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前沿领域

『壹』 行政法领域好的书籍有哪些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推荐理由：回这是由大答陆一些著名行政法学家共同撰写的行政法学教材，由于每个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里的专家，所以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观点已经成为通说，也是很多学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对于法学本科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具有重要作用。

『贰』 行政法学各主要流派及其比较

行政法学者对于行政法应如何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如何配置双方回当事人答的权利义务，从而形成怎样的法的秩序等问题的主张、观点和理论，通过较长时期的争论和在论争中不断完善、发展，从而逐渐形成的行政法学的各种流派。其中主要的较有影响的流派有三个，即控权论学派、管理论学派和平稳论学派。
控权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控制行政主体的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职权行为的侵害,以建立和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的法的秩序.
管理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任务的法的秩序.
平衡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主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人人利益",以建立维护民主和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的法的秩序.

『叁』 当前的行政学领域前沿研究动态

党要管一切

『肆』 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什么方向好

宪法学方向的理论性强，但是内容不是特别艰涩。就业面窄，除了学术、公专权力机关，属似乎没有别的对口的地方。行政法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内容有些比较艰涩难懂。就业面比宪法学方向宽，但和民商法相比还是很窄。除了学术、公权力机关外，还可以去当律师。有些国企、外企也要学行政法的。

『伍』 三大行政法学流派是什么

一、三大行政法流派 : 控权论学派、平稳论学派、管理论学派。
二、各自的主张和内容：
1、控权版论学权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控制行政主体的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职权行为的侵害,以建立和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的法的秩序。
2、平衡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主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人人利益",以建立维护民主和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的法的秩序。

3、管理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任务的法的秩序。
三、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以及行政相关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行政法学主要研究行政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行政法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行政法的原则、原理和理论体系。

『陆』 目前我国民法领域有哪些前沿问题

民法前沿问题

从各国和我国民法学研究的重点看，近年来民法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

一、公法与私法的关系

目前，我国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公法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民法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环境权的公法与私法保护、公法上的请求权与私法上的请求权、人格权的公法渊源和私法渊源、法律行为中的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物权法定原则中的强制与自由等。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妥善处理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直接对应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模式。国家与社会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生共长、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促进国家的善治。任何一方的力量过小都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既是理论的逻辑，也是人类历史展现的逻辑。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政治冷漠、公共领域淡泊、公民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情况下，尤其应注意这一问题。在我国，不能走强调私法自治而忽视国家作用的极端，也不能因为强调国家的推动作用和主动性而忽视了群众的改革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制度的形成总是社会自组织和国家推动合力的结果。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日趋壮大，吸纳能力增强，这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我国，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常识，但是，公法与私法关系的真正澄清和厘定，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民法学界有学者讨论过德国法关于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倾向，但大多数议论以宏观纵论居多，鞭辟入里、细致精微的微观问题分析较少。在一切部门法学中，民法学应是最擅长微观分析的学科。在公法与私法的两分已经达成共识的学术背景下，我们需要讨论更为细致的公法与私法的关系问题。如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某人被公安机关无端羁押，在决定赔偿数额时，应适用何种法律？如果对这类侵权行为都适用国家赔偿法，那么国家减轻其责任的合法性是什么？民法通则的规定还有什么价值？

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引起公众关注的公法、私法交融的案件，如山东的受教育权被侵害案。对于本案，公法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民法学界相对寂然得多。民法学家研究的是私法问题，是社会的秩序问题，但关注公众事务，似乎也应该是我们的社会担当，也是我们的职业（或许还是一种天职）。

二、大规模侵权、风险与赔偿

在西方，因为技术的有限性和经济效益的驱动，因为产品责任而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相当严重，劳动者和消费者遭受的损害也相当严重。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石棉造成的损害。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确认石棉是一种致癌物质，但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替代材料，石棉在工业生产中仍然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瑞士的ABB公司1990年收购了生产锅炉的CE公司。这一收购将ABB公司带到了亏损的边缘。这是因为CE的锅炉产品使用了含有致癌物质的石棉为隔热材料，10万名接触过这种锅炉的人（不包括CE员工）对ABB提起集体诉讼。过去10年，ABB为此先后支付了8.65亿美元的赔偿，官司却仍未了断。日本的一些健康专家预计，因石棉导致的癌症大潮还没有正式到来，在未来的40年中，日本将有10万人死于石棉引发的各类疾病。美国总统布什在2006年3月的电话讲话中，甚至还专门提到“滥用石棉损害诉讼”，呼吁要改革石棉官司的司法程序。

因为科技、权利意识以及救济技术等原因，中国的石棉损害还远远没有引起索赔风潮。但我国仍是石棉生产国，石棉制品仍被广泛应用。有专家指出，如不及时采取限制措施，石棉将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的极大隐患。目前，我国比较多发的是矽肺，这也是一种较为长期的损害。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矽肺的潜伏期不如石棉损害长。

