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上利害关系判断基准

❶ 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包括哪些人

《行政许可法》中确立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相邻权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这是产生利害关系人的主要情形。如：经许可设立的加工型生产企业、资源开发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经营活动中可能产生噪音、污水、废气、粉尘，对邻人的生产、生活环境带来直接影响。

2、竞争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某些行政许可依法律、法规或惯例规定有明确数量限制（如旧机动车回收，按照国务院规定一个县只设立一家。），如果实施许可突破了原有的数量规定，那么势必会影响已经获得许可的经营者的利益，因而构成利害关系人。

3、知识产权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事项可能对他人知识产权完整性、独占性产生侵害的，如企业名称核准中，与他人商标、专利上使用的名称重复，易让公众产生误认误导的，构成重大利害关系。

4、契约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契约一方当事人为行政许可申请人，行政许可将改变其契约关系，则他方当事人为利害关系人。如村民公约有明确的规定，在本村范围内不得兴办某类企业，某村民欲取得该类企业的营业许可，则其他村民为利害关系人。

5、人格权、身份权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如工商广告登记审查中，对可能涉及侵害他人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和影响企业商誉的许可事项，可能受侵害者应视为利害关系人。

拓展资料：

利害关系人，是指对于诉讼标的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人。直接利害关系人有权向法院起诉或可能被提起诉讼。间接的利害关系人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当事人一方的败诉可能使自己遭受不利后果时，可以参加到诉讼中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

“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的一种因果关系，所以，从合法权益、行政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个维度来探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构成是较合乎逻辑的研究进路。

❷ 行政法问题

B

A: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B:
第四十八条 听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予以公告；

（二）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三）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四）举行听证时，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供审查意见的证据、理由，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证据，并进行申辩和质证；

（五）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C: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下列行政许可证件：

（一）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

（二）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证书；

（三）行政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许可证件。

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D:
第三十八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❸ 试述行政法制原则的主要要求

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依法行政提出了六项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这六项要求对指导和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合法行政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2.合理行政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3.程序正当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4.高效便民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5.诚实守信
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6.权责统一
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❹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不作为一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姝平，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原郑州市建设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淮河西路39号。

法定代表人郭庆宽，主任。

委托代理人毛学谦，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姝平因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不作为一案，不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09）中行初字第19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姝平，被上诉人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代理人毛学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08年9月，原告以书面形式向被告进行投诉，认为裕兴公司开发的位于黄河东路89号的盛世年华小区一至三期工程都是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即违法交付使用，应当对该行为进行处罚。2008年10月20日原告通过网上政府信箱进行了主题为“郑州市裕兴置业有限公司不通过竣工验收交房应予处罚”的投诉，被告于2008年11月13日在该信箱“处理意见”中针对裕兴花园二期7号楼东单元8层东户蒋姝平的投诉，回复称经其核实调查，确实发现该工程有违反《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的违规事实，已提请行政执法。2008年12月18日原告又通过网上政府信箱进行了主题为“对郑州市裕兴置业公司违法交房行为的处罚结果如何”和“郑州市裕兴置业公司不通过竣工验收就是违法”的投诉，被告于2008年12月29日在该信箱“处理意见”中回复称，市工程质量监督站于2008年11月13日已提请行政执法。2008年12月31日原告再次通过网上政府信箱进行了主题为“对已查明的违法事实为何迟迟不依法处罚”的投诉，被告在该信箱“处理意见”中回复称，被告法规处已经立案，案件正在办理中。在此期间，被告立案受理了原告的投诉，对原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于2009年4月10日作出了听告字（2009）第00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09年10月20日被告作出郑建质罚决字（2009）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审认为：被告郑州市建设委员会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建筑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是其法定职责。诉讼中，被告虽然提供了其在接到原告投诉后进入执法程序并作出处罚决定的相关证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原告自其2008年9月向被告投诉至原告2009年10月14日起诉之日止，被告没有对原告投诉所反映的问题作出处理，而是在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作出了处罚决定，不符合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高效便民的要求，而且被告对原告的投诉未及时处理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提供其延长办理期限的证据。但由于被告在诉讼期间作出了行政处罚行为，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故应确认被告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审查的是被告针对原告的投诉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由于原告系该社区的业主，对危害本社区业主的违法行为向被告进行投诉，而被告作为或不作为是基于原告的投诉，原告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即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对被告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被告辩称蒋姝平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郑州市建设委员会自2008年9月至2009年10月14日期间对原告蒋姝平的投诉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蒋姝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上诉人要求对1－16号楼进行处罚，而被上诉人仅对6－8号楼进行了处罚，其它楼未进行查处；2、6－8号楼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真实，存在的问题为法定代表人不正确、加盖的公章为监察章、没有送达回证、未向上级机关备案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改判被上诉人对全部违法交房行为作出真实的行政处罚。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对上诉人的投诉履行过法定职责，再判决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二、对6－8号楼以外楼未处罚是因为答辩人未发现有违法交付的事实；三、6－8号楼的处罚决定是被上诉人依法作出的，上诉人无权对该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说处罚决定是假的，无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

