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助力企業復工

① 被上黑名單了怎麼辦

上了失信「黑名單」，被限制出入境，公司經營陷入困境怎麼辦？一家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李某通過信用承諾和信用修復激勵機制，讓公司得以轉危為安。
原來，李某向一家貸款公司借款用於資金周轉，並由某文化公司、王某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但借款到期後，李某隻付了一點利息，遂被訴至法院。經江西省吉安縣人民法院判決，李某須歸還借款本金及利息，王某也要承擔連帶責任。此後，法院又依申請人申請，對李某、王某採取了邊控措施。但是，李某、王某急需出境辦理黃金銷售許可證等相關事宜，向法院申請解除出境限制，並提供信用承諾，即作出還款計劃、提供擔保人。但申請人明確表示不同意解除出境限制。
對此，法院經審查後認為，李某的信用承諾和信用修復申請符合相關規定，法院在依法查封擔保人相關財產的情況下，依法解除了李某、王某的邊控措施，給予寬限期。不久後李某將借款連本帶息全部歸還。至此，一起大標的借款合同案件得以順利執結。
「信用修復，是指法院可依被執行人申請，充分考慮其積極履行和擔保行為，將被執行人從失信名單刪除，對其信用進行修復的行為。」吉安縣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周修文介紹，針對願意積極履行且提供了擔保的被執行人，可以通過適用信用修復機制讓其獲得「喘息之機」，增強履行能力，促進盡快執行到位，讓雙方當事人獲得雙贏。
在執行中，如果法院機械地採取強制措施，不給予企業當事人寬限期限，不僅會讓申請人的債務得不到清償，還會造成被執行人的企業「雪上加霜」。信用承諾和信用修復激勵機制，被稱作「放水養魚」式的善意執行舉措，為不少市場主體解了燃眉之急。
運用法治手段治理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讓失信者受到懲處，也要讓誠實守信者受到激勵，促進誠信社會建設。近年來，人民法院建立健全懲戒分級分類機制，持續推動懲戒措施向精細化、精準化發展。
記者從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有751萬人次迫於懲戒壓力自動履行了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已成為信用中國建設的一大亮點。
最高法執行局有關負責人指出，暢通信用懲戒救濟渠道，人民法院探索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被執行人信用修復制度，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助力企業復工復產，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2020年5月，最高法出台指導意見，提出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大、暫時經營困難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人民法院在依法採取失信懲戒或者限制消費措施前，原則上給予三個月的寬限期。根據意見，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被執行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確因復工復產需要，申請暫時解除失信懲戒措施的，人民法院應當積極與申請執行人溝通，在徵得其同意後及時予以解除。
實踐中，有的人民法院還探索「自動履行正向激勵機制」，創新誠信履行「通行證」。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與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合作，將企業信用等級劃分為AA、A、B、C、D五個等級，對AA級且無不良司法記錄的誠信企業，在訴訟中依法適用更為柔性、靈活的司法措施作為激勵，鼓勵企業珍惜、愛護信用。
誠信企業在辦理貸款時也能享受到優惠。在浙江，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法院與轄區21家銀行機構達成合作，將誠信履行名單納入「普惠金融徵信平台」和「信用寧波」平台守信紅名單，把誠信履行企業名單與「芝麻信用」等網路信用場景掛鉤，為誠信履行當事人提供相關優惠和綠色通道。

② 涓滃鉤鍘垮徃娉曞矓鍔╁姏浼佷笟澶嶅伐澶嶄駭鎺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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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郵政服務合同糾紛和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的區別

