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诉讼法

『壹』 日本民法典的背景

在这次对西方法制的继受中，日本在短短的十年内，制定公布了8部法律或法专典：刑法属（1880年）、刑事诉讼法（1880年）、（明治）宪法（1889年）、法院组织法（1889年）、行政诉讼法（1890年）、商法（1890年）、民事诉讼法（1890年）和民法（旧民法、1890年）。其中有的简直就是外国法律的翻译。例如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那时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即使是这样，这种立法的规模和速度也是令人惊异的。一个东方的封建国家，原来什么近代法律也没有，在十年内一变而与欧洲的一些先进国家（如法国、德国）“并立”（这一点正是当时日本的先进志士所企求的），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而且这些法律中，如明治宪法（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一直施行到二次大战之后才被迫废除；民事诉讼法施行了三十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这些清形都成为研究日本法制史和比较法学的人们注意的焦点。
在这8部法律中，只有民法很是特别，是上述情形的一个例外，这一点更引人注意。围绕着民法发生的“法典论争”，被人们以之与发生在德国的法典论争相提并论，议论不休。

『贰』 日本近代法制的 启示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法制的概况
1、日本奴隶制国家适应的法，是一种固有的以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氏族法。
2、“大化改新”废除奴隶制后，日本制定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3、1192年，日本进入武家统治时期，律令的作用不断衰落，统治社会的是武家法典。主要有《贞永式目》、《公事方御定书》。
4、日本封建法律制度主要来自中国唐是明律，受中国封建法律影响很大。
二、日本近代法律制度的形成
日本近代法制形成的经过；草创时期、确立时期。《泰西主义》与日本近代法制的西方化。日本六法的体系与原则属于大陆法系模式，深受法、德法典的影响，但具有不同于法国法而更接近于德国法的特点。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决定日本近代法制叉保留大量封建残余，这在宪法民法、刑法中表现尤为明显。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促进“三大政策”的实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第二节 日本帝国宪法
一、帝国宪法的制定及其基本特点
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与经过。
宪法的特点：出于政治上便宜行李的考虑，带有大纲目的性质；大量抄袭普鲁上宪法，较少独创性；“臣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制度
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外衣的天皇专制制度。天皇独揽大权，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议会的立法权与监督权极为有限。军部在国家机构中处于超内阁的特殊地位。军部脱离内阁独立行使军权，直接隶属于天皇，形成所谓“二重内阁”。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的产物，是一部带有封建性和军事性的宪法。

第三节 日本民法典
一、民法典的制定
1890年旧民法典的公布，因其内容过于法国化，未能付诸实施。1989年颁行新民法典，主要以德国民法典草案为蓝本，兼采法国民法典的法理，给合日本的实际编纂而成。
二、民法典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总则、物权、债编虽然也有明显维护封建关系的规范，但贯穿着资产阶级民法原则，总的说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亲属、继承编深受封建父权家长制的影响，把日本固有的“家”制度、家督”继承等保留下来，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资本主义的财产法与封建主义的身份法相结合，是日本民法典的最大特点。

第四节 日本刑法典
一、刑法典的制定
1880年公布由法国人起草的刑法典，因其不适合日本国情，曾多次提出修改草案。1907年颁行按德国刑法典编制的新刑法典。
二、刑法典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总则中关于刑法一般原则的规定。
分则中关于罪名与刑罚的规定。
刑法典的特点：基本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又保留着若干封建残余（如规定侵犯皇室罪、杀害尊亲属加重处刑等）；既反映古典刑法学派的报应刑思想，又带有社会刑法学派目的刑理论的印记。

第五节 日本诉讼法典
一、诉讼法典的制定
1880年治罪法的公布。
1890年，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裁判法的颁行。
二、诉讼制度的特点
1、法院分为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两个体系相适应，诉讼也分为普通诉讼与行政诉讼两个系统。
2、刑事诉讼中的公诉采取国家追诉主义，民事诉讼贯穿当事人进行主义，法院不干涉的原则。
3、刑事诉讼中公诉把预审作为公判前的必经程序，民事诉讼则强调和解。
4、法院得依职权调查证据，一切证据都由法官按“自由心证”进行判断。

