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考证

Ⅰ 古代封建礼制是什么

古代封建礼制指的是通过礼仪定式与礼制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通过法律的惩罚维护礼法的绝对权威。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五千年文明，号称礼仪之邦。古代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既非法制社会，也非通常人们认定的人治社会，而是礼法社会。礼法是礼制与法律相结合的概念，融入哲学家的思想，法学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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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的目的：

封建礼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规定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礼法，来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其成功之处是在于用较小的投资换来了较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通过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虽然现在中国进入了法治社会，可是在任何地方，我们还可以看见礼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礼制有它的成功的地方，可以也有它的局限性。

过多的强调礼制，会削弱个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抛弃了传统等级观念的礼制才能真正起到和谐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作用，同时不会扼杀社会的整体创造性。

Ⅱ 论述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礼法结合过程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引礼入法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引礼入法”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其间经历了上千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最终积淀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
（二）礼法融合
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到曹魏后期，人们己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己被人并提。
（三）礼法合一
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引礼入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于礼以为出入”是成熟的唐律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具有以下的特点，也就是以儒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作为唐律的思想基础。把封建的“礼”和“法”，紧紧揉合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法律的镇压作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与西方宗教影响下的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
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将二者进行融合,也就导致法律在形式上很难不受礼的不成文、不完全规范性的影响。
（二）所谓的重刑轻民的特点
如前所述,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管是上到皇帝、大臣、百官,还是下到普通的民众,都严格遵守着封建的礼教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违反礼的行为为法律所严格的禁止,导致很多本应属于民法、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最后也落入刑法的管制范围内,因此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尚书·康诰》)的说法,最终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
（三）法律与道德礼教界限模糊
儒家将法引入政治学说中,并未将法与礼完全并列或对立,更未将法律规范置于道德规范之前,而是以法作为礼的补充,建立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分清哪是道德礼教,哪是法律规范,更多的时候,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便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同时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法律与道德礼教的界限非常模糊。
三、传统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比如:有的应判刑，却不判刑;有的应判重点儿，却判得很轻;有的罪行该判死刑，却判成有期徒刑，甚至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
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封建特权法思想对今天的法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就要靠不断的完善我们今天的司法制度和执法程序，使之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使整个社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二）“无讼”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

Ⅲ [建筑历史]传统礼制文化在建筑中怎么体现(200分高分悬赏)

等级制度方面
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保证理想的社会道德秩序和完善的建筑体系，往往制定出一套典章制度或法律条款，要求按照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来确定其可以使用的建筑形式和规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建筑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等级制度也留下了其特有的印记。无论是中国城市、聚落和住居空间的组织原则，还是古建筑形式的发展演变，或是在建筑材料和装饰及建筑某些特征的形成过程中，都可以找到建筑等级制度参与作用的痕迹。

1建筑等级制度的发展——从宗教到世俗

根据考古发掘，在中国奴隶社会早期，服务对象不同的建筑就有了不同，不仅在规模上有差别，还有诸如使用夯土起台，石灰抹面装饰等区别。这种差别昭示了日后建筑等级制度的发生。到了周代，等级制度已经成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并且以“礼”的形态表现出来。建筑则大致在类型、尺寸、数量和色彩等方面做出规定。这些规定，是按照最高统治者的要求确定的，不遵守这些规定，就是挑战天子的权威。周代建筑等级制度的规定基本是以宗教活动的要求为本位的。比如明堂，是帝王特有的借助天的力量的场所，它的一些标志性构件，如“四阿”，就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其特别的“能力”。又如用色方面，红色因其与火、血的关系，自古就是具有特别巫术力量的颜色，因此有了“楹，天子丹”的规定。

战国是一个“礼法堕地”、“天下无道”的时代，但却并没有废弃周的建筑等级制度。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这时，建筑等级制度由礼制形态向亦礼亦法形态转变，并得到了相应的执行。但是它的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定条款没有变，而具体建筑变化了。比如宗庙，在周需要多幢独立建筑组成，到战国时代只需一幢主体建筑就可以了。二是由于新情况的出现而做出了新的规定。比如，在周代，“阙”只用于天子和诸侯，到汉代一般官员也可以用了，不过形式上不同，一般官员用一出阙，而天子用三出的。