疫情防控復工復產背景下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相關法律特點實踐性分析與常態化權責優化舉措提示
章國棟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商事審判庭庭長。
邱譯瑩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商事審判庭法官助理。
一、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案由梳理與涉訴維權管轄提示
(一)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相近合同糾紛的區別
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系2021年起新增案由之一。2021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決定》實施,其中,「服務合同糾紛」項下變更「郵寄服務合同糾紛」為「郵政服務合同糾紛」,同時增加「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使得「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成為第三級案由「服務合同糾紛」項下的第四級新案由。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1.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郵政服務合同糾紛的區別。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郵政服務合同糾紛都是對於原案由「郵寄服務合同糾紛」的修改與細化,但兩者主體有明顯差異,「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系因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引發的糾紛;而「郵政服務合同糾紛」系因郵政企業與用戶之間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引發的糾紛。
2.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運輸合同糾紛(特別是公路、水路、航空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以及聯合運輸合同糾紛)的區別。從實施過程來看,快遞服務合同與貨物運輸合同均會涉及特定貨物從起運地點運輸到約定地點,向收貨人交付,並由托運人或收貨人支付運費等流程,但一般情況下,兩者主體有明顯差異,快遞服務合同特指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貨物運輸合同則主要是托運人與收貨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無行業或主體類型的限制。
(二)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的管轄提示
在合同履行期間,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或寄件人若發生權利義務爭議,維權過程中如何判斷與確定管轄呢?如上所述,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作為服務合同糾紛的下級案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其中,對於合同履行地之判定需特別注意:對於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如快遞服務企業主張快遞費的案件,快遞服務企業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對於爭議標的為其他標的,如企業或個人基於快遞變質、被冒領等主張損失賠償的,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履行義務一方,其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對於快遞服務合同沒有實際履行的,若合同約定了履行地且當事人雙方住所地都不在該約定地址的,則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1.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集中管轄規定的甄別。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作為服務合同糾紛的下級案由,由普通法院管轄;而涉及鐵路運輸、水路運輸,需根據相關管轄規定,通常相應由鐵路運輸法院管轄,或海事法院管轄。其中,以閔行法院為例,根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相關管轄規定,原屬於閔行區管轄的一審航空、公路、水路等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由上海鐵路法院依法管轄(應由上海海事法院管轄的除外)。
2.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管轄規定的區別。除約定外,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而運輸合同糾紛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由運輸始發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相較於「合同履行地」,運輸始發地與目的地更具有確定性、指向性與唯一性。
