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優刑法

㈠ 鐵裙之刑是什麼刑法朱元璋為什麼以此對待朱棣生母呢

撫順之戰，這是努爾哈赤對明王朝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雖然自己已經有了八旗兵丁，也不再是那個只有13副鎧甲的落魄模樣。1602年，八旗制度的建立，1615年從四旗增加到八旗，八旗每個旗是七千五百人，共六萬人。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為上三旗，歸努爾哈赤直接統率，剩下五個旗由親王率領。而這些無一不是他能夠實現自己希冀的資本所在。

在前往撫順攻伐之時，陰雨連綿，他自言「陰雨連綿，可退兵」。即便是在姥爺王杲被殺，爺爺覺昌安，父親塔克世被殺，摸爬滾打幾十年，以李成梁為父，且不管是真是假之情，有了幾萬雄兵為底氣，對於努爾哈赤而言這也是一場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嘗試。

一個兵部尚書，分兵合擊，卻不能使之各為策應，更無前哨打探，滑稽般的均分四路兵士，每一路面對努爾哈赤都是劣勢，也讓努爾哈赤面對送上門的快遞，怎能不笑納。各個擊破就好了，《孫子兵法》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

此戰中，明朝僅軍官便有310人殉國，士兵更是4萬5千餘人殉國。後來的乾隆帝如此評價「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沈陽，王基開，帝業定」。而也正是經此一役，明朝與後金之間攻守易勢，努爾哈赤喜形於色，屬於後金(大清)的時代也緩緩的拉開序幕。

也就在薩爾滸之戰後，鐵嶺，開元等地相繼失守。楊鎬被彈劾，關進天牢，崇禎二年(1628年)伏法。作為指揮官，更作為這場戰役中「人的因素」他就是這場戰役失敗的罪魁禍首。

㈡ 明末，崇禎犯下的錯誤中最致命的是哪個

我認為是殺了魏忠賢。崇禎殺了魏忠賢，就重挫了閹黨勢力，雖然為自己一下子贏得了很高的政治聲望，鞏固了帝位，但是從長遠來看其實是破壞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平衡。
閹黨和東林黨兩黨制衡是大明朝晚期重要的政治特點，雖然兩黨的斗爭十分激烈，但基本保持了平衡制約，保持了大明王朝統治的穩定。在這種穩定之下，皇帝才可以自如的利用兩黨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使兩黨皆為己所用。可是崇禎殺了魏忠賢，閹黨實力大減，無力與東林黨抗衡，取得優勢地位的東林黨迅速墮落，把持朝政，謀取私利，對抗皇權，造成崇禎朝激烈的君臣對立。另外，最實際的問題是，魏忠賢在位的時候起碼能把下面的稅收上來，而他一死，代表地主、工商業者利益的東林黨千方百計的給自己免稅，把財政負擔全壓在了普通百姓身上，造成了明末的經濟危機，堂堂大明朝竟然是窮死的，實在是個巨大的諷刺。

㈢ 崇禎是昏君為什麼對袁崇煥施凌遲之刑

這個袁崇煥本身不錯，但是他太傲了，他一心想和後金議和，但是駐扎皮島的毛文龍肯定不幹，毛文龍是個英雄，戰鬥力雖沒關寧軍強，但是他的游擊戰偷襲戰術特別牛逼。後金特別頭疼，往往是一不小心就被毛文龍砍了。就這樣一個抗金英雄倒是成了袁崇煥議和的一個絆腳石。最後袁崇煥在沒有上報朝廷的情況下以所謂的十二條罪狀、用尚方寶劍將毛文龍殺了，可是你要知道毛文龍也有尚方寶劍啊！殺完毛文龍，袁崇煥才上報給朝廷，來了個先斬後奏。崇禎看後說，這次你袁崇煥做得對，但是下次你一定要先奏報給我。可見，連皇帝都沒放在眼裡，這袁崇煥確實挺悲的。

其實，不光是崇禎皇帝，就是滿朝的文武大臣乃至京城百姓都知道袁崇煥想和後金議和，但都苦於沒有可靠證據。說崇禎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什麼的，這純屬放屁。北京保衛戰，袁崇煥被崇禎皇帝招進平台。在平台，崇禎皇帝第一句話就是：爾擅殺大帥，以今日又不能捍禦，恢復之言何在？袁崇煥被問得一愣，隨後一聲不吭。這可以理解的，袁崇煥出遼之前，崇禎曾問他：幾年可復遼？袁崇煥說五年。而現在，非但沒復遼，反而皇太極的軍隊打到北京城下了。這是怎麼回事？你的關寧錦防線不是很牢固嗎？皇太極的軍隊怎麼打到北京城下了？之前都傳你袁崇煥和皇太極有約定，要共取中原，今日之勢果真如此。
由此可見，您認為袁崇煥他冤嗎？

