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行政诉讼法
您好，您可以详细描述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现就有关条款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一律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
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当事人对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九）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
第二十六条 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❷ 1990年以前的行政行为，现在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吗
给你一个司法解释，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适用本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专关于《行政诉属讼法》施行前法律未规定
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1993年2月15日 （199）民他字第10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豫法（告）请（1991）38号《关于不服工商行政机关的查封、划拨通知书能否按民事或行政侵权案件受理的请示》收悉。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意你院请示报告中的第二种意见，即：开封市工商局1988年对开封市曹门经销部作出冻结划拨酒款通知书，并以“白条”为收据提走其件川曲酒替开封市豫川副食品联营公司冲抵货款的行为，是行政侵权行为，但案发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受理。曹门经销部应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
❸ 行政诉讼法哪项规定诉讼时间由60天改为90天
《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❹ 我国行政诉讼法1990年颁布,能否追溯到1985年前发生的事情
不能追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内问题的批复》，如果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受理，在行政诉讼法生效后也不能受理。该批复内容是：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豫法（告）请（1991）38号《关于不服工商行政机关的查封、划拨通知书能否按民事或行政侵权案件受理的请示》收悉。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意你院请示报告中的第二种意见，即：开封市工商局1988年对开封市曹门经销部作出冻结划拨酒款通知书，并以“白条”为收据提走其件川曲酒替开封市豫川副食品联营公司冲抵货款的行为，是行政侵权行为，但案发在行政诉讼法施容行之前，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受理。曹门经销部应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
此复
❺ 申请行政诉讼执行的期限是90天还是180
你好，这个不可一概而论，请看如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内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容问题的解释
第八十四条申请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生效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的期限为1年，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180日。
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从该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❻ 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二款
只有民事诉讼法第90条有第二款，是关于送达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专第九十条公属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但是必须将被拘留的人立即释放。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 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转交。
受送达人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通过其所在强制性教育机构转交。
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❼ 行政诉讼法第90条,第91条
2015年实施抄的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❽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
1、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2、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以及法院决定参照的规章具体运用于各种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行政处罚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活动。
一、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具有以下特点：
（一）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方式，解决特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适用法律，行政机关作为诉讼当事人无权决定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二）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第二次法律适用，也就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作过的法律适用的再适用，也称为审查适用。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有无正式的书面决定，都是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于特定法律事实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已经解决过法律适用问题，这是第一次法律适用。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和作出判决，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最终法律效力的法律适用，这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对第一次法律适用的审查适用，从而解决第一次适用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时，面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人民法院在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则着眼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事实根据。在第二次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但法院审理的主要对象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而是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之间虽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正是在审查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所进行的法律适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所作的再适用。
（三）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其效力高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法律适用。《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必须遵守和执行，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就同一问题作与司法判决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就是违法，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原则上只解决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原则只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除针对行政处罚和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之外，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解决合理性问题。行政合理性问题由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区别于刑事、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特点之一。
（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并可参照规章。
二、法律、法规的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定、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一）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依据法律，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案件，法院都有必须首先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定性和处理，而不能拒绝适用法律。这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条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民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来表达其意志。因此，在国家权力中，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均从属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都有必须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毫无疑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其法律适用的依据必须首先是法律。
《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法》第80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立法法》第81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法规、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面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不一致的，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立法法》第86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1）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2）地方性法规与部门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宪法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最高和最终标准。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必须 合宪，符合宪法在序言和正文中的基本精神和所有条款。
（二）行政法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 由国务院院制定的，《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之所以成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是因为：1、《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行政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所以人民法院必须 遵守。2、由国务院的地位和其所行使的职权所决定的，国务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是宪法和法律的直接具体化，如果排除行政法规的适用，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将陷入瘫痪。3、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所以，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都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行政法规。