二、此輪疫情背景下關於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數據梳理與合同權利義務提示
此次疫情發生後,「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數量、類型、訴求等均表現出一定變化,對下一階段復工復產之預判具有一定的統計與研究價值。以閔行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為例,截至2022年5月(該案由設立至今共計17個月),閔行法院共受理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45件:
(一)從數量來看,案件受理量逐步上升,且此輪疫情期間上升速度加快。2021年上半年法院僅收案2件;2021年下半年收案27件,其中,2021年11月至12月收案17件,接近2021年全年收案的60%,這與周期內購物節較為集中,年底快遞業務量明顯增加,年底企業核算結賬周期臨近等因素有直接的關系。2022年1月至5月收案16件,其中,3月疫情以來已收案11件,佔比近70%,在無前述年底客觀因素影響之情況下,不降反升,且上升率加劇,與疫情防控具有直接的關聯性。
(二)從訴訟主體來看,原告由寄件人企業或個人向快遞服務提供方轉變,且此輪疫情期間當事人訴訟地位的轉變速度加快。2021年法院受理的29件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中,寄件人企業或個人作為原告的為23件,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原告的僅6件,兩者對比比例為4:1;而2022年受理的16件案件中,企業或個人作為原告的案件僅5件,而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原告的案件為11件,兩者對比比例反之為1:2,其中,3月疫情以來已受理的11件中,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原告的案件更是達到7件,比例進一步擴大至1:3。
(三)從案件提請的訴請與所依據的事實來看,由寄件人主張快遞損失向快遞服務企業主張快遞費用轉變。2021年受理的29件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中,寄件人因快遞丟失、損毀或者被冒領向快遞服務企業主張賠償的案件佔比達到75%,訴請要求賠償的范圍涵蓋快遞費損失、貨物損失與懲罰性賠償等。然而,2022年受理的16件案件中,快遞服務企業因提供快遞服務向寄件人企業或個人主張快遞費用的案件佔比近70%,訴請內容主要集中於快遞費、違約金或逾期利息損失。兩者相比,反差顯而易見。
三、復工復產背景下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處理難點梳理與糾紛處理注意事項的提示
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系服務合同糾紛項下的第四級案由,其在法律關系處理上與其他類型服務合同糾紛存在一定共性,但隨著相應市場化因素與市場化可視性特徵的增強,此類案件在認定與處理上的難點凸顯出來,需要進一步細化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處理要求。
(一)隨著復工復產節奏的逐步加快,疫情防控背景下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處理逐步呈現出以下難點與特點
1.心理預期提升,致使對過程與結果的要求與接受度提高,矛盾易升級。當事人對於快遞服務的需求與要求逐步由「能有就好、能到就好、能用就好」的基本保障需求與基本生活物資需求,向「越全越好、越快越好、越簡越好」的多元化需求與優化型需求轉變,長期封控之後受到復工復產信號與正面積極心理效應的助推,對快遞服務的時效、過程,可服務產品的種類、品質等要求都會隨之提高,一旦發生糾紛,心理預期的落差也更易激化矛盾。
2.法律依據交織,致使當事人更易產生認識與理解的偏差度,釋法明理的精準度與普適性要求高。一方面,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貨物運輸合同糾紛在表現形式上有一定重合,從案件信息反饋來看,經營快遞企業也未在實際操作中將快遞業務和貨物運輸業務加以區分,主要是通過物品價值、重量等劃分操作流程,在源頭上使快遞服務類糾紛的案件性質、權利主體、行為要求、責任范圍等認定上產生難點。另一方面,快遞服務合同除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快遞暫行條例》等作為特別法和規定,亦對其進行了特別規范,明確了快遞收寄、投遞規則,細化無法投遞、無法退回快件的處理規則和快件損失賠償規則,然而,雙方合同並無上述規范,甚至可能出現有違背原則的條款。如何做到既保障當事人意思自治,加快快遞流通,又確保各方權利義務得到保障,對法官的法律適用、釋法明理等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多重因素層疊,致使因果關系判斷難度提高,雙方爭議焦點易集中但難查明。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期間,快遞服務的品質除去快遞服務企業自身的努力與把控之外,還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例如局部地區交通管制或臨時防控政策的要求,導致貨物在某一環節點停滯,甚至原路徑返回,一旦快遞丟失或變質,認定責任分擔與責任大小的難度提升;再如原有點對點的配送方式也絕大部分由門衛代收、放置代收點、「團長」等聯系人集中代收等方式取代,一旦快遞丟失、變質、損毀或內件短少等情況發生,查明因果關系的難度提升;又如,疫情期間,往往由物業、志願者負責消殺並完成「最後一百米」配送,如何認定交付的完成、風險的轉移及消殺、保管的責任主體,也會成為審判的疑點、難點。
