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三非机制

A. 如何面对法官员额“自觉退出”机制

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是当前全国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所谓法官员额制度，笔者理解，就是将法官定编，确定一个科学的、相对稳定的员额，经过严格的遴选，使少数专业化、道德化、法律化的高素质人才担任法官，行使审判权，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其他一些审判辅助性事务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承担的一种审判工作制度。
实行法官职业化、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妥推进，要充分考虑到地域的差别，经济文化的差别和自身条件的差别。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都必须由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都必须争取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就建立法官员额制度而言，有条件的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搞好试点，加强调研，广泛宣传，不具备条件的法院不能盲目赶时髦，贪功冒进，草率行事，急于求成。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改革还应当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配套进行。
一是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通过提高法官“门槛”，严把“进口”，疏通“出口”，保证法官质量，实现良性循环；通过拓宽法官的遴选渠道，保证有充足的人才供应；通过严格法官选任程序，确保少数高素质的法官行使审判权；通过强化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等形式，提高法院现有人员的素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提高法官的职业意识。
二是改革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改变目前“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的现状，建立一套符合审判工作特点、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对法官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实行对法院各类人员的分类管理和流程化管理，创新监督机制；对法官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实行全方位监督；拓宽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上级法院、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坚持“防范在先”原则，做好事前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做好事后监督。
四是建立法官的职业保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法官的职业地位、职业收入，改变现有的按照国家公务员的职级确定法官工资待遇的体制，使法官真正成为一个拥有崇高职业地位、极高法律素质、丰厚职业收入的社会阶层，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公正与权威，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B. 简述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和运行机制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作为解决纠纷的一项制度，调解是中华民族横亘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传统。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榜贴文，申明教化，同时由乡官受理当地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加以调处解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近代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套法律制度并未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至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之司法机构即已建立了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在该政策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此作为考核法官办案质量高低的标准，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强迫性调解案件。因此，1979年我国在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的原则做了修正，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调解处理民事案件，将调解贯穿于审理的始终，在万不得已时才以判决结案。但是，该原则虽在用语上避开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和解优先的作法，在实践中仍存在着大量的盲目性追求调解率而所产生的强迫调解。

1991年我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立法机关再度对调解原则进行修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同时，立法机关还将有关调解的规定从“普通程序”前移至“总则”部分，这样，既可以避免将调解误认为开庭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又表明调解适用于包括一、二审、再审在内的审判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这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本质，同时，它否定了“着重调解”，纠正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全国法院调解结案率虽有所减少，但与判决结案相比，仍占相当比重。以笔者所在的D区人民法院2014年来说，共受理的民事案件共3703件，审结3694件，其中调解结案的2663件，占结案数的72.09%。可见，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解决当事人纠纷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

二、当前法院调解运行机制与伴随的问题

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民主、自由、平等和独立，它强调分权、自治和权利的保障，要求国家尽可能地干预经济关系，充分地尊重私人间的合意和选择的自由，仅从宏观上调控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这一本质要求体现在民事诉讼结构中，就表现为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使当事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决定自己的诉讼行为，而法院对当事人自由行使诉讼权利不予干预，更不能代替当事人去处分由当事人享有的自由权利。

事实上，近年来学术界对法院调解的质疑，也主要是围绕法院调解这种“裁判者进行调解”的地位展开的。因为，法官进行调解时主要身份应当是“调停者”但要始终把握这一身份是很难的。法官最终的裁决权，无疑是法院调解中对当事人的无形压力。司法实践中法官的“以判压调”、“以拖压调”、“以诱促调”、“强制调解”屡屡发生，使当事人难以行使处分权，有违自愿原则。更有甚者，法官也会先入为主，即在调解成立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或法官调解方案不被接受情形下，法官也有可能依调解协议或调解方案判决，由此造成调判不分。

