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弋陽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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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上饒市市長電話
⑶ 搜集「瀆職侵權」案例
案例1 民警徇私強奸改調戲
被告人 徐譽華,男,42歲,宜黃縣公安局鳳崗鎮派出所民警。
1998年4月24日,徐譽華在無刑事偵查權的情況下辦理黃勇、鄭平等5人強奸、強制猥褻婦女一案。徐譽華在辦理治安拘留手續時將被害人調查筆錄第四頁中的「強奸」塗改為「調戲」、「發生性關系」等字樣,在《治安管理處罰表》事實欄內僅填寫黃、鄭等人侮辱被害人的事實,對被害人被強奸的事實隻字未提,並對黃、鄭二人作出治安拘留12天及罰款5000元的處罰後結案,未將案件移送刑偵大隊偵查。2004年7月,徐譽華應東鄉縣女子吳育珍的要求,請托同事為吳以「李蓓文」的假名辦理假的戶口、身份證。8月4日,徐譽華又將「李蓓文」的假戶口遷至徐本人工作的鳳崗鎮派出所,並出具虛假的「出境調查報告」為吳辦理出境赴台手續,後吳出境時被警方查獲。
2006年1月25日,宜黃縣人民法院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判處徐有期徒刑1年6個月,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
案例2 違規操作致鍋爐爆炸
被告人 章雙申,男,40歲,浮梁縣勒功鄉企業辦主任。
2003年8月4日上午10時40分許,勒功鄉活性炭廠工段負責人徐衛東發現鍋爐缺水,啟動水泵電閘注水,導致鍋爐發生爆炸。徐衛東頭部受傷,同時被氣浪燒傷。扒爐工余奇關左腿致輕傷甲級,劉金生胸、腹部致輕微傷甲級。事故直接原因是鍋爐不合格和徐衛東無證上崗且違反安全操作規程。被告人章雙申作為勒功鄉企業辦負責人兼安全生產領導小組成員,在2003年4月到活性炭廠檢查時就得知該廠使用的是不合格的土製鍋爐,被限令拆除。直到2003年8月2日,有關部門再次檢查,發出督查表限期拆除,章雙申代表鄉政府收到,並表示督促企業整改到位。8月4日上午9時,被告人章雙申和綜治辦的徐衛平、徐平到活性炭廠,見廠長不在,只講了等廠長回來與其聯系就回到鄉政府,約一個小時後,鍋爐即發生爆炸。
2004年11月20日,浮梁縣人民法院判處章雙申犯玩忽職守罪,免予刑事處罰。
案例3 幫出國朋友偽造機密文件
被告人 楊軍,男,44歲,潯陽區委辦公室主任兼機要局局長。
2004年2月,楊軍收到其朋友高秋生的妻子陳萍萍轉交的高秋生從加拿大發回的一份傳真。高秋生希望楊軍按照傳真上虛構的內容幫其偽造一份中共九江市委某辦公室內部簡報,以達到其在加拿大長期滯留的目的。
此後被告人楊軍以查找資料為名,擅自從中共潯陽區辦公室的資料室中取出三份「機密」文件,並將其中一份「文件」交給高秋生的妻子陳萍萍,以此作為偽造「內部簡報」的樣板,致使該份機密文件放在陳萍萍處長達18小時之久。
後楊軍又根據陳萍萍提供的存有偽造文件的軟盤,在其自家電腦中列印出一份偽造的《中共九江市委某辦公室(2004)第8期簡報》。
2004年7月1日,廬山區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判處楊軍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案例4 非法拘禁村民6天5夜
被告人 何新明、況海宇,安福縣計生委人口稽查大隊職工。
2004年2月,安福縣竹江鄉下社村村民劉某夫婦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超生了一個女孩,當時任安福縣計生委人口稽查大隊副大隊長的何新明和稽查大隊工作人員況海宇等人得知情況後,於2005年4月13日將劉某帶到安福縣計生委大樓五樓關押,並強制剝奪劉某的人身自由,強迫其交清欠繳的社會撫養費,以非法手段將劉某拘禁了6天5夜,直到4月18日傍晚才將其放回家。
2005年8月11日,安福縣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對何新明、況海宇提起公訴。同年9月9日,分別判處兩人管制1年。
案例5 林管人員擅發採伐證
被告人 張均平,男,51歲,婺源縣林業局秋口林管站臨時工。
2004年12月,張均平買斷工齡離崗,在婺源縣林業局秋口林管站做臨時工。在明知他人砍伐木頭用於銷售後,他仍先後向秋口鎮洙西村發放林木採伐許可證,共折林木蓄積181立方米。木材被砍伐後,張均平還負責將全部杉原木銷售到縣百源木業有限公司,松原木銷售到秋口鎮車木廠。
2005年8月12日,婺源縣人民法院以違法發放林木採伐許可證罪判處張均平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案例6 瞞報隱患致安全事故
被告人 楊長海,男,40歲,鉛山縣煤礦安全監察局辦事員。
2003年12月,經省煤礦安全監察局審定,鉛山縣和平煤礦停產整改。2004年7月,楊長海應煤礦業主邀請到煤礦的原水碓泉礦井工作面測量巷道的挖掘進尺,發現該巷道已越界開采。但楊長海並未向鉛山縣煤礦安全監察局及有關部門如實匯報該煤礦越界採煤的真實情況。2004年8月15日上午10時許,該煤礦發生重大水害事故,造成3名礦工死亡、直接經濟損失60萬元的嚴重後果。
2005年7月13日,鉛山縣人民法院以玩忽職守罪判處楊長海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
案例7 越權審批發營業執照
被告人 張金元,男,53歲,新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場監督管理科工作人員。
