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管制法院

①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什么有两个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不存在两个法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海路1117号
法院历史：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设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1948年6月17日成立，前身为吉林省高等法院，设在吉林市；后于1949年9月6日改称吉林省人民法院；1953年随省会迁至长春市；1955年1月11日，改称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1968年1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被军事管制，省革命委员会下设人民保卫部，人民保卫部下设审判组，行使审判权；1973年1月1日，恢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制；同年12月，撤销人民保卫部及其下设审判组，正式恢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历任院长为关俊彦、鲍廷干、王吉仁、陈东平、沈仑、姚昕、王吉仁、金健民、王洪模、谢安山、杨庆祥、蔡彰、张文显。现任院长王常松。
参考资料：http://jl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8/03/id/1086833.shtml

② 缅甸仰光部分地区实施军事管制，这种管制方式有何好处

好处就是维持地区稳定。仰光部分区域爆发的游行已经上升到暴力冲突，对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军方的介入可以稳定该地区的稳定发展，促进事态得到进一步的控制。

③ 李理山的个人履历

玉皇山福星观是道教全真派在江南五省（苏、浙、皖、赣、闽）的第一座“子孙丛林”，香火旺盛，远近闻名。
李理山自幼在此名山宫观中读经习武、陶冶性情。他既精道教斋醮科仪，且精道教内家拳技，体魄矫健，神态沉肃坚毅。为人清高洒脱，修道严守规戒；办事果敢公道，刚直不阿；富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由于他才华出众、办事果断，在青年时代就成了福星观的当家。
他带领道众在山上植树造林，修建宫观殿堂并挖掘了“天乙池”、开辟了“紫来洞”，使玉皇山成为满山葱翠、殿宇庄严的洞天福地。
由于福星观声誉日高，李理山在江南道教界中也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据传，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与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齐名于江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大肆侵犯我神圣国土，疯狂屠杀我中国人民。不久，杭州沦于日寇铁蹄践踏之下。李理山看到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钱塘江边南星桥一带，房屋全部烧毁，只剩一片废墟。江边的老百姓，无衣无食，扶老携幼，挣扎在死亡线上，流亡逃难。真是哀鸿遍野，处处狼烟。李理山道长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再也不能潜修于静室。出于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感情，他毅然决定，停止了宫观宗教活动，带领道众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他敞开了紫来洞道院，收容了一千七百多名上山逃难的难民。犹恐居住不下，又发动道俗群众一百数十人砍倒山上的毛竹与树木，紧急搭建起几十间茅棚，让难民栖身安定下来。
这许多难民，一日三餐，吃饭用粮的数字很大。坐吃山空，玉皇山的存粮很快便颗粒无存，眼看要断炊了。李理山不畏困难冒险下山，通过日寇层层的封锁，到杭州市去找当时的慈善团体“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支援。该会派人了解山上处境困难，同意供给粮食。李理山又组织人力下山运粮，要通过日寇的岗哨关卡，困难重重。有的被查出，日寇说是给山中抗日游击队偷运粮食，人被折磨，粮食也被抢去。李理山设法请“红十字会”出面打交道、开证明，还要巧作掩护，才能把救济粮送上山。有时是粮食上了山，而他却是空腹回到观中。虽然如此艰难、危险，而他依然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山上香火既停，香资功德收入断绝，这近两千难民的生活，经济支出浩大，渐渐难以为继。李理山道长派了他的徒弟吕宗安前往上海，利用“租界”的偏安，在武定路创建了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
巧逢香火鼎盛，得到的宗教收入就送回杭州供给山上的难民生活开支。这样共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杭州的战争逐渐平息下来，难民也纷纷下山谋生，人数渐次减少，玉皇山的难民收容所才告结束。李理山道长爱国爱民、济人之难的高尚品德，在这一时期表现最为鲜明卓越，因而他在道教界及民间也更受尊敬。 1949年杭州解放时，李理山时年已76岁。因坏人诬陷，1951年4月16日被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1956年6月2日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李理山有期徒刑十年。不久，李理山含冤病故于劳改狱中。其弟子亦有不少受牵累者。
1986年，党和政府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李理山之徒吕宗安为其师提出申诉，经西湖区人民法院复查，认为确属错判，1986年12月25日以杭西法(85)刑申字第38号刑事判决，撤销(55)杭西法刑字第12号刑事改判，对李理山错案予以纠正。
从此李理山得以昭雪冤诬，恢复名声。李理山地下有知，亦必稍慰心怀。

④ 法院查封的土地能作为闲置土地处置吗

问：某市国土资源局1995年与该市A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5000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给A公司。A公司取得土地使用证，并于当年竣工投产。2008年，该市规划调整，上述地块被调整为商住用地，国土资源局与A公司因此重新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A公司随后缴清了土地出让金，更换了土地使用证，并平整了该块土地。2010年1月，因债务纠纷，法院裁定查封了这块土地，查封期为两年。2012年1月，法院又续封一年。2012年5月，市国土资源局认定A公司的该地块为闲置土地，拟进行处置。对于法院查封的土地，国土资源局能认定其为闲置土地吗？

