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一生追求法治
1. 什么是检察院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是以专家集体名义出具的,是每个人意见的“集合”,如果每个参与人都不反对,公开似乎并不存在障碍。但公开对事件走向的影响,却不能不考量
·它可以成为委托人的法律主张,可以反映在代理律师的辩护书中,虽然效果可能不像以专家名义发布或提交那么显著,但这才是你的“正当所得”
对于法学专家论证会,笔者关注多年,去年曾在本报发表长文《专家论证会:公正“助推器”,还是法治“绊脚石”?》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法学专家参加专家论证会,行为底线在哪里?论证意见书该拿来做什么?这是两个核心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有人主张专家底线是“不收钱”。我倒觉得,底线可以确定为:“不因为收了钱而说违背自己对事件、案件判断的话。”
今天重点说说后一个问题:论证意见书该拿来做什么?万科股权争夺大战中,13位法学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书以及围绕它发生的争议,为我们审视这一话题提供了标本。
7月3日,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邀请13位法学专家召开“万科股权争议论证会”;7月4日晚间,华润集团在其官方微信号“华润”发布了13名专家签名的法学意见书;7月5日,万科独立董事华生发微博称:华润发布13位法学大佬全面支持其诉求是受人委托替人消灾;参与论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专家论证不应该公开的,也跟我自己本身的发言不完全一样”,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参与者也表示,“他们很不道德。”
江平教授所说法律意见“跟我自己本身的发言不完全一样”的问题,有其他参与论证的专家用“多数人意见”作了解释,不纠缠它了。“专家论证不应该公开”“他们很不道德”,从专家表述看,他们对于法律意见书会被拿来做什么,也并不很清楚。
专家论证该公开吗?这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法律意见书是以专家集体名义出具的,是每个人意见的“集合”,如果每个参与人都不反对,公开似乎并不存在障碍。但公开对事件走向的影响,却不能不考量。 拿万科事件来说,鉴于13名专家的权威身份,对他们的意见,任何人都很难做到视而不见。法律意见书的发布,对委托方之外的其他利益方,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如果将来走到诉讼这一步,也不排除专家意见对法庭裁判的影响。江平教授只说“专家论证不应该公开”,至于为什么不应公开,他没说。我想,对于公正可能的不利影响,或正是这位一生致力于推进法治的老人所担心的。
问题在于,对对方的压力、对法庭的影响,正是一些人追求的,而法律意见书不公开,这些便无从实现。所以,对于“不公开”,委托方恐怕很难接受。这就需要专家爱惜自己的羽毛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以公开为条件的论证会才会开不成。
在一些案件中,有律师将专家意见书提交给法庭。这么做的,前些年比较多,这几年少了,也还有。不是证人证言,不是鉴定结论,不是辩护人意见,律师提交、法庭接受,没有任何道理。
不公开,不提交法庭,有人问了:“花那么多钱弄份法律意见书,还有什么用?”有用。 它可以成为委托人的法律主张,可以反映在代理律师的辩护书中,虽然效果可能不像以专家名义发布或提交那么显著,但这才是你的“正当所得”。
2. 法大60 周年庆典江平讲话
今天我们纪念法大成立60周年。一个甲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步入了老年的象征，一个人不可能生活两个甲子，但是对一个学校来说就不一样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有800(实为900—注)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中国现在有一些学校正在准备庆祝两个甲子。所以我们学校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经历了院系改革而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先天已经有一些不足，所以庆祝校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怎么样庆祝呢？我们历来都是歌颂成绩，吹嘘一番。
我觉得，纪念校庆应该更多地来反思自己的不足，来寻求来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耻而后勇”，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是以“依法治国”、“法治天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说人才是最关键的，而在培养人才中，培养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才，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培养出来了许多为国家法治做出贡献的人才；我们可以说，无愧于历史，我们做到了自己对国家应该尽到的责任。
我是1956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的。60年的校庆中，我有56年是在这个学院。60年的校史，应该说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前14年是创业，后来中间的13年是停止招生和解散，后33年是复办、走入正轨。
一所大学应该说所要求的物质基础现在正在完备，我们的新校和老校也都初具了一些规模，但是一所大学应当具有的精神基础，我们还很欠缺：我们自己的校风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办学理念也没有成型，我们自己的传统精神更有待于完善。
物质基础可以在十几年、几十年内来完成，但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文化，则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形成，没有这种时间的沉淀和检验，是不可能形成的。
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应当首先解诀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这是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的。20多年前，我们学校已经准备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来因为发生了那件政治风波，就改成了现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来思考这个间题：究竟在现在的情况下，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应该允许来公开讨论的、公开来探讨的。
学校应当有自主权。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权。只有大学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才能够迈向真正的大学的人格独立。
大学是学术机构，学术应当自由，自由必须有包容精神。现代学术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宽容得多了，但是在学术研究的课题上，仍然存在着包办过多、包容不足的现象，这也是需要我们来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学术禁区，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也只有打破学术垄断，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
我认为，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这就是我们走向第二个甲子所奋斗的目标。我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在未来的一个甲子里面，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3. 我国法制建设现状
