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司法
❶ 中國和日本法律近代化之異同的800字作文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長期占據了統治地位，這決定了古代中國是一個封閉保守的國家。中國的法律也同整個中國一樣，很少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也正是由於中國的這種封閉保守，使得法制文明發達很早的中國與世界上先進的國家日益拉開了距離。直到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大門，列強的治外法權進入中國，嚴重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中國人才感到有制訂自己的法典和學習西方先進制度的必要。鴉片戰爭後，中國主權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為了抵制西方殖民主義踐踏中國主權，1898年，清政府開始推行以法律改革為核心的變革運動。1903年修訂法律館成立。於是，以法律移植為基調的變法運動在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縱觀中國的法制歷史，中國新的法律制度主要移植了以羅馬法體系為基礎的大陸法系的立法模式，這是由中國法律傳統對成文法的偏愛以及中華法系與大陸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觀念形態和相似的思維模式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又由於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國法律制度受日本法律影響頗多。
一、中國法制效仿日本法制的原因
鴉片戰爭後，西方治外法權大量進入中國，對中國的法律制度的近代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了抵制外來侵越、富強興國，清政府開始法制改革，大量起草新的法律文件。晚清修律的成果是突出的，方法主要是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最後還是效仿了日本法制。自古以來，中日兩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就有著密切的聯系。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主要學習中國的法律，然而，到了晚清，中國卻反客為主，在眾多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影響下，卻偏偏選中了日本法作為主要繼受對象，關鍵何在？對此，很多專家學者已做了很多研究，結合有關專家的出的結論和我自己的觀點，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1、中華法系開始解體，日本採用的大陸法系與中華法系相似。清末在嚴峻的革命形勢及各派政治力量壓力下，清廷被迫拋棄「祖宗之法不可改」的主張，宣布預備立憲和變法，終於使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法系開始解體。中華法系解體之後，勢必要有一種新的法律體系來代替它。由於，大陸法系既與中華法系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又適合中國的具體國情，中國選擇大陸法系無疑是明智的。又由於日本與中國有著相似的屈辱經歷，中國直接繼受日本經過改革的大陸法系更是明智之舉。
2、中國日本文化地域相近，繼受方便。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仿行西法「卒至民風不變，國勢日盛，今且為亞東之強國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時，又多有變通，以適應本國國情。而「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法律文化有過長久的交流」[1]，在明治維新之前，國情民情又極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會文化差異所帶來的阻力。
3、明治維新、甲午戰爭，特別是日俄戰爭後，日本一區區小國，竟然打敗了強俄。變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國人的關注，也讓清政府看到了變法的希望。當時，清政府朝野力圖效法其政治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以得前車之鑒，收事半功倍之效。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曾有「非德國法不是法」的觀念，因此，學習日本法律制度就成為中國選擇大陸法系為參照的最早動因。大理寺正卿張仁鐠在《奏修訂法律請派大臣會訂折》中說：「日本法律屬支那法系，而今則取法於德、法諸國，其國勢乃日益強盛。……而成聖朝之法治，故不僅包含德、法，甄陶英、美而已，為日本特為東亞之先趨，為足以被聖明之采擇。」[2]
4、日本留學生以及外出考察官員的倡導。中國向日本派遣官費留學生是一1896年，在900年還不滿百人，但至1906年已達八千人。日本較為自由的環境和較的法律院校，為中國留學生學習法律和政治創造了方便的條件。1902年《清國留學生會館的一次報告》中指出：學習法律、政治、軍事軍警一類學生，佔一半以上。1904年法政大學專為中國學生開設了法政速成班，在六年中入學的留學生達2862人，畢業生1384人。[3]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積極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和文化，並成為日本法文化的主流，從而為中國學生學習西方法律提供了足夠的資料。
1877年黃遵憲被清政府任命為主日參贊，他在任職期間編著《日本國志》，詳細介紹了日本歷史、政治制度、風土人情，希望清政府能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為此他廣泛介紹了日本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情況以及日本各中團體、學會和政黨的現狀，這對我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末預備立憲活動開展以後，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以載澤為首。他們在考察過程中收集了大量日本、歐美法律資料，還與日本的伊藤博文暢談，聽取英美法學教授講述英國憲政。五大臣回國後，通過對比分析西方各國的憲法，認為中國立憲，應以德國為鑒，而日本法亦主要效仿德國。沈家本主張仿行西方當以大陸法系為主，特別是要以日本為榜樣，1907年，他還聘請日本學者岡田朝太郎編籑了《大清新刑律》等。後來，袁世凱也聘請了日本法學家為中國編籑法律。[4]
5、日本政府對其法律制度的宣揚。日本政府出於要消弱俄國在華的勢力和影響，並最終稱霸中國的需要，從明治維新後，特別是從1895年起加強了從外交上對清朝的經營，拚命向中國推銷其變法成就，特別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開向日本政府建議傾全力吸納清國留學生，這樣做的好處是「修習法律、文學的學生等，必會依舊日本的制度來籌劃清國將來的發展。事若至此，我國勢力在大陸的影響，豈不無可限量！」。[5]日本的勸誘，引起了急於變法的中國人的積極響應，如時任山東監察御使的楊深秀就曾為此專門上奏，建議派遣學生留學日本。
二、中國接受日本法制的方式
1、日本著作翻譯的影響。力圖快速變法的中國要進行迅速的法制改革，只有大量對西方先進的法律著作進行翻譯。近代中國最先傳入的是英美法系，如傅蘭雅、丁韙良等均為英美傳教士，但最終卻由大陸法系所取代。日本法的翻譯成為主流，這緣於日本與中國相鄰，文化相近，翻譯起來更為方便快速，再加上日本變法維新的成功給中國以啟示作用，故清末立法受大陸法系的影響也就在所難免。如司法機構不同程度的仿照英美，尤其是仿日本的體制進行了改革。
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提倡和努力下，戊戌變法前後，大批譯書局相繼成立，翻譯西方字長階級法律法學著作。如大同譯書、上海新作設、上海南洋公學遺書院、新民譯書局等。上海《申報》是這一時期全國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報紙，「上海各紳士無不按日買閱。」[6]它的信息空間十分廣泛，在19世紀70年代，《申報》已經把西方政治時事列為觀察評論的第一主題。例如，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展開以後，《申報》立即對效仿西方模式進行法律改革的各種措施作了報道。在1882年7~8月間，《申報》平均每天發表兩條日本的消息。而在 1882年6月25日這一天，《申報》便發表了11則日本消息。《申報》所發表的消息和評論文章，表現出了對日本國力崛起的震驚和對明治天皇的贊譽，特彼時突出渲染日本效法西方改革舊制的傾向。[7]戊戌運動失敗後，上海商務印書館在繼續承擔著翻譯出版法政書籍的任務。當時上海民間出書機構藉助租借這一「自由土壤」，再次掀起了法政譯書的高潮，其中以商務印書管為代表，鑒於《東方雜志》廣告的法政譯著有：《法學通論》（織田萬著、劉崇佑譯，1907年），《法學經濟通論》（石水寬人著），《行政法法論》（清水澄著，金泯瀾譯），《民法要論》（梅謙次郎著），《法學通論》（山田三良著），《經濟原論》（天野為三著），《政法理財講義》（佚），《日本警察法講義》，《日本憲法義解》（伊藤博文著），《日本儀令法規》，《公債論》（田中穗積著，陳興年等譯），《刑法通義》（牧野英一著，陳承譯譯），《自治論》（日本獨逸學會著，謝冰譯），《民事訴訟法論綱》（高木豐三著），《刑事訴訟法論》（松室致著，陳時夏譯）等等。從這些譯著中可以看出他們或是日本的法規匯編，或是日本法學家的著作。這不是偶然的，這主要是由於當時的六日中國學生積極主動地把西方法律影響下的日本法律和日本法學家的著作譯成中文，傳到國內，對我國長生了深遠的影響。[8]
2、留日學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員歸來參與修改法律。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1901年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和晚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後，直隸赴日考察和留學的人數開始激增，僅1905年6月起的四個月之內，直隸省就先後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1904年，留學生多達2862人。留日學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員將日本的法制理念和變法方法靈活的運用到了中國的變法中。
3、聘請日本法學家參與編籑清末新律。在受聘擔任清朝政府變法修律顧問的外國法律專家中，主要是日本法律專家，著名者有岡田朝太郎（刑法專家）、松岡義正（民法專家）、志田鉀太郎（商法專家）、小河滋次郎（監獄法專家）。
三、日本法制對中國法律的影響方面
1、對憲法的影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國家法律近代化的一把標尺，因此，預備立憲是清政府不能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光緒三十四年，清政府開始制憲，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欽定憲法大綱》共23條，由正文《君上大權》14條和附錄《臣民權利義務》9條兩部分組成。其內容基本抄自1889年2月11日頒布的《日本帝國憲法》，竟有17個法條完全抄襲《日本帝國憲法》，佔全部法條的74％[30]。
2、對民商法、刑法、監獄法的影響。清朝滅亡前最後完成的重要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日本法學士松岡義的協助下，參照法國、德國、日本等國民法製成的。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為修律大臣，修改法律，此時參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早期工作包括一些歐美日本的留學生，以至從日本聘請來的法學專家，對我國民商法有重要影響。如由志田鉀太郎起草《商旅草案》，由岡田朝太郎協助起草《新刑律》等。[9]1908年，沈家本還聘請日本小河滋次郎起草大清監獄律，對中國監獄法產生了重要影響。
3、對法學教育的影響。清末，法學教育主要學習日本法學教育模式。甲午一役，勾人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此時，清朝的法學教育在學校系統和課程設置上基本照抄日本，法學教育老師也基本源於留日回國人士。[10]
總之，中國法律基本繼受了日本法，日本法對中國影響也是多方面的，由於本人掌握的資料有限以及篇幅的有限，所以，這里只作了簡單的介紹。
❷ 現在的中日東海爭端怎麼解決