大规模侵权涉及现代社会的风险分配问题。其各项法律制度的设计也是一个风险分配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晚期工业社会则主要通过反思现代化、技术民主化、全球风险控制体系来控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还参与了掩盖风险真相的活动。风险分配的利益平衡必须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潜在损害发生之前，有关损害的知识几乎都为厂商所掌握，消费者和劳动者可能一无所知。吉登斯依据其对现代国家变迁中知识/符号系统功能的考察，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无法独立做出风险判断。但是，在损害发生后，消费者和劳动者则可能获得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这样，让厂商承担责任就在双方的信息获取能力上达成了一定的平衡。第二，厂商往往因风险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已被豁免了与技术有限性有关的责任，再免除其潜在损害的责任，社会政策上未免失衡。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由于技术的有限性、劳动力的过剩、国家执法能力与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的不足，我国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几乎还处于“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让消费者和劳动者承担经济发展的成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无疑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很多人付出各种代价，成就了一个企业。第三，如果厂商不承担潜在损害的赔偿，可能会造成败德行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初期信用失范的时期。厂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至少可间接促进各种社会保障法以及产品责任法的适用。

大规模侵权还涉及许多问题，如公益诉讼的启动、诉讼时效、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学科来研究，目前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我国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柒』 当前法律专业领域的前沿研究问题有哪些

1.回避制度来的合理性。比较法自上英美法系是陪审团制度，而中国却把回避的决定权给了院长，审判委员会，审判长，容易形成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2.管辖权异议的分歧
3.特免权（这一点证据法上阐述都比较少），但绝对是法律专业的前沿领域。
4.商法的制度价值（和民法中法律行为的区别）
5.传统物权法中关于不当得利的研究（可以参考王建英<不当得利>一书）
6.合同法的漏洞。
等等