中国法治的现状与展望---演讲人 江平- -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比较大一点，讲的是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与展望。我去年的演讲提到非典、孙志刚案件等事件，以说明公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得到怎样的制约，包括公权力的责任机制、透明机制。一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去年后半段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征收土地和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出现的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剧烈冲突在今年一年内有增无减。或者说2004年我们的法制进程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公权和私权的碰撞，我们所能够预见到的是这一个现象在明年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至于这种碰撞是会更激烈一些还是更缓和一些，恐怕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公权和私权这一对非常重要的矛盾。
一旦公权和私权发生矛盾，私权碰到强大的公权的干预和碰撞，私权怎样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更何况我们从法律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理念都是要维护弱势的阶层。有的人过分地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无序，而把国家干预看成是有序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权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可能不是很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公权来解决私权的无序状态，但同时也要看到无序包含着有序，有序里面暗含着无序。市场虽然看起来是私权横行的天下，私权看起来是无序，但是私权的行使终究还有一个市场规律的制约。如果过分迷信公权，那么公权里面也可能包含着无序，因为公权的行使包括决策者的个人意志；或者说没有一个程序规范的公权的行使可能造成无序，地方保护主义也可能造成无序；如果再加上寻租这种现象就更有可能造成公权力行使里面的无序，所以如何解决好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和冲突非常重要。
最近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讨论会，当时也是请了吴敬琏教授和我作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表述了三个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在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首先认识到私权是基础，私权甚至是目的。应该说只要是私权的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就应该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我想这个前提应该是私权本身是合法取得的。现在有的时候一纸批文或一个文件往往可以把某个市场经济主体合法取得的一切权利都给剥夺了。如果私权利这样被公权力随意地剥夺，那么就很难说有市场经济的法制可言。
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是这样说的：政府的审批权限应该做到如果能够由市场主体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解决的，尽量由自己解决，国家不干预；如果私人不能够很好解决的，尽量由社会力量来解决；只有当当事人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社会力量不能解决的时候国家才实行审批，国家才实行许可制度。但在实践中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了，政府调控手段是第一位的，政府调控不行才使私人手段。而我们国家社会调控的力量往往又很薄弱。
第二个问题是各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只有当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才能对私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私权既然是合法取得的，没有违法行为怎么能够随便去限制和剥夺呢？我们的《立法法》里明确规定如果要剥夺非国有财产，进行征收，只能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法律不完善，但至少在现有的法律里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只有社会利益需要的时候才可以限制私权。而法律上界定社会利益是非常难的。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物权法，明年三月要在全国人大讨论。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在讨论这一条时，很多人建议把社会利益的条目罗列成条文，但是立法者动笔的时候又非常困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需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第三个问题现在看起来也非常重要，公权在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及具体行政干预的时候，必须要纳入到程序化的轨道，法治化某种意义上就是程序化，有了程序就有了法治的概念。没有程序，完全按个人的批示，仅仅按照领导人的决策，并不是公权力正常的行使渠道。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已有了很大的完善，但还缺少一个行政程序法，规定做出哪种行政决策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是一个人来决定还是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没有程序化，决定就有可能变得情绪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的。同时我们也要对私权利的救济手段作出规定，当私权利被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可诉至法院的行政庭，按行政诉讼法处理。但是现在大多数行政行为都是抽象行政行为，都是一般性的规范，而在私权受到侵犯的时候，缺乏有关司法审查制度的保障。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提出希望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时候把现在对于政府机关的行政诉讼范围扩展到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这样才能够使得私权利的保障落到实处。再深一步，如果对权利的侵害违反了宪法，能否有宪法审查和宪法保障制度在中国就更是一个空白点，也需要补充的制度。去年在宪法讨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呼吁尽快完善宪法审查制度。
中国法制的问题及其完善
上面我主要是就公权和私权冲突的角度来讲，下面就中国法制如何完善和现在存在的问题简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提出法制建设25年来，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像钱颖一教授和吴敬琏教授说的，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分，法律也有好与坏，或者说我们今天也要承认有善法和恶法。