答：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闲置土地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二是司法查封是否可以作为土地闲置的政府原因？

首先，应当明确司法查封的含义。查封，是指人民法院把被执行人的财产贴上封条，禁止被执行人和其他人转移或处理。在本案中，法院对A公司的土地进行司法查封，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其转移资产，侵害债权人利益。

其次，应当明确闲置土地的认定标准。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以下简称53号令）规定，可以将闲置土地认定标准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并取得开工许可证，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或者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没有进行挖基作业，或者挖基作业并未达到规定标准的；二是已动工开发进行挖基作业，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1/3的；三是除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划拨价款及向国家缴纳的相关税费，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25%的；四是已动工开发但中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

A公司所属土地的开发现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闲置土地认定标准。但是，由于其已被司法查封，是否认定为闲置就有争议。

对此，应先明确哪些是政府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再来探讨司法查封是否属于政府原因。53号令细化了因政府原因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情形，主要包括未按照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约定交付土地、规划调整、政策调整、群众信访、军事管制、文物保护及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其他行为导致使用权人未能进行开发建设等，并未将司法查封明确为造成土地闲置的政府原因。

但是，司法查封应当归为政府原因。理由如下：一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闲置土地处置工作的意见》（国土资发〔2008〕178号）规定，土地被司法查封的，查封前不符合闲置土地认定标准，司法查封后满一年以上未动工的，可不认为是闲置土地。二是就司法查封性质而言，其目的是防止债务人转移资产，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债务人在已被查封的土地上继续进行开发建设，一旦法院判定以土地作为资产清偿债务时，其开发建设成本将不计入土地资产，债务人前期投入将化为泡影，因此债务人不会在被查封的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建设。

综上，A公司的土地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但处置时应按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情形进行处置。

⑤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沿革

1956年4月1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示，经批准，撤销福州市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院长、副院长各1人，1957年又增副院长1人，院址仍旧。市中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办公室、人事科。
1957年1月，成立以院长王志洁等7人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同年7月，人事科并入办公室。另设立司法行政科。
1958年3月，任命院长1人、副院长2人。
同年6月，司法行政科并入办公室。遵照上级指示，1959年6月将原省司法厅管辖的福州市法律顾问处划归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年9月，将原属省司法厅管辖的福州市公证处并入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对外仍保持福州市公证处名称。
1960年1月，任命代院长、副院长各1人。2月，复设司法行政科。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初期编制58人，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实有30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造反派”组织冲击。
1967年1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权被院内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非法夺去。
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派出军管小组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取代法院的全面工作。
同年11月，福州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政治处人民保卫组)成立，下设办案组(后改为审批组)，接替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民事诉讼工作划归市革委会政治处民事组负责。
1970年2月，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职30名干警参加市公检法学习班学习后，下放24人，调外单位2人，退休1人，留在市公检法军管会的仅书记员1人、通讯员1人、炊事员1人。
1972年10月15日，复设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员编制29人。
1973年11月，任命院长、副院长各1人。至1976年底，全院在编人员32人。初期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院址初设在鼓楼区津门路21号，1974年5月迁往市革委会招待所，1976年2月又迁至鼓屏路13号。1977年7月，增配副院长1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机构逐步健全，人员不断增加。
1980年6月，成立由院长阮秀中等7人组成的审判委员会。
1981年8月，增配副院长1人。
1983年4月，任命院长1人、副院长2人，1985年10月，任命代院长1人、副院长2人。
1988年6月，任命院长1人、副院长2人，1991年10月，增配副院长1人。
至1994年底，院内设9庭2处3室1队1部。全院共有干警229人，其中院长1人、副院长3人、审判员93人、助理审判员75人、法警10人、其他行政人员47人。

⑥ 司法部,法院,检察院都是什么时间撤销的。当时只保留了公安部

建国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政法队伍建设的，尤其非常重视公检法队伍，真正的将公检法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但是在各个历史阶段政法对于的建设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大跃进时代，出现了只保留公安，而撤销了检察法院司法等机构，只保留了单位的名称，这些单位的领导带上公章到公安办公，实际上是加强了公安机关的权利，发展到文革时代，就彻底的砸烂了公检法司政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政法事业相当于就处于停滞状态。

⑦ 中国军管会哪年撤销的

由于城市解放时间的不同和具体情况的差异，结束军事管制的时间也不一样。各地具体解散时间如下：

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已比较健全。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定在 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机构建立后，城市军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遂告结束。

(7)军事管制法院扩展阅读：

军管会的意义：

军管会是人民军队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实施军管制的机构，是一个具有强烈军事色彩和具有临时过渡性的人民政权的最初形式。新解放城市的实际情况、军管会的人员组成及功能决定了军管会的性质。

新解放的城市开始时大都工厂停业、投机盛行、社会混乱等，这样的情况决定了各地方不能立刻成立人民民主的政权，必须有一个过渡性的政权形式，才能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铺平道路，而军管会正是旧政权向新政权过渡的环节，这无疑说明了军管会具有过渡的性质。