近日，有一外交學院教授名周永生者，在日本出版了一本書，名曰《中日和解與共同繁榮之路》。作者在書中主張中日東海爭端雙方各讓一步，以日本人所謂的「中間線」和中國主張的大陸架原則中琉海溝線之間取中劃一條「東中間線」，以此解決中日東海爭端。作者認為如此雙方讓步相等，得失相當，公平合理。 而網友們對此卻形象地比喻道：周永生家有四間房，如有人認為其中兩間屬其所有，而周認為四間皆為己有。周是否認為雙方可各讓一步，自己據三間而讓他人據一間？道理如此簡單明白，即自己應有的權益是不能與他人「各讓一步」的。周永生也決不肯將自己的一間房白白讓與他人。 凡可讓與他人者，必被視為非己所有之物。如二人路見他人遺失之財物，都想獨吞，但為避免相爭互傷，各讓一步，反正是白來的，二一添作五。雙方讓步得失均相當，「公平合理」。然中琉海溝、東海大陸架幾千年來皆為我歷史自然疆域。豈是無主之物？有他日本什麼事？釣魚島自古就是我無可爭議的神聖領土。按理我專屬經濟區應以釣魚島一線大陸架邊緣向東與日劃分中間線。而我目前僅主張以大陸架邊緣中琉海溝劃分專屬經濟區，這已經是十分寬宏大量了。 周永生輕言對日讓步，顯見其崽賣爺田不心痛。為何不能將己有之房產、財物、妻子等讓與他人，而肯將國家重大主權權益輕言讓與本無權染指之窺伺者？蓋其未將祖國看成自己之歸屬，未將國家主權權益看作自己之國家民族主權權益耳！此人於國家民族有二心，其言其辭，其情其狀，其異心異志已昭然於天下矣！ 盡管該書並未明言讓掉釣魚島，而冠冕堂皇主張擱置釣魚島問題。但釣魚島顯然是在周永生主張的「東中間線」以東，當釣魚島周圍皆為日本「法定」專屬經濟區時，釣魚島還能再回來嗎？而日本在鞏固了對我釣魚島的侵佔後，就會以釣魚島為基點與我平分大陸架，將半個東海大陸架完全竊為己有，徹底排斥與我共同開發。並進而提出新的爭議……。顯然，周永生的「東中間線」將導致我徹底失去釣魚島和半個東海大陸架。實際上最終仍將導致日本現在主張的「中間線」。因此，其「東中間線」不過是曲線的漸進的日方「中間線」。 周永生不知自己是何身份，（無政府授權）竟私自（以在日出書方式）向日方提議損我重大國家主權權益之對日讓步方案，擅自散布損我利敵之妥協氣氛為敵張目宣傳，破壞我維護國家主權的對日談判立場。周永生此舉是再明確不過的媚日漢奸行為。望國家安全機關及司法部門對此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罪行展開調查並提起公訴！以剪除我內部與敵勾結配合之奸細！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權益！ 周奸此書之出版也甚是詭異，用中文寫成，卻先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發行，國內卻無中文版本卻又在互聯網上炒作。足見其為日人效犬馬之勞之心卻又作賊心虛之情。此乃典型漢奸向主諂媚示好，助敵囂張氣焰，而後又出口轉內銷，妄圖在中日談判的關鍵時刻，影響我國內輿論，營造「和平」妥協氣氛，軟化我政府嚴正立場，從而達到配合日方談判，使其兵不血刃就實現侵吞我釣魚島及半個東海大陸架之圖謀。 百餘年來，凡忽悠我對日讓步者，莫不以「和平解決爭端」作為其最冠冕堂皇的招牌。但此種「和平」論調卻總是在日人武力威脅的背景下，要受威脅者退讓，以使威脅者「和平」地佔有被威脅者的利益，因此其顯然是以日特、漢奸製造的恐日氣氛為基調的對日本軍事威脅的配合。「九.一八」忽悠蔣介石、張學良將和平解決爭端作為最高原則而採取不抵抗政策是如此。目前的東海中日爭端忽悠我「退一步海闊天空」，以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以維護「寶貴的和平發展環境」作為我處理東海問題的最高准則，也仍是如此。不僅有周永生在為「和平」奔走，呼籲東海讓步。還有如馮昭奎者妄言：「資源誠可貴，環境價更高，若為和平事，二者皆可拋。」（忽悠為「和平」而拋棄主權權益。） 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遭我台灣軍民沉重打擊，腐敗的清王朝為辦慈禧大壽，息事寧人，不僅勝仗敗約，對在戰場上被打敗的日本賠款50萬兩白銀。而且在與日方簽定的《中日台灣事件專約》中將琉球人遇害寫成「日本國民遇害」，並荒唐承認日本侵台為「保民義舉」。為日後日本侵佔吞並流球製造了最好的口實。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評論道：「琉球事件真正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它向全世界宣布，富饒的清朝帝國願意任人宰割，而不願意用武力抵抗。」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華野心。使其堅定了徹底吞並中國的軍國主義基本國策。於是，就有了以後的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九.一八、七.七事變……。 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用主權權益交換「和平」無異於割肉斷肢以喂狼。目前東海問題日本已將我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我只要有哪怕稍微一點讓步，失去的就是半個東海大陸架和釣魚島主權；接著再失去台灣和大陸兩岸人心，並付出社會安定的代價；然後再加上日本不戰而勝受到鼓勵後的得寸進尺；以及台獨勢力因此而越發猖獗，台灣問題的解決也因此會更加困難。……總之，東海中日爭端我哪怕有任何一點微小的讓步，都將導致我付出絕對無法承受的巨大代價。 東海問題必須以捍衛我國家領土及專屬經濟區主權權益為最高原則！而不能以是否實現共同開發息事寧人為最高原則！即以我國家和民族利益為根本目的，而不能以什麼「和平」為根本目的。即使日本以武力威脅和美日安保條約對我施加巨大壓力，我也絕對不可在原則問題上有絲毫讓步，絕對不可有絲毫損害國家領土主權和資源權益之處。必要時不惜一戰！只要我政府能頂住日方壓力，人民必將給予全力支持！許多內部矛盾也可大大緩和。否則，不攘外則不能安內！外患內憂，外侮內亂，從此國無寧日矣！ 從周永生的中日各讓一步論，則可凸顯出日本漫天要價得寸進尺策略的用處。只要日本獅口大開，即便其胃口不能完全滿足，最後也總能得到我某些人員為「和平」而提出的讓步。有所求必有所得！各讓一步之說無疑將刺激日本更大的胃口！當然，日本無盡的貪欲，及不斷提出新的爭議，是要以中國肯讓步為前提的。若中國內部無人提議並推動讓步，日本的漫天要價方略就無任何價值。因此，只要我能清除漢奸，日本狂妄無理的要求無我內部人員配合，自然就成了毫無現實性的無聊笑柄。也只有在此清除掉漢奸的情況下，日本才不得不真正理性的考慮可為我接受的現實對策。 反之，若我內奸繼續與日本互相配合，我們想維護「寶貴的和平環境」就只能滿足日本人的慾望，犧牲掉我巨大的國家和民族利益。而這種代價巨大的屈辱「和平」也只能是短暫的，因為這將激起日本更迅速膨脹的野心和貪欲。而我則從此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政權從此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因此，當前我處理中日爭端最為重要之處除堅持毫不妥協維護主權權益及認真做好應對日本可能的軍事冒險外，最關鍵之處就是必須立即清除漢奸。
❸ 東京審判中戰爭給中日兩國人民造成了什麼影響
12月13日，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交通大學主辦的「紀念東京審判宣判70周年研討會」在中華藝術宮舉行，本文為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發言內容，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使命就是：把當年在日本法西斯政府中策劃、准備、發動或執行侵略戰爭負有最高或主要責任的人物，作為主要戰犯予以逮捕、偵查、起訴、審訊和判刑，由國際軍事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對這類主要戰犯加以審訊和懲處，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兩個國際軍事法庭一致確認了發動侵略戰爭和違反人道的行為都是犯罪行為，因此判決表達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意願。兩個判決，不僅制裁了德日主要戰犯，而且給了此後企圖發動侵略戰爭的人以強有力的警告。
遠東審判是司法程序和司法正義的結晶。著名法學家王鐵崖曾指出：「懲罰戰爭罪行和戰爭罪犯就是從區分侵略戰爭和非侵略戰爭以及譴責侵略戰爭這樣的原則引申出來的，而反過來又推動了這樣的原則向前發展，從而使它們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得到了確立。」紐倫堡和東京的戰犯審判，確立了聯合國一致贊同的原則：破壞和平、進行戰爭、踐踏人道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必將為此承擔責任並付出高昂代價。這一原則對當下和未來人類處置戰爭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實踐意義。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張揚了理性、公平、正義」，是國際法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法庭所堅持的「侵略罪」和「反人道罪」，早已被寫入《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中，而成為人類社會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之一；法庭所確立的一系列戰爭法原則和規則，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一般國際法原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運作，是人類為了更好地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它所宣揚的價值對今天的人們仍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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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審判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行，使一些不太為世人所知的暴行，如大屠殺、大規模強暴婦女等被揭發，使世界人民了解了日本侵略戰爭的罪惡。日本軍隊設計的陰謀，如皇姑屯事件、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的真相等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同樣，遠東審判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望，中國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等一系列制裁日本侵略的國際文件的簽字國之一，中國積極認真地參加了審判，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東京法庭審判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也許有人會問，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有沒有缺陷和遺憾呢？與紐倫堡軍事法庭一樣，東京審判在消除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時也有許多明顯的缺點。
遠東審判在懲處日本戰爭罪犯和消滅軍國主義勢力上是不徹底的。主要表現在，一是在紐倫堡審判時，整個納粹體系作為審判對象，要承擔責任，而東京審判只有戰犯個人受審，這使得日本保守勢力認為日本並沒有國家責任；
二是作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元首和軍隊最高統帥的天皇沒有被追究戰爭責任；
三是美國從本國立場出發，主要追究的是對美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戰犯；
四是在審判後期，美國出於自己遠東政策的需要，放鬆了對部分重大戰犯戰爭責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釋放19名重要戰犯，1950年又在刑期終了前釋放了所有日本國內在押戰犯。其中被稱為「滿洲之妖」的岸信介於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其內閣成員半數為曾被清洗之戰犯。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京審判應達到的效果，使戰後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犯的清算並不徹底。
而其中最大的遺憾在於讓天皇裕仁逃脫了戰爭責任的追究。1948年時中國法官梅汝璈指出：「在第二輪的審判過程中，我們得到無數的證據，足以證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戰爭陰謀的發起人之一，至少他是一個消極的陰謀的參加者。這一點，即足夠構成他從犯的罪名。」[1]事實上，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的多數法官包括庭長韋勃也認定日本天皇裕仁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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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和麥克阿瑟
但是，由於當時的美國政府根據自己全球戰略的需要，制定了對天皇的處置方針：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訴天皇；但在新憲法中，天皇只是一種象徵性存在。從而將裕仁排除在被起訴戰犯的名單之外，這給戰後歷屆日本政府拒絕正視那段侵略歷史留下了後患，給日本戰後政治帶來了深刻的負面影響。正是這種不徹底，使得日本不能正視自己發動的侵略戰爭及其戰爭罪行。