唐代的建筑等级制度的文献典章保存的比较完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周代不同的是，唐代要求宫室之制自天子至庶人各有等差，与周的“礼不下庶人”有很大不同。唐代的建筑等级制度中，宗教意味减弱，开始了向世俗的转变，更加关注建筑体量及其相关方面，更多地注意了对建筑群组的控制，显示出对建筑之间的形态和邻里关系的重视。

宋元基本沿袭唐制，而明代朱姓皇帝，以汉族正统自居，强调儒家礼制，因此甫立国便指定出一套更详细严密的建筑等级制度，并不断修订、补充。明代的建筑等级制度有意加大了皇族与一般人之间的区别，明代建筑更倾向于世俗化，尽管明初也曾规定不准在一般建筑上使用龙凤、日月等图案，但若是仔细研究这些图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图案，也逐渐由神妙惊奇转为平易近人，由粗放转为秀气，由伟岸转为婉约，失去了叱咤风云的气概。可以认为，这时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这些图案的美术价值而非其原本具有的神秘的宗教含义。

清代的建筑等级制度可以认为是对明代制度的补充。它对建筑群体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关心和确定，建筑群体形象更为定形。北京故宫就在这方面达到了艺术的顶峰，体量、空间关系推敲十分深入。总体说来，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较粗疏到缜密，从重宗教到偏世俗，从多象征到更注重美术效果的诸多转变，其间极大地影响了古建筑的形态、空间的发展变化。而另一方面，这种严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匠的创造力，扼杀了他们灵活创作的积极性，从而使建筑总体发展停滞，走入因循守旧之途。这也是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僵化，缺乏创新的原因之一。

2建筑等级制度的文化内核——追求善与美的统一

无论是文献的记载，还是对实物的考证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各种建筑的内容、形制和标准，都是由“礼”这个基本规范衍生出来的。清代《朝庙宫室考》中说：“学礼而不知古人宫室之制，则其位次与夫升降出入，皆不可得而明，故宫室不可不考。”可见二者之间的联系。那么，何谓“礼”呢？《礼记·坊记》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仿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宗法礼制左右着人们在住居中的行为和住居空间的营造，是等级居住的核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伦理思想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总体取向的依据，其仁义礼制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倚重和利用，成为指导国家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这一点在建筑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显的表现在建筑的礼制化上。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以建立的礼制为规矩准绳，当然建筑也不例外。等级森严，一丝不苟，这样以礼制等级为依据，就不难明白紫禁城井然有序、主次分明的布局是如何产生的了。建筑本身的结构和形象被人们与政治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本于天道的，因此，建筑等级制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建筑的“内在”要求，不可违背。

中国古代建筑布局，是以儒家上下之礼和男女之礼为基本构思，所谓“前朝后寝”，“前堂后室”等。历代对礼制的规定不断引经据典，充实祥化，从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对“礼”、对善与美的统一追求。具体分析，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城市、聚落的等级和城市内各居住区的等级。《春秋典》中对城市的等级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城）天子九里，公七里，侯五里，子男三里”。其它典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城市之中，不同的居住区也有不同的等级规定。皇城位于最重要的位置，旁边是贵族区，色彩鲜明，建筑精美。然后围着的是灰暗、低矮的平民区，充分烘托出帝王的尊贵地位。这也体现了《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都城建设思想。

2.2住居空间的等级和秩序化。中国古建筑中单体建筑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功能上、视觉上的要求，而且是依礼仪来设计。《礼记》中对此有多处记载。如堂阶制度，“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诸如此类。在住宅建筑中，建筑因其服务对象的不同，按三纲五常的人际关系展开，相应大小、位置、装饰均不同，使建筑群体得以理想地体现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从而在整个组合中，主从区别明确，单一方向的秩序感得到强调。由于这样使各等级的住居有了共同准则和依据，它们要表达相同礼制的等级居住的内容，因此，它们之间是“同构”的，如四合院的空间结构与北京城同构。这种同构现象在不同地区的相同等级的住居之间也有体现。

2.3各等级住居空间结构和装饰标准的区别。在这方面等级制度的划分最为细致，对屋架、藻井、斗拱、门、装饰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如《唐六典》规定，“王公以下屋舍不得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仍通作乌头大门……”这种标准化的实行，使各等级的住居总体上看来，只要规模和空间体量的差别，其内部空间的关系是一样或相似的，从而使建筑空间的通用性加强。所以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空间和形体的针对性不强，同一个空间，放上床和卧具是卧室，放上供案、屏风又是厅堂，以至于“中国各类建筑并不是完全依靠房屋本身的布局或者外形来达到性格的表现，而主要靠各种装修、装饰和摆设而构成本身应有的格调。”