另查明，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投诉的为1－14号楼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的申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依法及时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必须受理。……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法律、法规没有时间规定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办理。依法不应当受理的，必须告知不受理的原因或有管辖权的机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有依法监督管理职责。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关于盛世年华1－14号楼违法交付的投诉后，对其中1－5号楼及9－14号楼的投诉，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在60日内已经依法处理或者予以答复，被上诉人对于针对1－5号楼及9－14号的投诉不予处理或答复的行为，属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

被上诉人于2008年10月收到上诉人对盛世年华（裕兴花园）1－14号楼的投诉，在法院受理本案后，其于2009年10月20日对其中的6－8号楼作出了（2009）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投诉后未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拖延履行义务，且对投诉未及时处理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提供其延长办理期限的证据。鉴于被上诉人在诉讼期间已作出行政处罚行为，判决其对该部分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故应确认被上诉人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对6－8号楼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鉴于本案是行政不作为案件，该处罚决定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上诉人若对该处罚决定有异议可另行起诉。

综上，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关于处罚决定违法的上诉请求，因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09）中行初字第197号行政判决书;

二、确认被上诉人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对上诉人蒋姝平关于盛世年华6－8号楼的投诉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三、判令被上诉人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于60日内对上诉人蒋姝平关于盛世年华1－5号楼及9－14号楼的投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信丽

审 判 员 张 启

代理审判员 孙 健

二0一0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耿 立

解析；

在当今法治社会，行政乱作为和显性的行政不作为都难以遁形，但是对于实体与程序在事实上相分离的行政行为的规制上却是乏力的。基于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利益的考量，更好促进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以及秩序行政相给付行政发展，本文从案例着手，从行政不作为中抽离出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并以此作为文章论述的视角。在把握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涵义及其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对该种类型的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判决形式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对于实践中易引起争论的履行判决的判决形式，着重从履行判决的适用、判决中能否确定履行的具体内容以及能具体的程度、履行判决与撤销重作判决运用的不同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以期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制度有一点点的完善。
以上案例中行政机关在程序上都有一定的作为，但是他们作为的手段、措施是否到位，在实质上是否达到了法律效果就值得考虑了。由于现实中的行政行为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被模式化，我们常常过于关注已经模式化的行政行为而忽视未被模式化行政行为。 再加上长期以来，在行政法学界对于判断行政作为与不作为采取法定期限内义务履行这一客观化的标准，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行政不作为的判断和识别，但是对于程序与实体两者在事实上处于分离状态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呢？也即是说，对于有些行政行为以积极地形式出现而产生的却是不作为的实际效果的行为的定性。

对于此，有的学者主张行政不作为表现的是程序方面的不作为，只要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请做出了最后的实体决定，无论其内容是肯定或否定，都属于行政作为行为。 依此逻辑，案例中的未采取合理措施处理交通事故的民警、未合理羁束精神病人的公安机关、未及时有效做出处罚决定的城乡建设委员会、未确实有效监督整改情况的消防部门都不属于行政不作为，这大概是个让人很恐慌的结论。行政法相较于其他的部门法，它是一个行政程序和行政实体并重的法律，任何行政行为都是行政程序与行政实体两方面的完整统一。如果仅凭有限的程序作为而认定行政主体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对该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追求的效果，是否与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利益相符都不管不顾，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有必要在不作为行政行为中抽离出此类形式上作为而实质上不作为的行政行为，这既是行政不作为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深化，也是有效遏制行政不作为中的形式主义的手段，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以及秩序行政向给付行政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的界定