㈣ 犯人只求速死的明代「彈琵琶」，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酷刑

「彈琵琶」衍生自大明，盛行於滿清，所受此刑者，均受盡苦楚，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只求速死！此刑緣起於東廠，由錦衣衛「發揚光大」，時東廠所設刑具之多，酷刑之毒，實令人膽顫心跳。凡被錦衣衛拿辦之人，只求速速早死，也免得遭受人間最痛苦之刑罰。那麼「彈琵琶」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以此可見明朝詔獄之黑暗，爪牙之狠毒，刑罰之殘酷，絕非人類所能想像。

㈤ 崇禎治亂是什麼典故

明末政治腐敗，積弊難匡，權閹魏忠賢與客氏狼狽為奸，殘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姦情，終生為之蒙蔽。天啟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篤，召見閣、部、科、道官員於乾清官，宣諭魏忠賢、王體乾都是老實聽命、對皇室忠貞不渝之人，可以與之共商大事。「內閣黃立極等對曰：『皇帝任賢勿貳，諸臣不敢仰體！』上悅」。熹宗又下一道遺詔說：「以皇五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時魏忠賢勢力猖熾，中外危傈。熹宗召信王入宮，對群臣說：「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只說：「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熹宗死於乾清宮，年23歲。魏忠賢親迎信王入大內，朱由檢萬分惶恐，在袖中自帶食物入宮，不敢用御膳，深懼食中投毒。時大臣亦不得見信王。朱由檢是夜燃燭獨坐。久之，見一太監持劍過門，信王取劍觀賞，留於幾上，允以有賞。旋又有值更者擊梆而過，信王出門慰勞，問左右欲給酒食，何出？侍者以宜問光祿寺。傳旨取給之，歡聲如雷。次日，即皇帝位於中極殿，受百官朝拜，不準慶賀，是為庄烈帝。

朱由檢即位之初，頗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賢專權誤國，蓄意除之。先是，楊所修、楊雛垣彈劾崔呈秀，誠探朱由檢是否能辨姦邪。崇禎帝覽奏，令崔呈秀歸里守制。接著，賈繼春上疏彈劾崔呈秀，給事中許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鐸考試作弊，非法中舉做官。經吏部核實後，罷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撫潘汝禎為魏忠賢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賢，所以崇禎帝將魏忠賢調離大內，安置於鳳陽。

先是，魏忠賢奸黨頌其功德，請建生祠者絡繹於道。此時楊邦憲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檢剛剛繼位，讀此疏時，邊讀邊笑。魏忠賢預感崇禎帝深惡此事，急忙辯解，硬說疏中頗有誇張不實之辭，朱由檢權且作罷。後主事錢元憋又上疏揭露說：魏忠賢構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員外史躬盛、主事陸澄源也都交章論其罪惡。嘉興貢生錢嘉征，列魏忠賢十大罪狀。其中，「掩邊功：遼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將，而冒侯封伯。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一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褻名器：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賢書（因魏忠賢致書考官示意）遂登前列」。讀後令人發指。於是朱由檢召見魏忠賢，使內侍宣讀十大罪狀疏，忠賢震恐喪魄，以重寶賂信王府太監徐應元求解難。徐應元曾是魏忠賢的賭友，朱由檢得知此事，痛斥徐應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賢。詔諭說：「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發鳳陽。乃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逮治。」魏忠賢接旨從鳳陽上路後，走到阜城，忽聞皇帝下諭逮治，知無生路，即與死黨李朝欽一起自縊身亡。崔呈秀在家，聽說魏忠賢已死，於是排列姬妾，羅列珍寶，呼酒痛飲，一杯畢則碎一杯，飲後自縊而亡。熹宗乳母客氏亦被處死，其家屬無少長皆被誅。人皆以為這是客氏一家過去荼毒天下臣民的報應。