第三，调解原则的规定不尽合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事实清楚、分清事非的原则。制定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一些法官不重视案件基本事实的调查，在调解中无原则地“和稀泥”或对难以查清的案件执意调解的做法而制定的。但这是法院判决应遵循的原则，将其作为法院调解的原则与当事人的合意是相矛盾的。况且，我们现在的审判方式改革，强调的是职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相结合，要求法官在查明事实上追求的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这些都使产生这一原则的因素消失，所以该原则应当予以废除。

现代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的发展是当事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及对法官的恣意和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自愿原则作为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本质就是尊重当事人对自主权利的支配，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合意解决纠纷的作用，否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合意的调解就无法得到控制。而现在法院在调解上过于注重行政权力，为了完成调解率，为了大调解，有些时候不顾当事人是否自愿，都要调解。笔者感叹，为何现代法治社会，法官办案要受到如此多的规定限制？

第四，法院调解对程序、时限、适用规则等问题未作规定，法官在调解中的随意性过大。比如什么情况下构成“调解未达成协议”，什么情况下应当进入判决程序。缺乏这样的制度约束，就会造成在当事人已无调解意愿或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法官为了追求调解率，仍然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法院调解作为一种制度，它的“意思自治”与“利益协调”的本质，要求调解不可能象审判那样具有严格的程序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调解可以是法官随意性支配的过程，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中缺乏程序、时限与适用规则的制约，事实上为法官的随意性留下过大的空间。

第五，法院内部的一些规定影响调解的适用。法院内部一些规定亦限制了调解的适用，如现在多数法院均规定了调解结案率、撤诉率、当庭宣判率、上诉维持率等考核指标，法官办案不得不为完成指标而调解，甚至有些无法调解的案件也强制调解，这些规定都会对法官办案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在实践中，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和在司法实践中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异化以及在实践中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的冲突。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
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等。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民事诉讼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该调解协议内容有效。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却明显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并且过于绝对，这与法院判决没多大的差别，若强调事实清楚而进行严格调查，则既耗时又耗资、牺牲了程序利益，这样，就忽视了民事诉讼调解本身具有的省时、省力、节省司法资源、灵活、高效的特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对于判决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实现。
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价值地位，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因现在有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而“因噎废食”，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总结经验教训，考虑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创新调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进程，大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其建设之路，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这新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功能作用，认真调处每一个民商事纠纷，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胜败皆明、定分止争。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C. 法院通过公正司法，司法公开，司法为民，满足快递员群体多远司法需求

