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刑法刺馬
❶ 中國古代四大奇冤及其簡介
——楊乃武與小白菜、楊三姐告狀、張文祥刺馬案、淮安奇案
❷ 謎一樣的刺馬案,誰是背後的真正主謀
清末四大奇案:謎一樣的刺馬案,誰是背後的真正主謀?
(源自網路)
馬新貽的人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被終結,正是在他兩江總督的任上。
這天的一大早,馬新貽就來到了督署西邊不遠處的校場演武廳,檢閱兵士們操演。
因為先前剛下過一場大雨,操演時間被推遲了。
正當人們估摸著總督大人是否會因為惡劣的天氣壞境,而將此次盛典告吹時,穿著蟒袍的頗有威嚴氣勢的總督大人帶著一大幫的隨從人員緩緩地走進了演武廳。
新組建的營兵以及還沒有裁撤掉的湘軍都參與了這次一年一度的「大閱兵。」
檢閱在非常愉快地氣氛中接近尾聲,當雙方高潮已經達到極致,也就是散局的時候,總督大人馬新貽也帶著他的一大幫隨從人員往著督署方向走了,正如他先前來時的頗有威嚴。
雖然校場離著督署不遠,走上幾步就能到達,馬新貽卻是花去了不少的時間,兩旁隔離在外的民眾尤為熱情,目睹著總督大人的真容,猶如現在粉絲們追尋著明星般心情澎湃,以至於現場的秩序有點混亂。
好不容易走到了總督署的後院門口,有個人拿著喊冤狀子沖了進來,攔在了道前。
正當眾人還沒有緩過神來的時候,那喊冤的人,掏出一把精光閃閃的匕首,向著馬新貽直撲了過去。
鋒利的匕首,刺入到了馬新貽的右肋下,深度直至數寸。
馬新貽還來不及哼吟下,就已倒在地上。
突然變故下,隨從人員慌做了一團,令所有人驚訝的,刺客卻是非常鎮定,不緩不慢地報出了名字:「我就是張文祥!」
話不多,很有力。
隨從人員及時醒悟過來,一邊救治著似乎沒有多大希望的總督大人,一邊將從容站立不動的刺客抓捕起來。
當局勢平靜下來,馬新貽被抬到了督署中,張文祥也被嚴加看管起來,督署的人員還派人將刺殺事件上報給了江寧將軍魁玉和司道各員。
馬新貽的結局很不好,被刺中了要害的他,終因救治無效而喪了命。
馬新貽眼一閉,腿一伸走得爽快,,審判案件的所有重擔卻是落實到了江寧將軍魁玉和會同審訊的藩台梅啟照等人的身上。
8月27日,馬新貽被刺後的第五天,審判過程有了進展。
張文祥,男,四十六歲,河南汝陽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張文祥曾經在寧波一帶做過小買賣,曾經加入過太平軍,他還和寧波當地的海盜關系非常密切。
那麼,張文祥為什麼要殺馬新貽呢?
魁玉深入挖掘後,張文祥交代了三件事,明確指明正是這些事成為他「刺馬」的導火索。
第一件事,張文祥老婆家財被一個不良分子佔有了,為著這件事,張文祥好幾次找上當時還在浙江巡撫任上的馬新貽,馬新貽卻沒有受理這個案件。
第二件事,張文祥很多道上的朋友、海盜兄弟,大部分都是在馬新貽的掃黃打黑、專制整頓的嚴力打擊下,全都向閻王爺報道去了。
第三件事,張文祥做過「小押」(類似於典當行,高利貸性質嚴重)的行當,沒曾想,馬新貽竟然發布通告,以後都不能做這行業了。
愛情的背離,友情的缺失,事業的崩盤,所有的因素綜合起來,很FEEL的張文祥爆發了。於是,就有了在校場行刺馬新貽的那一幕。
這樣的結論,清廷當然不滿意,多次下達諭旨,催促魁玉拿出點實在的東西來。
清政府同時還表示,已經派遣了大員張之萬趕赴江寧,會同魁玉以及司道各官員審理這個案件。
其實,魁玉還是審判出些東西來的。
審訊過程中,張文祥爆出猛料說,馬新貽曾經做過太平軍的俘虜,後來乘著太平軍看管鬆懈,馬新貽就和一個叫做時金彪的人一道逃了出來。
這個料實在夠勁道,把當時審判官員嚇得個半死,竟然沒有人敢記錄下來。
10月7日張之萬來到江寧。
在魁玉的陪同下,他倆找到了另外的一個突破口,剛從山西押解過來的重要證人時金彪。
對於時金彪的幾次審訊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空白。
按審判官員的說法,時金彪根本不認同張文祥的說法,對自己的曾經經歷也是予以了否認。
在會審過程中,張之萬為表示公平、公證、公開原則,把馬新貽手下的親信孫衣言、袁保慶也拉了進去。
審訊過程中,兩人要求對張文祥進行嚴刑逼供。老滑頭張之萬卻沒那麼傻,以犯人受刑過多,難免承受不住而死亡敷衍過去。
張之萬、魁玉兩個人在清朝廷的催逼不過下,於12月12日有了最終的定性,這已經是他們絞盡腦汁後所想出的最好解決方式。
在這個結論里,張文祥又被定性為太平軍的餘孽,並且還勾結了海盜,因為先前的三點原因,懷恨在心,外加在在逃海盜指使下,屢屢地找機會殺害馬新貽,直到同治九年他等來了這個機會,並得手。
整體看來,還是能夠自圓其說的,但是非常遺憾地,兩位主審大員在這個非常「確切」的結論後面非常不確切的類似於畫蛇添足般又加上了四個字「尚屬可信」,從而將馬腳露了出來。
朝廷不太相信這般的審判結果,再次表示自己在這案件上的堅定立場,宣布張之萬已經不適合這個審判工作,將會由刑部尚書素有令名的鄭敦謹攜帶兩名郎中(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共同審理這個案子。
而當兩位主審官等待不及將最終結果呈上時,他們所等待的大人物也恰巧正在此時到達了江寧。
這位老兄正是馬新貽的前任兩江總督及清朝廷在三個月前任命的新兩江總督,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剃頭「曾國藩。
兩江本是屬於曾國藩的勢力,在這兩江邊有著他很多的得力助手,其中最為著名人物之一就是江蘇巡撫丁日昌。實際上,丁日昌先前就和曾國藩通過氣,將案情的進展傳遞給了他。
早在8月30日,馬新貽被刺後的第八天,曾國藩就拿到了朝廷的調諭。但他並沒有收拾行裝,而是隨即召集了丁日昌、其他幕府人員進行了商議。
獲悉了各種的回饋信息,曾國藩依然沒有動身的意願,倒是在9月2日這天,曾國藩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目的很明確,辭職。
朝廷那邊卻是不放手,9月5日,朝廷發來批示,兩江間的事責任重大,只有曾國藩老成持重的人才能擔當大任。
10月份曾國藩來到了北京城,20日慈禧老佛爺召見了這位當時代極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
慈禧太後見到曾國藩所問的話就是:「馬新貽被刺一案,你覺得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啊?」
曾國藩畢竟也是官場上的高手級別人物,隨身符合道:「是啊,有點奇怪。」
在歡快的談話氛圍中,兩人交流了各種意見,具體詳情因為沒有對外公布,外界就不得所知了。