審判啟迪未來
20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政治的右傾化，否定遠東審判的思潮逐漸抬頭，他們把遠東審判視為日本民族「痛苦」、「自虐」的根源。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某些人和右翼學者從政治、學術、教育、文化等各個層面，更加變本加厲地詆毀遠東審判。一些高官從本國狹隘的所謂「民族文化」和「價值理念」出發，將對亞洲各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並經東京審判定罪的甲級戰犯作為「國家民族的英雄」，完全無視飽受他們製造的深重災難的鄰國人民的感情，肆意踐踏人類社會普遍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法准則，使日本國家和人民陷入違背國際道義的泥沼。
他們公然否認遠東審判的合法性，為日本甲級戰犯開脫罪責；日本政要接連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並詭辯稱這是「日本的內政」、「私人的情感」；文部科學省還通過了否定遠東審判的扶桑社出版的歷史教科書；他們把侵略戰爭歪曲為解放戰爭，胡說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是「20世紀最大的謊言」。這些言行已經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不了解歷史將無從判斷過去，《朝日新聞》的調查表明，90%的日本年輕人不了解遠東審判，因此他們並不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2]
今天，愛知縣三根山上所謂的「殉國七士廟」（日本7名甲級戰犯墓地），還在招魂。日本右翼和某些保守政治家還有一個謬論，就是認為「甲級戰犯所謂的反和平、反人類罪是佔領軍隨心所欲製造出來的」。這種「任意審判」論以日本厚生勞動省政務官森岡正宏為代表。其實，遠東法庭判處甲級戰犯「反和平罪」、「反人類罪」，追究其個人的戰爭責任，並非是在無法可依下作出的「任意審判」，國際法中早已有先例。例如一戰結束後，根據《凡爾賽和約》第227條的規定，協約國成立了一個由美、英、法、意、日五國組成的特別法庭，追究前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破壞國際道義和條約尊嚴的戰爭罪行，後因威廉二世逃亡荷蘭，致使審判最終沒有實現。此外，1928年的《非戰公約》以及《國際法院規約》等中均有相關規定。戰後70多年的歷史也證明，對於發動侵略戰爭戰犯的追究，是極為必要的。
日本政府接受遠東法庭的判決這一歷史事實不容篡改。戰後日本政府接受了遠東法庭的判決，即接受了遠東法庭關於日本侵略事實和戰爭責任的認定，接受了對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判決。在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第11條明確規定：「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同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也正是基於這一點，日本得以重返國際社會。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寫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86年8月19日日本官房長官在眾議院內閣委員會答辯時說，日本「根據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第11條，在國與國關繫上，接受審判是事實」，這些表明日本政府已明確承認東京審判的正當性。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性質，國際社會早有明確的結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公正的審判。企圖以狹隘的民族史觀來挑戰歷史的定論，只能是徒勞的。作為東京審判的延續和發展，戰後國際社會更加明確嚴厲追究戰爭罪。1968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即違反人道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的決議，規定戰爭罪犯不適用「法定時效」，不論經過多長時間均不能免除其法律責任。至今，納粹戰犯仍在追捕之列。二戰中，日軍在中國犯下了南京大屠殺、強擄勞工、強迫婦女充當軍事性奴隸（「慰安婦」）、細菌戰、人體實驗等戰爭罪行，對發動這場侵略戰爭及違反人道主義的戰爭罪犯不予嚴懲，則無以告慰悲慘死去的數千萬亡靈，無以警戒避免悲劇再次上演。
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73年，然而，戰爭依舊在與人類相伴而行，人類是否能永遠告別戰爭、遠離暴力與強權下的恐懼，將取決於人類是否能從每一次劫難中獲取多少教訓，增長多少理性。我們需要謹記梅汝璈法官的教誨：「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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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紀念東京審判宣判70周年——東京審判巨幅長卷油畫及影像圖片展」在中華藝術宮舉行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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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東京審判宣判七十周年研討會現場
❹ 中日美律師制度的對比
美國的律師制度
美國的法律制度是「雙軌制」，即聯邦法和州法共存，再加上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所以美國沒有統一的律師法。有關律師制度的法規，散見於憲法、判例法以及律師協會制訂的《律師守則》中。
根據律師的任職情況，有人將美國的律師分為三種：政府機關僱傭的律師，企業公司僱傭的律師和開辦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掛牌律師」）。前兩種律師是政府或企業公司的雇員，他們僅僅處理本政府機關、本公司企業的法律事務，並不接受社會上當事人的委託。後者是在社會上執行律師職務，為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服務，領取營業執照，所以又稱「掛牌律師」。
由於法律專業越分越細，近幾十年來，美國出現了一些專門研究某門法律、專門辦理某類案件的律師，律師分工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目前，美國已出現了一批專利律師、合同律師、稅法律師等等專業律師。
美國律師的活動范圍和業務是很廣泛的。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有律師活動。律師的業務從早期的刑事辯護發展到兼任法律顧問、提供咨詢、代理訴訟、辦理非訴訟法律事務等。
在美國，律師的社會地位很高，是人們所嚮往和崇敬的職業。這種崇高的社會地位取決於以下幾點原因：第一，美國是遵守判例法的國家，法律非常復雜，人們要處理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種問題，就要得到律師的幫助，否則寸步難行。除個人外，一些政府機關、企業、社會團體作出重大決策，即使不是由律師親自作出，也往往要在慎重地考慮他們的意見後才作出決策的。第二，律師的經濟收入較高。第三，律師資格是向上晉升的階梯。迄今為止，美國有23位總統出身於律師，國會中有60%以上的議員曾執行過律師職務，法官、檢察官一般都由具有律師資格的人擔任。
由於律師的社會地位較高，取得律師資格的條件是很嚴格的，雖然各州的具體規定不同，但大致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必須是成年人；第二，經過品行調查證明沒有劣跡者；第三，必須通過州的律師資格考試。在美國，律師資格考試是由各州最高法院任命的主考人組成的考試委員會負責主持，主考人一般是本州具有權威的法官或律師，應考者必須是美國法學院畢業，具有法學學士學位。孝試內容包括聯邦法律和州法律。考試通過後，由考試委員會發給律師資格證書。在一個州取得律師資格，並不等於可以在其它州從事律師職業。如要在另一州從事律師工作，還需要通過另一州的律師資格考試。
美國律師開業有三種形式。其一是個人開業。其二是聯合經營事務所。其三，合夥經營律師事務所。
美國的律師組織是律師協會，聯邦有聯邦的律師協會，州有州的律師協會，縣有縣的律師協會。聯邦和州的律師協會沒有隸屬關系。律師協會的任務一是制定《律師守則》，對律師進行道德和紀律教育；二組織律師進修和研究法律；三是對社會進行律師宣傳教育。它還監督律師執行《律師守則》，受理公民對律師的控告。律師協會沒有權力對律師直接作出懲戒、停止執業或開除律師資格的處分，這些權力由州法院行使。
日本的律師制度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無律師制度。明治五年，日本以法蘭西為藍本制定了司法職務制度。根據這個制度，日本出現了「代書人」和「代言人」，開辟了代理人參與民事訴訟的道路。1876年2月，日本公布了《代言人規則》（甲第一號）。1880年5月，又對該規則進行了修改。1882年的《治罪法》，首次確立了行政辯護制度。1903年2月，日本頒布了《律師法》，該法雖然取代了《代言人規則》，但卻將規則中的基本精神承續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吸收英美的立法經驗，改革了司法制度，於1949年頒布了新的《律師法》。該法幾經修改，是日本現行律師制度的法律基礎。
日本1949年頒布的《律師法》，經前後幾次修改後，目前共十一章92條。對律師的使命、資格、權利和義務、組織、罰則等作了全面的系統的規定。現將其主要內容作一簡要介紹。
律師的使命及職務。日本律師法第一條規定律師的使命有兩個，其一是擁護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其二是在誠實執行職務的基礎上，努力維持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二次大戰以來，日本律師界為完成上述使命做出了許多工作。首先，他們發起組織了「人權擁護大會」。至目前為止，該會已召開20多次大會。其次，日本律師界還對公害、葯害事件極為敏感，對這些危害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取得了一些勝利。再次，在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律師出作了大量工作，例如關於少年的立法，因為律師界的反對，使得嚴厲處置少年犯罪案件的立法意圖未能實現。律師的這些行動，頗受日本國民擁護。
律師法規定的律師職務主要有：參與訴訟案件，為公民、機關團體代理訴訟，為刑事被告人進行辯護；在非訴訟案件中為社會提供法律幫助；充任稅務代辦人等。
律師的資格。日本律師法關於律師資格的規定有三種：
（1）規定了正常情況下的律師資格，即一般律師資格，這個資格是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
（2）規定了一般律師資格的例外情況：在職的最高裁判所審判官；在職的大學、專修科和學院的法學教授、副教授；取得司法進修生資格後，在簡易裁判所任5年以上的在職審判官、檢查官、裁判所調查官、裁判所事務官、法務事務官、司法研修所和裁判所書記官、研修所或法學完全研究所教官、眾議院或參議院法制局參事及內閣法制局參事官，這些人員不經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即可取得律師資格。因為日本「司法進修生」是指普通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通過國家的考試而取得的資格，司法進修生的學習多是業務實踐。故上述人員雖然不經過「司法進修」學習實踐終結，但由於其已在實際部門工作了五年，相當於司法進修生學習終結。
（3）規定了律師資格的排除條件。按日本律師法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能取得律師資格；曾被判處監禁以上刑罰者；受彈劾裁判所罷免的審判官、被除名的律師，被停止業務的辯理士、稅理士；被注銷的會計士或被免職的公務員，自受處分之日未滿3年的；被宣告無財產管理能力的人；破產而未復權之人。
日本律師組織及律師工作機構。日本律師實行自治，其律師組織在律師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師組織分為兩種：日本律師聯合會（簡稱「日律聯」）和律師會。日本律師聯合會（也稱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是全國性律師組織。其使命是保護律師品格，謀求律師改善和進步，對律師和律師會進行監督指導和業務聯系。日本律師聯合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11人，理事71人，監事5人。這些人以選舉產生。會長任期2年，其餘是義務職，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聯」設8個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懲戒委員會；綱紀委員會；人權擁護委員會；司法修習委員會；司法制度調查委員會；律師推薦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律聯」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審查律師資格，監督律師行為、懲戒違法律師、監督律師會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對立法、司法的改善進行調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決議規定：今後有關司法制度法規的改正、修訂，要經「日律聯」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後，才向國會提出；第三，從事維護人權的活動。