古代中国是一个礼制的社会，建筑的伦理化、秩序化成了建筑设计追求的目标，反过来，其效应又因建筑的礼制化而加强，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等级化和礼制化了的建筑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鲜明特色之一。

3等级制度对建筑形式演变的影响

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又为儒家所推崇，建筑等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建筑形式的发展进步。一方面严厉的规定限制了建筑形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人们出于对自身目的的满足和显示，在认同它的基础上又不断突破限制，其中的某些改变被新的等级制度的规定所承认，使建筑等级制度本身也发生变化。这样，统治阶级为了保存建筑系统内的差别，不得不不断改变自己的建筑样式来达到独尊的目的，从而使建筑变得更复杂、更华丽、更细致，特别是与人的感知密切相关的部分，如斗拱、藻井等。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对建筑的认识逐步加深。综观古代建筑史，建筑总体形象和结构方式的变化幅度有限，但阙、斗拱、藻井等具有等级意义的部分的变化则相对明显，甚至过量。这些特殊部分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鲜明特色，反过来成为建筑形象乃至结构演变的主导因素之一。从建筑等级制度的具体规定来看，它对各种人等占有的建筑体量作了规定，而其中大部分人无力或不能改变建筑体量（人们一般是在特殊构件或装饰手法上表现自我，而较难在规模上变化），因此不受等级限制的帝王宫室不必在体量上做出突破来显示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减弱了对扩大单体体量的追求。这也是这方面技术革新少的原因之一。而且自唐以后，帝王宫殿的单体建筑规模越来越小，而局部的雕镂刻划日益繁密、华美，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唐代舒展明朗的建筑风格向清代繁复华丽的建筑风格的转变。

今日，曾经主宰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封建等级制度已经消失，建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于人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条条框框的规定。中国建筑要发展，要进步，不能离开与中国文化思想的交互作用。我们相信，随着认识的深入，对于建筑的传统理解将会日益表现出它对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五千年文明，号称礼仪之邦。古代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既非法制社会，也非通常人们认定的人治社会，而是礼法社会。礼法是礼制与法律相结合的概念，融入哲学家的思想，法学家的智慧与政治家的实践。明太祖说，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在教化引导功能上，礼制是德治梦想的具体化，通过礼仪定式与礼制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法律在传统意义上就是指刑律或刑法，通过司法惩罚，维护礼法的绝对权威。两者虽然都具有强制性，但强制程度与使用的力量有所不同。前者依靠君主权威和君主认定的各类社会关系中的有限权力实现教化管束目的。譬如父权只能在家庭内行使，出了家门就无法施加到他人头上。教化管束力量来自多方，用意一致并且经常化。其容量幅度宽阔，方法比较温和。后者只能由政府司法判决，结果严厉而紧迫。礼制虽然贯彻了道德主义，但决不等于道德。孔子讲：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刑法惩罚与威吓下，人们只知道惧怕与逃避而没有知耻之心，如此构建的社会秩序，当然不如在管理社会的同时建立起民众的知耻自觉。

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特别强调。礼恰恰是构造起人的羞耻之心的工具，一个人有羞耻之心，也就是有了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有了羞耻之心，这个人就有救。如果彻底丧失了羞耻之心，也就只能依靠他律了。碰到行为语言不检点的人，北京有句老话说“这人真不知道害臊”。难于理喻时，就要说“别招惹他，臊着他”。显然，社会为缺乏羞耻之心的人，有意制造了社会交往障碍，从而让他自我检讨，反躬自问，改变行为。不过这种以沉默或委婉敷衍作为羞臊的方法，只能对那些心存良知知道害臊的人才有用。而对那些根本不知道害臊的人，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反之，有可能助长他的气焰，把别人的沉默或委婉客套之辞当作认可或夸奖，愈发自以为是，愈发肆无忌惮。时下这类作风极为常见，似乎人们已经不能或不愿意分辨某些赞扬平和之辞的语气，明明是裹带微词的敷衍话或外交辞令的客气话，就能完全当作真实的赞美之辞成为自我吹嘘的资本，到处炫耀。礼就是为了树立个人羞耻之心而设立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要让他知道害臊。如果不知道害臊，也要通过外力灌注与强迫。

