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

A. 结合《规定》内容，如何完善死刑复核

死刑复核程序如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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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2日08:20 法制日报

2005年11月19—20日，由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联合国开发署及美国律师协会协办的死刑复核程序专题研讨会上，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会聚延庆，就死刑复核这一敏感而又沉重的话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论证。

会议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死刑复核的参与主体”、“死刑复核程序的证

明标准”、“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范围和期限”几个主题进行，开的紧张而热烈，比起学者的畅所欲言，实务界显得有些谨慎。

死刑复核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司法改革迈出的很大一步，标志着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正在逐步落实。多数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只简略地规定了4条(如果除去第201条关于死缓案件的核准程序，实际上只有3条)，这对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后究竟应该如何复核，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也有学者认为，解决问题应当具有针对性，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死刑复核程序来解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解决当前死刑案件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不应在死刑复核程序之内而在死刑复核程序之外，应该抓住最高法院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机会，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内涵用足，首先用到死刑案件的一审二审过程中；即便现在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从经济和有效的角度上讲，解决的最低成本应该在一审，其次是二审，如果都放到最后解决，成本太大；应当采取合理、科学和富有张力的方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设计，搭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缩短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距离，填平理想与现实的沟壑。

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总结说，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技术层面上研究收回以后程序问题的具体操作，这不仅仅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工作，也是学界和整个社会共同的一项任务。

本网记者 蒋安杰

死刑复核程序：法律审还是事实审？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认为纯粹的法律审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复核案件中，被告人不服或者说律师认为有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和证据的采纳问题，事实问题就不能不去理睬，就不能仅仅就法律的适用进行核准；第二，我们目前一审二审程序的进行都很不规范，应有的功能没有发挥，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不出庭，下级请示上级或者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一审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第三，死刑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本身就难以分开。比如说，几个人共同杀害被害人，谁是致命的那一刀的凶手这既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查明，就不能很好地对几个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加以分解。

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死刑复核程序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其一，对于一审判处死刑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的案件以及虽然提出了上诉，但不是针对事实认定而是针对法律适用或程序问题提出上诉的案件，法院可以采用非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包括审查书面卷宗材料、提讯被告人听取意见、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等；其二，对于一审判处死刑后被告人提出上诉并且是针对事实认定提出上诉的案件，法院应当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即在确定的时间吸收被告人、辩护人以及其他必须参加的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审理活动。操作方式上可以采取形式面对面的直接审理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远程审理两种方式。

李建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对于被告人提起引发的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实行事实审和法律审分流，即对于事实认定有分歧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应由5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通过开庭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应当分别听取被告人及其律师以及检察机关的意见。如果仅仅是对于法律的适用有争议，则可由最高人民法院3-5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通过法律审的方式进行审理，在查阅案卷、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意见的基础上，只对法律问题进行复核，以提高程序的效率。如有必要，可以听取检察机关的意见。

杨正万(贵州民族学院教授)：第一步，在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的2-3年内，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没争议的案件，核准法院可以在只有辩方律师及控方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双方意见，然后作出相应的核准决定，而对控辩双方在事实问题上有分歧的案件，核准法院应该在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逐一调查各种证据，然后作出相应的复核决定；第二步，在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的3年后，对所有案件都实行全面开庭审判。如一步到位，对所有的死刑复核案件都立即全部实行开庭审理，可能会使效率下降到公众难以容忍的程度，从而激起公众对于死刑案件处理的亚理性和非理性。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处理核准审理的任务之外，还可以增加一种赦免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提高死刑的门槛、完善赦免制度减少死刑。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有一项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特赦的权利，但运用的不够广泛。我国古代的死刑程序即贯彻了赦免的精神，此次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可以充分考虑公约与我国历史传统中的精华部分，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赦免死刑的权力。

死刑复核程序：可否改为三审程序？

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死刑复核权回收之后，如果经过行政化复核程序向“诉讼化”复核程序和由一般诉讼程序向死刑特殊诉讼程序的两个转变，死刑复核程序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程序，而是在向“第三审”程序转变，只不过这里的第三审仅仅针对死刑案件。因此，我们认为，回收死刑复核程序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它应当是向三审终审制改造的过渡，长远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确立判例制度，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三审终审制的同时，还应当改革一审、二审甚至是侦查程序，因为任何国家的最高法院绝不是用来查明事实以纠正错案，而是通过法律标准的掌握、刑事政策的控制来实现的。如同河流的源头被污染，下游很难治理一样，一审、二审程序难以纠正错案，又怎能对作为最后一道关口的死刑复核程序期待过高呢？

