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劳动法的优点
1. 论欧洲各国加入欧盟的利与弊。
欧盟新一轮扩大的利与弊
新华网北京10月19日电对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将在2007年1月正式加入欧盟的消息，近来欧洲各国媒体一直热炒不止。虽持赞同或反对意见者均大有人在，但更多场合下，怀疑此举对欧盟今后发展是否有利者更占上风。据中国《光明日报》19日报道，罗、保两国加入之后，将导致欧盟成员国内的经济落后国家向西欧各国移民势头扩大，欧盟的总体国民生产总值虽因扩大有可能上升，但西欧各国内中产阶级与政府的矛盾将会加剧，罗、保两国自身的社会矛盾也将更为突出。
欧盟第一批10国扩大工作完成之后，几年间东欧各国的大批劳力涌入西欧，尤以波兰、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4国最多。波兰大致在百万人以上，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个波罗的海小国因大批移民出走，全国总人口减少约2％—3％。与目前欧盟25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保加利亚目前仅为欧盟的33％，而罗马尼亚稍高，也不过约36％，专家估计要赶上欧盟的现有水平，罗、保两国大约还需要20年时间。因此即使加入欧盟，罗、保也将成为欧盟中最贫穷国家。
鉴于经济与生活水平存在的巨大差距，罗、保两国势必将步波兰、立陶宛等国后尘，掀起更大一波向西欧移民浪潮。对于这一点，欧盟十分清楚，然而由于其特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理念，欧洲人更加强调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因此，年假时间过长，各种社会保险福利优越，使欧洲人平均工作时间要比美国人少29％，这也是一些国家劳力不足的原因之一。而东欧向西欧移民，弥补劳力不足，也正是欧盟实施其扩大战略的目的之一。移民的涌入，使劳动力竞争加剧，由此也导致整个产品价格相应下降，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移民的涌入不但带动了西欧各国的整体消费，而且改善了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结构，缓和了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方面存在的困难。
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对于西欧各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移民潮到来的最初阶段虽给他们带来各种便利，如来自波兰的律师可以在英国做家庭保姆，毕业于捷克的建筑学教授可以在德国建筑工地当一名小工。但随着移民的进一步涌入，西欧各国中产阶级，也遭遇到丢失饭碗的竞争。能够讲一口流利法语的罗马尼亚医生，其工资比法国医生低得多。来自保加利亚的工程师，其工钱不但会少，工时也会比西欧各国的工程师长。长此以往，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上涨，但居民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将会下降，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将对各国政府形成压力。
就罗、保两国自身来讲，入盟后劳动力将大幅度向西欧涌入，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与社会矛盾，可能与加入欧盟所带来的各种优势相抵消。以保加利亚为例，由于出生率下降，近10年时间保全国居民减少近7％，而这一趋势目前还在继续。移民潮所形成的直接问题是，大量移民都是本国受过高等教育、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尽管入盟后，保有权使用欧盟的各类发展基金，但随着高素质就业人员的减少，基金有效使用率将大打折扣。与此同时，随着保国内有效劳力与退休人员比例的进一步恶化，养老基金不足的状况也将更为突出。
2. 新劳动法有什么优缺点
太多了，很难说完，而且造成的后果正在持续显露出来。而且真正的优点可能会被企业规避掉甚至给劳动者造成损失。对了，是新《劳动合同法》，你说得有点错误。
3. 欧盟及其优势
中国与欧盟比较，欧盟的比较优势在于它是技术密集型，而中国是人口密集型，中国与他交易，就应该发挥我国的优势，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出口工序比较复杂，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并且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的产品．
4. 西方福利国家优缺点
缺点：
1.社会高福利。这一方面的事实在欧盟成员国到处都是。根据欧盟的统计数字，1998年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的四个国家和爱尔兰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都在28％左右，其总体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2001年，欧盟15个成员国约3.8亿人口的平均社会保障支出达到6405欧元（相当于64000人民币）。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经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这三项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2.政府高税收。2002年5月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关于世界30个国家税收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承担着全球最为沉重的税赋，而且自2000年来连续3年居世界各国之首，税赋压力指数为181.2点，比利时以164.2位居第二，以下依次为中国（154.5）、瑞典（149.3）和意大利（147.5），德国和美国分列第15和16位，英国居第18位。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才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经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一倍。税赋指数是根据最高个人所得税、公司税、财产税、增值税和职工、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税收等一系列指数综合计算得出的。税赋指数越高，企业主压力越重。