因为字数有限制，现简要向您列明。若要看全部内容，您可以登陆中国法院网搜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1.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2．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3.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4.改革行政案件管辖制度。5.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6.改革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7.健全公益诉讼管辖制度。8．继续推动法院管理体制改革。9.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10.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1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12．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机制。13.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4．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15.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16.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17.改革案件受理制度18.完善分案制度。19.完善审级制度。20.强化审级监督。21.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22.深化司法统计改革。23.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24.深化执行体制改革。25.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26.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27.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独任制审判以主审法官为中心，配备必要数量的审判辅助人员。合议制审判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合议庭成员都是主审法官的，原则上由承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完善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28.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案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29.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理职责。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健全诉讼卷宗分类归档、网上案、审判流程管控、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内部督导机制。30.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31.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发挥审判管理在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诉讼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进和服务作用，强化审判流程节点管控，进一步改善案件质量评估工作。32.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名确认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回复和公示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33.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拓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渠道和范围，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改革选任方式，完善退出机制。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完善随机抽取机制。改革陪审方式，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加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的经费保障。建立人民陪审员动态管理机制。34.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35.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改进和加强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工作。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36.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依法规范涉诉信访秩序。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信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五）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到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37.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已有条件范围内，优先安排与申请旁听者数量相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席，优先满足新闻媒体的旁听需要。38.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推动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建设。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诉讼公告网上平台和诉讼公告网站。继续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网站建设，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及时汇总和即时更新机制。加快建设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公开审判流程信息，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审判流程节点信息。39.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完善其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有效获取、查阅、复制裁判文书。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0.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力度，充分发挥其信用惩戒作用，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完善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方便公众了解执行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41.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开制度。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案件程序，确保相关案件公开、公正处理。会同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推动网上协同案平台建设，对执法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实现三类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审公告、文书公布统一在网上公开。42.建立司法公开督导制度。强化公众对司法公开工作的监督，健全对违反司法公开规定行为的投诉机制和救济渠道。充分发挥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监督功能，使公众通过平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审判监督和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43.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度。加强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诉讼服务大厅、网上诉讼服务平台、12368司法服务热线。建立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公告、申诉等工作机制。推动远程调解、信访等视频应用，进一步拓展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44.完善人民法庭制度。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机制。优化人民法庭人员构成。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45.推动送达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约束机制，探索推广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效率。46.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继续推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交通事故、物业管理、保险纠纷等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解决组织建设，推动仲裁制度和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程，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47.推动实行普法责任制。强化法院普法意识，充分发挥庭审公开、文书说理、案例发布的普法功能，推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与履行普法责任的高度统一。（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48.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探索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49.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制改革过渡方案，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50.改革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人选，实现法官遴选机制与法定任免机制的有效衔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制。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健全预备法官训练制度。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院人员互聘计划。51.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机制，完善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作为法官等级晋升、择优遴选的重要依据。建立不适任法官的退出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52.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严格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着力提升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和裁判文书写作能力。改进法官教育培训的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健全教学师资库、案例库、精品课件库。加强法官培训机构和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建立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网，依托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广网络教学，实现精品教学课件由法院人员免费在线共享。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数民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53.完善法官工资制度。落实法官法规定，研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七）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完善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项制度，优化司法环境，树立司法权威，强化职业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54.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55.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确审判组织的记录义务和责任，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询。56.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明确不同主体、不同类型过错的甄别标准和免责事由，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完善法官申诉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权益因依法履职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健全不实举报澄清机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57.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推动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藐视法庭权威等犯罪行为的追诉机制。推动相关法律修改，依法惩治当庭损毁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和法庭设施等严重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胁、侮辱、跟踪、骚扰法院人员或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58.强化诉讼诚信保障机制。建立诉讼诚信记录和惩戒制度。依法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将上述三类行为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受害人损害赔偿之诉。59.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制度，引导、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活动。规范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送，促进依法行政水平提升。60.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61.完善司法荣誉制度。明确授予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不同类别荣誉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员的司法职业尊荣感和归属感。62.理顺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关系。科学设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构，规范和统一管理职责，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的相对分离。改进上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明确上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监管职能。63.推动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预算保障体系、国库收付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推动人民法院经费管理与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加强“两庭”等场所建设。建立人民法院装备标准体系。64.推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按照科学、精简、高效的工作要求，推进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内设机构设置模式。65.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加快“天平工程”建设，着力整合现有资源，推动以服务法院工作和公众需求的各类信息化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到100%，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

D.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的生成机制是什么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须由行政长官提名，立法会通过方能任命。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除本法第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条规定的程序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职，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根据香港法例第4章《高等法院条例》第29条《休庭期》所规定，高等法院及各登记处每年须遵守以下的休庭期安排为暑假、圣诞假期、复活节假期。

香港高等法院 （High Court，主权移交前称为最高法院 ，1997年回归后因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冲突而更名）是香港司法机构的一个法院，由两部份组成：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

原讼法庭是香港最高级的原讼法院，除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和外交等国家行为外，可聆讯香港任何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和处理来自部份专门法院的上诉诉讼，对其有无限的司法管辖权。上诉法庭是香港除终审法院外最高级的上诉法院，专门处理来自原讼法庭、香港区域法院和土地审裁处的上诉诉讼。

