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迈耶对中国行政法影响

Ⅰ 行政法的问题。

请参考以下文章：

今天在阅读叶坚学者所写的“关于行政行为的几个问题的界定”一文，认为其对“行政事实行为”的这一概念产生了误解。其引用方世荣教授所说的“所以没有必要采用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这样的二分法，现有的所谓事实行为完全可以为行政行为所涵盖。行政事实行为是一个内涵很不确切的词语，应予废弃。” 对于行政行为这一概念的认识，最早出现在法国行政法学，直到1895年，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教授在其论述德国行政法的鸿篇巨著中把行政行为权威性的定义为：行政行为是关于“个别的条件下决定某个权利主体的权威性宣告”。[1]此后，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成为各国行政法学的一个核心范畴。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行政行为是指“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或个人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并且分析出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无偿性、强制性的法律特征。[2]从这一定义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将行政行为理解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而就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而言，是指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其所对应的范畴应是“非法律行为”，如纯粹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宗教行为等。[3]这样看来，法律行为并非对应的是事实行为。而事实行为被认定为是法律行为中的一种非意思表示行为，是指非经行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于某种事实状态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如民法上的先占、遗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发现等。[4]从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法律行为则是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那么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事实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行政事实行为和事实行为是否是同一概念呢？根据学者们的考察和研究，行政事实行为这一概念最早是从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耶律纳克所提出的“单纯公权力行政”一词所演变而来的。所谓“单纯公权力行政”是指“类似市政有关的都市房屋、街道、公园、水库等的建筑，及其他技术方面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用文字发行的‘指导’文件，如公安为避免车祸所发行宣导交通安全之别针、小册子，以及社会服务性的工作指南、民众 调解与法律咨询的说明书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行为。”[5]对于行政事实行为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分析和理解，中外行政法学界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代表的观点有：德国法学家毛雷尔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某种事实结果而不是法律后果的所有行政措施。[6]著名的印度公法学者赛夫教授在其著作中将行政事实行为表述为“是旨在产生事实上结果而不是法律结果的行为”，这一点与毛雷尔的认识是相同的。继而他又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行政机关的其他法律行为均属于行政事实行为。[7]针对其这种理解，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行政行为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这是由行政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与行政事实行为不会产生法律后果而是事实结果相比较，与其所称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认识产生了矛盾，因为法律后果与事实结果应是一对相对应的范畴，它们之间不存在隶属性。因而行政行为当然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但是，无论学者们对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关系如何认定，对行政事实行为法律属性和特征的认定是明确的，即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职权所实施的一种行为，具有行政性的特点，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再者，就目前各国的立法例当中，都表明行政事实行为不会产生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它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仍可能产生实际上的损害。经过上述对行政事实行为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行政事实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从事实行为这一法理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而其表现出自身产生的基础和独特的法律意义，其实二者是两个不具有同质性的概念。就行政事实行为而言，根据其性质和特征，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补充性行政事实行为、即时性行政事实行为、建议性行政事实行为和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

