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当事人要求当庭质证刑事诉讼法

⑴ 刑事案件中证人一定要出庭作证吗

如若法院传唤证人出庭，则一般其必须出庭。

《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了强制性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九十三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并传唤的，公民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如不配合法院出庭作证可能面临训诫或短期拘留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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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案件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对此，许多人认为，鉴于刑诉法第四十七条是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性规定，故应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而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则应当是受法律规定限制的极少数例外情况。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不出庭作证的问题没有因法律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得到明显改善，自然也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通过证人出庭使抗辩性明显增强；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仍很普遍，法庭多以宣读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包括案件的关键证人出庭的比例也普遍较低。

事实上，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而刑诉法第四十七条的适用反而成为极少数的例外。我国审判实践显示的这种情况，与立法的期待和公开、公正的司法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困扰着法院。

⑵ 新刑诉法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其证言可否作为定案依据

新刑诉法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其证言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并不意味着证人不出庭，证人证言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该条款是对证人证言的要求，而非对证人的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才应当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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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

第六十一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八条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经控辩双方质证、法庭查证属实的，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⑶ 刑事案件可以要求证人当庭对质吗

我国在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对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应相互隔离地进行未加以规定，但是内，在审判实践中安排证人分容别出庭作证应作为一种通例。不过，根据现行立法，即使有法院不作此项安排，而让证人共同出庭作证，以便相互对质，虽有悖于法理，但却与现行立法没有明显之抵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为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8条规定：“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据此，为保证证人证言的客观性，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不得旁听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对其他证人的询问。但在数个证人证言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为査明事实的需要，可要求证人当庭对质。

⑷ 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鉴定人 强制出庭的规定吗

这要看法院的裁决，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第三次修正）

第一百九十二条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九十三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一百九十七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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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和证人的区别：

（一）在资格条件上，鉴定人有严格的资格要求，必须具备相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而证人的资格要求只是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正确表达的能力，即使证人有生理缺陷和精神缺陷或者年幼，均可出庭作证。

（二）在可否替代上，证人是就其亲身感受的案件事实向法庭作证的人。证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由案件事实本身决定的，既不能由法院指派或聘任，亦不能随意替换；而鉴定人并非由案件事实所决定，其从事鉴定活动是受法院指派或聘请，因此，鉴定人是可以替换的。

（三）在询问规则上，对证人的询问应遵循个别和隔离的原则，证人不能了解案情；而鉴定人可以了解案情，对疑难复杂情况，可以由多个鉴定人相互商量形成最终的鉴定结论。

（四）在能否回避上，证人不得以与案件处理结果之间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回避，而鉴定人如果有回避事由，必须执行回避的规定。

（五）在发表的意见上，证人只能就其所知悉的案件事实陈述意见，而不能发表自己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和意见。但是鉴定人作为专家不受此项意见规则的限制。

（六）在出庭义务上，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普遍性的诉讼义务，一般不能拒绝，而鉴定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拒绝接受法庭的指派或聘请，可以不出庭接受质证而只提供书面鉴定意见。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⑸ 刑事诉讼中质证的方式有哪些

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广义上说，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种“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⑹ 刑事诉讼法辩护人能否当庭举证

刑事诉讼法辩护人能否当庭举证
辩护人是指接受被追诉一方委托或者受人民法院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人。辩护人既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还可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但指定辩护的只能是律师。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他既不从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从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辩护人可以当庭出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相关证据，公诉人对于这些证据是否采信需要当庭发表质证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 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⑺ 刑事案件中，刑辩律师如何举证质证

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刑事质证的概念尚未达到一致的盾法，可谓众说纷纭。较早的法学词典对质证的定义是：“指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解除疑异，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或是“在刑事审判的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对与证人证言有关的疑难问题，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核实查证的诉讼活动。
对制裁证要领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质证对象范围方面的分歧，即在质证程序中“被质疑证据”的范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认为质证对象仅限于证人证言；第二类认为质证对象为所有证据；第三类认为质证对象是与实物证据相对立的言词证据。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赞同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的观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一类言词证据的盘询质疑仅仅是质证制度中较特殊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

⑻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有几条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有十六条：

1、《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全款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全款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3、《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全款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4、《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全款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5、《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

6、《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全款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7、《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全款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8、《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全款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全款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10、《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全款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11、《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全款

