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民法改為國際法

㈠ 萬民法和自然法的區別聯系

古羅馬「自然法」 、「萬民法」意義及關系考

「法」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時空有著不同的含義；從特定歷史背景出發，去理解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試圖從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觀傳統中去探求古羅馬法中「自然法」、「萬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種不同的含義，澄清相互之間的區別，並嘗試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釋。

一、 西塞羅對古希臘自然法思想的繼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詞的是赫拉克利特（約前5世紀），他認為：一切人法受哺於神法。自然法學說由此發端，遂歷經希臘羅馬、中世紀、和近代古典三大時期。考夫曼教授認為：這三大時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點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變的和普適的，適於一切時間和一切人；第二、藉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認識的；第三、自然法不僅是實證法的標准，而且在後者與其相悖時取而代之。[1]當然，這三點共性也非以同樣的程度一以貫之於自然法的歷史，在其各個階段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顯。

在歷經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後，斯多葛派哲學最終完成了對「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學以「自然」為核心，強調自然是支配性原則，其本質具有一種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為人類所認識；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適用於一切人，這一特徵恰應了斯多葛哲學家的終極理想——人們作為世界公民在「世界國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臘隨著內戰的消耗和外敵的入侵而逐漸衰敗，富於實踐精神的羅馬人用鮮血和汗水促成了羅馬的興起。在法學界，西塞羅（公元前106—43年）可謂羅馬人的開山鼻祖，正是他為後來鮮有哲學情調的羅馬法學注入了源自古希臘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國家篇》中，西塞羅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與本性相合的正確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適用的、不變的和永恆的；他以其指令提出義務，並以其禁令來避免做壞事。此外，它並不無效地將其指令或禁令加於善者，盡管對壞人也不會起任何作用。試圖去改變這種法律是一種罪孽，也不許試圖廢除它的任何部分，並且也不可能完全廢除它。我們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會的決定而免除其義務，我們也不需要從我們之外來尋找其解說者或解釋者。羅馬和雅典將不會有不同的法律，也不會有現在與將來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種永恆、不變並將對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有效的法律；對我們一切人來說，將只有一位主人或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種法律的創造者、宣告者和執行法官。無論誰不遵從，逃避自身並否認自己的本性，那麼僅僅根據這一事實本身，它就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即使是他逃脫了一般人所認為的那種懲罰。[2]

由此可見，西塞羅繼承了古希臘的自然法思想，確證了上帝作為自然法創造者的權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級法特徵在他那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不僅如此，西塞羅還首創了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概念，[3]他說：「… … 因此，我們的祖先認為，萬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區別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時是萬民法，但是萬民法應該同時也是市民法。」[4]這一經典論述不但間接地確定了市民法和萬民法的外延，而且為下文對兩者關系的釐清奠定了學理淵源。不過分地說，後世羅馬法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論述大多圍繞西塞羅的理論而展開。

二、蓋尤斯的二分法及學理思考

蓋尤斯（約130—180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他是這樣論述市民法與萬民法的關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習慣調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們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對於所有人來說是共同的法。實際上，每一個民族都為自己創立法，一個城邦的法就是這種法，它被稱為「市民法」，可以說它是該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創立的那個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稱為「萬民法」，可以說它是對所有民族都適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羅馬首度出現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職責是裁判羅馬人與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間的案件。其時，陳舊、僵硬的市民法已遠遠不能滿足正在不斷對外擴張的羅馬帝國在解決外邦人在羅馬法律地位這一問題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據自然法的一般原理處理糾紛，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反映羅馬與與其有交往的異邦異國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組成的一個規則體系，羅馬法學家稱其為萬民法。此即萬民法的第二種含義——實踐層面的外民法，後世所稱萬民法，通常就在這種意義上使用。[6]

那麼，蓋尤斯究竟是在哪種意義上使用「萬民法」一詞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從時間上講，蓋尤斯不可能不受到萬民法制度的影響，他似乎是在描述一個業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單純從上文所引蓋尤斯論述的文本意義來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羅的主張。