『叁』 日本 第一部法律是什么

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以中国唐朝的《永徽律》为蓝图，是一部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大宝律令》把关于刑罚的条文称为律，把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条文称为令。包括律六卷，令十一卷.
其内容体系：户田篇、继承篇、杂篇、官职篇、行政篇、军事防务篇、刑法和刑罚篇.
《大宝律令》标志着以中国唐朝法律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体系开始逐步建立。

日本法的特点
1、日本法是在借鉴外来发达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其封建法律文化从体系到内容都深受中国隋唐和明代法制的影响，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成员，而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战以后，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许多精华，成为法律移植的成功范例。
2、日本法巧妙地融合了两大法系的特点，被称为“混合法”。如虽然以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为基础，但是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战后宪法模仿美国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对日本宪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诉讼制度上，引进了英美法的庭审中的对抗制，同时以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作补充，两种诉讼体制的融合，更有利于查清案情。
3、日本法是东西方法律文化的有机结合。如作为日本流传久远的法律习惯，调停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法律的西化而消亡，反而在日本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愈发显示出生命力，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完备的日本经济法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战后日本经济法受到特别重视，形成数量庞大、门类齐全、比较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直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日本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完善的法学理论。法律制度的发展促进了法学的繁荣，而各派学说百家争鸣的结果，丰富了法律的内涵，促进了法律的完善和发展。
6、日本法律制度保留了封建社会的许多残余。如民法中的家长权、夫权、家督继承和保护地方利益的永小作制度，刑法中的侵害皇室罪、尊亲属罪、行政诉讼中的国家主义，等等，另外，日本法律传统中固有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内容，也不时沉渣泛起，阻碍日本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http://www.xartvu.sn.cn/kejian/%CD%E2%B9%FA%B7%A8%D6%C6%CA%B7/zhjxx/12/bzzd.htm

『肆』 行政诉讼法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在常委会第11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一、中国封建时代，人们心目中没有民可以告官的观念

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代表统治阶级依靠封建法律统治和压迫老百姓。当时的法律，是民、刑、行政不分；实体、程序不分的。由于长期以来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意识形态，人们心目中没有民可以告官的观念。不存在提起“民可以告官”的诉讼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未形成规范的行政诉讼制度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打破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建立起了民可以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因此，人们普遍地把这部法律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中国行政诉讼法，除《行政诉讼法》中比较集中地规定的一些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外，还包括其他分散规定在其他许多法律、法规中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

三、行政诉讼法，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以后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国家已制定了行政程序方面的单行法律，如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日本的《行政案件诉讼法》、德国的《联邦行政诉讼法》等。有的国家还设有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把程序法同实体法逐步分开来形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已成为当代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国家的行政法，同刑法、民法不同，大多数国家的许多行政法律文件中，都既规定了实体法规范，又同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法规范。而在刑法领域和民法领域中，实体法同程序法已基本分开，形成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伍』 关于日本法律的一些问题...

1、日本在除奴隶社会的氏族法以外，没有自己创设的法律。奴隶制时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现为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创建了以唐朝法律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承袭中国唐代和明代法制的传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成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以德国法为样板建立了六法体系，但也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许多精华。因此，日本法同时具有两大法系的特征。

2、而中国的现代法律，是在民国时期，效仿法租界和德租界的大陆法系建立的，后来也借鉴吸收了英美法系同时也难免具有封建思想的残余。新中国的法律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剔除了封建思想的残余，经历了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过程。

由于近代以来法的现代化方式的影响，加上建国后引入的前苏联法律模式也是受民法法系的影响，所以，我国总体上仍然倾向于民法法系，但吸收了普通法系的一些经验，如审判程序等。

日本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组织

1.近代司法组织的形成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没有系统的法院组织体系，司法与行政不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刑裁判权统一由其监管，地方则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审院各级法院职制章程》，规定大审院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设上等法院、巡回法院、府县法院，废除了地方官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