11月1日,已經等得不耐煩的慈禧又一次召集了曾國藩。
這次召見的主題很明確,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詢問曾國藩什麼時候動身去江南;另外一個就是最高指示。
前一個是曾國藩一直不確定性的原因,後面一個是曾國藩指望著將不確定性轉為確定性的重要因子。
最高指示只是一句話,慈禧老佛爺說的:「馬新貽這個人辦起事情來還是很勤快的。」(馬新貽辦事很好。)
有了這句話做基調,曾國藩就明白事情該怎麼做了。
也正是這個時候,丁日昌來催促著曾國藩上任了,他的奏摺中明確表示,希望曾國藩前往兩江赴任,為國家多做貢獻。
丁日昌這么熱情是有原因的,因為這時候外界的輿論對他是很不利的。
當時,在兩江間的刺馬案的緣由,又有了一個新的版本,督撫不和。
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就毫不留情面的在奏章中提及到:「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托不行,致有此變。」
輿論的壓力是巨大的,紛紛揚揚之中,似乎就坐實了丁日昌因為兒子和馬新貽有過節、並將馬新貽做掉的既定事實。
非常倒霉地,在這之後,丁日昌被清朝廷免去了江蘇巡撫的職務,由那個和事佬張之萬調任為新的江蘇巡撫。
丁日昌因他在湘軍中的特殊地位成為刺馬一案中第一個政治犧牲品,恰恰地這也是最後一個。
到此為止!
曾國藩終於動身了,就在慈禧找他最後一次談話給予最高指示後的第六天,11月7日。
這一路走得並不快,直到12月12日(有說是1月2日),張之萬和魁玉拿出判定結果的那天,他到達了江寧。
他的到來,最為高興的人當屬張之萬。張之萬如釋重負般在辦完交接手續後,如丟了一個燙手山芋急匆匆離去。
曾國藩的到來,並沒有使局面有很大的改觀。曾國藩大人先前兩位主審官都不如,連個正常審訊程序都不走,整天個不聞不問地安閑度日。
曾國藩這樣做必然是有深意存在的,他也是在等待著一個人的到來。他所等待的正是那個朝廷所下達的諭旨中所指明的鄭敦謹。
12月份鄭敦謹接受的命令,來年1871年(同治十年)的1月7日,鄭敦謹進入宮內,接受了最高指示後,匆匆趕往了江寧。當年的除夕夜(2月18日)鄭敦謹來到了江寧。
與曾國藩的烏龜拖延戰術不同,鄭敦謹雷厲風行,正月初二就把一幹人犯召集到一起進行了審訊,一連審了十四天。
素來以「鐵面無私」而著稱,並掛有「青天」頭銜的鄭敦謹的辦事效率實在強悍而迅捷,但據事實的發展,他的這種有別於曾國藩的振奮人心行為,其實也只是一種最終與曾國藩一樣將結局引向同一路途的表象。
審案即將結束時,一時很少發言的曾國藩,說上了一句:「看來以後,還是要按照魁玉、張之萬所定下得結論呈報上去啰!」
這話也成了刺馬案的最終定性。
審訊過程中孫衣言、袁保慶再次提及到運用重刑,心有所系的鄭敦謹沒有同意。也正是這個原因存在,兩人最終也未在判定的結論書上簽字。
3月19日,鄭敦謹和曾國藩共同審判的結論出來了,在給朝廷的奏摺里,兩位主審官再次申明前面審判的正確性,更加肯定了張文祥是受海盜指使心懷怨恨而下手的結論,更加表明了沒有其他任何因素的摻雜,對張文祥的刑法判定,兩人在凌遲處死上另加了一條「摘心致祭」。
兩人將供詞呈送給軍機處和刑部,用詞中也出現了「尚屬可信」一詞,但那似乎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這就是結局了,官方的最終定性。
3月26日,朝廷見再也審不出些什麼,態度也不再強硬,清朝廷下令,以太平軍漏網餘孽以及私通海盜的罪名,將張文祥判了個處決剜心的刑罰。
4月4日,由曾國藩親自坐鎮,張文祥被凌遲處死,外加上摘心致祭。
馬新貽被封賞為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列入國史傳,並還賜了謚號「端敏」,清朝廷還下令在江寧、菏澤、廬州等各地地建立起專祠,每年春秋之際祭奠這位「正直」官吏,馬新貽的兒子馬毓楨恩賞給主事,分刑部學習行走。
結論很符合慈禧的要求,馬新貽是一個能辦事的好官吏,死得很冤枉,張文祥是個十惡不赦的人,罪該萬死,到處洋溢著皆大歡喜的歡樂氣氛,除了丁日昌外。
刺馬案至此也算是有了個了結,但籠罩在上面的迷霧卻始終沒有散開。
張文祥行刺緣由實在讓人感覺到樸素迷離,最為流行的說法,這本身就是出自於湘軍的陰謀。
湘軍,顧名思義,就是湖南地方的軍隊,這是一支由曾國藩牽頭組建的地方性軍事武裝。
咸豐三年(1853年),掛著吏部侍郎頭銜的曾國藩回湖南組建起了這支被人評為具有「書生加山農」體制的獨特隊伍。
湘軍後來成為清廷對抗太平天國軍隊的主要軍事力量,湘軍與本土宗族體系為紐帶,打起仗來特別賣力,湖南人的剽悍性格也得以讓他們在戰場勇往直前,湘軍與太平軍打過多場惡仗,有輸也有贏,最後還是湘軍笑傲到了最後。
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攻克天京(今江蘇南京),湘軍勢力從此走向頂峰。
曾國藩也從此在官場上順風順水,節節高升,他的門生故吏盤踞在浙、贛、蘇、皖四省地區,占據清廷財賦收入三分之一的重地幾乎完全掌控在了湘軍手中。
清廷雖然對湘軍並不信任,卻又不得不倚重著湘軍,但又對湘軍蓬勃發展的勢力,很是忌諱,簡直是到了「又愛又恨」的地步。
湘軍被人定性為刺馬案的主謀,可以找尋出好幾個理由:
第一個,馬新貽在上任之前,就和家裡人交代了後事的,並還囑咐了家人要忍,不要為自己出頭。
第二個,之所以有上面這番勸告,因為馬新貽任浙江巡撫時,就進京面見過慈禧,出來之後,渾身濕透,似乎 是接受了某種很棘手的最高指令的,而很多人認為,這就是針對湘軍而動的政策。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湘軍攻克太平軍首都天京(南京)後,太平天國這么多年所積蓄的財寶就下落不明了。有人說是被湘軍洗劫完了,也有說是被湘軍幾個領頭的給吞掉了,曾國藩在上奏中明確表示說那是被大火給燒光了。朝廷把曾國藩調走,給馬新貽留出空位來,就是為了找到這批珍寶。
案件的審判過程,也讓我們看到了其中的夾雜不清。前後審案人員達到了五十多人,歷時半年,結果還是依然如先前的判決。既然是這樣的簡單,為何又要拖沓這么長的時間?
原因只有一個,這內部必然是牽涉到了更大的利益集團而讓審判人員有所顧忌,這個利益集團也是可以明確的,除了湘軍集團還會有誰呢?
曾國藩的態度也讓人很是懷疑,這么的消極,還想置身事外,以致使他遲遲的不動身。而且地,曾國藩基本上都沒有審訊案件,就依照了先前的結論,是不是他早就知道了其中的內幕而故意拖延呢?
張文祥被抓前所說的那些豪語,也似乎在指明這件事暗地裡是有人指使的。這件事上,絕不是幾個海盜的沖動性話語,就能夠將他給慫恿的。