3.生产高成本。以法国企业为例，对法国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月工资并不仅仅是属于员工的那6000多法郎，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其中包括全民社会捐助、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在上述各种缴纳中，以1998年收入计算，最低工资收入者本人要交纳1626.26法郎（约248欧元），每月所得的纯工资为5037.41法郎（约768欧元）；而雇主支付的部分为2499.54法郎（约381欧元）。也就是说，在法国，老板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职工，每月为他支付的钱的总数为9163.21法郎（约合1412欧元）。
4.社会高失业率。在上述情况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即千方百计地增收节支，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就尽可能地减少雇员人数，这成为节约开支的基本方法。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也减少了一些失业者寻求工作的动力。比如说，一个合乎条件的失业者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只能领180天相当于自己原来60％工资的救济金，而在德国到2004年为止，按规定可以领6个月到30个月相当于本人净收入67％的救济金。根据德国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将德国餐饮业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每月的纯收入，与领社会救济者的收入比较后，发现失业者比就业者的收入只少141欧元。德国的失业率在2004年是10％，情况比较好的波恩也在7.3％左右。类似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欧盟其他一些成员国的就业状况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1993～1997年间，各国的失业率平均在10％稍多一点，2001年下降到相对最低点7.4％，此后再次反弹，到2003年，15国的平均失业率又上升到8％。
5.竞争力下降。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等，都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一些企业陆续将业务转移出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躲避欧洲高昂的经营成本。雷姆沙伊德市（Remscheid）的汽车门栓制造商Edscha公司已把近600个工作岗位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厂，其中不仅包括生产线的基础岗位，还包括技能要求更高的研发岗位。Edscha总部现在仅有180个工人，而十年前有700人。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海根·威斯纳（Hagen Wiesner）说：客户需要更廉价的产品，而公司在德国的工厂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当然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在1997年之前，就GDP总量来看，整个欧盟15国的水平要超过他的主要对手美国。在1997和1998年前后，两者还处于不分上下的状态。但是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发展速度却已经迅速超出。到2003年时，欧盟的GDP总量为8.9亿欧元，而美国的GDP总量已经高达11.3亿欧元。
6.政府借贷和赤字增加。从根本上说，福利国家再好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主要由政府花钱买的。无论是一般税收还是社会保障税收，都是来自工作者的缴纳。但是由于上述几个逻辑环节的问题，就自然出现社会保障支出大于上缴费用的结
果。除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的消极雇工和一部分人因为能够享受到不错的社会福利而不愿工作外，欧盟各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根据欧洲统计组织发布的信息，1960～2000年期间，欧洲各国男性平均寿命已经从67.4岁延长到了75.3岁，女性平均寿命已经从72.9岁延长到了81.4岁；2000～2020年间，欧盟15国15岁以下的人口将从63.4百万锐减到49.4百万，15～24岁的年轻人将从46.8百万锐减到38.9百万，25～49岁的壮年将从139.3百万锐减到119.7百万；而同期内，50～64岁的人口将会从65.7百万激增到85百万，65～79岁的老龄人口将从47.3百万激增到59.7百万，8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13.9百万激增到24.8百万。
优点：范围广，福利程度高，具体数字就补给你找了，太麻烦了。
希望对你有用。
5. 在公职人员人事争议仲裁过程中，适用劳动法带来哪些优点
公职人员不适用劳动法，由公务员法调整
6. 德国劳动法的优点
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于19世纪，与产业革命的出现及工人运动的声势日益壮大密切相关。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逐步兴起，工人阶级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工人法规”，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对女工及未成年工给予特殊保护以及实现社会保险等。资产阶级政府迫于上述情况，制定了限制工作时间的法规，从而促使了劳动法的产生。英国在1802年通过《学徒健康和道德法》，这就是现代劳动立法的开端。到1864年，英国颁布了适用于一切大工业的工厂法。1901年英国制定的《工厂和作坊法》，对劳动时间、工资给付日期、地点以及建立以生产额多少为比例的工资制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德国于1839年颁布了《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法国于1806年制定了工厂法，1841年颁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护法》，1912年制定了《劳工法》。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主要的国家大都相继颁布了劳动法规。从1802年以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国家的劳动立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劳动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涨，西方国家陆续制定了不少劳动法。德国1918年颁布《工作时间法》，明确规定对产业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还颁布了《失业救济法》、《工人保护法》、《集体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对资本家的权益作了适当的限制。
