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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刑法

發布時間: 2022-01-04 12:43:59

『壹』 孔子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什麼意思

孔子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意思是:孔子說:」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整頓他們,老百姓只求能免於犯罪受懲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制去同化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有歸服之心。」

『貳』 孔子的寧失有罪不殺無辜體現了有罪推定的理念正確嗎

不正確,孔子的寧失有罪不殺無辜體現的是無罪推定理念。
孔子反對「折民惟刑」的重刑主義,認為推行仁政德治「焉用殺」,主張善人為邦,「勝殘去殺」。仁愛觀念是孔子衡量刑法善惡與否的原則和標准。在人身自由保障的理論原則中,無罪推定和罪行法定原則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衍生性的原則。從此二項原則中,可以推導出其他一系列有利於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則或規則。
無罪推定或無罪假定原則最早產生於中國上古時期。疑罪從輕是指在罪輕罪重難斷時只作罪輕假定。疑罪從赦是指在有罪無罪難斷時只作無辜假定。寧失不經,絕不殺無辜的思想體現出重視人命的生德精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罪疑從赦思想實際上是一種明確的無罪假定原則。中國古代的無罪假定思想是從有罪無罪尚未判定時應保護無辜者的立場提出的。罪疑從赦的無罪假定原則與近代無罪假定原則仍然有較大區別。近代無罪假定原則注重的是訴訟程序上一系列有利於被告的原則,如被告人享有辯護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禁止刑訊逼供原則、控方舉證責任原則、與罪犯隔離原則等。但是,中國古代的罪疑從赦原則對於近代無罪假定原則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和源泉。

『叄』 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以什麼為核心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上,主張「克己復禮」、「為政以德』提倡「和諧」、「無訟」。他的法律思想經過孟子、荀子和西漢董仲舒等儒家的繼承、發展和改造,成為了封建社會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長期影響著封建社會的立法司法活動。本文僅就孔子兩個重要的法律思想一「仁學法律思想」和「德主刑輔」思想加以簡要論述。
1.仁愛一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在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中,「仁」是核心和靈魂。了解孔子的一切思想都必須從仁開始。在孔子思想最可靠的著作,也是儒家的經典一《論語》中,講「仁」達109次之多。
「仁」是什麼?《論語.顏淵》有雲:「仁者愛人」。這種「愛人」是出自內心深處的平和、謙恭和親熱之情,雖然它可能最早來自血緣親情,不過在此時已經擴展為一種相當普遍的感情,如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外在的禮節,那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出自內心深處的一種對「人」的平等與親切之情和「人」應當尊重「人」的觀念的體驗。《論語.里仁》中孔子也說到「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
「愛人」可以說是孔子對「仁」的總體概括,「愛人」就是同情人,關心人,愛護人,「愛人」是仁的靈魂的內核,是仁的根本之所在。「愛人」思想體現了孔子對人的重視和關心。《論語.鄉黨》:「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馬棚失火,孔子關心的是有沒有人受傷,而不是他的馬,充分表現出了孔子對人的生命的關心。孔子把人的性情中的「愛人」之心追溯到了血緣親情。《論語.陽貨》中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在孔子看來,人的本性中,血緣之愛是無可置疑的,兒子愛他的父親,弟弟愛他的哥哥事實人之共有從血緣中自然生出來的真性情與真感情,這種感情就是「孝…『弟」。
《論語.學而》中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它是善良和正義的源泉於依據,人有這種真感情並且依照此來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系,就有了「愛人」之心,所以孔子斷定「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始亂者,未之有也。』孔子認定這就是建立一個理性社會的心理基礎。他要求每一個人「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2德圭刑輔思想一孔子法律思想的主旨
德刑關系一直是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一個核心問題,「明德慎罰」、「德主刑輔」的思想起源於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初年。孔子把這一思想發揚光大,提出了以德政教化為主,以政令刑罰為輔的主張。
孔子的「德主刑輔」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呢?孔子生活的時代,周天子的一統天下已不復存在,神權政治動搖,重民思想興起。他總結了春秋以來統治者實行「折民惟刑」已不足以維持其統治的教訓,認為「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論語.憲問》),人民生活貧困是反抗統治的原因,一味用刑罰殺戮並不能解決問題。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德主刑輔思想才在孔子手中得以充分的發展並趨於完善,「德主刑輔」的思想與西周的「明德慎罰」一脈相承,構成我國封建時代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
「德主刑輔」並非孔子的原話,而是漢代人對孔子思想的一個概括。關於德刑關系,孔子這樣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有格」(《論語.為政》)。有人認為這是孔子不重視法治的顯明例證。其實,只要聯系《論語》中另一段記載來看,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日:「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日:「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民而民善矣。』可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針對當時有人提出的用刑殺威嚇人民來治理國家的主張的。孔子並不反對用刑,只不過「德」、「刑」相比,他更重視「德」的作用而已。首先,在指導思想上,他認為德是本,刑是末,憑借德政來治理國家,就會使百姓像重型環繞北極一樣歸順,而不需要刑罰去壓服。所以,第二在治斟旌政方法上,他認為德在先,刑在後,基於德先刑後的認識,孔子反對不加德而用刑罰,反對不加訓誡而只要歸順,他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並把這種違反德先刑後的行為放在四惡之首來斥責,斥之為「暴」、「虐」。第三,從實際作用來看,孔子認為德大刑小,僅用刑罰只能暫時制止犯罪,卻不能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不能鏟除犯罪根源。綜上所述,孔子在德刑關繫上認為:德本刑末,德先刑後,德大刑小。這分別從指導思想、治國措施、實際作用三方面總結出來的認識,歸結起來就是「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
孔子的「為政以德」的「德」,不但是提高統治者思想境界的修身養性的「德」,而且更是一一種治國施政措施的「德」。就是說,對於統治階級提出「德」的要求,既要他們正其身,又要他們施仁政。施仁政的內容也就是「德治」的內容。這從孔子和冉有的一段對話中能夠看出一些。可知,德治的內容部外二條,一是使百姓富庶的富民政策,二是富庶之後教之德教民政策。「富之」是治國的第一步,是條件,是基礎,「教民」是治國的第二步,是手段。雖然他還有「富而無驕易」的統治階級偏見,但能夠認識到「貧而無怨難」的確是一種進步。但是孔子所謂的德治到了統治者身上也不外是要求為國不要橫征暴斂。在司法實踐中,孔子主張「哀矜務喜」,這種司法和刑罰原則要求把法律和情理結合起來,不僅要看犯罪行為的結果,還要看犯罪行為的主客觀原因,表現了孔子要求司法中重視民命,貫徹「道德齊禮」原則的良苦用心。同時,他反對嚴刑酷罰,主張刑罰適中。《論語.子路》「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中所含的「刑罰中」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定罪准確、量刑恰當、不枉不縱、不偏不袒、不輕不重,做到了公正公平。孔子的「刑罰中」思想代表了文明的方向,體現了人道的價值。若從社會控制、犯罪預防的角度來看,德禮為主,刑罰為輔是「標本兼治,重在治本」,這一學說中有著明顯的道德至上論的傾向。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缺乏相應的獨立性和自治性,這與現代法治「法律之上」的精神相違背。