馬新貽上任不久,就向朝廷上奏,希望能夠訓練新營兵,而將不符合規則、無組織紀律性的湘軍里的散兵游勇裁撤。鑒於清朝廷的立場,最高政府對這種建議當然是滿心歡喜的,在批示中,大力支持了馬新貽的這一行為。
湘軍裁撤之後,無事可做,成為街頭的混混,很是擾亂社會秩序,於是,馬新貽派了營務處總辦袁保慶(這位老兄是袁甲三的侄子,他從哥哥家過繼過來的兒子就是後來鬧出了很大動靜的袁世凱)嚴力打擊這幫「害群之馬」。
湘軍的體系都是以宗族成員為核心,具有強烈的血緣關系,這樣的打擊,必然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得罪了湘軍集團中的某些人物。而裁撤的無差別行為,也會使得更多人難以接受。於是地,一個驚天計劃在暗中慢慢地策劃而成。
馬新貽被刺身死後,沒有過上幾天,就有關於這一事件的戲文上演。在這個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中,馬新貽被醜化成了惡人,而張文祥卻是成了頂天立地的義士。具有這樣的操控功能,絕非是民間一般的團體自發組織而成,背後必然是隱藏著一個更為巨大的利益集團,而所有矛頭的指向,也就只有湘軍集團最為合適不過。而將人整死後,又將人的聲名搞倒搞錯這也是符合官場上政治斗爭慣例的。
綜上所述,所以地,很多史學家們認為,雖然著不知道刺馬案的幕後主謀是湘軍中的哪位重量級的人物,但可以肯定的,必然是和湘軍很有關系的。
刺馬案註定著要成為一個疑案了,如先前歷史上的眾多疑案般,一直流傳下去,直到更多證據的發現。
歷史之於我們的樂趣就在這里,總有那麼多的謎題讓我們去解開,也總會有那麼多的謎題讓我們去猜想,它們中的有些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渠道加以完美破解,它們中的有些我們即使窮盡一生也難以取得完整答案。但正是有了這些,才讓我們對歷史著迷而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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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中國古代四大冤案是哪些
四大冤案,是指白起被殺案、韓信謀反案、岳飛「莫須有」案、袁崇煥通敵案。
1、白起被殺案:白起是戰國時代著名的軍事家之一,位居戰國四大名將之首,秦昭王時代,他為秦國立下了赫赫戰功,擔任秦國的主將三十多年,一生共攻佔城池70多座,斬殺敵軍上百萬。
長平之戰中,更是直接戰勝四十萬趙軍,使得山東六國再也無力抗秦,為秦國統一六國做出了偉大的貢獻,然則最後卻被秦昭王冤殺。
白起是秦國將領,由於戰功顯赫而被封為「武安君」,然則他在一次朝會上不小心得罪了范雎,范雎得勢當上丞相以後,頻頻向秦昭王說白起居功自傲、對秦王有怨言,使得秦王與白起之間產生了隔閡,對其一貶再貶。
邯鄲之戰時,秦王因不聽白起之言而使秦軍大敗,白起因為生病而不能馬上上任,范雎卻進讒言說白起是對秦王心生不滿,最後秦王下令將白起賜死,一旦名將就這樣慘死在小人之後,真是可悲可嘆啊。
2、韓信謀反案:韓信也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軍事家,是漢代的建國大功臣,與張良、蕭何一路被譽為「漢初三傑,由於用兵如神,於是被後人奉為「兵仙」,歷史上聞名的「背水一戰」,也是他領導的。在垓下之戰中,設下十面埋伏之計,打敗楚霸王項羽,因為功勞被封為齊王。
項羽死後,他接管兵權,封為楚王,而後有人誣告他謀反而被貶為淮陰侯,而後他裝病不出不在參加朝會,可是即使是這樣依然沒有能夠逃過「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
最後呂後和蕭何一起,將他誘騙到長樂宮,被十幾名宮女用竹竿殺死,可憐名將被婦女所殺,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四大冤案之一。
3、岳飛「莫須有」案:岳飛是南宋時聞名的抗金將領,是南宋「中興四將」之一,他率領岳家軍揮師北伐,前後收復宋代都城建康等大片失地,取得了郾城大捷,大有直搗黃龍之意,但是卻被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幾十年的心血毀於一旦。
在宋金議和時,遭受奸臣秦檜等人誣陷被捕入獄,為了逼迫岳飛招供,秦檜等人對岳飛進行嚴刑拷打,還將他的兒子岳雲和部下張憲抓起來拷問,最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在杭州風波亭。
岳雲、張憲也一並被殺害,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四大冤案之一,後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殺的,所以在杭州西湖修建了岳飛墓,將秦檜等人的跪拜雕像放在墓前。
4、袁崇煥通敵案:袁崇煥是明代末年著名的軍事家,其時是明代崇禎年間,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外有清兵頻頻入侵,內有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而袁崇煥作為少有的優異將領,由他鎮守的山海關牢不可破,多次打敗後金的努爾哈赤和皇太極,讓後金軍隊不敢犯境。
後來皇太極實在沒有辦法,於是就應用反間計,有意引兵攻打明代都城北京,袁崇煥得悉以後,立馬帶兵營救,這時候皇太極散布謠言說袁崇煥是帶兵來謀反的,皇太極又買通投降的官員,讓他回去奉告誣陷袁崇煥謀反。
再加上崇禎帝生性多疑,於是信以為真,下令將前來救援的袁崇煥逮捕入獄,而後被凌遲處死,許多百姓也以為袁崇煥是要謀反,所以紛紛都吃他的肉,可憐一心為國的袁崇煥就這樣被冤殺。
(4)古代刑法刺馬擴展閱讀:
清代冤案-淮安奇案:清嘉慶十三年(1808)淮安水災,官府賑濟,李毓昌奉命至山陽縣查賑,住在善緣庵。知縣王伸漢要李多開戶口,以中飽私囊。李不從,王懼事泄,買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轂亦受王伸漢賂銀4000兩,驗屍時即以自縊報案。
李叔從遺物中發現血跡,開棺驗見服毒狀,赴京告狀。山東撫臬奉旨復查如實,就把王伸漢等拘至刑部嚴訊。一訊得實,王侵貪賑災銀23000兩,同知林永升1000兩,其餘數十人各得不等。