2002年4月17日,劉偉華、李思華、習穎萍(均已判刑)向新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業注冊監督管理局申請設立新余市新亞新置業貿易有限責任公司,並申請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張金元在進行工商登記注冊審批時,明知只有200萬元的購房發票,在原市領導鍾宜彩「打招呼」的情況下,擅自越權決定給新余市新亞新置業貿易有限責任公司予以批准登記,並頒發注冊資本1000萬元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致使劉偉華、李思華、習穎萍虛報注冊資本的犯罪行為得逞。
2005年12月18日,新余市人民法院以濫用管理公司職權罪判處張金元有期徒刑兩年零6個月,緩刑3年。
案例8 監考老師偷換考生試卷
被告人 魏靚,女,23歲,九江縣第二中學教師。
2003年6月,魏靚根據九江縣招生考試辦公室的安排在九江縣考區一中考點監考。6月7日下午開考前,魏靚所在小組的主監考張媛玲教師在抽簽時,恰巧將魏靚抽到其弟弟魏帥所在的第45考場。魏靚明知違反了監考迴避制度但沒有提出迴避申請,仍然參加了當天下午的數學監考。考試結束後,魏靚在整理試卷時,看到弟弟魏帥試卷沒有答好,利用主監考剛好不在的機會,迅速將試卷與同場答題較好的周鵬飛試卷調換,並塗改了雙方的姓名、准考證號和座位號,再驗收密封。次日,魏靚因學生反映沒有遵守迴避制度被撤銷監考資格,並在其父親追問下主動向有關部門交代了其舞弊事實。
九江縣人民法院以涉嫌招收學生舞弊罪判處魏靚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
案例9 兩稅務員貪污征稅款
被告人 賈金龍、雷剛,贛州市章貢區地方稅務局水南分局工作人員。
2005年,賈金龍、雷剛採取「大頭小尾」方式開具的25份發票,發票聯票面金額共計2804萬余元,存根聯票面金額共計337萬余元。
這25份發票應征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附加、個人所得稅共計175萬元,而兩人僅向納稅人收取稅款53萬余元,不征、少征稅款近122萬元。在收取53萬余元稅款後,除支付他人1萬元,其餘被兩人截留私分,占為己有。
2005年11月14日,章貢區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合並判處賈金龍有期徒刑17年,並處沒收財產10萬元;以貪污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合並判處雷剛有期徒刑14年,並沒收財產10萬元。
案例10 法院副庭長偽造判決書
被告人 龔才來,男,65歲,弋陽縣人民法院已退休的副科級審判員。
1991年10月5日,龔才來在任弋陽縣人民法院告申庭副庭長時,私自受理了原告張曉震訴被告陳水發債務糾紛一案。1993年12月15日,龔第一次開庭審理該案。1994年12月28日,龔偽造了第二次庭審筆錄。1997年1月,龔偽造了[1994]弋法民字第491號民事判決書,然後假冒分管領導的筆跡簽發判決書,並偽造送達判決書給被告陳水發的公告。1997年4月21日,張曉震持偽造的判決書向弋陽縣人民法院申請執行。2002年6月,弋陽縣人民法院執行庭對陳水發執行處罰3000元。
2003年9月23日,弋陽縣人民法院以民事枉法裁判罪判處龔才來有期徒刑1年緩刑兩年。(文/姚衛東 記者王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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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院來說,年度的民事刑事案件以及調解案件的數額,屬於工作秘密,不能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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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一)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應堅持全面賠償的原則
我們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確定具體賠償數額時,是要實行全面賠償,還是要考慮被告人的實際賠償能力,一直存在二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確定賠償數額時要考慮被告人的實際承擔能力,以防判決流於形式,甚至成一張空文,有損於法院判決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還為將來的執行工作帶來很多隱患。第二種觀點認為應堅持全面賠償的原則,實際損失多少就應賠償多少,不考慮被告人的賠償能力。筆者傾向第二種意見:因為全面賠償的判決至少使受害人所享有的請求賠償的權利得到了法院的認可和支持,內心也得到了一種撫慰,盡管這種權力可能暫時無法實現,被害人無即得權,但其可有一種期待權。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規定》第三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依法判決後查明被告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應裁定中止或者終結執行。這有利於對被害合法權益的全面保護。相反按第一種觀點實踐中很難操作,如何判斷被告人是否有賠償能力也沒有一個具體的統一的標准,法官也難以掌握,隨意性較大,還可能讓本有賠償能力的被告人鑽法律空子,從而逃避賠償責任。 (二)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應包括精神損害賠償 所謂精神損害就是指公民因其人格權受到侵害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損害。