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劳动立法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国家，不仅把已经颁布实施的改善劳动条件的法令一一废除，而且把劳动立法作为实现法西斯专政、进一步控制工人的工具。另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它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工人采取了一定的让步政策。英国于1932～1938年间，先后颁布了缩短女工和青工劳动时间，实行保留工资年休假以及改善安全卫生条件的几项法律。美国在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工关系法》（《华格纳法》），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和工会有代表工人同雇主订立集体合同的权利。1938年又颁布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作时间限额，以及超过时间限额的工资支付办法。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1918年颁布了第一部《劳动法典》，1922年又重新颁布了更完备的《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体现了工人阶级地位的转变和国家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态度。它以法典的形式使劳动法彻底脱离了民法的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动立法 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一批现代的反工人立法。如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把工会变成一种受政府和法院监督的机构，禁止工会以工会基金用于政治活动；规定要求废除或改变集体合同，必须在60天前通知对方，在此期间，禁止罢工或关厂，而由联邦仲裁与调解局进行调解；规定政府有权命令大罢工延期80天举行，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工会的职务等。又如1947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保卫共和国劳动自由法》，同样是镇压工人运动的法律。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劳动立法出现了新的趋势。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各主要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的法律，如法国颁布了关于改善劳动条件、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在劳动方面种族歧视的法律，日本于1976年重新修订了《劳动标准法》，还制定了关于最低工资、劳动安全与卫生、职业训练、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70年代以后，苏联的劳动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70年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劳动立法纲要》，其后，各加盟共和国又根据这一立法纲要颁布了自己的劳动法典。东欧国家在50年代先后颁布了劳动法典，到60～80年代，除有的国家如保加利亚，对他们的劳动法典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外，大部分国家如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波兰、南斯拉夫等，都曾再次颁布了劳动法典。经过近2个世纪的历程，劳动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劳动立法 中国的劳动立法，出现于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时期 ，北洋政府农商部于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暂行工厂规则》，内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对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资福利、补习教育等规定。国民党政府则沿袭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劳动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载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颁布的《工会法》，实际上是限制与剥夺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为了维护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1922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动立法运动，并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等等。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大纲》并未得到当时政府的确认。