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规制度不健全
❶ 我国现在企业登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企业登记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历经了28年改革开放风雨的洗礼，但是依然刻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烙印，体现在层层审批，严格审查，退出困难等行政许可方面，今天，为了治理经济环境，我们继续强调要“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以为把住了这道关，经济秩序自然好转，然而当前层出不穷的煤矿事故、食品安全、假冒伪劣、消费欺诈、仿冒商标、侵犯版权等市场不安全现象，说明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没有有效的调节市场失灵，相反,过苛的准入门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限制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创业愿望。这说明企业登记制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 按照我国现行的企业登记规则，企业登记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申请人设立、变更或终止企业主体资格的事项进行审查核实，作出准许或不予准许的决定，对准许登记的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企业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我国企业登记的法规和实务来看，登记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具有双重功能，即确认企业主体资格和企业经营资格的作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1999年6月29日）指出，“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其法人资格或经营资格终止”，可以认为是对《营业执照》双重功能的肯定。取得《营业执照》是企业获得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前提。 《营业执照》的双重功能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生活的结果，但在我国正进入全面市场经济的今天，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之一，在经济生活，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的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错位和缺位。 一、登记机关严格审查前置条件，希望把不合格企业挡在市场之外，但实践证明，不仅抬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而且摆错了自身的位置。我国行业行政审批过多过滥，虽经清理，但前清后立，目前仍有大量的行政审批事项分散在各个行政部门的法律法规中，而设立企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里，从《公司法》到《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都保留了大量的对行业经营资格的审查规定，《公司法》（全国人大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修订通过）虽然确立了直接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原则，但第十二条仍规定：在公司登记时，“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1987年8月5日发布）第七条：“国家规定经营者需要具备特定条件或者需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申请登记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申请经营旅店业、刻字业、信托寄卖业、印刷业，应当经所在地公安机关审查同意。”可见严格的前置审查就是对企业经营资格的认定。国家赋予登记机关审查企业的经营资格，实是搞错了核准登记的主要职能是确认市场主体，而不是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审查来管制经营行为，事实表明，这种管制也是无效的，就如《居民身份证》并不能保证公民遵纪守法一样。按照登记是确认经营资格的逻辑推论，若企业都符合规定的经营条件，那么登记已成不必要，若企业不符合规定的经营条件而经营，应由行业主管部门查处，登记同样成为不必要。 二、实质性审查色彩浓重，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和国外普遍倾向于形式性审查的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全国人大2003年8月27日通过）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虽然该法第三十四条还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但是行政许可的形式审查仍是立法的主旨。而根据我国的企业登记规定，登记机关须审查企业提交的文件、证件和填报的登记注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并核实有关登记事项和开办条件（见《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55条，国家工商局1988年11月3日发布），可见我国采取的是实质性审查。《行政许可法》实施后，登记机关虽然不再明确实质审查的义务，但登记实务中仍偏重实质审查，或者为了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而要求申请人提交其他的证明文件。事实表明，实质性审查根本不能有效地控制技术性、秘密性都较强的欺诈行为，相反，形式审查的公信力已准确表达了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与其交易的风险性，有助于当事人在与企业交易时认真考察其资信情况，而且提高了登记的便捷性。有鉴于此，各国在立法、实务中普遍倾向于形式审查，而对实质审查不作要求。如英国公司登记制度规定，登记机关只负责形式审查，实质情况由股东和董事、经理承担责任，会计师和律师承担连带责任。 三、易使当事人误解持有《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是合法经营的企业，不再怀疑其信誉，使欺诈者有机可乘。《营业执照》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向社会公示其登记内容，由于《营业执照》也是企业取得经营资格的前提，我国严禁无照经营，因此一般推定凡经登记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其经营行为是合法的。执照的证明力会使利益相关的第三人放松对其资信能力的考察，若注册人以虚假事项登记，并且又具有主观恶意，那么与其交易的当事人就会受到重大欺骗，即使申请人在登记时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但是登记后，具有恶意登记动机的注册人也会持《营业执照》四处诈骗，同样严重危害经济秩序，这样的事情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屡见不鲜，应该说《营业执照》对经营资格的证明能力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越是强调实质性审查，执照的证明力就越强，相反，当事人对与其交易风险的防范意识越小，恶意注册人对公众利益的损害可能会更大。 四、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把登记和管理混为一谈，误以为登记也是管理，管理就是登记，表现为对市场监管职能的错位。长期以来，在《营业执照》双重功能的思维定势下，企业登记被定位成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是国家对工商企业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保障企业从事合法经营，取缔非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作用”（国发[1982]108号）。所以工商机关对市场的监管，习惯于证照检查，取缔无照经营，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开展依法清理规范食品经营主体资格工作的通知》（工商消字[2006]第6号，2006年1月10日发布）要求，“严格规范食品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清理规范的内容：（一）证照是否齐全。（二）证照是否有效。