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波理想的行政诉讼法全文

A. 何海波的学术成果

1.《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评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则的运用》，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2000年；
2.《行政诉讼撤诉考》，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3.《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页司法权的实践史（1990－2000）》，载《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2辑，2002年；
4.《法的合法性：中国的经验和问题》，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2002年；
5.《举证责任分配：一个价值衡量的方法》，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
6.《形式法治批判》，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6卷，2003年；
7.《我国行政法的渊源：反思与重述》（与应松年合作），载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编《公法研究》第2辑，2003年；
8.《通过村民自治的国家治理》；
9.《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以明堂村近25年情况为个案》，载沈岿编《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The Legitimate Found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杜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年；
11.《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2.《“越权无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吗？——英国学界一场未息的争论》，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
13.《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14.《行政法学的新面相：2005-06年行政法学研究述评》（与应松年合作），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15.《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6.《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17.《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
18.《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力》，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19.《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0.《正当程序原则的正当性：一场模拟法庭辩论》，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
21.《何以合法？对“二奶继承案”的追问》，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22.《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兼议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根据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23.《地方建设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职能》，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4.《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6期；
25.《中国行政法学若干关键词的英文翻译》，载《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
26.《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
27. “The Dawn of the Due Process Principle in China,” 22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57 (2008)；
28. “Litigations without a Ruling: The Predicamen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China,” 3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257 (2011)；
29. 1.参与应松年、袁曙宏主编的《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撰写第六章“制度变迁中的行政执法”；
2.参与应松年主编的《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1年第2版，2003年第3版），撰写第二章“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第五章“行政诉讼证据”；
3.参与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撰写第二章“行政法的渊源”；
4.《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5.《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英国话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6.《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
7.《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 在《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中国改革》等报刊上发表《判决书上网》、《“我们有权知道”》、《为正当程序原则辩护》、《变革时代的法治保守主义》、《为专家评审设计程序》等随笔十数篇。