後世學者在理解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說法，是先有了萬民法的具體制度，而後經古羅馬法學家運用衡平的手段，將萬民法制度與自然法聯系了起來，賦予了萬民法的理論意味。[7]凱利也持類似的看法，他甚至將這種作法的淵源追溯至西塞羅，指出其實證主義的一面，並認為西塞羅使用的實踐性的「自然」概念在後世的羅馬法學家那裡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最終豐富了萬民法制度；而對於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觀念，僅僅是蓋尤斯對「這一全然實踐性的法律成長」套上了「比較研究的虛幻光環」和法學家偶然地給與其哲學意蘊罷了。[8]

但是，我們不難在梅因和凱利的論述中發現一些紕漏之處。他們都沒有明確區分萬民法的兩種意義，這是他們所犯錯誤的認識論前提。梅因說：「所謂『自然法』只是從一個特別理論的角度來看的『萬民法』或『國際法』。… …它們之間的差別完全是歷史的，在本質上，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什麼區別。」[9]不難看出，梅因依然沒有區別兩種意義上的萬民法，而是用「特別理論」這個語義含混的詞描述了自然法與萬民法的模糊關系。[10]凱利的錯誤如出一轍，他正確地指出了羅馬法學家發展萬民法的一面，但由於忽視了萬民法的理論意義，從而做出了「不能將萬民法定位或歸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隸制度」這個看似正確實則沒有完整透視萬民法的結論。[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觀點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認為：在蓋尤斯的劃分中，萬民法與自然法同義，此即萬民法的理論意義；無非是自然法側重於強調法來源於自然原理，而萬民法重在強調法的普遍適用。[12]當然，尼古拉斯並未忽視萬民法制度的存在，他這樣論述萬民法兩種意義之間的關系：「我們也不知道『萬民法』（指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這個詞是如何應用於這套法（指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關的哲學觀念對它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我們所能肯定的是：在蓋尤斯時期，這個詞，就像前面論述過的那樣，在哲學和理論意義上都被使用，而且在這兩種意義上，它都涵蓋著除人法和繼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筆者認為：業已存在的萬民法制度對蓋尤斯是肯定產生了影響的，但這並不等於說蓋尤斯就不能就此展開理論上的發揮，何況早先已有西塞羅的創舉？至於兩種意義的萬民法之間，是否真能條分縷析，也許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羅馬人從來不在實在法（即實際應用的發）與應當訂立的法之間做這種明確劃分。」[14]抑或對這一問題更精緻的探討，須等到與烏爾比安的說法展開比較後，我們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認識。

三、烏爾比安的劃分法及相關爭論

烏爾比安（約170—228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與前人不同，烏氏給出了一種異於通說的自然法定義：

自然法是大自然傳授給一切動物的法則，也就是說，這個法不是人類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陸地和海洋的動物包括飛禽所共有的。由此而產生我們稱之為「婚姻」的男女結合及其子女的生育與繁衍。我們可以見到其他動物包括野獸也都精通這門法。[15]

在他那裡，萬民法與自然法是有區別的，因為自然法是所有動物共同的法，而萬民法僅僅是人類自己的法。[16]烏爾比安的這一劃分，開啟了以後羅馬私法關於法的分類的爭論，即所謂蓋尤斯「二分法」與烏爾比安「三分法」之爭。一個普遍的說法是：烏爾比安之所以區分自然法和萬民法，是因為前者否認的奴隸制度為後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別於三分法。[17]一直以來，我國學者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大多都是就事論事的介紹性文字，而甚少學理探討。這里，筆者嘗試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須明確的是：蓋尤斯的「自然法」概念與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異於通說早就成為學界共識。對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維（Ernst·Levy）的話時曾說：「這種由任何動物共同構成的法律共同體，不僅對於西塞羅和斯多葛學者來講是聞所未聞的，就是現代學者也不認為這種觀點是古典法學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18]