道德与法律同属于整理社会的范畴。对于个人社会行为而言，道德只能依靠舆论抑扬，一个人的行为再不道德，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又对他人的批评无动于衷，别人就毫无办法，而法律只能管那些犯了法的人，对于道德问题只能袖手旁观。显然在道德与法律之间需要一种规范，训练人们的知耻自觉精神。西方以宗教献身与博爱铸造人们的道德精神，宗教与道德溶为一体。中国古代以礼制的敬畏知耻训练人们的道德精神。礼制兼具统治与教化的功能，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起媒介，把许多本属于道德谴责的行为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强制性规范标准，对那些超出道德又未构成犯罪的人实施温和惩罚与强制教化。不伴随惩罚的教化，永远是苍白无力的。人们甘愿遵守秩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惧怕惩罚引起个人灾难而不得不接受的。

朝廷要维护君主权力的意识形态，所以，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州县，依靠君主授权的有限权力推行皇朝主张的行为准则。只要日常反复宣教，真心实意地执行这些标准，并伴随着对背离标准行为的实质性惩罚，皇朝就可获得统治秩序化的效果。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行为标准，早已呈现程序化、教条化的特点。

礼制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中国人对于礼的情感和对于礼的敬畏可以说融入到血液当中了。礼构成社会评价、舆论的尺度，有了这种形式，就能对个人行为进行抑制，哪怕是心理比较阴暗或不被约束的人，也不得不在礼的形式下有所收敛，在公开场合行为比较规矩。礼同时又是实体的。为什么讲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社会是礼法社会，是以礼为主体的社会？就在于在礼制面前没有任何超越的权利，皇帝也不例外。而且越是皇朝的礼，越是对皇帝有约束。现在人们对皇帝的认识，尤其受宫廷电视剧的影响，让人觉得当皇帝舒服极了，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历史上的皇帝，贤愚智庸各不相同，但能超越礼制约束的寥寥无几，而且大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华民族在礼制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厚经验，当然其中的禁锢与自由、舒缓与快捷、血泪与欢愉、战火与和平、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也让民族付出了代价。然而，两千余年的礼制痴心不改，因此，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回首历史，礼制精神清晰自然地展现于历朝政治制度、法律、伦理、风俗、艺术、文学之中。近代以来，礼制遭到了重创，在西方输入文化的冲击下和现代化情结冲动中，人们似乎曾想完全抛开礼制习惯，然而，融在民族血液的思维传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立即洗去，转而全盘接受一种新的道德思维习惯。西方把中世纪的基督教成功地带入现代社会，难道中国就不能将拥有几千年的传统礼教经过改造，带进入现代社会？

有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走上礼制道路。它的成功之处是在于用较小的投资换来了较大规模的领土和众多人口与多民族团结。现在的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朝和清朝不能把握契机迅速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谁也不傻，西方的器物肯定比自己的好用，为什么就不能马上学而致用呢？常有人抱怨当时的政府的眼光与能力，实际上这是在按照当代的政府规模与行政能力来理解过去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规模大概是六七百万人，可以做到一元化领导，令行禁止，一体化的程度特别高。而在前六个世纪，明朝有品级的正式官员只有12500人，清朝25000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吏员的话，明代官吏大概有六万上下，清代大概十几万，后期三十几万，也就是说真正吃财政饭的在五百多年间，增长了不过五倍。而人口从明初的六千余万发展到清末四亿，翻了六倍多，官吏与人口之间的比例，没有太大变化。从中也可以清楚看出，依赖小农经济提供的财政，不可能快速超比例地扩大政府规模。试想用这样较小规模的行政系统来控制国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皇朝，也只能用文化作为团聚的手段，保持平稳与一贯性，再想通过政府计划谋求发展的希望微乎其微。也不是政府不想扩充，而是农业社会提供不了扩充的财政基础。所以说礼制节约了组织社会的成本，通过君主绝对权威与君主授权的有限权威，以礼制作为规矩和教化内容，使人们能够朝向皇帝集中，从而，奠定了大一统皇朝的思想基础。政府也只有维持之力，而绝谈不上谋求发展与制定发展规划，统治的责任就是谋求安定。因之守旧，贯彻祖制，依赖经验驾轻就熟，拒绝变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经验与历史惯例成为执政的原则。古代皇朝选择了礼制模式，依靠君主绝对权威与君主承认的有限权威，诸如父权、夫权、族权、师权等，引领皇朝全体臣民能够朝向皇帝集中。