明治宪法颁行后，按法国和德国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并于1890年颁布了《裁判所构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构成法》参照德国法院组织体系制定而成，规定全国设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院、大审院，实行四级三审制。《行政裁判法》规定了行政法院组织以及行政诉讼原则和制度，共4章47条。法律规定在东京设立行政法院，只负责审理依法律、敕令及有关行政裁判文件所规定的行政违法案件。

1893年制定了《律师法》，规定律师须在各地方法院的名簿上登记，而且要加入所在地的律师会，地方律师会则须接受地方检事局首长的监督。

2．战后司法组织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日本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制定、颁布了《法院法》、《检察厅法》和《律师法》，从而使日本的司法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7年颁布实施的《法院法》废除了明治宪法体制下设立的行政法院和特别法院，实行单一的法院体系；法院为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简易法院四个审级。

1947年颁布实施的《检察厅法》按法院审级设置独立的检察厅，分为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区检察厅四级；作为统一执行国家检察工作的机关，下级检察厅受上级检察厅领导，法务大臣有权对检察厅进行一般的指导监督；检察官不再是司法官，而是国家行政官吏，其地位受法律保护。

1949年颁布的《律师法》确立律师自治原则，改变了日本律师处于国家机关严密监督之下的的旧体制，并规定：律师的主要使命是维护人权、伸张正义，在地方法院辖区内设立律师会，在全国设立日本律师联合会；律师联合会是所有律师都必须参加的团体，它是指导、联系及监督全国的律师及律师会的最高机关；律师有权设置律师事务所，但须向所在地的律师会办理申报手续。现在日本的律师事务所分单独事务所和共同事务所两种，大部分的律师都集中在日本的大城市，其主要业务活动是参加法庭诉讼。

日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均有严格的考试、录用、培养制度，对日本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完善都有很大的贡献，三者一起构成日本的“法曹三者”，被誉为“法制建设上的三根支柱”。

(二)诉讼制度

1.近代诉讼法典的制定

(1)《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

1890年，日本参照德国刑事诉讼法，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它分为8编15章，共 334条，其基本特点是：将诉讼分为公诉与私诉，公诉由检事提起、以证明犯罪和适用刑罚为目的，私诉由被害人提起，以返还赃物及得到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为目的；具体规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把预审作为公判审理前必须的诉讼程序；规定了4种上诉形式，即控诉、上告、非常上告、抗告。

(2)《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

1880年日本曾仿照1807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制定过一个草案，但因政府已准备改效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而未能交付审议。1884年聘请德国专家帮助起草民事诉讼法典，经法律调查委员会的几度修改，于1890年4月获得通过并公布，次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典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分为8编12章，共805条，主要特点有：贯彻当事人进行主义、法院不干涉的原则；肯定了通过和解解决民事纠纷的传统做法，诉讼提起前可以申请法院和解，在第一审程序中的任何阶段法官都有权进行和解尝试，若和解不成再进行判决；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限于在原审提出的请求和上诉申请的范围内进行。

2.战后诉讼制度的变化

二次大战以后，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1)1948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体现出新的特点：① 规定各种强制处分都须有令状，新设宣告拘留理由制度，体现了保障人权的原则；② 明确刑事案件的追诉权专属于检察官和检察官根据罪犯的情况享有起诉或不起诉的裁量权，但又规定职权滥用罪，以防止检察官行使职权的不公正；③废止预审，扩大辩护制度，限制被告人自供的证据能力，体现了对被告当事人地位的尊重；④检察官提起公诉时只向法院提交一份起诉状，而不移送案卷和证据材料，贯彻了以庭审为中心和辩论原则；⑤废除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按其请求可以再审，第二审的控诉从原来的复审制改为事后审查制。总之，这个法典体现了大陆刑诉制度与英美刑诉制度相结合的特点。

(2)1929年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在二次大战后并没有被全面修改，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受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对《民事诉讼法》作了部分修改，颁布了单行法规，在减轻诉讼双方的负担、削弱父权干涉主义及诉讼程序民主化等方面有所改进。后又出现将本来属于《民事诉讼法》的事项分离出来的趋势，如1979年制定了《民事执行法》、1989年制定了《民事保全法》等单行法规，使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战后废除了行政法院的设置，行政诉讼案件也由普通法院审理，但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性，1948年制定《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则主要体现在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中。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有其相对独立性。