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才产生了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劳动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政府也曾公布过许多劳动法令，如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过《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对解放区的劳动问题提出了全面的、相当详尽的建议，对调整劳动关系提出了基本原则。各个解放区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后颁布过不少劳动法规。这一切，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7. 欧盟对外贸易的特点谁知道谢谢了，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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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又构成了我国出口贸易三个主要的区域市场之一欧洲市场的主体。世纪之交，美国经济的减缓，日本经济的下滑，使得与欧盟贸易成为关系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课题研究试图从战略高度对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做一探讨，以把握其长期发展的脉络。
一、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政策
(一)中国与欧盟贸易的总量分析。
第一，中国对欧盟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欧共体及欧盟的贸易关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见表1。
21年中，我国对欧盟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3倍，出口增长了15倍，进口增长了12倍，净出口从逆差2亿多美元到顺差近50亿美元。可以说，这段时间对欧盟贸易的发展使欧盟成了我国对外贸易三大市场之一。
第二，中国对欧盟贸易的阶段性发展。我国对欧盟的贸易在过去的21年中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
从总量上看，我国与欧盟的贸易发展形成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进出口总额在百亿美元以下徘徊，1986～1992年在百亿美元阶段逐步走高，向上发展，1993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短短九年间，在高水平上实现了翻番。此外，如果与欧盟在这一期间扩张的进程结合起来，1986年和1995年的数字分别与上一年相比，增长率分别达到39％和28％，可以主要看做是欧盟吸纳了新的成员所产生的影响。
从进出口的对比关系上看，以1997年为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之前我国对欧盟的贸易表现为逆差，其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4年以前，双边贸易基本持平，逆差不大；1984年以后，贸易的增长伴随着逆差的扩大，1989年达到峰值，入超接近43亿美元；其后的七年中有五年维持在20亿-30亿美元之间。自1997年开始，我国对欧盟贸易长期的入超现象得以改变，这一现象在1996年已经显现征兆，该年逆差接近为零，并在1997年迅速转变为数十亿美元的顺差。
第三，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地位。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欧盟与美国和日本并列为三大市场。
在出口方面，我国的三大主要出口市场依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1999年分别占我国出口额的比重为21．5％、16．6％和15．5％，三者共计53％，如果考虑到经香港转口这三大市场的份额，则比重还会上升。欧盟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为我国出口第三大市场。
在进口方面，我国的主要货源地依次为日本、欧盟和美国，1999年分别占我国进口额的比重为20．4％、15．4％和11．8％，三者合计47％，加上香港的转口，也可以达到50％以上。欧盟位居日本和美国之间，为我国进口商品的第二大来源地。
从进出口两方面来看，我国与这三大市场的进出口额超过了我国进出口总额的一半。1999年我国对这三个市场的依存度分别为，日本37％，排名第一；美国33％，排名第二；欧盟31％，排名第三。这一位次与1997年的日本、美国和欧盟的排序相比，欧盟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仍排在第三。但是，从依存度的动态发展来看，对日本的依存度基本未变，对美国的依存度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对欧盟的依存度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美国自2001年国内经济开始减缓，日本经济长期不振的国际大环境，欧盟经济的相对平稳发展，使得我国对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具有了更大的依赖性，欧盟市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与增长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对欧盟的进出口贸易在欧盟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可以揭示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特征。根据1997年的数据，欧盟向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美国占19．6％，瑞士占7．4％，日本占5％，俄罗斯古3.5％，中国占2．3％，仅排在第五位，且与排在第一位的美国相差七八倍，就是与瑞士这样的小国相比，也仅为其1／3；欧盟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美国占20．5％，日本占8．9％，瑞士占6．7％，中国占5．6％，排在第四位，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约为其1／4强，与瑞士还有1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状况决定了我国国内市场在目前双边的贸易发展中能够对欧盟贸易政策产生影响的水平。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欧盟市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性超出了我国市场对欧盟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性，显示出在双边贸易政策调整以及贸易谈判中，我国处于不利的地位。
