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釋實例
A.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是法嗎
不是。部抄門法包括憲法相襲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司法解釋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對司法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做的解釋。司法解釋分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解釋和這兩個機關聯合作出的解釋。
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履行監督職能、指導審判工作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舉措，對於統一裁判尺度和法律適用標准，保障公正司法，增強司法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加強法治宣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B. 案例判例司法解釋
判例制度肇始於英國。判例作為英美法系國家的主要法律淵源，與其歷史沿革、法制傳統、文化意識等有著密切關系。相對於大陸法系國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判例法是指某一判決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則和規則對於法院往後同類案件的審判具有約束力和說服力。它不是立法者事先制定的一般規則，而是裁判者在具體審判過程中的創造物，是司法者實踐經驗和法制歷史經驗積累的產物。典型的判例制度應當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法官在法無明定的情況下作出開創性的判決，即「法官造法」；二是法官對以往同類案件的判決模式及精神予以遵照執行，即遵循先例原則。無論從法理依據還是技術難度上講，前者所需要的勇氣和水平顯然都是遠遠高於後者的。可問題是當法官面對一個新型案件，根本無前人經驗可循時，法官能否依據憲法及法治原則作出某種創造性的舉動？
通過司法判例尋求立法突破往往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成文法雖不明確但仍有大體框架，比如法院認為知假、買假者不屬於消費者，因法律規定不甚明了，這種認定仍屬於法律限度內的合理裁量；另一種是成文法不僅未規定而且稍有突破便有「越雷池」之嫌。比如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有權就物質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似乎也並未將精神賠償明確予以否定或排除。那麼，有沒有哪位法官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某一刑事案件中明確判令被告人應賠償被害人一定的精神撫慰金？這個問題可以說有一定的民意基礎，被害人遭受嚴重人身傷害時不可能沒有精神損害，但從法律上又找不到現成條文，以致司法實踐中難以支持，甚至還出現律師將受害幼女之處女膜定價20萬元以求物質賠償的奇事。所以說，這樣的「口子」開與不開確實關系重大。我國目前法律制度還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法律本身的不周延性和滯後性，公民往往迫切需要這種充滿人文關懷和務實精神的判例法保護制度。法官能不能創造判例乃至創製法律絕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意義重大的現實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國法院實施類似於判例法的案例指導、先例判決制度，或者從相關案例中提煉精粹制定司法解釋時，都需要充分考慮到社會及民眾的實際司法需求，更要本著審慎而務實的司法改革原則。有人曾主張只有最高法院有權創制或編纂判例，但事實上，真正能由最高法院初審的案子畢竟不多，而若從下級法院選取已審結生效之案例，則等於默認其創制行為。故筆者認為，合理吸收和利用現代司法判例制度的精華，一方面需要充分發揮司法解釋的作用，及時發布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判案規則；另一方面，最好能夠通過疑案報送研究制度來規范創制判例行為，也就是說，最高法院以下層級的法院在遇到難以決斷的復雜案件時，應當直接報送最高法院研究答復，在此基礎上，仍由下級法院作出相應判決，並對同類案件具有參照效用。目前實踐中已在實行這種做法，可以從程序及效力等方面進一步完善。這樣更有利於發揮判例及時解決疑難問題的優勢，也能避免法官擅用自由裁量權可能引發的弊端。
關於判例制度的生命力問題，讓我們重溫英國丹寧勛爵在《法律的訓誡》中所說的那段名言吧，「如果現有的法律暴露了缺點，法官們不能叉起手來責備起草人，他必須開始完成找出國家意圖的建設性任務，……他必須對法律的文字進行補充，以便給立法機構的意圖以力量和生命」。如果遇上了法律皺折，「一個法官絕對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編織材料，但是他可以，也應該把皺折燙平」。
北京市自然律師事務所 墨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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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曾經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是，某法院對知假買假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判決雙倍賠償。就這一同類案件，同一法院前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決。面對如此狀況，有人主張我們應該實行判例法。
判例，顧名思義，與案例並沒有大的差別。但是作為法律術語的判例，卻是和判例法一脈相承的，表示「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在普通法系國家，判例往往和判例法表示同一意義，其意義在於根據傳統，法院以前的判決，尤其是上級法院以前的判決，下級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當作為一種規范和原則予以遵守。即法院遇到與以前類似的案件時，必須遵循以前判決中適用的原則和規則。判例對以後處理類似案件具有拘束力，法官的判決本身具有了立法的意義，成為普通法系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淵源。