Ⅱ 法律保留原则的简介

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规定的行政主体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为。 宪法保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另外一种是宪法本身的保留。
法律保留也被称为特别保留，是相对于一般保留而言的。所谓特别保留是指宪法规定将某些事项交由民意代表机关来制定，而其他国家机关均无权制定。特别保留的对象主要是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的限制、国家机构的组成等规定，之所以认为是“特别的”，原因在于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往往是个别的、零散的，缺乏统一性和普遍性。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法律保留原本是行政法上的原则，主要由行政法来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宪法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宪法的专门规定，这就产生了宪法上规定的特别保留能否取代行政法的一般保留的问题。答案如为肯定，则表示法律保留仅以宪法规定的为限，由此传统上有关法律保留范围的争议就可以划上句号；答案如为否定，则表示宪法所列举的保留只是一般保留在宪法上的部分落实，宪法列举之外的事项仍有适用一般保留的可能。对此，笔者倾向于否定说。作为与一般保留相对应的宪法保留，实际上等同于我们后面要讲的“国会保留”或“绝对保留”，从而属于法律保留的一种。
另一种意义的宪法保留是指由宪法来专门规定某些事项，其他国家机关，甚至民意代表机关也不得进行规定。这种类型的宪法保留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带有绝对性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上。
一般认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是宪法保留的典型。该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利。这种类型的宪法保留立基于基本权利的绝对保障，体现了对立法者的立法禁止，与旨在界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法律保留的目的不同。所以，不应认为属于法律保留的一种，也就是说，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并不包括宪法在内。 所谓行政保留是指受宪法保障的行政自主地位。虽然法律保留和行政保留都旨在维护立法与行政分立的原则，但法律保留强调行政对立法的服从，而行政保留则强调立法对行政的尊重。
行政保留的典型是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列举了国会立法的范围。第37条规定，凡在第34条列举范围之外的事项都属于条例的范围。第34条还在列举属于法律范围内的事项时，规定其中某些事项法律只能规定原则，原则之外就属于条例的范围。法国政府制定条例的权力不仅范围广，而且有确定的保障。第61条更规定，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如果超出了第34条列举事项，因而侵犯了属于条例的权限时，政府可以请求宪法委员会宣告法律违宪。
行政保留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般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才允许有行政保留的存在，否则，在立法机关由选民选举产生，行政机关由委任产生的情况下，既然行政机关的民主性弱于立法机关，那么，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下，行政机关只能是处于服从立法、执行立法的“传动带”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保留只在采用总统制、半总统制的美国和法国才有探讨的可能的原因。
当然，随着行政权与立法权地位的消长，传统的强调行政服从立法已转向强调行政与立法的均衡，甚至相互尊重。也就是说，行政有其独立的价值，行政的功能无法为其他权力所取代。这种功能结构取向的权力分立原则导致行政保留实际上广泛存在。
据台湾学者廖元豪的列举，下列事项一般属于行政保留的范围：
（1）国家对外事务；
（2）军事事务；
（3）高级或重要官员的任免；
（4）执行法律。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为何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首先是指实定法，与超实定的法不同。奥托·迈耶最早提出依法律行政原则时，将其中的法律仅限于国会通过的、实定的法律，但是，随着二战后，实质法治国理论的兴起，实定法必须受超实定的法的约束，尤其是在缺乏实定法的前提下，行政还必须服从于超实定的法，这种超实定的法，比如宪法精神、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等等，从而使“依法律行政”走向“依法行政”。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受法律和法的拘束。这里的“法律”与“法”的区分就反映了“依法行政”的思想。但是，笔者认为，超实定的法对行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优先原则中，当代的法律优先原则要求，行政不仅不能违反实定的法，而且也不能违反超实定的法。但是，法律保留原则本身要求行政必须在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后才能行为，而这里的明确授权只可能来自实定法，而不可能是超实定的法。如果认为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包含超实定的法，则本身与授权明确性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惟有学者进而认为，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仅指民意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即国会法律，笔者对此表示异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认行政立法的存在。笔者认为：
首先，行政立法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国会立法的不足。比如：
（1）民意代表囿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对某些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不如行政机关熟悉；
（2）基于时间因素的考虑，通常国会仅在法律中作原则性的规定，至于技术性、细节性的问题则委任行政机关来完成；
（3）行政立法的程序不如法律制定的三读程序繁复，较能保证实效，从而对社会生活环境作出迅速的反应；
（4）行政机关更能熟悉地方上的特殊需要，授权行政机关立法能收到因地制宜的效果。
基于上述原因，行政立法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次，否认行政立法存在的理由主要是担心行政立法会破坏传统的权力分立原则和民主原则，这种担心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然而，现代法学也产生了控制行政立法的诸多手段，最典型的如授权明确性原则，即行政立法必须在国会的明确授权下才能进行，行政立法相对于国会立法处于执行、补充的地位，从而防止民主正当性不如国会的行政机关恣意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再次，在授权明确性原则的指导下，即行政立法的目的、范围、内容均由国会作首次判断的情况下，行政立法无异于对国会立法的具体化，其内容本身相对于行政而言具有重要性，至于哪些事务可以授权行政立法，哪些事务必须由国会自己来立法，已属于立法内部的权限划分。正是基于行政立法的出现，法律保留才有了绝对保留（国会保留）和相对保留（授权行政立法保留）的二分。
另外，关于地方自治立法是否属于法律保留中“法律”的范围。笔者认为，地方自治立法不宜列入法律保留的讨论范围，原因在于，地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虽然需要地方自治立法上的依据，但地方自治立法究竟可以规定哪些内容，这关系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而这属于垂直方向的权力分立问题，与主要关注水平方向的权力分立的法律保留的性质不同。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地方自治立法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述立法均不包含在法律保留中“法律”的范围内。

