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和背景

Ⅰ 简述法律公开化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历史背景: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帝国回主义签订了丧权答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获取了领事裁判权，使清政府的司法主权遭到践踏。1900年到1911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被迫进行自上而下的修律变革。

影响:清政府在20世纪初进行的大规模修律活动，虽然是在外来压迫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局限性，但也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1.清末变法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传统格局开始被打破。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

2.清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通过清末大规模的立法，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对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3.清末变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

4.清末变法修律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Mr.emily

Ⅱ 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原因是什么

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原因就是法律事实。它包括诉讼行为和诉讼事件两大类。

1、诉讼事件

诉讼事件，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诉讼上一定法律后果的客观情况。它是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重要原因。不同的诉讼事件将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

2、诉讼行为

（1）诉讼行为，是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所实施的，能够引起诉讼上一定法律后果的各种活动。它是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主要原因。

（2）诉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表现形式。诉讼行为不仅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合法行为，是指实施了民事诉讼法所允许或者所要求实施的行为。违法行为，则是指实施了民事诉讼法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实施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行为。

（3）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其诉讼行为的性质、作用和特点也有所不同。

(2)新中国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和背景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民事诉讼当事人始终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原告人起诉状经法院审查认为合格后，法院应当受理原告人的起诉状，于是，原告与法院之间发生了一种社会关系；人民法院受理原告的诉状后，必须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被告收到起诉书副本后一般要向法院提交答辨状，于是，被告与法院发生了一种社会关系。由于这种社会关系是发生在民事诉讼之中的，所以，它应当受到而且也不能不受到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调整。

第二，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发生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法院是主体之一，在法院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发生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之中，法院也是主体之一。是法院传令全体诉讼参与人依次为诉讼行为，是法院敦促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第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多面系列联系。所谓“多面”是指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法院与第三人、法院与证人、法院与鉴定人、法院与勘验人、法院与翻译人员等“面”结成的关系分别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鸡冠区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消灭原因》

网络—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Ⅲ 新中国建立的主要历史背景是

D根据排除法可得：西藏和平解放是1951年故B错,而大范围的土地改革是在1952年故C错，1919年五四运动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故A错

Ⅳ 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意义是什么

一、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主要从三个方面解决申诉难问题：

1、再审事由从5项具体化为13项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项可以申请再审的事由，现在把这5项具体化为13项再加一款，使事项更加具体化了，老百姓更加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申诉。

2、申请再审应向上级法院提出

把原审法院判错了的案子再交给原审法院来审查、纠错，显然会使当事人对其行为的公正性提出质疑。有鉴于此，这次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申请再审只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这样既可以避免多头申诉、重复申诉，又可以保障人民法院能够公平地审理案件。

3、明确规定接受抗诉法院再审期限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由于规定了这个审查期间，就避免了现在存在的当事人反复申诉，很多申诉石沉大海的情况。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申诉必须在三个月内给当事人一个答复，是否进入再审程序。

4、检察院抗诉民事案件法院必须在30日内再审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则把原来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检察院可以提请抗诉的4项情形具体划分为13项，加上另外一款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收到检察院的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必须裁定再审。从而有效避免检察院虽然提起抗诉，但是由于没有期间的规定，抗诉进入再审程序时间会拖得比较长的情况发生。

二、在执行程序方面，这次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从以下几方面解决执行难问题：

5、增加了立即执行制度

根据修改前的民诉法规定，执行人员只有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后方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这一条存在重大的纰漏，有的被执行人接到执行通知以后，就转移隐匿财产，执行通知书反而成为“转移隐匿财产通知书”，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扰乱了社会秩序。有鉴如此，新的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就有效避免了上述恶性行为的发生。

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新增了“立即执行”的制度。即“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执行措施”。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先通知执行，如果被执行人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可能的可以不经通知直接采取执行措施。解决了实践中，发出执行通知以后，有的被执行人接到通知以就转移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问题。

6、增加财产报告制度

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财产报告制度。尽管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有的地方法院会向被执行人发“限期申报财产通知书”，但因为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这一制度，经常有一些有财产的“老赖”对其置之不理，故意拖延不履行，严重影响了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如果他提供虚假报告或者拒绝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和拘留，保证了执行。

