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自动法治

『壹』 为什么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法治新篇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主题，提出许多遏制贪腐的措施，开启了反腐工作进一步朝着法治化、制度化方向迈进的新篇章。
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党对于反腐败的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我们党多年反腐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又清晰地呈现出从运动反腐向制度反腐的前进轨迹。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要求。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稳定性。法治反腐突显的手段和目标就是“治权”，法治反腐是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建设法治中国设计了一个宏大蓝图,蓝图的核心就是约束、制约、监督权力，并为遏制和预防腐败构建出路线图。从法律层面提到法制建设，设计出由上到下的一系列法律和相关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法律教育的方方面面。腐败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大成果之一，也是以法治权将腐败真正斩草除根的治本之道。涉及权力产生、运行、监督和问责的系统化过程，需要让权力的产生、运行每个环节、各个层次都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并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系，使权力运作具有可控性。以法治权，实现权力的良性运行，需把握和落实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依法产生权力。权力产生时充分体现权为民所赋，尊重民众的选举监督，在民众选举中实现权力的让渡，形成监督权力的主体。使公共权力的使用者真切地感受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真实地“向下”负责。同时，民众选举的过程就是选择群众信任的、有责任心的代表者的过程。这就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尊重健全民主制度，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制度和工作机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形成党内选举与人民选举的互动，着力开发民主选举建设的空间。
二是依法保证运行。对公权力而言，行使职权的行为自始至终须有法律依据，法无规定即禁止。要加快制定权力标准和运行规范。针对当前权力边界不够明晰的问题，根据不同性质和层次的领导机关及职务类别的权力需求，对权力的内容、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以及超越职务权限用权或违规用权应受的惩处等，从制度上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上做出明确解释。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三是依法保障监督。有权就必须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法律可以对权力加以限制,并且落实到国家制度设计和公权力配置上,建立对公权力和公权力行使者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效压缩腐败活动可以利用的“灰色空间”。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要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完善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实现公权力全过程的公开。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管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四是依法规范问责。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规范对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有效机制。要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五是让权力在权力间形成制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约束制度，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还要让权力在权力间形成制衡。因为权力是不具自律性的，有了法律制度不等于权力会自动钻进制度的“笼子”。历史上，管仲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张居正感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这种制约机制应当是“自动化”的机制，是制度不执行不行的机制，是责任明确、有错必究的机制，是破解“谁监督监督者”死结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让每一项涉及人民、国家、党的利益的重大决策，都不可以由一项权力独自完整地作出。要寓制衡于各权力之中，使每一项重大权力都是在规定的程序下、在约束的机制下行使，都是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运行。

『贰』 我小时候得过一种全身痒的病，去看医生医生说没法治痊愈但到了13周岁就能自动好，结果13岁以后真就好了

你能给我发张照片吗，让我看看，我帮你参考下，能否帮到你！

『叁』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肆』 将来中国可不可以用人工智能高科技实施法治！

一切向发达国家看齐，科技越发达的国家，越容易实现，N后年会实现的，估计中国比较发达国家可能会晚20年左右吧，2050年中国才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伍』 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律权威

（一）全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先决条件。法治观念反映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影响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范围及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及成效。加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用法律来保障、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在法治观念的指引下积极参与到改革中并能够分享改革的红利，既是改革进一步深化和改革成果得以巩固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
（二）法治观念深入民心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根基。法治在本质上是“法律至上”之治，根基在于全民守法。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终极目标是保护公民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的政治权利。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通过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能够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能够引导全民强化道德观念和法治意识，将法律制度内化于心，逐步形成崇法守信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打下牢固的根基。
（三）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国家的法治化，既要有公民社会的参与，又不能脱离社会的法治化。法治观念不仅仅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念，同时应该成为全体公民的信念；不仅应该融于执政党依法执政和政府依法行政的实践中，也同时应该融于每一个国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法治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法治精神，唤起民众对法治的认同，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让法律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每个公民都自觉遵纪守法，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
（四）树立法治观念，让法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利器。在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进程中，应当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让法治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法律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终极武器，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加强法治基础建设，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平安建设现代化水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五）树立法治观念，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助推剂。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备要素。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不断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法律在我身边”，逐步建立“有事找律师、有事找法官”的法律自信，在遇到法律问题或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在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培育的过程中应当让广大群众更加深刻体会到法治社会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精神，让人们普遍感知法律，促进全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赢得广大群众对依法治省的拥护和支持。