初，魏忠賢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賢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仇文煥五人，他們主要是給魏忠賢出謀劃策的。「五彪」是武官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五人，他們主要是主管殺戮的。所以在詔書中特別標明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還有周應秋、曹欽程等號為「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不可勝數。總之，朱由檢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賢勢力極為囂張之時，然而崇禎帝能不動聲色，懲辦元兇，盡誅黨羽，旁無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史書謂「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在誅殺魏忠賢翦除閹黨的同時，還罷蘇、杭織造。並詔諭天下說；「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服組綉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南京御史劉漢建議尊崇儒學，整頓吏治，慎加名號，重農節用。朱由檢同意此議。下旨：吏部對現任官員嚴加清汰，正式編制之外的官員，要嚴加薦選，寧缺勿濫。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勛爵，總兵不是實有戰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銜。朱由檢在便殿批閱奏章，聞到一股香氣，心意擾亂，他很懷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來。他詢問內官此為何香？內官回答說：這是內宮發春之香，兩朝都照此點燃。崇禎帝怒斥內官，讓他們立即毀掉，不準再燃。同時還長嘆說：「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崇禎元年（1628）正月，禁止宮中穿文綉華麗衣飾，婦女不準戴金冠等。這是聽了御史梁天奇的諫議後，崇禎帝作出的決定。敕命司禮監典賣魏忠賢田宅。有人請求將魏忠賢宅院加賜功臣。崇禎帝說：「俟東西底定，留賜策以待功臣。」並榜示其宅第為「策勛府」。戶部給事中黃承昊上疏說：太祖時，邊餉銀只有四十九萬三千八十八兩，神宗時就增到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兩，熹宗時已達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兩。其他京支雜項，萬曆年間歲收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兩，而近年來竟增到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兩。今戶部開支共五百餘萬兩，而歲入不過三百二十三萬兩，虧空近二百萬兩。這樣邊兵無法不荒疏，而農官也無法不愁怨。請求敕令各邊都撫，清查歷年增餉用度。至於京支雜項，也要切令各衙門自加嚴汰。還建議西北邊塞，應督責當地官府開墾荒田，以定軍餉。

戶部給事中韓一良上言：以前皇上召大臣於平台，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而今天世上哪一個地方可以不用錢呢？又有哪一個官員不愛錢呢？韓一良認為，當時的官員，縣官是行賄的首惡，各部給事是納賄之魁。而當今說起蠹民之罪，沒有一個不歸罪於郡守縣令的。然而守令的薪俸又多不到位，又怎能養廉呢？他說，自己上任不到兩個月就辭退賂金500兩。他說自己交友很少，還有賄賂者，其餘官員貪贓情況就可想而知了。他建議嚴懲納賄貪贓者，首惡重辦，使所有官員視錢為污，懼錢如禍，這樣文官不愛錢的風氣才能樹立。崇禎帝認為韓一良的建議很好，特將中外大臣召集於平台，讓韓一良宣讀他的建議，並予以褒獎，當即提升他做右僉都御史。

崇禎元年（1628）七月，寧遠兵變。當時四川、湖廣兵駐寧遠的人，因為缺餉四個月，嘩變。其於13營也都響應，變兵將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捆綁於譙樓上。兵備副使郭廣剛剛到任，收集了兩萬金頒發給部眾，士兵仍不滿足，於是又向商民借了錢共足5萬兩。士兵怨恨稍平，釋放所縛官員。畢自肅引罪自縊。崇禎帝遣袁崇煥前去調解。袁崇煥八月抵山海關，與郭廣商議，先誘首惡張正朝、張思順，讓他們先抓15人斬於市。再斬中軍謀士吳國琦，杖責參將彭簪古，貶黜都司左良玉等人。然後讓張正朝、張思順為前鋒戴罪立功。張世榮、蘇涵淳以貪虐而引發兵變，也予以貶斥。只有都司程大樂所轄一個營沒有附和嘩變，特予以褒獎。於是寧遠兵變始靖。十月，錦州又發生兵變，袁崇煥請增軍餉。崇禎帝召廷臣議，閣臣求允發增餉。崇禎責成戶部尚書畢自嚴全權辦理。禮部尚書周延儒說：「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嘩餉之，錦州嘩復餉之，各邊且效尤。」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需求經久之策。』帝頷之，降旨責群臣。居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關粟不缺，缺銀耳。何故嘩，嘩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捕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大悅，由此屬意延儒」。崇禎此時暗問周延儒，並聽信奸臣之言，對有功邊臣，始生狐疑猜度之心，為後來冤殺袁崇煥種下夙因。