（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实际情况是否与登记注册事项一致”，这显然把静态的登记管理混同于动态的监督管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2002年12月18日发布）也体现了这种混同，也是公法对私权的干预。根据国务院的三定方案，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市场监管责任，但在登记就是管理的混乱思维下，重登记轻管理，或者只登记不管理现象，一直困扰着工商事业的发展。前几年发生的阜阳毒奶粉事件充分说明了有关部门对市场监管的失控，就工商部门来说，那些生产和经销劣质奶粉的厂家、批发商、零售商们，大多也是经过合法登记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但他们却在监管机关的眼皮底下把劣质奶粉生产出来并销往了市场。 五、严进宽出，退出机制不健全。企业持续的进入和退出，是市场经济活的源泉，只有建立正常的企业退出机制，方能确保市场的效率和安全。我国确立了比较严格的准入制度，但是退出制度却不完善。《民法通则》规定，企业终止应当办理注销登记并进行清算，《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也规定，个体工商户歇业应当办理歇业手续，并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可见注销登记并清算是主体资格消灭的前提，是企业完全退出市场的标志，《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合伙企业法》等都有相应的规定。事实上，我国许多企业死亡后，由于多种原因，不办理注销登记、不清算，即自行解散，或者在清算中恶意逃避债务，使清算几无完成之日，而登记法规对此造成的法律后果没有丝毫规定，这就形成了死亡企业在死亡时间上的三个不清，一是自行解散或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时间是否为企业终止时间？二是清算完毕的时间是否为企业终止时间？三还是注销登记的时间为企业终止时间？登记机关一般将注销登记时间当作企业终止的时间，故社会上有大量已经死亡却仍活在登记机关的企业，俗称“死档”企业。对于死亡企业拒绝办理注销登记的罚则，规定的也很苍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国家工商局1988年11月3日发布）第六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不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责令限期办理注销登记。拒不办理的，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并可追究企业主管部门的责任”。该罚则到底是对企业还是企业负责人罚款？企业已经解散或负责人下落不明或者企业没有主管部门的，该罚则根本无从实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7年11月19日发布）第三十条：“合伙企业解散并清算结束后，不办理注销登记的，由企业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该罚则把清算作为处罚条件，操作上很困难。由于《营业执照》具有确认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双重功能，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也意味着主体资格消灭，那么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又没有清算人，还能否以原企业的名义参加诉讼？这是长期困扰司法实务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经[2000]23号和24号函，明确了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正是由于企业退出机制不健全，给市场安全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❷ 试论我国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一、 听证制度
听证是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之一，适用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和较大数额罚款等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
二、 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是行政机关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开政府文件、档案材料和其他政府信息的制度。在法律上表现为公民对于政府持有信息的了解权、隐私权，政府的保密权及其相关的义务。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开的原则，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遵循公开的原则，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在公布后，应当及时在政府公报和报纸上刊登。此外，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它们对公民利用国家档案和保守国家秘密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
三、 行政调查制度
行政调查是关于行政机关获取公民、法人和组织的个人信息档案、从事商业经营和公共事业活动信息档案和有关证据材料的制度。
首先是调查权限问题。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和正当理由根据的情形下，不得简单地以公务需要为名对公民个人或者单位组织进行调查和检查。即使在有法律授权和正当理由根据进行行政调查和检查，也应当遵守法律授权的范围、理由，依据法定程序进行。
其次是调查程序问题。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检查应当遵守有关单位行政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定。
四、 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是关于行政决定必须阐明其理由和真实用意的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特别适用于行使裁量权限和不利于当事人的行政决定。这一制度的意义主要是防止行政专横和权利滥用、便于司法审查和法制监督。说明理由是最低限度的程序正当性要求。
五、 行政案卷制度
行政案卷是关于行政决定只能以行政案卷体现的事实作为根据的行政程序制度。行政案卷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调查或者听证记录等案件材料的总和。行政案卷的构成和形成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行政决定只能以行政案卷体现的事实为根据，不得以行政案卷以外的、没有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的事实为根据。法律设立行政案卷制度的意义，使行政决定建立于按照法定程序形成的客观事实之上，规范认定程序和认定结果的权威性，排除外界对行政决定的不当影响和干预，便利司法审查和法制监督。
❸ 我国听证制度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完善
我国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
（一）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在国内占主导地位，反映在行政领域就表现为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或命令性计划等，这也影响了行政机关长期以来轻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观点。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及于关注，知情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认识，听证制度作为公民了解政府有关信息的制度性保障，在实践中未得到有效执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
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其余尚处于立法实践阶段，这就使得有些行政机关对其持漠视的态度，该听证的未听证，或者无故拖延听证等情况时有发生，再加上对行政相对人的轻视态度，听证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状况不理想。
2、行政首长制在听证过程中仍占主导地位