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2、《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全款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1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13、《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全款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14、《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5、《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全款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16、《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全款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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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种类：

1、书证、物证

是以物品或者文字为表现形式的实物证据。物证是用于犯罪或与犯罪相关联的，能够证明犯罪行为和有关犯罪情节的物品或痕迹，如作案工具、赃款赃物、血迹、指纹、脚印等。

书证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文件或其他文字材料，如毒品犯罪分子进行联络的往来书信;贪污犯罪分子涂改的单据、账本等。

物证的特点是，不具有任何主观的东西，而只以其客观存在来证明案件的事实。对物证必须妥善地加以保管，以保持物证的原有的形态。如果不能保持原来形态或者物证有可能灭失的，行政机关必须采取措施予以保全。

2、证人证言

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刑诉法对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向司法机关作证规定了义务，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不能随意指定，也不能由他人代替。

行政处罚法规定，在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调查时，“被调查人应当如实回答询问”。这是因为，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因此，在行政机关调查时，被调查人必须据实陈述所了解的真实情况，不作伪证。

3、当事人的陈述

是指当事人向执法人员所作的关于案件真实情况的叙述和承认。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因此，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听取，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时，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成立的，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

4、“被害人陈述”

是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就受害情况及案件的有关其他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所作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本人的犯罪行为向司法机关所作的供述，或称口供，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认自己有犯罪行为或者承认犯罪，但认为应当减轻处罚、免除处罚所作的辩解。

6、视听资料

是指能够作为证据的录音、录像、电脑储存的数据等，是一种被固定、被保全的证据。它比较可靠，更接近于真实情况。但是视听资料必须经过审查，才能认定作为证据。

7、鉴定意见

是鉴定人运用自己具有的专门知识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所进行的分析、鉴别和判断。它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如法医鉴定、指纹鉴定、笔迹鉴定、化学物品鉴定、精神病鉴定等。

8、现场笔录

是书证的一种，是指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现场，对当场实施行政处罚的现场情况的记录。如交通民警对违反交通管理的司机进行罚款，交通民警开具的罚款单据。

又如工商管理人员对这反工商管理的个体商贩进行处罚时，现场记明其违法事实、没收商贩的违法物品的数量、质量等情况。

现场笔录上应当有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的签名。现场笔录可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行政诉讼法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以防止在诉讼中出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情况。

9、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是指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或者专门人员为了解案件的事实，对事实发生的现场或者物品进行勘验、检查。如查处非法出版物，执法人员对该出版物的印刷场所进行勘验、检查，对印刷的非法出版物或者印刷工具进行勘验、检查等。

勘验应当制作笔录，勘验笔录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一种独立的证据。

10、电子数据

是电子化技术形成的文字，数字等等，如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等；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4日发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显示，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可以视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