2003年12月份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年会的时候，吴敬琏教授在致开幕词的时候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搞经济学的人，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似乎有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20几年以后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在闭幕式上做了一个回应：我们搞法律的人在 78、79年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过去是法律虚无主义，后来认为只要有了法律我们就走上了法治建国的轨道。25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法律本身也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尚缺的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要承认法律有好有坏。比如说低价征用农民土地的法规难道能说是一个好的法规吗？当然对于善和恶有的是从权利限制来看，有的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公司法10年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公司法里面已经有很多条文落后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今天修改公司法的目的就是修改其中恶的部分，让它逐渐变善。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律的修改不够及时，尤其是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有些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就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时是制定当时是合理的，过了一定时间它已经变得不合理，这样的规则如何能够及时的改变？我们必须要承认法律现在有的已经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落后于改革，有的实际上已经是老百姓不满意的法律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法律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中国的法律进程既包含着自上而下推动，也包含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宪法修改，包括市场经济法律的完善，没有上层的决策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谁也不能忽略，在中国要想推动法制建设最后的决策权还是在高层。中国的有些法律建设是由下层推动的，比如去年的农民土地补偿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很多都是法律工作者和媒体不断地呼吁才得以更好的使法律制度完善。所以法制建设离不开舆论的呼吁，离不开每个具体事件中自下而上的推动。
第三个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立法和执法的鸿沟。立法和执法有鸿沟可以想象，有的人问我为什么法律规定得不到贯彻实施？我说如果法律都能够那么容易地得到实施，那还要法律工作者干什么？甚至法律也都不必规定了。我们要承认能够完全做到法律规定是很难的。法律是要靠人去实施的，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执行的人本身的非法治的行为非法治的理念都会造成法律执行中的变形。我们国家颁布了十年依法行政纲要，这是划时代的东西，如果公权力能够按照依法行政的十年纲要来贯彻实施，应该说我们国家政府的权力会得到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法制健全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好政府的职能转变，也需要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完善，使法制健完的过程能够更好的在法治理念和轨道上来进行。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的法制仍然会碰到很多障碍。
第四个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中国法制建设，我们也可以看到进步是巨大的。回过头来看当时既没有什么法律可以遵循，也没有这样一套法治的机制，更不用说在宪法里面提出依法治国。这26年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说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进三步退一步，个别时候进一步退两步。我想这也符合我中国建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建设不是一帆风顺，法治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就像承认法律也有善法和恶法一样，我们也要承认法制建设的进程有时前进有时后退。但是我们要看看哪些地方进步哪些地方退步，在司法独立领域或其他领域里面我们是进展了还是退步了呢？一、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曲折的，二、中国的法制建设往往是有进有退。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26年的法制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历程，但是我们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法制建设的进程跟今
4. 江平：重庆应当反思的是什么
如何看待下一步改革大业？《财经》刊发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童之伟长文，并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从法治的角度一一解答，以飨读者。江平：法治与透明是政改突破口 对于重庆近年来发生的事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重庆打黑中的李庄案第二季，他还以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挺身呼吁：警惕法治倒退。 过去30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在资源分配、市场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改革停滞不前。82岁的江平认为，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问题，不能再回到搞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的老路，而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从党政进一步分开、加强透明度开始。违反程序正义应纠正 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 《财经》：在重庆近年来的重大事件中，法律界最关心的是李庄案。您曾是李庄案第二季的顾问团成员。现在李庄正在申诉，其助手马晓军也在起诉重庆市公安局。您怎么看这一申诉？ 江平：我支持李庄平反。李庄来找过我，我同意做给他平反的顾问。我始终认为李庄案是冤案。李庄案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由委托人、涉黑犯罪嫌疑人龚刚模揭发的。在审理律师伪造证据案中，由被告检举其代理律师伪造证据，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龚刚模作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控制之下，他为了能够检举立功，愿意拿出这种律师涉嫌伪证的举报，作为自己减刑的根据。 第二，律师伪证罪，所谓伪造证据应该是书证一类的，比如说伪造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如果仅仅伪造口供，有很大的疑点。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和律师见面都有警察在场。在监视下，说李庄用眼神来暗示龚刚模，这不是一种确凿的证据。 第三，若以口供作为证据，应当当庭质证，单方面口供未经质证，显然不能够作为证据。 第四，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影像证据显示，龚刚模在委托李庄做律师之前，行走存在不正常情况，这说明刑讯逼供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李庄因伪证罪被判了一年六个月徒刑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第二季——后来虽然重庆检方自己撤诉——那又是另从上海找了他的当事人来检举，这是很荒谬的。 《财经》：李庄案造成了什么影响？江平：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庆客观上是用李庄的案子震慑司法界，震慑律师。放出信号，重庆说龚刚模有罪，谁敢为他作无罪辩护，就有可能是李庄的下场。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在李庄案以后，代理重庆涉黑官司的律师都很少敢说话了。但问题在于，重庆方面没注意到，在律师界也好，在学术界也好，有很大的反弹的声音。在强调法治的今天，人们对于这种现象越来越反感，公然采取这样的办法践踏法律，是不对的。 《财经》：您怎么看重庆的“打黑”？