『捌』 行政管理学科前沿问题研究

行政管理学前沿和重大问题研究
文章作者：贠 杰 孙彩红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点击:1623
1978年后，行政管理学学科在国内得到恢复、重建和全面发展，学科建设、体系完善和应用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开始触及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视野不断拓宽。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公共管理热点的日益兴起和MPA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广泛开展，行政管理学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其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减缓，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这种蓬勃、繁荣的学科发展环境为行政管理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目前，行政管理学已成为指导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学科。
目前，行政管理学研究已经与政府管理的实践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和研究的进展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的实践也进一步促进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当前，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前沿和重大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及其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及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等领域，以下将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分别加以概括性介绍。
一、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
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有五大取向，即从全能政府向有效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政府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共同管理转变等。另有学者指出，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责任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所形成的“职责同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条块分割矛盾突出等现实问题难以解决的体制性障碍。要解决“职责同构”问题，我们需要按照以下思路重新划分和调整政府的纵向职能：首先，区分公共物品的地方性和全国性，明确提供公共物品者的主体资格；其次，区分地方政府职责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厘清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关系；最后，政府职能的纵向配置，应自上而下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层级递减趋势。
与上述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相联系，是关于“服务型政府”性质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是宪政思想的必然追求，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体现出的政府管理理念，它的提出预示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始终是同时存在的。从政府的社会属性来看，自国家诞生以来的所有政府都是服务型的，根本就不存在“非服务型”政府；从我国的政府管理实践来看，一直以来都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宗旨，因此，将“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模式提出是没有必要的。
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行政改革始终是行政管理研究的重点领域，近五年来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各个层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以及从观念、体制和行为等各个层面对放松规制和强化管理的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等方面。
该领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是对行政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有学者认为，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应进一步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放松管制，努力构建“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行政改革应充分考虑到政治制度和现实国情的差异，当前的改革方向应是谋求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和“有效政府”，而非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
对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创立于计划经济年代，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全面废弃政府对经济的审批管制。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指出，不应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归于计划经济，这种看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把行政审批制度看作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势必会对它持彻底否定态度；而如果认识到许多问题并不是由计划经济造成的，而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我们就会对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分析，这样才能搞清楚应当否定的和应当肯定的因素。
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学术界存在着分权与集权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在目前市场经济不规范，全国性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应加强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进行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改革时，应重点考虑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在决定二者的分权程度时，应重点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分权的力度与速度要与这两个能力的提高成正比，要逐渐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关于公务员制度的研究
公务员制度研究在行政学界是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其研究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公务员制度。200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正式颁布，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概括而言，近两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围绕《公务员法》的制定和实施来展开的，焦点是如何实现公务员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我国公务员的范围、选拔任用、量化考核和激励与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与人事制度创新等制度建设方面。
其中，公务员的范围的确定是一个重点问题。有学者认为，制定公务员法必须合理确定公务员的范围，在我国应当将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和人员都纳入公务员制度进行统一管理。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外的通行做法只是将行政部门列入公务员队伍，政党组织、立法、司法机关一般不作为公务员进行管理，因此，盲目扩大公务员队伍的倾向是向原有“干部”概念的复归，这与近年来进行的干部分类管理的改革方向相悖。
在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方面，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政府雇员制的探究。从2002年吉林省率先推行政府雇员制以来，全国不少地方陆续试行这一做法。随着各地政府“政府雇员制”的试行，对其研究和探讨也不断活跃。有一些学者通过与其他国家政府雇员制度的对比，认为在我国发展政府雇员制度有其现实意义：政府雇员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一种补充，可以促进公务员制度自身的完善，可以解决我国机构改革、稀缺人才资源紧缺、公务员制度健全三者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现行的政府雇员制，事实上就是国家公务员制度所规定的聘任制。由于推行聘任制度的复杂性，存在政府雇员与公务员的关系、职责的分工、传统行政价值理念的冲突等问题，因此要慎重实施“政府雇员制”。
四、关于政府管理方式变革的研究
与政府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相对应，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主要涉及政府运作的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和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等方面。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意见，这个指导性文件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政府政务公开活动的开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政务公开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
政务公开的直接表现为政府信息公开，而信息质量是政务公开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有学者提出了提高政务信息价值的方法和途径：在政务信息价值的时间维度上，应该具备及时性、新颖性；在政务信息价值的内容维度上，应具备准确性、相关性、完整性。还有学者就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矛盾关系展开研究，认为在权利多元化的时代，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时，应遵循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优先、最大限度维护人格尊严等解决途径。
政府管理方式变革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电子政务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电子政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府的创建与推动，为行政权力结构、行政运行方式的变革、政府施政能力的改进，提供了新的空间，并带来了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例如观念的创新、管理模式和制度的创新、政府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的创新，等等。另一类观点则对电子政务的发展持反对意见。这种观点认为，现有的电子政务建设不足以支持电子文件的有效运行、真实可靠和长期可读，而且在政府管理中存在较大的风险。因此，推行电子政务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五、关于政府问责制度的探讨
2003年，在应对“非典”危机中对某些高级行政官员的责任追究甚至罢免，推动了政府问责制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法治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强烈诉求。民主理论为责任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论证和基本的政治架构，法治则是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法律保障。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受到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制等。但是，行政问责还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政府问责制的片面性和不完善性进行了批判。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基本上还停留于行政性操作的范畴，如果要进一步推进责任政府，就必须在技术上完善引咎辞职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安排，并在制度上重视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
对于完善政府问责制度的路径，有学者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建构责任政府的核心问题，应做到政府责任划分的明确化、问责主体职权的明晰化、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化、政府绩效评估的规范化、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制度化，以及公共行政文化变迁的同步化。还有学者认为，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特别要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这些措施构成了健全问责制度较优的路径选择。
六、关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这一领域讨论的重大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政策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体系建设，以及对政策实践的研究上。目前，对加入WTO后对决策模式、政策执行过程、政策评估体系和以制度、过程、方法创新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创新的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热点。
目前，公共政策在研究途径上还存在一些重要分歧。有学者认为，应首先完善公共政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与方法体系，然后再运用规范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公共政策。另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分析目前缺乏统一的范式，因此在实践中应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公共政策，然后再总结规律，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学科体系。关于公共政策创新问题，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创新研究具有异常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前尤其是应通过公开、咨询等各种制度的保障来实现政策程序的改革与创新。另一观点认为，在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体制转轨中，公共政策创新起到了核心操作工具的作用，但是公共政策创新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利益分化和协调、初始政策设计、规则和组织的变换。因此，促使政策创新活动得以实现的主要机制是政策创新触发机制、创新政策扩散机制、政策创新发展机制，等等。
综上所述，近年来行政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国内的专著和论文成果也较为丰富，并且能够及时把握和抓住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领域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突出学术研究与实践相联系和与时俱进的特色精神。在研究途径方面，行政学领域逐步引入了某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数学方法，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该领域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总体上看，虽然行政学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范围有所拓展，研究的问题也比较多，但是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上，缺乏根本性的突破，简单、重复性研究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研究方法上，目前虽然开始注重实证研究，但是一般性的、浮浅的规范性研究仍占相当大的比重，有分量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辨析，对于如何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等等。