4.企業良莠不齊,對抗市場風險能力與兌付能力差別巨大,克服處理與化解糾紛能力不齊,調解難度增大。受到疫情影響,不少企業出現流動資金運轉困難,隨著復工復產的推進,企業更是面臨短期調整、階段補損、資金回籠、重新規劃等多重經營性困難,使得拖欠快遞費的現象頻發。如前述分析,疫情防控期間,快遞經營企業作為原告主張快遞費案件大比例提升,也印證了這一客觀情況。相較於快遞服務企業作為被告,以減免服務費、適當賠償補償方式促成調解而言,寄件方企業作為被告時,難點往往不是服務質量瑕疵的認定,而是寄件方面臨多重經營性的剛性資金困難,調解難度勢必會增大,即使判決處理,能否順利執行也會帶來難度,甚至會成為壓垮小微企業復工復產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針對上述心理預期落差、法律關系交錯、事實查明困難、調解難度增大等客觀難點,提示以下幾點處理注意事項
1.保持謙和禮讓的心態,理性消費。要努力營造起快遞經營企業與寄件人(收貨人)之間同力協契、共商共贏、互依共存的疫情防控大背景下的理性消費理念,一方面,對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引發的關於送達時限、外包裝完整程度等不影響合同目的實現的糾紛和矛盾,盡可能通過協商、調解等方式來解決,表達謙和禮讓的體恤之情;另一方面,力爭樹立優先保障基本需求,優先採購日常物資的理性消費模式,把快遞服務帶來的復工復產活力,用到最需要的民生上、關口上。
2.把握合法合情的特性,依法處理。充分掌握快遞服務合同自身的特性,即其不單純涉及運輸環節,還包括物品的攬收、收寄、分揀、投遞等服務環節,其標的是提供服務而不僅僅物的交付。例如,餓了么、美團、盒馬等消費類平台的即時配送服務,其時效性較之常規的運輸合同有明顯不同,而客戶通過閃送、跑腿等服務平台聯系騎手,騎手根據其指令至特定地點購買商品或取件,再即時送至指定地點、人員處,這種模式下服務的屬性更加明顯。因此,服務屬性,特別是個性化服務特性下,尊重當事人的合同意思自治,同時兼顧疫情防控復工復產背景下的特殊性、局限性,綜合審查事實與證據,判斷權利與義務、界定責任與賠償范圍,可使得處理結果更為合法合規、合情合理。
3.提升融情於理的釋法,明晰權責。准確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快遞暫行條例》的具體規定,按照雙方合同約定,全面把握並確定各方責任。對於因疫情影響造成短暫資金流動性困難不能清償快遞費、運費類案件,積極引導雙方協商,採取分期履行、替代履行、延遲履行等方式,助力困難企業恢復發展,減少疫情對企業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對於疫情防控帶來的履行風險,應查明快遞攬收、配送、交付等各環節的事實情況。判斷快遞丟失、變質等違約事實發生的階段,是送達前即丟失、變質、未及時消殺,還是送達代收點、門衛代收後清點不及時、保管不當、消殺過度,抑或是志願者無法滿足及時配送的要求、或收件人怠於受領所致。查明後,若違約事實發生於配送之前,對保價的快件,應當按照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約定的保價規則確定賠償責任;對未保價的快件,依照合同約定、損失情況及過錯的程度確定賠償責任。若系因防控措施導致快遞企業無法配送、延遲配送,可以認定符合不可抗力,快遞企業可主張免責或者部分免責。若違約事實發生於配送之後、交付之前,則根據參與主體的不同身份、行為性質,判斷是否在快遞服務合同中處理及認定其責任范圍、風險承擔。
4.引導雙方互助互利,促成糾紛和諧解決,共克時艱。要始終堅持依法保護寄件人、收件人合法權益和促進經營快遞企業穩定有序發展並重的精神。在糾紛的處理上,要充分考慮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對雙方的影響,既要保障個人或企業的合法權益,又要為經營快遞企業復工復產期間生存發展、有序運轉創造應有的條件。同時,積極推進先行調解、訴源治理工作,充分利用一體化訴源治理、一站式訴調對接、一平台多元解紛等工作機制,充分發揮聯動工作機制實效,加大溝通調解力度,及時將矛盾糾紛調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努力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四、快遞服務合同主體權責的梳理與復工復產常態化要求下的優化舉措提示
司法是一種事後的、被動的介入,一旦訴諸法院,意味著當事人的權利已受到實質損害,雙方矛盾已經激化。當前,上海市疫情防控逐步向常態化防控轉換,快遞服務業作為連接供給側和消費側的關鍵一環,如何預防其復工復產過程中的風險及隱患,在兼顧效率與安全的語境下推進貨運通暢、產業循環,應從強化快遞企業的權責意識入手,加大政策支持,強化司法指引,確保我市各行業復工復產安全、有序、向深推進。
(一)強化司法指引釐清釋明,營商環境共優化
1.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白皮書、新聞宣傳等方式明確司法導向。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上海法院積極發揮司法職能作用,制定《關於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 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指導意見》,出台《關於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系列問答》,發布上海法院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為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提供到了司法保障。對於疫情期間內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涌現的新特點、新問題,積極梳理研判,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白皮書、新聞宣傳等方式,加強對快遞行業的司法指引,助力企業復工復產,促進經濟社會秩序全面恢復。
