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菊花

『壹』 1．张菊花若起诉，应该到那个法院为什么B商场、C公司的诉讼地位如何法律依据是什么

这么复杂，先闪了。

『贰』 秋菊打官司李公安起到什么作用

秋菊打官司李公安起到中间桥梁，缓冲调停的作用。

李公安是正直爽快、热情诚挚、诙谐风趣的农村公安干部。在调解秋菊家与村长的纠纷时，他一心想息事宁人，主动替宁肯交罚款也死活不认错的王善堂买点心给秋菊“赔罪”。

这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庆来为了自家的承包地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后被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后，王庆来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秋菊便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便去乡政府告状。

经过乡政府李公安的调解，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但当秋菊来拿钱时，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先后到了县公安局和市里告状，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

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连夜冒着风雪送秋菊上医院，使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秋菊一家对村长非常感激，也不再提官司的事了。但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市法院发来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拘留。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叁』 这些菊花都是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急!急!急!

你的问题太深奥。。。如果你有耐心的话。我明天可能会去成都人民公园的菊花展。但是不一定能看到全部你想知道的品种

『肆』 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要的‘说法’是什么

他的男人被村长踢了。所以要讨个说法。

『伍』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

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山村。

秋菊的丈夫王庆来为了自家的承包地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被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秋菊是个善良有主见的女人，村长不肯认错，她便挺着大肚子去乡政府告状。经过乡政府李公安的调解，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当秋菊来拿钱时，村长把钱扔在地上，不甘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

县里的裁决与乡政府一样，秋菊不服，拖着沉重的身子又来到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判决也维持了县乡的调解与裁决内容。一心只为讨一个“说法”的秋菊又来到市里，这一次她找了律师，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结果败诉。于是倔强的秋菊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们连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医院。秋菊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秋菊与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市法院的判决，村长被拘留。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陆』 《秋菊打官司》你看懂了吗

该片值得探索，给人以启迪。这部故事简单平凡的影片之所以吸引人，正是由于秋菊的性格美，她那种寻求一种“说法”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同情和思考。

本来在重庆采景的摄制组全闲下来。某天，他们从报亭买回一堆文学刊物，从里面发现了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

张艺谋看过后很是喜欢，觉得小说写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而且故事中还包含着很多内容可以供他展开。于是，他赶紧联系陈源斌签订了版权合同，又请来刘恒担任编剧。

『柒』 <秋菊打官司>与行政法有什么关联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核心的意思就是一个农村妇女向村长要一个说法的故事。影片里偷偷拍摄的农村生活场景，给予影片无比强烈的真实感。影片同时把秋菊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一种坚强、朴实的人物鲜活的呈现出来。而巩俐也因为演出秋菊一角获得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影片也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这种真实因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受到影响和质疑。作为一部影片，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生活角度，《秋菊打官司》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
人们通常所说的打官司是指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为了解决某一案件所进行的全部活动也就是所谓打官司的全部内容。其中，起诉、审判和执行是进行诉讼即打官司的三个最基本的阶段。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职责范围以及案件性质，我们又可以把诉讼划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行政诉讼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法律授权的组织因其职权行为而引发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解决这种争议诉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该职权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其是否正当、合法作出判定，以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人们俗称为“民告官”，也叫打行政官司。