崇禎二年（1629）四月，山陝大飢，起義發生，朝臣捐俸助餉。崇禎帝認為諸臣捐俸助餉是興利除弊，國家受益必多。順天府尹劉宗周說：陛下勵精圖治，召廷臣於文華殿，親理細務，朝令文考，急欲太平盛世速來。然而急功近利，就要見小利而慕近功。他說：朝廷汲汲所求者，邊事也。然而「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邊塞防守，情況復雜，應從長計議，不應急求數年之效，這樣必會引發相反效果。他又舉例說：「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克為循吏，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於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崇禎帝不久又復故大學士張居正蔭，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堂。

八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史堇，陰謀興大獄為魏忠賢及逆黨報仇。就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定袁崇煥罪名。還牽連到過去首輔錢龍錫，認為殺毛文龍，是錢龍錫首倡。史擎說：「袁崇煥離京時，以重金數萬賄賂錢龍錫，錢龍錫巧為營干，轉禍於毛文龍，置國法於不顧。」崇禎覽奏後大怒，敕命刑部官五日內查明此案，案情查明後上報。崇禎帝召諸臣於平台，認為袁崇煥謀叛，當處以極典。群臣認為，斬帥雖錢龍錫開端，但有「處置慎重」等語，本意不在專殺；至於議和之事，首倡於袁崇煥，錢龍錫並未批准。然而軍國大計，兩臣私下商議就去執行，不上疏請示，造成惡果，罪責難逃。「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余貲，天下冤之」。劉宗周於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墮，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巳以來釀成之也。」』可見崇禎自錯殺袁崇煥後，對朝廷危害極大，奸臣競進，朝政日暗，明王朝危亡之勢已難挽回。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說：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這種事怎可逾年而不廢止？他認為，捐募和搜刮，兩者很難取法。崇禎帝則認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連累不了窮人，捐募是憑人們的正義感，至於搜刮固然會滋養姦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難道還會給百姓帶來不利嗎？這時崇禎帝已經露出剛愎自用，不納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盜擾害沿海，湖廣民變後樹幟與朝廷對抗。宣大兵餉需數十萬，責成兩廣解納，實際只納銀七千兩遠不及酬，崇禎帝責其玩忽職守。山、陝飢民起事，見官兵即散，官兵退則又聚。崇禎帝認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撫就撫。廣西靖江王府，因爭繼位內哄。四川鄉紳褒挾御史事發生。雲南、貴州亦生民變。朝廷面臨多事之秋，吳執御上疏說：現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萬兩，今天又加到七百萬兩，但仍缺額一百六十萬兩，朝廷仍覺糧餉不裕。吳執御認為，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過去寧遠、錦州兵變，袁崇煥集數百萬金消解，耗費浩大。他認為沿邊各城邑，應令吏部選補賢能，用本地錢糧訓練本地土著，這個辦法一實行，糧餉可以不取償於司農，兵不藉助於戍卒，當屬方便可行之策。崇禎帝認為，錢糧留截本地，國稅將從何而出？不聽。不久，吏科給事顏繼祖又諫減催科事，嚴遭斥責。此後，吏部考選官員，先看稅糧能否完足，不問如何撫民。朝廷選官又專於催科。這一切都導致了明朝法制的明顯變化。

崇禎帝於多事之秋，惟思急功近利，不思納諫革弊，摧舊立新。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異於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崇禎帝認為袁繼咸是越職言事，痛加斥責。這時崇禎帝益加剛愎自用，不納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極嘁那樣謙恭謹慎了。

崇禎後期，邊關戰事日緊，山陝農民起義日熾，全國災荒頻仍。在危難之中，崇禎帝還要經常游獵，性格也變得喜怒無常，苛責直言忠鯁之士，親信重用佞俸之臣。為應付後金進攻，加強薊遼邊防，加派遼餉；為鎮壓農民起義，加派剿餉；為操練士馬，再加派練餉。三餉負擔已超過農民—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雜項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飢歲則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禎帝為暴主昏君！終於在內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於覆亡之地。

崇禎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認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曾建「首善書院」，請求迅速恢復，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貞法守，太祖讀《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理，立即焚毀錦衣刑具，要求一切訴訟，聽法司決斷，不必下錦衣，今應恢復此事；三、崇國體，大臣三品以上獲罪應該讓九卿、科、道會審後，交付刑法部門，依法收系，不可濫系無辜。即使在刑戮之時，也不能忘記禮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書，請求立即毀掉；五、懲官邪，京城士大夫與地方官員交際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屬聽到消息後，就馬上彈劾告發。再遇中外官勾結之事，皇上要嚴斷；六、飭吏治，他認為當今吏治腐敗，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成定例。至於營升謝薦，賄賂之風就更加厲害。請求嚴懲貪贓枉法，以清吏治。不難看出，劉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禎末年明朝官場腐敗，弊端叢生、風教敗壞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禎帝對這六條建議雖深感痛切，但已無力回天。