“打黑”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江平：李庄案显然跟重庆“打黑”有直接关系。我们常常说“打黑”成了“黑打”，我觉得“黑打”倒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用词，准确地说应该叫“运动式打黑”。“黑打”和“运动式打黑”还是要区分开的。 “打黑”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对于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绝对不能容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 因为这样一来，“打黑”就可能成为当时的社会的中心政治运动。作为政治运动来“打黑”，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泥沙俱下，搞得比较粗糙。为了实现目的，公安部门就可能不择手段，也不遵循程序正义，容易出现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 短短两年，重庆就打出了那么多个黑社会，几千个黑社会分子。现在看起来，显然出现了“运动式打黑”的情况。在这种运作方式之下，“打黑”成了管控社会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公安部门变成了政法工作的中心，导致公检法之间的制约越来越放松，从制约变成了相互合作，这就是对法治的破坏。重庆实际上恢复了“三长”（即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联合办案的形式。政体改革应自上而下对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财经》：有人担心“文革”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对此您怎么看？ 江平：“文革”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期，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文革”让我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在我思想里面的主要变化，就是转向从民主、自由、人权的角度看问题。 “唱红打黑”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的遗风。“打黑”必须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在脱离法律或者违背法治理念的情况下来“打黑”，早晚要出问题，得出来的结论就不扎实，也就破坏了法治，造成法治倒退。 《财经》：法治倒退现象具体指哪些？ 江平：从全国的法治状况来看，立法领域总的来说是在前进，中国的立法前进不能一下子跨很大一步。 但司法改革存在倒退现象。司法独立不提了，只提司法公正，这是个明显的倒退。一个国家真正法治化的标志应该是法院院长最高，因为它是作为最终的审判机关。现在公安局长往往是地方党委的常委，有的还兼任副市长或政法委书记，常委的席位也应该增加法院院长、检察长。从党内的地位来说，公安局长高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这是个法治倒退的现象。有些地方政法委不仅协调公检法机构，还过度干涉个案，这方面应该有所限制。 特别明显的是律师的作用在倒退，律师目前的定位比2007年律师法出台时“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的提法有所退步。 律师权，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1979年版《刑事诉讼法》时，还没有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后来随着社会进步的趋势逐渐就允许了。这个趋势就是尊重基本人权，我虽然抓你，但是你依然有辩护的权利。 《财经》：目前社会上对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存在各种不满，如何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解决这些问题？ 江平：过去30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相配套的。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从计划经济转型为了市场经济，市场产生出巨大的利益，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有效启动，因此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市场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扩大了权钱交易的空间。 要根除腐败，我们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做某种重大改变，否则不可能有突破。对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首先，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宪政体制，使得政府权力民主化，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落实选举权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 其次，应当加强司法机关，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性。要保护私权，政府不能随意干预私权。一旦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应有运行良好的独立的司法机关为之提供救济渠道。 此外，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相互关系来看，我们缺乏舆论监督。这是中国腐败问题不能解决的关键所在。因此，让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保障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是下一步应该做的。 《财经》：几位领导人多次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今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您认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着重哪些内容？ 江平：两个问题要重视，稳定的社会环境的确给改革开放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但是稳定与和谐需要顺应民众的合理意愿，尊重民众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堵压甚至操纵民意。另外一个是中国特殊国情论。每个国家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但过分强调特殊性，就忽略了人类的共同理念。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两种，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说来，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它跟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不同，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全可以自下而上的，可以做增量改革。比如邓小平讲了农村的土地承包，那完全是自发的从下面上来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想从自下而上来推动就相当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上而下。 现在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进一步分开，党管党，政管政。宪法规定的权利是公权力，公权力只能够政府来行使。 此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透明非常重要，也就是，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并在此基础上，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益。 在民主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之间的政见不同是透明的，党内有派，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跟总理的矛盾就表现为公开的形式，不同的观点在竞争的时候可以通过辩论表达。对谁都是“好好好”“对对对”，这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人总是有不同看法的。 首先要政治透明，不仅是财产透明，政治状况也应该是透明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只有在政治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现政府权力民主化。如果没有透明度，实际上就影响了民众的民主选举的可能性。我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他身体状况的好坏，我才决定选举这个人；如果没有透明度，对于选举人来说不公平，因为即使你有选举的权利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我们还没有做到以民为本，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老百姓的知情权还是