『玖』 行政法学界著名学者

姜明安、莫于川、马怀德、杨建顺、胡建淼、杨海坤

『拾』 求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案例

我的行政法作业，刚刚做完的，呵呵

题目1：王某（高中学历），通过假造大专文凭取得中山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资格，并通过考试。之后王某完成学业并已工作两年。毕业9年后因人举报其大专文凭为假冒，中山大学撤销其硕士文凭。王某以中山大学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问：1、分析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的行为的性质；2、你认为诉讼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

答：

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的行为的性质分析：

首先，关于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这一行为的性质，我认为应该是行政行为。我国学界对于行政行为的定义有许多学说，其中的通说“公法行为说”这样定义行政行为：“所谓行政行为是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运用行政权力针对相对人作出的，具有法律效果并且表示于外部的法律行为。”[①]中山大学是我国的公立学校，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授权，取得行政主体资格；其次，中山大学做出的撤销学位的行为，是经过行政法规授权的行政行为；再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②]，中山大学与王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最后，中山大学所做这一行为起到了撤销王某学历的行政法上的效果。故而中山大学撤销王某硕士学历这一行为是行政行为。

其次，关于中山大学撤销王某学位这一行为是属何种行政行为，我认为是针对错误行政行为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权作用对行政违法所造成的后果予以弥补和恢复，目的是使被违法行为破坏的法律关系或行政秩序恢复到原有状态。具体而言，是指行政主体恢复或责令相对人恢复被非法破坏的行政法律关系或行政状态，如对已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撤销或认定无效，以及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赔偿损失或返还财产等。所以，本案件中中山大学撤销学位的行为就属这一类。但中山大学的这一行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行政惩罚行为，因为王某因这一行为得到了“惩罚”。然而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包括（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中山大学的行为不属前六种行为，也不属于第七种行为，因为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关于撤销学位的行政惩罚方式。

综上，中山大学撤销王某硕士学位的这一行为的性质是针对错误行政行为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行为。

我认为合理的诉讼结果：

我认为，法院应该判定王某胜诉，中山大学重新确认给王某颁发的硕士学位有效。

因为首先，中山大学不能对王某作出撤销其学位证书的处理。《高等教育法》第19条第2款关于报考人资格，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标准--学历标准，即只要是本科毕业生均可报考硕士研究生。这主要考虑到非本科毕业生一般不具备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所必须的知识和能力，倘若允许其报考并接受研究生教育，会造成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高等教育法》又规定了只要达到与本科毕业生具有相同学问的人或者说与其有同等学力者，均可报考硕士研究生，不论其学历如何。王某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顺利通过并完成学业，足以证明其与本科毕业生有同等的学力。中山大学这一做法违反了《高等教育法》的立法意图。并且，中山大学所作的这一行为是依据《学位条例》的规定，其法律效果作用于王某的受教育权。而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必须由法律规定，而《学位条例》是行政法规。中山大学的这一行为有违法律保留原则。

其次，中山大学没有必要对王某作出撤销其学位证书的处理。因为即使认定中山大学录取王某和王某获得入学资格、学位证书的行为是错误的，但由于王某在报考研究生时的诈欺行为，致使中山大学对其作出了授益行政行为--录取行为，使其获得了入学资格并取得了学籍。如果说在录取行为发生时，在王某刚入学或刚获得学籍时，王某的学问没有达到大专或与本科毕业生相同程度的话，那么，当王某入学后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努力学习，最终获得研究生毕业证书之时，王某的学问已经超过大专、本科而达到硕士研究生教育所要求的学业标准。这时，其先前产生的错误已不存在。

所以，法院应判决中山大学撤销王某学位的行为无效。

题目2：武汉足球队“光谷建设”因故被中国足协开除，对此不服，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诉讼。问：行业协会（NGO）可不可以作为行政被告，应如何起诉？

答：

行业协会（NGO）可不可以作为行政被告？

在我国，行业协会是近些年来开始得到迅速发展的。在中世纪的欧洲，行会章程是作为极为重要的法律渊源得到适用的。关于行业协会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被告，首先需要认定其是否有行政主体资格。我认为，中国足协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得到了法律的授权，可以作为行政被告。我国《体育法》第31条第三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并且，中国足协与武汉足球队的关系是行政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对武汉足球队做出的行为是属行政处罚行为。而学理上对此有这样认定：“由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③] 综上，此案件中，中国足协是可以作为行政被告的。

应如何起诉？

如上所述，中国足协可以作为行政被告，就应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法院判决中国足协撤销其开除武汉足球队的行政处罚。

注：有人认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56条规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并且《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委员会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受到处分的会员可以并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由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为最终裁决。所以武汉足球队不能向法院提起。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武汉足球队加入了中国足协，接受了《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委员会章程》，要受到其约束。但是此时武汉足球队已经被开除，不再受这两部章程的约束；而且这两部章程中的上述规定违反了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依据两部章程认为武汉足球队不能对中国足协提起行政诉讼的说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