『肆』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感悟」

【譯文】
孔子說:「用法制禁令去引導百姓,使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只是求得免於犯罪受懲,卻失去了廉恥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導百姓,使用禮制去統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也就守規矩了。」[感悟]孔子舉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方針。孔子認為,刑罰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罰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規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恥之心。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國家時有不同於法制的特點。但也應指出:孔子的「為政以德」思想,重視道德是應該的,但卻忽視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

『伍』 論語中關於刑罰的句子

論語中關於刑罰的句子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為政第二》
子路曰:「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第十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顏淵第十二》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路第十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第十九》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顏淵第十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顏淵第十二》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第十三》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堯曰第二十》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述而第七》

『陸』 為何古代最殘忍的刑罰手段「醢刑」會讓死囚不寒而慄

明代小說《封神演義》中,西伯侯姬昌的大兒子伯邑考曾前往朝歌救父親回國。因為不從妲己,被污衊行刺弒逆,

妲己就用釘子釘住伯邑考的手足,將他剁為肉醬,其名曰:醢(hai)。

隨後為了試探姬昌,紂王和妲己又命人將伯邑考的肉醬做成肉餅,送給姬昌吃下。

每每看到此處,再聯想到書中的“炮烙、蠆盆”等殘忍手段,讓人不寒而慄,表現了商紂之殘忍。但作者許仲琳如此描述,很多人覺得不過是小說家言,是為了構建人物形象所用。但在真實的商代奴隸制社會的制度下,如何殘忍的殺人,是一項統治者必須掌握的技術。


上圖_ 袁崇煥(1584年—1630年)