目前，学者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听证笔录是否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从西方的案件排它性原则来看，听证笔录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行政机关系统长期奉行行政首长制，在听证结束后，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另一方面，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总体素质较低，要完全依赖于听证过程中质证的证据做出行政裁决尚不可能作到。
3、公民听证意识有待相对较低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的“听证会热”为我国听证制度作了一次广泛的宣传。不尽人意的是这些听证会在举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少违反听证程序的做法，媒体对听证制度认识上存在误区从而导致了错误报道，混淆了广大人民对听证制度的认识，误将听证会等同于一般的座谈会，这对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进一步规范听证会的制度刻不容缓。同时加强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总体素质也十分必要。
4、对听证主持人缺乏相应的制度性保障
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他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教授所强调的，“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主持的公正听证是行政裁决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做的裁决一样，行政官员在听证中所做的裁决也必须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做出。如果审讯官或者行政机关受到法律偏见的影响，那么行政裁决则是无效的。”为了确保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首先必须在制度上确保其能独立地行使有关听证的权利，这就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中加强和确保听证主持人法律独立性的相关法律制度，实现听证主持人制度化。而另一方面，提高行政官员队伍自身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对听证制度的一些完善
1、广泛开展全民听证制度的宣传活动
有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行政庭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宣传法律法规。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将意见即时反馈给主管政府。一方面可以解决听证代表制中存在的不具广泛代表性的难题，另一方面听证主持人可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提前做好准备，从而在听证过程中正确地引导听证会的顺利进行，实现行政听证制度的公正与效率的。
2、建立相应的违反听证程序的救济制度与之相配合
有权利就有救济，否则权利难以得到及时、合理的保障。在实践中违反听证程序有两种情形：一是应当听证而未听证；二是在听证中违反听证程序的法律规定。针对此，笔者建议，可在今后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中增加相应的条款规定，完善其相应的救济法律制度。
3、确保行政听证制度法制统一性
程序的价值在于落实法律的执行，在以《行政处罚法》为突破口的各种单行行政法律、法规中分别规定相应的听证制度，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然而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在将来要修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定义、基本原则、基本步骤等做出详细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必要。
四、从宪政角度对听证制度的认识
宪政的核心思想是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以文章上部分为基础，对我国听证制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听证会和公民基本权利
举行听证会，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理由如下：大部分行政行为会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限制，合法的行政行为意味着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限制。从法理上说，法律应尽可能扩大公民的自由，对其的限制是迫不得已的。就公法和私法而言，公法应该充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对当事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同时由于公权力本身的局限，特别在经济领域，需要注重个人自治。听证会制度，在行政权力扩张的背景下，无疑成为克服公权力运行缺点，保障个人权利和发挥个人作用的重要制度。
（二）公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协调
尽管听证会体现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听证会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机会均等、多数决定原则之上的决策程序，而听证会只是政府机关决策前的一种征求意见程序，听证会本身并不决策。正因为如此，听证会的运作过程与民主的运作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民主决策过程由投票产生代表，每名代表有同样的投票权，而听证会的参加人由政府机关选择，参加人以其专业知识而不是投票权影响决策；民主必须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策，而听证会完全有可能采纳少数派的意见。这样，听证会的参加人构成及其专业素质对于听证会的成功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摇号、抓阄、抽签或者选举等“民主”方式选择听证会的参加人，首先就是对听证会程序与民主程序的一种误读和错误嫁接。
实际上在听证制度中以民主的方式过于追求对公权力的限制，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对个人自治的过分张扬，也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此，必须注重权力和权利的协调。协调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违宪审查制度和听证制度。在违宪审查中，判断某一个涉及对基本权利可能做出限制的公权力行为是否违宪，通常采取的标准是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理论，即在正当目的前提下（通常是公共利益需要），最低限度基础上，把对某一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所获得的利益和由于该限制所丧失的利益进行比较，在可以判断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的情形下，才对该项权利做出适当的限制。在听证制度中，主要通过听证程序的设置和听证者的意见对行政决策的拘束力来实现的。
（三）听证程序的意义
即使在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里，由于人性和利益的驱动，我们很难确定的说某个行政行为完全排除了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如卢梭所说，“一个国家官员代表了三种意志，一是他本人的，一是他所在集团的，一是国家的”。行政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它的扩张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忧。由于违宪审查的事后救济和非专业化特点，听证制度迅速发展起来。但另一面，与违宪审查相比，听证制度中对公权力的限制理性化较低，在听证中权利对权力的约束不同于司法。即在违宪审查中，被法院认为合法和合理的行政行为，有可能在听证中被否决（当然听证参加者不具有决定权），原因在于听证结果是意志自由选择下的结果。
❹ 如何才能进一步加强我国的行政法规建设
提高建设法治政府的途径：
1、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 实现政府职责、 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2、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 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