(4)法院三非机制扩展阅读

无论是刑事或民事诉讼，被告人、诉讼各方及上诉人均可亲自进行诉讼或延聘律师代表他们进行诉讼。如你负担得来，可聘请私人执业的律师，否则可申请法律援助。请参阅“怎样申请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这本小册子以了解有关详情。

上述小册子可向各法院、法律援助署及各区民政事务谘询服务中心免费索取。民事诉讼的任何一方均可直接向法律援助署署长提出申请，地址是香港金钟道66号金钟道政府合署二十四楼。受羁押的被告人如想申请法律援助，应与有关院所的福利主任联络。

选择亲自进行诉讼的被告人或诉讼人应在聆讯开始前作好周详的准备。

E. 如何认识我国司法体制设置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

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都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过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种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维护社会秩序，最终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社会调控方式。后者是指社会各个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和结果。如果说社会控制是对作为不同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规约，那么社会整合就是这种规约所导致或追求的社会统一、协调的过程和结果。与道德、宗教等其他诸多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途径相比，现代社会一般选择法律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途径，而司法则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是同构并亲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直接决定了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

当前阻碍我国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实现的因素复杂多样，既有司法体系外的，也有司法体系内的。司法体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司法经费不足，法官低薪酬，社会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不足，等等。司法体系内的因素主要有：法官总体素质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不顺，审判方式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书质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织，互为因果，严重阻碍了司法应有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中一项因素——地方保护主义及它的危害和对它的遏制途径作进一步阐述。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性质、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层面体现为以地方利益掩盖的司法权与各种其它社会资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剧膨胀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个人的利益作用于司法领域的结果，是在地方权威操控下的公开的集体行为，其在本质上属于制度性问题，很多司法问题表象的背后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不予赘述。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挠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阻挠了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们的地方归属感，却瓦解着人们对法律(社会共同规则)的信念，瓦解着现代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资源。所以地方保护主义被人们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致命的危害之一。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损害司法独立、侵蚀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当前的主要观点无外乎认为我国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资源供给上完全依赖于同级行政机关，而司法区域又与行政区域重叠，这种“块”的分割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法律之外的地方权威。这一结论是正确并符合现实情况的。但我们还需进一步认识到地方社会环境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生成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曾指出：“人们很容易忽视中国社会具有的那种地道的分散性质……这些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起到过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会分散因素，现在被证明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一种障碍。”这里的“社会分散因素”是指经济上中国社会长期滞留在适宜于地方交换的居住模式之中，满足于地方的自给自足状态；社会行为上则是家庭、宗族的价值取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归属感。这些因素均构成了司法结构所处环境的一部分，司法机关不可能独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主要来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胀和地方社会分散化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它实质上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区域性体现，而遏制地方社会过度分散化是现代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性的制约来遏制这种分散化的倾向，这种制度性制约主要力量之一来自于司法体系。譬如，美国联邦立法和行政机构与各州立法和行政机构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联邦立法或行政机关的“派驻”机构。但联邦法院的触角却深入50个州的94个联邦司法区，负责受理虽发生在当地但根据宪法应属联邦法院管辖的纠纷。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仍可通过上诉或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再审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建国伊始就已存在，因为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义，保证联邦法律的实现进而保障国家的有效整合。汉密尔顿在回答“为什么非设立多等级的联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样任务有何不可”的诘问时说：“纵有高瞻远瞩之人也难预料地方主义情绪能否发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审理国家案件资格的程度。”可见，纵然是联邦制的美国，也没有忘记通过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与整合。