11、视听资料

是以模拟信号的方式在介质上进行存储的数据，例如录像、录音资料等等。

⑼ 刑事案件辩方如何对控方证据质证

转载他人论文一篇，供参考。

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广义上说，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种“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刑事质证的概念尚未达到一致的盾法，可谓众说纷纭。较早的法学词典对质证的定义是：“指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解除疑异，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或是“在刑事审判的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对与证人证言有关的疑难问题，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核实查证的诉讼活动。
对制裁证要领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质证对象范围方面的分歧，即在质证程序中“被质疑证据”的范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认为质证对象仅限于证人证言；第二类认为质证对象为所有证据；第三类认为质证对象是与实物证据相对立的言词证据。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赞同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的观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一类言词证据的盘询质疑仅仅是质证制度中较特殊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
据此笔者认为刑事庭审质证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审过程中，在法官的指挥下，控辩各方对当庭举出的所有证据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此为法官的认证提供依据的诉讼活动。
二 刑事庭审质证的法律关系
法律制度一经确立后，即在相关领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质证制度一经确立后，就在控辩双方及相关的证人、鉴定人等接受质询的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该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妨称为质证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因此通过对质证法律关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本质。
对于一切法律关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件构成，质证法律关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对质证法律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其所含的诸构成要件的认识。
（一）、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
在刑事质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是刑事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范围包括：1、检察官（当事人）。在英、美法系检察官也是当事人，本文只就大陆法系做一探讨。检察书在提起刑事诉讼后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使诉讼权，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证的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合理排除被告人无罪的所有疑点。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由于当事人与诉讼的结果有最终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对诉讼证据应有质证的权利。2、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都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责任，因此通过质证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辩护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手段。诉讼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诉讼，在受托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应有质证的权利。此外，由于质证是一项对法律专业和诉讼技能互相配合的诉讼活动，因此，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实际上在质证活动中要发挥比当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质证的人。在以人证作为证据方法的场合，提供证词的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的，鉴定人、勘验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物作为证据方法的，负责收集物证的侦查人员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与证物有关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书证、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以及该书证、视听资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它等与证据相关的人员是接受质证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够在其认识范围内作证，因此，在其作证的范围内应当有接受质询的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由于法律同样赋予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应有对证人及相关人员就证据问题进行质询的权利。
对于上述人员作为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理论上应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审判人员能否作为质证的主体。因此，要从质证的本质和审判人员的职责进行分析。质证在本质上运用质询、辩论等对抗的方式来揭示证据证明力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某一证据作为判决的依据。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会就证据的某些问题进行发问，但是这只能是“认证”权的延伸，其范围只限在控辩双方在质证的范围内，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审判人员未能听清的内容。也就是说审判人员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其对质证活动应有监督权和指挥权，以确保庭审活动有秩序、高效率地进行。
（二）、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
即是质证这一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对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但对于质证这一特定的诉讼活动而言，其诉讼标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项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凡是规定能够作为证据资料的，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确定其证明力大小，并作为裁判的依据。对此也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某些常识、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简单推理得出结论等，无须经过质证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纳。此外，根据我国证据学来说，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大小应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决定。因此，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就是证实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
是控辩双方和接受质询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对应的关系，一方主体在行使质证权利的同时也就是另一方主体履行受质问义务的过程。在控辩双方和证人之间是质询和受质询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受质询的人有回答控辩双方提问的义务，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其次，对控辩双方而言，同时有向对方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回答对方质询的义务。
三 刑事庭审质证的基础规则
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在我国的刑事庭审质证程序中应确立以下的基本规则。
（一）、充分质证规则
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规则之一，也是实现控辩各方质证权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内容是：一是指所有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在庭审中控方（包括公诉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辩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认、质疑、说明、解释方能作为定案根据；二是指每个证据都应该给予控辩双方对其进行充分的辩论、驳斥的机会。
（二）、严格程序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规则。其内容包括：庭审质证程序必须实行“谁举证、谁主询、谁答疑”原则，质证主体每一项质证行为都应当遵循法官的指挥，询问必须经法官同意后才可进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询问顺序进行质疑等。如果一方违反规则，擅自询问，或打断对方的正常询问，法官应予以制止，以维护法庭程序和质证的顺利进行
（三）、证据中心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规则，主要指质证必须围绕当庭当示的某些特定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质证，在质证环节中不允许随意地进行其它事实问题或法律适用等的辩论，质证必须对事不对人，严禁一切借质证之名进行人身攻击、恶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四）、质证自愿规则
一般来说，控辩各方是否质证以及对哪些证据进行质证被认为是质证主体的权利。主持和指挥质证程序的法官不适合去干涉控辩各方行使这种权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质证依照控辩各方的意愿有序进行。当然，必须同时在立法上明确不质证和不能充分质证的后果，以促进质证主体积极有效进行使质证权。为防止故意的诉讼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控辩双方的证据进行询问，但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而且必须严格限制。
（五）、禁止性规则
针对质证程序的特点，设计一些较具体的禁止性规则对于确保质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高效地实现质证目的非常必要。这类规则主要应包括禁止诱导性询问、禁止质证已方证人和限制重复询问规则等。
四 刑事庭审质证的模式
一般认为，刑事质证程序的模式从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当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种：法官主质型、控辩方主质型和兼容型质证模式。
（一）、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