至於明清兩代,正史中再無此種記錄,當然袁崇煥被“磔”,隨後被民眾爭相食之,不屬於“醢”或者“烹”等刑罰之列。將人用烹制食物的方法殘忍對待,可以看做是集權統治下威權主義對民眾和各方勢力的威脅和震懾,美劇《紙牌屋》中總統曾有名言: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讓他們感到威脅和恐懼。可能就是這些殘忍刑罰的出現的原因之一。

『柒』 孔子殺少正卯給他定了什麼罪

此案最早見之於《荀子.宥坐》,原文曰:

「孔 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 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玉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孔子當了宰相(應該還僅僅是代理宰相)才7天,就把少正卯給殺了。門人不理解,問他:「這位少正卯先生,是魯國的著名人物。老師代理國政才開始,就殺了他,會不會得不償失呢?」(據《論衡.講瑞》記載,問這話的是死心眼的子貢,別人都不敢問。)

他作了一篇演說似的慷慨激昂的辯解。

他首先緩緩道來:「你們都坐下來,我給你們說說原因。」接著,他給少正卯列舉了五大罪狀:一曰,心達而險;即為人通達而用心險惡。二曰,行辟而堅;就是行 為異常而意志堅強。三曰,言偽而辯;是觀點不對卻善於狡辯。四曰:記丑而博;是宣揚邪說卻非常博學。五曰,順非而澤;是順從異端且扶助庇護。

孔子振振有詞地說:「這五條中,佔了一條,就該殺!可是,少正卯五條全佔了,你說該不該殺?他在家裡聚眾結黨,意圖謀反,這是小人中的梟雄,不殺不得了啊,同志們!就像湯王殺尹諧,文玉殺潘止,周公殺管叔,太公殺華仕,管仲殺付里乙,子產殺鄧析、史付一樣。這7個人,都對當世懷有異心,破壞社會和諧穩定,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最後,孔子頗為煽情地說道:「《詩經》有言:『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結隊,不能不令人擔憂啊!」

對於這個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 最廣為流傳的是 孔子是以公泄私憤 殺死了不同政見的少正卯

『捌』 醢刑據說是古代最可怕的刑法,那麼有哪些可怕之處

刑罰一詞最早出現於《書·呂刑》中:"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意為,在不同的情況下刑罰的輕重程度是不同的,要因時而變。針對不同的罪犯應該有不同的刑罰標准,要因勢而變。只有這樣以具體情況來進行判斷,最終用刑,才算是公平,才能讓社會安定。所謂的"亂世用重典",也是這個道理。刑罰一詞最早出現於《書·呂刑》中:"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意為,在不同的情況下刑罰的輕重程度是不同的,要因時而變。針對不同的罪犯應該有不同的刑罰標准,要因勢而變。只有這樣以具體情況來進行判斷,最終用刑,才算是公平,才能讓社會安定。所謂的"亂世用重典",也是這個道理。



但古代畢竟是封建王朝,人治大於法治,所以一些明明並不合理的酷刑也被發明出來,而且很可能被濫用,比如說"醢刑",光從字面上可能看不出來這到底是什麼刑罰。


古代血腥的刑罰方式雖有很大的警示作用,但卻不太適用於現代社會,因為它會激化矛盾,引起人們心中的不滿和憤怒,導致社會紊亂。惡法非法,惡刑非刑,現代社會的文明人當對其敬而遠之。

『玖』 古代最殘忍的刑罰手段「醢刑」,為何會讓死囚不寒而慄

明代小說《封神演義》中,西伯侯姬昌的大兒子伯邑考曾前往朝歌救父親回國。因為不從妲己,被污衊行刺弒逆,妲己就用釘子釘住伯邑考的手足,將他剁為肉醬,其名曰:醢(hai)。隨後為了試探姬昌,紂王和妲己又命人將伯邑考的肉醬做成肉餅,送給姬昌吃下。

每每看到此處,再聯想到書中的“炮烙、蠆盆”等殘忍手段,讓人不寒而慄,表現了商紂之殘忍。但作者許仲琳如此描述,很多人覺得不過是小說家言,是為了構建人物形象所用。但在真實的商代奴隸制社會的制度下,如何殘忍的殺人,是一項統治者必須掌握的技術。

上圖_ 袁崇煥(1584年—1630年)

至於明清兩代,正史中再無此種記錄,當然袁崇煥被“磔”,隨後被民眾爭相食之,不屬於“醢”或者“烹”等刑罰之列。將人用烹制食物的方法殘忍對待,可以看做是集權統治下威權主義對民眾和各方勢力的威脅和震懾,美劇《紙牌屋》中總統曾有名言: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讓他們感到威脅和恐懼。可能就是這些殘忍刑罰的出現的原因之一。

文:魏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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