5. 我国法制资源的现状
中国法治的现状与展望---演讲人 江平- -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比较大一点，讲的是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与展望。我去年的演讲提到非典、孙志刚案件等事件，以说明公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得到怎样的制约，包括公权力的责任机制、透明机制。一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去年后半段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征收土地和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出现的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剧烈冲突在今年一年内有增无减。或者说2004年我们的法制进程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公权和私权的碰撞，我们所能够预见到的是这一个现象在明年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至于这种碰撞是会更激烈一些还是更缓和一些，恐怕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公权和私权这一对非常重要的矛盾。
一旦公权和私权发生矛盾，私权碰到强大的公权的干预和碰撞，私权怎样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更何况我们从法律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理念都是要维护弱势的阶层。有的人过分地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无序，而把国家干预看成是有序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权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可能不是很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公权来解决私权的无序状态，但同时也要看到无序包含着有序，有序里面暗含着无序。市场虽然看起来是私权横行的天下，私权看起来是无序，但是私权的行使终究还有一个市场规律的制约。如果过分迷信公权，那么公权里面也可能包含着无序，因为公权的行使包括决策者的个人意志；或者说没有一个程序规范的公权的行使可能造成无序，地方保护主义也可能造成无序；如果再加上寻租这种现象就更有可能造成公权力行使里面的无序，所以如何解决好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和冲突非常重要。
最近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讨论会，当时也是请了吴敬琏教授和我作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表述了三个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在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首先认识到私权是基础，私权甚至是目的。应该说只要是私权的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就应该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我想这个前提应该是私权本身是合法取得的。现在有的时候一纸批文或一个文件往往可以把某个市场经济主体合法取得的一切权利都给剥夺了。如果私权利这样被公权力随意地剥夺，那么就很难说有市场经济的法制可言。
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是这样说的：政府的审批权限应该做到如果能够由市场主体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解决的，尽量由自己解决，国家不干预；如果私人不能够很好解决的，尽量由社会力量来解决；只有当当事人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社会力量不能解决的时候国家才实行审批，国家才实行许可制度。但在实践中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了，政府调控手段是第一位的，政府调控不行才使私人手段。而我们国家社会调控的力量往往又很薄弱。
第二个问题是各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只有当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才能对私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私权既然是合法取得的，没有违法行为怎么能够随便去限制和剥夺呢？我们的《立法法》里明确规定如果要剥夺非国有财产，进行征收，只能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法律不完善，但至少在现有的法律里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只有社会利益需要的时候才可以限制私权。而法律上界定社会利益是非常难的。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物权法，明年三月要在全国人大讨论。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在讨论这一条时，很多人建议把社会利益的条目罗列成条文，但是立法者动笔的时候又非常困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需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第三个问题现在看起来也非常重要，公权在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及具体行政干预的时候，必须要纳入到程序化的轨道，法治化某种意义上就是程序化，有了程序就有了法治的概念。没有程序，完全按个人的批示，仅仅按照领导人的决策，并不是公权力正常的行使渠道。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已有了很大的完善，但还缺少一个行政程序法，规定做出哪种行政决策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是一个人来决定还是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没有程序化，决定就有可能变得情绪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的。同时我们也要对私权利的救济手段作出规定，当私权利被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可诉至法院的行政庭，按行政诉讼法处理。但是现在大多数行政行为都是抽象行政行为，都是一般性的规范，而在私权受到侵犯的时候，缺乏有关司法审查制度的保障。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提出希望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时候把现在对于政府机关的行政诉讼范围扩展到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这样才能够使得私权利的保障落到实处。再深一步，如果对权利的侵害违反了宪法，能否有宪法审查和宪法保障制度在中国就更是一个空白点，也需要补充的制度。去年在宪法讨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呼吁尽快完善宪法审查制度。
中国法制的问题及其完善