(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
贸易政策与贸易发展状况是平行的两条线索，相辅相成。贸易政策是以贸易实际为基础的，同时也会构造贸易发展的实际水平。
第一，我国与欧盟(包括其前身欧共体)贸易关系的回顾。我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1975年建交之前，双边的贸易发展属于民间交往的性质，由于与欧共体没有外交关系，双边贸易发展也只能通过与各个成员国分别进行。1975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双边贸易关系正式建立，1978年签署了贸易协定，成立了贸易联合委员会，并定期举行年会；1985年签订了经济与贸易合作协定。1994年欧盟开始实施亚洲新战略，并相继制定了三个专门针对对华关系的政策性文件，1995年通过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1996年通过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上删除，并通过《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把欧盟的对华政策提高到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同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一系列文件的主导思想是确立了欧中关系为欧盟亚洲新战略的核心。
欧盟多次表示支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中美有关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在1999年11取得成果之后，欧盟认为中美谈判解决了欧盟80％的问题，中欧谈判要解决剩下20％的问题，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最终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谈判在2000年5月19日达成协议，成为中国与欧盟贸易关系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二，我国与欧盟贸易关系的特点。双边的经贸合作规模与双方的地位不相称。欧盟已经在战略上认识到亚洲以及我国是世界未来的重要市场，亚欧会议机制充分显示出欧盟各国政府观点的转变。但是，从双边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相互在经贸方面的依赖程度并不高，没有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根据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91～1998年，我国与欧盟的贸易强度指数均在1以下，说明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与进口都低于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处于平均水平之下。
双方的贸易地位不平衡。我国与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特点各有千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经济转型中的国家；而欧盟的成员大多数是OECD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高，是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产品的品质要求较高。这就决定了双方相互需要在程度上的差异。正如前面的贸易数据所揭示的那样，欧美之间的贸易是欧盟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等其他非欧盟国家以及欧盟成员国原殖民地国家与欧盟的贸易往来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与之相比，欧盟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处于次要地位。而欧盟市场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程度就要高得多了。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差别，决定了在贸易关系中我国尚处于下风，较为被动。贸易关系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双边贸易关系发展的基本面貌，突出地表现在我国与欧盟之间贸易摩擦的启动方以及在处理贸易摩擦过程的态度及立场等许多方面。
第三，我国与欧盟间贸易存在的问题。我国对欧盟贸易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反倾销、单方面数量设限、普惠制框架和市场准入等方面上。
反倾销调查问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已经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422起反倾销调查，而其中欧盟占90起，排名第一。此外，欧共体也是对我国出口产品第一家提出反倾销调查的经济体。在欧盟的反倾销法中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认定国有企业享受政府的补贴，不接受相关企业提供的成本数据，而采取所谓的按照市场经济第三国同类产品成本的方法来判断与推算我国产品的倾销事实与幅度。
单方面的数量限制问题。1994年颁布了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进行配额管理的办法，以欧盟统一的配额管理取代了国别限制，提高了数量限制的力度。对我国出口欧盟的鞋、陶瓷器皿等七大类最优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商品设置了进口数量限制。
非关税壁垒问题。在我国向欧盟出口的部分农产品中，通过农药残留等技术标准限制我国部分农产品对欧盟的出口，如1996年停止了从我国进口禽肉和部分水产品。
普惠制问题。1980年欧共体给予我国出口产品以普惠制待遇，促进了我国对欧共体的产品出口。但是欧盟于1995年开始分三个阶段实施为期十年的新普惠制度，旨在限制竞争力强的国家和地区享受这一待遇，只提供给最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被列入第二类国家即属于竞争力较强的国家，被划在不再给予普惠制待遇的范围内，我国的部分产品已经在第一个阶段(1995—1998年)中毕业，如我国出口产品在第二阶段(1999—2001年)中的规模继续扩大，有可能导致国家毕业。