在现代社会中，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应当主要来自司法体系。在一个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催化社会潜能的迸发，并通过赋予地方较大自主权来激发地方发展之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关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使市场和社会在统一的规则下运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国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担负起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责任，这一“应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虽然现今中国的“实然”状况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义侵蚀。这也反映出，地方主义和国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只有强化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发挥，这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实现。现在学者们提出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制度设计大致有以下几类“处方”：(1)仿照联邦制国家设置中央和地方两套法院系统；(2)地方法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设置大司法区，与行政区域错开；(3)地方法院两级产生机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级人大产生，省级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4)下级法院由上一级人大产生；(5)地方法院经费由中央或省级财政单独直接拨付，审判员均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任命，等等。这些方案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地方法院的产生及其人、财、物供给应与地方同级的其他权力系统脱钩，应该说这一基本思路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方案的现实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三、探索建立党对司法的“错层”领导机制来强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措施之一

笔者认为，当前将司法从地方保护主义中“解救”出来，进而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首先还是应当从现有宪法体制内去寻求。党的领导是各个国家机关权威资源的直接来源，对于如何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路径选择，完全可以从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层面去探索。

当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同级人大负责，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间关系的宪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党的领导的层面，则是地方各级法院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我国这种地方司法与地方其他权力之间关系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对于一个向法治化发展的国家而言这种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们仍然在现行宪法关于地方法院与同级人大之间关系的规定框架内探索司法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那么我们不妨先从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处入手。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尝试地方法院与地方党委的“错层”领导机制，也就是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领导机制相区别。如果说党对地方人大、政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同级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的横向领导关系来建立，那么党对地方司法的领导则应体现为“斜向”的逐级“错层”领导。可行的改革方案为：在省以下各级地方法院归上一级的地方党委领导，或者归上一级地方党委授权的上一级法院党组领导；而省级法院当前仍宜归属于省级党委领导。其实，前苏联晚期曾尝试类似的这种地方党委与地方法院之间关系的改革，可当时的苏联已“病入膏肓”，决非一项司法改革举措能挽救。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这种“错层”领导机制首先应当体现为上级党委拥有对下一级人大任命同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人选的提名权，或者将这一提名权交由上级党委的同级法院向下一级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领导层还应当定期异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区在位过长而可能产生被当地“同化”的情况。还应当看到，在当前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还是上级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义，而一个法院的领导层对于其所在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而言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通过法院领导层的工作来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也主要是通过对法院领导的牵制来逐级影响到具体案件的操作。所以在当前，法院领导层的产生机制远比审判员由谁任命来得更重要，更具现实意义。

对地方法院经费来源的改革可以与党对地方法院领导机制的改革相协调一致，即地方法院诉讼费直接交上一级地方财政，上一级地方财政设司法财政专库，直接拨付下一级地方法院经费，省级法院的经费当前仍由省级财政专项拨付。对于中西部地区法院的经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专项补贴，各省级财政也可对本省范围内相对困难地区的法院给予专项补贴，这种专项补贴也必须经由“直达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将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予以“错层”化，对于当前如何加强和改进的党的领导工作这项重大政治课题的探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机制的合理安排与运用，来助推司法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此来遏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膨胀扩散化的倾向，进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一体和法制的统一，强化国家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谐，最终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领导体制得以完善，从而保证国家在现代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上健康行进。当然，由上级党委(或上级法院党组)向下级人大提名下级法院院长的人选，以及下级法院经费从上级财政获得，这只是党对司法的“错层”化领导的部分体现，这种“错层”化领导机制还应当有更丰富的内涵，有待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探索。