上面我主要是就公权和私权冲突的角度来讲，下面就中国法制如何完善和现在存在的问题简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提出法制建设25年来，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像钱颖一教授和吴敬琏教授说的，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分，法律也有好与坏，或者说我们今天也要承认有善法和恶法。
2003年12月份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年会的时候，吴敬琏教授在致开幕词的时候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搞经济学的人，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似乎有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20几年以后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在闭幕式上做了一个回应：我们搞法律的人在 78、79年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过去是法律虚无主义，后来认为只要有了法律我们就走上了法治建国的轨道。25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法律本身也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尚缺的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要承认法律有好有坏。比如说低价征用农民土地的法规难道能说是一个好的法规吗？当然对于善和恶有的是从权利限制来看，有的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公司法10年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公司法里面已经有很多条文落后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今天修改公司法的目的就是修改其中恶的部分，让它逐渐变善。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律的修改不够及时，尤其是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有些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就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时是制定当时是合理的，过了一定时间它已经变得不合理，这样的规则如何能够及时的改变？我们必须要承认法律现在有的已经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落后于改革，有的实际上已经是老百姓不满意的法律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法律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中国的法律进程既包含着自上而下推动，也包含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宪法修改，包括市场经济法律的完善，没有上层的决策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谁也不能忽略，在中国要想推动法制建设最后的决策权还是在高层。中国的有些法律建设是由下层推动的，比如去年的农民土地补偿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很多都是法律工作者和媒体不断地呼吁才得以更好的使法律制度完善。所以法制建设离不开舆论的呼吁，离不开每个具体事件中自下而上的推动。
第三个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立法和执法的鸿沟。立法和执法有鸿沟可以想象，有的人问我为什么法律规定得不到贯彻实施？我说如果法律都能够那么容易地得到实施，那还要法律工作者干什么？甚至法律也都不必规定了。我们要承认能够完全做到法律规定是很难的。法律是要靠人去实施的，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执行的人本身的非法治的行为非法治的理念都会造成法律执行中的变形。我们国家颁布了十年依法行政纲要，这是划时代的东西，如果公权力能够按照依法行政的十年纲要来贯彻实施，应该说我们国家政府的权力会得到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法制健全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好政府的职能转变，也需要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完善，使法制健完的过程能够更好的在法治理念和轨道上来进行。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的法制仍然会碰到很多障碍。
第四个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中国法制建设，我们也可以看到进步是巨大的。回过头来看当时既没有什么法律可以遵循，也没有这样一套法治的机制，更不用说在宪法里面提出依法治国。这26年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说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进三步退一步，个别时候进一步退两步。我想这也符合我中国建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建设不是一帆风顺，法治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就像承认法律也有善法和恶法一样，我们也要承认法制建设的进程有时前进有时后退。但是我们要看看哪些地方进步哪些地方退步，在司法独立领域或其他领域里面我们是进展了还是退步了呢？一、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曲折的，二、中国的法制建设往往是有进有退。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26年的法制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历程，但是我们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法制建设的进程跟今
6. 《为“法治天下”理想之呐喊——江平》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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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与杨澜合影
导演：曲林
有一位老人，他有这样两句名言——“我只坐在真理的一边”，“我只向真理低头”。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更像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但是这位老人却用他的一生的行动在实践着这份的信念。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法学界的泰斗”和“法学界的良心”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平。
如今81岁的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经在文革中因为事故失去一条腿，安装了假肢,他却开玩笑说自己是身体最好的残疾人士。从到达采访现场他走下车，到走进《杨澜访谈录》节目组的休息间，我们几次想要搀扶，但是江老却不需帮助，步伐坚定有力。如同这位“为私权呐喊了三十年”的法学大家一生所秉承的信念一样坚定。刚刚落座，江老环顾节目组的环境，在我们未开口之前，先“采访”起了我们，现在媒体生态环境中你们的现状如何？长年做人物访谈节目如今压力大不大？”一时间，我们竟反主为客，成为了江老的采访对象。
可见这位年轻时曾经将新闻……
7.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2016年7月24日下午，现年86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江平教授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南区大礼堂为贵阳广大律师们作了一次专题讲座，本次讲座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笔者作为现场听课的一名普通律师学员，深受启发，现将江平教授讲座的部分内容进行梳理发布，与全国律师同行和法律人一起分享。
这次讲座，江平教授紧紧围绕他提出的“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深入诠释了律师的职业优势和作用，勉励广大律师积极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下是江教授授课的部分观点集锦：
