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司法

㈠ 為什麼中國沒有加入國際刑事法院

國際刑事法院是國際刑法直接執行模式建立的標志，通過建立這種常設性機構來對國際社會公認的、嚴重危害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犯罪進行打擊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望。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於1997年6月12日在美國律師協會大會上的發言中指出：「國際刑事法院是我們的最高希望之和平與正義的統一體的象徵，它是日益展現的國際人權保護系統的重要部分」。「國際刑事法院的前景取決於共同司法的保證，這是個淳樸和崇高願望的幻想，我們已經接近這個夢想的實現，讓我們付出我們的努力看到它的實現……」
中國從之處積極參與籌建到最後投反對票拒絕加入，其原因按照中國代表團在投票後作出的解釋可歸結為五點：（1）中國不能接受《羅馬規約》所規定的國際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轄權。（2）中國對於將國內武裝沖突中的戰爭罪納入法院的普遍管轄有嚴重保留。（3）中國代表團對規約中有關安理會的作用的規定持保留意見。（4）中國代表團對檢察官自行調查權持嚴重保留態度。（5）中國代表團對「危害人類罪」的定義持保留立場。綜合來說，中國未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的原因集中在普遍管轄權、檢察官自行調查權、罪名爭議三個方面。
1.普遍管轄權。根據《羅馬規約》第12條第2款的規定，國際刑事法院對締約國和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的非締約國的下列情況可以行使管轄權：「（1）有關行為在其境內發生的國家；如果犯罪發生在船舶或飛行器上，該船舶或飛行器的注冊國；（2）犯罪被告人的國籍國」。這種管轄權的規定，使得國際刑事法院對與案件相關的非締約國也可以行使管轄權。比如，當非締約國的公民在締約國境內實施國際犯罪或者締約國公民在非締約國實施國際犯罪的情形，國際刑事法院也具有管轄權。中國代表團認為這種普遍管轄權的規定違反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中第34條確認的「條約相對效力」的規則，對非締約國來說非常不公平，將會對非締約國司法主權的獨立性造成沖擊。
2.檢察官自行調查權。《羅馬規約》第13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本法院可以依照本規約的規定，就第五條所述的犯罪行使管轄權：（1）締約國依照第十四條的規定，向檢察官提交一項或多項犯罪已經發生的情勢；（2）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行事，向檢察官提交一項或多項犯罪已經發生的情勢；（3）檢察官依照第十五條開始調查一項犯罪。」，第十五條則詳細規定了檢察官自行調查的內容。中國認為這賦予了檢察官過多權力，有可能使得國際法院成為大國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工具，對此持「嚴重保留」態度。
3.罪名爭議。中國不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對《羅馬規約》規定的具體罪名有不同意見，這一點上在戰爭罪、侵略罪、反人類罪上都有體現。筆者認為在此方面，中國有異議更多是出於政治上的因素。如前者，將非國家間的武裝沖突納入戰爭罪的范圍這一問題由來已久，許多國家不贊同這種適用范圍擴大的做法，而對中國來說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台灣問題。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一旦中國大陸決心武力實現國家統一，國際刑事法院極有可能被反華勢力利用，審查中國台灣海峽戰爭，以種種借口予以干涉。再如危害人類罪的定義問題，《羅馬規約》關於此罪的客觀行為的描述有很多涉及人權的因素，而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與西方國家的分歧眾所周知，故而中國代表團認為，國際社會要建立的不是人權法院，而是懲治國際上情節嚴重、惡劣的犯罪行為的刑事法院。而《羅馬規約》中加入的有關人權的內容，與國際刑事法院的職責不相符合。

