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與效率司法
㈠ 司法的效率性會影響到司法的公正嗎
當然會影響，追求效率勢必影響公正，但這二者都不能舍棄，所以要有個相對取捨，找平衡，司法追求的價值有三個，公平、正義、效率，如果簡化點就是公正、效率，現在我們喊的取向叫：公正優先兼顧效率。
㈡ 如何提高 公證 效率
公證是有效防範民商事務糾紛發生，減少訴訟，保障交易安全和民事行為正確履行的法律手段之一。它對於依法規范民商事務活動，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和諧，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進作用。近年來，由於公證領域越來越廣泛，公證種類越來越復雜，以及公證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公證質量不高，公證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作用沒有充分得以顯現，效果不明顯。為此，筆者就如何提高公證質量，使公證積極有效地服務於經濟和社會發展，談談筆者的看法。
首先，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增強服務本領。公證員的素質，包括政治、業務和道德素質幾個方面。一是加強政治學習，提高思想政治素質。作為一名公證員，必須要懂政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質。二是加強業務知識的學習，提高業務知識水平。作為一名公證員要長期堅持業務學習，不斷充實和完善自己。三是加強職業道德和紀律的學習，提高職業道德品質。要加強對公證員進行重事實、依法規、講文明、有禮貌、遵制度、守紀律、拒腐蝕、永不沾、依法依規辦證的良好職業道德和紀律養成教育，提高思想道德品質。
其次，規范制度，加強管理，優化服務過程。制度不在多，關鍵是落實的問題。筆者認為只需要建立四個方面的制度。一是「學習培訓制度」。公證處應針對本處公證員思想素質和業務知識水平，以及職業道德和職業紀律方面實際，制定相應的學習培訓制度。二是「辦證規范制度」。公證處必須對辦證程序制定出規范的、嚴密的管理制度。三是「案件互查制度」。公證處應建立公證案件定期互查制度。互查不能流於形勢，必須認真地對每件公證的各個環節逐一進行審查。同時應明確：「對互查中查出問題，且及時進行了糾正的，公證處應給所查公證員獎勵。」相反應予以處罰。」四是「質量問責制度」。實行責任負責制，切實做到誰出證誰負責，逗硬執行責任追究制。
第三，加強評查，兌現獎懲，保障服務質量。如前所述，制度的關鍵（核心）問題，是落實的問題。這點務必引起各級業內管理人員的重視。
聘請行風評論員和律師團，通過他們對公證質量實施評查問責便是良策。即從國家、企（事）業、鄉（鎮）、居委等單位聘請一定數量的行風評論員，每季度或每半年集中聽取一次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改進工作，提高公證質量。同時，在評查中，對那些對辦證工作認真負責，辦證未出現過質量問題，社會反響良好的公證員分等次予以相應的精神和物資獎勵。相反，對個別公證員辦證質量不高，社會反響強烈，且在社會上造成一定負面影響的，強力問責，逗硬執行獎罰。再是聘請律師團定期檢查公證案件質量問題，即是聘請幾個思想、業務素質高的律師，採取定期抽查公證案件質量。發現問題予以處罰，相反，對辦證質量較好的公證員予以獎勵。
㈢ 如何兼顧公正與效率——新刑訴法實施後對適用簡易程序的思考
新刑訴法對適用簡易程序的條件、方式、程序上均作了修改，具體歸納以下幾點：1、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 按照舊刑訴法的有關規定，簡易程序適用於自訴案件或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等社會危害性較輕的案件。新刑訴法吸收了普通程序簡易審的審理方式，將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擴大至基層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對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重大案件，有效地簡化了訴訟環節，減少案件積壓，提高司法效率。2、改變了簡易程序的審理方式。 原刑訴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 。實踐中，大量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公訴案件，檢察院均未派員出庭，部分地區將簡易程序公訴人不出庭作為「應當之義」，違背了「控審分離」的訴訟原理，造成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活動監督的缺位，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二款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此修改進一步確保審判公正的實現，降低錯案出現的風險。3、賦予了當事人對適用簡易程序的選擇權。 過去簡易程序的適用權由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掌握，忽視了訴訟當事人對適用簡易程序的選擇權，影響了簡易程序的適用效果。新刑訴法吸收了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於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的司法精神，將「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作為適用簡易程序的前提條件，對維護被告人訴訟權利，確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簡易程序的設置，有力提高了司法效率，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去年我院依法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佔起訴案件的54.04% ，佔了 「半壁江山」，在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中，採用簡化審的案件佔53.77% 。新刑訴法實施以後，檢察機關職責范疇更為廣泛，新增了監督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進行監督考察、主持製作當事人和解協議書等職責。筆者認為，為應對「案多人少」的嚴峻形勢及滿足新刑訴法給檢察機的職責要求，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充分發揮簡易程序的司法優勢，實現公正與效率：1、整合辦案資源，實現流程集約化。 