（三）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3）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5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现。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地方性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作为审查相应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都由其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一体制决定了地方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尤其是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2）有的法律直接规定，由地方性法规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人民法院对于此种法律，一般性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以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才能准确地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3）较大的市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又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某一新的行政事务作出规定之前，往往作为中央立法试验基地，所以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加快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是必要的。
人民法院审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还应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为依据。其理由亦同于地方性法规作为司法审查的理由。
《立法法》第6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地批准后生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时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处于同一级别的法律规范。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比一般行政区域单位享有更多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必须遵守宪法之外，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必要时可以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某些规定，故人民法院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根据此种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更有必要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进行审查。有必要指出，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必须依据法律和法规，但必须注意法律、法规的层次效力，在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合法和合宪性问题时，可以向有权机关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有权机关确认和解决合宪、合法性问题时，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和法规。
三、规章的参照适用
规章是由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这是部门行政规章制定权的宪法和法律依据。
《立法法》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立法法》第73条第1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这是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为什么行政诉讼法不把规章作为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必然依据？主要原因是：（1）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常常又可以据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如果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规章为依据，就等于相应行政机关自己制定司法审查标准，这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2）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尤其是中央行政机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组织、职权、组成变动较快，部门间的职权交叉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3）规章的制定程序不科学和严格，以至于某些规章存在着部门、行业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规章之间的自相矛盾，甚至与法律、法规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规章作为依据将使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无所适从或难以适用。所以，行政和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径直以规章为依据显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宪法和有关法律确立了规章的制定权，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意味着国家对规章制定权的授予与控制是相当严格的。而且从其内容来看，规章以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都依据规章。因此，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完全撇开规章以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行政关系没有明确具体规定，而规章却作了具体规定时更是如此。所以，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不能依据规章，但同时又离不开规章，这就需要对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一特别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面上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参照”规章，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含义的用词。权威的解释是：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 “参照”与依据不同，依据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必须适用该规范，不能拒绝适用；参照即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适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不予以适用。
《立法法》宪法和有关法律关于规章制定权的规定是：“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这就是说，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问题已有规定，有了这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时，规章才能就同一问题作某些具体化的规定。但现实中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大量存在，其原因有：（1）我国虽已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法规，但法律、法规的涵盖面尚远未及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实践又迫切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否则这方面的行政管理就会陷于瘫痪，作为应急措施，先制定一些规章是必要的；（2）我国的社会关系尚不稳定，几十年来变动极大，要迅速在各个方面都制定出法律或行政法规极为困难。因此，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实际上，我国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适应规章制定的。这就给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人民法院对规章如何适用？有的人提出，应一律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宣布不能适用。笔者认为，这样做，恐失之偏颇，其结果将可能使我国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对国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是不利的。对于那些一时尚无法律根据的规章，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可以作具体区分。对于那些虽无直接法律或行政法规根据，但总体上符合宪法精神、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改革开放精神、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并且所涉及的事项确实在制定机关的职权内，遵循法定程序制定的规章，应予以适用，但对于那些反映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甚至侵犯公民权益、违背宪法精神，或超越职权、不符合法定程序及其他要件的规章，则不予适用。
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规章的司法监督权。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参照规章不是无条件的适用，也不是一律拒绝适用，“参照”一词作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术语，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参照”的法律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适用。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中有时也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有时称为“规范性文件”。规章之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指部、委以下的行政机关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以下的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肯定低于规章。
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不能“依据”，也不是“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适用时也可以参考参照规章的做法。必须指出的是，根据目前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对此应加强监督。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有上级或本级权力机关的决定或决议，或有规章及上一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权限。特别是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定权利或义务。人民法院要从上述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是否适用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适用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应该有较对待规章更多的取舍权力。在其他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不必送有关机关予以裁决，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适用与否。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此外，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其行政解释相当于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但是，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应当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依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❾ 行政诉讼
