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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犯罪階層

發布時間: 2022-01-13 09:41:10

1. 犯罪三階層說

三階層說:

隨著近年深入的研究最終採取了德國日本刑法的觀點,採用犯罪構成三階層學說:即犯罪構成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違法性是闡述客觀要件以及排除客觀上犯罪構成事由的,有責性是闡述主觀要件以及排除主觀方面犯罪構成事由的。並在2009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面採用。

在07年的《刑法學》第三版里,犯罪構成該當性大部分劃入違法性,也就是客觀要件,小部分劃入了有責性(主觀要件)。所以,到09年為止,張明楷的觀點一直是:犯罪構成是兩要件:違法性和有責性。(即主客觀要件)

(1)刑法犯罪階層擴展閱讀:

犯罪構成作為認定具體犯罪的標准和規格,無論對司法實踐還是刑法理論,都具有重大意義。

1、犯罪構成是定罪量刑的法律標准

作為法律概念,犯罪構成就是確定某種行為是否犯罪的規格和標准,是行為人對自己行為負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首先,它是具體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行為只有具備了犯罪構成,才能構成犯罪。

其次,犯罪構成也是區分此罪與彼罪的法律標准。各種不同犯罪的獨特的特點,反映在每一個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中。因此,認真研究每一罪的具體構成要件,是准確定性、區分此罪與彼罪的關鍵。

2、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是負刑事責任的根據

一個人之所以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刑事責任,其基本的依據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具備犯罪構成。行為是否具備犯罪構成,決定了刑事責任的有無;具備什麼樣的犯罪構成,決定了刑事責任的程度。

因此,是否追究某人的刑事責任,首先要查明某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只有符合了犯罪構成,才能認定為犯罪,進而被追究刑事責任。

3、犯罪構成所我國刑法理論的基礎和核心

犯罪構成理論在刑法學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國刑法理論的基礎和核心,貫穿在整個刑法學體系中。刑法中的許多理論問題,都與犯罪構成的基本理論息息相關。研究刑法理論,其關鍵就是掌握犯罪構成的理論。

2. 刑事犯罪的四個階段

1.犯罪意向的形成階段;2.犯罪的預備階段;3.犯罪行為實施階段;4.犯罪後的應變階段。

3.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兩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包含那些內容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兩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包含以下內容:

客觀違法,主觀有責。

客觀違法要件:行為主體、危害行為、行為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

客觀阻卻事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被害人承諾。

1、犯罪構成要件,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犯罪客體。

2、犯罪主體是,指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自然人和單位。

3、犯罪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自己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

4、 犯罪客觀方面,指刑法所規定的、說明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侵害的客觀外在事實特徵。是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要件。

5、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

(3)刑法犯罪階層擴展閱讀: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違法阻卻事由與犯罪構成體系

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一方面認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就成立犯罪,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依據。

另一方面又在犯罪構成之外甚至在罪數之後研究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同時認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是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實質上是沒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

但是,傳統的犯罪構成體系有自相矛盾之嫌: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依據,但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也不一定構成犯罪;犯罪構成是說明社會危害性的,但符合犯罪構成也可能沒有社會危害性。

從現實上看,傳統的犯罪論體系是在肯定了行為符合了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之後,考慮排除犯罪的事由,因而不能盡早地排除犯罪的成立。

這有損犯罪構成的保障機能,既不利於限制司法權力,也不利於保障行為人的自由。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正當防衛的行為人幾乎100%先拘留、逮捕。這種做法或許與四要件體系有關。

形式上堅持四要件體系,但對四要件內容做出新解釋的黎宏教授指出:「在我國,犯罪構成是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的統一,行為符合犯罪構成。

就意味著該行為不僅在形式上符合某具體犯罪的輪廓或者框架,而且在實質上也具有成立該犯罪所必要的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

「我國的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的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的統一。」

「從理論上講,在說行為符合具體犯罪的犯罪構成的時候,實際上也意味著該行為不可能是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排除犯罪的事由。

換言之,在得出這種結論之前,已經進行了該行為不是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正當行為的判斷,否則就不可能做出這樣的結論來。」

在黎宏教授看來,四要件是犯罪構成的積極要件;不屬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則是犯罪構成的消極要件。

既然如此,就應當在犯罪構成中研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而不能在犯罪構成之外研究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

但正如黎宏教授所言:「現實情況是,各種刑法教科書都是在講述了犯罪構成理論之後,再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作為排除犯罪性事由加以說明和論述的。

這種編排體系,容易讓人形成這樣的印象:即正當防衛等在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種犯罪構成,但因其在實質上不僅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對國家和人民有益。

所以,在形式上說明其符合犯罪構成之後,又從實質上對其加以否定。

但是,這樣理解是錯誤的。實際上,我國刑法學的通說明確指出:『我國刑法中的排除犯罪性事由並不符合或者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只是在客觀方面與某些犯罪相類似』。」

本文的看法是,即便將犯罪客體與犯罪客觀方面作為表明違法的構成要件來把握,也不應當在犯罪構成之外處理正當防衛、緊急避險。

這是因為,既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只是在客觀方面與某些犯罪類似,因而需要說明其不構成犯罪或者不符合犯罪客觀要件。