『陆』 行政诉讼法案例：联营，合资，合作，股份公司大神们帮帮忙

标准答案： 1、中方股东，日方股东。见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5条。 2、可以。同上。 3、股东不可回，但股东大会可以。答见解释第18条。 4、无。一为行政法律关系，一为民事法律关系。与民法上的代位权不同。

『柒』 概括日本近代宪政的主要内容

日本共有两套宪法．分别为大日本帝国宪法及日本国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公布于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很多情况下，该部宪法也被称作“明治宪法”或“帝国宪法”。与现行有效的日本国宪法相对应，也经常被称作“旧宪法”。
在亚洲诸国中，该部宪法的历史仅次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在东亚范围内，则是首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奥斯曼帝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首部真正得到实行的近代宪法。或许与宪法发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灭之大典”有关，在制定日本国宪法前的大半个世纪里，这部宪法没有经历任何修改或变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部宪法的名称中带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但当时并不是日本正式的国号，一直到昭和11年（1936年）日本的国号才正式统一称为“大日本帝国”。
该部宪法，兼具立宪主义和国体论的要素，一方面基于立宪主义确立了议会制度，但另一方面议会的权限也受到国体的制约和限制。
[编辑]立宪主义的要素
帝国宪法中具备如下一些立宪主义的要素。
宪法第2章保障臣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秘密通信等权利，但其前提是上述权利仍受到相关法律的保留。
上述权利，是天皇恩赐给臣民的权利。但在日本国宪法中，这些权利是永久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此外，旧宪法中规定，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或“在法律范围内”，上述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或“安定秩序”的概念。这一点也与日本国宪法不同，后者仅仅规定了“社会公众的福利”是限制基本人权的唯一要素。但是，也有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现行宪法根据“社会公众的福利”对人权的限制也是一种根据法律的限制，因此与旧宪法相比，只是限制程度有差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这种立场出发，旧宪法作为一国基本大法，明文规定了基本人权，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可被认为是相当超前的。
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立法权由帝国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掌控，司法权由法院支配。
宪法第3章规定设立帝国议会，众议院由民选的议员组成。
帝国议会具有法律的同意权，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等带有法律保留的内容，未经帝国议会同意不得变更。另外，帝国议会也有法案提出权和预算同意权，可以通过审议预算来监督行政权力。此外，也有条件地具有上奏权和建议权（尽管最终需要天皇的认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但议会可以通过行使建议权对政策进行事实上的参与。）。
宪法第4章规定，天皇的行为应得到国务大臣的辅助。（大臣责任制或大臣进言制）。
关于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的规定，主要见诸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虽然位居国务大臣之首，但其地位与各大臣平等，也没有对其他国务大臣的指挥监督权或任免权，因此在表面上其权限并不大。[5]但是，内阁总理大臣具有机务奏宣权（奏请并宣读天皇的许可的权限）以及对国务大臣的奏荐权（奏请天皇任命的权限），因此在实际上仍具有强大的权力。
确立了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由天皇授权给法院行使，这意味着司法权的独立。另外，日本采用了欧洲大陆型的司法制度，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不是由司法法院，而是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关于这一制度的依据，可以参考伊藤博文编写的《宪法义解》，书中提到行政权也需要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
[编辑]国体的要素
旧宪法中国体的要素如下：
接受皇祖皇宗“天壤无穷之宏谟”的神意，根据天皇继承“国家统治大权”的上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所谓“国体”，就是规定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
从法理上将天皇统治权进行正当化的国体论主要由两个类别。一种是宪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导的国体论，另一种是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导的“家秩序国体论”。宪法制定之初，以前者为主流观点，但在甲午战争和天皇机关说事件之后，后者的学说渐渐成为国家权威的通说。
天皇拥有被称为“天皇大权”的广泛权限。
例如根据独立命令而制定法规的权力（第9条）、缔结条约（第13条）等不受议会制约而行使的权力等，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找不到类似的规定。另外，虽说是天皇的权限，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内阁经过天皇了解许可后代为行使其权限。
帝国议会并非立法机关，而只是天皇立法的辅助机关。
议会作为立法辅助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需要天皇的许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另外，天皇也保留了发布紧急敕令和独立命令的权限。而帝国议会也没有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
作为帝国议会的一部分，由非民选产生的贵族院行使与众议院几乎同等的权限。
作为制约内阁的机构，设置了枢密院等机关。
此外，还有元老、重臣会议、御前会议等未经法律规定的众多议事机关。
独立天皇的统帅权，规定陆海军不对议会负责。
采取皇室自律主义，将皇室典范等重要的宪