首先，加大偵查監督力度， 開展與派出所掛鉤聯系工作制度，及時了解和掌握發案、破案、立案等情況，對於輕微刑事案件，適用快速辦理機制， 提前協商公安機關相對集中移送；其次，公訴部門成立專門辦案組或辦案人員相對集中審查、移送起訴，認真學習高檢院公訴廳關於印發《公訴案件（一審）審查報告（普通版樣本）》和《公訴案件（一審）審查報告（簡化版樣本）》的通知精神，簡化案件證據的摘錄，精簡案件的分析，盡量縮減文書的篇幅，要求做到簡練、明晰；另外，與人民法院協商相對集中開庭，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通過多措並舉，精簡辦案周期、實現案件的快偵、快審、快訴、快判，提高司法效率。2、強化證據審查能力。 通過辦案實踐，我們發現，取證意識不強、證據分析能力參差不齊，是影響辦案效率的主觀原因，實體公正最終決定司法效率。新刑訴法充實了兩個證據規定的要義，確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是適用簡易程序的首要前提，法律賦予了檢察機關對簡易程序的建議權及否決權，這要求檢察人員立足辦案實際，完善證據審查能力。通過檢察人員內部經驗交流、公檢法三家聯席會議相結合的形式，根據各地辦案形勢及取證手段的現狀，信息互通，探索刑事證據充分的共性標准，保證證據收集、補充的及時性，從源頭上保證取證質量，同時也可作為強化辦案人員業務水平的有效途徑。3、注重收集訴訟各方意見。 首先， 從閱卷開始就注意審查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態度，看其是否認罪，是對所犯罪行全部承認，還是部分供認，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通過其供述、言辭表情等進一步確定其認罪態度，看是否有翻供情況和翻供可能，以及對案件的進展速度有何種意見；其次，充分維護嫌疑人的辯護權，依照新刑訴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及時轉達嫌疑人委託辯護人的要求，保障辯護人會見權和閱卷權的行使，與辯護人溝通，聽取其對案件的意見；再次，對於有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充分維護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權益，對於當事人和解的案件，依照新刑訴法第五編第二章「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處理，貫徹「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另外， 在案件開庭審理前主動加強與法院聯系溝通, 了解掌握雙方有爭議的焦點，完善庭審預案。4、探索科學的庭審方式。 對於適用建議程序審理的案件，送達期限、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證據、法庭辯論程序可不受法定限制，筆者認為，在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基礎上，應將庭審的重點放在證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舉證環節，根據個案的特點制定出庭提綱，對證據進行科學分類，對證明目的進行明確列舉，追求庭審效率的同時保證庭審效果。對於集中開庭的案件，可以參照外省的先進經驗，調研探索科學的庭審方式。通過出庭，可以對案件的庭審情況進行全面監督，及時有效地維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㈣ 為何司法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而行政卻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司法一般都是與人復生基本制權利密切相關的，一般都是相關的人生自由的重要權利，主要是考慮公平，在公平的前提下再考慮效率。而行政執法主要是涉及一般的行政權利，處罰一般都是罰款且行政案例比較多，優先考慮效率有利提高行政辦事效率，為社會節約成本。
㈤ 公正與效率不可兼得嗎
公正與效來率用中國古代的一句自話說就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也就是說，公正與效率即是對立的兩面。
公正和效率都是理想型司法所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是理想型司法所必備的兩個基本要素，因而有其相輔相成的一面；但由於效率具有絕對性而公正具有相對性，所以司法效率與司法公正又存在著內在的緊張關系；在司法價值取向問題上，當前我國應當選擇「公正優先，兼顧效率」的價值目標。
㈥ 如何看待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如同愛情是文學作品永恆的主題一樣，公平與效率始終是經濟學論爭的主題，甚至被稱作經濟學說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這是因為：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而經濟主體在社會生產中的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的公平，也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這兩大目標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制度安排，就成為各派經濟學解答不盡的兩難選擇。我們海派經濟學主張「公平與效率的交互正向說」。我作以下三方面的解析：
公平的理論與現實是什麼
效率的理論和現實是什麼
公平與效率的關聯是什麼
㈦ 如何正確處理刑事訴訟公正與效率的關系
目前在學界和實務界居於主流地位的觀點認為，刑事訴訟中的公正和效率，兩者的關系應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關系，公正和效率作為刑事訴訟的兩個基本價值追求，是並重的，應當兼顧，或應當平衡。
這類哲理分析是有益的，可以使人們對公正與效率關系的認識避免僵化，而且，從哲理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主流觀點居於顛撲不破的正確地位，並因其極具思辨性而無可挑戰。然而，一方面，這種哲理分析缺乏對兩者關系的權重判斷，因而易於使人疑惑。例如，刑事訴訟中的公正和效率的權重如果是相同的，那麼，如何認識公正在刑事訴訟中的基礎地位？顯然，在肯定「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的時候，所肯定的只是「正義」才存在來臨早晚而使其具有不同含義的問題，而對「非正義」而言，來得早或晚，與其性質並無影響。就此而言，公正應是效率的基礎，兩者不應當、也不可能 「並重」。