要准确把握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涵义，需先就其上位意义上的行政不作为有个了解。行政不作为只是拟制的行政行为。所谓“拟制”，就是本来不是行政行为，但把它当作是行政行为。这种拟制是一种立法技术，目的是使行政不作为与行政行为一样接受司法审查，但它不能从根本上将行政不作为变成行政行为。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四）、（五）、（六）项列举了行政不作为的具体的形式，如不颁发证照、不履行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未依法发放抚恤金等。在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将不作为以一个法律术语的形式予以规定，但是并未对行政不作为做出具体的界定和形式的说明，因此在理论中和实践中对认定行政不作为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以法定义务的履行来作为判断行政作为的标准。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主体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时，只要行政主体在程序上积极的为之，无论其表现出来的实体内容是“为”或是“不为”，都属于行政作为；反之，就是行政不作为。也有学者以是否改变现有法律状态来作为判断的基准，指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维持现有的法律状态或不改变现有法律状态的行政行为。第一种观点割裂了行政法的程序与实体并重的特点，不能很好的体现行政法的价值目标，而第二种观点是从行为结果而非行为状态来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这势必会导致行政不作为认定范围的扩大化，即将实质属于否定性的明示拒绝行为也视为行政不作为行为。因此，有的学者采用“通过不作出有内容意义的动作或动作系列”的表述 ，该表述突破了单纯的程序判断标准，还牵涉到实质性的有内容意义的衡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在行政不作为中抽离出有关怎么行使，行使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即本文论述的视角---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所谓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虽然启动了行政程序但是并未实质性地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其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方法、措施、手段不当，或者未尽到注意义务，或者根本就未进行实质性行为，且从常理上就便于认知的行政行为。该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外部形态上表现了积极作为，但在实质上并不符合行为的要件。 笔者认为，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的构成也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第一，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这是该行为的前提条件；第二，行政主体在程序上已经有所为，此为区别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不作为的显著特征；第三，行政主体具有履行上的可能性，但由于其主观上的原因而没有在实质上达成法定的目标。具体而言的话，该履行上的可能性也包括对于损害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和避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第四，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主体的行为具有合理的期待可能性。对于以上的构成要件中，恐怕第三和第四个是最容易引起质疑的。对于行政主体只有在主观意志能力范围内不履行法定义务才具有法律评判的意义没有异议，但是实践中如何判断行政主体具有履行的可能性是个模糊标准，以及将这一模糊标准运用到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的判断中，即何时是由于行政主体主观上的原因导致具有作为的可能性却未达到行政目的就更是一个难点，更何况行政主体的主观意志能力的判断没有一个具体可行的客观的标准。因此就要运用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为了弥补法律规范的形式正义对个案特殊事实回应不足的。具体到判定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主观状态，除了要考察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不作为主体的主观状态，法官对于常识理性的判断也是不可或缺的。就第四个要件而言，需指出的是，合理的期待可能性是指社会一般民众对于行政主体在相应的情形下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可期待性，而不是特指在个案中的相对人的期待。

需特别注意的是，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同于某些行政主体只做出了某些程序尚未最终处理完毕的行政行为。这对于我们准确判定是行政不作为还是行政作为，显得特别重要。

三、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履行判决方式

不作为诉讼的最大特点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关系启动的不特定性，即行政相对人之所以有不作为的诉权其原因在于其对行政主体有着主观上的正当预期，当这种正当预期让他失望时他就产生了诉权。 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诉权的产生莫过于此。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以行政主体已经作为为理由而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甚至拒绝受理立案的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在该类案件的受理中，不能以行政主体的外在形态的为与不为作为审理的标准，而应该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考量的核心，即以行政主体的行为实质上是否满足相对人或第三人合理的期待为界定作为与不作为的基准。

从世界范围看，在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形式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履行判决中的课予义务的方式。日本在《行政案件诉讼法》修订前，法院在认定不作为违法时作出确认判决，这对于因时过境迁无再履行的必要仅要求赔偿的案件非常适用，但对于要求行政主体做出特定的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就会产生权利保护的不周延、当事人陷入重复不必要诉讼，导致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于是，日本在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中，增加了课予义务诉讼。德国《行政法院法》也是采取课予义务诉讼的救济类型。 在我国，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在不作为诉讼判决主要包括驳回判决、确认判决和履行判决三种。从本文论述的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的视角出发，驳回判决适用的情形一般指的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未满足其权利的有效保护，法院审查后认定行政主体的行为的方式、手段、措施都是在当时情境下所能采取的适当的措施，未能完全满足相对人的请求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被告形式上履行了，但实质上未能履行的行政不得力的行为，如果判决其履行已无实际意义时，法院可以确认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并依此判决行政主体因不充分作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主体的行为实质上并为充分完全履行，基于相对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考量还有履行的必要时，可作出该种类型的判决。实践中，争论最多的还是履行判决这一形式。