『陆』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在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的确是个难题。信仰法治，关键是要消除人治。因为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后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传统阻碍了法治。破除封建人治意味着，不仅要破除封建特权的思想，还要触动某些特权者的利益，不仅要建立平等民主的文化制度，还要清除封建等级制的思想基础。应该看到，社会不会自动接受法治，特别是当法治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自然会选择已经习惯了的人治，故而法治之路依然漫长。

虽然法治信仰的形成过程异常艰难，但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我们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全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努力建设法治国家，营造法治氛围，法治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法治信仰必将形成。具体而言，离不开以下几个前提：

首先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如果执政者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很难形成。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信仰的重要因素。比如上访就是封建人治文化的产物，消除此类现象，就必须使领导者意识到这种人治方式的弊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是媒体要理性传播。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是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的关键一环。媒体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自律和责任担当，对整个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媒体的导向很重要，现在有些媒体对明星八卦过度热衷，但对关系民众基本权益，关系社会正义与良知的社会问题无动于衷。只有当媒体展示真相、客观表达、严守规则、维护公义的时候，社会才能恢复理性、尊崇法治，我们期待的法治信仰才会形成。

三是学校要承担起教育责任。文化的养成不可能速成，必须从小灌输、教育、训练。法治信仰涉及三观，只有通过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机构的长期努力，全社会的共同推进，才可能逐渐形成。尤其学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所有学校都开政治公共课，但是最需要的法治课却迟迟开不起来。学校应该把法治课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四是民众要理性表达和行动。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础在广大民众。当“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走关系”强于“走程序”大行其道时，我们就必须反思，是什么力量让规则失效，是什么力量让理性缺位?为什么人们不愿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按照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呢?为什么人们遇到热点问题就无视规则竞相从众?如何才能保持理性按规则行事?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是法治信仰形成过程中每个公民的责任。

五是法治信仰还需制度保障。比如美国的信用体系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是全国统一的公民唯一的证明记录，考试作弊可能就是一个污点，商场偷东西也成为污点，人一生中不断累积的这些污点不仅影响着缴纳保险金额的高低，还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影响政治前途。社会信用制度对人的行为和习惯有明显的规范作用，其后又有强大的威慑力保障。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执法者和相对人都缺乏有效约束，甚至可以说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是执法随意和腐败造成的。社会信用缺失本质上还是制度缺失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法治信仰还有赖健全并落实各项制度。

『柒』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实现途径有哪些不同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

『捌』 法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

『玖』 写出表现香港全民的法制意志最强的一句话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要在全社会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信仰,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法治信仰、缺乏法治精神,法治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还没有在社会层面形成普遍的法治信仰,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对于执政者来说,法治信仰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基础,保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最根本的就是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只有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熔铸到头脑中,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和习惯,法治才能不断释放规则的正能量。四中全会对立法、执法、、守法、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每一环节都作出了全面部署,最终落脚点就是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凸显了法治信仰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抓住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最核心问题。
法治不会自动成为信仰。培育法治信仰,关键要转变人的思想观念,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习惯于找门路、托关系、请客送礼,个中原因就在于对法治的信仰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扭转这种现象,消除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人治观念,关键要靠领导干部。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不违法行使权力,更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法治精神才能得以彰显,法治信仰才能得以塑造,才能引导群众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群众发自内心地认同法治、信仰法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之风。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让法治进学校、进教材,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只要全社会齐心协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的种子就一定会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法治信仰必将蔚然成风。
培育法治信仰,还必须付诸法治实践。法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让人民群众信仰法治,就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法律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切身体会到法治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亲身体会的过程中积累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从内心生发对法治的信仰。“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制度安排,为人民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引导人民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参与法治实践的途径。让每一个人的法律权益都得到切实保障,让人们从每一个执法、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对法治的信仰自然就会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崇尚法治的社会风尚新常态必将形成。