精神損害賠償就是公民因人格權受到不法侵害而導致精神痛苦,因此要求一定財產賠償以制裁不法行為 並對受害人予以撫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對於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精神損害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一規定顯然與民事案件規定的賠償范圍相矛盾。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和《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隨著兩個司法解釋的公布和實施,我國立法在民事訴訟中已全面擴展了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司法解釋對民事訴訟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規定,遭到了司法界有識之士的普遍質疑,為什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的法律地位遠遠低於民事訴訟當事人?其實由於案件性質不同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比民事侵權的受害人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上所遭受的打擊都要大,而且對許多被害人來講,與犯罪人所受懲罰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所受的傷害盡快得到有效的救濟。因此在審判實踐中,一方面罪犯在服刑,甚至在某些特定條件下還可能過著逍遙的生活,另一方面被害人卻繼續生活在犯罪給他帶來的精神痛苦之中。當被害人不能從正當的訴訟程序中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時,有些人就選擇「私了」以獲得物質賠償,甚至發生被害人撤訴,更改陳述,幫助被告人擺脫刑事追究而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證詞等怪事。究其原因,都與法律的不合理規定有關。為了訴訟的效率和為了使被害人合法權益得到足夠的及時的救濟和保護,筆者認為盡快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非常必要。理由如下: 1、附帶民事訴訟本質仍然屬於民事訴訟 附帶民事訴訟的主體本質就是民事侵權之債,程序本質就是民事侵權之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刑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除適用刑法、刑訴法外,還應適用民法原則和民事訴的相關規定」。因此附帶民事訴訟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被告人民事賠償責任問題,仍有民事訴訟法的性質,只不過由於這種民事訴訟賠償是由於犯罪引起的,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訴訟。 2、從法理上講,刑事犯罪也是一種侵權行為,且比民事侵權要嚴重的多。在民法規定的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精神損害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情況下,對於犯罪這種嚴重的侵權行為給他人造成的精神損害,顯然更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許多刑事案件中,如強奸、侮辱、誹謗等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遠遠大於一般的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如果法律對較輕的民事侵權尚且規定受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損害賠償,那麼對因犯罪行為受到傷害的受害者進行精神損害賠償則在情理之中。 3、國外已有立法先例可供借鑒。 西方一些國家早就規定附帶民事損害賠償包括物質的、身體的和精神上的損害。比如,《義大利刑法典》、《法國刑法典》就把刑事精神損害作為實體法的一個原則,將賠償問題在附帶民事訴訟法中予以解決,如《義大利刑法典》第185條規定:「根據民法,任何犯罪將導致賠償之債,如果犯罪引起的物質和非物質的損害,不法行為者應根據民法的規定,對其行為傷害的人予以損害賠償。」 為此,目前我國刑、民立法在精神損害賠償這一問題上規定矛盾突出,迫切需要立法者加以協調、規范和修改。只有盡快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刑、民立法割據,損害賠償標准不統一的沖突和矛盾,使被害人通過不同途徑進行訴訟獲得相同的訴訟結果,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真正實現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方便、快捷的訴訟目的,切實全面保護受害者這一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江西省弋陽縣人民法院·方弋榮
⑻ 江西省弋陽縣有沒有農村拆圍牆令
⑼ 弋陽縣人民醫院手麻科主任潘慶華,上海市某區法院對他怎麼判刑呢
怎麼江西的事情會跑到上海的法院打官司,不是管轄范圍不會受理,你先搞清楚事情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