Ⅲ 立法原则，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的关系

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规定的行政主体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为。
法律保留与宪法保留
宪法保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另外一种是宪法本身的保留。
法律保留也被称为特别保留，是相对于一般保留而言的。所谓特别保留是指宪法规定将某些事项交由民意代表机关来制定，而其他国家机关均无权制定。特别保留的对象主要是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的限制、国家机构的组成等规定，之所以认为是“特别的”，原因在于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往往是个别的、零散的，缺乏统一性和普遍性。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法律保留原本是行政法上的原则，主要由行政法来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宪法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宪法的专门规定，这就产生了宪法上规定的特别保留能否取代行政法的一般保留的问题。答案如为肯定，则表示法律保留仅以宪法规定的为限，由此传统上有关法律保留范围的争议就可以划上句号；答案如为否定，则表示宪法所列举的保留只是一般保留在宪法上的部分落实，宪法列举之外的事项仍有适用一般保留的可能。对此，笔者倾向于否定说。作为与一般保留相对应的宪法保留，实际上等同于我们后面要讲的“国会保留”或“绝对保留”，从而属于法律保留的一种。
另一种意义的宪法保留是指由宪法来专门规定某些事项，其他国家机关，甚至民意代表机关也不得进行规定。这种类型的宪法保留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带有绝对性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上。
一般认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是宪法保留的典型。该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利。这种类型的宪法保留立基于基本权利的绝对保障，体现了对立法者的立法禁止，与旨在界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法律保留的目的不同。所以，不应认为属于法律保留的一种，也就是说，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并不包括宪法在内。
法律保留与行政保留
所谓行政保留是指受宪法保障的行政自主地位。虽然法律保留和行政保留都旨在维护立法与行政分立的原则，但法律保留强调行政对立法的服从，而行政保留则强调立法对行政的尊重。
行政保留的典型是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列举了国会立法的范围。第37条规定，凡在第34条列举范围之外的事项都属于条例的范围。第34条还在列举属于法律范围内的事项时，规定其中某些事项法律只能规定原则，原则之外就属于条例的范围。法国政府制定条例的权力不仅范围广，而且有确定的保障。第61条更规定，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如果超出了第34条列举事项，因而侵犯了属于条例的权限时，政府可以请求宪法委员会宣告法律违宪。
行政保留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般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才允许有行政保留的存在，否则，在立法机关由选民选举产生，行政机关由委任产生的情况下，既然行政机关的民主性弱于立法机关，那么，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下，行政机关只能是处于服从立法、执行立法的“传动带”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保留只在采用总统制、半总统制的美国和法国才有探讨的可能的原因。
当然，随着行政权与立法权地位的消长，传统的强调行政服从立法已转向强调行政与立法的均衡，甚至相互尊重。也就是说，行政有其独立的价值，行政的功能无法为其他权力所取代。这种功能结构取向的权力分立原则导致行政保留实际上广泛存在。
据台湾学者廖元豪的列举，下列事项一般属于行政保留的范围：
（1）国家对外事务；
（2）军事事务；
（3）高级或重要官员的任免；
（4）执行法律。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为何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首先是指实定法，与超实定的法不同。奥托·迈耶最早提出依法律行政原则时，将其中的法律仅限于国会通过的、实定的法律，但是，随着二战后，实质法治国理论的兴起，实定法必须受超实定的法的约束，尤其是在缺乏实定法的前提下，行政还必须服从于超实定的法，这种超实定的法，比如宪法精神、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等等，从而使“依法律行政”走向“依法行政”。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受法律和法的拘束。这里的“法律”与“法”的区分就反映了“依法行政”的思想。但是，笔者认为，超实定的法对行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优先原则中，当代的法律优先原则要求，行政不仅不能违反实定的法，而且也不能违反超实定的法。但是，法律保留原则本身要求行政必须在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后才能行为，而这里的明确授权只可能来自实定法，而不可能是超实定的法。如果认为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包含超实定的法，则本身与授权明确性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Ⅳ 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的区别