2.發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充分運用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平台和委託、委派調解等方式,密切與衛健、公安、司法行政、市場監管等單位的聯系,及時反饋快遞服務企業在復工復產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強化訴調對接和訴源治理,藉助工會、行業協會的優勢,發揮多元解紛機制合力,柔性處理快遞服務行業與個人、企業的糾紛,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通過購買服務廣泛吸納有關專業人員擔任調解員,打造資質水平高、理論功底深、業務能力強的多元調解隊伍,發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的「分流閥」作用。
3.依託智慧法院,優化復工復產訴訟體驗。當前,我市全面復工復產在即,法院作為當事人集中訴訟、調解、執行的主要場所,疫情防控壓力仍處於高位。積極運用智慧法院建設成果,可以線上辦理的盡量線上辦理,避免人員聚集;對於跨域訴訟服務,特別是與疫情相關的涉外商事海事糾紛等案件中,健全在線訴訟服務規程,及時發布操作指南,確保在線訴訟各環節合法規范、指引清晰、簡便易行,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對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影響,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化解矛盾糾紛和訴訟服務能力水平。
(二)加大法規政策應對扶持,助力發展謀平穩
1.引導金融資源向快遞行業階段性傾斜。現階段,金融機構應優先考慮快遞行業在復工復產階段的排頭兵作用,給與經營穩健但資金短缺的快遞優質企業階段性政策傾斜。建議審慎處理加速到期、單方解除貸款合同等情況,積極溝通,努力以展期續貸、分期還款、增加擔保等方式暫緩糾紛。發揮好貸款的杠桿作用,主動為暫時性經營困難的快遞企業「增」發展之韌性。
2.加大疫情期間對快遞行業的助企服務。盡快排摸快遞業務復工復產的情況,了解企業復工復產的需求及困難,通過公眾號、小程序、熱點電話設立復工復產服務專窗,集中發布市區兩級復工復產指引,匯總梳理各級政府惠企政策,為快遞企業提供政策宣貫、訴求協調、指導咨詢等針對性服務,幫助企業克服疫情影響。
3.落實系列政策對快遞行業的紓困扶持。通過發布系列政策,綜合實施減稅降費、房租減免、財政補貼、援企穩崗等措施,通過降低成本,努力幫助快遞企業減壓。同時,研判上下游堵點,及時出台針對性政策,保障跨省快遞物流的穩定、通暢,從而助力各行業企業復工復產。
4.強化快遞行業的疫情防控應急處置。加強行業協會對快遞企業的監督,指引其制定全員核酸檢測、封閉管控等應急情況下的處置方案,確立好核酸監測點、隔離觀察區,並做好防疫及必要生活物資儲備。加強應急演練,確保員工熟悉疫情防控應急各項流程和措施,鼓勵快遞企業培訓專屬核酸員。一旦有疫情突發情況,應第一時間安置到臨時觀察點進行隔離,並按照相關規定對人和物進行處置。
(三)強化快遞企業權責意識,嚴防嚴控不鬆懈
1.堅持疫情防控,降低傳播風險。在快遞尚有積壓、快遞人員尚未完全到位的背景下,嚴格內控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仍尤為重要。繼續落實全程人員核酸檢測和抗原自測的要求,做到工作期間每日自我健康監測;堅持場所消毒、中轉消毒、車輛消毒、派前消毒,落實全程消殺到位的要求;為從業人員配備足量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資,在前端攬收、末端投遞中做好防護措施,採取無接觸派送,降低「物傳人」的風險。
2.加強服務管理,降低訴訟風險。快遞業對從業人員有著極大依賴,謹防因疫情防控帶來的管理疏漏、服務下降。在疫情穩中向好、管控影響漸弱的情況下,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快遞暫行條例》關於快遞服務要求的特殊規范,避免快遞快件丟失、變質、損毀或者被冒領等情況的發生。加強快遞員的崗前培訓,提高防疫意識、規范實際操作,減少風險摩擦。寄件人填寫快遞運單前,及時提醒其閱讀合同條款、遵守禁止寄遞和限制寄遞物品的有關規定,核驗其身份,通過開箱驗視、過機檢查,確保快遞安全;及時詢問寄遞物品的品類,提示寄件人貴重物品事先聲明、詳細填寫貨物名稱、數量、價值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等信息,告知生鮮物品可能的滯留風險、相關保價規則和保險服務項目;注意對重要環節、節點拍照留痕,如開箱、消殺、派送。對仍受防控措施影響不能直接向收件人派送的情況,及時電話聯系收件人,通知其派送地點、接收人並提示取件,減少因多環節介入增加的風險。
3.強化合同管理,規避經營風險。以單位為寄件人的快遞服務合同為重點,全面梳理快遞企業在租賃、融資、業務等各環節合同,對已存在違約風險的合同的相對方,及時跟進溝通,做好賬目的核對、確認及催收工作,對協商無果的,可通過和解、訴訟、調解、仲裁等方式積極維權,降低對企業營收帶來的影響。對可能存在的違約風險,積極溝通,努力達成分期履行、替代履行、延遲履行等和解方案,爭取對方的支持。對於確有證據證明快遞服務存在不規范操作的情況,根據法律規定、合同約定及時賠償,並通過相應險種的投保,進行風險對沖。
4.落實生活保障,解決供需矛盾。疫情期間,各轄區防控具體措施不同,使得部分快遞從業人員出入住所困難。切實改善快遞從業人員工作生活條件,使其無後顧之憂,以便投身到復工復產中。同時,在疫情期間不隨意解除或終止員工的勞動合同,按時發放工資,以調休、輪休、輪崗等方式保障其休息權。對於疫情期間員工對勞動報酬、工傷保險待遇等訴求,認真聽取其意見,柔性處理,保障員工的勞動權益,從而解決復工復產過程中快遞行業勞動力的供需矛盾。