律師會是日本的地方性組織，其使命與「日律聯」相同。律師會是法人組織，按照律師法規定，它在每一地區裁判所轄區設立，目前除東京有三個律師會外，律師會的成員是本轄區內所有的律師。小的律師會僅有十幾名。律師會必須制訂會則，向「日律聯」登記，接受「日律聯」的指導和監督。律師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若幹人。另外設資格審查委員會、懲罰委員會、綱紀委員會等等專門組織。律師會在日本律師系統中起承下啟下的作用，日常是審查律師資格，指導律師開展業務，對律師活動實行直接的監督。
日本律師的工作機構是「法律事務所」。日本的律師屬自由職業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務所是個人的。個人法律事務所的名稱都是法律事務所前冠以律師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務所、鳩山法律事務所。這些事務所有的有專門辦公地點，也有的就設在律師家裡。除單個人辦的法律事務所外，還有數人合夥的法律事務所。合夥法律事務所力量大，競爭力強，便於律師業務水平的提高，頗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幾年，這種法律事務所增長很快。律師除個人開辦或者合夥開辦法律事務所外，也有受僱傭在法律事務所工作的。這些律師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間鍛煉成熟，為以後單獨開辦法律事務所打下基礎。
中國律師制度產生和發展
在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中國沒有律師制度，一直實行封建專制。在司法制度方面，行政權與司法權不分，刑事與民事不分，從君王到縣令都有審判權；他們既是中央或地方的行政長官、又是中央或地方的公安局長、檢察院的檢察長、法院的院長。對任何案件的當事人，不管是原告還是被告，都實行糾問式審判，辦案搞刑訊逼供，由審判官任意裁判，既不允許被告人、原告人辯護，也不允許他人為其代理。
19世紀中葉，隨著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社會日益走向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化，外國律師開始在中國出現，他們先是在「租界」的法庭執行職務，而後在中國法院擔任辯護人或代理人。在國外法律文化的強大沖擊下，變法圖強的呼聲日益高漲，腐朽、閉關的清政府為求自保，開始變法修律，具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最後還是從國外引進了包括律師和律師制度在內的資產階級的司法制度。
1910年清朝政府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仿效日本的同類法典，曾規定允許律師參加辯護和代理，這是中國法律史上第一個對律師參與訴訟問題作出規定的法典。但此法未及公布，清王朝就垮台了。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臨時政府，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律師制度，曾起草了《律師法草案》，准備仿效英、美、德、日等國，考核選拔律師，但因臨時政府很快被迫解散而沒來得及頒布和實生。
袁世凱竊國後，1912年9月，北洋軍閥曾制定了《律師暫行章程》和《律師登記暫行章程》，這兩個章程，雖條文不多（前一具38條，後一個僅7條），但卻對律師制度的主要問題作了規定。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律師制度的成文立法，是舊中國實行律師制度的開端。章程頒布後，中國的律師職業慢慢興起。1922年，上海成立了律師公會，這是舊中國早期的一個律師組織。至北洋軍閥政府垮台，全國約有3000人從事律師業務，但他們多集中於上海、南京、武漢、天津等大城市。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由於政治黑暗，刑、民訴訟草菅人命，律師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律師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如南京、上海等地，偏僻的縣城難找到一名律師，在廣大農村，幾乎沒有律師的活動。當時的律師是自由職業者，多是個人開業，亦有幾個人合辦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規模很小。律師的主要業務是辦理刑事、民事案件，也可受聘擔任法律顧問。律師個人接受委託，收費歸個人所有。律師中的大多數人則以賺錢為目的，誰給錢就給誰辦事，誰給的錢多，就替誰賣力，為了牟取私利，律師挑詞架訟，製造糾紛，敲詐勒索當事人。 舊中國的司法制度（其中包括律師制度）具有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發育不全，律師所能起到的作用很小；由於他們絕大多數人出身封建官僚、地主階級家庭，受到的是封建主義的教育，因此，他們往往站在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為其服務，是為維護當時的法律實施、為封建買辦服務的。雖然當時也有極少數律師有正義感，同情勞動人民、支持進步事業，反對當局的專橫殘暴統治、台施洋、沈鈞儒、史良等著名進步律師，但他們常常遭對迫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司法制度中，就規定了「被告有辯護權」。各革命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司法機關審理刑事案件，允許被告人委託辯護人為其辯護。
在抗日戰爭時期，各抗日根據地的司法機關，對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十分重視，雖然由於戰爭環境的限制，沒有設立專職律師，但在審判上准許被告人委託他的親屬，或有法律知識的人，出庭為他辯護。人民團體等單位，對其所屬成員的訴訟，也可以派人員出庭幫助辯護。
解放戰爭時期，有些司法機關允許被告人自己或他的代表辯護或提出反證。
中國共產黨歷來十分重視辯護制度，注意尊重和保護人民的各項權利。革命根據地的辯護制度為建國後律師制度的確立提供了一定的經驗，作了很好的准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律師制度是在批判和摒棄舊律師制度的基礎上，經歷了創建、取消、恢復與發展幾個時期，順應了國家法制的需要而逐步發展起來的。
鑒於舊律師充滿剝削階級、國民黨反動派的法律觀念，非法活動猖厥，訟棍包攬詞訟，欺詐鑰財，擾亂法院審判的正常活動，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發出了《關於取締黑那是及訟棍事件的通報》，該通報指出；作為舊司法制度組成部分的舊律師制度已經廢止，「若舊律師仍有非法活動，對於法院威信及人民利益均有危害，應予以取締。」接著1952年在全國范圍內又開展了司法改革運動。這樣，舊的律師制度不僅從法律上被否定了，也從社會上被徹底清除了。我國開始著手組建新型的那是隊伍。
1953年起，我國進入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新時期，這就相應地要求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健全的人民律師制度。
從1954年至1957年，我國律師制度有了較大的發展。到1957年底，我國已有19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律師協會或籌備委員會，設立了820個法律顧問處，有專職律師572人，兼職律師350人。律師機構建立以後，接待了大量的群眾來訪，承辦了大量的刑事辯護和民事代理案件。據司法部對上海、北京等10個省、市、自治區59個法律顧問處承辦的1204件刑事案件的調查分析，經過律師辯護，改變性質和否定部分犯罪事實的500件，其中法院宣告無罪的63件，免予刑事處分的49件。又據上海市的調查，經過律師辯護的案件，絕大多數的被告都表示服判，提出上訴或申訴的很少。可見律師制度對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7年開始的反右整風運動，由於左傾主義思想的影響，擴大化的反右斗爭把新中國的律師制度扼殺在搖籃里。《律師暫行條例》（草案）被打入冷宮，一批律師被指責成「喪失立場、」「敵我不分」、「為犯罪分子鳴冤叫屈、開脫罪責」、一大批忠於黨和人民、忠於社會主義法律，剛剛熟悉業務的律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他倖免的律師也無法從事律師工作。1959年，各地的律師機構全部撤消，律師制度被徹底破壞。從此，我國出現了20多年沒有律師的空白時期，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上的一大失誤。
1978年3月5日，五屆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恢復了刑事辯護制度，從此，我國的律師制度迅速發展起來。1979年，黑龍江呼蘭縣等地，開始試行選題辯護。廣州市為辦理海外涉外案件，曾設立了法律代辦處。4月，上海市重建律師組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成立了專門小組，對50年代草擬的《律師暫行條例》（草案）進行修改。
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發出了《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明確宣布恢復律師制度。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它是新中國第一部關於律師制度的立法。
《條例》頒布以後，我國的律師隊伍迅速發展，律師業務不斷拓展。律師不僅刑事被告人辯護，而且接受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的委託,擔任法律顧問及各種訴訟案件、非訴訟事件當事人的代理人。
1996年5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律師法》。《律師法》是我國律師發展的里程碑。《律師法》的出台，對於完善我國律師制度，保障律師依法執業，規范律師的行為，進一步發揮律師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維護社會的穩定，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隨著律師的職能作用日益增強，廣大律師不僅在維護國家法律正確實施和社會穩定，促進民主法制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通過法律顧問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各級政府依法決策和依法行政，推動了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同時，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廣大律師大力開拓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關的業務領域，積極承辦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的法律事務，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廣大律師在促進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和經濟貿易的發展中，依法維護了國家、集體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執法的慣性，加上我國的律師隊伍畢竟年輕，缺乏從業經驗，執法觀念還不適應，面對社會上存在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不良影響，抵抗能力差，出現了一些道德失范，不遵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現象。有的律師缺乏應有的責任心，不認真履行職責，在辦理法律事務中敷衍塞責，應付當事人，甚至出現收錢不服務，或者亂收費、私自收費或收費不入帳；有的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心有餘悸；有的未能自覺抵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他們的親屬和來自其他方面的引誘、腐蝕，同時也有少數律師拉攏辦案人員辦「關系案」，個別律師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這些問題雖然只發生在少數律師身上，但影響很壞，危害很大。它嚴重破壞了律師辦的聲譽，損害了律師隊伍的整體形象，干擾了律師工作改革的順利進行。為了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律師法的規定，努力建設高素質的律師隊伍，糾正在少數律師身上存在的問題，提高律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司法部於1996年9月26日制定並發布了《關於嚴格執行〈律師法〉，進一步加強律師隊伍建設的決定》，提出了我國律師隊伍建設總的指導思想、基本任務、工作重點、基本要求和具體措施。《決定》提出了加強律師隊伍建設的基本思路和總體要求；根據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按照《律師法》的規定，進一步強化管理，提高律師隊伍的政治素質、職業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業務精湛、道德高尚、紀律嚴明、作風過硬，具有良好社會形象的那是隊伍。