崇禎帝統治晚期舉措失當之處更多。如不顧天下災荒頻仍，催科捐稅，加派三餉日甚一日，把全國人民推入苦難深淵；為加強防邊和鎮壓各地起義，督飭巡撫、總兵奮力剿討，也不顧條件如何，敵我形勢是否許可，凡邊將失事敗陣者，非系即殺，從不與廷臣商討。因此很多鎮將遭敵圍襲，只能戰死疆場，以報效朝廷，致使名將越來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總以中官鎮撫、監督各要害，以致邊將鎮卒難以獨立運作，手腳被縛。如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與李自成起義軍都逼近京師，崇禎帝仍「遣內臣高起潛、杜勛等十人監視諸邊及近畿要害」。關鍵時刻京城守備至關重要，崇禎帝竟令「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監並不完全忠心於崇禎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時，「太監杜勛降」。當李自成兵臨居庸關時，崇禎帝又遣他認為可靠的唐通「偕內臣杜之秩守居庸關」。不料，起義軍一到，「唐通、杜之秩降於自成」。李自成入居庸關。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一向寵信的貼身太監王承恩，應在京城守衛戰中大顯身手。不料，李自成軍剛到，未及交手，「京師京營兵潰」。這時，只能把崇禎帝逼上煤山與王承恩同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臨危急時，左都御史李邦華、右庶子李明睿「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準。當李自成起義軍兵臨居庸關時，李建泰亦請南遷，崇禎帝卻「召廷臣於平台，示建泰疏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李邦華等復請太子撫軍南京，不聽」。既無充足准備，又根本不具備必勝條件，不思採取靈活變通之計，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轉機，又不肯放權於皇太子，那麼京城的文武重臣、皇親國眷就只能隨這個糊塗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國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時，崇禎帝的措置之誤，更是難以令人理解到崇禎帝縊死煤山前，在御書衣襟中還說：「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崇禎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覺己非，將一切罪過都推給諸臣，其剛愎自用則可想而知！但，他畢竟不能算是個荒淫暴君。史論說：崇禎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兒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其主要原因是「化導鮮術，貪濁之風成於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見於上」。倒還頗有些功過分明的兩點論味道。比起崇禎帝的怨天尤人來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評論說：「崇禎帝雖每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債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這樣的評論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講述崇禎帝，宜應區別前後兩期，前期誅滅權閹，不近聲色，不殖貨利，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大有中興氣象，因此「天下翕然稱是」。但到了後期，剛愎自信，不納忠言，用匪其人，以至於達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後落得個國破身死、求告無門的悲劇下場，也就不足為怪了。

㈥ 崇禎帝自盡的那棵槐樹，為何後來竟被定罪

因為這棵樹弔死了崇禎皇帝

明末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真的是非常的可憐，原本他是一位還算不錯的開明君主，可惜呀因為前期明朝積累了太多的弊病，等到他上任，已經岌岌可危的江山，就算他再怎麼努力，還是不能挽回，最後清兵入關，結束了明朝的統治，而崇禎皇帝也是最終自盡而亡，也連累了他上吊的那棵樹，最後還被定了罪。

這就是這棵樹悲慘的命運了，崇禎皇帝要是知道，自己的死還連累了一棵樹，最後也是死不瞑目吧，不過這些都是想要復明的人，搞出來的把戲，最終清朝也是統治了兩百多年才結束，而樹也因為被定罪惶惶不可終日，可能它想著如何擺脫自己的罪名，想到頭都禿，最後葉子掉光，自己也乾枯而死了。

㈦ 封建中期遭受到刑法的歷史人物都有誰

一、另一個明朝有名的遭凌遲的就是明末大將袁崇煥了，因崇禎皇帝懷疑其謀反，以「通虜謀叛」被凌遲處死，明朝自毀長城，最後導致的滅亡。據說袁崇煥被押解到法場路上，劊子手就一刀一刀的割下其肉，沿途百姓極痛恨遼東靼子，而更恨漢奸行徑，於是有錢的捧錢場，富戶們大把扔錢向劊子手行賄，競價爭買崇煥之肉「生」食之，沒錢的捧人場，窮人們爭相從劊子手手中搶來袁崇煥之肉生食之，一塊肉往往又被爭搶撕扯成數塊，整個場面直比一場「人肉大拍賣」。至法場時，袁崇煥已經「皮骨已盡」，但「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