我认为选抄C，人民法院不受理的案件中有一条是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这句话要注意三点，第一，授权法只能是刑事诉讼法，不包括刑法；第二，必须是实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第61条规定的拘留以及第90条规定的预审等明确授权的行为。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对象。该类行为必须针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象。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只能对刑事犯罪嫌疑人等对象实施刑事强制措施。如果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对与侦查犯罪行为无关的公民采取强制措施的，是对刑事诉讼法授权范围的超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它们具有“刑事强制措施”的名义，实际上仍是具体行政行为。公民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C选项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符合这条的要求，所以C选项不在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内，应该是刑事诉讼案件。
❿ 关于1990年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资料
摘要：法院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合宪解释，合宪解释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审理每一起案件适用法律时都应当考虑到宪法，进行合宪解释。每一位法官都是合宪解释的主体，都享有法律解释权和宪法解释权，但这并不否定最高法院的最高司法解释权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宪法的最终解释权。法院通过合宪解释方式间接适用宪法不必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而引用，但应当在裁判说理部分引用宪法条款。法院在合宪解释过程中发现法律明显违宪时，应当中止诉讼，逐级上报，由最高法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
关键词：宪法； 司法化； 路径； 方法； 合宪解释
自2001年山东齐玉苓案直接适用宪法以来，围绕“宪法司法化”的话语，学者们已经从司法判断和违宪审查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形成了基本的概念分歧，有人使用的“宪法司法化” 是指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并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直接援引宪法条款的“法律适用”或“司法判断” （judicial judgment），而有人所讲的“宪法司法化”是指由法院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的“违宪审查” （constitutional review）。[1] 对于前者（像齐玉苓案那样宪法在普通诉讼中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由于它与宪法针对公权力而不适用私人关系的传统宪法学理论不相符，有些学者担心这种“宪法私法化”会导致国家力量过分干预私人生活，未必是福音。 对于后者（由法院实施违宪审查），另有一些学者则质疑它违反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 这两种“宪法司法化”都颇受争议，由此我国宪法司法化的www.xiangshui88.com 讨论似乎陷入了困境，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也好像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难道宪法司法化在中国不可行？其实，还有第三种宪法司法化，它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合宪解释”，笔者以为或许这种宪法司法化可以开创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新局面。
一、合宪解释是当前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
“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 法院在适用法律时，离不开解释法律。正如我国台湾地区一位学者所言：“法律在适用的时候，通常都需要解释。所谓解释，就是阐明法律的意义，作为适用于具体事件的一个步骤。法律何以需要解释？主要原因不外有二：（1）因为法律是抽象的规定，虽然以规律社会实际生活为目的，可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时，该事件究竟与何种法律规定相当，而应受其适用，并非当然都是明显的，适用法律的机关首先要探求法律的义蕴，剖析各种法律原则相互间之关系，藉以了解其适用之范围，然后才能作一正确的判断。基此意义，则解释法律实在就是适用法律的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审判机关或执行法律机关欲确定某一抽象法律，应适用某一事件，自然非经过这一过程不可。（2）因为法律是一般的原则，其内容常属固定，在成文法，更须赖正式的文书而为表现，为求明白易晓，所用文字，亦力求简洁，所以很难将各种复杂情况赅括无遗，而社会生活事实，又是变化万千，无从逆料，欲以固定的法则，和有限的法文，来适应变异无穷的事实，当然不免挂漏万，我们适用法律或研究法律，惟有善用推理的方法，才能阐明法律的涵义，因此解释无论在实务及学理上均居于重要地位。” 近些年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开始认识到法院解释法律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
既然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解释法律，那么法院应当如何解释法律？一般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六种：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此外还有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和社会目的的考量的社会学解释。 其中，合宪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合宪解释，是指以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规范来解释法律条文。……如果一个条文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可能时，应当采用合于宪法精神的解释。” 也就是说，“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 “当文义容许多种解释时，而使用历史、体系、目的等观点仍无法作出一个无可置疑的选择时，以最符合宪法精神者为优先”。[10]
显而易见，法院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合宪解释。可以说，法院对法律进行合宪解释，是法院适用法律的应有之义。由此，宪法也应通过合宪解释的方式在法院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得到适用（固然这种适用是间接适用），合宪解释也就应当成为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基本方式和路径。
通过合宪解释的路径使宪法在司法中得到适用，实现我国宪法的初步司法化，在当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这种合宪解释型的宪法司法化与许多学者建议改变现行体制的宪法司法化主张不同，它不要求改变现行体制，而且不与我国现行宪法制度相抵触，甚至它是实施现行宪法、维护现行宪法权威的基本要求。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宪法是“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序言）、“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5条第3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第5条第4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序言）。显然，作为国家机关的各级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理应根据宪法的基本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得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抵触。因此，我们可以说，合宪解释不仅是法院在司法活动中适用法律的自然要求，也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它更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佳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好路径。
其实，德国的所谓“第三人效力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间接效力说”，主张将宪法的精神“放射”到民法规范之中去，即通过依照宪法解释私法的方式而间接适用宪法，与本文所说的“合宪解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11] 只不过它是在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来阐述的。而且，这一理论只解决了在民事诉讼中私人间纠纷的宪法适用问题，无法回答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应否适用宪法的问题。有鉴于此，加上在我们国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未被普遍接受，我们与其借用德国的“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还不如运用“合宪解释理论”来回答宪法在普通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这样更为简单更为直接，更能为人们所接受，也更容易操作。可以说，“合宪解释理论”是目前在理www.flm8.com 论上回答我国宪法司法化路径问题的最佳选择，合宪解释是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宪法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间接适用）的最佳路径。
然而，在过去乃至现在，合宪解释在我国还没有受到重视，甚至完全被忽视。例如，对于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当如何解释法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2004年印发一个“座谈会纪要”，其中指出：“人民法院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有专业上的特殊涵义的，该涵义优先；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涵义。”“人民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当妥善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定和维护法律规定的严肃性，确保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连续性，又要注意与时俱进，注意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刻板僵化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在法律适用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2] 对照前面所述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以及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和社会目的的考量的社会学解释等学术界公认的法律解释的方法，显然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所指出的法律解释方法不够全面，特别是没有提及合宪解释这一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这是一大遗憾。这既有悖于法律解释的一般原理，也违背宪法是最高法的精神以及我国宪法有关“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的具体规定。对此，我们必须尽快予以纠正。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每一起案件适用法律时都应当考虑到宪法，进行合宪解释，依照宪法的基本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