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上一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下一层次法律规范。
原则要求：在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已有规定的情况下，下一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上一位阶的法律规范抵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没有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作了规定的，一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就该事项作出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就必须服从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实践中，若是法律、法规、规章均对某事项作了规定，法规、规章与法律不一致的，适用的顺序依次是法律、法规、规章。这是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法律的优先适用原则包括基本法优于部门法；部门法优于地方法；新法优于旧法。
法律保留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初，最早提出该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根据迈耶的经典定义，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质上决定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从而也决定着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规定的行政主体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为。
区别：
首先，法律保留原则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与法律规范相一致，不得与之相违背。相比之下，法律优先原则只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背法律，至于法律没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行为能不能作出，法律优先原则并不过问；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则则相反，它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作出，法律没规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得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则要比法律优先原则的要求更高，如果说法律优先原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消极要求的话，那么法律保留原则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积极要求。
而且虽然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都是行政主体必须遵循的，但更能体现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则。因为法律优先原则仅要求任何行为不得与法律相违背，其实这不仅是对行政主体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法治社会中任何一个主体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话，那么它也应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所以与其称其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不如称其为法治的基本原则更准确。但法律保留原则就不同了，它针对行政主体，且只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领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这种只钟情于行政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才真正称得上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并不仅限于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法律保留原则的实质是使行政权在立法权的监控之中，以实现“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应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观念，政府职能较少，因而代议立法完全能适应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复杂多变的管理对象、日益专业化的行政技术以及行政效率的内在要求，都使得代议立法再也无法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属于自身的立法权授予行政主体来行使，一旦行政主体获得这种授权后，它们也就成了立法主体，而它们按照授权所定之规则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仅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也纳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体既是立法主体，又是执法主体，这不就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所追求的以立法权（民意）监控制约行政权的基本精神吗？其实不然，虽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体也有了立法权，一定程度上确实削弱了代议机关对它的监控和制约。但我们必须看到行政立法的产生和存在并不是为了取代代议立法，而仅仅是为了代议立法的补充和完善。再则，行政立法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必须事先得到代议机关的授权，并在其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还是始终处在代议机关（民意）的监控制约之中，并无任何摆脱。所以，把行政立法纳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并没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它的基本精神，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已。