7、加大了执行威慑机制

修改前的民诉法中，尽管规定了一定的处罚措施，但是由于可操作性差，处罚措施又少，发挥不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有些被执行人善于钻法律的漏洞，在债务不履行的情况下，照旧进行高消费、投资，贷款而没受到多大的惩罚，给执行工作带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次新诉讼法填补了这项漏洞，建立了联动机制，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单位限制被执行人出境，人们法院也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同时可以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人的信息。通过这三方面的措施，形成社会上的监督来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8、提高了对不履行判决、裁定的罚款数额

以前被执行人或协助执行人之所以有恃无恐地拖延执行甚至拒绝执行，从很大程度上和执行的处罚力度过小有关，过小的处罚力度对于他们来说构不成多大的威胁，比如修改前的民诉法规定，协助执行单位拒不协助的最高处罚数额3万，这对于有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单位算不了什么，所以他们可以宁愿挨罚，也不协助。新的民诉法提高了处罚数额，规定对个人的罚款数额最高可达1万，对单位的罚款数额最高可达三十万元。最高罚款数额是原来的十倍，对于那些人来说，是不小的经济负担，可以有效遏制一些拒不履行者。

9、增加规定了执行异议

针对执行过程中有的执行人员执法不严格、行为不规范的情况，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执行异议。也就是说，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如果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促使人民法院尽早地督促执行。

10、超过6个月不执行，当事人可申请更换执行法院

针对一些执行案件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干扰，长期得不到执行的情况，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之日起超过6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由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11、延长了申请执行的期间

原来民诉法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如果双方是法人的，规定是半年，涉及到个人的，执行期间是一年，执行期间很短。这样使得被执行人存在侥幸，只要拖过这个期间，财产就不被执行。我们这次延长了执行期间，《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而且申请执行的期间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三、删除了第十九章的企业破产清算程序

除了对申诉和执行的修改，重大的修改就是删除了第十九章的企业破产清算程序。08年4月1日后的企业破产清算案件只需要适用《企业破产法》，不再适用《民事诉讼法》。

Ⅳ 为什么又通过一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而不直接修改新的民事诉讼法

你不了解何为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对现行法律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规定，是在现行法律的构架内的。并非改变现行法律。

Ⅵ 新中国的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军仓皇实施总退却。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展开追歼，23日占领南京，内宣告了容历时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南京解放后，各路解放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追歼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中华民族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Ⅶ 法律效力冲突含义及产生原因