任何一个民族在前进的过程中都要反思自己的历史。在思考传统文化时，为什么选择用京师文化点题，就在于京师文化可以集中地表现礼制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因此谈中华礼制文化实在是件容易又困难的事情。说容易，随便一地一事即可广而论之，证明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说困难，就是难于选择一地综合把握表现民族精神的东西。一般而论，凡是够得上民族象征的城市文化，一定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传播穿透力，人们普遍认同甘愿接受，构成社会意识的主流；二是张扬权威文化的物质载体；三是会萃融合的文化传统。因此，选择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作为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再合适不过了。

京师是皇朝首都的正式称谓，京者大也，十兆为京，也有万兆为京的说法。过去把京城地区命名为京兆，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说，师者众也。同时在文治武功方面，师还分别含有教导表率和军队肃武的意味。综合起来，一望即明，京师不但地域开阔，人口众多，而且在皇朝繁多的各类事务中，都将扮演最重要唯一的角色。此外，京师还伴随着许多别称，常常见诸于史籍，如京城、都城、日下、辇下、宸垣等等。京城、都城之称，是从城市等级比较中，描述其大与总；日下、辇下、宸垣，则突出是一统之君所在之地。从这一意义上，京师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一览无遗。历来一统皇朝的君主决非寻常理解的个人，而是皇朝与民族连续性、同一性与团结的象征。因此，凡是皇上的日常起居的一切居室，没有一件不能构成中华文化的精髓。本来宫廷朝廷礼仪除了张扬皇权与权力约束目的以外，还要担负起为万民做出表率的功能。

京师是朝廷最重要的城市，因此，必然不惜物力人力为礼制治国开辟道路。他且不论，仅就城市的空间结构的建设而言，完全按照礼制立意的规划建设，而且每座建筑建成之后都是根据礼制的需要与用途来使用。城市建设骨架气势宏伟的引人注目的支撑性建筑，无一不是礼制理念的外化。虽然官方使用的性质有所不同，但是辉煌壮丽，厚重肃穆，却高度一致。

今天，人们无不被北京丰厚的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激动不已，其实这些遗产又无不与朝廷礼制相关，追溯当初完全出自礼制需要而修建。诚如明代李时勉的《北京赋》说的那样，“顾壮丽若此，非燕逸而娱情。盖所以强干弱枝，居重以御轻。展皇仪而朝诸侯，遵先轨而播风声者也”。从这一意义上讲，京师又被称为首善，即从社会和谐，文明礼仪方面讲，是皇朝最宜人居的地方。

明清京师，通过一条城建中心线，把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纳为一体，在四重城市空间结构与文化意义上，充分表达了皇权意志与都城社会文化特征的正统权威性。如果对皇帝及其后妃、文官武将的日常活动做一番想象，立刻就会发现这些活动的绝大部分在意义与作用上早已超出京师范围，构成皇朝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京师社会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无论怎样掩饰，皇权、正统的影响随处可见。在一个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中，权力可以使一个人服从一个自己内心不愿服从的人，做自己本来不愿做的事。这一事实就是权威的影响力。明清京师正是由于皇权至上，才使得皇朝其他城市与之相比时黯然失色。因为人们要无时不刻地维护一统之君的意识形态，京师被看作一种强大的、集中的、拥有绝对权力的实体。京师臣民生活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信仰、迷信的每一细节，无不印上皇权一统的的痕迹。

京师是五千年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思维逻辑与行为准则，呈现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礼制运作构成皇朝都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礼制传统与京师文化放到一起讨论的主要原因。大一统皇朝的都城向来被看作维护国家一体化与社会政治格局的支点。在一个注重名教礼制的国度里，任何朝廷的盛大礼典都是为了维护皇朝政治秩序和谐安定，防止社会互动体系之间冲突，期盼风调雨顺与人民丰衣足食。礼典具有极大的震慑力与感染力，操作过程显示的文化特征无一不是正统的、权威的、示范的。

明清的礼制在运作中，承袭三礼神韵，略有增损，其中与个人、家庭生活相关的内容，久而久之成为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习惯，以致有人把它当作民俗来对待。任何行为只要做到约定俗成，就不再局限于行为本身，而是观念的坚定与习惯的形成，很少再发生疑问。