二、史料記載，太史令司馬遷受李陵事件的牽連導致自己遭受宮刑。

司馬遷畫像

我們簡述歷史記載的這次事件始末：

武帝時派兵討伐匈奴，然而出師不利，漢軍打敗。更加恥辱的是漢將李陵被單於圍困而導致彈盡糧絕，投降匈奴，成為了戰俘。漢武帝十分憤怒，群臣也紛紛攻擊李陵，脫開關系。此時的太史令司馬遷卻站了出來，稱李陵忠君愛國的好將士，投降乃無奈之舉，他日定會回到漢朝。處在盛怒之下的漢武帝把司馬遷打入了死牢，准備秋後處斬。按照漢朝律法，當時可以以宮刑代替死刑，司馬遷為了完成自己宏大的理想，接受了這一恥辱的刑罰。

三、商鞅遭車裂

商鞅自從被封為列侯，在秦國的權力地位已經到達頂峰。在封建制度下，有這樣一個人獨掌大權，而且還冷酷無情、手段嚴苛，不得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隱患。這些年來，惠文王不是沒有見識過商鞅的本事，所以心中恐怕早有想法。若要將治理國家的權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必須先除掉商鞅。而且，只能處死，不能放他去別的國家來對付自己。

㈧ 崇禎是明朝滅亡的責任人，《明史》卻將哪一個人作為罪人列入奸臣傳

一個王朝的覆滅往往是日積月累的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所導致的，而在這個過程中崇禎帝也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至於說《明史》奸臣傳中所列的明朝滅亡責任人周延儒，把他列入奸臣也不算冤枉。

我們看到周延儒身上其實有著很多現實的問題。其一，為官不作為，膽小怕事，作為督戰竟然放任敵人在國境內肆意殺燒搶掠，令人發指；其二，視國家尊嚴如同草芥，敵國如此囂張，他竟然可以飲酒作樂，毫無半分愛國之情；其三，玩弄權術，格局狹隘，在不作為的情況下還要謊報軍情為自己請功，可見他對於自己的仕途比百姓死活要看重得多，國家危難只是他晉升的契機而已。

所以說周延儒的確是奸臣一個，並且對於當今反貪腐也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不過說到底，他也只是壓死明朝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

㈨ 崇禎殺袁崇煥的罪狀是什麼

崇禎殺袁崇煥的罪狀是通敵叛國罪。
袁崇煥（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於廣東東莞石碣，祖籍廣西梧州（籍貫爭議）。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後通過自薦的方式在遼東邊關任職，得到孫承宗的器重鎮守寧遠。在抗擊清軍（後金）的戰爭中先後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但因為不得魏忠賢歡心辭官回鄉。
明思宗朱由檢即位後袁崇煥得以重新啟用，於崇禎二年（1629年）擊退皇太極，解了京都之圍後，魏忠賢余黨以「擅殺島帥」、「與清廷議和」、「市米資敵」等罪名彈劾袁崇煥，皇太極又趁機實施反間計，袁崇煥最終被朱由檢以通敵叛國罪處以凌遲。《劍橋中國明代史》稱：「他（崇禎）相信了謠言，於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殺了他最有才能的將領袁崇煥。」

㈩ 崇禎死後被清政府厚葬，皇妃女兒受到厚待，為何兒子卻被斬盡殺絕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後，崇禎皇帝沒有忍辱偷生，而是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而亡，死時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隻紅鞋，時年僅33歲，死前他留下遺言：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最小兒子的皇四子永王朱慈煥，他幾經波折最後流落到浙江餘姚，與一位前朝官員的女兒結婚，並改名換姓依靠教書為生，到了康熙四十七年，他已經75歲了，並有一妻一妾六子三女一孫。他雖然對自己身世守口如瓶，但作為明朝皇室嫡系，生活中免不了露出點蛛絲馬跡，為當地人所注意。

於是有人打著他的旗號起義，結果朱慈燦全家被捕。朱慈燦並沒有參與造反，可是，他承認了自己是前明皇子，最後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身故，且當年老太監俱不認識」為由，確認假冒，凌遲處死，全家無一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