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是

⑴ 检察院对行政机关法律监督具体范围是什么

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范围是否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全面监督。对行政诉讼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权力。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范围未作任何限制，这体现了行政诉讼法与我国宪法的一致性。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监督，表现在审判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人民法院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中的行为，都有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违背法律规定的可能性。例如，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而不予受理；应进行证据保全而不采取保全措施，致使诉讼无法继续下去；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应该不准许撤诉而裁定准许撤诉；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裁定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结果。这表明，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并不只表现在审判的最终结果上，而是贯穿在行政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因此，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也必须是针对行政审判的全过程进行。
2、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还可以针对审判人员是否违反法纪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对行政诉讼的全过程实行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审判过程中有枉法行为，一方面对由此产生的错误裁判提出抗诉；另一方面，当这种枉法行为已构成犯罪时，检察机关应当立案侦查，另行办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中的犯罪行为进行查处，从形式上看，虽超出行政法律监督的范围，而实质上，这又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行使的必然结果。
3、对于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应主动介入案件审理，参加到诉讼中，加强法律监督。英国行政法对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英国，一般的公众要想阻止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可以请求利用检察总长的名义向法院申请阻止令，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这时，诉讼在形式上以检察总长为原告，同时指出告发人的姓名。这个诉讼，名义上由检察总长提起，实际上全由告发人负责进行。当然，检察总长有权决定是否同意提起这种诉讼。此外，检察总长为了公共利益起见，可以主动向法院申请阻止令。

⑵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案件实行

法院审查具来体行政行为只审查合法性源，一般情况下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行政权和审判权是两种国家权力，行政权的行使需要广泛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因长期处理行政事务而具有专门经验，能审时度势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因此，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应代行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当然，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有某些例外，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此外，当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以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为限）时，法院可以不将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为适当行政行为。

⑶ 《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什么机关

人民检察院

⑷ 行政诉讼的原则及什么时候适用

（一）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三）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四）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
（一）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条的规定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1）这里所谓的独立是否仅仅指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2）独立的内涵是什么？（3）人民法院与人大、党委、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下面分别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指人民法院不受任何机关的非法干涉，不仅仅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是独立于一切个人和组织，包括人大、党委和检察院等。关于这一点，学界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虽然行政审判要接受国家权力机关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但为确保行政审判的独立，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都不得提前介入。" "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权力机关的监督，都不能直接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但法律如此规定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仅仅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他机关的干预不在法律禁止之列。因此，从法律表述严谨和避免产生误解的要求出发，在以后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应该对这一条进行修改，以使其含义更具体、更明确。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将这一条作更具体明确的表述，这个意见未被采纳。使用现在的表述，主要出发点是考虑与宪法的提法保持一致。

2."独立"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独立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法官或审判庭；（2）独立的相对方是指除审理案件的法院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人大、党委、政府、检察院以及上级法院；（3）独立的时间是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在审理案件之前和审理案件之后，人民法院都不享有针对此案件的独立权；（4）独立必须"依法"。

3.人大、党委、检察院、上级法院与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它们对法院审理案件的监督活动必须在法院审理案件之后，即只能进行事后监督，而不能进行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因为监督的目的在于纠正法院审判的不公，在事前和事中根本谈不上公与不公，没有监督的余地。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理解这一条规定的内涵必须明确"事实"和"法律" 的特定含义。

1.关于"事实"的含义可以有三种理解：（1）行政机关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根据的原始的客观情况；（2）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客观情况；（3）包括以上两种事实。学界大多数学者持第一种观点，也有学者持第三种观点。本文认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重点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因此，法院所关注的事实首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客观情况，其次才是原始的客观情况。如果根据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客观情况就能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就没有必要关注原始的客观情况。比如法院要求被告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在被告提交不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没有必要审查原始的客观情况如何。对此，有学者指出；"'以事实为根据'应当理解为以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此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是否存在。这里不能理解为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根据。"[24]这里所持的实际上是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的情况下，法院就必须根据客观事实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就需要深入到原始的客观情况之中来进行判断。因此，这里的"事实"包括两个方面的事实，但这两方面的事实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根据第一层次的事实就可以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时，就没有必要探究第二层次的事实了。因为，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不是对原始事实的处理问题。

2.关于"法律"的含义可以有两种理解：（1）广义理解，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理等法律规范；（2）狭义理解，仅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学界一般认为应作广义理解，也有学者认为应作狭义理解。《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根据这一条的规定，这里的法律应指广义的法律。具体的行政行为只要符合广义法律中的任何一条规定，就应认定其合法性。有学者指出："法规、规章如果与法律相抵触，人民法院只能依据法律，适用法律。否则就会导致法制的混乱。"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但由这一点并不能得出"以法律为准绳"中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当然，从中我们也发现了我国法律的某些规定的不严谨，以及在我国尚未建立宪法诉讼或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通过一些不是十分规范的途径来解决。