我國沒有判例的說法，我們沿用已久的習慣用法，把法院已處理案件叫做案例。不僅名稱不同，其效果也截然不同，我們不是實行判例法，而是實行成文法，判例對於我們來說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
有人主張我國也要實行判例法，對此筆者並不贊成。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個國家的法律傳統也是根深蒂固的，我們今天把案件的正確處理叫做依法判決，錯誤判決叫做於法無據，字里行間反映出我國是成文法國家，處理案件是以成文法為准繩的，而不是判例。
當然不是說我國歷史上沒有判例。我國封建社會，也有類似於判例法的一種法的淵源叫做「例」。秦簡中就記載了「廷行事」，漢代叫「比」，唐代以後則指作為判案依據的判例、事例和成案。明清時期，例律並重，但出現了「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虛文，而例遂愈繁瑣」的情形，導致了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後果，使得「例」在我國歷史上沒有發揮好的作用，名聲不佳。
實踐證明，判例法制度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同時，判例法與成文法不僅僅是法律表現形式不同，也表現出思維方式的不同。我們的人民群眾與司法人員對判例法的接受也不是輕而易舉的。
就像成文法存在缺陷，不能完全應付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一樣，判例法也有其自身缺點。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法律還處於日漸完善的過程，有的法律規定過於原則，過於抽象，缺乏具體操作性，因此法官在理解適用法律時也就出現了各種分歧。為了彌補立法上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律適用及時作出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法的淵源的作用，對審判實踐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當然，這並非說案例沒有任何意義，有句法律諺語，「經驗比知識更重要」。案例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作為法院審理案件的參考，具有重要價值，有利於貫徹同樣情況同樣對待的法律平等原則，提高辦案效率。加強案例研究，發揮案例的作用，也的確意義巨大。而且，目前兩大法系的差別越來越小，兩大法系互相借鑒，取長補短，也是國際上法的淵源發展的趨勢。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判例法和成文法，各具特色，各有優劣。我們既不能因為適用成文法判決案件存在缺陷，而盲目誇大案例的作用，也不能因為自己適用成文法，而貶低否定案例的作用；既不能因為適用成文法存在缺陷，而盲目崇拜判例法，也不能因為自己適用成文法，而貶低敵視判例法。而應該尊重歷史，正視現實，重視案例，積極發揮案例的作用，依法公正處理案件。
甘肅省民勤縣人民法院 劉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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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是指審判機關對於具體案件作出的判決。
案例不同於判例。作為案例的判決生效後僅對該案件的當事人發生法律效力，而判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一種主要的法律淵源。英美法系國家的「遵循先例」原則，要求在某一判決中包含的法律規則，對以後該法院或下級法院類似案件具有約束力。
判例法相對於大陸法系的制定法，其優勢是能夠最大限度地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社會生活是鮮活的，是豐富多彩的、千變萬化的，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新情況、新問題的不斷涌現，又將使立法相對滯後，判例法可以有效彌補制定法的上述不足。但是，判例法賦予「法官造法」的權力，極易造成法官個人的恣意擅斷對公正的踐踏。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兩種法律制度形式各有其利弊，任何一種單一的法律形式都存在踐踏公正的痕跡。法律制度是在不斷追求公正的進程中完善的。兩大法系通過不斷地相互借鑒、吸收、取長補短，當今兩大法系的特徵已經不再明顯，呈現了日益靠攏、趨同甚至融合的現象。英美法系國家除了制定許多法規法典外，還頒布了大量的委託立法，制定法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判例在大陸法系國家雖然不具有法律上的地位，在判決中不得引用，但大多數法官實際上都十分尊重先例。
我國實行的是成文法。在我國法律制度中，立法機關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審判過程中和檢察過程中就適用法律問題有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闡釋和說明。賦予最高司法機關司法解釋權是中國法律制度的特色，不僅實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國家沒有，而且實行成文法的大陸法系的國家也沒有。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司法解釋為統一司法人員對法律的理解和認識，合理限制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保障法律的正確適用發揮了重要作用。