我們相信，隨著《律師法》的實施，我國民主法制的進展，我國律師隊伍建設一定能夠得到進一步加強，一定能夠造就一支高素質的、讓黨和人民放心的律師隊伍，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律師制度將得到進一步完善。
❺ 中日企業上存在的法律問題
一、日本的企業形態
（一）商人、公司、企業的概念及其法律體系
日本的《商法》中，沒有使用"企業"這個概念，而只有"商人"、"商行為"和"公司"的概念。在商人的規定上，日本《商法》基本上採用法國的客觀主義，即認為以一定的商行為為業的人即為商人。《商法》第4條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的商人，是指以自己的名義、以從事商行為為業的人"。但是，在1938年的修改中，吸收了德國法規定的"作為商人營業者即為商人"的主觀主義，即商人主義的規定。《商法》第4條第2款規定："利用店鋪或其他類似設備、以從事物品銷售為業者，或者經營礦業者，雖非以從事商行為為業，但亦視為商人。"此外，關於醫生、律師、畫家、音樂家等自由職業者是否為固有商人，一般認為即使他們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工作，但也不符合社會通常觀念上的營業。另外，公法人中的鐵道事業、煤氣事業一般被認為是營業，郵政事業則不被認為是營業。但是，在承認公法人為商人時，其商業登記、商號等規定，適用特別法，而不適用商法。關於公司的概念，則是規定在《商法》第52條，它是指："以從事商行為為業的目的而設立的社團"，但是"以營利為目的並按照本編規定設立的社團，即使不以商行為為業，但也視為公司"。
在日本的現實經濟生活中，"企業"一詞被廣泛使用。日本學者一般認為："企業是從事生產活動的經濟主體"。[2]由於1899年公布的《商法》具有個人本位主義的近代性格，因此在法律主體上使用了"商人"這一概念。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出現了諸如股份有限公司那樣的能夠把資本、人和物高度結合成一體的經濟組織。使用"企業"這一概念，比"商人"更能正確地表達現代經濟組織的特徵，因此商法學者也逐漸把"企業"看成了"商人"的代名詞。著名的商法學者竹內昭夫認為：商法可以被看成是企業法，而企業法是"以調整與企業相關的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法律領域"。[3]現在，日本學界達成的共識是"商法企業法論"，即認為商法是以企業特有的生活關系為對象的法。商法，作為企業關系中特有的法，也叫企業法，這里的企業是指具有計劃和繼續意圖的、從事營利行為的一個統一和獨立的經濟單位。[4]
（二）企業形態
如果把日本的商法看成為企業法的組成部分，那麼，日本的企業就有如下8種不同形態：
1.個人企業
個人企業的法律形態是"個人商人"。在作為商人的個人企業中，個人一方面是交易的主體，獨享經營利益，另一方面，對於企業損失也要承擔無限責任。所以，個人財產與企業財產在法律上沒有區別。但是，1990年的《商法》和《有限公司法》修改，承認了一人有限公司的設立，其條件比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法國更為寬松。
2.隱名合夥
隱名合夥，表面上看是個人企業，是形式上出名經營者的個人企業，名義人是權利義務的主體。但是，實際上還有一個隱名合夥人的存在，此人在不顯露自己姓名的條件下出資，並根據隱名合夥協議的約定而享受利潤分成。因此，隱名合夥實質上是共同企業的一種（《商法》第535條）。
3.合夥
日本《民法》第667條規定："合夥協議基於當事人的約定，共同出資以經營共同的事業而發生效力。"日本的"合夥"有二種情況，一是《民法》規定的合夥協議；二是指基於合夥協議而成立的團體。作為企業形態的合夥是指第二種意義上的合夥團體，但是它僅限於民法上的合夥，與特別法上的非企業合夥是有區別的。特別法上的合夥，是指農業協調合作社、消費生活協同合作社和森林合作社等依照特別法而設立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合夥"，它們既不以公益、也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弱者的相互扶助和協調為目的。民法上的合夥企業則不具有法人資格，是以單個合夥成員之間的信賴關系為前提的共同企業。
4.企業合作社
這是指按照《中小企業等協同組合法》第9條和第10條規定設立的企業合作社。為了有效地保護中小企業的經濟地位，確保中小企業獲得公正的經濟活動機會，日本專門對中小企業的合作經營做出了規定。企業合作社可以從事商業、工業、礦業、運輸業、服務業和其他事業，合作成員的責任以其出資額為限度，採取理事和監事管理的方式開展經營活動。
5.合名公司
相當於英美的partnership，它是具有相互信賴關系的少數個人共同經營事業的公司形態，其中各股東對公司的債權人承擔直接連帶無限責任（《商法》第80條）。公司股東一方面對公司債權人負有嚴重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們本身也是公司的業務執行機關和代表機關。在基本事項的決定上，需要取得股東的一致同意，並且沒有其他股東的承諾，不能將所持股份轉讓給他人。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統計，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合名公司19299家。[5]
6.合資公司
相當於英美的limited partnership，它是根據《商法》第146條和157條，由無限責任股東和有限責任股東構成的公司。其中，有限責任股東與無限責任股東相比，由於責任較輕，因此不具有公司業務執行權和代表權，而只具有一定的監督權。但在公司基本事項的決定中，一般需要全體股東的一致同意，有限責任股東在轉讓股份時，需要無限責任股東的全員承諾，但不需要其他有限責任股東的承諾。合資公司實際上是合名公司的一個變化形態（《商法》第147條）。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統計，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合資公司80493家。
7.股份公司
相當於英國的company和美國的corporation，它是指股東對公司債權人不承擔任何責任、而僅僅對公司承擔有限的出資義務，其責任"以其所有股份的認購價額為限度"（《商法》第200條第1款）的公司。由於股份公司採取把股東的地位稱作股票的細小比例單位的形式，因此股東只對公司承擔以出資額為限度的有限責任。由於股份公司的股東地位採取股票和有限責任的形式，意味著股東的人數可以很多並僅僅在資本的面上集結，是典型的物質上的公司。由於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政治思想的影響，股份公司的意思決定機關一般由股東總會、董事會和監查人三個機關組成。但是，在1950年的《商法》修改中，縮小了股東總會的許可權，擴大了董事會的權力。同時，監查人的業務監查許可權也被主要轉移到了董事會，監查人的許可權主要被限制在了會計監查領域。[6]股份公司很容易形成擁有許多股東的大規模的團體，這在日本是募集大眾游資、創辦大企業的最佳途徑。股份公司的最低資本金為1000萬日元。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統計，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股份公司1208384家。
8.有限公司
相當於德國的Gesellschaft mit beschr?nkter Haftung 和法國的sociéte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e，它是由只對公司負有一定的出資義務、而對公司債權人不負任何責任的股東構成的公司（《有限公司法》第17條）。在股東責任這一點上，它與股份公司是一樣的，但是其公司的設立手續和內部組織情況等，在一定程度上簡單化了。如對董事的人數及任期沒有限制，監查人為任意機關，不允許公開募集社員，社員的人數原則上在50人以下，最低資本金為300萬日元。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統計，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有限公司1691750家。
二、我國的企業形態
（一）我國企業制度的創新
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建，始於對外開放的"三資企業法"，即1979年頒布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和1988年頒布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其中，中外合資經營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都是外國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個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在中國境內與中國的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的企業。在企業形式上，《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4條明確規定："合營企業的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而根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第2條規定，合作經營企業可以是法人，也可以不是法人，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形態。根據《外資企業法》第2條規定，外資企業則是指依照中國有關法律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全部資本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但不包括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的分支機構。
在引進外資，創制企業模式的同時，我國於1988年又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和《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於1990年頒布了《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於1991年頒布了《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在企業形態的劃分標准上突出了所有制的特色。一般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1993年《憲法》修改後稱國有企業）、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和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企業，中外合資、合作企業是混合所有制，外資企業則屬於私營企業的范疇。
（二）我國公司制度的建立
我國1993年通過的《公司法》，是根據與前述企業法完全不同的原理而制定的，即它不是根據所有制的形態而是根據出資者的責任形式這一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法相同的原理而制定的。《公司法》第2條和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業法人"。在與日本企業法律制度的比較中可以發現，我國《公司法》未對無限責任公司和兩合公司做出規定。這被解釋為，主要是順應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側重於規定國有企業責任有限化的法律依據。[7]事實上，我國從八十年代後期才開始在少數國有企業實施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到1992年開始全面推行，《公司法》則反映了這一形勢的變化。