④ 在家裡隔離，單位還發工資嗎

有。在家自我隔離是有工資的，但職工首先應該與單位說明情況並協商居家隔離期限。根據人社部發布的關於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系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意見規定，單位對於因為被隔離而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職工，應該按照正常工資標准支付給職工。

一、在家自我隔離有工資嗎？

在家自我隔離期間是有工資的。人社部印發《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系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意見》明確，對因依法被隔離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職工，要指導企業按正常勞動支付其工資;隔離期結束後，對仍需停止工作進行治療的職工，按醫療期有關規定支付工資。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及實施條例，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病人以及前述人等的密切接觸者均應進行醫學觀察及採取其他必要的預防措施。因此，為嚴防新冠肺炎傳播，用人單位可以在統計掌握職工出行情況、健康狀況等信息的基礎上，安排符合情況的職工進行居家自我隔離，並就居家自我隔離的期限、工資或生活費進行協商。

二、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怎麼支付工資

企業因受疫情影響導致生產經營困難的，可以通過與職工協商一致採取調整薪酬、輪崗輪休、縮短工時等方式穩定工作崗位，盡量不裁員或者少裁員。符合條件的企業，可按規定享受穩崗補貼。企業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企業應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准支付職工工資。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若職工提供了正常勞動，企業支付給職工的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職工沒有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應當發放生活費，生活費標准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辦法執行。

三、疫情防控期間，如果產生嚴重的用工糾紛，員工該如何維權?

1、遇到勞動爭議，勞動者可以選擇向所在單位或單位所在地工會或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進行調解解決。

2、勞動者還有權向人民政府勞動保障監察部門投訴，進行勞動違法行政監察解決。

3、符合條件的勞動者還可以向當地司法行政部門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律師依法代理解決。

4、確實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向單位所在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符合條件還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訴訟解決。

企業在疫情期間復工的，應該統計掌握職工的行程以及健康狀況，以此保障復工期間職工的身體健康。對於需要進行居家自我隔離的職工，企業應該支付職工生活費。如果職工隔離期限較長並且不能進行工作的，企業可以與職工協商調整薪酬或者支付生活費。

法律依據：

《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系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意見》

對因依法被隔離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職工，要指導企業按正常勞動支付其工資；隔離期結束後，對仍需停止工作進行治療的職工，按醫療期有關規定支付工資。對在春節假期延長假期間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職工，指導企業應先安排補休，對不能安排補休的，按照不低於本人小時或日工資標準的200%支付加班工資。