明清礼典运作仍按历史传统分为五类：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

吉礼，《周礼》讲以吉礼祀事邦国鬼神只。上至皇帝一年一度的冬至祭天，下至平民百姓的祭灶，都属于吉礼。朝廷正式举行的祭祀，根据对象的等级，分为大祀、中祀、小祀。象征皇朝权力的天地、社稷、宗庙为大祀。其次日月、风雨雷云等自然之神以及历代帝王、孔子等历史人物，为中祀。再次司户、司灶等为小祀。民众仿效朝廷，在相应的时间也要祭灶、祭里社、谷神、逝去的祖父母、父母。明朝在京师每年正式祀典46次，清朝78次。北京现存丰厚的坛庙物质遗产，昔日都是朝廷为举行吉礼而专门修建的。譬如大家所熟悉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中山公园）、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孔庙、历代帝王庙等等。

嘉礼，《周礼》讲以嘉礼亲万民。在朝廷经常发生的诸如朝会、宴飨、上尊号、徽号、册命、经筵、表笺、视学等等都属于嘉礼范畴。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适用的冠礼与婚礼。

宾礼，《周礼》讲以宾礼亲邦国。朝廷接待蕃国君长或其使节的仪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平等国家概念。只有藩部属国，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同时还包括平时社会交往的礼仪规范。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礼仪或礼貌大都属于宾礼。古人平日相交往来的许多礼仪习惯，很可以为今天借鉴。

军礼，《周礼》讲以军礼司邦国。朝廷有关军事行动的仪式。如皇帝亲征、任命出征将领、出师之际的祃祭、战争中的受降、战争结束的凯旋、午门前的献俘、战争后的论功行赏等等。和平时期的皇帝阅兵、阅武以及大射之礼。出现日食的时候，救日伐鼓的仪式，也属于军礼。

凶礼，《周礼》讲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安葬与纪念死者的仪式。包括丧制丧服与忌辰纪念等内容。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中国自古就极其看重丧礼，通过凝重铺张的丧礼来伸张孝道，表达血缘亲爱与宗族团结。古人在操办丧礼时往往超出家庭的经济能力，甚至出现薄养厚葬的现象。在这方面，极需建立一种历史批判精神。

五礼中除了军礼以外的四礼都与普通的生活相关。譬如：吉礼中的祭里社、祭谷神，就与朝廷的祭社稷一脉相承；嘉礼中的婚礼；宾礼中的社会交往礼仪；凶礼中的丧制丧服。在京师社会中，由于国家典礼频繁浩大，使普通人的礼仪程式相形见绌。然而不得不承认是只有京师人能够经常近距离地感受到现实过程的朝廷典礼，因而在震慑、敬畏、崇拜与摹仿的驱动下，京师社会礼仪化程度远比皇朝其他城市高得多，显得更为规矩，更为大气。

五礼的仪式，首先表达的是朝廷以礼为标准的政治信念和一统之君对和谐安定社会的期待。其次才是仪式本身的凝重神秘的形象。在一个向来看重表率感召作用的国度里，礼作为先民政治道德遗产的文化形式，早已是程序化规范性的了。人们从中随时感到不得不趋从这些礼的标准。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礼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一定是强制性的，通常由价值观而不是由惩罚来说明为什么古人愿意接受礼的约束。事实上，礼一直贯穿于华夏文化体系之中，皇朝都城文化模式主要由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整套礼典礼仪行为构成。

Ⅳ 中国古代礼法关系

周公制礼，是中国最完善的奴隶社会的礼仪制度，进入封建社会后，这些礼仪制度也有很多内容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用。中国古代最早最完善的法律是秦法，这是商鞅奠定了基础。
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采取了：以礼仪来约束民众，以法律来维持秩序的策略。唐律中礼法关系的基本一面是：礼是法的指导，法是对礼的维护。
封建皇帝是礼法的继承者，也是制定者，更是维护者。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礼法混用。界限并不明晰。

Ⅳ 中国古代礼法结合例程

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

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
〔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

〔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
〔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
〔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

〔13〕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

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

Ⅵ 中国古代礼法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究礼仪的国度，礼仪在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早在先秦时代，我们先人就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礼仪。周公的“制礼作乐”、孔子哀叹“礼崩乐坏”，都说明了这一事实。

礼仪，作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始终以某种精神的约束力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是适应时代发展、促进个人进步和成功的重要途径。