㈡ 如何看待國際刑事法院和國際法院這兩大國際司法體系，兩者的區別以及兩者的優勢與劣勢。

第一，在屬時管轄權上，羅馬規約第11條規定國際刑事法院法院僅對羅馬規約生效後實施的犯罪具有管轄權；而對於在羅馬規約生效後成為締約國的國家,只能對在規約對該國生效後實施的犯罪行使管轄權,除非該國已根據第十二條第三款提交聲明（即非締約國在批准加入《羅馬規約》之前，根據12條第3款的規定向國際刑事法院書記官長提交聲明，使得國際刑事法院取得管轄權的情況）。可見，這與前南和盧安達兩個特別法庭在屬時管轄上的區別是明顯的，同時這也體現了國際刑事法院作為永久性常設國際性刑事審判機構的地位。同時《羅馬規約》也確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則。
第二，關於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內的罪行主要是嚴重侵犯人權和違反人道主義的國際罪行，罪名大類包括：1. 滅絕種族罪；2. 危害人類罪；3. 戰爭罪；4. 侵略罪。不過侵略罪受國際政治影響較大，其定義因飽受爭議而尚未確定，因此在未有修正補充侵略罪的具體規定之前，對侵略罪之管轄尚屬形同虛設。不過，這些管轄罪行的內容也深刻體現出國際刑事法院與聯合國下屬的國際法院存在根本不同。國際刑事法院專門審判刑事案件，堅持國際刑法的個人責任原則，體現刑事司法的固有特點。而國際法院實際上屬於民事法院，其嚴格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則，只受理主權國家之間的爭端，不具有行使管轄權，不能以個人主體為當事人，當然也就無法涉足具體國際罪行的審判。
第三，在管轄權的先決條件方面，羅馬規約規定的效力范圍與傳統的國際法和刑法原則有所差異。根據羅馬規約之規定，當一國是羅馬規約締約國時，國際刑事法院自然獲得對相應的國際罪行的管轄權。 這種強制管轄的方式對傳統的國家主權提出了挑戰，體現出國際刑事法院的超國家性。相比之下，這與聯合國所屬的國際法院管轄權的內容則有所差異。國際法院強調傳統的國家主權原則，根據《國際法院規約》規定，即使一國是聯合國的成員國（當然成為國際法院之參加國 ），也並不意味著該國必然接受國際法院的管轄，如果成員國有特別聲明，則國際法院並不能實現強制管轄。

㈢ 國際法院與國際刑事法院都有哪些區別

國際法院，是具有特定管轄許可權的民事法院，其訴訟主體只能是國家。
國際刑事法院則只對犯有種族屠殺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具有管轄權，對其進行起訴和審判。

㈣ 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概念

司法協助是國際刑事合作的重要途徑，在當前間接執行模式佔主導地位的國際刑法現狀中，國際上有關刑事方面的公約主要是靠國家間的刑事司法協助的方式來實施的，這種方式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國際刑事合作中佔主導地位。鑒於此，對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有關問題的探討很有必要，特別是對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方面有關問題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
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是刑事訴訟國際化的反映，又是國家間聯合採取司法行動，懲處國際性犯罪的一種重要途徑和手段，也是國家司法權的域外延伸。從它的基本形態來看，引渡雖不屬於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范圍，但最 初的國際刑事司法卻是從引渡中發展起來的。從國際司法協助的起源來看，最早的司法協助始於公元前一、二世紀的古希臘，當時主要是向在其他城邦的證人收集證 詞。到近代，1846年法國與巴登之間簽訂的條約被認為是第一個國際司法協助的文件。這個條約的內容涉及到相互送達司法文件，搜集證據和執行判決。其他如 一系列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後期締結的引渡條約，也規定了根據委託書實施國際司法協助的條款。例如，1854年7月13日法國與葡萄牙簽訂的引渡條約第10 條規定了詢問證人，第11條規定了傳喚證人。又如1870年5月12日的法、意引渡條約，在第12—14條中，對詢問證人、送達文件、傳喚證人等作了詳盡 的規定。此後，19世紀締結的雙邊引渡條約，大體上對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主要內容作了詳細的規定。由此可見，最初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是隨著引渡的發 展而不斷發展成熟的。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最初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也僅僅是在狹義上開展的。直至今日，國際間的刑事司法協助仍然停留在狹義的范圍內，而 包括外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以及刑事訴訟移管等方面的刑事合作，各國和各地區尚未達成統一的協議，至少在這方面的合作，目前尚未成熟，而有待實踐的發展。其 中的原因或障礙，主要在於，外國刑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以及刑事訴訟移管從根本上改變了刑事案件訴訟的地點和審判機關，涉及到敏感的國家主權問題，因此在各 國司法協助實踐中往往難於開展。而對於象代為調查取證、詢問證人、送達文書、互通情報以及物的引渡等司法行為的國際合作，由於較少涉及或根本未涉及敏感的 政治問題，協助國只是為被協助國的訴訟提供服務性合作，只改善該國刑事訴訟所賴以進行的條件，而不直接對受控的行為做出自己的評價，因此它的規模是較小 的，是一種輔助性的行為，不大受各國價值觀念差異的影響，因而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中易於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和採納，這也是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在實踐 中的生命力所在。
在有關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國際公約中，關於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也規定得十分詳細和完備。如1959年4月在歐洲理事會主持下簽訂的《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協助的歐洲公約》[（1）]是一部具有普遍意義的有關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專門公約，在該公約規定的三種國際司法協助 形式中，其中對在另一個締約國送達司法文件和在另一個締約國搜集證據這兩種司法合作規定得相當詳細。與此相反，該公約對第三種形式的司法合作即在另一國家 的法院進行刑事訴訟（訴訟移管）規定得很簡單。由此可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目前尚停留在狹義的范圍內，而且在空間上僅是地區性的，新的、統一的刑事司法協 助國際公約的簽訂尚需國際間的廣泛磋商和協調。