B. 我是天津宝坻区一家铸钢厂，手续都齐全包括环评也有，但是政府就是不让干还下通知拆厂子。我该怎么办

24年来首次大修的行政诉讼法今起正式实施。这部标志着中国“民告官”进入2.0时代的新版法律，有哪些重要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人们的“民告官”之路该怎么走?为此，中新网记者特梳理出通关七则。
关卡一：立不了案?
通关法则：对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旧版行政诉讼法是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了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旨在为受到国家行政机关非法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和法人，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因此这部法律也被称为“民告官法”。但该法实施以来，中国的“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其中，法院受理难成为原告面临的第一道“拦路虎”。
为解决这一问题，此番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该条款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也将自今日起施行。
媒体分析称，这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立案难、立案慢、选择性立案等等不合理现象。旧有的“立案审查制”下，法院的职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而公民的起诉权则相对弱势，这显然不利于民众及时、公平地获得司法救济。且就具体操作而言，原先“审查立案”的机制设计，也给“法外因素”干扰法院独立履职提供了切入口和时间差——于此，“民告官”案常被以各种理由拒不立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在立案登记制方面，新版行诉法明确，“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今起实施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亦明确，“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新版行诉法明确，“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关卡二：不立不裁?
通关法则：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
结合过去20多年的经验来看，在行诉法实施过程中，“不立不裁”也成为中国“民告官”路上的一道“拦路虎”。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在第五十二条明确：“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旧版行诉法中的规定为：“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以前遇到法院装聋作哑，既不立案又不作出相应裁定，当事人往往无能为力。”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新行诉法作出的规定，对破解“立案难”提供了有力保障。立案的门槛降低了，遭遇“推脱”也有了救济途径。
关卡三：告官不见官?
通关法则：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
行诉法虽被称为“民告官法”，但在实践中却往往面临“告官不见官”的尴尬。有的案件只有律师代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明确：“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上述条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为了增强这一条款的约束力，新版行诉法在第六十六条指出，“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关卡四：“红头文件”违法?
通关法则：法院可认定“红头文件”合法与否!
除了“告官不见官”，一些“红头文件”违法，也成为“民告官”案件审理难的一大突出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条款中所指“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解释说，“法院可以在判决书当中阐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就是直接认定它合法还是不合法。”
关卡五：行政复议时“官官相护”?
通关法则：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
在人们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行政诉讼”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法学字眼，可作为与行政诉讼并行的另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行政复议却始终远离人们的视线，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分析称，可能是由于老百姓对古来有之的“官官相护”的疑虑，所以发生行政争议时，宁愿选择信访或者干脆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将相关条款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原来的条款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李广宇对此指出，旧版行诉法这一规定跟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类似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制度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就是复议机关怕当被告，如果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就要当被告。
“这使得一些复议机关更愿意统统维持原有行政行为，被群众调侃为‘维持会’。”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
“在中国羞于当被告这一观念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扭转的。既然有这么一种情况，复议机关就倾向于尽量作出维持的决定，即使面对一些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很少去作出改变，所以使得行政复议的功能大打折扣。”李广宇说。
李广宇解释说，尽管修改后的制度设计跟各国的通行做法有些不太一致，但这是针对中国特殊的现实情况，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相信能够发挥最初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
在何海波看来，这将鼓励复议机关积极履行职责。
关卡六：地方保护主义?
通关法则：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除了行政复议中的“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备受诟病的一大难题。
为此，今起实施的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明确：“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民告官’难在哪儿?难在地方保护主义。”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新行诉法确立“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这有助于法院摆脱地方干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为今后条件成熟时成立行政法院提供了可能。
关卡七：行政机关当“老赖”?
通关法则：可拘留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除了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中国法律年鉴》数据显示，2007至2011年，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判决162767件，同期行政执行案54572件，强制执行率33.53%，即有1/3左右的生效判决没有得到自动履行。
媒体指出，行政诉讼的执行多难于行政机关败诉时。为此，新版行诉法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措施进一步丰富、细化。
譬如，“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再如，“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姜明安评价称“这一规定很厉害”，如果行政机关当“老赖”，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法院不仅可以对单位负责人予以罚款，还可以将其拘留。
如上，仅是中新网记者从法律规定层面梳理出的“通关”七则，至于中国“民告官”之路能否真正通关，破解“信访不信法”的怪圈，还需进一步观察新版行诉法的落地实施情况。

C. 需要西游记前20回好句评注 急！！

第十七回抄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悟空见一黑汉正与一道士和一白衣秀士商量开佛衣会事，遂打死白衣秀士蛇怪，与黑汉熊精相斗。悟空在洞外打死一小妖，得到请贴，变为老住持赴会。因被识破，只好请来观音。观音变为道士，劝熊怪服下悟空变的仙丹。悟空在肚内使熊怪痛不可忍。只好交回袈裟皈依佛门。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大圣除魔

高老庄高太公因妖怪入赘其家请求降妖。悟空变为太公之女。迷惑妖怪。又现出原身。妖怪化作狂风而逃。悟空紧追。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那怪入洞取出九齿钉耙一悟空大战，当听悟空说为保护唐僧取经过此，那丢下钉耙，跟悟空去拜见唐僧，被取明为猪八戒。三人到浮屠山、逢乌巢禅师，从其处得《心经》一卷。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黄风岭的黄风怪先锋虎精，将唐僧摄往洞中。悟空、八戒赶往洞口搦战。虎先锋难抵败逃，被八戒一耙筑死.