市场准入问题。市场准入是欧盟手中持有的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以正在逐渐扩大的欧盟市场的开放为条件，来换取对方国家开放市场。欧盟的贸易壁垒法规是采取市场准入措施的基本法规，据此欧盟可以单方面地暂时停止其所承诺履行的义务，单方面采取提高进口关税、实施数量限制的措施，作为向对方开放市场的要价。
上述问题相信会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性框架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欧盟市场的开拓仍然是摆在我国企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中欧贸易关系的原因分析。决定我国与欧盟贸易关系发展的主导原因是双方在发展贸易上的意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欧贸易发展新阶段主要是由双方的共同意愿推动的。从双边贸易地位来看，欧盟对亚洲以及中国的战略观点转变在双边贸易关系的改善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国与欧盟贸易的发展，除了地缘及历史上的原因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影响：
1．企业开拓市场的成本。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市场开发成本进而构成影响我国对欧盟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欧盟在没有实施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之前，其各个成员的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狭小的，加上各国市场准入的规则不尽相同，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市场开发成本较高，而所能获得的市场发展潜力又十分有限。因此，欧盟市场的吸引力长期以来远不如美国和日本那样诱人。当欧盟的发展进入一个高级阶段，实现了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市场准人要求，对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不仅扩大了市场容量，更重要的是简化了市场进入的规则，降低了市场开发成本，提高了市场的吸引力。我国对欧盟出口自1997年以来的高度增长，反映出出口欧盟市场的成本随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在企业态度上的转变。
2.区域经济集团的排他性程度。任何一种区域经济集团，总会在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勾画出种种区别，构成一种排他性的制度框架。欧盟的封闭性特征较之单独的日本市场以及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的美国来说更为明显，从而影响了我国对欧盟贸易的发展。此外，欧盟组织的双层结构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贸易的制约性。当欧盟成员国进口商品时，从保护国内市场的角度出发，倾向于采取较为固定的欧盟规则；当出口商品时，一方面倾向于采用灵活的成员国标准，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获得竞争上的好处，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欧盟的出口指导政策，甚至市场准入政策，帮助其出口产品的推进。这表现为一种区域经济集团，其行为较单一国家更为复杂，在维持集团内部的利益均衡时往往会以牺牲外部利益为代价。因此，对非成员国来说，构成排他性，提高进入的成本以及形成不稳定的贸易环境。
3．贸易转移的干扰。欧盟内部各个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品结构不同，比较优势不同，然而却要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市场开放政策，这就必须以中等发达水平甚至是较为落后国家的水平，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在敏感的产品上，不同成员国的游说能力，如农产品利益集团，对相应的贸易政策就会发挥较大的作用，使非成员国在相应的产品出口上面对挑战。
二、促进对欧盟贸易的战略对策
(一)对我国与欧盟贸易关系的基本判断。
第一，我国与欧盟贸易将在一个稳定的体制框架内获得积极的发展。我国已经明确把欧盟作为出口的三个主要市场之一，国内的相关政策及运行体制也纳入了这一基本判断的轨道。欧盟推出了亚洲新战略，对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双边的贸易磋商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了十多年的运行，证明是有效的。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望在“十五”期间保持较高的增长，出口竞争力继续提高，美国和日本市场潜力在近期内发展的空间受其国内经济运行状况的限制，国际经济形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一基本格局将有可能持续5—10年，从而提高了欧盟市场在我国发展出口贸易中的战略地位。
第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提供了国际化规则的框架，有利于克服欧盟实施的不正当贸易政策，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反倾销调查问题，前景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政策意愿，其结果直接影响我国对欧盟出口的发展。
(二)影响我国对欧盟贸易的因素。
第一，欧盟扩展的贸易转移效应。欧盟的扩张，不断地吸纳新的成员，就会不断地出现所谓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围绕欧盟市场的贸易格局就会不断地进行调整，对非成员国来说，肯定是一种不利的因素。任何一种区域性经济集团，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都会形成贸易机会上的落差，欧盟作为一种还在不断扩大之中的集团，也在所难免。从理论上讲，新成员与第三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越是相近，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几率就越大，通过贸易实现的国际分工格局就会作出调整。在欧盟计划发展的新成员中，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介于欧盟原有成员与我国之间，而且具有地缘上的优势，对我国的贸易发展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威胁。