『拾』 法治信仰在党的哪个文件中出现过

如何让法治成为国民信仰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在我国，要使国民信仰法律、法治，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的法治国家机制。
伯尔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构成法治要素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且这种“良法”必须被国民所信奉，所遵循。“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依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②“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循法律”?③显然，伯尔曼所主张的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是指对良法的信仰。综上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良法。而一个国家的国民有良法可依、可循，且国民都信仰良法，遵循良法，这个国家就是法治国家了。既然作为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而国民普遍信仰和遵循良法就构成法治，那么，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法治的信仰。
国民为什么要信仰法治，因为法治优于人治，法治能限制公权力的膨胀、滥用、腐败，为国民提供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平等、安定、可预期的秩序，提供环境、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没有法治，人们就要面临和经受很多苦难、灾难。过去人类在几千年的社会里，受人治之苦、之难已经是够多的了。人类从自己的经历、经验里应该深深感受到法治对自己的意义、价值，人们信仰法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国民，包括一些担任国家公职并不信仰法治：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信访不信法。有些国民，虽然在一些时候、一些场合也依法、守法，遇事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解决问题，但他们并非相信和信仰法治，他们依法、守法，走法律途径、循法律方式办事，只是在一定时候、一定场合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或仅将之作为一种博弈的策略。只要有非法律途径、非法律方式可选择，并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会首选其办事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国人为什么不信仰法治?我认为，个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现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尚未形成和创设一种使国民对法治产生信仰并不断坚定这种信仰的整体机制。如果我们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这个机制，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保障法律的权威
要建立国民对法治的信仰，首先要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保障法律的权威。法律运行不畅，法律没有权威，人们如何信仰法治?关于法律运行机制，中共十八大报告归纳为四个环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学立法是产生和形成“良法”的前提与基础。国民信仰法律，是因为法律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是良法。如果法律违反民意，不以人为本，只追求管理秩序而忽视人权，损害人的尊严和自由，如现已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和现在还在实行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如果我们的立法机关(包括行政立法机关)不断生产出这样的“法律”，让国民怎么信仰?为了避免立法机关生产这样的“法律”，保障立法机关科学立法，即有必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各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吸收公众和专家学者参与立法，改进和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科学立法是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严格执法。有了良法并不能自动实现法治，并不能自动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良法只有得到严格执行才能形成法治，国民只有在严格执法中感受到法治的正义和良法之“良”时，才能增强对法治的信仰。严格执法的反面是乱执法、滥执法和不作为，导致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损害了行政执法的公信力，损害了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因此，要增进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必须改进行政执法，尽量消除乱执法，滥执法和执法不作为，真正实现严格依法执法。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三个重要环节是公正司法。司法是保障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司法公正对国民的法治信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政法部门连续推进的司法改革有力、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整体的司法公正，但是局部性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存在,一些地方陆续曝出的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司法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等，更是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召集专家学者和律师专门研讨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问题，与会人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各种防止司法不公，纠正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建议、对策，如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当局的干预，强化司法公开，法院判决书逐步上网，接受社会监督，严格遵守证据规则，坚持疑罪从无，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意见如被法院采纳，对解决当前司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四个重要环节是全民守法。国民守法与国民的法治信仰是密切联系的。一个国民看到周围的国民都守法，特别是看到作为国家官员的国民也守法，他就会增强对法治的信念和信心，久而久之，他看到守法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成了全体国民的一种习惯，他对法治的信仰就会“润物细无声”地生长和增强。反之，如果他看到周围到处是违法之人、违法之事，特别是到处看到、听到政府官员违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他就会逐渐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法治失去信仰。因此，要使国民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就不仅要有法可依、可循，有良法可依、可循，还必须逐步建立一种全民守法，特别是政府官员带头守法的氛围。当然，国民对法治的信仰与全民守法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守法的人越多，人们会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而人们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守法的人就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