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将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改为第三审程序,我认为，作为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种建议，自然是可以提出讨论的。但这只是如何修改法律的设想和建议，属于“未来式”的动议，而不是目前可以实行的。当前，在刑事诉讼法还没有修改之前，只能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来执行，而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把死刑复核程序径行改变为第三审。

万毅(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作为两审终审制例外的死刑复核程序，事实上是为了弥补死刑案件“两审终审”审级不足的缺陷而设计的。应当说立法者已经认识到两审终审制审级不足的缺陷，并力图弥补这种缺陷。然而，立法者并未试图通过改变审级制度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由法院自行主动启动、控辩双方都不参与、书面阅卷审理的特别程序———复核程序。这一程序设计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两审终审制的一致性，却不符合审判原理，而且实践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因此，要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和严肃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两审终审制，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

李尚公(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目前实行的单一职权主义体现了立法者的善良愿望，但用“公平+效率”的尺度衡量都有不足。将当事人自己都不需要、不请求的事情强行拿来复核，既浪费司法资源，对被害人和社会公众来说也不公平，但是，除非做到“有求必应”，使当事人的复核请求一定得到受理，并且做出相应的非常严格的制度安排，否则不能简单废除职权主义。目前可行的办法是完善“报请”程序，将控辩双方对二审判决的意见(复核请求)作为必须报送的复核文件，增加复核工作的针对性。

死刑复核程序：检察机关、律师是否介入？

张智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关口，与一审、二审程序相比，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将最终决定一个人生命权利的剥夺与否，即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之前的所有程序中都能够有效行使，法律监督在死刑复核程序这一决定性程序中的缺失也会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功亏一篑。因此，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性、合法性，就更应当加强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

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有人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法院内部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或者救济程序，不是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应与诉讼程序相区别，认为死刑复核程序不应当诉讼化，因而检察机关、辩护方均没有必要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我们认为，不能以死刑复核属于救济程序为由否认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性，死刑复核程序无须依靠任何主体的提起即可启动，是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不具有救济程序由一方主体提起的特征，而且，即使认为死刑复核属于救济程序，也不能据此认定其不是审判程序，不具有诉讼性。死刑复核活动是审判活动的一种形式，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表现，不是行政审批活动，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判程序。从改革发展完善的角度考虑，应当根据诉讼的规律设计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尽管其不同于一审、二审程序，但可以进行诉讼化改造，允许检察机关、辩护方介入死刑复核活动，体现其审判程序的性质。

周道鸾(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死刑复核程序在性质上不同于第一、二审程序，没有必要实行开庭审理；检察机关在第一、二审中已充分发表了意见；如果实行开庭审理，全面听取被告人、辩护人和检察机关的意见，则等于是实行“三审终审，而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同时，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指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有上诉的案件)应当提讯被告人，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提讯被告人，这是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把好死刑复核这一关，做到兼听则明，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可以听取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意见(包括口头和书面意见)。

李贵方(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目前刑诉法未规定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允许律师辩护，事实上是禁止的。我们认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不仅有权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且必须获得律师辩护，其本人或家属无力或不愿聘请律师的，法院应指定律师为其辩护。死刑复核程序的辩护应该是法律援助的一项重要内容。

死刑案件复核：证明标准高于其他刑事案件？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死刑复核程序的证明标准是可以把握的，不管这个标准是表现为一种主观的东西还是客观认识，认识的主体总是可以通过对于标准的把握达到共识。死刑案件有它的特殊性，定罪和量刑或许应该有两重不同的标准。从定罪来说没有其他第二个标准，这就是大家公认的排除合理怀疑，但是作为死刑案件，它在量刑上应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可以叫做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里涉及到罪和刑的区别对待问题，这种标准可以解释对于死刑案件，最高法院提倡的留有余地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一种标准也意味着在死刑案件中决不能引用两个“基本”(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两个“基本”只能适用普通刑事案件。