其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論述萬民法兩種含義之間的關系。我們知道，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樣，具有強烈的普世性特徵。在信仰斯多葛哲學的羅馬統治者那裡，這一特徵剛好迎合了他們建立世界國家的願望，在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的萬民法的發展歷程中，理論意義的萬民法為外事裁判官們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旗號，使得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的法律適用范圍不斷擴大。對此，著名自然法學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闢的評價：「在他們（指羅馬法學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並不是一套完整而現成的法規，而是一種詮釋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適應於不斷變遷的客觀情況之歷程中，在使一個國際文明（或毋寧說是超國家的文明）之法律體系日益精良的歷程中，自然法與國際法一起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觀念性萬民法與實踐性萬民法的區別。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觀念上適用於世間之芸芸眾生，而後者主要針對羅馬及周圍與羅馬發生實際關系的地中海國家的人而言。

綜上所述，不僅「自然法」概念在蓋尤斯和烏爾比安那裡是不同的，就連他們兩人使用的「萬民法」也存在些許的差異。蓋尤斯的萬民法，大多是觀念性的；而烏爾比安的萬民法，實踐性色彩較濃。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烏爾比安承認奴隸制的萬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四、奴隸制度——爭論的焦點與實質

烏爾比安的這段話讓人再熟悉不過：「就市民法來說，奴隸被認為不是人；但是根據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為自然法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法學家弗洛倫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話：「奴隸制是萬民法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馳的——因為根據這種制度，一個人被迫變成了另一人的財產。」[22]不難看出，法學家們在這里所論述的萬民法，顯然是指實踐性萬民法而言。在實踐性萬民法中，奴隸不再被當作人（Pesona）來對待，而淪為權利的客體。

隱藏在這個問題之後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羅馬法中的法律擬制技術問題。作為具體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與萬民法，是羅馬人立法思維的產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樣，乃是神明啟示的結果（西塞羅）。在羅馬法，Homo指生物狀態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權利主體。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實即濫觴於羅馬法對人的擬制。學者認為：「自然人是一個法律構造的獨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學含義，指稱個人得在法律上作為權利主體的那一存在范疇。這一部分，是生物意義上的人處於自然狀態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義上的人獲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認的結果。」[23]故此，在羅馬民法中，奴隸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而是作為權利客體存在於實踐性萬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張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狀態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隸制度自然是沒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觀傳統下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個簡短的小結

西方法律史中，歷來存在應然法與實然法的對立；在康德、黑格爾以前的法哲學史中，這一二元觀尤指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對立。盡管在古羅馬時期，法學家們對實踐問題的強調遠遠高於哲學上的進步；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完全無視對正義的追求，事實上，較之於希臘人，他們無非是更多地從實踐的角度去關注正義的實現。希臘哲學對他們的影響，顯著地表現在他們對法的認識上，他們關於法的分類的探討，並未因為似乎多了一層實踐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價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場不同、觀點各異，為我們更加明晰的透視他們的法律觀拓展了可資比較的視野。因此，在本文中，筆者試圖竭力廓清所謂 「二分法」與「三分法」區分之後的學理內涵，不知實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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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學的問題史》，載[德] 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 / 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頁。

[2] [古羅馬]西塞羅：《法律篇》Ⅲ22（33），中譯文參見沈叔平、蘇力譯《國家篇法律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4頁。