（三）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条规定相当原则，准确理解这一条的规定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1）实行法律监督的对象是什么？（2）实行法律监督的方式是什么？

关于法律监督的对象，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的诉讼活动；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三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

法律监督的对象不应该是无所不包的，而应该是特定的；法律监督的对象应该是有监督必要的，没有监督必要的，检察院就不应该监督，实际上也无法监督。在行政诉讼中的基本主体是法院、原告和被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法律监督的主要对象，这是学界的普遍观点。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其职权和职责均是法定的，既不允许滥用，也不允许放弃，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理应接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主要是私法主体，对于这些私法主体而言，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其如何行使权利是其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事，在其没有滥用权利以致损害其他主体权益时，其他主体不应对其行使权利的行为施加影响与干涉，在行政诉讼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对于私法主体的诉讼行为不应予以法律监督，实际上也是根本无法进行法律监督的。对于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由于其职权和职责均是由法律规定的，行使的是公权利，其权利义务是统一的，不允许自由处置其权利，因此，对于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的诉讼行为应该作为法律监督的对象。

关于法律监督的方式，学者一般认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现法律监督，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提起诉讼，支持起诉，出庭监督，依上诉程序提起抗诉，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等。但现行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形式。从这些可能的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对象只能限于法院的审判活动、被告以及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的诉讼行为。当检察院对其诉讼行为实行法律监督时，实际上是否定了这些主体自由处分其权利的自由。由于法院、行政机关和公法主体均应按法律规定来行使权利而不允许自由处分，因此，可以通过法律监督对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使权利的行为予以监督与限制，但对于私法主体则不允许对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处分权利的行为予以限制，因此，不能对私法主体的诉讼行为予以法律监督。即使进行监督，如没有私法主体的配合，上面所列举的那几种监督形式实际上都无法具体操作的。

法律监督的形式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没有扩大以前，只能实行抗诉这一种监督形式。如果能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允许公众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环境诉讼等，则检察院则完全可以作为公益的代表人而提起诉讼。

（四）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准确理解这一基本原则需要明确"具体行政行为"和"合法性"的具体涵义。

1.具体行政行为是与抽象行政行为相对的

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学界一般认为是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还有学者提出了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是否可以反复适用、行政行为的实施机构等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讲，针对特定的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的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标准，在实践中判断某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并非易事。因为特定与不特定均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特定与不特定还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区别，有的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针对不特定人的，但实质上是针对特定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以及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把这种形式上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而实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行为视为具体行政行为。

当然，行政诉讼并不排斥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一定范围内的监督。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规章。"参照"一词实际上赋予了法院一定程度上判断规章是否合法的审查监督权。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也可以判断其合法与否，从而也具有审查监督权，只是不能直接宣布这些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违法或直接撤销这些文件而已。

2.合法性是与合理性相对的

行政诉讼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区分合法性问题与合理性问题就是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合法性审查的内涵，普遍的观点认为合法性审查主要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对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一般不予审查。合法性审查应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也包括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在精神和要求，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

关于合法性审查是否有例外，学界一般认为有例外，法院对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可以作出变更的判决就是合法性审查的例外。本文认为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已经超出了合理性问题的范围而进入了合法性问题的范围。正如学者所主张的，合法性审查不仅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要符合有关法律条文的规定，还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要求。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显然已经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要求，已经不仅仅是合理性问题而进入了合法性问题的范围。对此，有学者已经有了精辟的论述："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合法的行为通常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达到一定程度亦可构成不合法。但一般的不合理、不适当不构成不合法。对于一般的不合理、不适当的问题，人民法院不予干预，而只有这种不合理、不适当达到'滥用权力'、'显失公正'，即构成违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应加以干预。"由此可以看出，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是合法性问题而不是合理性问题，法院对这种行为作出的变更决定实际上仍是合法性审查，而不是合理性审查。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没有例外的。

关于对合法性审查的具体范围问题，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合法性审查是以法定范围为界限，而不是以法定幅度为界限。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但不要对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行政行为进行干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由行政复议处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可见，只有"法定范围"才能作为合法性审查的标准，而不能以"法定幅度"为标准。事实证明，在法定幅度以内的问题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如某些罚款，由于动机等问题，尽管在法定幅度内作出，但仍有可能构成违法，甚至是严重违法。因此，我国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原则上不干预"法定范围内"的问题，不等于不能干预"法定幅度内"的问题。这一关于合法性审查具体范围的论述也可以佐证上文所论述的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的观点。