Ⅳ 法律优先原则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优先”一词，源自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之首创，他认为，法律为国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强者。到目前为止，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论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时，也大都把法律优先作为其中的一项。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法律优先的含义相当宽泛。法律优先（法律优位）这一概念被引人我国行政法学时，多数学者则将其内涵相对限制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认为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优先于行政立法，即强调法律对于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法律优先原则还应包括司法活动优先于其他活动，以体现社会对法律的遵从和敬畏。对于一个公民。但参与司法活动和其他活动出现时间冲突时，应当优先参与司法活动，使司法活动得到优先的保障。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引入法律优先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象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那样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广义上的法律优先一词，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义。而目前，我国行政法学明确而公认的概念——“职权法定”已经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层涵义，即“任何行政都必须具有法定依据，而不得与之相违反”。只是作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关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来表述。法律优先一词则能够准确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
同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法律优先一词，也表明在这里，“法律”仅限于狭义上，即仅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与其字面含义相一致。并且，德、日学者所使用的法律优先一词，只是说“行政”是广义上的，即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活动，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则仅限于狭义上使用。因此，将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限定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是适当的。这样，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一起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共同说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进而与职权法定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定原则或者依法行政原则的完整内容。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于行政立法几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优先实质上强调的是法律的位阶体系。所谓法律位阶，是指“一部法律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纵向地位。”
在我国，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居于立法活动的主导与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依据和基础。行政立法为从属性立法，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保留之外的立法，并要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法律优先原则作为法律位阶的行政立法中具体作用的客观要求，在强调国家立法权限与行政立法权限划分的同时，侧重于要求低位阶法律规范的制定必须以高位阶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并不得与之相抵触。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又可具体导出“根据（法律）”和“不相抵触”两个派生性原则：
一是“根据（法律）”原则。该原则是指行政立法应服从法律位阶的要求，以上位法作为行政立法的根据。“根据（法律）”原则理清了立法权在不同地位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划分标准，保障了国家立法体系的统一性和有序性，同时也是对行政立法内容的一种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规定，符合内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触”原则。所谓“不抵触”，是指在法律位阶的层级结构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律相冲突，凡有冲突应以上位阶的法律为准绳。与“根据（法律）”原则相比，“不抵触”原则主要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而进行行政立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其立法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悖。

Ⅵ 法国布朗格案件大致情况与对中国行政法的启示

这个案件的直接意义是确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在管辖权划分上的一个新的标准,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它确立了新的“公务”行政观念。同时它宣布放弃传统的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论,明确承认了国家的赔偿责任

Ⅶ 中国人和美国人对行政法的看法相同之处

相同之处就是我们必须执行已经成文了的法律,美国人更注重人权,法律都内是以人权被基本拟定的容,而中国的行政法是完全按照权利拟定的,看起来严丝合缝,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法律的严密性,导致出现问题,互相推脱责任,但是在美国,三个执法部门,都是分别独立的,主要的区别,就在人权问题上,在中国,你找不到民主选举的国民主席,在中国,在美国.历届都是选举出来的,虽然里面有着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但是美国非常注重人权,而在我们华夏儿女身上,有的只是历史悠久的帝王制度,和所谓的现在的和谐社会,说白了,就是美国的执政党,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我们的都是谁的权威大,就可以延续下去!

Ⅷ 行政法领域好的书籍有哪些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推荐理由：回这是由大答陆一些著名行政法学家共同撰写的行政法学教材，由于每个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里的专家，所以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观点已经成为通说，也是很多学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对于法学本科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具有重要作用。

Ⅸ 加入WTO对中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奉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以及加入，必将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相整合的问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中国自身法律体系与国际的接轨，不仅仅发生于有关国际贸易与投资等领域。事实上，中国国内的公法制度，即宪法和行政法制度，不仅构成法治之实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WTO自由贸易理念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落实具有关键性意义。特别是作为国内公法的行政法制度，更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管理规范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法治和WTO的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公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WTO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改革的若干突出问题
（1）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相关问题
从行政法角度来说，地方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的规定，制定特殊的保护性规则。
第二，为保护本地区利益而进行的行政干预。
第三，在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中，还存在着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使用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相关的法律与管制政策，例如许可制度、价格、税收优惠制度等等，都与其他地区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
第四，司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2）法律与政策的统一实施问题
（3）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
（4）规章制定和法律实施中的透明度问题
（5）行政管制机构的中立性问题
（6）对行政行为的复议和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