[3] 對此，考夫曼如此評價：「在他（指蓋尤斯——筆者注）的影響下，在羅馬還產生了萬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國際法，而是自然法，它適於每一個人，而不論他是市民還是外來民，是自由民還是奴隸。」參見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羅馬]西塞羅：《論義務》C3，17，69.中譯本參見王煥生譯《論義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另：去年，廈門大學徐國棟教授在廈門大學發表了題為《自然法與退化論——對J.2,1,11的一個片斷的破譯和對一種研究方法的介紹》（以下簡稱「徐文」）的學術演講，對古羅馬自然法思想開展了頗有新意的研究，殊值關注。在該文中，徐教授認為：「萬民法是一個比較晚才產生的概念，公元2世紀，在蓋尤斯寫他的《法學階梯》的時候，還沒有萬民法的概念。」其依據是：「在18世紀的時候，德國著名的羅馬法學者尼布爾在義大利的維羅納圖書館中發現了一本羊皮紙的書。這個羊皮紙上面已經寫了一本書了，他發現下面還有一本書，然後通過技術手段把上面的書去掉，便還原出下面的書，就是蓋尤斯的《法學階梯》。這是羅馬法史上的一個偉大的發現！這樣就可以通過維羅納版本的蓋尤斯《法學階梯》與優士丁尼《學說匯纂》收錄的蓋尤斯的《法學階梯》的片斷相比較，發現優士丁尼作了哪些更改。在D.41,1,7,1蓋尤斯的《日常事務》（這是他的《法學階梯》的別名）第2卷中，他是這么說的，……河流的淤積地添附於我們的土地，根據萬民法，它立即為我們取得。但在維羅納版本的蓋尤斯《法學階梯》中，這一句話是這樣的：但是，通過淤積添附到我們土地上的土地，根據自然法是我們的。看到沒有，在《學說匯纂》這個片斷中說的是根據萬民法，立即為我們所取得，而在維羅納版本中是根據自然法是我們的。可見，優士丁尼把蓋尤斯的自然法用語改成了萬民法用語了，這說明優士丁尼在編訂古代文本的時候，把很多過去作者用自然法表達的概念改成用萬民法來表達。」筆者認為：依據維羅納版本而得出「萬民法是一個比較晚才產生的概念，公元2世紀，在蓋尤斯寫他的《法學階梯》的時候，還沒有萬民法的概念。」這個結論是非常冒險的，有很多地方經不起推敲，就徐文的論證方法來說，其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僅僅看到兩個版本在D.41,1,7,1上的差異，而對其他地方使用的「萬民法」漠然視之，這種推理的方法與態度就是不嚴肅的，從邏輯學上講，其結論是一個沒有得到確證的全稱判斷。更不容忽視的是，比蓋尤斯早200多年的西塞羅就首創了「萬民法」概念，如果蓋尤斯尚未使用「萬民法」的話，那麼對西塞羅的創舉，徐教授又作何解釋呢？

[5] D．1，1，9 蓋尤斯《法學階梯》第1編。中譯本參見[意]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民法大全選譯 Ι.1 正義與法》，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頁。下文中有關譯文的中譯本均出自此書，下文中不再註明。

[6] 參見[古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頁注1。

另：在介紹完萬民法的兩種意義之後，自然有必要介紹市民法的兩種對應意義。正如尼古拉斯分析的那樣：「與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概念相對應，它是指某一個國家特有的法；與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概念相對應，它是指只限適用於羅馬市民的那部分羅馬法。」參見[英]巴里·尼古拉斯：《羅馬法概論》，黃風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頁。

[7] 參見[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6頁以下。

[8] 參見[愛爾蘭]J·M·凱利：《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王笑紅譯、汪慶華校,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頁。

[9] 梅因：《古代法》，第30—31頁。

[10] 梅因將萬民法與國際法等同起來的做法也有欠妥之處，相關的批評，參見[秘魯]埃爾維拉·門德斯·張：《對萬民法之國際性的一些反思》，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450頁。

[11] 凱利：《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第61頁。

另：關於奴隸制度，下文有專節論述。

[12] 參見尼古拉斯：《羅馬法概論》，第54頁。

[13] 尼古拉斯：《羅馬法概論》，第58頁。

[14] 尼古拉斯：《羅馬法概論》，第55頁。關於這二者的其他聯系，尼古拉斯還有較好的論述，參見尼古拉斯：《羅馬法概論》，第58頁。

[15] D．1，1，1，3

[16] D．1，1，1，4

[17] 須強調的是：這里是根據通說來展開論述的。根據一個義大利的學說，三分法系拜占庭時期的創造，古典時代的法學家只知有二分法，而無三分法。關於這一說法，在此存疑。參見[意]彼得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黃風譯，第14頁。