『捌』 行政诉讼时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行政诉讼时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的规定如下：

第三十八内条公民、法人或者其容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玖』 日本政治制度内容

日本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实行由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君主立宪制。战后，根据1947年《日本国宪法》实行议会内阁制，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仍保留下来。

明治维新以前的政治制度
日本国家形成较晚，3世纪初期才出现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即邪马台国。约4世纪，在本州中部又兴起了一个更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即大和国。到5世纪，日本奴隶社会进入繁盛时期。646年，大和国发生“大化改新”，仿效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701年以后，又积极推行律令制度，于702年和718年分别制定和颁布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进一步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完成了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的转变。
8世纪后半叶，土地私有和庄园制度得到发展，10世纪时封建武士开始崛起。12世纪末，武士出身的将领源赖朝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军事政府──镰仓幕府，从此，日本进入幕府时期。以将军为首的幕府成为中央政权，天皇形同虚设。墓府政治又称武家政治，它以军事封建统治为特色，以首长武家栋梁与从者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为基础。从者对栋梁(主人)提供军事服务(奉公)，主人对从者恩惠(御恩)以土地，同时保护其领地。江户幕府时期，幕府又把将军领地、天皇和公卿以外的全国土地分为许多藩，封大名为藩主(诸侯)。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军事、行政、司法和征收贡赋等权利，但他必须对幕府纳贡和负担军事义务。藩成为幕府统治全国的地方机关。
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制度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叩关，民族矛盾和封建社会内部矛盾激化。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结束了封建幕府政治，成立了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政府。史称“明治维新”。通过1868年的版籍奉还和1871年的废藩置县，将封建领主占据的藩地统归天皇管辖。特别是经过1868～1869年平息士族反叛的戊辰战争，日本开始走上近代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轨道。1885年结束了明治初年以来的太政官制，创设了内阁制。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二月)正式颁布钦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接着，又相继制定了《皇室典范》、《议会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会计法》等，确立了天皇主权的君主立宪政体。
天皇
《明治宪法》规定，“万世一系之天皇”是主权者。天皇被奉为神之子孙，天皇主权出典于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主权也就是神敕主权，万世一系即与天地共存。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集立法、行政、司法及统率军队的权力于一身，立法权在帝国议会协赞（同意）下，行政权在各国务大臣辅佐下由天皇行使，司法权由法院以天皇的名义行使。天皇的地位至高无上，内阁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作用很小。天皇还有紧急敕令、独立命令权及非常大权等。
帝国议会
形式上是国民参与立法的机关。由贵族院和众议院构成。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及敕选议员组成，实权掌握在华族和终身敕选议员手中；众议院由民选的议员组成。两院的职权虽然对等，但贵族院可以推翻众议院的决定。帝国议会虽有参与制定法律和预算的权力，但议会通过的法案须经天皇裁可才能成为法律。
政府
内阁及其国务大臣从属于天皇，只对天皇负责，并对天皇的行政权的行使起辅佐作用。但国务大臣的辅佐权不包括皇室事务和军事统帅事务，而且这些事务也不受议会监督。从议会和政府的关系看，议会不能决定内阁的去留；权力重心在政府，政府可以紧急敕令等方式削弱议会的立法权；在预算法案未成立时，政府可依上年度的预算实施财政。
枢密院
《明治宪法》保留了1888年为审议旧宪法和皇室典范而建立的枢密院，作为天皇的咨询机构而独立于内阁之外。其成员由议长、副议长及顾问官组成，是审议重要国务的合议体。也称枢密顾问。在法律上虽是单纯的咨询机构，但在实际政治上，对政府起议会第三院的制约作用。
法院
司法权由法院以天皇名义行使，但天皇和内阁均不参与审判。当时的司法权不包括对行政案件的审判，在普通法院之外另设行政法院，负责审理行政案件。行政诉讼事项以法律列举限定，范围不广。
现代日本政治制度
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937、1941年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0月，占领军最高司令官D.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修改《明治宪法》。在松本草案被占领军总司令部否定后，代之以麦克阿瑟草案。日本政府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宪法修正纲要”，1946年6月交付帝国议会讨论，议会通过后，于同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实施。由11章103条构成，正式名称为《日本国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日本由战前具有浓厚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君主立宪制改为议会内阁制的代议民主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天皇作为国家象征被保留；实行“地方自治”原则；放弃战争，不保持武装力量。
天皇