法條誠然是重要的，是執法的准繩，但法條只有適用於案件，才能對社會生活產生實際作用。且審判不僅僅是一項拿事實去適用法律條文的簡單智力活動，司法工作者必須能動地運用法律對具體案件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公正查案、斷案。案例是對法律最具體、最生動的解釋。為了幫助人們正確統一理解法律，我國法院借鑒判例制度，逐步注重案例編纂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民法院案例選》、《中國審判案例要覽》、《人民法院報》所載典型案例，已經成為指導法官審判的重要工具。然而，因案例的定位不明確，缺乏規范的編選標准和編選程序，諸多媒體所載案例良莠不齊，對法律的解讀不一，導致讀者對司法公正產生質疑。為此，筆者認為，我國應當建立、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將媒體所載案例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學術研討性案例，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另一類為指導性案例，由最高審判機關按照一定的編選標准、編選程序選擇具有新穎性、爭議性和典型性的案例，按一定的發布方式在特定媒體上予以公布，實現司法解釋向具體化、案例化良性過渡。按照案例指導制度公布的案例，對司法實踐具有指導作用，對於類似案件，在適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法官都可以參照案例進行裁判。通過案例的示範引導，規范法官的法律解釋方法、法律思維方式，統一法律適用標准，確保司法公正。
C.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的司法解釋相關知識
任何法律皆有漏洞，系今日判例學說共認之事實。①德國歷史法學派創始人薩維尼（F．K．V．SaVigny）指出，法律自製定公布之時起，即逐漸與時代脫節。⑦因此，在制定法律的時候，無論如何審慎周詳，字斟句酌，也難免在文義和語境上產生疑義；無論如何總結社會矛盾的方方面面，在復雜多樣的現實生活面前，也難免出現疏漏不周，掛萬漏一；無論如何精雕細鑿，科學圓滿，也無法克服法律的穩定性和適用性的沖突傾向。可見，法律自誕生之日起，即誕生了與之形影相隨的法律解釋。
按照我國法律解釋的基本框架，可將法律解釋的內容區分為「法律條文本身」和「法律具體運用」兩大類，前者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稱為立法解釋），後者由有關司法和行政機關分工解釋。顯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當屬於後者。盡管司法解釋的效力低於立法解釋，但由於法律過於原則和抽象以及法律漏洞的存在，不僅給法官適用法律造成了困難，而且為法官留下了極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因此，在法律存在著漏洞的情況下，司法解釋具有填補漏洞的作用。實際上，由於法律規則是對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歸納、總結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人們對規則的含義常常有可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理解。而每一個法官在將抽象的規則運用於具體案件的時候，都要對法律規則的內涵及適用的范圍根據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斷，而此種判斷實際上就是一種對法律的解釋。更何況成文法本身不是完美無缺的，而總是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釋對任何法律的適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司法過程中，更需要對法律規范作出明確的解釋，從而正確地適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司法解釋頗具中國特色，不僅實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沒有，即使是實行成文法的大陸法系也沒有。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一般沒有「司法解釋」一詞，「法律解釋」就是「司法解釋」的代名詞，二者含義一樣。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司法」就是指法院的審判活動，司法機關就是法院，司法解釋（即「法律解釋」）指的就是法院或法官對法律的解釋。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國家，法官製作的判例不僅可以對成文法進行解釋，而且還可以創製法律規則，對於法律的解釋也只有法官才有這樣的權力。在大陸法系國家，盡管曾經一度否認過法官對法律的解釋，但二戰後德國最高法院復審制度的確立，最終使法官的司法解釋權得到了鞏固。而我國建立的司法解釋體制是「二元一級」的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司法解釋體制，在此體制之下，司法解釋被分為審判解釋和檢察解釋，前者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對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作的解釋，後者則指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作的解釋。因此，司法解釋是保障我國法律正確適用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成為了我國法的重要淵源，並在我國解釋體制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歷來非常重視司法解釋工作，並於1997年6月專門作出了《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對司法解釋的制定程序，包括立項、協調、備案、起草、論證、修改、通過、發布、補充、修改和廢止等作了規定，並明確指出：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並經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依據該規定，司法解釋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是「解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就立法機關制定的某一實體法或程序法的規范內容，或者就特定的案件類型以及解決傾向性問題中的法律適用，進行具體而全面的解釋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審判規范。