㈤ 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途徑

1959年的歐洲公約詳細規定了國際刑 事司法協助的途徑或渠道。這些渠道是：（1）在兩國司法部之間；（2）在緊急情況下，函件可以由請求國的法院直接送達給被請求國的司法當局，但函件的副本 應送給被請求國的司法部；被請求國法院的答復要由該國司法部傳遞；（3）關於協助起訴前的偵查要求，可以在兩國的司法當局之間直接傳遞；（4）通過國際刑 警組織傳遞。這四種渠道是在地區性的國際公約中作出的規定，但是在目前尚未有一部統一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狀況下，它的許多原則對各國的司法協助實踐具 有普遍的指導意義，而且已經被世界許多國家所接受。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這部公約的局限性，畢竟它只是一個地區性的公約，有許多規定尚需斟酌。單從司法協助的渠道及主體來考察，在各國實踐中就存在諸多爭論。
一般來說，外交途徑是最常見的司法協助渠道，特別是在兩國之間不存在司法協助條約的情 況下，這一辦法幾乎成為唯一可行的途徑。在有雙邊條約或參與國際公約的情況下，當然不限於此途徑，可以採取更為寬泛的方式。在普通法系國家裡這方面比較寬 容，而在大陸法系國家裡卻常常遇到阻礙，即使象司法文書如不經過外交途徑的請求而直接採用郵寄送達的方式，往往會遭到另一國以各種理由的拒絕。例如，美國 並不認為送達司法文件一定是官方行為，也不認為在美國領土上進行的非官方送達行為侵犯了它的司法主權。因此，美國在這方面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美國在制 定國內立法時曾希望它的態度能為其他國家所接受，然而，不少國家仍舊堅持它們原來的立場。特別是一些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一貫認為，在一國境內送達司法文件構 成一種官方行為，因此，未一經由該國當局進行或經其許可的送達行為，均被視為對送達地國司法主權的侵犯。1959年歐洲公約將兩國之間的司法協助途徑限定 在兩國外交司法當局之間進行，是符合當前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現狀的。
通過法院途徑進行刑事司法合作必須以條約為基礎。1959年歐洲公約只規定在緊急情況下才可採用這種方式，因此，「在實踐中，採用法院途徑的做法是比較少見的。」[（2）]盡管如此，各國對此也持不同意見，以美國為首的普通 法系希望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也能夠通過法院之間直接進行狹義方面的刑事司法協助，而大陸法系國家則不允許這樣做。1959年歐洲公約也正反映了這一特點， 在對待法院途徑上採取了較為保守的態度，在此方面附加了諸多限制。我認為，由於「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具有輔助性和工具性的特點，」[（3）]因此，在 各國的司法協助實踐應當象美國那樣採用較為寬容的態度，不應當有過多的限制，畢竟在狹義的司法協助中，送達文件、傳遞情報等行為只是整個協助中的輔助行 為，涉及到司法管轄權和特別重大的刑事案件外，一般案件的訴前協助應當允許兩國法院之間直接進行，特別是在兩國之間有條約和協議的情況更應如此，這樣可以 節省辦案時間，提高效率，而且可以達成默契，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法院途徑應當成為進行狹義的刑事司法協助的一種主要途徑。
至於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的途徑進行司法協助，也是1959年歐洲公約規定的四種途徑之一。有人認為，國際刑警組織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它所從事的活動並不是嚴格意義上 的司法行為，因此，從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觀點來看，國際刑警組織並不能成為刑事司法協助的主體。我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國際刑警組織從事跨政府 間的活動，但卻超脫於任何條約、公約或類似國家間文獻的約束。國際刑警組織的章程沒有也無須得到任何國家的批准；而各國加入此組織也不是以國家的名義而是 以國家中心局的身份參加的，而且國際刑警組織也得到了各參加國事實上的承認，1971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正式批准了國際刑警組織享有跨政府機構的權力。國 際刑警組織這種獨特法律地位決定了這個組織的性質在於：在尊重各國主權的前提下進行跨政府間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組織。同時也決定了它的宗旨在於：在各法 律許可的范圍內同國際刑事犯罪行為作斗爭，促進各成員國間警務合作。因此，國際刑警組織是在尊重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活動的，同時也只有那些各國均認 為是犯罪的行為，方能成為國際警察合作的客體，各國的刑事司法協助行為事實上已經得到各國政府的承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參與國際刑警組織的活動實際上已 經通過了外交途徑，況且這個組織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各國國家中心局身上。所以，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進行各國間的狹義刑事司法協助應當不失為一種可取的渠道，特 別是在兩國之間沒有條約或協議的情況下，這種途徑往往能夠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另外，有人認為律師也可以進行刑事司法協助的某些活動，主要是協助調查取證方面。在英美法系國家裡，由於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律師協助調查取證往往起很大作用，很多司法行為如果沒有律師的協助是很難順利完成。目前， 通過律師調查取證，協助完成某些司法行為只是在國際司法協助范圍內，而且僅限於民商事案件，比如，我國曾先後委託香港26名律師代為在香港進行調查取證， 送達文書等事項，但在刑事案件上，無論是國際還是區際間當無這方面的先例，通過律師這條途徑是被禁止的。這是因為律師只能代表個人，不能代表國家，他所從 事的一些司法行為如果未經所在國主管機關同意或授權是無效的。律師協助仍然是官方行為，而不能是民間活動，否則將會受到一國以損害其主權為理由而遭拒絕。

