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復雜
1. 司法實踐中應該用什麼標准判斷董事或高管是否履行了勤勉義務
來判斷董事或者高管是否履行了勤勉義務，這個不能用司法實踐去衡量。而應該用制度去衡量。
2. 怎麼去區分司法實踐中的重大過失和一般過失
民法理論上的重大過失是指行為人因疏忽或過於自信不僅沒有遵守法律對他較高的注意之要求，甚至連人們一般應該注意並能夠注意的要求都未達到，以致造成某種損害後果。
一般過失是指造成社會影響和經濟損失較小的過失行為。重大過失是指造成社會影響惡劣或經濟損失重大的過失行為。具體標准因領域不同而規定不一。
3. 司法實踐中，當新法與原有法律發生矛盾時，應當適用什麼原則
1、刑法方面：以「從舊兼從輕」為原則，即新法發生效力時的未決內案件原則上按容照舊法處理，但是新法對該行為的處罰較輕的，應當按照新法處理。
2、民法方面：以「從新」為原則，即新法發生效力時的未決案件按照新法處理，但是法律對該問題另有規定除外。
3、司法解釋：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分類的司法解釋，均是以被解釋的法律效力為基礎，即其效力存續期間完全以被解釋的法律決定。
4、對同一問題不同法律有不同規定的，其中部分法律發生變動的情況下，應當按照「新法優於舊法」和「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但是如果新法是普通法與舊法為特別法的法律沖突時，一般應當由有權機關裁決適用那個法律。
4. 我國上下位階法律之間相抵觸的情況如何司法實踐中如何處理為什麼很簡單的問題貌似都搞得很復雜
物權法是法律，城市拆遷管理條例是行政條例，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條例
當行政條例違反了法律的時候，在上訴法院的時候
法院會逐級申報到國務院，由國務院裁定適用
變得很復雜的原因是因為
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很不完善…
我學法律的，立法學里的很多事情很悲劇
5. 關於復雜法律問題
我能給您的法律建議有：
1、對於父親的贍養問題，您和姐姐可以協商解決，有能力可以多承擔些。
2、對於繼母的贍養問題，由於繼子女對繼父母的贍養問題，主要是看繼父母對繼子女有沒有承擔撫養義務來界定的。雖然您當時沒有成年（11歲），如果您有證據證明繼母沒有對您盡撫養義務，則可以不必承擔贍養責任。
3、您的舉證比較困難，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只要父親再婚後，您尚未成年，（滿18周歲），一般都視同繼母履行了撫養義務，這種情況下，您是需要來承擔贍養責任。
希望我的答案能夠幫助您
6. 司法實踐中如何處理法律和政策的關系
如何處理法律與司法政策的關系，一直是困擾我們的一個重要問題。實踐中總有一種傾向，要麼以司法政策代替法律，搞法律虛無主義，要麼認為在司法領域只能依據法律，絕不能靠政策，將二者視為相互排斥、相互對立或相互替代的關系。事實上，司法政策的作用和功能並不是法律所能替代的，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統一。二者的統一性主要表現在追求目的的一致，基本價值取向和基本原則的一致，以及基本內容的一致。如果只強調法律，舍棄司法政策，那麼司法活動的進行就會受到影響，許多司法工作中出現的復雜問題包括司法標准、界限等方面的問題，就不能得到正確、合理的解決，法律也不會得到很好的適用。而且從各國的治國經驗看，由於司法政策能夠根據社會形勢變化及時調整，有利於國家對犯罪的控制和打擊，因此世界各國的司法活動中幾乎都存在著「鍾擺式」的司法政策，不斷調整打擊犯罪的重點和力度。我國根據社會治安狀況而展開的「嚴打」實際上也就是這種司法政策。
雖然司法政策對司法活動起到價值導向作用、具體指導作用和彌補法律缺失的作用，但是司法政策畢竟不是法律，不能作為司法機關定罪處刑的直接依據。因此，在貫徹司法政策、充分發揮其價值功能時，必須在法律的范圍和限度內進行，不能以實施司法政策為借口而超越法律的規定。在司法活動中，對法律有明確禁止性規定的案件，絕不能有什麼「敢闖法律禁區」的思想，不能離開法律另立標准或者擅自更改法律，以所謂政策作為依據來辦案。在法律對有罪判決的證明程度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不能以政策為借口，對不符合定罪條件的公民追究司法責任。
7. 什麼是司法實踐
執法、司法以及老百姓（含律師用法）等活動統稱，相對應司法理論。
8. 如何看待我國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的認定問題
隨著崑山反殺安、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等一系列案件的曝光，正當防衛成為全民討論的熱點話題。帶著許多疑問，民主與法制時報對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副主任、高級合夥人鄧學平進行了采訪。
《民主與法制時報》：從這些年的司法實踐來看，正當防衛的認定存在什麼問題？
鄧學平：這些年，司法實踐對正當防衛的標准把握過於嚴格，條件過於苛刻，導致司法實踐中認定正當防衛的案例極少，大量的正當防衛案件被錯誤地追究了刑事責任。有媒體根據過往的裁判文書進行統計，律師關於正當防衛的辯護意見，最終被法院採納的不足10%。包括你提到的崑山反殺案、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如果不是媒體介入，最終是否會被認定正當防衛還不好說。
《民主與法制時報》：司法實踐中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情況呢？