D. 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的作者是谁

《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原文作者：冰山之火
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
一， 佘祥林案
简要案情：11年前，佘祥林因涉嫌杀妻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5年其妻突然的出现证明佘案是一起冤假错案。
公众意见：舆论影响力巨大的佘祥林案是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个案。该案引发了我们对侦查权边界、死刑复核程序、证据规则、“沉默权”、“疑罪从无”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深刻反思。而随后加速进行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刑事诉讼法改革，可能就是佘祥林案发生影响力的初步见证。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就像孙志刚案一样，表明了我们国家对人权保障问题越来越关注。该案暴露了我们制度中的一些缺陷，正视这些缺陷可以促进我们制度的改善，孙志刚案件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佘祥林案也加速了对死刑复核制度、死刑案件二审制度的改革。
姜明安：佘祥林案作为影响性诉讼的第一个案件是很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通过该案，引发了我们思考如何平衡司法公正与民意要求，思考整个刑法的原则甚至是法治理念，思考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修改提议，以及引发我们对疑罪从无、死刑制度的反思。
莫纪宏：该案促使我们反思死刑的功能和死刑适用的范围。
何海波：这个案件以一种戏剧式的方式揭露了我们刑事追诉制度当中的问题。我认为佘案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正义最终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完善，而比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以一种公开、理性的方式来讨论我们制度当中的问题，来反思我们制度当中的问题并且加以改进。
甘功仁：通过佘案，我觉得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问题，刑事诉讼应该从观念到制度都进行变革。包括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适用问题，证据问题和证据密切相关的口供问题，防止冤假错案产生机制等问题。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
简要案情：2005年12月19日，来自山西的原侵华日军“慰安妇”万爱花等10名受害者对日诉讼再遇挫折。当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原告败诉，驳回她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2亿日元并正式谢罪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诉讼时效已过”和“个人不能起诉国家”。该案的败诉成为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缩影———十年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中国律师参与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有25起，主要案件类型有中国“慰安妇”案、中国劳工案、遗留毒气弹案、南京大屠杀案，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败诉了，胜诉的很少。
公众意见：从默默无闻到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持续十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让人看到了坚持的力量。通过证据的搜集与公示，让全世界看到了日本在华所犯下的罪行，让人时刻警醒战争的危害；诉讼把民众的爱国情绪纳入到理性轨道之中；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与援助，让人们看到了部分日本民众对战争罪行的反思，看到了中日友好的希望所在。
专家点评：
于宁：这些案件对我们国内来说，制度层面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观念影响是巨大的，民间索赔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的进步。这些案件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可以说超越了诉讼本身的意义。能够进入“十大”，说明老百姓还是有眼光的。
姜明安：这个案件，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可以让日本正视这个历史。但是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些法律问题，比如时效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于这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不适用时效制度。
江平：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这些案件，更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诸多法律上的问题应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国家赔偿与民间索赔的关系，比如时效问题等等。
莫纪宏：我曾经提议能否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可以考虑怎么样使我们在保护人权的过程中使我们国民基本人权得到更大范围的保护，不仅得到我们国内法的保护也要得到国际法的保护，将国内与国际的保护机制结合起来。
三、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
简要案情：2005年7月至12月，随着三位曾在黑龙江省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相继在京受审并被判刑，这一系列惊人的受贿卖官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公众意见：网民的投票使得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腐败案入选“200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不仅仅因为该案被媒体称作“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还在于它反映出我国政府的反腐决心与公众对于腐败的痛恨。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有一个很大的特别，就是卖官，这点性质不同。我认为腐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最厉害的腐败，可以威胁国家的命运前途：其一是卖官；其二是司法腐败；其三是贪污救济款、扶贫款。卖官可以列为最厉害最根本的腐败，这样的腐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致命性的。