一、含义
(一) 法律冲突的含义
通常而言，法律冲突只是社会冲突的变种。目前而言，法律冲突本身有三种含义：
第一，它指国内的法律和法规同该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第二，它指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外国法的规定与本国法的规定相抵触或不一致;
第三，它指一国拥有立法权的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和法规在基本原则和内容方面做出不同的乃至相反规定，导致它们相互抵触或不一致。 本文所要探讨的法律冲突正是指第三种含义上的法律冲突。
(二)法律冲突的表现
1、 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同宪法的冲突
作为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根本大法，宪法至上就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根据现行宪法，最高人民法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意味着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在我国，宪法也是由全国人大修改的，本来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设计，可以保证二者的一致，但从现实生活而言，二者冲突的情形不仅存在着可能性，而且不可避免。
2、 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
依照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同上位法相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同法律相冲突;(2)地方性法规、规章同行政法规相冲突;(3)地方政府和较大市政府的规章相冲突;(4)本行政区域内较大市政府的规章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相冲突。
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下位法应依上位法为立法依据，不得违反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亦即地方各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主体在行使权力时要遵循不抵触原则。所谓不抵触原则，就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其他制定主体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法规，但不得与宪法、法律等上位法相冲突。但在实践中，常常因为观念的不同、理解的差异、利益的驱使，出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况。
3、 同位法之间的冲突
同位法之间的冲突是指法律效力等级相同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常常有以下几种情形;(1)法律同法律之间的冲突;(2)区域间的地方性法律、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之间的冲突;(3)法律解释之间的冲突。
仅就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而言，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程序法规范与实体法规范之间的冲突。这主要是指二者规定不一致或者不衔接的情况。通常而言，实体法是指以规定和确认权利或职权和职责为主的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程序法是指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或职权和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立法程序法等等。 正因为这层关系，程序法规范和实体法规范应当高度协调统一，但就目前而言，两者之间又确实存在着不衔接甚至冲突的情况。例如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修订并公布，而刑事诉讼法却是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正并公布。由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早于刑法，二者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诸如诉讼程序的设置：刑法修订后增加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设置却还是一片空白。因此，二则在适用上会出现冲突。
第二、新法和旧法、普通法和特殊法之间的冲突。如1999年新颁布的合同法与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的冲突。
上述这些法律冲突的情形既有合理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合理的法律冲突两种。其中，合理的法律冲突是在现行法律范围内允许存在的。但不合理的法律冲突这主要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违背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冲突。
二、法律冲突的成因
如果法律相互打架，造成法而无信，它给社会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混乱，它会损害法律本身的信誉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我国的法治社会难以建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内部原因
立法体制是关于立法权、立法权运行的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有关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是特色甚浓的立法体制。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它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统一领导，国务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地方行使一定的权力，是其突出的特征。
中国的这种立法体制有着深刻的国情根据和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存在着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国家法律，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分别制定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一般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由此存在着效力等级的差别。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其产生的根源所在：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问题。《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订宪法;(二)监督宪法的实施;(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其他的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宏观上的，并不明确，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并且目前法律解释日益增多，其与法律之间的效力等级、适用问题就更让人“雾里看花”，琢磨不透了。
2、“多类结合方式”产生的法律矛盾。各种法律、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在类别上存在区别，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既是地方规范性文件，同时又与其他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立法依据、权限范围和表现形式方面有着诸多不同，把他们划入同样的效力等级，也会产生一些法律冲突。
(二)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包括两部分：
1、社会原因。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建立全国性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 必定要求和引起法律和习惯的变化，最终要求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尽管目标已经明确，但中国法治却不能仅仅按照理论上论证的那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或者外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建立。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治，而是一种从整体上最大程度的减少总成本，促进交换发生和发展、促进财富配置最优化的规则和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法律和大量的习惯惯例。 在体制转型中，这种巨大的、根本性的变革必然会引起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修改、废止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又要加速制订能促进、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并使之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但现状是，由于不能及时对法律加以修订、废止和清理，因而出现大量新法与旧法、普通法和程序法之间的冲突
2、经济利益的驱动。经济利益多元化，为了局部和地方私利而产生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是产生法律冲突的经济根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冲突加剧，不同的经济利益产生不同的立法需求。而立法需求在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和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立法混乱，使法律冲突加剧。利益的多元化使立法利益的含量越来越高，法律背后是经济利益，许多法律的冲突实际是经济利益之争。 由于存在着大量由部门和地方利益所驱动产生的立法，严重影响了我国立法的权威性、科学性和法制统一性。
(三)认识根源
产生法律冲突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人们对法律理解和解释的差异。法律绝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做出何谓善法，何谓正当的规定。人之个性的差异，人之活动的多样性，人类事物无休止的变化，使得人们无论拥有什么技术都无法制定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绝对适用于各种问题的规则。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由于每个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不同，教育程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反映在法律中就产生了冲突。

Ⅷ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Ⅸ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的内容

民事诉讼法修正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4号公布施行。现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 一、目录 1、修正后的诉讼法删除了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其他未改动。 二、审判监督程序 2、第一百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3、第一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非法词被屏蔽]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名师云集,助你一次通过08司考的辅导方案 /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 为便于掌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原条文的修改情况，特整理出来与大家共同学习： 一、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原条文：“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二、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原条文：“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 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三、第一百七十八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原条文：“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四、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一百七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原条文共两款，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 本条为新增加。 六、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改为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原条文为：“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七、第一百八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原条文为：“第一百八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八、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七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原条文为：“第一百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九、第一百八十六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