1997年我國頒布了《合夥企業法》，1999年又頒布了《個人獨資企業法》，這兩個法律是對我國公司法律制度的充實和完善。根據《合夥企業法》第2條的規定，各合夥人因為"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因此它實際上相當於無限責任公司。在該《合夥企業法》的起草過程中，也曾討論過相當於兩合公司的企業形式，即設立有限合夥人的規定問題。但由於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最終沒有在該法中規定出來。根據《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條的規定，自然人個人投資並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營方式得以確立，這實際上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人公司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即在《公司法》第64條有關國有獨資公司的基礎上，增加了自然人一人公司的規定。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原有的企業法和《公司法》都未能包含的諸如城鄉股份合作制企業那樣的新的企業形式，在法律規范上也出現了企業法和公司法相融合的領域。如1996年通過的《鄉鎮企業法》第2條規定："鄉鎮企業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農民投資為主，在鄉鎮（包括所轄村）舉辦的承擔支援農業義務的各類企業"，"符合企業法人條件的，依法取得企業法人資格"。
（三）企業形態
綜上所述，我國的企業形態主要有下列9種：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資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國有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鄉鎮企業等。根據我國《公司法》第18條規定："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適用本法，有關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法律另有規定的，適用其規定。"因此，可以說"三資"企業的絕大部分是採取了有限責任公司的形態。可見，與日本的企業形態相比，我國的企業形態更為復雜多樣。我國的法律雖然對大陸法系下的隱名合夥、企業合作社、合名公司和合資公司尚缺乏明確的規定，但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的"三資"企業、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則做出了時代性的制度創新。
三、中日兩國企業形態的本質差異
首先，日本的企業具有統一的"商的色彩"即"營利的性質"[8]，法人企業只有公司。而我國的法人制度是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我國的法人企業不限於公司，沒有公司化的全民所有制或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和股份合作制企業也都是法人企業。這些企業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具有"作為國家行政擔負者的"性格。[9]因此，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及其公司化、民營化等課題，是完善中國企業制度的關鍵。[10]誠然，由於所有制形式上的差異，我國的企業制度比較側重於公有制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形態的發展，而日本的企業制度則從一開始就主要以私有企業為調整對象。
其次，從法律的層面講，日本的商法即企業法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的現代公司制度。相對而言，我國的企業制度還處在尚未完全定型的發展階段。例如日本的企業法中沒有"股份合作制"的企業形式，我國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實際上是"集體"經濟發展的產物，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可以說，中日兩國現代企業法律制度上的差異，主要來自日本資本主義商法體系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本質差異。
第三，就企業關系所依據的法律體系看，日本的企業法律制度所遵循的是"特別法優於習慣法"的原則，因此在制定法之間適用的順序是：商事特別法令、條約、商法和民法。並且，日本《商法》第1條規定了"本法未規定的，適用商業習慣，沒有商業習慣法的，適用民法"。我國的企業法律制度主要是遵循各類企業的特別法、公司法和民法通則等規定，在是否可以遵循商業習慣法的問題上，尚未有明確的規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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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井上茂：《法哲學研究》（第四卷），有斐閣1986年版，第243頁。
[9]（日）川島武宜：《日中經濟貿易中法律上的基本問題》，《判例タイムズ》1986年No.585，第3頁。
[10]（日）古島義雄：《亞洲o中國o日本-企業與金融的改革》，東京シグマべイスキャピタル株式會社2002年版，第85頁。
❻ 中日韓都是用漢字來書寫法律，好像漢字在書寫法律方面有獨特優勢，而且中日韓法律術語基本上差不多
第一、漢字不一定是我們當下的漢字，而且中國漢字在被日本韓國等國家吸納後有其自己特殊的定義。
其次、漢語在法律上並沒有多少優勢，漢語是抽象型的語言，用字數有限的文字來描述事物比較抽象而不夠具體，這一點是個略勢，所以漢語用於立法常常會導致一句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這就導致了法條被加上了很多有限定意義的詞彙並且最高法會制定相關的司法解釋來對法條的具體含義進行說明。由此可見，如果要一個明確意義的法條，其字數將會很多，將不得不用很多的詞彙限定來達到明確具體的目的。
❼ 日本近代天皇制下的司法機關是什麼啊謝謝
呵呵，你所指的是舊日本憲法（即《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於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戰後被廢除）所設立的司法機構嗎？如果是的話，那就是—司法裁判所和行政裁判所。
❽ 1871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中日修好條約為什麼說明雙方沒有意識到司法主權
1871年6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約》和《通商章程》，即雙方互有領事裁判權。 1874年10月31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台灣事件...
❾ 中日商法 比較
日本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最新修改案之特點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為了進一步確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機制的實效性，於2001年底進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進一步強化監事（會）機能，緩和董事責任減輕的要件以及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內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對我國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機制；修改動態 日本商法（以下簡稱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的最新修改案已於2001年12月12日作為法律第149號正式頒布，並於2002年5月1日起施行。這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確保公司治理機制的實效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監事機能的強化；二是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三是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 具體講，強化監事機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②監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長為四年（商法第273條第1款）；③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條之3之2）；④公司外監事人數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嚴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⑤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監事對公司的損害賠償責任新設了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條第7款～23款，第280條）。作為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①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30日變為60日（商法第267條第3款）；②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可以和解作了明確規定（商法第268條第4—7款）；③對公司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參加訴訟的申請規定了監事的同意權（商法第268條第8款）。 一、監事機能的強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修改前的商法規定，「監事可以出席董事會，並陳述其意見」（修改前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根據這一規定，一般認為，監事作為負有監查公司業務執行義務和善管注意義務者，自然負有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這一義務明確化，將第260條之3第1款修改為「監事應當出席董事會，並認為有必要時應當陳述意見」。以此進一步明確監事的責任，從而保證公司業務執行的公正有效。 監事無正當理由不履行這一義務時，作為違反善管注意義務者須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損失，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商法第277條、280條、266條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實現了此項職權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規定了監事在股東大會就其選任或解任陳述意見的權利。這一規定也是為了明確和加強監事的地位而採取的措施。但為了防止監事的辭任是由董事強制所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增加新條款明確規定，「辭任監事者，可出席辭任後第一次召集的股東大會，並陳述其辭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條之3之2第1款）。並且為了使辭任監事確保這一機會，商法進一步規定，公司應當向辭任監事通知召集股東大會的意旨①（同條第2款）。當然，其他監事同樣可以陳述意見（同條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長了監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監事即獨立監事的人數，並對獨立監事的要件作了嚴格的規定。修改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3年，此次修改將監事的任期延長為4年②（商法第273條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兩年，1993年商法修改將這一任期 由兩年延長為3年，此次修改又從3年延長為4年。這一連貫措施旨在不斷加強監事的身份保障，進一步確保監事實施監督的實效性。具體講，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規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監事中，1人以上應當是就任前五年間未擔任過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強化監事相對於董事會的獨立性，加強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行的機能，將獨立監事的人數由原來的1人以上增加為監事總數的半數以上，並且將獨立監事的要件由原來的「就任前五年間」修改為單純的「就任前」，實現了要件的嚴格化。 