F. 论述人民法院调解制度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符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它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 “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
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之积极因素
(一)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二)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三) 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二、法院调解制度的消极因素
(一）调解制度削弱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1.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做出的，从而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二） 调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是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三）调解制度削弱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四）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权利配置不合理
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消极影响甚于其积极影响，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
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理论上已经出现以下几种建议。
(一) 建立审前准备程序，使调、审分离
审前准备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进入开庭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明显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它使有关诉讼的诸多问题于开庭审理前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当事人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保证开庭审理时双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简化法庭审理。经审前程序，事实已暴露无遗，双方对所持信息和证据相互了解，胜败之结果显而易见，故法官稍加推动，纠纷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决。而我国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也属审前准备程序，它偏重于法官的实体审查，忽视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审前准备程序。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审前准备程序的构置已初见成效。美国发现程序的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在全国部分法院推广，各法院已初步设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的主持人与案件的主审人并非一人，分属两个独立业务庭。即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这已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走向。
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随机应变。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调解追求实质之正义，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所有调解书均没有引用法律条文。调解显著特点是调解人凭借生活阅历，而非法律知识，故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完善大立案机制，调解应设置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离、退休资历较深法官或聘请人民调解员主持。为合理构置审前准备程序，首先从法院内部要效率、效益。因为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审判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由于大立案机制的建立，立、审、执分离，法院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由这些人组成审前准备法官，仅有程序审查权，不进行实体审查，有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这些人主要从事调解、调查、送达管辖权异议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禁止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交换意见，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
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诉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离、退休法官或书记员或其他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不掌握审判权，就不存在“以拖压调、以调压判”等现象。此外，将调解置于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实现“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使诉讼效率极大化。由于准备程序双方所持有的证据、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实已明确，和解机率极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员进行，还可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并将名单公布。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建立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一非正式解纷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解纷机制溶为一体，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立既可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有效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过于随意。可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以诉讼和解重塑法院调解，加重和解弱化调解
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诉讼各解制度来对调解制度进行替换。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的诉讼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关联性,诉讼系属即属司法解决范畴，已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管辖；2.主体间合意性,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一方或双方让步结果；3.终端性,和解的结果意味纷争的解决和诉讼的终结，即产生诉讼终止和既判力的结果。对当事人及法院都具约束力。有学者认为：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以当事人的合意解讼，两者均由法官和当事人实施，协议形成都是法院诉讼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成立后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些共同点表明，两者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侧面来认识定位的。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诉，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诉。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既可以继续发挥其优势又不致因改革幅度过大而引起震荡。因法院调解省时、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终于一审，减轻了二审法院压力。有学者称这是调解保持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如将法院调解制度全盘否定，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员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员总数裁减10％，那么，大量案件如何解决？后果可想而知。诉讼和解在功能价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贯彻于诉讼任何阶段，民诉法第51条审判程序，第211条执行程序。随着诉讼程序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清楚，双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结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诉讼和解的内在价值。另外，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可推动审判方式由“调解刑”向“判决型”角色的转换。诉讼和解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其灵活性、随意性和辅助性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启动是随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让法官试行和解，是由诉讼主体双方当事人操纵的，完全取决于双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试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交流、协商、传话以及是否接受和解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灵活多样的，不带任何强制性，时间短暂，和解不成，转入审判程序，不影响诉讼推进，因此和解程序必然处于辅助地位，辅助审判程序，这一定位使诉讼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审判程序结构的基本性格的潜在功能，不管其结案率多高，永远不能主导民事审判模式结构，进而更不会成为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换的障碍性力量。审判是法院骨髓。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内在价值，是审判的血液，审判的价值构成将永远决定民事诉讼结构，故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民诉法诉讼和解制度予以重构。
1.诉讼和解时间，和解时间应从起诉后至判决前，此间任何阶段当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诉讼和解方式。诉讼任何阶段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国。当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法国、日本、德国。此种情形法院应具备有主持和解人员名单，人员配置同审前准备程序，以备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不愿选择或放弃选择的，法院为其指定。
3.诉讼和解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经申请必须记入笔录。记入笔录和解协议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终结诉讼效力；一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具有执行文书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济。和解协议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是上诉，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起诉。对和解协议不得抗诉，但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
(三)构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ADR)。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现代型纠纷和诉讼在社会和法院大量涌现，改革中的政策变化如土地承包权，国企职工下岗，企业产权分离、转让、海事、海商、票据、破产等引发的特殊类型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而由于法制尚不够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原因，社会在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理这些纠纷方面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价值的冲突对纠纷解决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显迫切。可见诉讼并非解决争纷唯一途径。ADR式的“公众司法”应用的土壤已形成。这一点《工人日报》1999年11月20日报道提出，“中国需要法制，不过是不是凡事皆断于法，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指出：“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
正视这种发展趋势及其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民事诉讼程序及审判方式改革不无裨益。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本土资源，将被西方各国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功能发扬光大；信访、民间权威的调解都应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机构的建设，将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广普及，鼓励创建多层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多网络的解纷机制。同时在法院内部据案件复杂程序和标的大小及性质实行繁简分流，并发挥普及非诉讼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扩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围，基层、中级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这类程序的有效利用。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诉累，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G. 法院的限制消费制度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