㈥ 國際刑事法院是誰成立的它的判決有效么

國際刑事法院是依據2002年7月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而成立的國際刑事司法機構，是由簽署該規約的各個成員國共同成立的。
他的判決是有效的，國際刑事法院可以行使管轄權，發布通緝令。

㈦ 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和打擊跨國犯罪的關系

我國刑法分為十大類犯罪：
第一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 破壞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答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五章 侵犯財產罪
第六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國防利益罪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
第九章 瀆職罪
第十章 軍人違反職責罪

㈧ 國際刑事法院與聯合國、國際法院的關系

國際刑事法院與聯合國、國際法院並無直接關系，僅有合作關系。

國際刑版事法院成立於2002年，權其主要功能是對犯有種族屠殺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國際刑事法院成立的基礎是2002年7月1號開始生效的《羅馬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因此該法院僅對規約生效後的前述四種國際罪行有管轄權。但是實際上，國際刑事法院暫時還不能對侵略罪行使管轄權。
根據《羅馬規約》，國際刑事法院將對批准國及聯合國安理會移交的案件進行審理，但只審理2002年7月1日以後發生的案件。國際刑事法院與現有的其他國際司法機構的不同，其他法庭均有一定存在期限，而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永久性的國際司法機構。
而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是聯合國的主要司法機關，位於荷蘭海牙的和平宮，是聯合國六大主要機關中唯一設在美國紐約之外的機關。國際法院的職責是依照國際法解決各國向其遞交的法律爭端，並就正式認可的聯合國機關和專門機構提交的法律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㈨ 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和司法部刑事司法協助的區別

一般意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包括引渡、訴訟移管、外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以及其他內訴訟行為。這就是我容們通常所說的廣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而上面所 言的「其他訴訟行為」則稱作狹義的司法協助，即一國應另一國的請求通過本國司法機關的活動為使請求國的刑事訴訟順利進行而提供有關案件的證據、文書送達、 情報傳遞和物的引渡等幫助。它不包括罪犯的引渡、訴訟的移管和對外國刑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

㈩ 什麼是國際犯罪

「廣義說」將跨國犯罪、涉外犯罪、具有外國性或者國際關聯性的犯罪、需要通過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普通犯罪都視為國際犯罪；「狹義說」則摒棄了那些僅僅具有涉外因素或者跨國因素的國內普通犯罪，力圖在國際犯罪與國內犯罪之間劃出比較清晰的界限；「包含說」則將國際犯罪區分為「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情況，並分別予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