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其他案件，应达到“以排他的与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根据”的标准。如果说应当将死刑案件办成“铁案”，这一点不为过。

杨建广(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希望通过从相对略显宏观的“正向”角度，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应当适用的证明标准表述为，“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对案件事实不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标准”，这样从正面提高死刑复核程序中证明标准的严密程度(同时也是意在提示最高院的法官在复核死刑案件时采取一种无懈可击、最为严谨的态度)；另一方面，合理引入以(可判死刑的)个罪为基本计量单位的误判证明标准，以一种成体系化的标准“逆向”检验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刑事裁判的正误。

死刑复核程序：应否规定期限？

周国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因而导致实践中复核死刑案件期限有的很长，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了改变此种状况，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自收到死刑复核案件之日起3个月内复核完毕。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复核，经审委会批准，可延长至6个月。”死刑复核只是审判死刑案件中最后的一个特殊把关程序，复核不像一审、二审开庭那样复杂，因此不用6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樊学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虽然公正应该是追求的第一价值目标，但是“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因此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应寻求一个平衡点，即给死刑核准程序规定审理期限。具体来说，建议将死刑核准程序的期限规定为6个月，对于那些案情复杂、审理难度大，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审理终结的案件，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可以延长至1年。

死刑复核程序：应分几步走？

张志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死刑复核权的上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审视中国死刑和死刑复核程序的机会，最高法院收回行使复核权之后会遇到非常大的压力，而如何消解和缓和这种压力就在于社会上是否能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主要有三种成分构成：一种成分也是最核心的成分，就是对于死刑问题的伦理观念，认为它是好还是坏；第二种成分是我们能不能确立一种标准，如果在这个标准上我们能达成充分共识的话，那么我们就能解决死刑复核的技术问题；第三种成分，关于替补的措施包括参与审理方式、组织构造、审限的限定等等。在这三种成分中，伦理问题决定了标准问题，而标准问题决定了我们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构造上的选择，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上达成共识。

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第一，应当注重死刑复核之前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的上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证据方面的错误，如果一、二审都出了问题，那么到最高法院的复核程序再来避免错误减少错误，它的困难将大大增加。所以我们不应当仅仅看到死刑复核程序，而是应当看到死刑复核程序之前的二审程序如何，二审程序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出现不开庭审理的情况，一审二审都开庭审理，最高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基础就相对牢固了，所以我们应当把眼光至少前伸到二审程序；

第二，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相关程序的内容，我们知道死刑复核全部收归到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增加了一道程序，使得死刑案件处理更加慎重，使错误相对得到更大程度的减少，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增加这个程序不是走过场，它应该是扎扎实实的切实有效的，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我们最高法院的复核死刑法官都是神；

第三，死刑复核应当有相应的裁定书，而且这个裁定书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结论做出来时才会有相应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的最高法院还要做很多工作。

谢佑平(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可以想见，在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我国死刑案件的复核重点将出现两个不同的阶段。初期，由于死刑第一二审的审判水平还不是很高，再加上现行法律在证据采信、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的上规范的缺失，对原判事实和证据认定有异议的复核案件将占较大比重。但如果最高院通过一个阶段的复核，对一些颇有争议的规则作出表率性的确认，对判刑标准上进行统一，那么必将极大提高一、二审法院在死刑案件审判中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的能力，故下一阶段案件中占较大比重的可能就是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该不该对被告立即执行死刑”的复核了。因此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胡云腾(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新中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我国进一步走向慎用和限制死刑的重要标志。当务之急不是抛弃现行的复核程序和有效做法另行构建“完美”的死刑复核程序，而是把现有的死刑核准程序实施到位；不是设想最高法院按照现行程序复核死刑案件会有多少弊端，而是要把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尽快进行剥离，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最高法院应尽快收回死刑核准权并按照现行复核模式进行复核，只要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并按现行模式复核死刑案件，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限制死刑，并有效地防止错判，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把目前还没有实现的目标当作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进行完善。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当前探讨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问题，应当掌握三个原则：对于能够通过完善一审程序或者二审程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解决；对于可以通过完善一审程序或者二审程序解决、也可以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解决的问题，最好也通过完善审判程序的方式加以解决；只有确属死刑复核程序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统一问题，排除地方各种因素的干扰的问题，以及死刑的刑事政策如何把握等问题，才应当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来解决，要防止脱离实际地构建看起来很理想实则难以实施的程序。