《日本国宪法》第 1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基于主权所在的日本国民之总意。”天皇只行使有关国事的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须经内阁的建议与认可，由内阁负其责任。天皇既不具有传统君主的性质，也不具备国家元首的性质。天皇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会
国会是政权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构成，两院议员均从国民中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任期4年；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每3 年改选半数议员。国会有立法权，对政府的财政监督权、条约的批准权、内阁总理大臣的提名权，议院有国政调查权、对法官的弹劾裁判权等。虽然一切法案都由国会审议，但内阁也有提案权，内阁提出的法案占 80％以上。众议院权力大于参议院。如参议院对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律作出不同决议时，众议院再次以出席议员2/3以上的多数通过即成法律。众议院有权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或否决信任票，但内阁总理大臣可以建议天皇宣布解散众议院。国会的常会每年召开 1次。内阁可以决定召集国会临时会议，一定数额的议员也可要求内阁召集临时会议。会期及延长事宜由国会本身决定。众议院被解散时，参议院也同时闭会。如有需要，内阁可要求参议院紧急集会。紧急集会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如在下届国会开会后10日内不能得到众议院同意，即失去效力。
内阁
中央政权机关的领导核心，是由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组成的合议体，行政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统一体的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天皇根据国会的提名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免，内阁总理大臣须在国会议员中提名，半数以上的国务大臣也必须是国会议员，内阁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内阁必须得到众议院的信任，否则，内阁有权建议天皇解散众议院，或者内阁总辞职。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多数阁员属该党议员，因此内阁和议会通常能保持一致。
法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参照英美法系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强调司法独立，废除了明治维新时期仿效大陆法系建立的行政法院和特别法院。法院组织系统分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两类。最高法院享有最高司法审查权，对国会和行政的决定和行为进行监督。下级法院分为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各级法院一般兼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实行四级三审制。法官实行任命制，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须交国民审查。法官根据宪法具有“身份保障”，但国会两院组成的弹劾法院可审判被追诉法官。
地方自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控制。战后，《日本国宪法》和《地方自治法》扩大了地方自治的权力。《地方自治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町村为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东京都的特别区、地方公共团体的组合、财产区及地方开发事业团为特别地方公共团体。地方自治的职权包括：地方财政和地方财产管理权，地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权，课税权、警察权、统制权等行政执行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制定地方条例权等。自治机关由地方行政机关和地方议会组成。各级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均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和罢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虽然宪法和法律限制中央对地方的统制监督权，但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指导。如地方议会制定、修改或废除条例必须报自治省大臣核准；制定预算必须符合中央预算规定的比例；各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受有关省大臣的监督；总理有权直接罢免地方行政首长，地方大多数公务员由自治省安排等。
选举制度
《日本国宪法》保障普遍选举、秘密选举和平等选举，以个人选举、直接选举、任意选举为前提。《日本国宪法》和1950年的《公职选举法》确立了国会议员、地方公共团体议会议员及其首长的选举制度。众议院议员512人，由全国130个选区选出；参议院议员252人，其中，100人以全国为1个选区，依比例代表制选出(采顿特计票法)，其余 152人以都道府县区划为选区选出。地方议会议员定员由法律规定。选举的管理由行政委员会负责，分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选举管理委员会。年满20岁以上者均有选举权，对地方议会议员及其首长的选举，还有居住期限的限制。对参议院议员和都道府县知事的被选举权，为30岁以上，其余为25岁以上。禁治产者和禁锢刑(徒刑)以上的受刑者，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政党制度
日本实行多党制。虽在国会中占有席位的政党不少，但自由民主党自1955年以来长期单独执政。自由民主党内部派系林立，派系斗争从未间断，在斗争中，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不断重新组合，这是日本政党制度的一个特点（见日本政党）。
国民的权利
《日本国宪法》以尊重人权为基本原则，确认国民(不再是臣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受妨碍，宪法所保障的国民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法律不得限制；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范围比过去扩大，增加了对公务员的选举罢免权、公民的赔偿请求权、不受奴隶式拘束和苦役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脱离国籍的自由、学问自由、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刑事赔偿请求权等新的规定。