3、 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制度建设要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 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 扩大政府立法工作公众参与程度；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 规章修改、 废止的工作制度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
4、 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加快行政程序建设,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权责明确、 行为规范、 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建立公开、 公平、 公正的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
5、 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 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内容包括: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
补充：
法治政府就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关键是要推进政府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政府行政的法律依据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制度。
❺ 如何提高我国监督行政法律制度的实效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行政法制监督体系逐渐完善，我国对行政的监督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数量大、机构多，具有中国特色。尽管如此，政府管理中的问题长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再加大治理力度，却达不到百姓满意的效果?既影响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逼迫着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寻根溯源，以提出有效对策。
一、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影响
建国后，我国政府体制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发展：1.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府体制的理论构想和基本原则;2.苏联政府体制模式;3.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4.中国传统政府体制和政治文化;5.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这使得我国政府体制具有全能主义的特征。这一体制的外在特征表现为：(1)政府时刻“在线”，社会功能萎缩。百姓完全依赖政府部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中介组织都被刷上了行政机关的色彩而不能正常发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延伸而不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社会自我约束力弱，对不良社会行为的约束主要靠政府，而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很乏力。(2)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即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3)政府职能内容不合理。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在经济职能中，微观管理功能过强，宏观管理功能过弱;社会管制功能过强，社会服务功能过弱。
(4)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调。(5)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庞大，素质低下。(6)行政权力过分集中。
改革前，传统的行政体制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行政管理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同时，这一体制在形成时就孕育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是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去追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目标。行政手段以权力为基础，层级节制、明确的权威和相应的服从则是其根本特征。手段单一性在实践中表现为以“人治”取代法治，忽略和排斥经济手段、经济杠杆作用，结果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缺乏内在适应性，行政体制必然缺乏活力。
其次是政府的角色冲突和角色错位。长时间里政府部门追求着本应由企业追求的东西，从而导致角色冲突：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各政府部门要追求经济收益和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它们要促进公益并保护公众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益。当所有者的角色压倒了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以牺牲社会效益和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时，就是政府角色的错位。
第三是大一统要求。全能的政府追求社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目标。而这个统一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靠政府内部各部门的高度统一、协调来实现。实际上深层次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又使得协调统一非常困难。
第四是政府责任的无限与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职能和权力范围的扩张导致政府责任的膨胀。不论是政府自觉主动地承担了过多的职能和责任，还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和无限期望。最终是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然而，与政府责任无限性相对立的却是政府能力的有限性。由于受客观条件和资源的限制，政府难以在所有职能领域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能有所妥协，有所取舍。
最后的结果是，传统行政体制的内在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我们从怀着良好的愿望出发却很难达到目的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被提上议事日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行政体制的转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长期处于无限责任环境中，集中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政府，是说一不二的政府，体制转轨中新制度要求政府置身于全面的监督之下，要求政务公开、透明，政府做事要让老百姓评判，要遵规守制，要有服务意识，要接受全面监督。出现的“病症”是不习惯、不情愿、很反感，甚至是不允许。一是一些人和部门尤其是领导者成为新体制约束的对抗者。二是还在建设中或原本脆弱的监督制度、监督体系难以招架、不敢阻挡。三是监督缺少权力和权威。利益和管理，权力和责任，服务与监督总是处在激烈对抗之中，
二、
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监督作用乏力