姜明安：这个案子确实令人深思，腐败的事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反腐要从制度上进行反思，我认为要遏制腐败当前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选任监督制度，可以考虑在县乡一级进行直选，让老百姓直接监督腐败；第二，健全责任体系，让为政者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三，必须进行制度建设，要用制度反腐；第四，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用程序来防治腐败。
甘功仁：为什么他会卖官，还是因为他说了算，权力放在他的口袋里面，我认为最大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
四、顾雏军案
简要案情：2005年，顾雏军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家在事业几近巅峰时翻身落马。海信出资9亿元成功收购科龙电器。科龙电器从私有资本控股上市企业又重新转变为国有控股上市企业。
公众意见：顾案给企业界、学界乃至公众带来的震荡令人吃惊。早在2004年，因顾而起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郎张之争”就引起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广泛讨论。顾雏军的落马似乎印证了专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判断。而证监会监管漏洞、独立董事形同虚设、经济学界公信力等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焦点。
专家点评：
江平：该案反映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漏洞。目前公司法和证券法中涉及“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的诸多修订，以及2005年最后一天颁布的《证监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等反映了我国对公司证券制度的逐步反思和完善。
姜明安：顾案凸显经济发展的理念问题———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经济指标为准。企业家犯罪不完全是制度问题，而往往是理念问题。
莫纪宏：该案引发我们思考国有资产如何保护，如何管理。没有健全的法制和程序，国有资产肯定会有流失的情况。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重要的是建立动态、严格、有程序性的监管制度。
五、黄静疑案
简要案情：两年前，小学教师黄静被人发现裸体死于其工作的小学宿舍内，是自然死亡还是被强奸死亡，鉴定结论成为关键的证据，然而，不同的鉴定机构对黄静进行的5次尸检，出具的6次死亡鉴定，却每次都给出了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黄静之死成为一桩疑案。
公众意见：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随着司法鉴定改革的推进，曾让公众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空前非议的黄静案很快会水落石出。也许我们还乐观不起来，因为现实在于，仅仅有较为完善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仍是远远不够的。
专家点评：
姜明安：制度的设计和对制度的执行都要考虑，建立制度、制定制度的人要从有利于制度执行的角度想问题，司法鉴定的规则应该由人大机关来制定，这件案子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江平：这个案件就算人大常委会再制定一个统一办法也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鉴定结论本身仅仅是证据的一种，并没有什么规定要求法官一定要采信某个鉴定结论，鉴定的采纳应当由法官来确定，不能说鉴定结论不一样法官就无法下判了。
甘功仁：我不赞成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即使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在最终决定谁来负有鉴定责任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复核性的司法鉴定机构。
六、杜宝良巨额罚单案
简要案情：外地来京打工的杜宝良2005年5月23日收到一张10500元的罚单，同时交通违章记分210分。他被北京市西城区交管部门认定，交通违法105次。杜宝良随后将交管部门告上法院。但随后又撤回了诉讼。
公众意见：“杜宝良案”的出现反映了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理念中服务意识的不足以及程序意识的缺乏。本案发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北京市交管部门大整顿，使其堪称“小人物产生大影响”的又一范例。就个案与法治的关系来说，“杜宝良案”的影响还没有终结，它必将促使有关部门从立法上对这一制度漏洞进行弥补。
专家点评：
姜明安：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看法律的目的、法律的原则和法律的精神。
莫纪宏：案件的关键不在于数额，而是105次罚款这一数字。如果交警执法在发现一个人违法时及时通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次数了。另一方面也有执法理念的问题，105次罚款是不是都要罚10500元，一张一张罚，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
何海波：现有电子眼执法的方式必须改变，解决的途径是所有的电子眼要通过大众化的方式公布出来，要坚决废止用数码相机偷偷执法的方式。另外，警察要改变工作作风，不能仅仅依靠执法设备，要及时发现违法问题，及时制止，电子警察是帮助执法的，是执法的手段，不能说电子设备是帮助不执法或者可以放任执法行为的，这是不行的。
七、奥拓车撞人案
简要案情：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在北京市菜户营桥附近，曹志秀夫妇由北向南横穿主路。刘寰驾驶奥拓车经过，将曹志秀撞死在绿化带里。2005年12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刘寰承担责任共计10.08万元。
公众意见：“撞了白撞”还是“撞了不白撞”？关乎有车一族与步行大众冲突的立法，而引起持续不断的关注。该案启示我们———以立法对不同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也是一个法治系统工程。
专家点评：
江平：对这个案子的宣传报道其实并不准确，“撞了白撞”还是“撞了不白撞”的提法，其实忘了两个前提，第一受害人有没有过错，第二司机要不要赔，关键要看司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责任。笼统说“撞了白撞”与否而没有正确宣传法律条款，如果司机确实没有过错，那也不是一定要赔，也不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平原则。