王伸漢處斬刑,知府王轂處絞刑,江督鐵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職,遣戍烏魯木齊,江蘇巡撫汪日章革職,留河工效力, 李的隨從是在李的墓前凌遲處死 皇帝老兒真發怒了其餘佐貳雜職獲徙流杖責者8人。此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❺ 中國古代美女刑具如何用
木驢又稱刺馬,婦女犯「淫罪」,則半赤裸下身綁坐木驢上釘尖,插入女人下身,遊街示眾,極其殘忍。 據歷史記載,木驢有許多種樣式,大致可因當地的製造工藝水平高低,分為繁簡兩種。簡單的,不過是一段圓木頭,下面安四條腿,像一張條凳,所不同的,第一是「凳面」 不是平的,而是呈圓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間,有一根二寸來粗、一尺多長的圓木棍兒,向上豎著,象徵驢的器官,這就是這種刑具被稱為「木驢」的原因。 女犯被判剮以後,就把她全身衣褲剝光,把她強按在木驢上,關鍵的是一定要把木棍插進女犯下身。女犯負痛,當然要掙扎,所以還要用四枚大鐵釘把女犯的兩條大腿釘在木驢上,然後由四名大漢抬著木驢遊街。遊街隊伍的前面,敲著破鼓、破鑼,之所以一定要用破鼓、破鑼,絕不是沒有好鑼好鼓,而是一定要和縣太爺出行的「鳴鑼開道」有所區別。 在遊街的過程中,還要用帶刺的荊條。也就是《水滸傳》中所寫的「混棍」抽打女犯的後背,要她高喊:「我是謀殺親夫的淫婦,大家來看我的下場!」這是中國傳統酷刑中,專門用來對付「紅杏出牆」又加「謀殺親夫」的婦女的。充分體現了男權社會、夫權社會對「不守婦道」女性的殘酷摧殘。 所謂「繁式」,估計可能是「科學技術」發達、木製機械製作技術精良以後對傳統「手抬」木驢的技術改進:繁式木驢,肚子里是空的,四條「驢腿」,各安木輪,女犯遊街的時候,不是被抬著走,而是有人在後面推著走。關鍵的一筆,是木輪連著一條「制動桿」,制動桿連著木驢肚子里的一個「偏心輪」,偏心輪又連著象徵驢器官的木棍兒。所以,木驢往前推,木棍就能上下伸縮。往往女犯還沒有押到刑場,由於木棍兒搗爛了內臟,早已經半死不活,氣息奄奄了。
❻ 古代軍馬為什麼要騸
即閹割了的馬,也稱 去勢之馬。
蒙古民族在千百年游牧生活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養馬方法。馬生下來一、二年間在草地上進行精心騎乘訓練,使其飽食青草,膘滿體壯。長出四齒即去勢。蒙古語稱去勢之馬為「阿塔思」,漢語叫騸馬,或 馬。這樣早去勢的馬矯健勇壯,而且有力柔順,能耐寒冷氣候。去勢後的馬經二、三年在草地放牧後,再次騎乘,並像最初騎乘訓練那樣再次教練。經第二次教練,馬的性情已較溫順,步法也很理想,不會咬人、踢人。騎馬的人在馬背上感到很平穩。下馬後不用拴馬,馬也不會離開走遠。另外,成百成千匹集成的馬群也沒有嘶叫的。在教練中,白天絕不給飼料,到了夜裡在草地上放牧,拂曉又備起鞍子騎乘,雖然騎乘完了不用拴住,但做為養馬法,必須拴在柱子上,使馬仰起頭,等到氣息完全平靜、四蹄冷下來之後,才開始在草地上放牧。因為馬經過奔跑,疲勞還未恢復的時候就吃草、飲水是很有害的。戰馬在參加戰斗後,必須在草地上放牧,使其飽食青草,飽飲好水,這中間絕對不騎乘,只有再次戰斗臨近的時候,才把馬從牧地趕回營地,拴在馬栓子上。然後,僅喂少量的草,經—定的時間以後,肥膘收縮,身體壯健,這時再繼續乘騎數百里路。用這種養馬法,馬奔跑很遠路也只出很少汗,任何遠征都耐得住。行進中絡不喂草飲水。因為勞累緊張中飲食,馬攝入的東西不僅不能變成血肉,反而要生病。牧馬中最強壯、最優良者留為種馬而不去勢,蒙漢混合話稱種馬為「移刺馬」。移刺馬外,大部分牡馬都去勢、病弱者很少。移刺馬為官馬,會如牧人管理馬群那樣巧妙地管理騾馬群。騸馬騍馬各自為群絕不相混。騾馬群一般由四,五十匹組成,一群騍馬必須配備一匹種馬(移刺馬)。移刺馬發現自己管轄的騾馬中有寓群出走者,就立即追上,連踢帶咬的趕回來。其它騍馬群的移刺馬奔到不屬於自己的騍馬群時,該群的官馬會制止它,把它咬傷或踢傷以後趕跑。牧人經常手持鐵鞭監督馬群,馬特別懼怕鐵鞭。若牧人發現無視秩序爭先喝水的馬,就揮動恢鞭,立即制止。故即使在飲水時,馬群也是整齊撐列,順序喝完水高去。這樣周到的飼養管理,就是蒙古人養馬法比其他民族的養馬法卓越之處。
❼ 中國古代如何處罰失貞女
木驢又稱刺馬,婦女犯「淫罪」,則半赤裸下身綁坐木驢上釘尖,刺進女人下身,遊街示眾,極端殘暴。
據前史記載,木驢有許多種款式,大致可因當地的製造工藝水平凹凸,分為繁簡兩種。簡單的,不過是一段圓木頭,下面安四條腿,像一張條凳,所不同的,第一是「凳面」不是平的,而是呈圓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間,有一根二寸來粗、一尺多長的圓木棍兒,向上豎著,標志驢的器官,這就是這種刑具被稱為「木驢」的原因。
女犯被判剮今後,就把她全身衣褲剝光,把她強按在木驢上,要害的是必定要把木棍插進女犯下身。女犯負痛,當然要掙扎,所以還要用四枚大鐵釘把女犯的兩條大腿釘在木驢上,然後由四名大漢抬著木驢遊街。遊街部隊的前面,敲著破鼓、破鑼,之所以必定要用破鼓、破鑼,絕不是沒有好鑼好鼓,而是必定要和縣太爺出行的「鳴鑼開道」有所區別。
在遊街的過程中,還要用帶刺的荊條。也就是《水滸傳》中所寫的「混棍」鞭打女犯的後背,要她高喊:「我是謀殺親夫的淫婦,我們來看我的下場!」這是中國傳統酷刑中,專門用來抵擋「紅杏出牆」又加「謀殺親夫」的婦女的。充分體現了男權社會、夫權社會對「不守婦道」女性的殘酷糟蹋。
所謂「繁式」,估量可能是「科學技能」興旺、木製機械製造技能精巧今後對傳統「手抬」木驢的技能改善:繁式木驢,肚子里是空的,四條「驢腿」,各安木輪,女犯遊街的時分,不是被抬著走,而是有人在後面推著走。要害的一筆,是木輪連著一條「制動桿」,制動桿連著木驢肚子里的一個「偏心輪」,偏心輪又連著標志驢器官的木棍兒。所以,木驢往前推,木棍就能上下彈性。往往女犯還沒有押到刑場,由於木棍兒搗爛了內臟,早已經半死不活,奄奄一息了。
❽ 古代武將擔挑為什麼不刺對方戰馬呢
武將單挑沒有規定不許打戰馬,在對戰招數中也有很多是對付馬的.但是有一句話叫"大將無馬,如折雙膝",馬對武將如此重要,又怎會被對方輕易攻擊到.
❾ 晚清四大冤案是什麼楊乃武與小白菜受過哪些酷刑張文祥是被凌遲處死的嗎求凌遲的過程!謝謝!
①
四大冤案:楊乃武與小白菜、楊三姐告狀、張文祥刺馬案、淮安奇案
楊乃武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於浙江省餘杭縣城內(今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餘杭鎮)一個小康之家,自幼勤奮好學,為人正直。楊乃武結過三次婚,首為吳氏,次為大楊詹氏,後死於難產。繼娶小楊詹氏,即案發時之妻,後直至終老。