『拾』 行政诉讼法应增加的几种判决方式

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规定了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等六种形式的判决。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现有的行政诉讼判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目前应当增加以下几种判决形式： （一）禁令判决 禁令，是一种停止某种行为的命令。禁令制度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判例。在英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禁令是高等法院王座分院对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发出的特权命令，禁止它们的越权行为。禁令仅适用于作出前和在执行过程中的决定。禁令分为临时禁令和永久禁令，其作用在于防止、阻止和制止侵权行为。 世界贸易组织的ＴＲＩＰＳ协议第50条中，临时禁令被称为“临时措施”，即“如果认为适当，司法当局应有权在开庭前依照一方当事人请求，采取临时措施，尤其是在一旦有任何迟误则很可能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或在有关证据显然有被销毁的危险的情况下”，也就是指侵害的行为即将扩大，若不制止，将使权利人的权利被侵害范围和程度加重，还有有关侵权证据可能丢失，所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这种临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活动的发生，尤其是制止包括刚由海关放行的进口商品在内的侵权商品进入其管辖范围的商业渠道，保存侵权的有关证据。要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关键是看能否防止侵权的发生，防止侵权的扩大，制止侵权的继续，因此在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中，禁令判决是一个非常有效和重要的工具。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把禁令制度引入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禁令分为临时禁令和永久禁令。临时禁令是法院为了制止即将发生的或存在着发生的危险性的侵权行为，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在作出判决之前而颁布的一项禁止行为人不得为某种行为的强制命令。永久禁令是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对案件要作出最后裁决时所作出的停止侵权行为的命令。为了适应入世需要，加大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我国在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里增设了诉前停止侵权行为的临时措施，这是一种防止侵权和阻止进一步侵权的救济措施。 现行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都明确规定了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措施。“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与“临时禁令”、“临时措施”的称谓虽然不相同，但在实质上都是符合ＴＲＩＰＳ协议的执法要求的一项同等的司法措施，具有相同的功能与效力。ＴＲＩＰＳ协议第50条规定的“临时措施”是指如果侵权活动发生在即，司法当局有权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加以禁止，即明确了临时措施是对即发性侵权的一种制止措施。永久禁令适用于侵权行为已经开始而行为人没有停止侵权行为的情况，临时禁令可适用于即发侵权行为；永久禁令是法院经实体审理、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之后判令行为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无需当事人提供担保，并可予以强制执行。因此，临时禁令对即发侵权的救济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中间判决 中间判决是相对于终局判决而言的。中间判决是指法院对于一个或者数个别的争点（先决问题）作出判决，而非对于诉讼标的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作出判决。在诉讼法原理上，凡是当事人所主张的各种独立的可导致法律上效果的一切攻击或者防御方法，达到了可以作出判决的成熟时机，而诉讼尚未全部终结时，为了使诉讼程序和法律关系变得简单明了，法院可以作出中间判决。 在行政诉讼中规定中间判决的实益主要表现在：第一，法院对于原告提起的关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问题，包括全部诉讼前提要件以及实体判决前提要件，均可以进行中间判决。在行政诉讼中，经常要遇到关于“附属问题”的处理。附属问题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案件本身的判决，依赖于另外一个问题，后面的问题不构成诉讼的主要标的，但是决定判决的内容，成为附属问题。而“审判前提”问题则是将附属问题作为诉讼案件的前提，按照管辖规定由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的案件处理方式。