2015年7月20日最高院修订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具体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将信用惩戒的范围拓宽至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二是明确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应当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三是增加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内容与力度。下面在本文详细介绍。
一、旧限制消费规定的大致内容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限制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出行、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住宿，不得旅游、度假等多达九种类型的高消费行为，该司法解释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明显的效果。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该解释部分规定需要进行及时修改。
二、新限制消费规定的内容
此次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
(一)明确将信用惩戒的范围拓宽至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原“限制高消费规定”对被执行人进行高消费的限制，侧重于对各种大肆挥霍、奢侈消费行为的限制，防止被执行人财产的不当减少。但因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及被执行人情况的不同致使“高消费”的标准难以统一界定。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除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品以外的财产，人民法院均有权采取执行措施。作为信用惩戒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大惩戒力度，进一步压缩被执行人的生产生活空间，对被执行人一些非高消费行为依法也应当予以限制。
据此，此次修改首先将原司法解释名称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拓宽了限制消费措施的范围。并对主文中涉及“高消费”的内容全部作相应修改，明确规定，对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以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二)明确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应当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修改后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和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是人民法院对具有不同拒不履行情节的被执行人依法可以采取的两种不同制裁手段。
失信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恶意更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应当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各种方式的信用惩戒。对失信恶意更高的失信被执行人应当全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此次司法解释修改对此项内容予以明确，有利于两个司法解释在适用上的衔接。
(三)增加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内容与力度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增加对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的限制。
2、加大对单位被执行人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的限制力度，单位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明确禁止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四类责任人员实施高消费及有关消费行为。
3、在严格限制的基础上，设置了权利救济程序。明确对相关责任人员因私以个人财产进行的消费不予限制，其可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查证属实的，应予准许。

H. 中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制度。那请问中国怎么没有三权分立有人大，有政府，有法院啊

1、关于人大：人到老了不用怕，不进政协进人大。一般地方政府负责人二线时，会安排到同级人大再晃悠两年。到了人大，就没有实际权力了，人家拿你当盘菜可以，你自己别拿自己当盘菜。因为人大的经费也是财政拨付的。
2、关于政府：政府负责人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地方党委书记才是实际的掌权人，政府负责人也就个副书记。
3、关于法院：法院除了业务上受上级法院指导外，其人事任命和日常工作除了人大的监督和走过场的任命，也要受地方党委实际控制，地方党委下面还有个叫政法委的机构，管着公检法司，在某种程度上，法院的地位还不如实权派机构的一把手，如财政局长等。

I. 人民法院的工作原则和根本制度

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以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内大诉讼法容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确认的法院的审判原则主要包括：
1.依法独立审判，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独立行使审批权，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

2.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必须平等地适用法律。

3.适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问题进行诉讼的权力。

4.公开审判，是指人民法院随诉讼案件的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
所谓“公开”，就是对社会公开，对于开庭审判的全过程，除合议庭评议外，都允许公民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对依法应予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在开庭前要公布案由，当事人的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5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能非法侵犯和剥夺，应当正确对待被告人或辩护人的申辩。

6.合议制，我国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采用合议制。

7.回避制度，审判人员不参加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案件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