B. 李小华的参加国际、国内论坛

1、2013年10月6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和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承办的“全国公司上市与法律服务研讨会”在江西省樟树市隆重召开，会期一天。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张穹，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公安大学原副校长李文燕，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厅副厅长罗庆东，中共江西省樟树市委书记刘安安等领导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办公室主任周惠永等发表主题演讲。李小华高级律师发表题为《公司上市融资过程中的金融犯罪防范及思考》的精彩演讲。
2、2013年6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人民检察杂志社、检察日报理论部、方圆律政杂志社共同举办的“新刑诉法下的侦辩关系”研讨会在京召。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对侦辩关系作出界定。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青松律师对侦辩关系的内在属性有不同看法，认为侦辩关系式一种行政申请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关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制约侦辩关系的因素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刑同源塑造的我国独有的刑事司法性格，依旧影响着今日的侦辩关系。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列阳律师谈到，随着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律师会见难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情形的会见率偏低，几乎无法会见。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诉法室主任熊秋红教授认为，在侦辩关系中，总体而言侦查机关仍处於强势地位，构建侦辩协作关系需以平等为前提，而且此种协作需通过制度化途径，在诉讼机制范围内来实现。中华全国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提出，新型侦辩关系应是通过一种制衡制度，充分发挥侦辩双方作用来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在此意义上，既要打破敌对坚冰，又要保持对抗性，才能让侦辩关系充分发展。
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小华高级律师提出，修改后刑诉法加强了侦查阶段侦辩对抗性，但是法律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变成了新的职业风险——可能引发律师伪证罪的指控。为了规避风险，律师取证如经过公证处公证，可合理规避风险。
3、 “金融法律服务与管理创新建设”论坛由李小华高级律师率领律师团队与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上海市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共同举办。出席嘉宾包括中央机关有关部门领导、法学家、金融家。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张穹、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李文燕、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会长倪维尧、上海市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张海棠并发表讲话。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卓泽渊担任论坛开幕式主持人。
4、李小华高级律师率领律师团队与美国民间大使项目People to People共同主办了“金融投资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法律实务论坛——法律人与企业家共谋发展”，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分会前任主席DeborahEnix-Ross带领一支30多位律师组成的大型美国法律专业团队参会。在李小华律所的精心组织与筹备下，为契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进一步促进中美双方的合作交流，此次论坛不仅限于法律人士的交流，更有诸多企业家互动、参与，规模为历届之最。

C. 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何裁量 国家赔偿“四问”待解是怎么回事

念斌、许金龙、聂树斌等一系列国家赔偿案件近日又被披露新进展。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这些案件让国家赔偿制度一直存在的争议重回公众视野：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何裁量？财产的间接损失该不该赔？申诉费用是否该赔、怎么赔？法定赔偿之外的“暗补”是否合理？记者采访了有关律师、学者。

江先路家属提出了2.3亿元国家赔偿申请，其中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达2.25亿元。江先路的妻子告诉记者，如果不羁押，他们可以用名下其他财产处理租赁纠纷，而一旦江先路被羁押，原先合作伙伴找上门来，加之没有江先路出面处理，企业无疑陷入危险。

事实上，江先路的家属正试图挑战国家赔偿中“间接损失”的魔咒。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兆增表示，一般认为，直接损失是已取得财物的损失，间接损失是可得利益的丧失，也就是应当得到的利益因受侵权行为的侵害而没有得到。在该案中，严格意义上说，江先路的不少财产损失可能会被认定为“间接损失”，而一些被拍卖或变卖的财产损失系原有债权债务关系导致，可能不会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法院认为，财产损失赔偿的前提是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且造成损害，本案的羁押行为系针对人身权，故家属主张的企业损失并非由羁押造成，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丁兆增告诉记者，因国家机关职权行为导致江先路人身自由遭受损害且造成经济损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行法律却无法对其经济损失给予合理弥补，这有悖国家赔偿的立法精神，“立法者应对国家赔偿法作出相关修改，实行‘惩罚性赔偿’，对于受害人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应给予经济赔偿”。