而据2002年“北京市民礼仪水平”的调查研究显示，对703名调查对象的问卷评分后，总平均分仅是52.04分（满分100分）！结果表明：现代人礼仪水平的提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与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如何体现自己有礼、有节、有度的修养和风度，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思考。 在人际交往中，礼仪不仅可以有效地展现一个人的教养、风度和魅力，还体现出一个人对社会的认知水准、个人学识、修养和价值。人们越发意识到礼仪在生活、工作和生意场上的重要作用；礼仪已经成为提高个人素质和单位形象的必要条件；意识到礼仪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现代竞争的附加值

“不学礼，无以立”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一个人的成功，不仅需要良好的外在形象（先天和后天），也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行为素质，高尚的道德素质，积极的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礼仪：

从修养的角度来看，礼仪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礼仪是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或标准做法。

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也可以说是一种交际方式。

从民俗的角度来看，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守的律己敬人的习惯形式，也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待人以尊重、友好的惯例。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是一种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礼仪是一种形式美。它是人的心灵美的必然的外化。

那么，礼仪的几大原则就更充分体现了它的规范和要求。

律己：礼仪规范由对待个人的要求和对待他人的做法两大部分构成。对待个人的要求，是礼仪的基础和出发点。学习、应用礼仪，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对照、自我反省、自我检点。

敬人：在礼仪中，有关对待他人的做法，比对待个人的要求更重要，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礼仪的重点和核心。而对待他人的诸多做法中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要敬人之心常存，处处不可失敬于人，不可伤害他人的尊严，更不能侮辱对方的人格。掌握了这一点，就等于掌握了礼仪的灵魂。

宽容。要求人们在交际活动中运用礼仪时，既要严于律己，更要宽以待人。要多容忍他人，多体谅他人，多理解他人，千万不要求全责备，斤斤计较，过分苛求，咄咄逼人。

平等：在礼仪的核心点，即尊重交往对象、以礼相待这一点上，对任何交往对象都必须一视同仁，给予同等程度的礼遇。不允许因为交往对象彼此之间在年龄、性别、种族、文化、身份、财富以及关系的亲疏远近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厚此薄彼，给予不同待遇。但可以根据不同的交往对象，采取不同的具体方法。

真诚：在人际交往中运用礼仪时，务必诚实无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如此，自己在运用礼仪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交往对象的尊敬与友好，才会更好地被对方理解并接受。

适度。这要求在应用礼仪时，为了保证取得成效，必须注意技巧及其规范，特别要注意做到把握分寸，认真得体。

从俗：由于国情、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必须坚持入乡随俗，与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做法保持一致。不可以目中无人、自以为是。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得我们与人的交往，往往凭第一感觉来对一个人进行评价。第一感觉，无非能“感觉”到一个人的相貌、着装、打扮、谈吐、举止等，大部分都是礼仪的内容。这种感觉，有时是客观的，有时候不是客观的。而如果对一个人产生了不好的第一印象，以后很难有所转变。其实没有人在和你交往之前去调查你的为人如果、处事如何，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礼仪问题，绝对不是小问题。

礼仪体现细节，细节体现素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文明行为的形成，需要养成习惯；良好习惯的养成，则需要平时细节、行为上的不断自我约束。

可见，礼仪说的是细节，说的是小事，但这些又不是小事。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思想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展现，否则就成了无处寄寓的游魂；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国的传统礼仪，强调内在德性的能动作用，把道德作为礼仪的依据，而不是把礼当作外在的、技术性的东西。因此，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我在讲授中特别注重分析两点：

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要依靠道德来维系。礼的种种规范，之所以值得我们去遵行，是因为它符合于道德的要求，《左传》说：“礼者，理也。”学礼首先要立德，让德在内心扎根，并且时时加以培植。《礼记》把“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作为礼仪教育的最高境界。品德高尚的君子，是因为他有“德辉动于内”，“德”字在他内心闪耀着光辉；所以当“礼发诸外”时，他的言谈举止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第二，“敬”是礼的核心。《礼记?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郑玄说“礼以敬为主”，朱熹认为“毋不敬”是全篇的纲领。我们要求学生：心中要有一个大写的“敬”字，树立严肃恭敬的人生态度，把“敬”字扩大到敬己、敬人、敬业等各个方面。我们还注意将礼与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相联系。《礼记》说：“礼者，自卑而敬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即便是挑着担子做小买卖的“负贩者”，同样有做人的尊严，他们依靠自己的辛劳来生活，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为此，我们要求学生对学校的保安、勤杂工等都要有尊重之心，不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从事简单而繁重的工作为生而鄙视他们，他们的工作同样是文明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人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两张皮，人文知识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只有将知识讲透、讲精彩，人文精神才能彰显。而如果离开了知识点的讲授，只讲礼学精神，就会将思想架空。因此，在教学中要很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俗话说“画龙点睛”，首先要把龙画好，点睛之笔是关键之笔，可以赋予龙以生命，画龙与点睛的完美结合，才能收满壁生辉之效。课堂教学也是如此，某些关键之语，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谈何容易，无一不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这正是我们在教学中苦苦追求的境界。