政府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因而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同时又是改革的客体;改革的目标是克服社会萎缩，但社会的强化却依赖政府的自我克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而看不见的手却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创造。
缺少强大的外部约束力量的体制转轨，结果是旧问题未消除新问题又凸显，普遍的权力失范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腐败现象呈现高发势态影响政府形象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我们不但需要改制转轨，需要建章立制，更需要有力、有效的法制监督。遗憾的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存在着机制方面的缺陷，需要下狠心、花大力气去调整、完善。
❻ 总结和分析我国土地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国家对城市建设用地、工业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大，土地征用已经成为我国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在土地需求不断增加和土地征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相继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的缺陷也因此逐渐显露出来。本文旨在就目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期待能够对征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路。
1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1.1 土地征用“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
为满足社会公共目的的用地需求，各国普遍设定了土地征用权。为了防止土地征用权的滥用，一般规定政府只有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才能行使土地征用权，我国也不例外。《宪法》第十条第2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虽然法律规定了征用农村土地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并未对可以行使土地征用权的“公共利益”的具体类型和范围予以明确规定，为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制造了空间。
实践中，各类建设项目，凡符合规划、涉及占用集体土地、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一律都可以申请国家行使征用权取得。被征占的农村土地在实际使用中并不都是“公共利益”，甚至“公共利益”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是造成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征用范围无限度扩张甚至频繁出现“圈地运动”的法律根源。
1.2 土地征用制度程序设计不完善
1.2.1审查阶段缺乏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认定程序
我国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土地征用必须经过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但对土地征用是否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没有任何审查认定程序，这一重要程序的欠缺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权经常被滥用的重要原因。
1.2.2操作过程缺乏土地权利人的主动参与程序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 镇) 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从“两公告一登记”的程序来看，被征地的农民只是被动的参与而不是主动地参与征地过程。征地方案、安置补偿方案的公告，只是相当于征地的通知，通知农民土地被征的事实，征与不征、补与不补、补多少，农民并没有发言权。
1.2.3征地争议解决机制缺乏司法诉讼程序
关于争议解决的程序，《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虽然均规定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但是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现在我国绝大部分省( 市) 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按照现行规定，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由此可以看出，司法救济被排除在救济手段之外，政府裁决是唯一的救济手段，政府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难免有失公平，不利于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1.3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科学
《物权法》确定的农用地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费用等，农民的其他损失不予补偿。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物权法》对这个问题相对于《土地管理法》没有太大的突破。这种按照土地原用途的年产值倍数来进行补偿的方式，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属于低层次的不完全补偿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是不科学的。
1.4 征地补偿费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
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一般来说，土地补偿费给集体经济组织，安置补助费给安置单位，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给农民。而实际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面对巨额土地补偿款，投资理财能力不高，存在管理使用不善，甚至个别村委会、村干部挥霍浪费的现象。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在一些地区被层层截留，农民所得甚少。在征地过程中，特别是非“公共利益”的征地，土地用途的转变产生了大量的增值收益，这部分收益却归政府和开发商所有。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这种分配状况，对于真正的利益损失主体农民来说，显然不公平、不合理。
2 现行征地制度缺陷的成因分析
2.1 观念上受困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思维
当前土地征用制度与1953年12月颁布的《国家建设土地征用办法》没有多大差别，实践上沿袭了计划经济的思路与做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上，一切经济发展活动都由国家统一进行，根本就不存在非公有经济，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发展项目都属于公共性质，在农地征用时当然不必区分公益目的与非公益目的。虽然农村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仍有区别，但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全部由国家解决，行政征地在实施中就不会遇到农民的反对。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牺牲农业利益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农村集体土地的价格自然也被压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实行完全补偿制度。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有经济重在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沿用这套做法来规范土地开发的市场行为，必然会对农民和农村集体利益造成巨大伤害。
2.2 动机上根源于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