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国家赔偿的要点之一是“直接损失赔偿”，也就是说，“对财产权造成损害按照直接损失赔偿，间接损失是不进行赔偿的，哪怕是必然可得利益损失”。“间接损失就比如，你扣了我一辆车，我这辆车有可能出去拉货，拉3年没准能挣几万元。这种损失属于不确定的，因为商业投资都有风险，不可能稳赚不赔，如此一来就不容易计算损失金额。”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兼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陈春龙告诉记者，国家赔偿法应进一步扩大刑事赔偿范围，将目前的“抚慰性标准”调整为“补偿性标准”，不以法定赔偿为限，应以实际损害为准，尽可能地弥补受害人在国家机关侵权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

申诉费用是否赔、如何赔？

记者注意到，不少平反者在申请国家赔偿的时候均提出了申诉费用，如住宿费、交通费、打印费、律师费等。但从一些舆论关注的大案来看，这些请求几乎均未获支持。

申诉费用是否可支持？各省级法院对此做法不一。马怀德教授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国家赔偿法采取的是法定赔偿原则，即法律规定的损害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方式和金额来支付赔偿金。“有些损害虽然是实际发生的，比如申诉费、诉讼费，但是没有纳入法定赔偿的标准，有些法院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就不可能给他支付这笔赔偿金。”

与此同时，国家赔偿法另一原则“直接损失”并没有清晰界定，“这就留出了一定的余地让法官去解释，有的法官将申诉费、上访费纳入直接损失，有的不纳入，就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差异。”

这些损失能不能赔、该不该赔？马怀德表示应该赔偿，但确实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下次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可以把赔偿范围由法定赔偿和直接损害赔偿改为合理性赔偿。只要是合理的损失都应该给予赔偿，而不是说限于直接损失。”

曾有地方试图改变。2015年，浙江高院在《关于当前国家赔偿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12条中明确，“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何谓直接损失，最高法院没有作出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实践中，赔偿请求人往往要求赔偿律师费、多年申诉上访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浙江高院认为，在不超过受害人实际支出的前提下，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经协商确定适当赔偿金额，将其以其他直接损失名义纳入赔偿范围，以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诉。

马怀德建议应统一标准和尺度，“通过法律的方式，至少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把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进一步明晰，点明具体有哪些费用。”

模糊的“法外赔偿”

事实上，除了存在国家赔偿之外，一些地方会“暗中”给一些平反者支付“法外赔偿”。

多个平反者及其国家赔偿代理律师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确认存在这一现象。最多的“法外赔偿”数额可占“法定赔偿”的一半，此外住房、社保、安置费等方面优待也出现在了“法外赔偿”的协商当中。也有人称，拿到“法外赔偿”的前提是答应对方不再追责、对该赔偿数额保密等。

在法学学者看来，国家赔偿法的抚慰性原则、直接损失赔偿等原则，导致其实践上无论财产权损害还是人身权损害，客观上都不算高，因而，“法外赔偿”的好处是可提高申请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使权利得到更完整、充分的救济，促进争议得到解决。但弊端同样是明显的。

“公权力的行使一定要依据法律规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红认为，如果默许提供法外赔偿，就有可能造成同类案件中赔偿申请人的要求不同，最后得到的赔偿数额不同，“从结果上来看，这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法外赔偿金”也是公共经费的组成部分，如果允许其存在，就可能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公共经费的支出和管理存在漏洞。

马怀德也认为，“法外赔偿”应当能避免就避免。“如果目的是为了息事宁人，不该赔的也赔了，我觉得不合适。”他建议，可以通过加大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原则上仍要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在法定标准和范围内进行赔偿，“毕竟是国库资金，赔偿要合理合法”。

一些学者认为，未来或许可以允许各地政府在财力可承担的前提下，对所谓“法外赔偿”做变通处理，例如设最低值，但不封顶，政府财力雄厚就可以多赔，弱则可按照最低额补偿。还可允许法院提供正当的司法救助，帮助申请人获取补偿，避免走法外途径。不过，最根本的做法，还是对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完善。