它的體裁和構成與成文法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基本屬於法律細則化的范疇，發揮著填補法律空白、消除內容上的暖昧和抵牾、為立法機關提供經驗以及規范素材等多種功能；二是「規定」，即根據審判活動的實際需要確立審理案件的標准和規則。這種規定的內容往往與法院內部的業務、事務以及程序性和技術性問題有關，基本上屬於審判系統本身活動的規章制度；三是「批復」，為最高人民法院對高級法院、軍事法院提出的法律適用中的具體問題或者請示的答復意見，有的涉及個案處理，有的涉及司法政策，有的涉及操作規則。這些司法解釋特別是前兩類司法解釋的目的主要不是解決某一個具體案件中的法律適用問題，而旨在通過系統、全面地解釋一類法律而為審判實踐提供更多的可供適用的規則，或者完全不是針對某一法律進行解釋，而是創設對某一類案件的裁判所應當適用的規則，使各級法院盡可能做到有章可循，這就是我國司法解釋具有十分突出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特點。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陸續公布的大型司法解釋，均通過報紙、網路等媒體發布徵求意見稿，傾聽民聲，廣泛納諫，確保了司法解釋是保障人民法院嚴格執法、公正裁判、實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功能。為了使司法實務界和廣大讀者正確理解和適用司法解釋，踐行司法公正與效率，落實司法為民，人民法院出版社策劃並組織編寫了《民商法司法解釋實例釋解叢書》。
D. 職務侵佔罪司法解釋
關於職務侵佔罪的司法解釋主要有三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違反公司法受賄、侵佔、挪用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995·12·25 法發[1995]23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上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1999.6.25 法釋[1999]12號)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 幾個問題的解釋》(2000.6.30 法釋[2000]15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違反公司法受賄、侵佔、挪用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995·12·25 法發[1995]23號)：
二、根據《決定》第十條的規定，公司和其他企業的董事、監事、職工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佔本公司、企業財物，數額較大 的，構成侵佔罪。
《決定》第十條規定的「侵佔」，是指行為人以侵吞、盜竊、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本公司、企業財物的行為。
實施《決定》第十條規定的行為，侵佔公司、企業財物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額較大」;侵佔公司、企業財物十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額巨大」。
四、根據《決定》第十二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實施《決定》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處罰。
《決定》第十二條所說的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在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公司、企業中行使管理職權，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 員，包括受國有公司、國有企業委派或者聘請，作為國有公司、國有企業代表，在中外合資、合作、股份制公司/企業中，行使管理職權，並具有國家工作人吊身份的人員。
五、《決定》第十四條所說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業職工」，是指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業中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工。
六、各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按照本解釋規定的受賄、侵佔、挪用的定罪數額幅度，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准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上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1999.6.25 法釋[1999]12號)：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8]224號《關於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共財物如何定性的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對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村民小組集體財產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佔罪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 幾個問題的解釋》(2000.6.30 法釋[2000]15號)：
為依法審理貪污或者職務侵佔犯罪案件，現就這類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問題解釋如下：
第二條 行為人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勾結，利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將該單位財物非法佔為 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職務侵佔罪共犯論處。