②
楊乃武與小白菜受過哪些酷刑:
小白菜本名畢生姑,乳名阿生,小楊乃武15歲,其父畢承祥,後來一些文藝作品中稱其為畢秀姑。小白菜八歲時隨母再嫁到餘杭縣城,其母嫁給喻敬天為妻,小白菜稱喻為繼父。與楊乃武是鄰居,與葛品連也是鄰居。葛品連之父葛奉來,早年死亡。葛品連之母也是帶子再嫁給沈體仁為妻,沈體仁則是葛品連的繼父。小白菜11歲時,經其母喻王氏與葛品連之母沈喻氏訂明,將小白菜嫁給葛品連為妻。葛品連成年後由繼父將其薦至豆腐店當伙計。小白菜16歲時,葛品連便想將小白菜娶過門。小白菜與葛品連於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親,小白菜即為葛畢氏。
此時,楊乃武正好在澄清巷口新造樓房三間。造房時由沈體仁監工,得知楊乃武還有新房多餘出租,就告訴了葛品連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過趙蘭榮,向楊乃武租了樓房一間給小白菜夫婦居住,每月租金800文,楊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樓房內居住。葛品連仍在豆腐店幫伙,由於早上起得很早,有時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閑來無事,經常去楊乃武家中走走,有時就在楊乃武家與楊乃武同桌吃飯。小白菜還學起誦經,因識字不多,就請楊乃武教。開始,大楊詹氏還在,小白菜與楊乃武來往頻繁不至被人非議。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大楊詹氏因難產去世,整座樓房有時就只剩楊乃武和小白菜兩人。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樣,不避嫌疑,與楊乃武來往甚密。後來有關楊乃武和小白菜有姦情的流言街坊鄰里都知道了。小白菜夫婦在楊乃武處住了一年以後,楊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婦覺得難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大楊詹氏死後三個月,楊乃武和小楊詹氏即詹彩鳳結了婚。次年八月,楊乃武參加癸酉科鄉試,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舉人。
案情發端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幫伙的葛品連因身體不適回家,途中數次嘔吐。大約早飯也未吃,便在糕點店買了粉團吃。到了家門口,還嘔吐不止。到家後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買桂圓和東洋參煎服。葛品連服用後並未見好,病情反而更為沉重。午後,葛品連病情沉重。延至申時,葛品連便死了。
葛品連死後的第二天晚上,屍體的口、鼻內竟流出血水。葛品連的義母馮許氏見後懷疑葛品連是中毒而死,便與沈喻氏等眾親友商議,請求官府前來驗屍,以驗明葛品連是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則請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當晚便請人寫好了呈詞。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縣衙提交了要求驗屍的呈詞。
知縣初訊
餘杭縣知縣劉錫彤,時已年近七十。劉錫彤接下呈詞,正准備與仵作沈祥及門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驗,恰好生員陳竹山來衙為劉知縣診病。陳竹山與劉錫彤關系密切,常來常往。於是一邊診病一邊就談起了即將去勘驗的事。陳竹山得知是為葛品連驗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時所聽說的有關楊乃武和小白菜之間的傳聞告知了劉錫彤,還說,街坊鄰居都認為葛品連之死是楊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謀毒所致。
之後,劉錫彤帶著仵作沈祥及門丁沈彩泉來到了葛品連停屍處。仵作沈祥驗得葛品連屍身仰面作淡青色,口、鼻內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餘個。但用銀針刺探喉部卻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徵,心下疑惑。於是只是向知縣稟報說是中毒身死,卻未報何毒致死。劉錫彤也未問。沈彩泉問沈祥,沈祥說可能是生煙土中毒致死。沈彩泉說不可能是生煙土,服生煙土皆為自服,是自殺,不是他殺,肯定是砒毒致死。沈祥不服,便與沈彩泉爭執了起來。本來試毒的銀針應該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結果也都忘了。劉錫彤惑於陳竹山之言,竟相信了沈彩泉的話,認為葛品連是砒霜中毒而死。當即將小白菜叫來訊問,問她「毒從何來?」小白菜答「不知」。劉錫彤即將小白菜帶回縣衙審問。
劉錫彤將小白菜帶回縣衙後,對其進行嚴刑拷打。據當年《申報》載,小白菜受的刑是「燒紅鐵絲刺乳,錫龍滾水澆背」。酷刑之下,小白菜作了與楊乃武系因姦情而謀害親夫葛品連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後,已是次日凌晨三更,劉錫彤一得到小白菜的供詞,立即派一王姓書辦並帶民壯阮德等前往抓捕楊乃武。阮德和書辦將楊乃武強行帶到縣衙。楊乃武半夜三更平白無故被強行帶至縣衙,窩了一肚子的火。當知縣訊問時,不但否認與小白菜因奸謀毒之事,還以粗暴的態度頂撞劉錫彤,使劉錫彤大為惱火。楊乃武得知小白菜的供認說是初五交給其砒霜。於是,託人要求岳母本家親友為其作證,證明其初五日在南鄉除靈立繼,初六日才回餘杭城內。意在否定小白菜供認的初五日交砒霜的事實。楊乃武岳父的干兄弟監生吳玉琨、楊乃武岳父之侄詹善政、楊乃武的堂兄增生楊恭治及沈兆行、馮殿貴等人即按此要求向餘杭知縣遞交了公稟。
由於楊乃武有舉人身份,系天子門生,不能用刑。劉錫彤束手無策,無法獲取定案的口供。次日,便呈報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楊乃武的舉人身份。杭州知府陳魯又通過浙江巡撫楊昌浚向朝廷具題。同治皇帝在楊昌浚的具題上親批:「楊乃武著革去舉人,其因奸謀死本夫情由,著該撫審擬。」