D. 法国的错案是如何形成的

与法律出版社原来的版本比，新版《错案》已然换了新装，灰白封面着磨砂质腰封，优雅而又华贵。江平教授、陈光中教授和张建伟教授为本书做的推荐更像是借书名“错案”来警醒世人，亦是对吾辈法律人的循循善诱:读这本书，得到的将不只有文字，还有让你一直可以受用的思想。 清末法律学家沈家本在《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中曾援西人言，云:刑律不善，不足以伤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半个多世纪后的法国，法律人弗洛里奥在《错案》一书的引言中如警言般的口吻写到:“请不要以为一位行为端正的好父亲、好公民，就一辈子不会与当地的法官打交道。实际上，即便是最诚实、最受尊敬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沈家本从法律体制设置出发，阐释了刑事诉讼法律对规范和限制国家公权力并保障个人权利，以使无辜的人免受戕害的重要性。弗洛里奥则从其丰富的执业经验出发，真诚甚至无奈地向你我发出善意的提醒。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刑事司法的受害者。 弗洛里奥先生撷取的几个案例同为错案，却各有成因:侦查机关和控诉机关恣意行使权力，如刑讯逼供;被告人自身提供不实信息;证人错误指认或提供虚假证词;鉴定人在鉴定中的错误等等。弗洛里奥先生在书中还举出最容易欺骗法庭的主体——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等。这些成因从更深层次分析来看均归因于“人”的错误。这些人为的错误有时候并非蓄意而为，如证人不准确的记忆，鉴定人因为鉴定材料的污染或者科学技术的局限得出错误的意见等。但是这些错误或不充实的证据材料由于种种原因却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从未遭到合理怀疑的“怀疑”。这样就可以说审判主体们(陪审团、陪审员或法官)的裁决结果是正义的吗?如弗洛里奥所说，释放一个罪犯或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固然会使他们良心上不安，但是裁判者在衡量有力的罪证与可疑的证据材料之时，并不能将其中最重的一端当作结论。存疑之时，就应当导致宣告无罪，这也是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 细翻来，不觉这是法国法律人以法国法律实务中的案例为背景的书，恍若作者在剖析我国的错案一般，不过，那法文原版版式的蓝色封里提醒我，这，是法国的《错案》。是啊，错案的成因是多么的相似。列夫托尔斯泰曾言，“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这一论断，在法律的语境下则稍有不同:也许没有所谓符合统一标准的全球性公正，但不公正以及人们对不公正的感知却惊人般地形似。也许您还记得这些名字吧。杜培武、佘祥林、胥敬祥等等。这些名字的背后均是一桩桩错案。这些错案的发生有太多的必然:对所谓科学证据(如测谎仪等)的盲从，证人的错误辨认，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而这些错案的披露则有太多的偶然，往往是真凶落网招供或者“死者”奇迹般复归。不敢想象，如果真凶不出现或“死者”不“复活”，这一桩桩错案还能否被发现?哪怕是迟来的正义还会否实现? 读完《错案》不禁慨叹，错案，乃各国刑事司法症结之一，无所谓东西国家之分，无所谓普通法系、民法法系之分，无所谓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之分。如同全人类对正义的追求，人们同样希冀愈少冤狱发生，愈多冤狱得以纠正，愈多冤狱当事人得到补偿，愈多正义得以实现。请谨记:在寻求真相，使有罪的人被定罪并获得相应的刑罚之外，刑事司法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保障无辜的人不被定罪处刑。 刑事程序本身不应当作为对被追诉人的惩罚，而刑事司法体系亦不应当仅仅是国家用来给犯罪人定罪量刑的工具，也不应当仅仅将被告人作为评价的对象。除此之外，刑事司法体系同时还对参与刑事诉讼的侦查机关、控诉方甚至审判方的行为进行评价，被评价为不正义的行为应当保障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如此，刑事司法运作的结果才具有可接受性和正当性，刑事错案才可能减少。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 清华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的老师都有哪些

