度要存在並根植於社會，就必須順應社會對這項制度所提出的特殊要求。安全固然重要，可這僅是自然理性對法律普遍性的呼喚，而商法之矛盾特殊性卻更多的體現於商事法規對交易效率的促進之中。簡化交易程式，便捷交易活動是現代商行為法的最主要功能，而效率價值才是商行為法的根本價值。14
當然，筆者也並非在此鼓吹「效率絕對化主義」、「效率法西斯主義」，而只是嘗試性地探討商法在穩定中漸變的發展趨勢。由其對於當今中國，改革的步伐更要謹小慎微，前進的方向更有反復探究，詳加論證。否則，歷史上那段「非理性」的劇目又將重演。
新 探
在商法立法史上，法國於1807年的商法典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商事立法模式與瑞士1912年民法典開創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都有不少國家在追隨。15 其中以荷蘭民法典中所采之民商合一立法體系位極端。我國目前所採取的立法體系為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於是多年來，法律人們圍繞著「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問題爭論不休。也有學者寫文章16從民法與商法的分合（從商法獨立性的角度）來談商法的特性與價值。而真正從商法作為法這一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所應當具有的法理價值和制度價值來探討的文章並不多見。基於此，筆者試從商法作為法所應當擁有的基本價值出發，試圖從抽象的法理學與具體的商事法律制度相結合的角度，對商法的價值，以及各種價值間的內在體系結構進行粗淺的分析與探求。17
商法經歷了由習慣到習慣法再到成文法的發展歷程，一直以來他都是商人們的「自由宣言」與「權利憲章」。在民商合一的國家和地區，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在憲法與民法對於平等、正義、安全與秩序進行抽象的概括性保護後，商法在具體的交易行為中將權利不斷的變為現實。商法作為一個重要的部門法之所以能夠存續於世間，是以其技術性、營利性、國際性、敏捷性、進步性相聯系的，而在商法之價值體系中，效率價值成為實現這些特製屬性的最有力的前提與保障。由是觀之，商法的價值體系內容是和諧一致的。從矛盾之普遍性而言，其具有作為法所擁有的一般性價值，從矛盾的特殊性而言，商法以其效率、安全、快速等特性價值長存於世間。沒有基本價值的商法將極有可能成為使法益瀕臨危險或實質侵害之中的惡法。但沒有特殊價值的商法，又將失去其獨立地位，被它法所包容。因此，商法的價值應當包括其一般價值與特殊價值。從而真正構建商法學內容嚴密的價值邏輯體系，形成商法在特定情況下所應有的價值取向，保障商事交易活動的順利公平快速穩定地進行，為商法之未來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指明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