杭州府再審
葛品連死後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劉錫彤便將楊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但楊恭治、吳玉琨、詹善政等人為楊乃武所作的初六日才回餘杭城內的公稟卻被劉錫彤壓下了,沒有隨卷宗上呈杭州知府。
此時楊乃武革去舉人的御批已下,知府陳魯便動用大刑,楊乃武熬刑不過,只得承認與小白菜因奸謀毒之事。當陳魯追問砒霜來源時,楊乃武便編造了從杭州辦完中舉手續回餘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識的倉前鎮愛仁堂葯店「錢寶生」處以毒鼠為名購得的。陳魯得到這一口供,以為案情已經大白,便叫劉錫彤將錢寶生的證詞取來。
「錢寶生」來到縣衙後,說自己不叫錢寶生,叫錢鹿鳴,又名錢坦,也沒有賣砒霜給楊乃武。劉錫彤反復做錢坦的工作,並表示不會追究其賣砒霜的罪責,也不會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證,並給錢坦寫了書面保證。錢坦後來同意按劉錫彤的意思作證。
陳魯得到「錢寶生」的證詞,又有楊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認,就認為鐵證如山,可以定罪判刑。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陳魯作出判決,以因奸謀殺親夫罪處小白菜凌遲之刑,以授意謀害他人親夫處楊乃武斬立決,上報浙江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賀蓀,開始覺得案有可疑。因為楊乃武乃是個舉人,他自己也是個舉人。他不太相信一個舉人會為一個女子而拋棄自己的前程不說,還得賠上自己的性命。於是,他找來劉錫彤,詢及本案的經過情況,是否有不正常的情況。這劉錫彤向按察使拍胸脯保證,說此案鐵證如山,絕無冤屈。蒯賀蓀見此,也就放心了。遂將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見上報浙江巡撫楊昌浚。
在此期間,楊乃武在獄中,書寫了關於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訴材料,由其妻小楊詹氏即詹彩鳳向杭州各衙門申訴,但沒有引起浙江巡撫及臬司等地方官員的重視。
到北京告「御狀」
同治十三年四月,楊乃武之姐葉楊氏隨帶楊乃武岳母家的長工王廷南、王阿木,從上海乘輪船到北京,經在京的同鄉京官指點,向都察院遞交由楊乃武所寫的申訴材料。事先商定由王廷南進都察院遞交,臨進都察院前,王廷南說自己目力不濟,要王阿木進去遞交。這王阿木就說自己是王廷南。這樣,王阿木就被當作王廷南遞解回浙江杭州。
都察院接受了楊乃武的呈詞後,就下文給浙江巡撫,要求復審此案。楊昌浚將此案交杭州知府陳魯復審,結果當然只能維持原來的判決。
由於楊乃武之妻小楊詹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門鳴冤叫屈,杭州城內大街小巷傳言紛紛。此事引起了當時紅極一時的紅頂商人、江南葯王胡雪岩的關注。楊乃武之妻得到了胡雪岩的資助,有了再次進京的經濟能力。同治十三年九月,楊乃武之妻詹彩鳳隨帶其娘家幫工姚士法,攜帶楊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軍統領衙門遞交了這一材料。步軍統領衙門將楊乃武的申訴情況上奏皇上,皇上諭旨,將此案交浙江巡撫楊昌浚督同臬司親提嚴訊。但楊昌浚並未親提嚴訊,而是將此案交給剛到任的湖州知府錫光以及紹興知府龔嘉俊、富陽知縣許嘉德、黃岩知縣陳寶善共同審理此案。湖州知府錫光參與幾次審理後,即找了個借口不再參與審理,不知原因何在。後來主要由龔太守審理此案,但不久便遇到同治皇帝駕崩等國家大事,又碰上全國性的考試,所以此案一拖再拖結不了案。
刑部大審
由於案件久拖不決,社會影響又大,刑部給事中王書瑞上奏要求重審此案。兩宮皇太後命浙江學政胡瑞瀾復審。胡官居學政,雖通學術,卻不諳刑名,難以勝任,兼之素與楊昌浚相熟,也未能推翻原判。
此後,該案又經歷重重周折,送達刑部。刑部在審查案卷過程中發現了一些疑點。
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關心家鄉這一轟動全國大案的審理情況。他們經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判斷,認為本案是一起冤案。於是他們聯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狀,根據刑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點,又增加了他們聽聞來自家鄉的消息。都察院接到呈詞後,即向兩宮皇太後、皇上奏請。兩宮皇太後竟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請。
刑部接下此案後,便調集本案的有關證人及楊乃武和小白菜進京。由於當時本案的主要證人錢坦已死,刑部也無法依靠證人的證詞和人犯的口供定案。雖然在審理時發現楊乃武和小白菜都受過酷刑,與楊昌浚具題、胡瑞瀾上奏中所說的並無刑訊一節顯有不符,且楊乃武和小白菜也都推翻了原先因奸謀毒的供述,但刑部認為僅憑這些也難以定案。在審問進京人證的過程中,刑部官員發現餘杭縣令劉錫彤所勘驗的葛品連中毒身死的屍體勘驗結論值得懷疑。於是經請得旨意,將葛品連的屍棺運至北京,重新勘驗葛品連的死因。
光緒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會寺開棺驗屍。由於此案影響很大,所以前來觀看開棺驗屍的人非常多。經仵作荀義、連順喝報,驗得葛品連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黃白色,確屬無毒因病而死。在場的劉錫彤以及原驗仵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認可了這一鑒定結論。刑部官員還訊問劉錫彤、沈祥原驗情況,兩人承認,原驗時,試毒銀針並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復擦洗,不符合朝廷規定的檢驗要求;沈祥向劉錫彤只報服毒而死,卻未報何毒致死,等等。