“官司”一词是民间从古到今的通俗说法。“官”和“司”旧时本意都指“官方”、“官府”、“官吏”、“掌管”等意思，因而，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到官府或官员那里去请求裁决是非，官府或官员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断的整个活动，民间就称之为“官司”。而对于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来说，他们到官府或长官那里去告状，请求裁决是非，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活动，或者因为被人告到官府或者长官那里同对方争论辩白，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的活动，则被称为打官司。“官司” 和“打官司”这种说法至今在民间仍很普遍，有些地方甚至还把受剥夺自由的刑罚处罚说成是“吃官司”。“官司”或“打官司”用法律术语和语言来表示就叫诉讼。当然这只是指打到司法机关去的那一部分官司，打到其他机关或某个领导那里去的官司就不能称之为诉讼。今日所称打官司或诉讼，在我国是指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下同）、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当事人以及其他有关的人依照法律为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或解决权利义务纠纷、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诉讼的构成有这样一些要素： 一是要有法院参加。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法院以外的机关、组织或个人裁决争议，都不是诉讼，不具有诉讼的效力。通常情况下，没有法院的参加就不构成诉讼。有些刑事案件虽然并不到法院，到检察院那里诉讼就结束了， 这种情形，并不是完整的诉讼过程，而是具备某种条件时诉讼的提前结束。二是要有控告方和被告方的同时参加。仅有告状指控的一方，没有被指控的对象，或者只有被控的一方，没有指控的一方，法院不可能立案审理，因而也不构成诉讼。 三是要有通过起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在法律上称之为诉讼请求，即原告起诉时提出的请求。比如，检察机关起诉时必须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定罪判 刑的请求，民事案件中原告也会提出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等方面的请求。没有诉讼请求，诉讼无法构成，也毫无实际意义。

『捌』 关于 秋菊打官司 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忘得到高人指点

1、起因涉及到土地法：秋菊家要在自己的承包地建辣子楼，村长不同意，他们就认为是村长从中作梗，并跟村长争吵。这说明他们不慬法，认为自己的土地自己可以随意使用。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农村个人承包耕地归集体所有，不可以私自改变用途，如果依照法律的程序和规定，办理了相关的手续才可以改变土地的用途。
2、派出所调解不合法。村长打了秋菊的丈夫，李公安为化解双方矛盾，私自买了礼物代村长向秋菊赔礼，这虽然是化解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合法的。调解是双方的事情，公安机关作为一个处理纠纷的机关，应该要在充分考虑双方意见的情况下让双方自己做出决定。
3、有法必依，这是整个影片的主要情节，秋菊的丈夫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秋菊怀着身孕去向村长、乡政府、县公安局和市里讨个说法，但是都败诉了，秋菊不服，最后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最终，因涉嫌伤害罪，村长被警车带走了。

『玖』 秋菊打官司中涉及几个官司各个官司什么性质为什么

前几年有一部电影，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村民万某和村长因锁事发生争吵，村长朝万某的身上踢了几脚，万某受伤，治疗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好，万某的妻子秋菊同村长商量没有结果，就告到了乡上，乡里的李公安出面调停，让村长付给万某200元钱。村长不服气，在点钱给秋菊的时候，仍说着气话。秋菊不愿接受，又告到了县上。县公安局让她写个状子递上，秋菊花钱请人写了状子，公安局收下了，数日后送达了处理意见，给秋菊的通知是由村长转交的。县上的处理意见同乡里的处理意见大体相同，村长仍没有给秋菊一个说法。秋菊还是不服，又告到了市里。市公安局复议维持县公安局的处理意见。秋菊还是没有得到自己要求的一个说法。于是请教律师，律师说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秋菊就同吴律师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开庭的时候，才知道与她对薄公堂的，不是村长，而是市公安局的严局长，秋菊虽不同意，审判还是进行了。一审判决，维持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吴律师对秋菊说，官司输了，还可以上诉。秋菊委托他继续做自已代理人。二审法院接受上诉后，经审查，认为本案已超出一般民事纠纷的范围。因为拍片结果证明万某肋骨断了两根，已构成轻伤害。于是在秋菊的小孩过满月那天，全村人都围在一起喝酒，村长被一辆警车带走了，呼啸的警笛声中，秋菊满脸的迷惑不解。

『拾』 秋菊打官司中涉及几个官司

电影《秋菊打官司》一直是一个法律人热议的话题。在电影中，秋菊的丈夫因纠纷被村长踢伤，协商不成，秋菊便先后到县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告状，但是都败诉了，秋菊不服，最后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连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医院。秋菊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秋菊与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市法院的判决，村长被拘留。