姜明安：“撞了白撞”和“撞了不白撞”的说法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但是新闻仍然抓住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决法律交锋中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有一些人老说司机是强势群体，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其实强势、弱势是相对的。
莫纪宏：这其中实际上是有一个法律原则问题，解释空间应当更大一些。现在按照举证责任大小来定责任的承担，在法律上没有免除司机绝对责任的条款。如果司机和行为人都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比如说司机为了躲避行人，采取了措施，结果导致司机和行为人都死了，难道让司机家属向行为人家属赔钱吗？
八、福建农民环境污染侵权案
简要案情：福建屏南县村民对屏南县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提起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原告损失。
公众意见：当公害侵害大众利益时，法律程序上应当有怎样的回应才能满足公众维权需要？如何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通过法制的进步求解协调、化解利益冲突的理性方式？在更深层面，该案引发人们对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很具有典型意义，也极具现实意义。在环境受到损害的时候，运用司法程序启动赔偿制度，在现阶段要广泛推广仍具有相当的难度。
姜明安：环境问题涉及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境也是一种权利，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以环境权提起诉讼的。环境诉讼首先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莫纪宏：该案让我们知道如何通过诉讼的方法进一步防止环境污染。该案重点在于侵权、集团诉讼问题。农民权益受到损害，可以通过集团诉讼对受害人进行统一赔偿。该案还涉及公益诉讼问题，我们既要对受害者提供民事赔偿，还要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治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根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九、郝劲松因发票状告铁路局案
简要案情：郝劲松因退火车票时，火车站开具的小票是铁路系统自己印制的收据，不是正规发票，不能报销而状告铁路局。
公众意见：公益诉讼是正义之士超越一己之利为公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因其关乎公共利益、挑战既得利益，从来都是公众关注热点。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但本案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专家点评：
江平：郝劲松案主要体现了以私权的诉讼来维护公共利益。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共团体来行使公益诉讼的主体权利，民事诉讼法还只是修改，还只是建议，将来消协能不能代表消费者，妇联能不能代表妇女等等这是另外的问题。实际上，以保护私权的方式提起公益诉讼，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姜明安：公益诉讼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公益诉讼无限制扩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那么司法资源有限性就会受到挑战。这需要思考。
甘功仁：该案很有代表性的，其所涉及的类似问题太多了。应该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十、通用大宇诉奇瑞公司案
简要案情：通用大宇因QQ车缺乏独立开发应有的原创性，且奇瑞并不具备其所自称的“独立开发”的时间和技术条件而起诉奇瑞公司。通用大宇和奇瑞公司知识产权纠纷，历经三年时间，双方于2005年11月中旬达成最终的和解协议。
公众意见：通用大宇与奇瑞的纠纷，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需定位于何处才能与我们的大国崛起战略相匹配？
专家点评：
江平：该案引发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应该创立自己独立的品牌和专有技术等。
莫纪宏：通过该案，应该说要搞民族工业就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我们的民族工业才会有很好的发展。
姜明安：该案反映出了有关知识产权、国家贸易政策制定以及如何遵守国家贸易准则，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如何结合等问题。
江平：中国的法治进程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动，而舆论是自下而上推动最有力的工具。同时，中国的法治进程不仅要有立法的完善，还要有司法实践理念的更新。而立法的完善常常是由个案诉讼特别是影响性诉讼引发的。这些影响性诉讼会使我们发现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在解决这些缺陷和问题过程中，得以完善我们的法治。
姜明安：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将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它暴露和凸显了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二是它引导人们对我国法律制度如何完善进行思考；第三，它可以催生一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建立；第四，它可能确立一些影响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原则；第五，它可能形成影响我们法律发展进程的法制理念。
莫纪宏：2005年的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代表的面比较广，在全社会关注影响性诉讼过程中，我相信，我们的法律制度会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进步。
甘功仁：我觉得“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将对我们从纸上的法律变成活生生的法律发生重要的影响，希望每年都搞一次这样有影响性的诉讼评选。
何海波：诉讼曾经被认为是在封闭的法庭之内解决公民的纠纷问题，现在在公民关注和互联网诞生的时代，诉讼变成了一种公众的论坛。影响性诉讼这个评选活动非常有意义，每个入选的案子都代表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关怀，所有这些案子连在一起以后就成为浓墨重彩记录中国法治进程的一部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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