據此可見,楊乃武和小白菜確系冤枉。他們原來所作「因奸謀毒」的有罪供述顯然均為虛假。於是,刑部上奏皇上,革去了劉錫彤知縣之職。其他相關審理官員也各自因審理不利而遭受處罰。楊昌浚、胡瑞瀾、陳魯等皆被革職,劉錫彤則被從重處罰,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且不準收贖。沈祥被判杖八十並徒刑二年,沈彩泉被判杖一百並流二千里。楊乃武、小白菜冤屈被洗刷,但亦被處杖八十與杖一百。至此,案件審結,其時為光緒三年二月十六日,案件審理全過程歷時約四年。
楊乃武回到餘杭後,曾去上海《申報》做過事,不久仍回餘杭,以種桑養蠶度日。於民國三年(1914年)病故,享年74歲。小白菜回到餘杭後,終因親友無靠,衣食無著,真的入庵做了尼姑,法名慧定。小白菜於民國十九年(1930 年)圓寂,享年7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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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遲的過程我不太清楚,不過這個看看對你是否有用:
凌遲凌遲也稱陵遲,即民間所說的「千刀萬剮」。陵遲原來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於死刑名稱,則是指處死人時將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遲刑最早出現在五代時期,正式定為刑名是在遼代,此後,金、元、明、清都規定為法定刑,是最殘忍的一種死刑。 這種刑法主要用於處罰那些十惡中的一些犯罪,如謀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時期,如果打罵父母或公婆、兒子殺父親、妻子殺丈夫,也是觸犯倫理道德的重罪,要處凌遲刑。但後來為了鎮壓農民反抗,對於不按時交納賦稅的也要處以凌遲刑,這在明太祖時期尤為突出。 凌遲刑的處刑方式很殘忍,一般記述是說將人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而歷代行刑方法也有區別,一般是切八刀,先切頭面,然後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後梟首。但實際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幾類。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雙眉,三、四刀切雙肩,五、六刀切雙乳,七、八刀切雙手和兩肘間,九、十刀切去兩肘和兩肩之間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兩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兩腿肚,十五刀刺心臟,十六刀切頭,十七、十八刀切雙手,十九、二十刀切兩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雙腳,二十三、二十刀四切兩腿。 實際執行時,還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惡多端的太監劉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1905年的光緒年間,凌遲刑被廢除。開始時,劊子手會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結,以免他喊叫。然後迅速地出血包紮傷口,最先動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須只有指甲蓋大小。殺一個成年人必須要施3357刀,刀刀須見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盤將其貼在上面供觀眾鑒賞,並要得到贊賞,如果犯人在規定刀數前死去,劊子手將被觀眾嗤之以鼻,並有可能丟掉飯碗。中國古代各種殘酷的刑罰中,最慘無人道的莫過於凌遲。凌遲,原來寫作「陵遲」,本意指山丘的緩延的斜坡。荀子說:「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車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為有平緩的斜坡,車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頂。後世將陵遲用作刑罰的名稱,僅取它的緩慢之義,即是說以很慢的速度把人處死。而要體現這種「慢」的意圖,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盡,才剖腹斷首,使犯人畢命。所以,凌遲也叫臠割、剮、寸磔等,所謂「千刀萬剮」指的就是凌遲。 元代執行凌遲,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夠駭人聽聞的了,明代執行凌遲時零割的刀數更遠遠超過前代。明世有兩次著名的凌遲處死案例,刀數有明確的記載,一是正德年間的宦官劉瑾,一是崇禎時進士鄭鄤。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寸磔」條雲:「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劉瑾四千二百刀,鄭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銘日記亦言之。」這里記劉瑾被剮的刀數可能是誤傳,實際上劉瑾被剮三千三百五十七刀。這樣大的數目,實在驚人。民間婦女罵人時常說「你這個挨千刀的」,看來古代凌遲時將人割千刀以上並非虛詞。 先說劉瑾。正德五年(1510),劉瑾以謀反罪被判死刑,聖旨特批,將他「凌遲三日」,然後還要銼屍梟首。執行十的情景,當時參與監刑的張文麟有詳細的記述: 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於上述劉先生璟曰:「我如何當得?」劉回言:「我叫本科幫你。」予因應之。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則血從此出,想應是矣。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銼屍,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銼屍,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矣。 