土地是稀缺性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下，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数量的减少而不断上升。对农村土地低征高卖能获得可观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增值收益历来归地方政府所有，属于地方政府预料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央政府目前还未找到解决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其他有效办法。受畸形政绩观的影响，在巨额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置农民利益与国家长远发展于不顾，超出公益用地征用范围，利用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科技园区建设等巧立名目、变相圈地，对征占的农村土地进行转手炒作，赚取差额。
2.3 制度上归咎于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
承包经营权存在产权残缺，导致农民无法有效地保护其土地产权。尽管我国农民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传承中形成了极为深厚的土地情结，而且《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也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这导致农民土地产权的保障程度偏低，当政府或国家以公共利益需要之名征用土地时，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往往受到集体性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的产权残缺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土地利益。
2.4 地位上归因于农民组织资源的极度缺乏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和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缺陷。组织资源的极度缺乏使我国农民在与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对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并没有多少发言权。由于缺少一个能反映农民利益、平衡的政治结构，单个农民面对庞大的政府永远是渺小的。当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仅无法与政府进行有效的谈判，而且被排除在土地征用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之外。
3 对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建议
3.1以立法的方式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范围
公共利益是法定的行使征地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将这一法定条件明确化、具体化，才能将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征地与一般经营性用地严格区分，有效防止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被侵犯。法定条件应当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否则不同阶层的人对“公共利益”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法律也就形同虚设。因此，笔者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的“公共利益”作出司法解释，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相应内涵。参照国外有关国家成型的限定，可考虑逐步将土地征用限定在以下公共利益性用地范围内：⑴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⑵城乡基础设施用地；⑶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如煤矿、机场、大坝等；⑷特殊用地，如监狱、治安拘留所等；⑸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用地，如经济用房建设用地、迁移户用地等；⑹公益及福利事业用地,如学校、医院等；⑺其他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
在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国家应编制“建设项目土地征用目录”。目录内的建设项目涉及使用集体土地的，国家可以直接动用土地征收权。其它非公益性用地，不能依靠征用农地，而应当主要依靠盘活城市土地存量市场以及开放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来解决。
3.2 通过完善程序设计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2.1建立土地征收合法性的认定程序
在审查程序中增加征占用途审查内容，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进行实质性认定。可规定由一个中立的权威专门机构按照界定公共利益的条件，对征用土地的公益性进行认定。建设项目单位认为拟建设项目属于《国家土地征用项目目录》或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的，应当提请认定组织机构进行土地征用合法性审查。经审查认定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项目用地，政府可以依法行使国家土地征用权。土地征用合法性审查认定材料应当作为土地征用审查报批的必备材料。
3.2.2建立被征地者的主动参与程序
强化公告制度和听证制度，保证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改变现有的先批准、后公告的做法。需要征用农村土地的，地方政府土地主管部门收到建设单位（包括地方政府）用地申请后上报审批前，要先进行公告，让土地权利人知情并有权对征地的合法、合理性提出质疑，若有不同意见或者要求召开听证会的，审批部门应组织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土地权利人意见。具有审批权的行政机关在审批前应将征地方案、补偿安置办法予以公告，若有不同意见或者要求召开听证会的，审批部门应组织召开听证会。通过听证制度来保障土地权利人行使参与权，确保其利益不受侵害。
在补偿方面，增设与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户的征地补偿安置协商程序，即先由用地者与被补偿者协商补偿标准，征地补偿方案要与每一个被征地农户直接见面，充分协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再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征收。
3.2.3建立征地争议解决的司法诉讼程序
征用引起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对征用行为的合法性存在质疑引起的纠纷，主要包括征用主体、征用目的以及征用程序等是否合法引起的纠纷；二是因补偿问题引起的纠纷，主要有补偿的标准、数额、方式以及补偿费的归属问题引起的纠纷等。对征用行为的合法性存在疑问引起的纠纷，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国家赔偿的范围。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对政府征用不服的，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寻求救济；亦可不经过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补偿问题引起的纠纷，也应纳入行政复议与诉讼范围中来。因政府征用而使其财产权遭受损害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可先通过行政程序解决补偿争议。如果被征用人与补偿义务机关就补偿方式、数额不能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对补偿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补偿诉讼。行政补偿诉讼属于一类特殊的行政诉讼，原则上适用行政诉讼的程序，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补偿案件可以使用调解，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3.3 确立科学的货币补偿标准