另一方面，在面臨刑事訴訟中的公正和效率的關系如何統一的現實問題時，如何依據這種哲理上無比正確的認識予以解決，卻會有疑問。例如，如何應對擴大了適用范圍的刑事訴訟中簡易程序的規定？對面臨死刑的被刑事追訴之人，是否應當不惜使程序更加復雜，並提供更加充分而有效的權利保障？為避免死刑案件發生不可挽回的錯誤、預防不可饒恕的錯誤，是否應當設置更加嚴密的程序？諸如此類的問題，以及司法實踐中如何協調公正與效率的具體關系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僅停留在對公正和效率關系的哲理分析，應當將問題置於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的現實背景中予以進一步分析。
㈧ 如何認識法律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效率是純客觀的概念，而公平是有主觀的成分的。
公平以及大體與之等同的公平、平等[2]、正義、公正等概念，有著很高的包容性，這使得我們盡管可以在經驗的意義上感知公平正義，卻很難給公平正義下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博登海默說的普洛透斯之臉也好，凱爾遜說的「我不知道也不能說出什麼是正義，即人類所渴望的絕對正義」也好，都證明了這一點。
效率概念來源於經濟學。「效率」是指用多少活動實現多少目的的比例。或說投入和產出的比率，特指以促進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積累為目的，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產出的收益狀態；[3]薩繆爾森說：「效率意味著不存在浪費。」《現代漢語詞典》上「效率」為：機械、電器等工作時，有用功在總功重所佔的百分比；單位時間內完成的工作量。
㈨ 在制度建設中如何處理公正和效率的關系問題
在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等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試點工作。在此基礎上，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上述18個城市進一步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工作，為期兩年。如果將兩個試點工作結合起來，我們不難看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包括實體上從寬處理，也包括程序上從簡處理，即對於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刑事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由審判員獨任審判，不進行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當庭宣判。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順應了現實需要和世界發展潮流
目前，我國刑事司法領域出現輕微刑事案件數量逐年上升的趨勢，並且占據刑事案件總量的比重越來越大。由於勞教制度的廢除，所以一些輕微違法行為相繼入刑，進一步加劇了上述趨勢。隨著我國法官與檢察官員額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司法機關辦案力量在趨向精簡干練，但「案多人少」的問題卻更加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避免輕微刑事案件消耗過多的司法資源，有必要通過提高該類案件的訴訟效率，將更多的資源用於處理重大或復雜案件。此外，提高輕微刑事案件的訴訟效率，也可以避免由於關押時間過長導致的刑期倒掛現象，切實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縱觀其他國家，提高輕微刑事案件的訴訟效率也是世界發展潮流。在英美法系國家，辯訴交易制度由來已久。盡管這與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較大不同，但兩者的出發點都是提高訴訟效率。在大陸法系國家，為應對訴訟案件劇增，類似制度也層出不窮，例如針對輕微罪案件的刑事處罰令程序。
二、應當堅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據標准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定罪量刑所採取的證據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就證據標准而言，理論界存在兩種價值觀，即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前者認為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是訴訟證明的任務；後者認為訴訟證明的任務是達到從法律角度看是真實的程度即可。刑事訴訟法採取的是客觀真實。
盡管法律真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國現階段仍然應當堅持客觀真實的證據標准。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刑事偵查階段的大量案件都是有口供的。若降低證據標准，那麼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能會使司法機關更加依賴口供，從而削弱其證據調查的主動性。與此同時，在司法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之前，若降低證據標准，那麼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能會導致疑罪從輕的結果。這顯然與刑事訴訟法疑罪從無的基本精神相違背。
實際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高訴訟效率的途徑不應是降低證據標准，而是簡化訴訟程序。換言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對其定罪量刑的依據仍然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三、應當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是真實自願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高訴訟效率的途徑是壓縮訴訟程序，這就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棄包括質證、辯護在內的一系列重要訴訟權利。因此，為了切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應當確保其認罪認罰的行為是出於真實自願，避免定罪量刑上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