第三條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佔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
E. 法律案例解析
刑法270條，侵佔罪。
案例相關行為源自一份購銷合同。
按照罪名的構成要件分析如下：
犯罪對象滿足三種條件之一：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合同款為李某根據合同應得。即使李某同意將每噸15元作為中介費支付給孫某，孫某依然代李某保管餘下的3000元水泥款。在此假設李某同意追認孫某代收款項之行為。
客體構成要件是兩個：
占為己有。孫某自電話後關閉手機三個月導致李某無法找到，並將款項揮霍，已經事實上構成了占為己有，自行支配。
拒絕返還。此處案例事實未說明孫某是否明確拒絕返還。如果孫某以無錢為理由拒絕返還，則直接構成該要件。如果孫某提出願意返還並支付3000元給李某，那麼按照物權法對於金錢的相關規定，不能說李某拒絕返還。
但是同時應當注意到，法院也可根據孫某的藏匿行為認定李某通過藏匿的形式拒絕返還。然而必須注意到侵佔罪是一項自訴罪，根據刑訴法172條之規定，不管案件審理到什麼階段，只要李某孫某達成協議，或者孫某主動向李某償還3000元，則法院應當予以撤案處理。
然後，主體對象不滿足：
170條規定數額需要「較大」。按照高法司法解釋的5000元以上標准，3000元侵佔款未達到犯罪標准。
所以侵佔罪應當不成立。
刑法266條 詐騙罪
定此罪的重點在於孫某是否通過欺詐行為使受害人產生錯誤認識。
需要注意的是，在詐騙案中，受害人不是李某而是黃某。因為作為合同方，李某卻未收到相關款項，李某依然有權向黃某收取相關款項。
欺詐行為方面，雖然事實未明確，但是我們可以推論，孫某一定向黃某表達過他有權代李某收款。通過第二天孫某向黃某索要款項，我們可以推論孫某從未授權李某代收3000元。
錯誤認識以及處分方面，黃某確實因為孫某的表達而做出將款項交予孫某的行為，該行為可以推論黃某錯誤的認為孫某有權帶李某收款。
犯罪客體方面，根據最高法解釋，詐騙罪起刑標准為3000元，本案所涉金額已經達到標准。
因此，李某可因犯詐騙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同時也應注意到，根據二○一一年三月一日兩高解釋第三條之規定，如果李某在一審宣判前全部退贓、退賠的，可以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定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這要是司考題你就悲催了。
F.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案例
一、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於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則可視為這種變化的一個初步體現。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了《關於貫徹執行<民事訴訟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分管轄、訴訟參加人、調解、證據、強制措施、起訴與受理、普通程序、簡易程序、特別程序等13部分，計82條。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修訂後，最高人民法院隨即頒發了長達320條的《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條文數量比源法律的270條多出50條。更為突出的是，在《合同法》頒布以後，最高人民法院不惜用12條共17款的篇幅對該法第73條有關代位權的規定進行解釋 形式的規范化與效力的准法律化則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的又一重要表現。
二、為了更加系統、規范地進行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在1997年專門就此發布了《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共分17條，分別就其制定依據、司法解釋權的行使主體、制定程序、各類解釋文件及其適用范圍、司法解釋的效力及適用方式等做了具體規定。在名稱上，依其性質與內容分「解釋」、「規定」和「批復」三類，在形式上則採用法律、行政法規的編排體例（除了不設「編」、「章」、「節」外）。同時，該規定還對解釋的生效、沖突的處理等做了詳盡的規定。據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發布的《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規定：「本解釋自發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同時廢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釋以及與有關機關聯合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凡與本解釋不一致的，按本解釋執行。」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明確將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釋定位為「規范性文件」，而且將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釋置於檢察解釋之上，在事實上獲得了對法律文本的最終解釋權，並使這種解釋獲得與國家立法類似的法律效力，不但對各級法院司法裁判具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而且成為法院裁判案件時必須優先考慮和適用的依據。
G. 法律解釋中的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究竟怎麼區別最好舉例子。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轉自鄒建章博客 請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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