关于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法律界已有很多有益的解读，引申出很多法律、社会方面的启示。有人可以从中解读出“为权利而斗争”的意味，也有人从中解读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法律的不同理解。但是一些民众对于秋菊为什么打官司不能理解。有人认为秋菊小题大作，过度强调自身的权利，干了一件自讨苦吃的事。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埋下了怨恨，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苏力教授在其“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Qiuju’s Puzzle and Grandpa Shangang’s Tragedy）一文中提出，秋菊历经千辛万苦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在村长帮秋菊度过“难产关”之后，秋菊和村长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但村长最后被派出所抓走并按照法律方式加以处置，不符合秋菊的本意。所以，在这个案件中，秋菊讨说法的做法，导致法律扭曲了原有的乡村习俗，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的秩序。苏力教授的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我对这一故事持不同的看法。

诚然，法律诞生于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一个国家的习惯并非都是合理的，法律也不能完全迎合陈规陋习。尽管现存的大量社会习俗具有很多的合理性，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经验，但毕竟传统的习惯未必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未必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吻合。例如，在解放初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当时的习俗和传统，但政府在当时率然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政策，主张婚姻自由。实践证明，一些陋俗是可以通过法制建设加以改变的，且此种改变能够增进人民的普遍福利。这种具有时代气息的作法，改变了千百万妇女的命运。应当看到，大量的乡村习俗今天仍然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遵守，也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则，其中很多规则已经上升为法律规则，但不能因此认为所有乡村习俗都不能进行任何的改变，对一些体现封建思想意识的、违反现代法律精神的陈规陋习，法律不能予以承认。例如，个别地方的习惯不允许寡妇改嫁、允许买卖婚姻、对宗族械斗者予以奖励、对违反族规者实行肉体惩罚甚至加以杀害等，都是法律应当予以纠正的。社会在发展，传统习俗也要与时俱进。今天的法制建设在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原有的习俗即使流传已久，但其也要符合现有的法律和道德观念，而不能要求法律和道德必须符合所有的习俗。

法律制度的建设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引导人们向现代化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方向发展。为此，我们要区分哪些习俗是合理的，哪些习俗是不合理的。回到“秋菊打官司”电影中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讨说法”是我们应当提倡的，还是限制的。众所周知，法律规则不同于道德习俗，法律是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社会规范，其与道德规范相比，蕴含了更科学的增进人们整体福利的智慧。如果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法律所体现的此种集体智慧才能够获得实现。法律制度设计时，讨论者所关注的对象不能仅限于实际发生的个案，而应当关注特定规则对潜在行为人的行为诱导功能，即该规则对人们产生的整体效果。在秋菊打官司一案中，法律对故意伤害他人人身者给予行政或者刑事处罚，有助于预防潜在的危害行为，预防其他村长的危害行为。如果每个人在自己权利遭受侵害之后都采取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办法，不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违法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违法者也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相反，只有当权利人积极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才能够让那些潜在的损害行为人意识到损害他人的行为的后果，进而更好地发挥法律的预防作用。

“讨说法”其实体现的是现代法治所提倡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理念。耶林早在1872年就撰写了《为权利而斗争》一文，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和广为赞赏。其在文中指出，“法律的目的是和平，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则为斗争”。个人坚决主张自己的权利，是法律能够发挥效力的基础。主张权利就是捍卫法律，也是捍卫个人的人格尊严。耶林曾经举例说，英国人愿意为了一便士而付出十倍以上的金钱在法庭与人对簿公堂，这种斗争精神，在国内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国际上有助于提高和维护国家的声望。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对于犹太商人夏洛克要求安东尼奥在不能按期还款时，按约定割掉安东尼奥一磅肉的主张，耶林尽管在道德层面持否定态度，但在法律层面，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为权利而斗争”的体现。这种观念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不受中国语境下的“亲情”、“人情”等因素的左右。即便在朋友之间发生权利冲突而走上法庭，法庭在裁判后各方往往可以做到自愿接受，并可继续往来，朋友相待。败诉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在中国，情形则有所不同。如儒家经典倡导“和为贵”的无讼思想，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念。在儒家看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传统文化不主张对簿公堂，即使“有理”，也往往不诉诸法庭，因为可能即使赢了官司，也伤了和气。俗话说“一场官司十年仇”、“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就反映这种认识。应当看到，法律的解决方案过分注重形式与程序，常常成本过高，另外也不能“治本”，终极地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另外，坚持所有纠纷都通过法律这一正式渠道加以解决，在我国人口众多、城市规模巨大的背景下，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充分肯定传统文化中有益的一面，充分发挥传统的、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制定综合的纠纷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都采取息事宁人、忍让、妥协以及和稀泥等方法解决，未必能够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在“秋菊打官司”电影中，如果村长踢人的行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不利于遏制故意伤人的违法行为，甚至会助长此类行为，更不可能给其他人一种警示，相反，可能给同村人提供一种不正确的指引，即踢人可以通过花钱解决，可能助长其他人从事类似行为，则村子的和谐根本无法实现。即便秋菊和村长之间和谐相处，并不完全等同于一村的村民都能够和谐，一旦规矩被破坏，其实是没有和谐可言的。