[18] [美] 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考夫曼對烏爾比安的這種分類作了一種富有新意的解釋，他認為烏氏的定義是將自然法概念延及動物世界，並稱這種分類在今天的生態運動中極具意義。參見考夫曼：前揭文。而在上文提及的徐文中，徐國棟教授恰恰是以烏爾比安的學說為中軸，並不斷與其他學說加以比較和發展，最終得出自然法在普世性特徵上從古希臘到羅馬的退化這一結論。由此可見，徐文的依據並不充分。

另：在古羅馬法學家那裡，還存在一種不甚嚴謹的、實踐性較強的自然法概念。羅馬法學家將自然法在自然本性、自然規律等意義上適用，全然喪失了傳統自然法所具有的普世性和高階位性的特徵。羅馬法學家運用這一概念作為法律推理和思維的工具，其本身並不是一個規范的學理概念，故本文不再贅述。關於這一實踐性、常識性的自然法概念，參見凱利：《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第57—61頁。

[19] [意]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

[20] 我們也可以說，承認奴隸制的萬民法會招致蓋尤斯式萬民法的否定。對比下文對承認奴隸制度的萬民法的界定。

[21] D.L.I7.32.

[22] D.I.5.4.

[23] 龍衛球：《民法總論》（第二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頁。

[24] 值得注意的是：斯多葛哲學的平等原則對羅馬法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自然法對奴隸制度的批判上。羅馬法對婦女和家子主體權利的逐步承認，一個重要的原因也來自於斯多葛哲學的倡導。限於本文討論的主題和篇幅，不再贅述。

㈡ 萬民法該成國際法的法學家

格勞秀斯，西方近代國際法之父

㈢ 國際法是怎麼來的

什麼是國際法呢？簡單地說，國際法是一種主要用來調整國家之間關系的法律。由於人們通常把國家之間的關系看成是「公對公」的關系，國際法又叫「國際公法」。國際法是國家在長時期相互交往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世界上產生了埃及、印度、巴比倫、中國等文明國家。它們並非處在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環境中，相互間都有著這種或那種形式的交往和聯系，久而久之，逐漸成為被各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原則、規則和制度，這是最初的國際法。

但是，一般認為，國際法是近代社會的產物。今天，國際法得到了充分發展，已成為一個龐大的法律體系，其中包括國際海洋法、國際航空法、國際環境法、國際人權法、國際組織法等不同法律部門。

國際法在歷史上曾有不同的名稱。古代羅馬稱國際法為「萬民法」，意思是調整羅馬人同外國人之間關系的法律。1625年，被譽為「國際法之父的荷蘭學者格勞秀斯出版了《戰爭與和平法》一書，稱此法為「萬國法」。

1780年，英國法學家傑里米·邊沁第一次改稱國際法，沿用至今。19世紀中葉，國際法從西方傳入中國。1893年，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曾將瑞士法學家瓦泰爾《萬國法》一書的幾個章節譯成中文，稱《各國律例》在1864年，任清政府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把美國法學家惠頓的《國際法原理》一書譯成漢文，稱《萬國公法》，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把國際法介紹到中國。從此，國際法在中國逐漸傳播開來。

與國內法比較，國際法是一個特殊的法律體系，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由於國際法主要是用來調整國家之間關系的法律，因此，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另外，正在爭取獨立的民族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在一定條件下和在一定范圍內也是國際法的主體。雖然個人是國內法的主體，但不能成為國際法的主體。

第二，國際法的制定者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每個國家都享有國家主權，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一個凌駕於國家之上的立法機關。因此，國際法不可能像國內法那樣由立法機關依一定程序制定，而只能通過國家之間的協議來達成，也就是以締結條約的方式制定。

第三，國際法採取特殊的實施方式。在國內，有一些有組織的強制機關如軍隊、警察、法院來維護法律，並保證其實施。國際上不存在這樣的超越國家之上的強制機關，國際法的實施，只能依靠國際法主體——國家本身，依靠國家的單獨或集體行動來保證。

國家作為國際法的基本主體，有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國家的權利分基本權利和派生權利兩類。基本權利是國家固有的，從國家主權直接引伸出來的權利，國家在享受基本權利上沒有差別。派生權利是從基本權利派生出來的權利，各國享有的派生權利有所不同。國家的基本權利有四項：