第二，欧盟的战略目标在于我国的国内市场。欧盟视点转向亚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进入我国市场。欧盟对华政策的转变主要是由于21世纪全球经济的增长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其中我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是引起这种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从欧盟与我国经贸关系发展的主体内容来看，自1993年以来，欧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迅速增长，从投资项目、协议外资和实际投资等方面都较改革开放的前14年提高了10倍，在我国项目数、合同外资和实际投资三个方面所占的比重分别从2％的水平上升到5％、9％和8％的水平。
欧盟重视亚洲市场，其基本利益在于进入我国国内市场，分享我国对外开放为发达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投资带动我国出口欧盟的机会并不大。据资料显示，欧盟在华投资的企业有15％完全没有出口，出口比重低于产值50％的企业占78％，超过50％的仅占7％。这显示出欧盟对华投资的基本目标是我国的国内市场。据该报告援引的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资料显示，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要市场的占59％，以欧盟为主要市场的仅占19％。如果考虑到出口比例要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会予以取消；欧盟投资带动向欧盟出口的比重还会下降。投资带动贸易的机会，尤其是双边贸易的机会不是投资的主导方面，对提高我国向欧盟的出口作用有限。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国国内市场是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动因；二是欧盟对内部市场的保护或封闭性较高，导致对外投资的企业在市场选择方面形成了进入外部市场的倾向，这从一方面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在内外部的市场上面，显示出保护内部市场，扩张外部市场的倾向。这为我们在理论上认识这种区域性经济集团的特点提供了较好的佐证。
第三，欧元进入流通的潜在影响。欧元进入流通的最大受益方当然是欧盟各个成员国，最大受益领域是在欧盟内部市场。但是，欧元的启动为我国开展与欧盟成员国的贸易往来也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欧元的全面启动为我国企业提供了贸易的便利。从技术上讲，一种统一的货币，不论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如何，总是会比十多种货币具有贸易结算上的便利。
欧元汇率的稳定性会高于以往各国货币汇率的稳定性。在欧元启动之前，各国货币的汇率是以各国国内的经济为背景的，欧元启动之后，欧元汇率开始以欧元区的经济为背景；以国内经济为基础的汇率运行机制有可能会诱使各国出于国内经济的考虑调节本国货币汇率，向外转嫁消极影响。而欧元汇率以欧元区国家的经济为基础，一方面是欧盟经济相对于各国经济会较为稳定，另一方面调节欧元汇率有可能在各国间产生利益的此消彼长，汇率变动的可能性会由于内部的力量而抵消，从而保持较为稳定的趋势。这给我国与欧盟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汇率环境。
欧元的成长会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美元，参与国际结算货币的市场份额，都会为欧盟的贸易伙伴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增加欧元的贸易结算量，不仅对欧贸易，也会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结算带来稳定的因素。
(三)促进我国对欧盟贸易的战略对策。
第一，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并重视对欧盟的贸易。欧盟是我国出口的三个主要市场之一，其动态的组织发展一方面在深化经济集团的组织化水平，另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大其市场容量的规模与潜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市场中令人瞩目的一个经济体……
8. 欧盟使用共同货币的好处或不利
欧盟新成员国入盟条约的签字仪式16日在雅典卫城热热闹闹地结束了。欧盟这次规模空前的扩大，结束了欧洲战后的分裂局面，给欧洲各国带来了诸多政治和安全上的好处。但由于新加入的国家不但有10个之多，而且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现有成员国，不少人提出疑问：这样的扩大，对双方在经济上到底有多少好处？
在欧盟许多国家近来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人们最为担心的是扩大的费用问题。以平均购买力来计算，新加入的10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只有现有15个成员国的40％，因此现有成员国必然要负担起全部的扩大费用。实际上，东欧剧变后的整个90年代，欧盟通过“法尔计划”对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援助平均每年即达到6.76亿欧元。2000年至今，随着新成员国入盟日期的临近，欧盟用于扩大的财政拨款急剧上升至每年约33亿欧元。
这还只是新成员入盟前的花销。根据去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在这些成员国自2004年正式入盟后的头3年里，欧盟用于新成员国的农业补贴、地区援助等费用总计将达到408亿欧元。
从绝对数字看，这笔扩大的费用十分可观，但对于每年共同财政预算约1000亿欧元的欧盟而言，这仍是可以承受的。不过，应当看到，欧盟扩大的费用不多，与新成员国农民所获得的农业补贴在第一年只有现有成员国25％这一“歧视性”规定有关。实际上，正是欧盟扩大带来的巨额费用的压力，才促使欧盟不得不对实施多年的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一些改革。