鄧學平：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非常復雜，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政府、弱社會的總體格局。習慣於認為所有的暴力都應被政府壟斷，正義應當由政府伸張。第二，中國人謙抑、含蓄的權利觀。強調公民的義務多於強調公民的權利。習慣於講權利的邊界，習慣於講公民權利的濫用。第三，司法工作被維穩思維主導。害怕被害者家屬纏鬧、上訪。為了穩定而人為和稀泥。第四，死者為大或傷者為大的傳統遺留。認為有人死亡，必須要有人擔責。無人擔責就是對死者的大不敬。第五，司法裁判的原教旨主義。流水線作業，機械死摳法條，喪失了對社會正義和常情常理的感知能力。
《民主與法制時報》：法律上認定正當防衛的關鍵要素是什麼？
鄧學平：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的很清楚很明白。一般來說，正當防衛需要同時滿足五大要件：第一是起因要件，必須是合法權利遭受了不法侵害；第二是時間要件，不法侵害必須正在進行；第三是主觀要件，必須是出於防衛目的，而不能是報復或者借機行凶；第四是對象要件，只能對不法侵害者本人進行防衛、實施暴力；第五是限度要件，不能使用明顯沒有必要的過限暴力。實踐中爭議較多的是第二點和第五點，即防衛在時間上是否適時，在限度上是否適當。
不法侵害的起止時間應該怎麼算？怎樣才算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我認為只要已經著手實施侵害並導致了迫在眉睫的危險，就應該認為是不法侵害已經開始。比如揚起了屠刀即可防衛，不必等到屠刀砍下才可防衛。只有當不法侵害已經實施終了，才可認為防衛的時機已經結束。
如果只是中間臨時倒地或者暫時中止施暴，那還不能認為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只有當侵害人客觀上已經喪失侵害能力，比如倒地不能動彈、身負重傷、被警方控制等；或者主觀上已經放棄侵害意圖，比如已經轉身逃跑或者求饒等，此時實施的暴力反擊才可能被認為防衛不適時。
《民主與法制時報》：那麼，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到底該如何釐清？很多人說，要求精準防衛根本不現實。
鄧學平：關於防衛限度，《刑法》二十條第二款規定很明確，司法實踐很多都偏離了立法本意。根據刑法規定，只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且造成不應有的重大損害」才構成防衛過當。
「明顯」是指一般人都認為，幾乎沒有爭議。如果達不到明顯的程度，不應認定防衛過當。如果是否明顯存在較大爭議，則應當按照正當防衛認定，將存疑利益歸於防衛人。重大損害，至少應該是重傷以上的損害。達不到重傷的結果，即便「明顯」過限，也應認定正當防衛。《刑法》二十條第三款規定了無限防衛權。對於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衛致死不屬於過當。
應當允許防衛人進行優勢防衛。比如人數優勢或工具優勢。可以兩個人同時對一個人進行防衛，也可以防衛人持凶器防衛。不能要求防衛人總是被動、消極防衛，更不能要求防衛人必須處於弱勢。如果要求防衛人必須處於弱勢，那就根本實現不了防衛意圖。正當防衛就是要求通過優勢力量制止不法侵害。
如果侵害人一旦倒地，防衛人就必須停止防衛，必須等到侵害人站起來反擊時才能二次防衛是違背立法本意和人性的。必須把防衛過程中的互搏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過程看待，不能截取其中的幾個片段作為判斷依據。只有當防衛人和受侵害人已經完全脫離危險，不法侵害人已經不再具有現實危險性以後，才能認為已經明顯沒有防衛必要。
《民主與法制時報》：對於正確認定正當防衛，從案件辦理和制度層面，您分別有什麼建議？
鄧學平：國家立法層面沒有大的問題。《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民法總則》和《侵權責任法》建立起了完整的正當防衛體系。問題不是出在立法層面。
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一些問題，我建議：第一，最高法適時出台司法解釋，明確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特別是明確防衛過當的認定標准。第二，加強案例指導。典型案例要及時編纂，強化指導案例的適用剛性。第三，加強文書說明。過往判決中，關於正當防衛的爭議，判決書往往兩三句話帶過。不進行說理，不分析論證，正義的邊界就永遠搞不清楚。
《民主與法制時報》：關於正當防衛，您還有什麼想說的？
鄧學平：安全感是每個人都想要的，也是個人都必須有的。正當防衛是生物本能，也是自然法。從司法的角度，激活正當防衛非常必要。一個案例比一摞文件更有效，更能塑造社會價值選擇，更能提供行為指引。
是非對錯的原則問題不能和稀泥，正義的邊界不能人為模糊。家是人最後的安全防線，見義勇為是最該嘉獎的文明舉動。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的典型意義值得司法人員銘記。
9. 什麼叫司法實踐
呵呵，這個問題太可愛了吧！
法官審判案件，檢察官起訴案件，這都是司法實踐
10. 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就事實舉證的部分而言,一般都是原告勝訴正確嗎
基本上原告在有把握的情形下才會發起訴訟，所以原告勝訴的情況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