一、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
二、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的优势在哪里？只有弄清楚了职业的优势，才有权利说“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如果我说国家兴则律师兴，那绝对没有问题，也没有争议。那么为什么我说律师兴就国家兴呢，这说明律师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作用，这是别的职业不能够代替的。
三、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权利意识的职业群体；二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社会意识的职业群体；三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法律意识的职业群体。
四、从职业的情况来看，律师和维权紧密联系，而且律师的维权和其他职业不一样，其他一些职业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律师的天职却是维护他人的利益。律师都是维权的，律师始终应将维权放在第一位。
五、律师本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维护，但是律师的职业并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职业使命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六、警察和律师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两股力量。维稳是公安的作用，维权是律师的作用。
七、律师的办案思维和法官、检察官、公安部门的同志的办案思维是不同的，律师的思维基本上是无罪思维，在法庭上更多的表现为对控方的对立，根本原因是思维的不同。
八、律师这种权利的观念是进步的观念，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观念，律师这种以权利为中心的思考，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来考虑，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思维。当然这样的思维也有一些片面，没有用全局的思维来衡量。
九、律师职业自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律师是靠自力，靠服务，靠信誉赢得市场的尊敬和尊重。
十、律师本身服务的市场就是社会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规律的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市场竞争的规律也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律师本身就是市场的一份子。
十一、律师本身更贴近民众，更了解民众的心声。律师是民众权利的维护者，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十二、“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都是学法律出身，我们的任务跟国家的治国之道完全一致。
十三、作为法律人要维护法律的精神。
十四、如何处理好治国之道和谋生之道，这个恐怕只有学习法律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学其他专业的恐怕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好治国和谋生的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理念，法律的理念要牢牢在心中，这个天平的概念，公正、公平、正义要牢记。（江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重心长呀，他还用宋世杰帮打官司的案例指引法律人如何处理治国和谋生之道）。
十五、法律人的弱点是什么？江老借用马英九父亲的一句话:"守经有余，权变不足"。
十六、对于法律人来说，应该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看作最高理想。
十七、过去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先入为主，二是证据不足，三是无人辩护，四是缺乏监督。
十八、作为律师应该准确把握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在哪里，超出哪个界限就是滥用。
十九、可以把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
二十、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法院法官裁判独立。
8. 江平的生平经历
一个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一条腿的青年；一个陋室中为孩子编织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这些符号和形象所代表的历史含义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校长江平隐居彼处逾10年。
这里既远离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也避开蓟门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江平选择了孤独但并不沉默的生活。
记者曾数次登门拜访江平，一条温顺大犬总陪伴身边，各异仙人掌装点着桌台。温和而又刚直，一代法学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满头白发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铄，字正腔圆地向记者滔滔不绝，对法律强烈关注让这位老人眉宇时皱，他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虽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校长的称呼却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待遇”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有1990年法大毕业校友对记者感慨：“江平是永远的校长，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
几年前，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流畅大字矗立于蓟门桥校园内，这代表了江平终其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思想归宿。
江平凝重地说：“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 江平对学生的爱护，让贺卫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庆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贺卫方等一批研究生对食堂伙食不满，在校庆时发动罢餐，贺和几个同学把食堂门口堵住，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年轻气盛的贺在人群中与学校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江平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后，贺卫方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归北京政法学院讲坛上的江平，凭学识人品声誉鹊起，用他的话说“在历史的特殊点上被重用”。
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老一辈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年纪很大，不可能再发挥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学生虽“政治红”，教学方面却很差。
曾被钱端升先生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从苏联回来的没几个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英语基础，又有一定俄语基础，还有留学的经验，学习过比较系统的（法律）课程，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贺卫方回忆讲坛上的江平，“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这期间，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一批民事经济类单行法陆续出台，市场经济法律“盲点”陆续补上。