张建伟
易延友

F.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功大于过”的判断

基本上都是将浙江叔侄奸杀案等冤案审判法院功大于过单独提炼出来，作为一个醒目的标题。于是，舆论哗然，议论纷纷。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在为法院造成冤假错案而庇护，也有人攻击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嘛！还有人评判这是典型的违背司法伦理。
应当说，这都是标题党惹的祸。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反应甚至谩骂，尽管如此激烈而尖锐，但两天后便逐渐声音变小了，甚至销声匿迹了。由此可以说明，只要认真地读完全文，自然而然就会赞同沈德咏同志的判断。
看起来，这是一位作为国家一级大法官的主观判断，但综观全文并环顾当下可知，这是一个来自于司法实践、出自于中国国情的客观判断。
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客观判断，因为防止生命被错杀是最大的功。一个冤假错案可能导致一个公民被错误羁押甚至毁掉一个家庭，也可能导致一个公民被错杀而毁掉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事后任何补偿及赔偿都难以弥补的。但是，相对于一个人因为错案而导致错误羁押来说，如果一个人因此而断送了生命，那就真正属于永远无法弥补了。因此，在许多案件中为防止一个人被错杀方面，法院是有功的。人死不能复生，生命无法重来。为此，沈德咏同志才特别强调，在生命这个最大主题面前，我们宁可错放也不可错杀。试想，待到冤假错案平反时，如果那人却已撒手人寰，所谓的平反昭雪还有什么现实意义？所以，首先从情理上讲，保证不能错杀是一条人同此心的情理。当然，相对于这个功来说，其中的过不论是什么客观原因、有什么特别压力，都是无法回避、无法原谅、无法弥补的。
这是一个合乎推理的客观判断，因为文章所言此功非彼功。沈德咏同志在文中所依据的功过二元逻辑，其实只是防止错杀的功过判断，而非防止冤假错案的功过论述。各种舆论将其无限放大而大加批判甚至指责，事实上已经混淆概念，以偏概全。通览全文，我们可以发现，该文并非为当初法院的审判辩护，更不用说是为法官庇护。全文的核心是在探讨如何避免与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而不是为法院系统评功摆好。所谓功大于过只是为了理性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有关原因。正如沈德咏同志所分析的那样，作为受诉法院，或多或少地都会面对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这类案件还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尽管如此，法院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过。这种过，就是超越了底线、跨越了边界的过；这种过，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的原则，而且更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这种过，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最终使法院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地位。为此，我们更需要闻过则喜、改过自新。换言之，就是需要下大力气、下真功夫真正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这是一个合乎法理的客观判断，因为尽管法院在防止公民被错杀上有功，但在一些冤假错案中法院又是有过的，所以功与过不仅不能相抵，甚至在某些案件中还是过大于功。许多人都知道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其实法院能够在层层压力之下留有余地，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同样也是一种功。当然，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达语境，不论是什么样的司法态度，强调功绝不是为了掩饰过，更不是企求功过相抵，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发现过、纠正过、减少过、避免过。因为尽管在防止错杀上有功可言，但在防止冤假错案上不仅毫无功劳，而且是大错特错、大过特过。这个过，就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违反了疑罪从无的法则。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领导定案还是权力定案，都是违背法治原则、法律规定甚至是基本的司法规律。尽管相对于一个公民的自由与尊严来讲，永远无法用功与过衡量的原则去评判是非，但是，相对于一个公民的生命来说，却可以用功与过分析的方法来警示后人。
关于冤假错案中功与过的判断，永远只是一种相对的标准。而永远绝对的标准是，尽管冤假错案难以避免，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减少与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在谈到如何判断司法公正的标准时所说：法院是以多数案件来自我评价的，着眼于整体的公正度，社会评价是以少部分案件作为标准的，侧重于个案的公正，一旦存在个案不公就会引起社会对司法的整体不良观感。为了普遍公正，我们首先要从个案公正开始做好预防冤假错案的工作。因为任何一个冤假错案不仅给受冤者个人带来了巨大痛苦乃至灾难，更使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破坏。当下，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平反冤假错案，逐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探索与努力，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肯定。应当说，这既是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司法实践中的最佳体现，也是疑罪从无的程序正义原则在法治建设中的最佳诠释。
由此看来，沈德咏同志在文中所强调的功大于过，只是文章的一个由头、一个枝节。综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文章的核心是为了强调只有有效地防范过大于功，才能真正实现功大于过。所以，今天我们理性地评价功过决不是为了评功表功，而是为了通过理清功与过的关系，以清楚我们真正的过究竟在哪里，如何在司法实践中避免过、减少过，从而真正实现减少乃至最大限度地防范冤假错案。如此而行，功劳将归功于所有为正义而付出努力的人们。

G. 请根据下面材料，谈谈你对潜规则的认识。（5分）招投标“潜规则”——参与国企信息化系统招标的某软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