⑤ 黨的惠民政策的內容

法律分析：1、堅持就業惠民，多渠道促進就業創業。

2、堅持教育惠民，加快教育事業發展。

3、堅持醫療惠民，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4、堅持社保惠民，完善社會保證體系。

5、堅持扶貧惠民，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

6、堅持安居惠民，積極推進安居樂業。

7、堅持暖心惠民，改善生產生活條件。

8、堅持興邊惠民，有力促進穩邊周邊。

9、堅持安全惠民，提高各族群眾的安全感。

法律依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建立政務服務「好差評」制度提高政務服務水平的意見》 三、暢通評價渠道 （四）政府部門「監督查評」。要積極開展政務服務調查，尤其是對新出台的利企惠民政策、新提供的服務項目以及直接關系企業和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服務事項，及時了解政策知悉度、辦事便利度、服務滿意度等情況。按照一定比例隨機抽取參與評價的企業和群眾，開展回訪調查。根據本地區、本部門實際，委託第三方獨立開展政務服務評估，評估結果作為改進服務的重要依據。要進一步發揮中國政府網政務服務投訴與建議平台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二、積極服務高質量發展 精準服務「六穩」「六保」。充分發揮司法促發展、穩預期、保民生作用，及時出台審理涉疫民商事、涉外商事海事、執行案件等4個意見，指導各級法院妥善應對疫情引發的訴訟問題。緊急為1386家防疫物資生產企業臨時變更財產保全措施，支持擴產抗疫。青島法院4小時內組織完成聽證並裁定解凍資金，使被起訴的呼吸機企業迅速投產運營。蘇州、威海、新鄉等法院緊急准許處於破產階段的企業恢復生產，確保緊缺醫療物資供應。針對受疫情影響出現的履約難問題，依法准確適用不可抗力等規則，妥善審理相關合同違約、企業債務、房屋租賃等案件4.3萬件。北京、上海、貴州、雲南、新疆等法院落實惠企惠民政策，加強府院聯動，千方百計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各級法院對2.5萬家企業暫緩強制執行措施，在18.1萬件民商事案件中採取「活封」等措施，為企業釋放資金1631億元、土地869萬畝、廠房3271萬平方米，幫扶3.6萬家企業復工復產。堅決糾正涉疫就業歧視行為，嚴禁僅以勞動者曾感染新冠病毒、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為由非法解除勞動關系，依法支持並規范共享員工、網路零工等靈活就業，讓群眾在疫情沖擊下就業得到法律保障。

⑥ 洛江區司法局：開出「法治良方」護航企業健康發展

1. 近年來，洛江區司法局積極履行法治職能，為區域復工復產和「強產業、興城市」雙輪驅動戰略提供支持，確保招商引資和項目攻堅等法律事務的合法性審查工作，強化復議層級監督和行政執法監督，全力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確保企業健康發展。
2. 在萬安投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洛江區司法局局長蔡濤帶領律師服務民營企業志願團進行「法治體檢」，為企業提供法律診斷和管理建議。通過此次活動，幫助企業識別並防範法律風險，提升依法經營能力。
3. 洛江區司法局局長蔡濤指出，該局通過開展「法治體檢」活動，深入了解企業需求，提供精準法律服務，解決涉法問題，幫助企業規避風險，促進企業依法決策和管理，增強企業法治意識和風險防控能力。
4. 今年，洛江區司法局開展多場「法治體檢」活動，梳理企業法律服務需求，識別法律風險，提供法律咨詢，幫助企業改善經營管理，增強法律維權意識。
5. 洛江區司法局組織「送法進企業」活動，為企業提供法律知識和法律服務，提升企業法治素養，增強企業經營信心，確保企業依法合規治企。
6. 洛江區司法局通過「百名幹部進百企」和「企業家學法」活動，優化營商環境，提升企業家法治能力，加大司法服務保障力度，助力地方經濟發展。
7. 洛江區司法局強化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加強監督和培訓，打造公平公正執法環境，通過推行「三項制度」及包容審慎監管執法「四張清單」制度，提升執法透明度。
8. 洛江區司法局局長蔡濤表示，該局將持續優化法治營商環境，建立長效機制，深入企業開展法治宣傳和法律服務，為企業健康發展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