那麼,就應當在客觀要件中(或之後)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作為消極的構成要件論述,而不應在犯罪構成之後、更不應在罪數之後論述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

所以,在此問題上,究竟是讀者的理解錯誤,還是編者的編排錯誤,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

至少,黎宏教授主張的四要件體系給人的感覺是「客觀違法(含客體與客觀要件)——責任(含主體與主觀要件)——無客觀違法(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

但這種體系分割了違法性的判斷,並不理想。況且,傳統的教科書關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形式上(似乎)符合犯罪構成的說法,相當普遍。

堅持四要件體系,並對四要件內容進行了部分修正的馮亞東教授認為;「將所有問題(即正當化事由問題——引者注)直接並入犯罪成立體系,對司法運用來說並非一種最優安排。

構造科學、簡明、清楚、實用的刑法解說體系,應該是在犯罪論的大框架下嚴格區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只需闡明成立犯罪的基本條件的『犯罪成立體系』(犯罪構成)問題。

二是在此基礎上的『與犯罪成立相關的特殊形態』問題;『排除犯罪性的行為』應該作為一種特殊形態在犯罪成立體系之外,另行以專章形式設定不同的主客觀標准專門討論。」

然而,這一觀點值得推敲:其一,成立犯罪的標准與否定犯罪的標准相同(正反面),恐怕不能在犯罪成立體系之外對排除犯罪性的行為設立不同的主客觀標准。

按照法益侵害說的觀點,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之所以阻卻違法,是法益衡量的結果。

行為人實施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造成他人損失時,雖然侵害了他人法益,卻保護了更為優越或者同等法益。

一旦對成立犯罪與否定犯罪採用不同的標准,認定犯罪就沒有標准了;

而且,因為標准不同,會出現一個行為按照犯罪成立標准構成犯罪、按照排除犯罪的標准不成立犯罪的局面。其二,不能因為違法阻卻事由較多,就在犯罪構成之外設專章研究。

即使設專章研究,也應當在違法構成要件之後設專章研究,而不能在責任構成要件之後,設專章研究違法阻卻事由。

其三,一個案件一般不可能有多種違法阻卻事由,所以,討論了表明違法性的要件之後,討論阻卻違法事由,並沒有為司法添加任何負擔。

相反,如前所述,在考察了行為是否符合作為違法類型的構成要件後,接著考察行為是否具備違法阻卻事由。

如果具備則不再進行有責性的判斷的做法,不僅節約了司法資源,而且不致產生理論上的矛盾與司法上的錯案。

既然如此,對司法運用來說,一種最優安排就是:在討論了違法構成要件後,就必須討論違法阻卻事由。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違法阻卻事由與犯罪構成體系

4. 犯罪的階級本質在於什麼

犯罪的本質屬性:犯罪的階級性

對犯罪本質的揭示並將其確認為階級性,被視為社會主義刑法區別於其他形態社會刑法的根本所在,正是這一點,賦予了社會主義刑法犯罪觀的獨立品性。所以,對之進行論證並加以強調,構成了刑法理論界一項首要任務。犯罪階級性的直接理論來源是馬克思關於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這一命題,而將其上升為犯罪的本質屬性與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及特殊要求是分不開的,這從我國刑法理論界對恩格斯關於「犯罪是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這一命題的長久忽視得以說明。強調犯罪的階級性,並不是為了說明犯罪的歷史性(犯罪是階級社會的特有現象),也不是為了尋求犯罪的根源(犯罪是階級斗爭的產物),而是為了對歷史更替時期的大量行為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問題提供合法性依據。而這是對這一點缺乏認識,使得以前的論者提出了「消滅犯罪」這一近於夢囈般的目標。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國刑法史上對作為犯罪論的基本命題犯罪的階級性也曾提出了質疑。其一,普通刑事犯罪(自然犯)有無階級性的問題,其二,兩類矛盾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階級性堅持論者對自己的觀點略作修正,提出犯罪是階級性和社會性的統一,表面上看,似乎是對階級性否定論者的一種妥協,實際上是對社會性的提升,將其一並納入到階級性的詮釋體系,故並沒有真正對階級性觀點構成威脅。對於第二個問題。該問題的提出源於1957年毛澤東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在該文甫一發表後,刑法學界一些論者即將之引入了刑法學領域,將犯罪納入到兩類矛盾的分析框架中,對犯罪究屬敵我矛盾還是人民矛盾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就當時而言,該問題其本身對於刑法的發展演變並無多大意義,其價值在於為二十年後對刑法的反思准備了一個話題。文革之後,不少的論者提出將兩類矛盾問題逐出刑法學的研究視野,盡管該觀點並未取得過優勢地位8,但其將刑法中的兩類矛盾問題宣布為偽問題,呼籲政治與法律分治,還法律一個自在的空間,對於我國刑法科學在思想觀念上的解凍,及刑法科學擺脫意識形態的箝制而獨立發展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5. 刑法的犯罪構成是三階層好還是四要素好