首先，履行判决对何种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适用的问题。其会不会走入一个“原告不断诉讼而被告不断作出不充分为”的怪圈呢？对于此，笔者认为，是不是可以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来解决。比如说，城市中的噪音扰民，行政主体下发了一个整改通知书，而行政相对人对该整改通知置之不理，整改期结束后，行政主体采用行政罚款的方式予以处理，但周围居民仍然饱受噪音之苦。该案例中行政主体既实施了应当实施的行为，但相对人的侵权的不法状态处在持续状态，第三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保护。假使第三人提起诉讼，法院依法做出履行判决，而行政主体依然采取的是相类似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侵权的行政行为的话，就难免会进入到一个不断诉讼的怪圈中了。在如此请求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中，法院有必要采取确认行政主体行为违法并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实体上的权利，而不仅仅是程序上的权利。

其次，法院在履行判决中能否确定行政主体应履行义务的具体内容，进一步说，能具体到什么程度。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法院不能指明行政主体履行义务的具体内容，这对于原告权利的保障来说是个极大的欠缺。假如我们把履行判决的内容仅仅局限于行政主体履行一定程序上的义务的范围，那么这个诉讼就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的行为本身就是程序履行上的完满，而实质权利保护上的缺失。但是，如果履行判决中规定行政主体履行的事项、要求、期限以及具体数额的话，又会带来法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的干预，有违法治之嫌，甚至可能出现相对人对法院责令行政主体进行的行政行为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的尴尬。比如美国就规定不作为和拖拉迟延属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法院有权强制行政机关履行非法拒绝的行政行为或不当延迟的行政行为，但不能代替行政机关做出行为。

对于在诉讼中如何平衡好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既能很好的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个回应，又不会侵犯行政主体的权限，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4项规定，法院若要以判决命令行政机关作成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其要件除因行政机关之拒绝或不作为系违法且侵害原告的权利外，尚须“事实达到可为裁判之程度”，则行政机关之第一次判断权仍应受尊重，因此，法院仅能判决行政机关应考虑法院之法律见解而为裁决，此种诉讼称为“命为决定之诉”。 据此，法院在履行判决中做出具体的特定的内容时，应受到以下三点的限制：首先，判决内容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及其程度必须是在原告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有违法院中立的不告不理的原则。其次，还要考虑该行政行为所指向的权利义务是属于羁束行政范围还是裁量行政范围。做出具体的内容的裁决应该是在羁束行政范畴中做出的，否则的话，还是有可能只是形式上的作为，而实质上的权利依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依然有悖于提起诉讼的初衷。最后，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查明程度的限制。根据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分工原则，行政机关不得干预审判权的行使或代替法院对合法性问题作出终局裁决；法院亦不得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直接对行政管理的适当性问题作出评价和决定。 只有在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仅指作为证据呈现在法官面前的事实）能完全臻明时，法院才能在判决中详细确定行政主体应履行的义务。

最后，履行判决与撤销重作判决在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中的运用。判断对某个行政行为适用履行判决还是重作判决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就是看是否已经存在一个内容与作为义务相冲突的作为形式的行政行为，如果存在，那么就只能适用撤销并重作判决。但是当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作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时，那么法院就应该采用履行判决来作为应付行政违法的手段。 所以适用履行判决还是撤销重作判决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该行政行为的定性上，即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性质。根据前文所述，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行政行为仍属于行政不作为，虽然其在程序上履行了义务，但对于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实质利益的保护仍然缺失，故判决中宜采用履行判决的形式。

四、结语

在当今行政法治水平不断提高中，行政乱作为和显性的行政不作为会越来越难以存在。行政主体程序上义务的履行并不能带来实体权利的完满保障，而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又不仅仅局限于程序上的权利，更呼唤的是实体权利。因此，本文从行政不作为中抽离出形式不作为而实质作为的行政行为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赋予相对人或第三人诉权，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出发，对履行判决形式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浅显的思考，以期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制度有一点点的完善。