最後，此次商法修改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修改前商法只設對會計監察人的選任，賦予監事會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即「董事向股東大會提交選任會計監察人的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條第2款），「監事會可通過其決議，請求董事將會計監察人的選任作為股東大會的議題，也可通過其決議提出選任會計監察人議案」（同條第3款）。而對監事的選任只規定監事可在股東大會就此陳述意見（商法第275條之3）。 為了防止董事隨意進行監事的人事安排，從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有必要對監事的選任事項採取同會計監察人選任相同的法律規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准用上述有關會計監察人選任之規定的辦法，就監事的選任事項同樣賦予監事會同意權和議題等的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④ 二、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 日本現行商法規定，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需要全體股東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5款）。這樣一來，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況下，實際上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幾乎等於不可能。但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許多情況下需要企業的經營者冒著一定的風險作出大膽的經營判斷。可是，按照商法的規定，事後經營者只要有輕微的過失行為，須承擔高額的損害賠償責任。經營者考慮到這種後果，必然不敢大膽經營，這對企業經營是很不利的。 為了解決這一現實的矛盾，日本商法通過增加條款的辦法，從兩個方面採取了適當減輕董事等責任的態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規定，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只要是善意的，且無重大過失，就以從該董事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中扣除該董事四年的報酬額後所剩額度為限度，可以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或基於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決議免除其責任（商法第226條第7～18款）。另一方面，考慮到公司外董事即獨立董事①所具有的優勢，為了使公司較容易地確保經營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可以通過章程規定同獨立董事締結以該董事不承擔雙方提前約定的金額以外的責任為內容的契約（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適當減輕董事責任外，還規定可通過董事會決議減輕董事責任。這是因為在由眾多股東組成的股份公司中，僅僅為了免除董事的責任而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從費用和召集程序兩方面考慮都是相當困難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東大會來作出決議，董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到底能否免除將處於長期的不明確狀態之中，這對公司的經營極為不利，甚至會嚴重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所以，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狀況，建立通過隨時可以召集的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說，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實質上是根據股東的授權（因為章程變更需股東大會特別決議），由經營專家董事構成的合議體組織即董事會，從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董事的經營判斷是否妥當合理的角度，對該董事是否應該免除其責任首先作出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為上述董事責任免除制度的擔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強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對提出的相關議案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7～11款）。同樣，通過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首先必須對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規定。為此需向股東大會提交的公司章程變更議案，以及向董事會提交的相關決議議案，在正式提出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獨立董事締結旨在減輕其責任的契約時，對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規定。為此，向股東大會提交公司章程變更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時，應當在股東大會上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7～11款）。由董事會對董事責任作出免除決議後，除上述事項外，還要公告或通知股東若對免除有異議可在一定期限（不低於一個月）內提出的宗旨。並且，如果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的3% 以上的股東提出異議時，董事會不得通過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規定，獨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締結的契約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後，在最初召集的股東大會上也應當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三、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規定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一項股東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重要制度，近年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使此項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據日本司法實踐經驗以及商法學的理性思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隨著企業經營活動的日趨國際化和多樣化，經營者的經營判斷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專業化。因此，為了使受理了股東請求並代表公司通過訴訟追究董事責任的監事，有足夠的時間對日益復雜化和高度專業化的董事的經營活動作出慎重判斷，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原來的30日延長為60日，即明確規定，公司自股東提出請求之日起6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提出請求的股東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訴訟（商法第267條第3款）。 另外，根據現行商法的規定，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訴訟案件正在審理之中時，股東或公司可以請求參加該訴訟（商法第268條第2款），但作為公司了解訴訟審理的機會，現行商法只規定了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向公司告知訴訟的義務（日本商法第268條第3款）。為了進一步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能夠建立公司提起訴訟時的股東以及股東代表提起訴訟時的其他股東都能及時准確地了解訴訟審理情況的知情機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受到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時，應當對此進行公告或通知股東。即將訴訟進行公告或向股東發出通知規定為公司的義務（商法第268條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沒有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主要指股東代表訴訟）能否和解作出規定。所以，這種訴訟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並且持否定態度的觀點較有力。而在現實的法院審判中，作為迅速且恰當的糾紛解決手段，也有訴訟和解的情況。但對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釋上的異議。此次商法修改大膽地排除了這種解釋上的異議，認為從正面認可訴訟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東的利益，也對降低訴訟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確規定，在嚴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東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條件下，訴訟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條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繼《合同法》之後，物權法、民法典的制定成為我國今後民事立法的目標。當前，有 學者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綱已經提出。然而，面對我國民商事立法的現 狀，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須對民法與商法的立法模式進行嚴謹的理論梳理、論證和整 體立法規劃，否則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會產生其應有的影響和作用，反而會反映出我國 民商法學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負了新時
一、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與立法實踐回顧
「如果將民商關系立法體例作為一個理論范疇，則該范疇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對 參照系統，事實地僅以大陸法系近代以來的立法為限。」(註：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與理念的商法》，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大陸法系各國關於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體例，即民商合一體例與民商分立體例。所謂民商合一體例，是 指「將民事商事統一立法，不設民商之區別，關於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單行法規頒行之體例」，(註：有學者認為，在法源形式上除無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時又有大量商事單行法的立法體例為「分」、「合」折衷體制，其與民商合一體 制不同，參見上書，第114頁。)此以瑞士、俄羅斯為代表。(註：張國鍵：《商事法論 》，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所謂民商分立體制是指將民事與商事分別立法 ，於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與商法法典各自獨立存在之體制，(注 ：張國鍵：《商事法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此體例以德國、法國為 代表。