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大陆法系国家适有。是在批判地继承和改造纠问式诉讼形式的基础上，并吸收英国的辩论式诉讼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诉讼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发挥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而不强调当事人在质证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模式下，法官拥有很大的职权，可以主动询问被告人、公诉人。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各种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均以法官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开展询问、调查，办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较高，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审法官越俎代疱，削弱了公诉人的控诉职能，并且受到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的影响，难以客观公正的听取辩护意见，从而导致控、辩失衡，这对于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决是极为不利的。
（二）、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
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英美汉系国家适用。在继承和改造控告式诉讼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论式诉讼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被告人、辩护人和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赋予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诉讼地位各自提出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只负责主持法庭辩论，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动直接调查收集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防止法官先主为主，在对案件进行审理之前作出预断，这种模式强调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汉权利的保护，因而更符合设立质证程序的本意，其缺点是：1、惩罚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够，并且难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寻求客观真实有效地结合起来。2、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过分拖延，乃至降低诉讼效率。
（三）、兼容型质证模式
兼容型质证模式主要在二战后的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和控辩方主质型质模式的有机融合，这种质证模式弥补了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过分强调法官的能动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质证中的积极主动性，不利于辩护职能的发挥，不利于法官从正反两个方面兼听而明的缺点。同时也弥补了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审理过分依赖于控辩双方的调查和辩论。因而，案件处理结果很可能会依赖于控辩双方的经验和辩论技巧，寻求客观真实变成空谈和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拖延缺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控辩双方在法官的指挥下进行质证，法官在庭审质证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在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询问以后，法官就案件的相关部分，可以在控辩双方询问结束以后作补充性询问。兼容型质证模式的优点是吸取了前两种质证模式的长处，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鉴性。
五 刑事庭审质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一）、漠视辩方权力导致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的地位不平等
据材料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开始形成，并固定成形，但这些证据作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根本不可能见到，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律师能够提前介入，帮助犯罪嫌疑人，但由于质证前司法机关对有些证据的采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为辩方难以予以证实，即使是质证，也很难达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国《刑事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就强调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应当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由于这种情况是在极为秘密的方式中进行的，外界根本无法知晓。实践中，侦查机关采用刑讯副供的这种对他们来说奉为“捷径”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审质证时说这是刑讯逼供形成的，又怎么去证实呢？这样一来，质证的意义又有何在呢？相反，由于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寻证据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给律师一个明确的称呼），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其足够的权力，获取证据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到，律师在侦察阶段是不享有调查取证权，虽然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赋予了律师这种权力，但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方的这种带条件的权力同控辩方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表现出来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单从证据材料数量的掌握上，辩方就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质证时极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这样就会使质证这一庭审程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往往流于形式，根本不利于查明案件真相，打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证据展示制度对刑事庭审质证的影响
跟据我国司法实践，刑事案件中，证据展示的范围、方式、时间对于刑事庭审质证的作用的发挥具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对于案件事实部分的证据仍在禁看之列，这对于辩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了解和做抗辩准备不会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根据《刑事诉讼》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实材料………”但此处规定的“犯罪事实材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三者150条规定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审查起诉时只向法院移交这部公材料，所以辩护律师通过法院所获无几，根本无法对控方证据材料作全面了解，从而影响辩方的辩护权的充公实现，最终导致质证失去了实际意义。
（三）、法官在刑事庭审质证活动中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法庭上对证据直接进行查问的仍然过多，去庭调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职权询问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调查和阅卷中就形成了对实体问题的预断，从而使控辩双方的质证实际上成了印证其预断的表演。而且，法官在这种预断形成的“内心确信”的驱使下，往往会对控辩双方之间的质证活动持漠视态度，甚至对质证横加干涉。
法官在庭审质证程序中的定位应主要是质证程序的指挥者和秩序维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成为直接的质证主体。而为限制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具体来说，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应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官拥有对质证的引导权。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节问题或偏离案件事实时，由法官加以引导，使询问紧紧围绕对裁决有决定和影响作用的事实和情节进行。其次，法官司应该保障控辩双方具有均等的质疑、询问机会。再次，庭审质证禁止性规则中规定的禁止权应当由法官来行使。
我国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案件的最终处理要经过不出庭的庭长、审委会成员、院长决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对案件的处理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对质证的积极性。
（四）、证人出庭率低，导致质证的质量度不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辩别证方的真伪。但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做证的简直是少的可怜。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法庭审理事实上深化了法官对控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所记载的笔寻。这种庭审方式使得质证变成了“纸上谈兵”而流于形式。导致证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而：1、法律规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作证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应当当庭宣读，然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出庭作证，当庭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其证言制定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一下就可以了，在这种有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2、证人的义务与现任脱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绝作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3、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及财产方面的保护，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质影响，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作证时采取消极应付的方法，认为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出现，出不出庭都不碍大局，这样一来质证也往往只是走过场，走形式。
此外，关于鉴定人、勘验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笔者认为尽管严格要求每个案件都传唤所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仍然有必要强调相关人员都要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