问题在于，如果秋菊提起民事诉讼讨个说法，法院是否应当给予说法？不少人认为，法院不一定要对此种案件给一个说法，最好通过调解实现案结事了，息事宁人。这种看法确实符合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毕竟秋菊和村长还要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只要诉争个案中做到了案结事了，社会就和谐了。这种看法在很多情况下是没错的。但并非所有情形都如此。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案结并不等于事了。如果双方自愿调解，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进行调解。当事人没有调解意愿，不分清是非地进行调解，很可能纵容一方当事人继续从事该行为。也就是说，一时的和谐并不等于长期的和谐。更何况，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并不等于一个共同体内部甚至一个社会的和谐。因为，调解活动所关注的主要是实际发生的个案。对个案的强制调解，并不能为潜在的冲突参与者提供明确的行为后果，不利于充分引导人们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的权利，构建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从本源上降低社会的冲突，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和谐。

“讨说法”本质上是在维护法律规则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而规则正是维持和谐的根本保障，和谐实际上就是秩序的有序状态，而要维护这种和睦相处的秩序，前提就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古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管子说：“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虽圣人所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管子·法法》），这实际上解释的就是依规矩行事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性，规矩一旦被破坏，就会鼓励恶行，必然导致秩序混乱、弱肉强食。在现代社会，法律都已经设计成具体的行为规则，只要人们按照法律规则的要求去行为，就能够安居乐业、邻里和睦相处，即便出现争议纠纷，都能够按照法定的程序解决纠纷，这样才能够真正维持社会的和谐。韩非子曾经有一句名言，称为“法不两适”（《韩非子·问辩》），其包含的一层意思是，法律不可能同时满足两方当事人的诉求。实际上，法律规则要求明辨是非，必须在争议双方之间有所取舍。当然，这种取舍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也可以是折衷和妥协。规矩的作出，实际上就已经作出一种利益取舍。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秋菊打官司正是在捍卫法律的尊严，这是我们在新时期构建社会和谐秩序过程中应当鼓励的行为。

任何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权利都不是被写进“法律”文本就能当然获得实现的，权利的实现无一不需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秋菊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最终走向了公权力救济的途径，而不是完全忍让，这种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分清是非不仅对具体案件的公正解决有重要意义，也是有助于正义观念的体现。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解决纠纷的目的，最终是要通过明辨是非来贯彻和实现正义，以实现长久而稳定的和谐，而不在于短期的“息事宁人”或暂时性的“和谐”。从秋菊的行为中可以解读出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和自觉，解读出我国法治观念正在逐渐普及。当然，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需要通过法院裁判来解决，为权利而斗争的方式有多种，通过法院裁判虽然有可能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但是法院裁判程序严格、时间较长、成本较高，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纠纷都交由法院解决，也未必是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我们应当在情理法融合的视野下，因地因事制宜，妥善寻找纠纷解决的最合理途径。同时，我们也提倡在发生争议后友好协商，通过自愿和解、调解解决纠纷，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当鼓励沟通、协商和宽容。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必要的宽容、包涵仍需提倡。特别是，法律不可能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所有的生活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