礼是要践行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履也。”为了让学生在知识和行为上同时有所变化，我们做了若干规定，如上下课时，教师与学生起立，互相鞠躬行礼；学生提问要起立，不能坐在下面歪着身子指手画脚；听课时不得迟到、吃零食等。这些看似对小学生的要求，对大学生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

Ⅶ 中国古代的礼指什么礼与法的关系是什么

礼定贵贱尊卑，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古人认为，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典章制度，礼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

中国古代法制历程，统治阶级对礼和法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

几乎每朝每代都不遗余力地修订法律，各种法律典章可谓汗牛充栋。法律不断丰富发展，礼则更趋稳定，二者“一硬一软”相得益彰。

而礼与法之间亦没有明确的鸿沟，“出礼入刑”“引礼入法”“礼法合一”，既丰富了国家的治理方式，又缓和了阶级矛盾。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

(7)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考证扩展阅读：

“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

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逐渐转化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制度。

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的具体内容，包括孝、慈、恭、顺、敬、和等。

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变化。

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

Ⅷ 中国古代的法律雏形

夏
中国的法制源远流长，而研究中国的法就是研究中国刑法的发展史，从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回夏朝开始，国答家形成，中国法制的雏形相应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了第一批成文法典《法经》①。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布②。因此，这种不平等的法是我国法制的最早的刑事法典。而在这种君主专制下制造的所谓遵循礼教，纲纪伦常。被剥削阶级当作一种工具施加于人们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礼”，包括“三纲”“五常”“七出”“三不去”等。这许多的内容被直接纳入为律，稍有违背就施以刑罚。古代君主只讲法律至上，法律的内容从来不公布与众，只有在惩罚犯罪的时候才得以引用。因此，法律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根本无从了解它的内容。更没有所谓的法律权利，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在人们的思想中，诉讼权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利的代表，与人们无关的一种统治工具。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为争取权利而战争，起义就接连发生。直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罪刑法定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物，是我国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Ⅸ 礼法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lifang_qllfct.htm 浅论礼法传统的社会历史根基 ——中国古代社会的二元政治格局 这有篇文章，专门讲这方面的，可以看看
麻烦采纳，谢谢!

Ⅹ 礼法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积极作用是什么

最早的礼法都来自祭祀和战争，这点全世界都一样。为何后来只有中国的礼仪文化流传下来 那是因为四大文明古国就中华文化没有灭亡 其他都灰飞烟灭了 尤其是发源地。在我国 礼慢慢演变 几乎就相当于民法了 比如某个人有违礼制（当然 各朝略有不同）那都不需要去官府 族长或大家长 就有权力去处理 就像汉以后大部分朝代 良家男女有婚配还偷情 被逮到乡间就可以自行处理 比如所谓浸猪笼。古代社会基本没有成文的民法 所谓古代法 相当于今天的宪法和刑法，礼就成了古代的民法 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同时期对比来看 那当然古代中国在民法和国家大法上领先全球。至于后来为什么出现所谓礼教吃人的说法（鲁迅同志的作用很大）其实是实力衰弱后的心理作用 因为就在工业革命以前 我们这边是礼法约束社会 你再去对比同时期西方 那真是毫无约束 一地鸡毛啊（除了宗教啊） 所谓古代西方贵族战争经常看见某一方 不管是私仇还是利益 打赢了咬已经死了的贵族的耳朵或鼻子…尼玛 这叫文明人吗？简直就是未开化啊。古代礼法还是很有文明进步意义的，至于为何后来大家印象很不好，一些作家名人的文章起了坏作用，归根结底的原因 其实是时代的改变 之前我已经点出来了 农业文明时代 礼法是最高级的文明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扩散 工业文明时代 礼法相对就要被时代改变、演变或淘汰。简单说就这样 希望您能理解。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