刑事法律中的犯罪,必須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構成,這些條件就是所謂的要件。過去刑法理論和法律條文都是持四要件說,即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客觀方面。主體即行為的實施者,就是誰乾的,分一般主體,特殊主體等。客體即行為侵犯的對象,例如強奸罪的客體只能是女性。主觀方面指行為主體主觀上的動機。客觀方面是指具體的行為和造成的結果,有行為犯(只要實施了某種行為就構成,如持有毒品)和結果犯(產生了一定的後果才構成,例如交通肇事)之分。其中主觀方面即犯罪的動機,是區分主觀惡性大小以及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此罪和彼罪的重要依據。例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過失殺人,意外事件,都可以造成致人死亡的結果,但罪名和處罰是大不相同的。很顯然,主體、客體;主觀、客觀的四要件說是符合辯證法的,或者說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產物。
因為三要件理論還比較新,所了解的人不是很多。所謂三要件,大約是「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也有說是「犯罪主體、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二者結合起來,就是主體的符合性,行為的違法性,結果的有責性。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四要件和三要件有什麼區別呢?
區別很大,四要件理論認為構成犯罪的行為,按三要件理論則可能認為無罪。如果仔細看一下,就不難發現,三要件中沒有主觀方面,強調的是結果而不是動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白糖殺人案:某人(主體)錯把白糖當成毒葯下在(客觀方面)別人(客體)飲水中企圖謀殺(主觀方面),結果沒有得逞(客觀方面)。按照四要件論,這是故意殺人未遂。而根據三要件說,則不構成犯罪。因為沒有犯罪的結果。
四要件是一切行為的構成要素。而三要件中第二項卻是犯罪行為,或是行為的違法性。既然是行為,那麼必然就包括有主體、客體、主觀、客觀四個要素。所以要分析三要件的第二項,必然要繞回到四要件上來,這不是很滑稽的事嗎?

6. 刑法三階層是什麼意思

刑法三階層即犯罪構成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

隨著近年深入的研究最終採取了德國日本刑法的觀點,採用犯罪構成三階層學說:即犯罪構成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違法性是闡述客觀要件以及排除客觀上犯罪構成事由的,有責性是闡述主觀要件以及排除主觀方面犯罪構成事由的。並在2009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面採用。

詳細解讀

(1)犯罪構成該當性。

犯罪構成該當性也稱構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構成要件的實現,即所發生的事實與刑法條文規定的內容要相一致。具體來說該當性中包括了行為主體、危害行為、犯罪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幾個要素。

(2)違法性。

違法性要求犯罪行為不僅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而且實質上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行為,即必須是違法的行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在於是否有違法阻卻事由。違法阻卻事由是排除具有該當性的行為的違法性的事由。違法性阻卻事由一般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法令行為、被害人承諾等。

(3)有責性。

有責性指能夠就滿足該當性和違法性條件的行為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和譴責。是否具有有責性應該從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犯罪故意或者過失等方面考察。此外,有責性還有兩種阻卻事由,一是違法性認識,二是缺乏期待可能性。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犯罪構成要件

7. 刑事犯罪的種類有哪些,主要包括什麼

刑事處罰是指違反刑法,應當受到的刑法制裁,簡稱刑罰。版根據我國《權刑法》的規定,刑事處罰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兩部分。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此外還有適用於犯罪的外國人的驅逐出境。

8. 在刑法中,怎麼用三階層理論分析犯罪構成(論述題)

I.構成要件符合性

  1. 客觀構成要件a.行為:社會行為論b.結果c.因果關系:條件回說d.客觀歸答責

2.主觀構成要件a.故意b.特別的主觀構成要件要素(盜竊罪中的不法所有目的等以及其他特殊的主觀不法要素)

II.違法性在存在違法阻卻事由的時候阻卻違法III.責任(規范責任論)

1.責任能力2.作為責任形式的故意3.特殊的責任要素4.違法性認識可能性5.欠缺責任阻卻事由

9. 求犯罪構成三階層理論的例子

張明楷先生說的:
15周歲的A女被「正式」錄用為國有銀行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其工作職責之一,是每天下午5點左右,以步行方式將30萬左右的人民幣從某儲蓄所送到某銀行分理處。某日在送款時,A遇到了4位同鄉(均達到刑事法定年齡)。A提議, 4位同鄉假裝痛打A一頓,將30萬人民幣「搶走」,然後5人分贓。4位同鄉接受提議,事後,A向單位謊稱30萬元被搶。我國現行的犯罪論體系與共犯理論,將責任年齡與責任能力作為構成要件和共同犯罪成立條件,A因為沒有達到責任年齡,不可能與4位同鄉構成共犯。於是對4位同鄉的定罪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如果採用德國、日本那樣的犯罪論體系,將自然人本身及其身份作為構成要件要素,使構成要件成為違法類型,將責任年齡、責任能力作為責任要素,那麼,就可以肯定A與4位同鄉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的共犯(A為實行犯),只不過由於A沒有達到責任年齡而不承擔責任,但其他4位同鄉依然成立貪污罪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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