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程序之治

A. 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法治就是规则之治

法治思维不同于人治思维。人治思维就是贤人思维，就是把公共事务管理的良善与版否寄托于权个别贤人，遇贤则良，遇不贤则废，结果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摆脱不了历史“周期律”的控制，不可能有持续的良善之治。人治思维，也是拍脑袋思维，就是做决策不受规则约束，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经常出现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甚至好心办了坏事的情况。法治思维就是规则思维，就是以良好的规则来保证负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人都必须尽职尽责，失职违法要问责、受追究，从而使他不敢懈怠，更不能违法乱来。为了保证规则制定得良好，现代法治要求，规则的制定必须是民主的，即必须由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按照民主的程序来制定，这是现代法治区别于我国古代法家所讲的“法治”的本质区别。所以，法治思维实质就是民主思维，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维。

B. 如何理解程序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限制程序义务人的主观随意性。由于程序的设置，当事人（程序义务人）没有选择行为手段的自由。当程序所预先确定的要件成就时，程序义务人必须按照程序的规定作出既定的行为，而无法利用手段选择的自由随意加速或者阻挠程序目标的实现。由于程序具有限制义务人主观随意性的特性，因而常被用于规范程序义务人的行为，防止程序义务人滥用或越出他所拥有的权力或权利。

第二，保证效率最高的手段。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在效率上有高下优劣之分，这取决于当事人的知识、能力、经验等。如经过总结、比较和筛选，事先运用程序将最具效率的手段固定下来普遍推行，则即便当事人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有欠缺，也能保证选择效率最佳的方案，多快好省地达到程序目标。

第三，维护和促进手段的正当性。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遗害无穷，为此，程序的预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将体现了必要正当性的手段（在效率上可能并非最优）上升为程序，使之成为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手段，从而排斥其他正当性不充分或者不正当手段的适用，以期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保证结果的正当性。如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即为通过程序规则维护调查手段的正当性而不惜牺牲调查效率的一个例子。

第四，运用程序阻碍实体目标的实现。程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来促进程序目标的实现，又可起到阻碍与特定程序相联系的实体目标实现的作用。程序的设计者如将成本高、难度大、耗时长的手段上升为规范化的程序即可为实体目标的实现设置一道“程序壁垒”，阻碍程序目标的实现。

C. 法治与德治调整范围是什么

一、法治和德治都是人治,但法治是众人之治,德治则是精英之治

二、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方略,但法治是程序之治,德治是人情之治

三、法治和德治既治民又治官,但法治重在治官,德治重在治民

D. 法治首先是守法之治是谁说的

是立法者说给守法者听的。有守法者在，他们好犯法。这是你一生该牢记的话。

E. 程序法治的问题

中国古代并非缺乏程序，但是，它没有当事人的立场，而是从官方的立场来看待程序，它不具备正当的法律程序，实质上还是人治的程序。“有法律程序不等于有正当程序，并非一切法律程序就是正当的”“因此，主张要‘重视法律程序’时的话语语义其实不是笼统地指一般法律程序，而是指正当的法律程序。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传统法文化缺乏“法治”的因子。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就应力主“治人”高于“治法”。虽然当时的法家提出过“治法”高于“治人”，但这种“治法”实际上是以严刑峻罚为特征，以专制为依托的“刑治”。新中国建立后，虽然进行过法制建设，但因反右、文化大革命而使法制泯灭，社会曾处于无法无天状态。改革开放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始了民主法制建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立法不断完善，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司法权威进一步巩固，法治建设的初期效果是明显的、值得肯定的。但从总体上讲，当前法治建设还存在一定的障碍，特别在程序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的障碍更加严重。这种障碍，首先在人的观念，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权利，重关系轻法制，没有形成法律至上、依法办事的习惯。其次，司法及行政执法过程中缺少正当法律程序。
中国古代并非缺乏程序，但是，它没有当事人的立场，而是从官方的立场来看待程序，它不具备正当的法律程序，实质上还是人治的程序。“有法律程序不等于有正当程序，并非一切法律程序就是正当的”“因此，主张要“重视法律程序’时的话语语义其实不是笼统地指一般法律程序，而是指正当的法律程序”。
长期以来，中国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份的实体合法性方面，对程序合法性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没有或没有完全认识程序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将法律仅仅看作是一种规则，而应将实现这一规则的过程也看作是法律的一个部分。要充分认识到，法治的实质就是自由、民主、平等、独立与公正等价值内容在社会制度及运作机制上的体现，而程序法治正是实现上述价值内容的最佳方式与途径。程序理念不仅是法治的要素之一，而且是占主导地位的要素。因为正是程序理念决定了法治的制度运作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也正是程序理念充分展示和保障了社会的正义。同时，只要从程序上保证公民成为法治运动中一种主动性的力量，国家法治的力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力量就无穷无尽。程序是看得见的公正，也是保障实现实体正义的制度性条件。受客观条件影响，中国仲裁制度的确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表现为其行政化色彩较浓、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和仲裁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仲裁程序诉讼化较为严重、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过于严格。