当然，欧盟扩大在经济上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欧盟向新成员国提供财政补贴这么简单。由于欧盟新老成员国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差悬殊，市场的开放与融合对两者的影响大不相同。尤其是对新成员而言，与扩大相伴而来的还有外国商品的冲击、企业竞争的加剧和经济转型期的痛苦。近些年来，新成员国的经济虽然普遍增长较快，但其失业率一直在两位数的水平上居高不下，这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新成员国入盟后第一件事便是要相互开放市场。不过，早在90年代开始，欧盟与中东欧国家就在大部分领域实行了自由贸易，新成员国70％的出口产品都是输往欧盟市场。欧盟扩大后，原先没有放开的如农产品、汽车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将完全放开。据经济学家分析，贸易自由化虽会给新成员国的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但从中短期来看，新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因与欧盟的贸易自由化而增加1.5％到8％。
相对于贸易而言，投资对欧盟新成员的意义显得更为重大。新成员国早已因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工资水平、相近的历史文化和相邻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来自欧盟国家的投资。这些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弥补了新成员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有助于当地调整经济结构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许多欧盟成员国一直对扩大后的移民问题怀有疑虑。为此，欧盟允许对新成员国的工作移民实行最长可达7年的限制。不过，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预计，移民占欧盟总人口的比例在今后30年里最多将由0.1％上升到1.1％，欧盟扩大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潮”。而且，在欧盟人口出生率过低的情况下，大量新移民将弥补欧盟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现象，实际上有助于欧盟的经济发展。
从总体来看，欧盟的扩大意味着一个新的拥有25个成员国、4.5亿消费者的共同市场的出现，意味着因一体化而带来的投资和贸易机会的出现，也意味着因竞争加剧而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方面的挑战。正如荷兰前首相科克在其报告《欧盟扩大：成就与挑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欧盟新老成员国能否抓住扩大的机遇，成功面对这些挑战，将是决定欧盟扩大成败的关键。
9. 中国劳动法的特点
从劳动法具有的社会法属性出发，可以归纳出劳动法的几个特征：
1、劳动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侧重保护劳动者。有人认为，既然法律追求的是平等，那么作为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应处在同等水平予以保护。前面已经分析过，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资本的巨大支配力很容易把劳动者变成它的附属。要保护劳动者，使其获得有尊严的劳动，就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来弥补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因此，侧重保护劳动者是劳动法与生俱来的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保护资本者或经营者的利益，一方面，劳动法的制度设计也是为了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为了保护用人单位的利益，劳动法也规定了劳动者的许多义务；另一方面，资本者或经营者的利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得到保护，如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等等。
2、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相结合，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劳动法大多属于强制性规范，尤其是劳动基准法，它是国家对用人单位设定的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不能降低标准，只能在最低标准之上给予劳动者更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福利待遇。即使是调整劳动合同关系的任意性规范，也与调整一般民事合同关系的任意性规范不同。例如，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合同自由原则既要受法定劳动基准的限制，还要受集体合同的限制，凡是与法律相冲突或低于集体合同标准的条款都无效。从这一特征也可看出，劳动法不属于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理念的私法，而是典型的社会法。
3、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统一。一般而言，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有一定的实体法，就有与之对应的程序法，例如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劳动法则不然，其本身既有实体性法律规范，也有程序性法律规范，这是由劳动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劳动争议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劳动争议的解决程序也有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和商事仲裁的特点，因此必须专门做出规定，这就使得劳动法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