军管会作为新解放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人士组成的，各界代表人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这不仅保证了政权的民主性，而且是加强党和人民政权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最好形式，"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及一切市政设施，均可向各界代表会报告，并经过其讨论和建议，再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作出最后决议，付诸实施"[2]531.军管会集战斗队和工作队于一身。

军管会主任一职是由当地驻军最高首长担任，最高首长的任命是由党中央或前线军政机关决定，这就无形中扩大了军人和军事机构的权力和影响力。

在接受和管理城市中，军管会发挥了军事功能的作用，肃清土匪和国民党的特务，清除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军管制在实施之初，军管会的运作可能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石家庄、沈阳和上海等地区实施军管制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军管会是一个运作相对合理和完善的机构。

⑧ 中国最高级的法院是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于1949年10月22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的司法机关被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接管。1949年3月18日举行接管仪式，北平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定都北平，改名北京”的决议。1950年1月27日，北平市人民法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

⑨ 什么是军管城市中国哪些城市是军管城市

全国实行军官总共就有两次，现在没有一个城市是军管的了。

军事管制(以下简称军管)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派出军队，对全国或局部地区实行行政管理和控制的特殊措施。是在战争或非常特殊情况下(如暴动、骚乱、灾害等)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的强制办法。其基本特征是：在实行军事管制的时期和地区内，政府机关的权力职能，全部或部分地交给军事管制机构，这就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军人和军事机构的权力。世界上许多国家出于各种不同原因，采取过军事管制措施。如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对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州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等实行军事管制。法国在1948年秋也实行过局部军事管制。我国历史上亦实行过两次军事管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区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实行军管，以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恢复工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曾再度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第一次军事管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解放区不断扩大，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相继回到人民手中。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如何接收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提到了重要日程。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而定。�

关于如何实施军管，中共中央已于1948年1月15日发出的《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作出了明确规定。解放军总部也先后颁发了《关于解放区军事管制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等文件。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一律成立有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事管制的领导机构，也是城市在解放初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当地驻军最高首长担任主任。北平(今北京)、天津、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解放后都相继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粟裕、黄克诚等军队高级将领都曾担任过大城市的军管会主任。�

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中央作了明确规定，其具体任务是：肃清一切残敌和游散的反动武装；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和维护社会秩序；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违禁物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登记并管制其各级负责人员；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系统的政权机关和物资、生产管制机关及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议；把工人职员、青年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作为建立城市政权的的可靠群众基础；整顿共产党城市的秘密组织，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等。根据需要，军管会下设若干机构，负责城市的防卫、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与人员的接收和管理。中央指出，必须在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后，才能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

由于城市解放时间的不同和具体情况的差异，结束军事管制的时间也不一样。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大部分城市已结束军管，选举产生了地方人民政府。其他解放较晚的地区，结束军管的时间也较晚。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已比较健全。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机构建立后，城市军管工作在全困范围内遂告结束。�

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城市的军事管制、接收和管理，成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一种最初形式。它对于胜利实现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过渡，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各项社会制度改革的胜利展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军事管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8年1月上旬，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继而又篡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党、政领导权力。以所谓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此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全国，在各省市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权的狂暴行动。为了夺取各级党政的领导权，各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局势难以控制。�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到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单位、宣传舆论阵地、国防工厂、重要仓库等核心要害部门的安全。为了制止此种混乱局面，维护这些单位的安全和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作出了关于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并立即派出军队对广播电台实施军管。从此，正式拉开了军事管制的帷幕。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护一切重要的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尔后，又决定对公安局、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铁道系统、邮电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同时，相继发布了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和军事管制的试行草案，布告和草案对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等作了明确规定。军事管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事管制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有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军管会成员若干人；军事管制小组，设军管小组组长、副组长，军管小组成员若干人。一个地区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由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作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负责本军管单位和下属单位的全面工作。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下面，一般设有两个班子，一个班子负责全面领导所在地区或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负责生产指挥。各级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或军管小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和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军管会、军管小组亦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领导。另一种军管形式是派出军代表或一定数量部队进驻，负责保护军管单位的安全。1972年8月，根据当时形势和军管工作的实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军事管制领导机构的决定。此后，军事管制的领导机构相继撤销，军管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两次军事管制有着很大的不同。建国初期的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区城市，实行军事管理制度，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用军事手段强行接管旧政权的一切组织和权力，防止、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破坏，减少或避免了可能遭受到大的损失，保证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从而得以顺利地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第二次军事管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混乱，领导干部被打倒和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过渡性措施，使一些要害单位和部门免遭更大的损失。保护了国家财产，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我国的军事管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执行的特殊使命，它实际上巳成为我军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两次军管时间不长，但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我军历史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为党和国家作出的贡献永志史册。

⑩ 部队家属院 跟法院家属院有区别吗

部队家属院跟法院家属院是有区别的，部队家属院是军事管制区，是按军事规定管理的，法院家属院就是一般的居民家属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