劉瑾把持朝政時,殘害忠良,作惡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場固然使人解恨,但從他受刑的過程來看,凌遲這種刑罰不能不說它確實慘無人道。 再看鄭鄤。若說劉瑾被凌遲是罪有應得,而鄭鄤受如此酷刑卻使人感到惋惜。鄭鄤是常州橫林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及第,他的文才與聲望曾名噪一時。崇幀初年,由於朝廷內部黨派之爭引起政治糾紛,鄭鄤也被卷了進去,他被人告發說犯有「杖母」和「奸妹」兩項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後由崇禎皇帝朱由檢親自批示,予以凌遲處死。 關於鄭鄤一案的詳細背景與是非曲直,這里不作具體考述,我們只講他受刑的大致經過。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聖旨下達讓當日執行,有司官員立即下令傳齊有關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當時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側甘石橋下四牌樓(後世簡稱西四牌樓,即今北京西四),處決死囚常在這里進行。按平常的慣例,斬首在西牌樓下,凌遲在東牌樓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夥人役在東牌樓旁邊搭起一座棚子,裡面供監斬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豎起一根上邊有分叉的粗木桿。不一會,行刑的劊子手們也提前來到,他們每人帶一隻小筐,筐里放著鐵鉤和利刃。劊子手們取出鐵鉤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鋒利。辰、巳時分,監斬官帶校尉、人役等押著鄭鄤來到刑場。鄭鄤被暫時停放在南牌樓下,他坐在一隻大籮筐里,沒有戴頭巾也沒有穿鞋襪,正在向一名書童絮絮不休地屬咐家中後事。這時,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把周圍的道路、空場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頂上都爬滿了人。有位吏役說,西城察院的官長還未到,必須稍停片刻,正說著,那位官長由隨從前呼後擁,分開密集的人群向這里來了。就位之後,他高聲宣讀聖旨,由於周圍人聲嘈雜,他都念些什麼,人們聽不清楚,只聽他最後的一句是:「照律應剮三千六百刀。」劊子手齊聲附和,聲如雷震,圍觀的群眾莫不心驚膽顫,兩腿發抖。只聽得三聲炮響,之後開始行刑。人群更加騷動起來,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長脖子,想看看劊子手怎樣剮人。但由於近處的人圍得密不透風,稍遠一些就看不見行刑的場面。過了好大一會兒,只見那有分叉的粗木桿上垂了一條繩子,有人在木桿後面拉動繩子,繩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東西,鮮血淋漓,原來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桿最高處。這說明犯人的肉已被割盡,開始剖腹取五臟了。又過了一會,木桿上的繩子放下來,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顆人頭,這說明鄭鄤已被砍了腦袋,懸掛示眾。接著,又把鄭鄤的軀體也掛了起來,使他的胸貼著木桿,背朝著眾人,大家看見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條一縷的,卻沒有割掉,千百條密麻叢集,就像刺蝟似的。這時,凌遲之刑宣告結束,有兩名校尉手舞紅旗,騎著快馬同東飛馳,他們是去宮中把剮的刀數向皇帝報告。後來,有劊子手把鄭鄤的屍體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條條的出售,據說人們買這些人肉是作為配製瘡疥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遲之刑。統治者對農民起義的首領一旦捕獲,總是要凌遲處死。如太平天國北伐軍失敗,將領林鳳翔、李開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遲示眾。捻軍首領張洛行、賴文光兵敗被俘,也受了凌遲之刑。太平天國的著名領袖石達開在大渡河兵敗,向四川總督駱秉章投誠,但沒有受到寬大處理,清廷傳旨將石達開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處決,駱秉章這個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竟殘忍地對石達開等使用了凌遲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駱秉章率領清兵把石達開和宰輔曾仕和、中丞黃再忠等綁赴刑場。石、曾二人分別被面對面縛在兩個十字木椿上。執行凌遲時,劊子手先對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過,慘叫狂呼,石達開斥責他說:「為什麼不能忍受此須臾時間?」曾仕和這才緊咬牙關,不再叫喊。石達開受刑時,被割一百多刀,他從始至終默然無聲。石達開的凜然正氣和堅強意志使清軍官兵感到震驚,四川布政使劉蓉說他「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句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丑類之最悍者。」 凌遲之刑一直延續到清末。戊戌變法後,清廷受內外各種矛盾的沖擊,不得不順應潮流對傳統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緒三十一年(1905)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將凌遲和梟首、戮屍等法「永遠刪除,俱改斬決」。從此,凌遲非人的酷刑才從法典中消失,被斬首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