由於傳統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 近代意義上私法性質的民法與商法，因而我國學者對民商立法體例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時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國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經過兩次商法大會的 召開，最終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致流產。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法作為一個部門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體例 問題也無從作為法學研究中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商法學的研究逐步復興，尤 其是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目標確立以後，民商法學者對民商 立法體例問題又投以了關注。其中主張民商合一的學者，依據的理由大致有：1.現在社 會已不存在獨立的商人階層，商事活動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般民事活動，區分民法與商法 實無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國和德國，由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內容，其商法典已經支離破碎，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民商合一已成為發展 趨勢。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也難以確立劃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的嚴格界限，民 法典與商法典的並存會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和混亂。4.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民法的含義 得以豐富與擴充。5.主張民商分立將會使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得以繼續。6.主張民商分立 不利於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統一規范。7.主張民商分立制定單獨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實務、理論觀念和法律文化傳統上都不具備響應的條件，故不可取。(註：以上內容 參見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 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魏振瀛、錢強波：「市場經濟與民法觀念」，《中外法學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偶有個別學者主張制定商法典，實行民商分立立法體例。(註：梁慧星：《民法總論》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頁。)其所依據的理由概括如下：1.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 中國商品經濟的萌芽到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的進程看，民商分立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從我國現實的立法狀況來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於民法與商法的發 展，從而能早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3.從商法的性質、商事交 易關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徵及民商分立法體例的歷史和發展看，應采民商分立立法體例 。4.「民商分立」立法體例最有利於表現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 區別，並在立法形式上真實的再現民商法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從而作到了形式與實際的 統一。5.「民商分立」不僅是人們對經濟活動，尤其是對經營活動的規律、特點在理性 基礎上更深刻認識的結果，而且是法律技術和方法完善的標志之一。6.商品經濟關系的 形成是商法產生的物質條件，而商品經濟的獨立存在和發展，則是構成獨立商法體系的 客觀基礎。(註：以上內容參見如下論文：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劉凱湘：「論商法 的性質、依據和特徵」，《現代法學》，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國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研究現狀反思
(一)民商立法體例並不僅僅是一個立法技術問題
民商立法體例問題至少涉及如下重要問題：
1.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是民商立法體例的深層次邏輯問題 。民法與商法同源，即其兩者均根源於商品經濟，但卻不同體，兩者在調整對象、調整 方法、追求的價值取向、具體的法律制度、立法技術上都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對民法與 商法的關系認識直接影響著對民商立法體例所持有的主張，對此已有學者注意到，並以 此作為研究的基點。(註：見劉凱湘、徐學鹿文。)今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應結 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2.經濟、政治體制問題。民法是簡單商品經濟的產物，其具體制度體現出濃厚的家庭 倫理道德價值取向；而商法則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只有當商品經濟關系達到比較發達或 相當發達的程度時才具備了醞釀獨立商法的溫床)，因而商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出追求效 率、營利的價值取向。在建立和發展我國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體例問題必 然要以促進、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核心導向(如為市場經濟塑造合格的市 場主體，引導、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並進而推動以適應根深蒂固的小農經 濟、自然經濟的政治制度向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政治體制的徹頭徹尾的根本性轉變，也 就是說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與我國經濟政治轉型有互動作用。可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 擇問題與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有重大關系。
3.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近幾年現代「新儒家」、本土資源論(後現代)、「現代 化」論在我國學術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時代課題，這一時代課題 涉及我國上層建築領域的各個方面，這自然也會體現在法學的研究中。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問題正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時代課題在民法學研究中的反映。對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從一個側面反映著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輕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傳統，商人無應有的社會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規則及應有的秩序更是無 從形成，而這些都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很明顯，選擇民商合一的體制 (包括有學者所稱的「合一折衷」的體制)，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均體現出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這對市場經濟所需求的商事主體的形成不能說是促動，甚至還可 能是阻礙。相反，選擇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能夠從制度上促動輕商抑商的法律傳統文 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人們的法律意識、觀念由表層向深層推進的流變過程，此乃民商 法現代化的外源性模式。(註：公丕翔：《法制現代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頁。)
(二)民商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從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積累過程。在研究過 程中，除階級分析的方法外，法學家只能也必須藉助於實證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采 用，為我國的立法、司法及執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論、基本知識的清楚解釋， 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生活的需求與我國的法制狀況。但正如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 所言：「實證主義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的趨勢，則使我們 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產生了一定的誤識」，(註：[美]E·博登 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頁。)實證主義有其只注重實證研究，如注重具體制度研究和法條解釋，不重價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這是民法學進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礙，因為「一個好的部門法學家，都因 該具有法哲學的思維」(註：朱景文：「法理學向何處去專題討論會紀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頁。)而「民法法系對於哲學影響則格外開放」。(註：[美]艾倫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頁。)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們當代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取得了從無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國的民商法研究迄今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對羅馬法及羅馬法以來的外國民 法制度、舊中國民法制度及其理論學說的闡釋和評註上面。(註：徐元州：「論民法的 革命」，《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38頁。)這在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問題上則表 現為，在總體上不能突破清末與國民黨時期的研究成果，(註：徐學鹿：「論我國商法 的現代化」，《山東法學》，1999年第2期，第39頁。)這種現象發人深省。
三、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民商分立
(一)從典型案例的實證分析論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現象自1995年出現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法學界對「王 海」現象的論爭
❿ 為什麼很多人認為中國和日本的法律不一樣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會有什麼樣的法律。中日雙方文化底蘊差異這么大，就算都是大陸法系國家，又能說明什麼？大陸法系只是一個概括，並不能說明多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