1983年开始江平担任副院长，亲身经历让他对人才格外爱惜。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被重点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队”，法学人才在“断代”后喷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贫穷的法学”，到九十年代“繁荣的法学”，江平视为“一生中在法学教育方面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主要贡献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1990年，主政法大两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那年年底，江平60周岁生日。政法毕业生们自发为其操办生日晚会，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去职法大校长整整二十年，一些细节让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时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对一个有正义感校长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头”，“法治天下”，“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江平80周岁生日现场，中国政法大学现任校长黄进，将老校长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岁生日。
不知是否为宽慰各地赶来的弟子们，江平很乐观地将活到90岁设定为“下一个目标”，他说：“虽然年轻时失去了22年光阴，如果按60岁退休的话，我再干22年，就可以补回我失去的光阴，我还有两年就全部补回来了。”
被江平“计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铭心的悲情，也浓缩了中国法律的悲剧。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现在1957年。
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刚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学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放弃燕京大学新闻系投身革命、并第一批公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单纯的江平对国内政治情况一无所知。
如今，江平仍梦到被划为“右派”那惊心动魄场面，醒来后心有余悸。
“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后的岁月，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开始教俄语，“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当年艰难：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也曾经对前途悲观过，“文革”后期，他把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成废纸卖掉了，这令他遗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与法律隔绝，江平经历了知识分子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时，白发已经爬上了江平的额头。 一年前，一次中风让79岁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吓坏了众多学生。
从来没有服过老的他，身体虽恢复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的一声叹息，让很多人担心。
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届博士，迄今已经19年。在这19年的时间里，江平总计培养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这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法官、律师。“这都是我非常不错的学生，但我培养的学生，从事教学科研的比较多，当官的几乎没有，当大官的更没有。”
病愈初愈，江平执拗地起身，以更高频率现身说法，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引发轰动，江平先后在《财经》、《南方周末》等纸媒发表言论，又到凤凰卫视现身说法，力挺对拆迁条例的修改。
“江校长在与时间赛跑”，他的学生向本刊记者透露，江老对于时间的珍惜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一直坚守“只向真理低头”，既不谀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报告会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江平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抓起话筒：“您在杨佳案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网络围攻。在许霆的案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不过，这丝毫无损江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卫自由民主，却不赞同民粹主义，“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对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一事，他依旧见解独立：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
“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的话，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中风后遗症让江平语速变慢，“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但八旬翁仍不懈地为私权呐喊，与60年前在燕京大学“舆论报国”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一节“光华学者论坛”，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接见。
9. 《ZT江平：三点水的“治”,非利刀“制”(梦践行者5)》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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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专家江平先生体态发福，行动也不是很利索，毕竟近80岁了，其法学思想在中国仍举足轻重。资历来讲，1949年北平解放，江先生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工作，一位老革命了。能称为老革命，又是被时代需求的专家可谓凤毛麟角了。 上讲台讲演不需搀扶，也不用讲稿，浓重北京腔的讲演扔地有声： 宪法开始到一般的法律都应该维护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人的权利。中国当今要让世界各国人们佩服你的不仅是经济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 四五年以前，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希望我题一个石碑,表明我的希望。我在这个石碑上题了四个字:法治天下。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法治天下是不是能够概括文明复兴的一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至少法治天下是文明复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要用法“治”代替制度的“制”。我觉得有很深刻的含义,法律作为一个制度、规则来说,任何国家都有。古代也有,现代也有,专制的国家有,民主的国家也有,法西斯国家也有,都可以有法律。法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