⑸ 行政诉讼法对监督行政的直接功能体现在

1.监督公权力，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行政诉讼法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行政行为一律不可诉，导致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而新法将“具体行政行为”均改成了“行政行为”，这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去除了法律原则障碍。新法第十二条将受案范围由原来的8项扩大到12项，以列举的形式将涉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不依法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以及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等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官民纠纷等12类情况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保障公民诉讼权利，解决民告官“立案难”问题。在原则要求上，新法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在具体程序规定上：一是明确可以口头起诉。新法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二是实行登记立案制度。新法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三是明确人民法院的相应责任。新法规定：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四是指出救济途径。新法规定：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3.延长诉讼期间，保护当事人合法诉权。原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期限为三个月，当事人很容易因超过起诉期限而失去请求人民法院救济的权利。新法将起诉期限延长至六个月，同时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新法增加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科学设定诉讼程序，保障原告诉讼权利。为保障民众诉权，新法在方便原告诉讼方面新增了行政附带民事和使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等规定，以保护诉讼参加人的合法权益。

新法规定：

一是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二是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民事争议所作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申请可以对民事争议一并审理。

三是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案件审理须以民事诉讼裁判为依据的，裁定中止行政诉讼。新法增加简易程序，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新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具体范围为：一是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二是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三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四是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为了更好地解决争议，新法还增加了调解制度。新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5.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侵权要担责。新法增加了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的内容。新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新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上述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这一规定将有效防止规范性文件侵权越位，否则，因文件制定出错侵权，制定机关将承担法律责任。

6.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破除“告官难见官”现象。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告官难见官”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新法第三条增加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同时，为确保这项规定落到实处，新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7.设定惩戒措施，约束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为保证法院判决得到落实，新法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二是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三是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情况予以公告;四是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五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了“空前严格、空前严厉的措施”。

8.复议机关成共同被告，督促复议机关依法履职。新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这一修改有利于加强、促进复议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主动纠错，对该撤销的予以撤销，该变更的予以变更，真正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监督作用。

9.干扰法院判案，罚款判刑追责。为了增强行政诉讼审判的“抗干扰力”，新法在总则第三条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新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存在无故推拖、拒绝或者妨碍调查、执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威胁、阻止证人作证;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相关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防止地方干扰法院审判，还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同时增加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10.完善证据制度，明确举证责任。新法规定：一是明确被告逾期不举证的后果。新法增加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调取证据的除外。二是完善被告的举证制度。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为了查明事实，新法增加规定：在两种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三是明确原告的举证责任。原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原告不举证，就难以查清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

因此，新法增加规定：在起诉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在行政赔偿和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四是完善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制度。新法增加规定：与本案有关的下列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五是明确证据的适用规则。新法增加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⑹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案件不实行

A、合理性审查抄原则
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只审查合法性，一般情况下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行政权和审判权是两种国家权力，行政权的行使需要广泛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因长期处理行政事务而具有专门经验，能审时度势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因此，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应代行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当然，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有某些例外，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此外，当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以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为限）时，法院可以不将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为适当行政行为。

⑺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案件实行（） A.合理性审查原则 B.合法性审查原则

当然是b。如果是c，不就意味着，一些行政诉讼案件可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这是不对的。任何行政案件都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没有例外

⑻ 检察机关如何实施行政诉讼监督

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和目的任务，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既包括提起诉讼，又包括参加诉讼，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在总则中用专门的条文规定，其目的就在于行政检察监督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是实施全面的、完整的法律监督，而不是局部的、有限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审判结果——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而且还要监督诉前的起诉行为和诉讼的全过程。如果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仅限于事后的抗诉监督则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全面开展。

第二，由于行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在行政相对人不敢或无力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就会被迫放弃诉权或改变自己的诉讼请求，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责任就难以追究。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不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而出现无人就全部损害提起诉讼的情况。此外，行政机关为了逃避当被告，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降格执法，这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使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在上述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

⑼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具体监督吗

不对。《诉讼法》第一章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具体监督和法律监督概念不同。

⑽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直接监督形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多种相对灵活的行政诉讼监督方式，主要包括：（1）再审检察建议。检察机关收到当事人申诉，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由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原审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的，检察院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2）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较为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请人民法院纠正错误。另外，行政诉讼活动中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的违法行为需要纠正的，检察机关也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监督方式。（3）其他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或改进建议的一种监督方式。实践中，人民检察院通过制作《检察建议书》的方式指出同级人民法院应当纠正或改进的问题，这种建议一般针对某些案件的共性问题提出，不具有特别的强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