❺ 行政法中相关人和第三人区别

相关人，指的是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三人主要是指：一，工具所有人作第三人 二，与行政相对人签订民事协议的对方作第三人。
三，土地、房屋、交通工具的使用人作第三人。 四，另一被处罚人作第三人

❻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原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25条规定的“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至少应当包括：（1）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2）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3）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4）与撤销或者变更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哪些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可以作为原告，可以根据实践需要，进一步扩大。原则是通过行政诉讼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争议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原告的近亲属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释》的规定，这里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承受人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其他组织是指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释》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包括：合伙企业以和他合伙组织以及其他非法人组织。

❼ 行政法问题

都是，可以是卫来生厅也可以是源市政府，如有需要你可到‘问’‘法’‘网’这个专业的‘法’‘律’‘网’‘站’上咨询下那里的‘律’‘师’们吧，他们会免费为你解答的，你也可与他们在线即时沟通，很方便，希望他们的建议对解决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❽ 行政不作为怎么界定

行政不作为就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行政行为的职责和义务，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职责的状态。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未履行具体的法定作为义务，并且在程序上没有明确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

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有三个：

一、申请要件-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出了实施一定行为的合法申请。按照行政主体能否主动作出行政行为标准，行政行为可分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两类

二、职权要件-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事项具有法定职责和管理权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主体作出的一定具体行政行为，要在被申请的行政主体的法定职责和管理权限范围内。

三、期限要件-行政主体未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法定程式实施一定的行为。行政主体为一定行为的时间，少部分法律法规已作出规定，包括《行政复议法》在内的大多数法律法规未作出规定。

(8)行政法上利害关系判断基准扩展阅读

《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三类行为提起的诉讼案件归为行政不作为案件。

《行政诉讼法》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国家赔偿法》第14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❾ 如何理解"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所谓“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自上利害关系”是指：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这与《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含义基本相同，而绝不是仅仅限定在行政法关系当中。
那么，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不起诉，与直接对象有民事关系的第三人能否以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呢？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提起行政诉讼是对其合法权益从根本上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

❿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1.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3.法律上保护的权益。

⑴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⑵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4.审理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复议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

【当事人信息】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广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黄戟，市长。

【诉讼记录】

再审申请人刘广明诉被申请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家港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苏05行初59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刘广明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苏行终14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广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白雅丽、汪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张家港市发改委）向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洲公司）作出张发改许备〔2015〕823号《关于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备案的通知》（以下简称823号通知）。该通知内容涉及项目名称、主要功能及建设内容、项目选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有效期等五个方面。刘广明于2016年1月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认为该通知将其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福利村悦丰片一、二组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纳入其中，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情形，遂向张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张家港市政府经审查认为，刘广明与823号通知不具有利害关系，遂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张行复第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于2016年3月22日送达刘广明。刘广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凭项目备案机关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书，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本案中，823号通知系对建设项目的备案行为，是职权机关就申请人申请备案的项目是否符合项目备案条件依法进行审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为产生实体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是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对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直接影响。金沙洲公司仅凭该通知是不能实施开发建设的，还必须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故刘广明与823号通知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因此，张家港市政府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

刘广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实与理由，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广明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家港市政府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823号通知具有行政审批效力。该通知是涉案地块进入征收程序的必备文件。唯有该通知通过，涉案项目才能启动其他程序。因此，823号通知并非只影响到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还直接对用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产生影响。823号通知将再审申请人的土地纳入项目选址范围，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823号通知的作出，导致再审申请人的土地因涉案项目需被征收的法律后果，且再审申请人作为相关地块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仍未获得合法补偿，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故再审申请人与823号通知有重大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理应受理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二审法院并未就案件情况向再审申请人进行任何询问即决定进行书面审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就本案而言，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等规定，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行为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是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以下统称项目审批行为）。考察上述一系列规定，并无任何条文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保护或者考量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益保障问题，相关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须考虑类似于刘广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具体到本案中，张家港市发改委作出823号通知即使涉及刘广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刘广明也不能仅以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以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其申请之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广明如认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的土地征收与补偿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

另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一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对于二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本案的主要争议是法律适用问题，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方式审理，系法院职权所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有关二审法院未经询问即书面审理违法的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

【文尾】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审 判 员 汪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辉妮

书 记 员 周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