F. 法治在什么意义上，是指依法律规范，制约国家权力，强调"法律之治

我曾提出“法治乃法律人之治”，该命题曾经受到一定范围的批评。现在这里简要澄清几个关键问题。
韦伯曾把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法律程序(制度因素)与法律职业(人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对欧洲走上法治道路起到决定性作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一般的人的因素，而是强调职业化的法律人及其技术和伦理素养。
法律职业是指经法律专业科班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职业技能与伦理的人所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其成员就是法律人，我们称资深的法律人为“法律家”。

G. 为什么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程序法治国

因为依宪治国是落实依法治国的重点与关键，是建设法治中国版的内在要求。“坚持权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H. 法治与德治调整范围是什么

法治与德治的调整范围如下：
1、法治和德治都是人治，但法治是众人之治，德治则是精英之治；
2、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方略，但法治是程序之治，德治是人情之治；
3、法治和德治既治民又治官，但法治重在治官，德治重在治民。
法治和德治的区别如下：
1、概念不一样，比如：
（1）德治，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2）法治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2、与人治联系不一样，比如：
（1）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要想充分发挥人治的优点，政府官员应该勤奋、敬业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2）法治相对于人治更稳定，法治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法律救济。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含义如下：
1、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2、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I. 如何理解“法律应当由于一人之治”(法律学问题)

你是想说“法律优于一人之治”吧？？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The rule of law is therefore preferable to that of a single citizen.）。这句格言语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年）所著《政治学》。
与他的老师柏拉图认定人治是“第一等好”的社会调整手段不同，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法治的作用。法治，指的是依法而治，即一切社会政务均依法律而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使是君主国，也应该依法而治，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法律是由许多人制定出来的，多数人的判断总比一个人的判断要可靠；一人难免感情用事，实行人治易出偏私，而法治是没有感情的；实行法治可以反对专横与特权；法律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可以不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随意被改变；法律比较原则，但是并不能成为实行人治的理由。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法治的优点在于：不仅凡夫俗子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兽欲，那些道德品质高尚的贤良之人也难免有其激情和冲动，容易因愤懑或者其他感情而失去内心平衡，这往往在执政时候引起偏向。而“法律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袛和理智的体现”，它排除了人的兽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发现，在很多事例上，群众集体比任何一个个人可能会作出较好的判断。“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作出错误的判断。在强调法治优越性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个人尤其是贤良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国政虽然必须仰仗某些人的智慧，但是这些人只能依法律而行，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慧，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现实当中，法律不能写定一切细节，不可能完备无遗，这些空白和漏洞当然都要留给人们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个人的智慧，他们只是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集体选择、共同决定。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能尽其本旨做出最恰当的判决。要想解除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而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法治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论断在今天意义尤其重大。法治比人治更可靠，更稳定，不会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现实条件的偶然变化而改变。但是，强调法治不能走极端，不能单纯为了制度而执行制度，毕竟法治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人，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和安全。因此，法治一方面要依法而行，另一方面不能僵化，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