目前按被征土地原用途进行补偿的“产值倍数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予以摒弃。土地的补偿标准一般以市场价格作为主要参照依据，这个市场价值要通过规范的价格评估体系公平确定。由于失地农民是整个征地过程中真正的利益群体，相关专家在土地补偿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让失地农民也介入其中，根据土地的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以不同的评估方法确定补偿标准，目的是使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不致因政府的行为受到实质的损害。对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除了按价格补偿外，还要考虑为失地农民维持今后生活提供额外的经济补偿。
其中，土地补偿费可按照与被征土地同类地块土地的市场价来确立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即参照同类地块土地的平均市场价来确定被征土地的市场价。地块的划分可参照行政分区、规划分区进行。被征土地市场价的确定还应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并作为听证制度中重要的听证内容。安置补助费以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的标准测算，农民生活水平的确定以统计部门出具的当地农民年平均收入为依据。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3.4 完善征地补偿费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关于征地补偿费分配的问题，既涉及法律，又涉及到相关政策；既涉及集体利益，又涉及到公民权益。在制定补偿分配政策与方案时，应遵循以下原则：⑴坚持村民自治原则。征地补偿如何分配应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依据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程序，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哪些人享有征地补偿费分配权及怎样分配等事宜，分配方案拟订后要及时向全体集体成员公布，经大家讨论无异议通过后才能形成决议由村委会执行实施。⑵坚持依法公正、加强监督的原则。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在制定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首先，指导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通过合法的程序，制定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而不能一味地遵守风俗习惯；其次，组织联合成立监察组，以检查各镇、村、组对被征地补偿安置费的分配和使用情况，加强征地后对监督检查工作力度。
❼ 请问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且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员工的旷工行为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之后，企业不能再使用行政处罚措施（罚款、辞退、开除等内）对员工容进行惩罚，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利用健全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规章制度，也可以将考勤列入绩效考核，降低旷工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从而降低其绩效工资。通过少给绩效工资的方法给员工以警示。
❽ 试论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制度的含义和功能
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一、 听证制度
听证是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之一，适用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和较大数额罚款等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
二、 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是行政机关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开政府文件、档案材料和其他政府信息的制度。在法律上表现为公民对于政府持有信息的了解权、隐私权，政府的保密权及其相关的义务。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开的原则，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遵循公开的原则，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在公布后，应当及时在政府公报和报纸上刊登。此外，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它们对公民利用国家档案和保守国家秘密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
三、 行政调查制度
行政调查是关于行政机关获取公民、法人和组织的个人信息档案、从事商业经营和公共事业活动信息档案和有关证据材料的制度。
首先是调查权限问题。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和正当理由根据的情形下，不得简单地以公务需要为名对公民个人或者单位组织进行调查和检查。即使在有法律授权和正当理由根据进行行政调查和检查，也应当遵守法律授权的范围、理由，依据法定程序进行。
其次是调查程序问题。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检查应当遵守有关单位行政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定。
四、 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是关于行政决定必须阐明其理由和真实用意的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特别适用于行使裁量权限和不利于当事人的行政决定。这一制度的意义主要是防止行政专横和权利滥用、便于司法审查和法制监督。说明理由是最低限度的程序正当性要求。
五、 行政案卷制度
行政案卷是关于行政决定只能以行政案卷体现的事实作为根据的行政程序制度。行政案卷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调查或者听证记录等案件材料的总和。行政案卷的构成和形成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行政决定只能以行政案卷体现的事实为根据，不得以行政案卷以外的、没有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的事实为根据。法律设立行政案卷制度的意义，使行政决定建立于按照法定程序形成的客观事实之上，规范认定程序和认定结果的权威性，排除外界对行政决定的不当影响和干预，便利司法审查和法制监督。
❾ 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包含的法律规范有哪些
行政法律体系包含的法律规范有不少，凡是规范和约束行政管理方面专的法律法规，都属属于行政法律法规，无法一一列出。
下面只列举部分：
行政法律：
行政诉讼法
行政强制法
行政复议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监察法
行政法规：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❿ 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构成体系是什么
1、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本质，由这个国家的法专律确立的社会制度属的本质所决定。
2、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中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进。
3、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国情要求。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如何构成，一般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政治制度和立法体制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