目前，越来越多的行政案件涉及到民事、刑事法律关系，在实践中处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司法实务界普遍感到，法院必须有一种处理审判前提问题的判决方式。中间判决不能一概解决此类审判前提问题，但是，缺乏中间判决使法官在作出裁断时捉襟见肘。第二，如果对诉讼请求的原因和数额均有争议的，法院可以先就原因做出中间判决。即在诉讼标的要求确定数额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对诉讼请求的原因以及数额均有争议时，法院可以先作出请求原因正当的中间判决。 （三）舍弃、认诺判决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对于实体上的权利具有处分自由，反映在诉讼程序中对于诉讼标的也有处分的自由，是谓“处分权主义”。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舍弃或者认诺，作出该当事人败诉的判决。认诺是指被告对法院所作出的承认原告所主张的要求全部或者部分有理由的单方意思表示。在认诺情况下，被告的“认诺”是一种仅对法院的单方的意思表示，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诉讼理由或者诉讼请求全部或者部分存在。舍弃是指原告法院所作出的承认诉讼请求权部分或者全部不存在的单方意思表示。在舍弃情况下，原告的“舍弃”是一种仅对法院的单方的意思表示，原告承认自己的诉讼请求无理由。认诺和舍弃在法律性质上相同。 行政诉讼中是否允许认诺和舍弃，还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不应当允许认诺和舍弃。理由是：首先，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其次，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对于行政职权并无处分权；最后，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大量案件是通过辩论主义方式审理，以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这是认诺和舍弃的基础条件，但在行政诉讼中，职权主义的强调以及被告负举证责任等与民事诉讼有相当大的区别，不宜采取与民事诉讼相同的处分方式。有人则认为，应当引入认诺和舍弃制度。首先，行政诉讼法规定不允许调解的制度，现在已经证明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其次，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和日本），行政诉讼中允许认诺和舍弃已经成为较为完善的制度，并为相关的行政诉讼法典规定；再次，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原、被告之间的调解结案的行政案件并不在少数；最后，对于诉讼请求权的认诺和舍弃属于当事人的法定权利。还有人认为，当事人并非对所有样态的诉讼请求权均得予以处分，应当根据是否关涉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来判断。如果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可以通过和解方式解决，依据该制度应当允许认诺和舍弃的存在。 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在一定情况下适用和解，是行政行为具体性质多样性的反映。笔者同意有人提出的，在当事人“得为处分”的情况下，完善认诺和舍弃制度。所谓“得为处分”似应包括以下情形：一是行政机关认识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违法或者不当的瑕疵、错误以及情势变更的事由，得自行变更或者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时；二是原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是完全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或者合法但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三是原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当事人有一定处分权的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行为等，例如行政机关针对平等主体所作出的显失公平的民事赔偿（补偿）裁决；四是原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经过法院依职权调查仍然无法或者显然难以查明，依照相关行政程序法得为和解的情形；五是考虑到目前行政审判尚处于初创阶段，对于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而又违法的行政行为通过协调解决的行政案件，可以在严格审查的前提下，适当承认当事人就本案的处分权。 综上，认诺、舍弃判决是指法院在原告向其舍弃诉讼标的的主张或者被告向其承认原告诉讼请求有理由时，如该诉讼标的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无涉，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作出的该当事人败诉的判决形式。 经过十余年的实践，人们已经意识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判决形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各种类型的行政案件。笔者建议，应当继续完善和增加各类判决形式，以适应纷繁复杂的各类行政案件实际情况，以使行政判决更具合理性、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