第一項是獨立權。獨立權是指國家享有自主處理本國的內部事務免受外部的任何控制和干涉的權利。它包含兩點意思：一是國家有獨立自主地處理其主權范圍內事務的權利；二是國家在處理這些事務時不受外來的干涉。兩方面是密切聯系的。

獨立自主要求不受干涉，不幹涉是獨立自主的必然結果。獨立權是不幹涉原則的基礎。同時，它也是國家享有主權的標志。處於殖民地或附庸國地位的國家是沒有主權的。

第二項是平等權。平等權是指國家在國際法上地位平等的權利。由於每個國家都享有主權，因此它們是平等的，而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可言。在國際社會中，國家不分大小，社會制度如何，發展水平高低，其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它們享有同樣的權利並承擔同樣的義務。應嚴格禁止大國欺負小國，強國凌侮弱國，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

第三項是自衛權。自衛權是指國家保衛自己的生存和獨立的權利。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在和平時期，國家有進行國防建設，組建軍隊，防備有可能發生的來自外國的侵犯的權利；二是指當國家實際受到外國的武力攻擊時，有進行單獨或集體自衛的權利。但是，國家行使自衛權應嚴格地以遭到外國武力攻擊為前提條件，不得以自衛之名，行侵略之實。

第四項是管轄權。管轄權是指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一切人、物和事件有行使管轄的權利。這包括：領域管轄，就是說，任何人、物或事件，只要處在一國領土范圍內，該國就有權管轄。

國籍管轄，又稱屬人管轄，只要是本國公民，無論他是處在國內或國外，國家都有權利管轄。

保護性管轄，國家為了保護國家和本國公民的重大利益，在某些情況下，對外國人在外國的一些犯罪行為也有權利管轄。

普遍性管轄，對於那些嚴重危害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及全人類根本利益的國際犯罪行為，如販毒、海盜、種族滅絕，不論其發生的時間或地點如何，每個國家都有管轄的權利。

國家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是一致的。一國享有基本權利的同時，也負有尊重他國基本權利的義務。在國際關系中，不容許有隻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的特權國家，也不應該有隻承擔義務而不享有權利的無權國家。

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在國際法上享受權利並承擔義務。但是，國家的這種權利和義務要靠代表它的政府來實現。具體說，由該國的中央政府來實現。大家知道，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作為國際法主體所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來代表和實現。

㈣ 將萬民法改稱為國際法的著名法學家是

將萬民法改稱為國際法的著名法學家是傑里米·邊沁。
內傑里米·邊沁（容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亦是是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先驅和領袖，並以功利主義哲學的創立者、一位動物權利的宣揚者及自然權利的反對者而聞名於世。他還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㈤ 萬民法是羅馬帝國統治范圍內的國際法是因為

羅馬公民間適用市民法,非羅馬公民則用萬民法.而羅馬作為世界帝國,故萬民法通行很廣,這即原因

㈥ 萬民法是不是國際法,為什麼在講國際經濟法的起源時都會講到萬民法

國際復法指適用主權制國家之間以及其他具有國際人格的實體之間的法律規則的總體。
國際法又稱國際公法，以區別於國際私法或法律沖突，後者處理的是不同國家的國內法之間的差異。國際法也與國內法截然不同，國內法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法律，它調整在其管轄范圍內的個人及其他法律實體的行為。
國際經濟法不是傳統概念
在古代的羅馬法中，有「市民法」與「萬民法」之分，後者即是專門用來調整羅馬公民與非羅馬公民之間以及非羅馬公民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其他關系的法律。
羅馬法有著巨大的歷史影響
所以一般都要講到;但是如果說
萬民法是國際法
這個有點過了

㈦ 將萬民法改為國際法的著名法學家

邊沁 重中之重作者（後面是為了湊字數不要介意）

㈧ 「萬民法」逐漸取代公民法的主要原因不包括

答案D
萬民法是羅馬帝國范圍內的國際法，適用於帝國境內各民族及外邦自由民。萬民法取代公民法主要是由於羅馬疆域的擴大導致公民法不再適用於羅馬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